改革开放35年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35年发展历程（精选6篇）

篇1：改革开放35年发展历程

中国教育事业３０年改革开放发展历程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句让中国百姓心里感动、切身感受的话，正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写照。

改革开放３０年，是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３０年，是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国民素质显著提高的３０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３０年，是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显著加强、更多惠及困难群体的３０年。

１９７７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得以恢复。当年，全国５７０万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沉积多年的求知热情如火山喷发，中国社会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春潮，为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注入活力

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１．２８亿，录取人数约５３８６万，其中，１９９９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至２００８年的录取人数约４０１０万，１０年间录取人数占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录取总数的７５％。

从１９８６年颁布义务教育法起，经过１０多年奋斗，中国终于在２０００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超过８５％，２００７年进一步扩大到９９％，跻身于免费义务教育水平较高国家行列。２００７年，普通高中在校生、幼儿园（含学前班）在园学生数量、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３０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共为国家输送了１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专门人才。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驶入快车道。２００７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总量突破８００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已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３０年来，各级各类教育的飞速发展，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各种急需的人才，提升了我国国民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教育公平的理念传遍神州大地

２００３年开始，“远程教育”这项重大工程覆盖了中西部３６万所农村中小学，丰富了１亿多农村中小学生的精神世界。

２００４年，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正式启动。中央财政投入１００亿元建设８３００多所寄宿制学校，解决学生“进得来”的问题；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学生“留得住”的问题。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修订后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这一年，西部农村首先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革。２００７年春天，这项改革推行到全国农村；同年秋季，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在免交学杂费的同时，还免收教科书费，１．５亿学生因此受益。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国家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２１８２亿元。

２００７年，国家实行新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对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一、二年级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连续２年的资助。三年级学生可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半工半读获得一定报酬。近１２００万名在校学生因此获益。

同年，国家实施以奖、免、贷、助、补等全方位的新的学生资助政策。每年５００亿元的各级财政资金覆盖全国１８００多所高校的４００万大学生和１．５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的１６００万学生„„

３０年来，一项项不断推进、力度空前的助学政策，既得益于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成果，又体现了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和谐社会理念。亿万学子在感受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同时，更增添了投身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热情和决心。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加速着教育事业自身的调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需要创新的教育，适应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继１９９９年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后，于２００１年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学生已全部使用新课程。２１个省份在开展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突出学生多元发展的机会，倡导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曾经的“满堂灌”、题海战术和教师不容置疑的授课方式已逐渐淡出，对学生的评价也从过去单纯的成绩冒尖向兴趣广泛转变，学校也开始根据自身特色进行课程设置。

国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加大中等职业教育助学力度的重大举措，使一直受到歧视的职业教育开始拥有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的图景日渐清晰。

面对质量下滑、债务沉重等扩招带来的新问题，高等教育积极统筹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把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上。“十一五”以来的３年里，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总体保持相对稳定，招生计划增幅控制在５％以内。本科教学评估、新一轮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等多项举措的推进，使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中国教育拥有国际化的水平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１２１．２万人，出国留学规模由１９７８年的８６０人发展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４５万人，３０年扩大１６８倍。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３１．９７万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３０年来，中国已累计接收来华国际学生１２３万人次。遍布全球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世界上１８８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相互承认学历学位协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１０３４个。

３０年来，教育逐渐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汉语国际推广取得新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到３０００万人。全球已启动孔子学院（含孔子课堂）２６２所，分布在７７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已有４６个国家设立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教育的开放，历史性地放大了中国人视野，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信号。透过教育这个窗口，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展示好学、善学的精神风貌。

改革开放的远景，期待教育事业迈出新的步伐

近年来，为了解决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国家财政每年用于义务教育的投入达数百亿元，并逐年增加。各地通过教师交流、对口支援等方式，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中国在２００７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后又于今年秋季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抓住“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核心问题，中国积极探索，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逐渐形成了县域内城镇教师定期到农村任教、大中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实习支教等多种形式的智力支教活动。同时，完善和落实教师工资、津贴补贴制度，在６所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使有志于从教的人可以安心从教，终身从教。

在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教育事业起步晚、底子薄，改革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被人们认可的教育制度正在经历新的挑战和考验。

３０年来，高考制度在考试内容、考试科目、考试次数以及录取手段等方面推进改革，不断顺应和满足人民在新时期对教育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不断巩固完善的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确保高考持续发挥着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

近年来，根源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监管体制松散的教育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择校乱收费明显减少，学校收费行为逐步规范。校务公开、依法办学等新理念的提出，使各级各类教育正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指导下，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正在迎难而上，循序破题，向着“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的目标坚定迈进。

１９７７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是教育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从恢复高考这一标志性事件至今，中国教育事业经历了从恢复到改革、发展和创新的一系列巨变。回顾３０年的艰辛探索，教育事业前行的每一步，都使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发生改变；回望３０年的非凡历程，教育事业改革的每一次努力，都在为国家和民族书写着更加辉煌的未来。

篇2：改革开放35年发展历程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可能关闭，中国更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2013年11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再次表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可能关闭，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即将于11月9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

回首历史，不难发现，近30多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代名词。1978年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村民迫于生计，在茅屋农舍里秘密签定生死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自20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包产到户”就常被质疑和批判，这18户村民不得不如履薄冰，以致生死相许。20多天后，远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被确立为指导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被果断停止使用，全会还作出历史性决策：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及实行改革开放。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文件，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即后来通称的“经济特区”)。7月20日，为了打通蛇口五湾和六湾，政府决定炸山填海，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几年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坦言：“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自从成为改革“试验田”后，经过短短十几年时间发展，深圳“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昔日“小渔村”转身为现代大都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标语随之传遍大江南北。城市改革突飞猛进，在农村，由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衍生出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逐渐成为大陆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影响至今。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这一年，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之后，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一度困扰改革开放步伐。“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论断一锤定音。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在所作政治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14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其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青藏铁路、京沪高铁建成通车，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顺利完成……诸多重大事件，无不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源源动力。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一切亲身经历了这30年伟大变革并贡献了自己力量的中华儿女，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华夏子孙，都有理由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感到自豪。

近几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中，中国经济建设一路高歌猛进，2011年，中国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此之前，日本稳坐世界经济“第二把交椅”长达40多年。值得注意的是，“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相互交织，中国人均GDp世界排位仍在第100位左右，同时，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难禁，社会不公时有，及至社会诚信缺失，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一系列时代命题无不考验着政府的智慧、能力与决心。时不我待，发展自己，任重而道远。济世安民，有识之士，不可不弘毅。

篇3：改革开放35年发展历程

一、前15年 (1978~1992年) :

采取单一“制度”形式的会计规范, 会计记录是规范的重点, 以国营企业会计制度建设为主线, 开始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主要实行计划经济模式, 企业实质上是国家的“车间”, 不是相互竞争的独立主体, 企业财务报表主要用来满足政府制订计划与征税之用, 税务会计指导会计工作, 税收政策决定着会计处理方法。单一所有制、单一行业企业占多数, 混合所有制、混业经营的企业还不多, 所以国家实行分所有制、分行业的会计制度。会计制度以会计科目为核心, 主要对外报表是资金平衡表、利润表、成本表等。

从1978年开始, 会计制度改革以国营企业会计为主线, 以国营企业会计改革引导全国会计发展, 改革措施主要是恢复、重建和不断修订、补充与国营企业相关的会计制度。财政部在1980年首先对涉及面广、影响大、会计业务相对复杂且具有普遍性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修订, 开始了对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的全面修订。1981年1月至10月, 财政部发布了《国营供销企业会计制度》、《国营施工企业会计制度》、《国营建设单位会计制度》, 又于1985年和1988年对《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两次重大修订。以上制度的发布与实施完善了我国主要行业的会计核算方法, 满足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管理的要求, 我国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步入了有章可循的有序阶段。1985年4月, 国务院正式发布并实施了《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 并于1988年5月发布了《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实施细则》。1984年3月, 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 并于1985年先后发布了国营工业、运输业、建设业、商业、金融业企业等的成本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86年12月, 财政部发布了《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 对企业成本核算的具体方法和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制度的实施规范了企业成本核算工作, 提高了企业成本核算的质量。

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期, 外资开始进入我国,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大量涌现。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财政部于1985年3月发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采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通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 开始了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协调, 成为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制度模式的一次积极探索。

二、后15年 (1993年至今) :

“制度”与“准则”并存的会计规范, 规范重点转到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会计制度从分行业到统一, 会计准则从“1+16”体系到“1+38”体系, 建立了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的会计规范

党的十四大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我国会计开始由计划经济会计模式向市场经济会计模式转变, 提出了财务会计独立于税务会计的思想, 但税务会计仍然通过《行业财务管理制度》发挥较大的作用。这个时期的会计改革始于1992年年末《企业会计准则》的发布以及行业会计制度的建立与执行。这次的会计改革是一次全新的改革, 是我国会计制度的一次全面更新,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思想的一次全面实践。

1. 从会计准则层面看。

1992年11月, 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提出了会计主体假设, 界定了会计六要素, 对市场中出现的特殊交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对外不要求披露成本信息, 主要对外报表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财务状况变动表。从1997年起, 财政部先后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等13项具体会计准则, 初步建立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基本架构。“1+16”会计准则体系的出台与实施, 是我国借鉴西方会计模式的一次试验和探索。从2005年初开始, 财政部在总结会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 顺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对会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借鉴国际会计准则, 全面启动了企业会计准则建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我国于2006年建立了由39项准则组成的“1+38”会计准则体系, 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趋同。

2. 从会计制度层面看。

1992年, 财政部制定发布了13个行业会计制度,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企业会计核算体系。当年5月财政部还发布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 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模式, 是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一次成功探索, 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会计制度全面改革的前奏, 对于促进股份制试点企业的健康发展、规范股份制试点企业的会计核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0年6月, 财政部颁布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 并于同年12月发布了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 在我国加入WTO之前完成了第二次会计制度改革。

三、后15年我国会计发展存在的问题

前15年, 我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经济建设处于起步阶段, 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交易方式、投融资体制均未完全建立, 企业在规模上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经营模式还比较单一, 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会计的要求并不高。而后15年,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 企业的经营模式、资本结构开始多样化, 企业的外向型交易和事项不断增多, 国内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增强, 对会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操作、会计政策与市场环境等方面出现了诸多矛盾,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会计标准的特色化与国际化之争。

2000年12月, 财政部颁发了《企业会计制度》。财政部在介绍、宣传《企业会计制度》时, 重点突出了“中国特色”, 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的冯淑萍指出:“新的《企业会计制度》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制定的会计标准, 我国制定出不同于会计准则的会计制度, 是中国会计特色化的体现。”证监会立即做出反应, 2001年1月16日, 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张卫国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全球化, 为适应进一步开放的需要, 降低企业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成本, 要在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特点的前提下, 加快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国际化的速度。”从此, 在国内掀起了一场中国会计标准是走特色化道路还是国际化道路的争论。周小川指出:“不要将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环境的东西作为中国特色保留, 而应该更多地参考国际经验, 更多地向国际标准靠拢。”对于证监会的不同意见, 财政部不再强调“中国特色”, 改变了此前的说法:“我国现有的会计制度和准则已基本实现国际化, 会计标准的制定是采用制度形式还是准则形式, 应取决于该国的法律体系, 与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无关。”在会计标准特色化与国际化之争进行的同时, 还发生了对会计标准制定机构的争论。我国长期由财政部会计司负责制定会计制度, 会计标准制定权力的分配一直是单向的, 而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会计标准制定权则由民间机构 (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掌握。证监会主张建立各方广泛参与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 财政部则强调我国的会计准则属于国家的行政法规,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认会计原则”, 《会计法》规定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应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企业会计制度》作为会计核算的重要规范, 由财政部制定并下发, 是符合我国的法律环境和法规体系的。财政部和证监会关于会计标准特色化与国际化的争论以及会计准则制定权归属官方机构还是民间机构的争论,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会计标准制定的博弈。

2.“补充审计”的6年之争: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争取公正待遇的曲折道路。20世纪末期,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件的频发使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公开化, 也使国内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受到投资者的质疑。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直接监管部门, 证监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中之一就是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规定》, 要求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时, 应聘请国内会计师事务所, 按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我国会计规范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同时还应聘请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补充财务报告进行补充审计。补充审计政策的出台对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存在着被挤出审计市场的风险。因为上市公司为避免两次审计及降低审计费用, 可以聘请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由其一次审计并签发两份报告:由国内的成员所或合作所签发面向A股市场的审计报告, 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直接签发面向B股市场的审计报告。这使同时发行了A股和B股的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被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夺去。2001年1月, 证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发文要求银行、证券、保险行业上市公司应同时聘请中外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提供审计服务, 使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又面临着失去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可能。对此, 国内审计界向补充审计政策发出了“合法性”、“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等全方位的质疑, 导致了财政部、证监会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政策博弈。前两者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出发陈述观点, 后者从公平的角度出发陈述观点, 互不相让, 各执一词。

2002年1月10日, 安然事件的曝光使人们对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提出了质疑。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以此为例极力提出不同意见, 使得监管层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补充审计政策, 政府高层的态度开始转变。国务院从解决审计力量不足的角度指出, 审计部门可以委托中、外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查证工作。为了减轻国内舆论的压力, 2002年1月24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2002年受理公开发行证券申请材料的通知》, 规定公司聘请的执行法定审计和补充审计的两家会计师事务所不应归属于同一集团。同年3月1日, 证监会又发布了《2002年A股公司进行补充审计试点的有关问题的通知》, 对原规定做了重大修改:一是将“全面实行补充审计”改为“部分试点”, 大大压缩了补充审计的实施空间;二是取消了只有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才能进行补充审计的条款;三是同一集团的会计师事务所不得同时执行补充审计与法定审计。至此, 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被逐出审计市场的风险大大降低。2007年3月18日, 证监会发布《关于不再实施特定上市公司特殊审计要求的通知》, 取消了特定上市公司实施特殊审计的规定。同时, 证监会还取消了多项涉及金融类上市公司境内外审计差异的相关规定。至此,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的超国民待遇被终结,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终于取得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3. 反倾销调查与我国会计核算存在的缺陷:

会计肩负为反倾销应诉服务的新使命。据统计, 到2000年9月5日止, 各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达378起, 涉案国家和地区达28个;截至2001年9月30日, 我国出口企业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总数为452起, 涉案国家和地区达30个。从1979年到加入WTO前, 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已累计遭受了400多起反倾销调查, 直接影响出口金额达100亿美元以上。

我国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与会计相关的产品定价、成本核算等会计基础工作薄弱是原因之一。加入WTO前, 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管理制度尚不健全, 会计制度没有与国际接轨。当外国反倾销调查官员对涉案企业的财务账目及经营情况进行核查时, 企业难以提供详实、准确的账目数据, 对应诉非常不利。面对大量的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应诉, 我国企业会计核算的缺陷暴露出来:一是企业没有反倾销的专门机构和人员来收集和调查国际市场的相关信息, 增强会计举证、会计陈述和会计抗辩的力度;二是没有建立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 没有将应对反倾销的策略置于国际反倾销法和国际反倾销的会计规则的整体中, 企业对国际通行的会计规则、国际反倾销法以及进口国的反倾销法了解得不透彻;三是缺乏国际上认可的会计标准, 我国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与国际规定还存在着较大差异。

4. 超前性准则与现实的碰撞:

会计标准与会计环境不匹配。财政部1998年6月12日发布并于1999年1月1日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是继1992年发布基本准则后发布的第四个具体准则, 该准则有两大超前性:一是对债务重组中的非现金资产采取公允价值计量, 这是我国首次在会计准则中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我国当时的产权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很不成熟, 依靠资产评估得到的公允价值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二是将债权人让步作为债务重组收益。据有关资料显示, 从1999年到2000年, 至少有45家上市公司进行了60余起债务重组, 涉及金额超过80亿元, 取得债务重组收益高的大都是连续亏损2年以上的上市公司, 这些上市公司将债权人让步作为重组收益, 计入营业外收入。以公允价值作为入账基准并将债务重组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的会计处理方法使一些上市公司将债务重组当作利润操纵的工具。著名的郑百文案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郑百文公司将信达公司免除的1.5亿元债务按照当时的准则确认为1.5亿元重组收益, 使财政部不得不专门发文明令这1.5亿元不能计入郑百文公司的利润。

财政部于1999年6月28日发布并于2000年1月1日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将非货币性交易中是否有“收入”产生的界限划定为“是否导致交易双方所持有资产的目的变化”, 如果双方交换资产后持有目的发生了变化, 则营利过程已经完成, 交易双方原有货物的价值通过这个交换过程得以实现。最典型的就是武汉长印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长印股份”) 的“别墅换藏书”事件。长印股份于1999年年底与其控股股东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一桩非货币性交易, 长印股份以6幢别墅换入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传世藏书》, 通过这桩交易, 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产生5 000万元的收益。

四、我国会计国际化的26年 (1981~2006年) :

从宣传、借鉴西方会计思想和会计理论, 到制定我国自己的会计准则, 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上的趋同

在这26年里, 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可以分为十个阶段:

第一阶段:介绍。1981年, 中国会计学会开办《会计研究》杂志, 介绍西方会计理论与会计思想。

第二阶段:参与。1982年, 我国加入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开始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讨论。

第三阶段:借鉴。1985年, 财政部发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 其中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内容与思想。

第四阶段:研究。1988年财政部成立会计准则研究组, 开始研究制定我国会计准则。

第五阶段:操作。1992年财政部发布了“两则两制”, 首次按国际会计模式制定了准则形式的会计规范。1993年财政部发布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 首次建立了为现代企业服务的会计制度, 并于1993年聘请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帮助我国制定会计准则。

第六阶段:组织。1997年我国加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开始参加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会会议。1998年我国成立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 作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咨询机构, 为制定和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提供咨询和建议。

第七阶段:建制。2000年开始, 财政部颁布了5项会计制度及专业核算办法, 建立了统一的会计制度, 作为我国会计模式向国际会计模式的过渡形式。

第八阶段:合作。2002年, 我国与日本、韩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举行三国会议, 开始了我国会计规范的制定机构与国外会计组织的合作。

第九阶段:趋同。2006年, 财政部颁布了“1+38”会计准则体系, 使我国会计准则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上的趋同。

第十阶段:等效。2007年6月12日, 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与服务事务委员查利·麦克里维表示, 欧盟委员会将在2008年年底前做出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否等效的决定。这意味着我国成为欧盟确定的除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三国之外第四个“等效准则”候选国。一旦得到批准, 将给我国企业在欧盟上市节省大量的成本并带来极大的便利。

参考文献

[1].刘峰.中国特色与国际化之争的一种解释.财会月刊, 2002;A11

[2].刘峰.理论的作用:关于补充审计争论的解释.财会月刊, 2002;A12

[3].冯巧根.会计准则国际化中的权益失衡及其对策.会计研究, 2003;2

篇4：改革开放35年发展历程

关键词：农业保险；供给和需求；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9-0086-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9.22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保险是个巨大而富有潜力的市场，同时农业保险对于构建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支撑扶持作用。中央政府自2004—2012年连续9年在中央的“一号文件”中都强调“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可见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事业，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在1982年2月国务院批准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保险工作如何为8亿农民服务，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课题。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需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创造条件，抓紧做好准备，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畜牧保险等业务。”自此拉开了我国农业保险探索发展的序幕。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较为缓慢。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以来，农业保险就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虽然1982—1992年间农业保险发展迅速，至1992年突破8亿元大关，但1992—2006年则处于波动不稳定状态；总体上来看1982—2006年保费收入长期处于10亿元以下（见图1）。可知该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迟缓，与当时蓬勃发展的经济不相适应。

随着2004—2012年中央连续9个“一号文件”的颁布，我国农业保险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保费收入、赔付额等都迈入了新的台阶（见图2）。特别是自从2007年中央开始大力支持鼓励发展农业保险以来，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种植和养殖业保险的种类、收入不断增加。如2007年的保费收入总额突破50亿元，2008年突破100亿元，截至2011年末，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173.8亿元。

对于农业保险的研究，国内学者做过较多地分析，并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3]。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在于供需曲线中分析探讨问题，农业保险也是由农业保险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的，因此本文从最简单的供给和需求角度，探讨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农业保险有效供给短缺

纵观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状况，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农业保险公司大多具有政府背景，即农业保险发展与政府支持密切相关。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商业性保险公司缺乏积极性、逐步淡出的现象。虽然近年来在中央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有部分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进入，但总体而言，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的现象并未得到较好的缓解。具体来讲，这种有效供给短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经营主体较为单一

农业保险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大多数国家农业保险是通过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来经办这项业务，如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历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也是在政府支持和干预下进行的。在这期间，我国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发生变化，大体经历了如下的发展历程：一是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为主（1982—2003年），主要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新疆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不仅在这一期间，在较长时间内这两家公司都是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主体。二是多元化商业保险公司（2004年至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召和相关政策的支持配合下，较多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陆续成立开张。迄今为止已有22家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已初步满足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从经营机构主体来看，虽然有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但这种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并未有效缓慢供给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商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影响其对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二）相关政策法律供给、实施措施不到位

我国现有的保险法规尚不完善，虽然2009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对农业保险有相关的规定。但在这部法律中，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极其简单，缺乏实施操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它侧重于强调保险关系的法律规范，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由此可知，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并无专门的法律规范来制约和激励相关行为。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使得我国农业保险在政府职责、组织形式、资金运作、保险费率厘定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责权并不明确，影响了农业保险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在发达国家由国家财政和省级财政承担的农业补贴保费都达到50%以上，而我国远落后于这个水平，特别是地方财政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虽然2012年财政部金融司公布的2号文件 《关于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做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工作的通知》中称，“自2012年起在现行政策基础上，财政部将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增加保费补贴品种、扩大保费补贴区域、支持提高保障水平。”但地方财政补贴不到位的情况较为普遍，故在实际生活过程中补贴保费率较低，可执行力度较小，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保险政策的贯彻落实，妨碍了其可持续发展。

（三）农业保险品种创新不足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市场险种、形式较为单一，无法有效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村的保险需求是多方面的，如种养业、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设施等。加之农业本身覆盖面积的广泛性和自然灾害发生的无周期性、不可预知性，都造成农业保险需求上的多样性。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对于商业性的保险公司而言，为减少成本、降低风险，一般在险种开发及合同条款上过于格式化，缺乏灵活性，尤其是专为农业设计的险种更少，针对性不强，无法在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内达到分散农业风险的需要。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农业保险品种激励机制不足，所以这样的农业保险产品在农村普及率自然不高。

三、我国农业保险自然需求旺盛，有效需求不足

（一）农业保险自然需求旺盛

农业保险自然需求旺盛，主要由于在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形成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在市场化进程中，由于市场波动容易造成相关农产品的高产低价，损害农民利益，加之我国自然灾害的频率很高，对农业发展影响程度较大。可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需面对自然环境和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为防范风险、减少损失，农民及相关中小企业对农业保险的自然需求是较旺盛的。

（二）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不足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缓增长的现象，故有“农民真苦”的建议传达到国务院。虽然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得到了较大提高。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例，从2004年的2936元增加至2011年的6977元，但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仅为其的一半。收入决定有效需求，可知在该收入水平下，农民很难对农业保险有较强的购买力。同时在现有收入水平下，扣除医疗、教育等大额消费资金外，农民真正可以支配的资金微乎其微，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对更恶劣，风险更多更大，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自然很高，但由于支付能力所限，这种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

四、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及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农业保险存在供给与需求的不均衡，探寻农业保险发展长期严重滞后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市场化经营和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自1982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农业保险一直由商业性保险公司依照市场化经营的方式提供。这种市场化经营方式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是不相适应的。具体而言，二者之间的不适应性主要体现为：一是商业保险公司的逐利性与农业风险高度关联性的矛盾。保险具有实现风险分散的职能，其产品设计的前提就是要求所承保的风险必须是独立的随机事件，这样才能在发生风险时实现费用的分摊。而农业风险多半是由严重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常表现为时间与空间的高度关联性，造成巨大的农业损失。对于一般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而言，很难独立承担和消化，故对农业保险缺乏较大的兴趣。二是农业保险中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风险和道德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所导致，只是产生的时间点不同。前者是投保时所产生的，后者是投保后所产生的。此外，受农业生产经营自身特征的影响，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也比较严重且难于有效控制。

鉴于存在的相关矛盾，本文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解决农业保险中存在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制度、标准等规范准则，建立起农业保险发展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从国外农业保险发展情况看，美国有《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法国有《农业保险法》、韩国也在2001年制定了《农业灾害损失补偿法》，而中国农业保险在立法上严重缺失。“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标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充当一个公正的“仲裁者”，缩短理赔时间，规范农业保险市场，降低农业保险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虽然自2006年末国内相关部门已启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的起草工作，但目前并无实质性的进展，仍值得大力关注和呼吁。

（二）大力创新农业保险服务产品和服务方式

从农业保险市场来看，相关保险公司应重点开发和推广适合农村与农民特点的保险产品和服务方式，不断扩大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覆盖面，积极推进农村保险市场体系建设。如近年来兴起的天气指数农业保险①、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等新型产品，就较好地适应了农业的需求，从而受到农民的追捧。同时，应积极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近几年兴起的村镇银行）和保险机构加强合作，拓宽农村贷款抵押物范围，促进完善涉农信贷风险分散转移机制。

（三）多渠道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为农业保险创造有效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层次是逐步提高的，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收入决定消费需求，虽然近年来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同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应多渠道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特别是财产性收入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会提高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从而带动农业保险的蓬勃发展。

（责任编辑：陈薇）

参考文献：

[1]黄英君.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变迁与创新[J].保险研究，2009（2）：52-58.

[2]孙善功，李嘉晓，陈盛伟.农业保险：发展历程、启示与思考[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78-84.

篇5：改革开放35年发展历程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

来源：顺德区统计局

改革开放30年来，顺德全区上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毫不动摇地促进开放，以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的壮丽篇章，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日新月异，整个顺德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国民经济实现腾飞，综合实力令人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经济社会迅速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1978~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6.4%，远远高于1949~1978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大大高于同期全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与1978年相比，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28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80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85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0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4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7倍，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1524倍，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618倍。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综合实力空前增强。

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4.7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8年的1562.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倍、475倍和594倍。从1978年开始，生产总值上升到1984年的超10亿元用了6年时间，上升到1988年的近30亿元用了3年时间，此后至1999年的11年间增长了近10倍，平均每年上升23.4亿元，1994年突破100亿元大关，1996年突破200亿元大关。进入新世纪，顺德经济发展迈入高速增长期，2006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2008年突破15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成百倍增加，由1978年的612元上升到2007年的107991元，增长了176倍。

经济规模的扩大，带来了财力的增加。1978年顺德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0.98亿元，1986年翻了一番，达到2.06亿元；1998年跨上10亿元台阶，达到11.18亿元；2000年跨上20亿元台阶，达到21.60亿元；2002年突破30亿元大关；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又分别突破50亿元、60亿元大关；2008年达到79.3亿元，1978~2008年年均增长15.8%。财力的增加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经济实力在县域经济中的排位迅速提升，2000年至2003年连续四年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县域经济百强之首。

二、产业结构发生巨变，经济质量稳步提升

30年来，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快速增长，顺德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次产业在调整中得到长足发展，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生产持续快速增长，服务业迅速发展壮大，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由1978年的36.83：44.93：18.24调整为2008年的2.16：64.87：32.97。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比重大幅下降34.6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19.9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4.73个百分点。

现代农业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加速形成。2008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66.7亿元，比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增长23倍，年均增长11.2%。其中,水产业产值占39.65亿元，比1978年增长77.9倍，年均增长15.6%；种植业产值13.76亿元，增长9.9倍，年均增长8%；畜牧业产值10.03亿元，增长18倍，年均增长10.1%。农民人均纯收入11179元，增长48倍，年均增长13.8%。

工业经济创造辉煌。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工业结构深刻变化，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实现了从以农业经济增长为主向以工业经济增长为主的历史性转变，进而实现了工业化由初期阶段向中后期阶段迈进的历史性跨越。经过30年的发展，顺德成为国内著名的制造业基地，家用电器、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纺织服装、精细化工、医药保健、包装印刷、家具等支柱产业蓬勃发展，汽车配件、金属加工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产业链条不断完善，龙头企业不断壮大，中小企业加快成长。2008年，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3981.4亿元，比1978年增长375倍，年均增长21.9%。2007年底，累计申请专利45541件，授权31107件，专利申请和授权连续12年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位。大中型工业企业从1978年的2家增至2008年的227家，总产值从1.18亿元增至2324.66亿元，拥有美的、科龙、万家乐、科达、德美化工、碧桂园6家上市公司，美的、格兰仕集团进入2007年中国企业500强。目前，全区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1个、中国名牌产品32个，广东省著名商标69个、广东省名牌产品79个。同时，顺德还被授予“中国家电之都”、“中国燃气具之都”、“中国涂料之乡”、“中国鳗鱼之乡”等20多项国家级区域品牌。

商贸服务日益繁荣。改革开放给顺德的市场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国家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宏观政策作用下，区域内市场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2.3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400.2亿元，增长170倍，年均增长18.7%。零售业态从单一走向多种多样，百货店、超市、专业店、购物中心等遍地开花，电视购物、网上购物等逐渐兴起。现代商品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大良商圈、容桂商圈和乐从、龙江三大城市商圈初步形成。流通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先进流通经营管理手段得到广泛应用。与此同时，30年来顺德服务业不断实现跨越，1978年服务业增加值仅0.86亿元，2007年达到439.74亿元，增长507倍。

三、体制改革引领先风，对外开放成绩斐然

30年来，顺德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变革同促进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坚持自主创新同参与对外经济结合起来，破除不适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发展模式，焕发了顺德大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无限生机。体制改革领先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顺德人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造了改革的“顺德模式”，令全国瞩目。进入九十年代，顺德紧紧抓住全省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机遇，实施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包括机构改革、农村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的综合改革，一举成为全省全国的改革先锋。正是以石破天惊的改革创新气魄，顺德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行政管理体制、资产营运监督管理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全新的经济社会体系，创造了全国少有的自主资本、自主品牌、自由市场的优势条件，从而使经济社会快速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对外开放硕果累累。30年来顺德对外开放不断拓展，外经外贸加速发展，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重大历史转折，形成了从贸易到投资、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领域不断拓展的开放格局，呈现了从数量小到数量大、从质量低到质量高的开放新趋势。全区进出口贸易总额1993年跃上20亿台阶，达到20.45亿美元；1998年跃上30亿台阶，达到31.84亿美元；此后速度不断加快，2001年突破50亿大关，发展到54.94亿美元；2004年突破100亿大关，增加到114.13亿美元；2008年达到159.15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7倍。从1999年以来，进出口总体保持高速增长，在2001年超过50亿美元后，仅用六年时间就实现了从50亿到150亿的突破，其中2003年、2004年增速分别达到30.1%和35.0%。外贸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提高。

对外经济质量稳步提高。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逐步上升，其中机电产品出口额占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比上升最快。在2007年的出口贸易中，机电产品出口87.23亿美元，服装及纺织品出口7.63亿美元，家具产品出口5.34亿美元。在出口市场上，美国市场出口26.26亿美元，欧盟市场出口26.06亿美元，港澳地区市场出口21.15亿美元。全年对美国、欧盟、港澳地区的出口额达73.47亿美元，占全区出口总额的61.4%。同时，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1978年以来，为了弥补区域内资金、技术、设备、管理以及人才方面的不足，顺德利用外资迅速进入扩张时期，而且外资进入领域不断拓展，贡献也不断提高。1978~2007年，全区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52.6亿美元，平均每年1.8亿美元。

四、基础建设全面加强，城乡面貌根本改观

改革开放30年来，全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增长，一大批项目建成投产，农业、能源、原材料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形成了纵横交错覆盖全区的网络体系，水利环境、科教文卫体设施显著改善，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环境和城乡面貌得到根本改善。1978~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0.16亿元发展到301.7亿元，增长1885倍，年均递增28.6%。

交通运输能力明显增强。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全区公路、水运、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实现快速扩张，各镇街均贯通了高等级公路，实现了“村村通公交”，形成了水陆交通畅顺的交通运输网络。1995年，顺德就已经成为全国第二个“村村通公路”的县区，全区每百平方公里拥有公路里程居全国县区之冠。到2007年，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045公里，公路密度达到253.7公里/百平方公里；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1029万吨，年均增长8.7%。2007年，顺德货运量为4539万吨，比1978年增加15倍，年均增长10.08%；客运量为6127万人，比1978年增长31倍，年均增长12.74%；货物周转量为618254万吨/公里，比1978年增长87.8倍，年均增长16.73%；旅客周转量为113219万人/公里，比1978年增长44倍，年均增长14.05%。

邮电通信事业蓬勃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不断催生对通信基础网络的需求，邮电通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发展最快的基础产业之一，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遍及千家万户。2007年，全区年末程控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为80.63万门，比1978年增长287倍，累计增加80.35万门。邮电业务总量（2000年可比价）为69.57亿元，比1978年增长6956倍，年均增长35.67%。本地电话年末用户110.82万户，比1978年增长553倍，累计增长110.8万户；移动电话271.81万户，比90年代初增加271.67万户。信息和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运用，直接带动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2007年互联网已达207631户，其中宽带用户205131户。

城乡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要求，顺德不断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全区建设工作，极大地提升了城镇品位和功能，改善了农村环境。特别是近年来，顺德以“一山、二路、四河”为建设轴线，大力推进中心城区建设，建成德胜广场、行政服务中心、演艺中心等一大批市政标志性建筑，由大良、容桂、伦教和新城区组成的城区面积达219平方公里，百万人口中心城区加速成型。在建设中始终注重环境治理，着力实施“青山、碧水、蓝天”城市综合环保工程，目前生活污水、垃圾日均处理能力分别达到13.3万吨和1300吨。与此同时，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电网、文化卫生教育等关系农业和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五、社会事业和谐进步，人民生活日新月异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社会事业逐步加强，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顺德社会事业呈现加快发展态势，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明显增强。可以说，改革开放的30年，是顺德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年，是城乡居民生活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富裕安康历史性跨越的30年。

科教文卫事业成效卓著。2007年全区拥有普通高等学校1所，在校学生8217人。适龄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65.0%，高中毕业升学率90.0%，初中毕业升学率98.3%，小学毕业升学率100%。在校中小学生人数28.37万人，比1978年增加13.9万人。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有效应对重大疫情的公共卫生网络体系基本建成，2007年末全区拥有卫生医疗机构468个、病床5796张、卫生技术人员8928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形成了可以覆盖全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7年全区共有文化事业机构14个、从事文化事业工作人员382人，公共图书馆11间、总藏书量193.5万册，发行《珠江商报》8251万印张、《顺德广播电视报》272万印张，电视台和电台各1个、有线传输网络站10个。体育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竞技体育取得连续跨越，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健康素质显著增强。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构筑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居民生活水平的稳定提高，是党和政府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30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覆盖面不断扩大。2007年末，全区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4.14万人，医疗、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61.89万人、53.83万人和59.44万人。2008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每月320元／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30年来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高速增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0.52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150.10亿元，增长2212倍，年平均增长达2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456.50元增加到2008年的26442元，增长了57倍；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444.87元增加到2008年的25165.5元，增长了49倍。富裕起来的居民，吃讲究营养、穿讲究时尚、用讲究高档、住讲究宽敞，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反映居民家庭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从1985年的59.5%下降到2007年的28.0%。到2007年底，顺德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彩电191台、电冰箱104台、洗衣机104台、家用电脑99台、空调器237台、家用轿车44辆。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985年的20.99㎡增长到2007年的42.66㎡；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由2000年的742.25元增长到2007的1274.03元，增长71.7%。

30年改革开放，谱写了顺德激荡人心的雄浑乐章，成就了今日顺德的光荣与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只要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万众一心，开拓奋进，就一定能够在前进的道路上再创新的辉煌。

篇6：改革开放35年发展历程

大家都知道，批评与自我批评始终都是中国共产党优良的三大作风之一。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有得就有失，有成就也会暴露问题。正是因为始终坚持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才有了坚持正确方向，纠正错误思想，才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健康快速崛起的中华。

改革开放35年，地覆天翻的变化确实让我们振奋，成就纵然巨大，细细数来一言难尽，我就不再多说了。但要想更好更快的健康发展，实现那个美丽的中国梦，冷静下来的居安思危也许是我们更应该去做的。

（在当今主流媒体一片宣扬改革开放35年辉煌成就的同时，网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舆论根据当前社会许多严重问题和邓小平有关讲话对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提出质疑，甚至认为：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失败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邓小平晚年确实对改革开放有所反思

邓小平被称为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虽然改革开放初期，他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支持农村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城市国企改制，发展了一大批私企，实际上启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私有化浪潮，但邓小平同时也为改革开放规定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基本政治原则，说明邓小平设计改革开放的初衷，并不是完全放弃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想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以后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但改革开放实际的发展情况，私有化的闸门一旦打开，大量私有企业如脱疆之马冲遍中国大地，社会迅速产生贫富两极分化。这种情况使邓小平逐步看到，由他设计和开创的这条改革开放之路，正在越来越偏离社会主义而走向资本主义，所以他曾多次讲话告诫全党，要注意改革开放的方向，下面我们可以摘录一些邓小平这方面的讲话：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日本友人谈话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６４页）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谈话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０８页）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７４页）

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９１页）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会见马来西亚朋友谈话《邓小

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６４页）

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会见西班牙副首相的谈话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２９页）

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５４页）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在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１１页）

综上所述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可以看出：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是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贫富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导致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

我想，邓小平的上述讲话精神与对全党的告诫，是否可以理解为邓小平晚年对他自己所设计的改革开放之路的一种反思与醒悟，现在人们把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归结为以邓小平理论为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那么，上述邓小平讲话精神，是否也应成为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涵呢？

面对严重两极分化的现实，改革开放不是失败了？

邓小平的上述讲话大致是在1983～1985年期间讲的，当时应该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已经看出了改革开放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与导致两极分化的危险。遗憾的是，邓小平在他有生之年并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这种情况，而他的第三代后继领导人似乎也没有重视邓小平防止改革开放走向资本主义的告诫，继续大力推行私有化，以致在改革开放35年后的今天，看我们当今社会：私有经济分额已经超过公有制成为主体，一个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思想意识领域不断影响甚至主导着我们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已在世界名列前茅：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特别是数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不仅起码的劳动权益都得不到保证，如劳动时间、劳动安全、最低劳动报酬都不能及时拿到还要艰难讨薪，加上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和流动儿童在教育、医疗、住房各方面的困境，确实把他们压到了社会贫困线的最低层；另一方面，在私有化浪潮中以各种不正当手段暴富起来的各种老板，加上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贪官污吏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特权富豪阶层，他们拥有百万、千万和亿万财富，购豪车、住豪宅、豪赌、豪购，甚至把大量掠夺来的财产转移到国外（据传已达数万亿）。还不仅是经济生活水平的两极分化，更主要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从当家做主的主人公地位重新沦落为被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廉价劳动力。

面对这一严酷现实，按照邓小平所设计的改革开放要达到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的目

标，人们有理由说“改革开放失败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按某些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获得利益的领导人和集团，他们借改革开放之名，根本上就想把中国按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也可以说，他们推行的改革开放已差不多取得成功了！

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究竟要改向何方

本来，人们对十八大和三中全会寄予一定希望，希望新的中央领导能够对当今社会由于私有化造成的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对改革开放的方向进行认真的反思。但实际上，十八大、三中全会以及近来中央领导一系列讲话表明：虽然明确肯定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肯定毛泽东时代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功绩，也承认毛泽东思想对改革开放的指导，并强调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但由于仍然坚持对文革、继续革命理论这一毛泽东思想核心的否认，不仅没有对改革开放问题进行认真反思，而且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如自由贸易区、土地市场化、家庭农场、资本下乡、国企股份制改革、鼓励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能源、铁路、电信、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重要行业，继续大力向私有化方向发展，这必将继续扩大已经十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和进一步加深各种社会矛盾。虽然十八大以来中央也确实采取了一系列反贪倡廉、扫黄扫毒的措施，但是如果不能正视产生这些官场腐败、社会道德沦丧等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改革开放推行私有化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直接结果，不从这个根本问题入手而仅靠就事抓堵是很难根本扭转的！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早已扫光的黄、赌、毒现在又如此猖厥，已建立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和人民公仆形象，现在又如此贪腐成风？应该能说明问题！

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一直在强调要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的理论究竞是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毛思想的核心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现在拼命发展私有制，重新鼓励剥削，显然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如果是邓小平理论，那么邓小平上述讲话中关于改革开放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和不能导致两极分化的告诫，也是背离的！道路自信的道路什么？可能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了？但毛泽东时代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把毛泽东时代已经建立的公有制大量改为私有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造成严重贫富两极分化，这还能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吗？这实际上已走上了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担心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了！

强调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是自信还是不自信的体现？

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都早已开始反思改革开放的理论、道路和方向！我们现在仍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大力推行全面深化改革，难道不应该也认真反思一下改革开放的方向吗？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改革开放已经35年了，占据了我们半个人生。35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特别是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盼我们党在肯定伟大成就之

时能实是求是地总结这35年的失误。这不仅关系到党在人民心中的可信度，也关系中华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