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改革历程

中国医疗改革历程（精选6篇）

篇1：中国医疗改革历程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历程

1958到1978年前的租房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施“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以租养房”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城镇居民的住房主要由所在单位解决，各级政府和单位统一按照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进行住房建设，住房建设资金的来源90％主要靠政府拨款，少量靠单位自筹。住房建好后，单位以低租金分配给职工居住，住房成为一种福利。应该说，这种制度模式在当时较低水平的消费层次上，较好地满足了职工的基本住房需求。实行住房分配与工资制度挂钩。国家在职工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用于住宅建设，住宅建成后，国家授权工作单位将住宅作为福利和实物工资分给职工。

1958年到1977年的20年里，我国一直实行这一住房制度，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国政府坚持以发展生产为先，住房基本建设投资规模逐年削减，因此，住房供给不足也不断显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1978年—1993年住房实物分配制度改革阶段

由于福利分房制度逐渐暴露出的问题以及住房供给不足矛盾的突出，促使我国政府必须寻求解决途径。1978年9月，城市住宅建设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传达了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的一次谈话。邓小平说，“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私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潜力不小。” 1978年—1993年的15年是我国福利分房制度改革不断探索和发展的阶段，具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福利分房制度改革探索阶段（1978－1985年）。在这一阶段里，我国政府进行了公房出售和补贴出售住房试点，为住房制度改革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尝试和创新，积累有益的经验。1980年邓小平再一次说，“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198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中正式提出实行住房商品化政策。国家规定，“准许私人建房、私人买房、准许私人拥有自己的住宅”。截至1985年底，全国共有160个城市和300个县镇实行了补贴售房，共出售住房1093万平方米。在出售公房的同时，有的地方还实行了住房租金的改革，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主要做法有“按成本计租，定额补贴”，“超标加租”，对青年公寓实行“新房新租”。

第二阶段是福利分房制度改革深化阶段（1986年－1993年）。在之前试点的基础上，1986年以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掀起了第一轮房改热潮。

1986年2月，成立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国的房改工作。1988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同年2月国务院批准印发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标志着住房制度改革进入了整体方案设计和全面试点阶段。

1991年6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分步提租、交纳租赁保证金、新房新制度、集资合作建房、出售公房等多种形式推进房改的思路。同年10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房改工作会议，确定了租、售、建并举，以提租为重点，“多提少补”或“小步提租不补贴”的租金改革原则；基本思路是通过提高租金，促进售房，回收资金，促进建房，形成住宅建设、流通的良性循环。1993年11月，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房改工作会议，改变了第二次房改会议确定的思路，代之以“以出售公房为重点，售、租、建并举”的新方案。

1994年-1998年住房实物分配向住房市场化改革的过渡阶段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房改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加快住房建设，改善居住条件，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总结为“三改四建”。1998年7月3日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

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

强调经济适用房占主体地位，还规定“利润控制在３％以下” 目标是８０％左右的居民购买经济适用房

1999年-2004年住房市场化全面推行阶段

自从[1998]23号文后，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根据国研中心的统计数据，1998年至2004年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完成额持续了7年的两位数的快速增长，7年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4%、14%、21%、27%、23%、30%和30%。2003年8月国发[2003]18号文

将国发[1998]23号文提出的“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改变为让“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要“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发展，提高其在市场供应中的比例。„„努力使住房价格与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相适应。”同时将经济适用房的性质重新定位为“是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18号文的出台将大多数家庭的住房推向了市场，实现了我国住房市场化的根本转变。

2005年至今房地产调控阶段

国发［2003］18号文实施以后，我国房地产业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于房价的过快上涨，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百姓住房难问题越来越突出，我国政府开始加强宏观调控。

2005年3月26日，为了对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加以全局性控制”，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就稳定房价提出八条意见（“国八条”）；4月27日，温家宝总理又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问题，并提出八项措施引导和调控房地产市场（即“新国八条”）；5月11日，七部委又出台《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稳定房价的八条措施）；5月31日，三部委出台《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限制期房转卖；10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实施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强调要对20％个人所得税进行一体化征收。2006年5月，国务院又出台了稳定房价，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的六项措施（即“国六条”）。随后，我国不断出台各种调控措施，进一步紧缩“银根”、“地根”，但是房地产调控至今，稳定房价的目标尚未达到，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为代表，全国房价总体继续上涨。

今年8月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24号文）的出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4号文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逐步改善其他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完善配套政策和工作机制。24号文首次明确提出把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工作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业界普遍认为24号文标志着政府住宅调控思路的转变，其关键是要建立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加快住房分类供应体制的实施。

篇2：中国医疗改革历程

建国以后，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企业实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是国家和用人单位自行管理、据实报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其弊端逐步暴露出来：覆盖面窄，仅覆盖国有单位职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缺乏制度安排；经费没有稳定保障，普遍存在着企业欠费、机关挂账的现象；国家和单位对职工医疗费用包揽过多，浪费严重；缺乏社会共济，不同单位经济负担畸轻畸重，职工医疗待遇苦乐不均等。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积极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1994年，国务院决定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开展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取代公费、劳保医疗制度；1996年，试点范围扩大到40多个城市；1998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全国普遍建立，基本完成了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转轨。同时，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就业格局转变、城镇化水平提高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逐步从国有集体单位扩大到了非公经济组织，从正规就业人员扩大到了灵活就业人员，在制度覆盖范围上打破了不同所有制、不同就业形式、不同身份劳动者之间的界限。2007年7月，国务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将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由从业人员扩大到学生、儿童、老人等城镇非从业人员。与此同时，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也从局部试点走向全面推开，城乡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建立。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农村人口和城乡困难人群。

二是基本医疗保险成效初步显现。

截至2008年9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98亿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7594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8.15亿人。在覆盖面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医疗保险的受益人群持续增加，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基本实现了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管理目标。在完善制度的同时，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不断加强，形成以“三个目录，两个定点，一个结算办法”为核心的管理体系，初步形成了对定点医药服务机构的监管和调控机制。从改革的实践看，广大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保障，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了一定遏制，参保人员的疾病费用负担减轻，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效应明显。三是医疗保障责任逐步清晰，公共财政的作用不断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医疗保险体系中政府、单位（雇主）、个人（家庭）等的责任逐步清晰，公共财政对医疗保障的投入不断加大。比如，为解决国有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等历史遗留问题，一些省市陆续出台政策，通过加大政府投入、企业尽责等办法，解决了相当部分关闭破产国有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问题；为解决农村居民和城镇未就业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政府对参保的城乡居民，给予每人每年不低于80元的补助，大大提高了城乡居民参保积极性，保证了制度的稳定、可持续。此外，政府对医药卫生的投入不断增加，特别是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投入不断增加，方便了参保患者，降低了医疗服务成本。

四是医疗保险社会化管理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随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推进，各地普遍建立了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充实了经办管理人员。多数统筹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基本实现了医疗费用的实时联网结算。随着城镇居民医保试点工作启动，劳动保障社区平台建设不断加强，初步形成了“参保在社区，缴费在银行，就医结算在医院”的管理服务体系。

五是促进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医疗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筹资和保障水平逐步提高，为医疗机构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不断缩短结算周期，对参保人员在医疗机构发生的合理费用及时足额支付，改变了公费劳保医疗长期拖欠医疗机构医疗费问题，促进了医疗机构的健康发展。医疗保险通过建立定点管理制度，规范了医疗服务行为，提高了服务质量，控制了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促进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今后医疗保险制度的稳健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医疗保险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探索和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主要是：

始终坚持改善民生，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将医疗保险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措施，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入手研究完善政策。始终坚持基本保障，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经济承受能力，坚持低水平起步，合理确定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和保障水平。始终坚持统筹协调，在制度安排上，坚持中央定原则，地方定具体政策，既维护了政策框架的基本统一，也兼顾了地方实际；在工作推进上，加强部门间的协作和配合，注重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相关领域的配套衔接；在医疗服务管理上，不断加

强与定点机构的沟通协调，形成医、患、管三方相互理解、支持和配合的格局。始终坚持制度创新，认真研究解决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要求。始终坚持制度建设与能力建设并重，把能力建设摆在医疗保险工作的突出位置，努力提升医疗保险管理队伍的素质和能力，不断加大信息建设的力度，将管理服务向街道社区延伸，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篇3：中国医疗改革历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这一方针。其中, 经济体制改革是关键, 而企业改革则是始终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自此, 全国各地掀起了国有企业改革浪潮, 经历了漫长探索, 最终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一、国企改革理论基础

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国企改革先后实践了三个理论:两权分离理论、所有权改革理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理论。

(一) 两权分离的理论

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不同权利和职能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来承担。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条件下, 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 产权制度已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只要设计好企业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 将企业交由经理层来管理, 就会产生效率。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两权分离理论的运用和实践。国有企业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把政府与国有企业分开, 使得政府回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职责, 促使企业发挥主动性, 谋求自身的发展。与此同时把企业交给企业家来管理。国有企业, 特别是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 通过奉行成本导向型原则, 加强经济独立核算, 可以在成本和价格上避免政府的干预和政府官员的过度管理。

(二) 所有权改革的理论分析

所有权革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私有制是竞争制度的前提, 有效的竞争制度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 自由竞争可以提高经济效率, 保证自由的合理分配, 发挥劳资双方的积极性, 私有制是保障自由竞争的基本必要条件。此外, 供应经济学也主张实行自由经营、自由竞争, 反对国家过多过细的干预经济, 其理论核心是减少干预和恢复市场自由。该理论实际表明不赞成政府直接参与管理企业。

两权分离的理论只是指出了国有企业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的改革方向。新自由经济学理论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所有权制度改革上有了理论突破, 明确了从根本上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竞争性企业应该走私营化或集体化的道路。

(三)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

1. 经济制度改革的理论

20世纪90年代, 不少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制度改革的理论, 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樊钢 (1997) 指出, 由于我国已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既定的改革目标, 所以如何评价既有的制度变迁方式, 以及应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 才能在既定的现实条件下, 以尽可能低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机制是重点。李晓西 (1997) 明确提出, “两权分离”不足以搞好国有企业, 还需要“两者分离”, 即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李晓西还认为, 现代企业制度不过是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空间,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应实行现代企业制度。

2. 国有企业改革理论

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由于企业数量众多, 范围广, 规模不一, 普遍存在着用人机制、分配机制不活, 产品技术含量低、品味低, 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弱, 管理落后、效益低下, 融资困难、政策扶持少等问题, 因此我国企业的改革其指导方针是采取多种方式放开国有企业。

20世纪90年代的股份合作制引发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股份合作制所特有的企业职工全员入股和联合劳动的原则, 坚持了企业职工平等的权力, 避免了转制时企业职工思想上的障碍, 减少了改革的成本。职工由于拥有了企业的股份, 对企业的关切程度大大提高, 劳动的努力程度和责任感也随之增强, 企业的产权结构得到优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转变为以买断国有资产实行股份合作制为主。

二、国企改革的三大阶段

依托两权分离理论、所有权改革理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理论, 国企改革走过以下三个阶段。

(一) 放权让利阶段 (1978年12月—1984年9月)

其基本思路是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通过扩权让利, 即扩大企业自主权, 赋予国有企业更多财力, 增强企业活力。

1.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

给企业人权、财权;实行民主选举厂长;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后的产品有处理权, 可以实行产销见面;赋予企业作价权

2. 利改税和税利分流改革。

把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用税收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企业纳税后剩余的利润, 全部留归企业支配使用。通过扩权让利的改革, 初步改变了国有企业之前那种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统购包销、吃“大锅饭”的局面, 企业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

(二) 转换经营机制阶段 (1984年10月—1991年12月)

在强调对企业扩权、减税、让利和创造外部环境的同时, 更侧重于改善企业自身经营机制。具体措施是实行政企职责分开, 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 明确国有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 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1. 经济责任制改革。

实行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厂长负责制和厂长 (经理) 任期目标责任制, 确立了厂长的法人地位和中心地位, 强化了以厂长为核心的生产经营行政指挥系统。。

2. 承包经营和租赁经营改革。

国有企业推行联销联利承包责任制, 计有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定额承包、多超多奖、利润承包、效益挂钩、联利提成等。

国有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搞活企业内部承包, 对企业经济效益带来了明显促进。1987年, 国有企业产值增长16.6%;销售增长30.7%, 利润增长66.3%, 税收增长11%。

(三) 现代企业制度创新阶段 (1992年1月—2002年12月)

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向着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方向迈出了重大步伐。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政府把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作为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的突破口, 把企业改革由政策性调整转向制度创新。

1. 抓大放小的改革。

抓好一批大型国有企业, 同时从实际出发, 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和股份制、出售等形式, 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

2.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从企业的实际出发, 不拘形式, 实行“一厂一策”的方针, 不断加快转制工作步伐。其转制形式主要有:

三、企业产权改革的具体模式

(一) 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是国有企业转制的主要形式, 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模式。股份合作制, 具体来说就是职工股东共同出资、股份制管理、共担风险, 是我国中小企业改革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是改革企业产权制度的摸索期, 股份合作制的建立也经过了几种形式:

(1) 国家、集体和职工混合持股的股份合作制;

(2) 集体、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

(3) 以职工赎买为主的彻底的股份合作制产权制度改革。

(二) 内部竞价

部分企业由于职工人数少, 且对经营前景不看好, 多数员工不愿意出资参股实行股份合作制, 但由于企业资产额较少, 少数员工愿意购买该企业, 政府采用职工内部竞价方式改革。

(三) 公开转让

该种改革方式主要是针对较大型的国有企业, 由于该类企业资产额大, 职工不易购买, 且该类企业规模效益比较明显, 对地方经济发展或民生有重要影响, 政府希望能做大做强该类企业, 这类企业多数采用公开转让的方式转制。

(四) 关闭停业

(五) 破产

四、国企改革对社会的影响

通过30年轰轰烈烈的改革, 依托两权分离理论、所有权改革理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理论, 国企改革经历从放权让利, 转换经营机制, 到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创新三个阶段, 优化了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国企改革对社会产生了以下变革。

(一) 国企改革是职工思想的变革

改革首先转变了职工的思想观念。对于员工, 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使企业的员工真正把自己当成了企业的主人, 关心和爱护企业不再是以往道义上的呼唤而变成现实中权利的要求。对于经营者, 他们由股东选举, 不再对上负责, 而是对下负责, 对自己负责, 对企业的未来负责。

(二) 改革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了企业的产权关系, 极大的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使经营者与职工利益高度统一, 追求资本效益最大化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转制后的多数企业的销售收入、税金和利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三) 改革后的企业加大科研投入, 重新技术革新

不少转制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在转制后不断在增加科研经费, 加大技改力度, 开拓新的产品。转制后销售额大幅增加, 销售收入增长。

(四) 有效地遏制了一批亏损企业持续亏损, 政府将财政资金用于其他的社会、民生建设。

(五) 推动了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

行政职能部门不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 精简政府部门, 减少了行政成本。同时出台政策解决城镇职工的养老、医疗问题, 最终推动了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六) 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

全国国有企业户数虽然减少了4.36万户, 但营业收入、实现利润、上缴税金分别年均增长18.7%、36%和20.4%。国企改革完成了破冰之旅, 实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阶段性胜利。

展望未来, 国企改革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改革步伐, 国有企业这艘巨轮会攻坚破难路更宽, 必将继续又好又快地破浪前行。

参考文献

[1]盛阿芳.国有中小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5.

篇4：资料链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选择实行国有计划经济制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摆脱经济落后局面，迅速实现工业化，建立富强文明的国家。然而，实现工业化的基本道路无外乎有两条，一条是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即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工业化；另一条就是采取当时苏联时期的模式，即通过计划体制来实现工业化。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选择计划体制以实现工业化目标，自然就成为当时的历史必然。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国情不具备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经济强国一争高下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在当时根本无法迅速集中有限的资源，有计划地保证重点目标实现。而计划经济体制则要求国家统一掌握主要的资源，采取国有制企业制度，并以此垄断国民经济，因此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客观必然。

★现实挑战性

中国经过计划经济发展，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基本完整了工业结构布局，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胜利。然而，工业现代化是一个极为长期的发展过程，如果长期取消市场机制、否定企业作为市场竞争者应具备的独立性、自主性和竞争力，就很难保证其效率效益持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实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就成为必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成败与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这场改革具有了较之以往体制调整更为深刻更富有革命性的意义。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场改革不仅真正触及了企业制度，而且越来越从根本上触及到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实施“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十六个字，就成为国企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大特点。

★改革阶段性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出由浅至深阶段性推进特征。

第一个阶段，1978—1992年：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国企改革起步于放权让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

国企改革先后出现了多种形式。主要有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改革試点。

第二个阶段：1993—2003年：国企改革的制度创新

逐步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标。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实践的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意义，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国家集中抓的1 000家重点企业，确定了分类指导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搞一刀切，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使一大批小企业机制得到转换，效益得到提高。

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国企改革的纵深推进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深化。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要求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改变部门分割，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成立，统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权力。

国企改革以大企业、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决定》第一次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历史突破，进一步明确具体了国企改革的任务和目标。

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改革同步进行。2005年4月，中国证监会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到2006年末，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资本市场的功能逐渐回归，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间资本，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资源配置平台，将非常有利于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

（责任编辑：李万全）

篇5：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历程及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中央银行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在广阔的范围、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展开，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体制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银行，人民币成为法定本位币。中国人民银行从成立之日起，就具有国家银行的特殊地位，承担着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业的重要职责。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吸收了苏联的计划经济经验并参照其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此相适应，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制，全国实际上只有一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并成为财政和计划的“记账和出纳”。l969年7月，人民银行总行与财政部合署办公。l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同年l月，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初步恢复了银行原有的功能，但人民银行仍然是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作用于一身。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思想的指导下，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l984年1月1日成立中国工商银行，经营原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的储蓄和工商信贷等商业银行业务，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改革和完善组织管理体制 中国人民银行历来按行政区划设立分支机构的体制，同计划经济中按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制度有关。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按照当时的现实条件，中央银行按经济区域设立机构的设想一时难以实现，因此仍然按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1984年机构分设时，在县以上按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一级分行，地(市)设二级分行，但许多县没有设县支行。1985年信贷失控后，为协调专业银行间的竞争，人民银行大量恢复县支行，到l986年，全国2017个县共设立县支行1863个；在省会城市，不但设省分行，还设市分行；同时，在地区所在地的县城，不仅设二级分行，还设县支行。

从1984年到l993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开始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并且在几次克服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此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距离真正的中央银行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还办理一些政策性贷款业务，承担着相当数量的对非金融机构的贷款。金融监管工作比较薄弱，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还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分支行的职能划分不清，授权关系不明，许多分支行被认为是地方政府管理金融的一个职能部门，向总行争信贷规模、争机构批设指标的现象相当普遍。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我国出现经济过热和金融秩序混乱，中国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两大职能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原有体制缺陷明显暴露出来，明确中央银行职能已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1992年10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把监管证券市场业务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并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国证监会。这次改革把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范围从原来的无所不包缩减到仅对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进行监管，这对于中央银行加强宏观调控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十分有益的。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提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利润留成制度，实行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并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加强自身的内部管理和约束；取消了省分行的再贷款权和7%的信贷规模调剂权，使金融宏观调控的权力集中到人民银行总行。这些改革措施消除了人民银行追逐利润的动机，集中了总行的调控权，保证了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和金融体制改革方案均明确提出中国人民银行要积极创造条件跨行政区设置分支机构。l994年4月15日至4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派专人对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运作情况及联邦储备银行的职能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这次考察，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明确了其主要任务是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保持货币稳定，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保证健康的金融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发展。1995年初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要按照履行职能的需要设置分支机构。l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方针，并把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列为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按照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的决定，199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对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撤销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行政区划的分行。这一改革，突出了中央银行组织体系的垂直领导，强化了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l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专门行使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仍然保留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l99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由证监会统一管理证券行业，中国人民银行不再行使对证券机构的监管权。1998年11月l8日中国保监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将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权移交给中国保监会。这两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使中央银行能够更加集中精力加强宏观调控，强化对银行业以及除证券和保险之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此外，党中央还专门设立金融工委，对金融系统党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从我国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兼顾制定货币政策与监管银行有一定便利之处，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在很多情况下是一致和互相促进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以上两个目标又不尽统一，甚至在短期内有所冲突；中央银行统管两者，不仅分散了精力，而且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为了完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体制，2003年4月设立了中国银监会，把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至此，我国最终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2003年l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从法律上厘清了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职责。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将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调整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提供金融服务三个方面，简单概括为“一个强化、一个转换和两个增加”。“一个强化”就是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责；“一个转换”指由过去主要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监管的职能，转换为防范与化解金融业系统性风险的职能，也就是维护金融稳定职能；“两个增加”是指增加反洗钱和管理信贷征信业两项职能。中国人民银行职能调整后，更加专注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得到进一步加强。

2005年8月，为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成立上海总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作为总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总行的领导和授权下开展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启动直属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强化了直属单位对中央银行履行职责的支持作用。建立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中央银行体制建立初期，人民银行主要运用再贷款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限额管理两大重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l994年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以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构成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l99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积极创新货币政策调控工具，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实现了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2003年4月，央行票据成为调控基础货币的新形式，人民银行采取市场化发行和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相结合，建立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从2007年1月4日开始正式运行，在市场化产品定价中得到较为广泛运用。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原则有序开展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简化利率管理、扩大利率浮动区间。改革再贴现利率形成机制，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出现了货币信贷增速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物价上涨等值得重视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牢固确立和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宏观经济政策更加注重“协调”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及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金融宏观政策，从1998年以来持续多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和2007年7月提出的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向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一是牢牢把握住货币信贷“闸门”，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强货币信贷总量控制。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收回银行体系过多流动性。2003年4月至2008年5月，共发行央行票据15.5万亿元。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力对冲流动性，抑制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能力。2003年1月l5日至2008年6月25日，先后l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8.5个百分点，达到17.5%。从2004年起创新性地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旨在抑制资本充足率较低且资产质量较差的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贷款，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严格控制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及时停止为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债务重组提供再贷款的融资安排。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增加支农再贷款，加强支农再贷款限额的地区调剂，将90%以上支农再贷款用于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同时，对农村信用社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二是适时微调各层次存贷款利率水平，充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在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3倍；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灵活运用利率杠杆，2004年至2007年，7次上调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共1.89个百分点，8次上调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共1.89个百分点。加强本外币利率政策的协调，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从2004年ll月18日起，6次小幅上调境内美元、港币小额存款利率，缩小本外币利差，减轻了结汇压力。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促进商业银行改善信贷结构。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从2003年开始及时出台政策调控房地产开发贷款、建筑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购房贷款，要求商业银行重点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的需要。2005年取消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引导商业银行对房价上涨过快地区的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20%提高到30%。2007年出台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的差别政策，提高第二套以上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督促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调控政策，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对过热行业和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信贷投放，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就业、助学、农民工和非公经济等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的信贷支持，引导农村信用社扩大支农信贷投放。

在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势头有所缓解，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趋缓。

推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全面发挥金融的服务和调控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是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2003年开始，国务院先后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动用国家外汇储备向四家银行注入资本金。四家银行股份制改造顺利完成并成功上市。按照“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总原则，稳步推进农业银行改革工作。根据“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对三家政策性银行进行改革。2006年底，农村信用社改革已在全国全面推开。人民银行负责设计和实施资金支持的正向激励机制，即按2002年底实际资不抵债数额的50%，发放专项再贷款或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帮助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化解历史包袱。截至2007年年末，中国人民银行累计对农村信用社发行专项票据l656亿元，发放专项借款12亿元；按贷款四级分类口径统计，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3%和11.2%，与2002年改革之初相比，分别下降28个百分点和提高20个百分点。积极推动新型农村金融发展。到2007年年末，五个省区已成立7家小额贷款公司。2003年，人民银行对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进行改革，调低邮政储蓄新增转存款利率，要求邮政储蓄机构将在中央银行老的转存款分五年逐步转出。2007年年末，邮政储蓄银行拥有36家省级分行、315家地市分行、2万余家支行以及1.6万家营业所，服务网络2／3以上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

二是推进外汇体制改革顺利实施。从1994年1月1日起，对外汇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l996年l2月1日，我国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2005年7月21日，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大力推进外汇市场建设，为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制度支持，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篇6：中国医疗改革历程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1、社会学与价值性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其实，“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不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被用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于是社会学被说成说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找不出来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早在1960年代，美国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一书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甚至把“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称为一种神话。吉登斯则在1982年指出：“社会学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对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笔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凡科学不能涉及价值，凡涉及价值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来，并把科学精神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似是而非的。”稍后1990年，笔者还指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企图建立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同样，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社会学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时指出的：“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那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这对两大系社会学来说均是这样。”

“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衰落，除了它们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解释力越来越弱，还与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思潮的变化有关，这就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增强，因此，作为实证主义思潮产物的“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

”不能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国的米尔斯，还有欧洲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人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韦伯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动的关于“价值中立”的论战；在1970-1980年代，继古尔德纳之后，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m.英格在《论反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直截了当地申明，他“不能‘放逐价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时，也不佯装骑墙。”到1990年代，对“价值中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扩展到相邻学科。一些权威人士，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社会政策的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由于受到持续的批判，“价值中立”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事实上，近20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中国社会学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成熟度的提高，总的来说，与国际社会学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2、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人们由于厌恶那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正好给了这种较为普遍的情绪以学理的支撑。这是“价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盛行的社会原因。

其结果是人们“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惯性思维定势”：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识形态，就不再是社会学，不再是学术。所以，“这不过是政治”，“这不过是意识形态”，成为杀伤力很大的话语，用来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和理论，用来认同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甚至用来判定谁是真正的社会学家，用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不正常学术氛围，名之为“社会认可”。这种惯性思维定势、这种充满贬义的话语，至今还影响着一些教师和青年学子。

但是，事实一再表明，主张价值中立的的人，价值性往往是非常强的，字里行间时时露出他自己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所谓种种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提倡价值中立的人价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为什么这样？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因此，结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选择、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这里选择是一种价值，不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声称没有价值似乎显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实际上，清高就是一种价值，良心同样是一种价值。所以主张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陷入悖论或自相矛盾。逻辑上的矛盾是主张摆脱一切价值，却选择某种价值，结论与前提矛盾；实践上的矛盾是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价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07年底中国广州讲学之行，应该给那些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人一些启发。据网上报道，吉登斯自称经历过学术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此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因此在过去的15年间，吉登斯开始介入政治，他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将理论付诸实践中，否则，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变世界。”难道能说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会学家了吗？

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所谓的“非价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正是西方推行他们那一套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遮眼布和挡箭牌，他们要“非”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让你的社会陷入根本目标的失范，价值观的失范，意识形态的失范，抽掉你社会的精神支柱，让你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社会。他们这一套在前苏联、东欧得手过，但是在中国不那么容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十七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继承先辈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建设，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探索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和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时候了，该是澄清那种贬低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3、社会学与人文性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点在于过分重视科学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其“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提出来的，是他逝世前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他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费老认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

这一理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费老对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回应，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费老达到的这一境界，毫无疑问应该看做是中国社会学日趋成熟的一种标志。费老的观点，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

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把费老误解为仅仅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现在他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许多人重新进行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二）经验性和理论性

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潮，不仅把科学性和价值性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科学性，否认价值性，而且也把经验性和理论性对立起来，只认经验性，否认理论性。实证主义的著名口号“拒斥形而上学”，就把价值性和理论性都当作“形而上学”拒斥掉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著名美国社会学理论评论家乔纳森?特纳所著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该书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拒斥”的思想，这就是拒斥哲学、拒斥元理论、拒斥社会学理论，他说：

“思辨理论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而是解释一个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我认为思辨理论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学问题，而使理论的建立停滞不前。我想，旷日持久的哲学问题将存在下去，因为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结论是：大量的社会学理论事实上是思辨理论的活动”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归结出特纳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思辩理论是对“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也就是说，思辨理论是元性质的理论；第二，这类元理论通常陷于“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理论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滞不前”；第三，“大量的”“社会学理论”是这种元理论，即哲学“思辩理论的活动”，不是社会学理论。根据特纳的逻辑，不仅对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而且将阐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即元理论）当作了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进而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归结为了哲学的思辩活动，予以拒斥。这三个拒斥是特纳社会学实证主义立场表现。这本早在198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书，在普及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把他主张的拒斥理论性的实证主义思潮带给了读者。

事实上，正如笔者指出的：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从大量的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正确处理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关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真正成熟的一种考验。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这种思潮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其表现是：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首先是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太大。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陷入了我称之为“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这样一种不利态势。这种强势社会学中的弱势，突出地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对实证主义思潮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认为，理论与实证的失衡是世界社会学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的根本原因。美国人自己也很早意识到这个困境，甚至说得更严重，叫作“危机”。米尔斯、古尔德纳的一些著作，可以说都是在批判这种困境。默顿“中程理论”对美国社会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失衡，制约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所以，应当对美国社会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认识它的优势和弱点。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学科的规范化方面，等等，是有优势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实证过度，理论和实证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美国社会学，接受它的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国社会学。当前，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等。更不用说欧洲社会学了。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

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三）建设性与批判性

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关系，涉及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对待中国社会、社会现象的取向问题、态度问题，涉及中国社会学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自己崇高使命的问题。建设性和批判性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两方面都是不能走极端的。这个问题也同样考验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性。笔者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长沙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这一命题，正是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强调两者的某种相对区别，反思主要是对我们人和人类自己的反思、检讨；批判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光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

提出这个命题，主要原因有：第一，这是由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它是一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学，总体上属于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与它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它总体上属于一种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早在1985年，我在英国留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文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作为维护建设性的社会学，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会学的本性使然，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这是由中国社会学实际情况决定的。在后现代解构思潮否定性、极端性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界都有一些学者着重破坏而拒绝维护、强调摧毁而失于创建，使得批判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褪变为了一种抨击性的仪式，进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酿成了一种影响极深的消极的社会习性。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学者对社会、对青年学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我认为，学者的学术责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学者的根本责任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而不是相反。学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推进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引导不甚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迎合，可以取得廉价的赞美，可以热闹一阵，但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学者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只务虚不务实，只求异不求真。这些情况也提醒我们的青年学子——他们是中国社会学的未来的希望，只有增强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们才能茁壮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的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业，前途无量。

第三，这是总结前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决定的。最近，我们从四个维度研究了19世纪、20世纪的学术思潮。这四个维度就是作为主体和历史型塑者的“大写的人”，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成型标志的“大写的理性”，作为普遍历史模型的确立象征的“大写的历史”，以及作为不同政治主张升华的“大写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纪“大写建构”具有片面性，而20世纪“大写解构”则具有极端性，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的思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弯道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21世纪应该如何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超越上两个世纪。我们认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的康庄大道。现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越是接近这个新起点的时候，越要承接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当代中国成为各种思潮的汇集点。这是我们现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确对待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思潮。

（四）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历史看，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在古典时期，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在现代和当代，它们仍然是没有那位社会学家能够避开的重大课题之一。从理论看，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传统和现代，又是广义社会转型论的核心概念。类似地，要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含义，也离不开这两个基本概念。同时，“传统和现代”，又是一个充满歧见的领域，对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都有不同观点，并连带产生出一系列其它问题的分歧。所有这些，也使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考验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重要标志。

现在，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认识到现代或现代性是成长的，而传统是被发明的，简要地说，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这只要看看传统与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就清楚了。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因而是对现在仍然起着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因而它同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影响、制约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行为和生活。这种传统往往以该群体的亚文化的方式、习俗的方式出现；第四，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或“新构”的方式生产出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这种“重构”或“新构”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会对现在，甚至未来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而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

从上述观点，可以知道，所谓社会转型，广义地说就是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也可以了解，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

新布达佩斯学派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张的狭义转型论或所谓“新古典社会学”，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而一笔勾销，代之以从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个新议题。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的广义转型论与他们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一，也是他们的重大理论缺陷之一。这一点也迫使我们探讨现代性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应对这种学术挑战，对他们进行学术剖析。

（五）本土性与国际性

中国社会学界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或者说，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学术就要永远落后，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也难以改变。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同样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课题。

1，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所谓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所谓国际性或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认的国际性，能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

无论是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离不开本国学者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是我们前辈社会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主体意识，就既没有社会学中国化，也更谈不上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是不成熟的表现，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结合的，更是与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不适应的。

只有沿着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某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也才会出现。

2，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继续中国社会学在自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它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所谓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所谓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进行自己的创造。这里，“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会这样那样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继承。这里，本土化着重说的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国际化着重说的是“借鉴国外”。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着重说的是“创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不仅有历史的导向，而且有现实的走向，还有未来的取向。

3、顶天立地与两维视野。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可以有多种表达，如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如“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等等。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通俗地说，还可体现为一种精神境界，这就是顶天立地精神。笔者不久前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这里，无论“顶天”和“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顶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具体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在“实践结构论”中我们曾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經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

用这种两维视野来分析中国经验，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狭隘的、单极思维的本土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两维视野的本土化，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断用本土经验加以丰富、充实，不断对本土经验进行概括、提炼，才能成为不断激活本土经验的新的灵感，不断提供分析本土经验的新的视角。总之，中国社会学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把本土性与国际性、本土特质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沿着前辈开辟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以顶天立地的精神，创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结

上述对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正确把握，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追求也不会停止。因为停止追求，意味着正确把握会这样那样让位于片面把握、错误把握。

要正确把握上述这些关系，要避免走极端，片面强调一个方面，错误就不可避免。它们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这就是这些成对范畴的辩证性。忽视这些成对范畴的辨证本性，中国社会学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不断走向成熟。同样，我们在处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时，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丰富多彩的展开形式（即社会基本问题的设问形式）——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个人私欲与社会公益、个人个性与社会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以及这些设问形式在当代的丰富表现。如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肉体与权力（福柯）等等，都不能忽视它们的辩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那里挽救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恩格斯把黑格尔“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称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