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精选6篇）

篇1：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

始，便和新中国相伴相随。但长期实行的是“企业养老保险”，新老企业负担畸轻畸重、苦乐不均。进入80年代中期，我国的养老保险事业进入建国以来最活跃、改革力度最大的时中国的养老保险事业，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期。其几次改革举措在养老保险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到1998年底，新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包括了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全国有8475．8万企业职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占企业职工总数的80．7％。有2727．3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离退休费社会统筹，占企业离退休人数的98．5％。全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1459亿元，支付全国离退休退职费总额为2073．7亿元。

社会统筹——均衡企业负担

1984年，我国开始了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对企业按照工资总额的同一比例征收养老保险费，使退休人员多的老企业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将社会统筹确定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从而使企业从各自负担退休人员的“自我保险”变为社会互济、共担风险的保险。到目前为止，全国己全部实行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其中，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

三方负担——权利和义务的体现

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职工个人也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个人按本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缴费的费率从1991年标准工资的3％到1997年的不得低于缴费工资的4％，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财政建立社会保险后备基金，在必要时给予补贴。实行三方负担，不仅扭转了国家包揽过多、企业负担过重、个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现状，缓解了国家和企业双方负担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增强了个人的参与意识，使参保者个人始终关注着养老问题。

三个层次——责任的重新定位

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实行的是单—的退休金制度。职工退休后按月领取本人工资75％～90％的退休金，这是职工退休后生活的唯—来源。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企业、个人三者责任开始了重新定位，从而产生养老保险的三个层次，即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由国家立法强制实施，政府统一组织，基本保险建立基金。实行社会互济，待遇水平以满足基本需求为标准。目前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为60％。补充保险的建立是在国家政策规范下，由用人单位具体实施，重在使离退休人员的生活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得到不断的改善，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和地区发展水平及企业经济效益的差异。个人储蓄性保险由劳动者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依赖商业保险类机构进行的自愿性养老储蓄。

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的体现

1992年前后，当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工作基本完成后，各地不约而同地把下一个改革的目标转向了养老金支付方法的改革。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以求在公平的前提下更好地体现效率，突出激励机制。1997年7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个人账户规模为本人工资的11％。其中，个人缴费部分全部记入个人账户(由目前的5％逐步增至8％)。其余部分由企业缴费划入。待遇支付分为两部分：—是基础养老金，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20％左右；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支付标准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20。

全国统一制度——系统的管理体系建立

80年代中后期，养老保险制度出现了区域性管理，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劳动力难以跨地区流动，阻碍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中央政府失去宏观上的调控权，地区横向攀比待遇水平，而分散风险的能力却很弱；极易导致资金的流失。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至此，完成了50年来由企业保险到区域保险再到全国统一养老保险的演变，从而在我国养老保险史上写下了最完美的一笔。统—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标志为：统一和规范企业个人缴费率比例；统—个人账户规模；统一基本养老金支付结构和标准。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社会保险自身规律所决定，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走向市场化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1998年，行业统筹顺利移交地方管理，为统一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篇2：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

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这个阶段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之前，用了10年时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要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在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进一步阐明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明确了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方向。这10年间，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特别是1998-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带领国有企业实施了改革脱困3年攻坚，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减轻企业负担，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国有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整体扭亏为盈，为国有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以党的十六大为开端。针对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十六大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提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篇3：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1978～1985年, 科技战线拨乱反正, 科技工作恢复重建

改革开放初期, “文革”刚刚结束, 全国上下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 重建恢复。1 9 7 7年恢复了山东省科委名称, 此后各级科技管理机构相继得以恢复和加强。1 9 7 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 在全国掀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向科技现代化进军的热潮, 迎来了科技工作的春天。随后, 山东省制定了“六五”科技发展规划, 规定了科技发展的目标任务, 山东省科技工作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

在此期间, 山东省连续出台了3个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文件, 使被下放的科技人员大部分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还从外地引进一批科技人员。原有的研究、开发和科研服务机构得到逐渐恢复, 并充实加强力量, 新建了一些研究开发机构。各级学会 (协会、研究会) 开始建立, 并得到迅速发展。全省15个市地和136个县 (市区) 普遍成立了科协, 形成了科技群众团体的组织体系, 为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应用科技成果、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科研机构改革、企业科研、科研成果推广等工作也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 山东科技经费逐渐增加, 科研条件逐步改善。据统计, 1978～1985年, 山东科技三项经费共拨款3.6亿元, 科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费也逐年增加;政府下拨投入了940万美元的外汇, 用于购买国外仪器设备、外文期刊和实物小件样品;拥有大型精密仪器13种, 共77件, 全省每年订购外文期刊5000份左右, 还有大批图书、工具书和科技情报资料。

第二阶段:1985～1992年, 实施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工作全面推进

1 9 8 5年, 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确立了在运行机制、组织结构和人事制度三个方面进行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围绕“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和“科教兴鲁”战略的需要, 山东省推行了以“双放”为中心的科技体制改革。一是推行科技“双放”——放活科研机构和放活科技人员。在放活科研机构方面, 据1988年统计, 全省县级以上独立科研机构中有127个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 41个初步进入企业或企业集团, 建立科研生产联合体组织716个, 承包、领办、租赁、创办企事业单位2 6 3个。在放活科技人员管理方面, 1988年全省有7.5万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企业, 开展技术服务活动, 引进省外人才5000多人。二是进行了技术职称改革, 实行了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三是开拓技术市场, 促进了科技成果商品化, 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四是进行了科技拨款制度的改革, 将科技事业费划归省、市、地、县各级科委管理, 建立了科研单位事业发展基金, 广开了经费渠道, 强化了科技投资。

科技体制改革使山东科技工作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科技服务领域不断扩大, 管理功能进一步增强。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从研究向开发、推广方面延伸, 科技管理从行政手段为主向行政、经济、法律综合手段过渡。其次是基层科技工作更加活跃。工矿企业创办了一批科研开发机构, 在农村建立起集农贸结合的技术经营服务实体, 建立了科技示范乡、镇、户, 还有农民研究所、研究会, 这些基层组织, 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和农村技术进步。三是科技成果数量持续增加, 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科研成果推广计划的组织实施, 为山东省经济建设解决了一批技术难题,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四是民办科技机构迅猛发展。1 9 8 8年全省经县以上科委批准、同级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这类机构达937个, 从业人员9950人, 成为山东科技战线的新生力量。五是人们的科技观念有了明显的改变。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技术是商品的观念得到确认, 人才的价值得到尊重,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得到认同, 科技改革意识、竞争意识逐步增强, 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普遍提高。

第三阶段:1992～2005年, 加强科技政策建设,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为贯彻落实十四大精神, 1992年山东省出台了《关于加快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 成为全面部署山东科技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 标志着山东科技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加强科技政策建设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阶段, 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企业技术创新支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市场管理政策为重点, 山东科技创新政策建设全面推进。此间, 山东省出台了一系列科技创新政策法规, 其中,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建设科技创新体系方面的政策约有10件, 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约有8件, 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市场管理方面的政策约有6件, 这些政策构成了这一阶段山东科技政策的三大重点。此外, 还出台了综合性科技政策, 科技进步绩效考核政策, 科技人员流动政策, 省属科研机构改革政策, 鼓励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政策,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 科学技术奖励政策, 科普政策等若干件。这些政策逐步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覆盖广泛的政策体系, 标志着山东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这一阶段的另一重要特点。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以知识密集、智力密集为基础的高技术产业, 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最主要动力, 成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稳定推进器。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 促进经济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国内外已形成广泛共识。国内先进省市都纷纷制定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构筑适应其加快发展的软硬环境, 这既为我省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也形成了巨大压力和挑战。2002年, 山东省委、省政府将突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的新山东的“三个亮点”之一, 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措施。经过多年的努力, 在高新区建设、培植新兴产业和应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喜人成绩, 并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海洋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高水平、高效益的成果, 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和特色。

第四阶段:2 0 0 6年开始,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省份

进入21世纪,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科技创新愈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科学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已成为国家 (区域) 竞争的焦点。2006年初, 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讲话。随后, 山东省委、省政府通过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决定》, 提出:增强我省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省份;到2020年之前使我省在全国率先进入创新型省份行列。随之, 《山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开始实施, 《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工业结构调整的意见》 (2 0 0 6年) 、《关于培育百家重点企业技术中心加快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见》 (2 0 0 7年) 、《山东省高技术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2 0 0 7年) 等一系列政策制定出台, 标志着山东科技创新进入了一个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根本手段、以建设创新型省份为基本目标的新阶段。

新阶段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总体要求是, 坚持“自主创新, 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 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 全面实施科教兴鲁和人才强省战略, 以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 实施高新技术带动、大企业名牌带动、知识产权带动;加快具有山东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实现我省科技综合竞争力位次前移, 为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建设创新型省份的重点任务是, 配套推进人才、专利、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大幅度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能力”;积极构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创新服务“三个体系”;在高新技术自主创新、建设节约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公共安全能力与人口健康水平、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等方面组织实施140个重大科技项目;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 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 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 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精神, 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 推动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转变, 由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由抓好经济发展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 山东科技创新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纵观其发展过程, 可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 科技战线拨乱反正, 科技工作恢复重建;第二阶段:1985～1992年, 实施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工作全面推进;第三阶段:1992～2005年, 加强科技政策建设,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四阶段:2006年开始,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省份。

篇4：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加快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引进国外智力(以下简称“引智”),坚持“派出去”和“请进来”有机结合,通过聘请海外各类人才、选派人员出国(境)培训等方式,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科学技术、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加以消化、吸收、再创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海外人才和智力保障。

一、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国外智力的发展历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揭开了新时期引智事业的崭新篇章。30年来,引智工作经历了从注重引进外国专家和技术到强调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是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全面开创、积极推进的时期。在开创和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形势,不失时机地提出利用外国智力的重要思想,作出利用外国智力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接受华裔学者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派遣留学生“要成千上万地派,不只派十个八个”,要结合“引进国外大型科研设备,同国外科研机构搞合作科研,加速科学技术现代化”,派人出国“进行技术培训”。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重要谈话,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谈话明确提出了外国智力的概念和利用外国智力加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揭示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内在联系,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和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从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扩大对外开放全局的高度,将引进国外智力确定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引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目的和方式,构筑了新时期引智工作的基本框架,为引智拓展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道路,同时开拓了对外开放新领域。谈话通篇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创新的精神,是党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指导引进国外智力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期引智事业蓬勃发展的宣言书。1983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姚依林同志任组长。以此为标志,引智事业进入全面开创、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引智工作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和管理问题,以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吸引华裔学者回国工作、选派工商企业人员出国(境)培训、聘请外国退休专家学者等方式组织实施引智项目,有效解决了现代化建设中经验不足、知识不足和人才不足的问题,以及能不能大胆利用外国智力的问题,为顺利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扩大对外开放和加速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海外人才和智力保障。

(二)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是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取得突破、蓬勃发展的时期。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面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任务,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判断,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江泽民同志指出:“积极引进国外智力,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一切文明成果,加快自己的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指出:“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积极引进国外智力。”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强调:“大力引进海外各类专业人才和智力。”这一时期,引智工作围绕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借鉴国外人才资源开发的有益经验,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向纵深发展,通过合作办学、利用跨国公司培训资源等方式培训人才,以吸引和聘请海外人才参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为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提供了有力的海外智力支持。

(三)党的十六大以来,是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不断创新、深入发展的时期。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003年12月召开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引进国外智力成为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方面。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强调“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做到自主培养开发人才和引进海外人才并重”,“要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紧缺人才”,要求“坚持以我为主,按需引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方针,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这一时期,引智更加注重积极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不断完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引智格局,着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和培训各类急需人才,示范推广重大引智成果,形成引智分类指导的实施机制,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和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海外智力支撑。

30年来,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重要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引智思想的创新发展、重大贡献和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期引智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根本指针和行动指南。

二、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国外智力工作

取得显著成就

改革開放成就新时期引智事业,引智事业为改革开放铸就辉煌;改革开放为引智工作提供广阔舞台,引智工作昭示改革开放形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新时期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全面展开、扎实推进,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引进国外智力从有限范围、领域、地域到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实现了引智发展格局和管理方式的跨越,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体系。

30年来,引智规模不断扩大。境外来华工作专家,由上世纪80年代末每年不足万人次到2007年当年达48万人次,其中2/3为外国专家,港澳台专家占1/3;出国(境)培训由每年600多人次到2007年近7万人次。30年来,从第一位“洋厂长”德国专家格里希,到日本著名水稻种植专家原正市等;从第一位国际著名数学家、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出任南开大学数学所所长,到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境外优秀专家积极参与我国现代化建设。交流渠道不断拓展,与国家外国专家局有长期良好合作关系的政府机构、国际组织、著名大学和民间团体,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的10多个外国专家组织,发展到遍及欧、美、亚、非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99个。引智领域不断拓宽,由过去侧重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工业、教育文化等领域和部门,发展到遍及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引智地域日益宽广,由最初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等少数地区的局部示范扩展到今天的全国各地。引智主体日益多元化,由起初的政府主导到现在的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协同联动、竞相引智的局面。市场机制在国际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发挥。引智管理职能不断创新,由以项目为主的计划管理到以宏观指导、示范引导、提供服务为主的依法行政。

(二)引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从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到构建和谐社会,从推进自主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第一,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在农业领域,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坚持引进专家、派出培训和示范推广相结合,实施新农村建设引智工程、“一村一品”、“千村引智示范”项目;引进水稻旱育稀植等国外先进种植养殖技术,加拿大燕麦、以色列柿子椒、樱桃等优良品种,以色列、美国、日本等国的农业节水保水增产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农户安全储粮技术等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有力促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了农民增收、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家粮食安全。日本著名水稻专家原正市20年60次来华传授水稻旱育稀植技术,总推广面积达2亿多亩,亩产提高了10%,降低成本约50元,还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已在冀鲁豫陕等北方地区推广的美国渗灌技术,节水效率提高50%,增产幅度达30%-50%。联合国粮农组织安全储粮新式粮仓在川、湘等地应用,仅四川每年可减少因储备不当造成的粮食损失约20亿斤。在工业领域,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软件和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国有大型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增强企业国际竞争优势,一些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一批典型工业引智成果得到推广应用,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已在钢铁企业广泛运用的“溅渣护炉”技术,使得转炉炉龄大幅提高,由1200炉提升到1.5万炉,仅此一项全国累计效益超过1.2亿元。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品牌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在服务业领域,大力支持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信息服务、软件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

第二,为构建和谐社会不断做出新贡献。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海外智力西进工程、援疆工程、中部崛起工程、东部率先发展工程以及滨海新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引智项目。加大对社会事业支持力度,实施“和谐之光”引智工程,制定《引智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实施意见》,实施应急管理引智项目、矿山安全生产管理与技术培训项目等。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引智工程,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等引智项目实行倾斜。“智力拥军”和“引智扶贫”工作成为全国拥军和扶贫工作的新亮点。

第三,为推进自主创新不断取得新成果。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总体要求,实施自主创新引智工程,大力支持国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工程和各地“高科技园区”、“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建设。通过引智培养重点学科带头人、科研管理人员和科技企业家,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引智还重点支持装备制造业,促进产品更新换代、产业升级。如,中国北车集团唐山轨道客车公司“300公里铁路动车组(CRH3)”项目,成功研制的世界最先进动车组技术,其中也凝聚着外国专家的智慧和汗水。

第四,为服务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迈出新步伐。25年前邓小平利用外国智力思想开拓了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引智也始终和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引智始终紧紧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的各项改革和发展事业提供服务。先后以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财税、金融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和健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体系、法律制度建设和行政管理体制、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为重点,以“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深入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积极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管理经验、方法和运行规则。2001年加入WTO,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为适应我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更加深入、全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新形势,通过聘请专家、国内培训和国外培训相结合,重点培养尽快熟悉WTO规则的各类专业人才,参与制定各类标准和规则,努力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产业开拓国外市场,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大力支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进一步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增强竞争力。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例,连续组织国内人员出国培训,开拓国际市场,目前,机电产品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所占出口比重超过50%,显著提高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

第五,为人才队伍建设和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服务不断打开新局面。围绕“三支队伍”建设和“两类人才”培养,实施人才队伍能力建设引智工程。通过出国(境)培训,提高了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驾驭全局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研发创新能力,一些重点培训项目,如“高级公务员海外培训项目”(哈佛大学培训项目)、“中青年领导干部培训项目”、“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等在海内外均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教育部、科学院合作加强重点学科和创新团队建设,实施“高校学科创新”(“111计划”)、“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项目”,支持创建一流大学和学科,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和教学方法,推动学科知识更新,培养适应需要、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有重点地引进了一批活跃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战略科学家、学科带头人和科技领军人物。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海外人才和智力保障,也为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

基本经验

30年来引智工作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是在中央领导集体引智重要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广大引智工作者多年的艰苦探索和各方面的积极参与取得的。它符合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也符合中国特色引智工作发展的规律。

(一)必须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正确的方向,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創事业新局面的根本保证。引进国外智力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是中国特色的开创性事业。只有高举旗帜,充分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才能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才能立足国情,趋利避害,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二)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突出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发挥引智的独特作用和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是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大局。30年来,引智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大局,牢牢把握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以战略的眼光,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和更宽视野想问题、办事情,坚持把引智工作放在大局中思考和谋划,在大局下行动和展开,只有这样才能找准工作定位,才能大有作为。实践证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引智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握了这个根本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把引智工作融入到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互利共赢的改革开放战略以及和谐社会之中,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才能发挥引智的独特作用和优势,增强引智工作的协调性、系统性和实效性,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前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海外智力支持。

(三)必须坚决贯彻“以我为主、按需引进、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方针,紧密结合国际人才日趋激烈的竞争形势和国内人才需求,实现引智效益的最大化。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际人才竞争激烈,国内引智需求日趋多元化。只有认真研究分析我国人才资源分布情况和结构特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贯彻上述方针,真正把握引智的着力点和重点对象,加强宏观调控,注重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不断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日益增长的国外智力需求;做到注重效益,狠抓成果,强化示范推广,充分发挥引智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

(四)必须与时俱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提高引智质量和效益的不竭源泉,找准突破口,创新工作模式,不断提高引智能力和水平。

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引智工作保持蓬勃活力和强大动力的根本要求。30年来,引智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领域,作为思想解放和创新的产物,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成为对外开放的一个亮点,对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始终保持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认真研究涉及引智工作全局性、前瞻性问题,深刻把握引智的特点和规律,才能提出加强和改进引智工作思路和對策,才能不断提高引智的能力。

(五)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才能凝聚更多的国外优秀人才。

各国专家是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重要创造者和传播者,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智力优势为我所用,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在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同时,依法加强管理。30年来,我们始终注重加强引智政策法规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引智行政许可制度,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行引智工作电子政务,建立应急管理机制,使引智管理更加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努力做到依法行政。同时建立以“友谊奖”为核心的多层次表彰激励体系,激发他们来华工作热情,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和合作。

(六)必须树立大局观念,协调各方,密切配合,形成引智工作合力。

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政策性强、专业性强,涉及部门众多、服务领域宽广,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形成整体合力。只有树立大局意识和观念,加强与经济社会各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注重服务,争取各方支持,才能充分整合资源和力量,做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提高引智的效率和质量,才能形成相互联系、相互支持、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不断提升引智的效能。

篇5：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句让中国百姓心里感动、切身感受的话，正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写照。

改革开放３０年，是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３０年，是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国民素质显著提高的３０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３０年，是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显著加强、更多惠及困难群体的３０年。

１９７７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得以恢复。当年，全国５７０万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沉积多年的求知热情如火山喷发，中国社会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春潮，为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注入活力

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１．２８亿，录取人数约５３８６万，其中，１９９９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至２００８年的录取人数约４０１０万，１０年间录取人数占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录取总数的７５％。

从１９８６年颁布义务教育法起，经过１０多年奋斗，中国终于在２０００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超过８５％，２００７年进一步扩大到９９％，跻身于免费义务教育水平较高国家行列。２００７年，普通高中在校生、幼儿园（含学前班）在园学生数量、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３０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共为国家输送了１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专门人才。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驶入快车道。２００７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总量突破８００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已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３０年来，各级各类教育的飞速发展，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各种急需的人才，提升了我国国民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教育公平的理念传遍神州大地

２００３年开始，“远程教育”这项重大工程覆盖了中西部３６万所农村中小学，丰富了１亿多农村中小学生的精神世界。

２００４年，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正式启动。中央财政投入１００亿元建设８３００多所寄宿制学校，解决学生“进得来”的问题；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学生“留得住”的问题。

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修订后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这一年，西部农村首先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革。２００７年春天，这项改革推行到全国农村；同年秋季，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在免交学杂费的同时，还免收教科书费，１．５亿学生因此受益。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国家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２１８２亿元。

２００７年，国家实行新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对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一、二年级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连续２年的资助。三年级学生可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半工半读获得一定报酬。近１２００万名在校学生因此获益。

同年，国家实施以奖、免、贷、助、补等全方位的新的学生资助政策。每年５００亿元的各级财政资金覆盖全国１８００多所高校的４００万大学生和１．５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的１６００万学生„„

３０年来，一项项不断推进、力度空前的助学政策，既得益于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成果，又体现了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和谐社会理念。亿万学子在感受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同时，更增添了投身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热情和决心。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加速着教育事业自身的调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需要创新的教育，适应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继１９９９年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后，于２００１年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学生已全部使用新课程。２１个省份在开展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突出学生多元发展的机会，倡导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曾经的“满堂灌”、题海战术和教师不容置疑的授课方式已逐渐淡出，对学生的评价也从过去单纯的成绩冒尖向兴趣广泛转变，学校也开始根据自身特色进行课程设置。

国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加大中等职业教育助学力度的重大举措，使一直受到歧视的职业教育开始拥有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的图景日渐清晰。

面对质量下滑、债务沉重等扩招带来的新问题，高等教育积极统筹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把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上。“十一五”以来的３年里，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总体保持相对稳定，招生计划增幅控制在５％以内。本科教学评估、新一轮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等多项举措的推进，使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中国教育拥有国际化的水平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１２１．２万人，出国留学规模由１９７８年的８６０人发展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４５万人，３０年扩大１６８倍。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３１．９７万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３０年来，中国已累计接收来华国际学生１２３万人次。遍布全球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世界上１８８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相互承认学历学位协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１０３４个。

３０年来，教育逐渐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汉语国际推广取得新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到３０００万人。全球已启动孔子学院（含孔子课堂）２６２所，分布在７７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已有４６个国家设立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教育的开放，历史性地放大了中国人视野，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信号。透过教育这个窗口，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展示好学、善学的精神风貌。

改革开放的远景，期待教育事业迈出新的步伐

近年来，为了解决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国家财政每年用于义务教育的投入达数百亿元，并逐年增加。各地通过教师交流、对口支援等方式，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中国在２００７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后又于今年秋季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抓住“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核心问题，中国积极探索，加强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逐渐形成了县域内城镇教师定期到农村任教、大中城市教师到农村支教、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实习支教等多种形式的智力支教活动。同时，完善和落实教师工资、津贴补贴制度，在６所部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使有志于从教的人可以安心从教，终身从教。

在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教育事业起步晚、底子薄，改革与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仍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曾在一定历史时期被人们认可的教育制度正在经历新的挑战和考验。

３０年来，高考制度在考试内容、考试科目、考试次数以及录取手段等方面推进改革，不断顺应和满足人民在新时期对教育发展的新期待、新要求。不断巩固完善的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确保高考持续发挥着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

近年来，根源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监管体制松散的教育乱收费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使择校乱收费明显减少，学校收费行为逐步规范。校务公开、依法办学等新理念的提出，使各级各类教育正在阳光下健康发展。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指导下，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正在迎难而上，循序破题，向着“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的目标坚定迈进。

篇6：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1、社会学与价值性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其实，“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不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被用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于是社会学被说成说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找不出来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早在1960年代，美国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一书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甚至把“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称为一种神话。吉登斯则在1982年指出：“社会学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对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笔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凡科学不能涉及价值，凡涉及价值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来，并把科学精神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似是而非的。”稍后1990年，笔者还指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企图建立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同样，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社会学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时指出的：“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那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这对两大系社会学来说均是这样。”

“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衰落，除了它们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解释力越来越弱，还与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思潮的变化有关，这就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增强，因此，作为实证主义思潮产物的“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

”不能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国的米尔斯，还有欧洲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人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韦伯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动的关于“价值中立”的论战；在1970-1980年代，继古尔德纳之后，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m.英格在《论反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直截了当地申明，他“不能‘放逐价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时，也不佯装骑墙。”到1990年代，对“价值中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扩展到相邻学科。一些权威人士，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社会政策的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由于受到持续的批判，“价值中立”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事实上，近20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中国社会学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成熟度的提高，总的来说，与国际社会学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2、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人们由于厌恶那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正好给了这种较为普遍的情绪以学理的支撑。这是“价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盛行的社会原因。

其结果是人们“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惯性思维定势”：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识形态，就不再是社会学，不再是学术。所以，“这不过是政治”，“这不过是意识形态”，成为杀伤力很大的话语，用来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和理论，用来认同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甚至用来判定谁是真正的社会学家，用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不正常学术氛围，名之为“社会认可”。这种惯性思维定势、这种充满贬义的话语，至今还影响着一些教师和青年学子。

但是，事实一再表明，主张价值中立的的人，价值性往往是非常强的，字里行间时时露出他自己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所谓种种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提倡价值中立的人价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为什么这样？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因此，结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选择、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这里选择是一种价值，不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声称没有价值似乎显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实际上，清高就是一种价值，良心同样是一种价值。所以主张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陷入悖论或自相矛盾。逻辑上的矛盾是主张摆脱一切价值，却选择某种价值，结论与前提矛盾；实践上的矛盾是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价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07年底中国广州讲学之行，应该给那些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人一些启发。据网上报道，吉登斯自称经历过学术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此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因此在过去的15年间，吉登斯开始介入政治，他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将理论付诸实践中，否则，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变世界。”难道能说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会学家了吗？

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所谓的“非价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正是西方推行他们那一套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遮眼布和挡箭牌，他们要“非”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让你的社会陷入根本目标的失范，价值观的失范，意识形态的失范，抽掉你社会的精神支柱，让你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社会。他们这一套在前苏联、东欧得手过，但是在中国不那么容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十七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继承先辈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建设，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探索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和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时候了，该是澄清那种贬低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3、社会学与人文性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点在于过分重视科学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其“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提出来的，是他逝世前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他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费老认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

这一理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费老对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回应，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费老达到的这一境界，毫无疑问应该看做是中国社会学日趋成熟的一种标志。费老的观点，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

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把费老误解为仅仅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现在他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许多人重新进行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二）经验性和理论性

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潮，不仅把科学性和价值性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科学性，否认价值性，而且也把经验性和理论性对立起来，只认经验性，否认理论性。实证主义的著名口号“拒斥形而上学”，就把价值性和理论性都当作“形而上学”拒斥掉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著名美国社会学理论评论家乔纳森?特纳所著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该书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拒斥”的思想，这就是拒斥哲学、拒斥元理论、拒斥社会学理论，他说：

“思辨理论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而是解释一个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我认为思辨理论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学问题，而使理论的建立停滞不前。我想，旷日持久的哲学问题将存在下去，因为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结论是：大量的社会学理论事实上是思辨理论的活动”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归结出特纳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思辩理论是对“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也就是说，思辨理论是元性质的理论；第二，这类元理论通常陷于“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理论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滞不前”；第三，“大量的”“社会学理论”是这种元理论，即哲学“思辩理论的活动”，不是社会学理论。根据特纳的逻辑，不仅对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而且将阐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即元理论）当作了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进而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归结为了哲学的思辩活动，予以拒斥。这三个拒斥是特纳社会学实证主义立场表现。这本早在198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书，在普及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把他主张的拒斥理论性的实证主义思潮带给了读者。

事实上，正如笔者指出的：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从大量的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正确处理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关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真正成熟的一种考验。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这种思潮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其表现是：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首先是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太大。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陷入了我称之为“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这样一种不利态势。这种强势社会学中的弱势，突出地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对实证主义思潮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认为，理论与实证的失衡是世界社会学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的根本原因。美国人自己也很早意识到这个困境，甚至说得更严重，叫作“危机”。米尔斯、古尔德纳的一些著作，可以说都是在批判这种困境。默顿“中程理论”对美国社会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失衡，制约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所以，应当对美国社会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认识它的优势和弱点。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学科的规范化方面，等等，是有优势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实证过度，理论和实证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美国社会学，接受它的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国社会学。当前，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等。更不用说欧洲社会学了。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

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三）建设性与批判性

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关系，涉及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对待中国社会、社会现象的取向问题、态度问题，涉及中国社会学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自己崇高使命的问题。建设性和批判性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两方面都是不能走极端的。这个问题也同样考验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性。笔者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长沙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这一命题，正是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强调两者的某种相对区别，反思主要是对我们人和人类自己的反思、检讨；批判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光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

提出这个命题，主要原因有：第一，这是由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它是一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学，总体上属于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与它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它总体上属于一种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早在1985年，我在英国留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文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作为维护建设性的社会学，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会学的本性使然，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这是由中国社会学实际情况决定的。在后现代解构思潮否定性、极端性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界都有一些学者着重破坏而拒绝维护、强调摧毁而失于创建，使得批判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褪变为了一种抨击性的仪式，进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酿成了一种影响极深的消极的社会习性。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学者对社会、对青年学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我认为，学者的学术责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学者的根本责任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而不是相反。学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推进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引导不甚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迎合，可以取得廉价的赞美，可以热闹一阵，但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学者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只务虚不务实，只求异不求真。这些情况也提醒我们的青年学子——他们是中国社会学的未来的希望，只有增强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们才能茁壮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的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业，前途无量。

第三，这是总结前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决定的。最近，我们从四个维度研究了19世纪、20世纪的学术思潮。这四个维度就是作为主体和历史型塑者的“大写的人”，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成型标志的“大写的理性”，作为普遍历史模型的确立象征的“大写的历史”，以及作为不同政治主张升华的“大写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纪“大写建构”具有片面性，而20世纪“大写解构”则具有极端性，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的思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弯道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21世纪应该如何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超越上两个世纪。我们认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的康庄大道。现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越是接近这个新起点的时候，越要承接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当代中国成为各种思潮的汇集点。这是我们现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确对待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思潮。

（四）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历史看，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在古典时期，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在现代和当代，它们仍然是没有那位社会学家能够避开的重大课题之一。从理论看，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传统和现代，又是广义社会转型论的核心概念。类似地，要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含义，也离不开这两个基本概念。同时，“传统和现代”，又是一个充满歧见的领域，对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都有不同观点，并连带产生出一系列其它问题的分歧。所有这些，也使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考验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重要标志。

现在，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认识到现代或现代性是成长的，而传统是被发明的，简要地说，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这只要看看传统与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就清楚了。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因而是对现在仍然起着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因而它同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影响、制约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行为和生活。这种传统往往以该群体的亚文化的方式、习俗的方式出现；第四，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或“新构”的方式生产出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这种“重构”或“新构”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会对现在，甚至未来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而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

从上述观点，可以知道，所谓社会转型，广义地说就是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也可以了解，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

新布达佩斯学派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张的狭义转型论或所谓“新古典社会学”，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而一笔勾销，代之以从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个新议题。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的广义转型论与他们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一，也是他们的重大理论缺陷之一。这一点也迫使我们探讨现代性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应对这种学术挑战，对他们进行学术剖析。

（五）本土性与国际性

中国社会学界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或者说，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学术就要永远落后，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也难以改变。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同样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课题。

1，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所谓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所谓国际性或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认的国际性，能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

无论是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离不开本国学者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是我们前辈社会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主体意识，就既没有社会学中国化，也更谈不上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是不成熟的表现，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结合的，更是与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不适应的。

只有沿着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某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也才会出现。

2，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继续中国社会学在自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它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所谓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所谓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进行自己的创造。这里，“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会这样那样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继承。这里，本土化着重说的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国际化着重说的是“借鉴国外”。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着重说的是“创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不仅有历史的导向，而且有现实的走向，还有未来的取向。

3、顶天立地与两维视野。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可以有多种表达，如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如“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等等。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通俗地说，还可体现为一种精神境界，这就是顶天立地精神。笔者不久前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这里，无论“顶天”和“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顶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具体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在“实践结构论”中我们曾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經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

用这种两维视野来分析中国经验，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狭隘的、单极思维的本土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两维视野的本土化，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断用本土经验加以丰富、充实，不断对本土经验进行概括、提炼，才能成为不断激活本土经验的新的灵感，不断提供分析本土经验的新的视角。总之，中国社会学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把本土性与国际性、本土特质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沿着前辈开辟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以顶天立地的精神，创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结

上述对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正确把握，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追求也不会停止。因为停止追求，意味着正确把握会这样那样让位于片面把握、错误把握。

要正确把握上述这些关系，要避免走极端，片面强调一个方面，错误就不可避免。它们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这就是这些成对范畴的辩证性。忽视这些成对范畴的辨证本性，中国社会学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不断走向成熟。同样，我们在处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时，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丰富多彩的展开形式（即社会基本问题的设问形式）——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个人私欲与社会公益、个人个性与社会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以及这些设问形式在当代的丰富表现。如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肉体与权力（福柯）等等，都不能忽视它们的辩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那里挽救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恩格斯把黑格尔“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称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