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思想的萌芽

古代教育思想的萌芽（精选6篇）

篇1：古代教育思想的萌芽

黎曼的几何思想萌芽

在分析黎曼的几何思想和其他学科关系基础上,指出了其几何思想的三个来源:数学、物理和哲学.这其中,19世纪前半叶几何学对黎曼有着直接影响;物理研究也是黎曼的兴趣所在,尤其是他一度试图建立各种作用力的统一理论,促使黎曼用无穷小分析研究流形,并触发了黎曼对空间几何基础的讨论;哲学上,黎曼对空间认识论的.思考从赫尔巴特那里得到了灵感,并且在流形概念上可能也借鉴了赫尔巴特的研究.最后指出:研究黎曼几何思想不能把各学科分开考虑,必须全面考虑其间关系.

作 者：邓明立 阎晨光 DENG Mingli YAN Chenguang 作者单位：邓明立,DENG Mingli(河北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石家庄,050016)

阎晨光,YAN Chenguang(河北科技大学,理学院,石家庄,050054)

刊 名：自然科学史研究 PKU英文刊名：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年，卷(期)：25(1)分类号：N091 K835.611关键词：黎曼 几何思想 物理 哲学 数学史

篇2：古代教育思想的萌芽

科学划界思想的萌芽

科学划界问题的`研究有其悠远的内在的学脉渊承,而非逻辑经验主义者之特创,其思想萌芽可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哲理科学家学派以及柏拉图等人,他们的思想不仅在学理层面昭示出科学划界认识发展的“神圣链条”,而且在操作层面对于我们今天辨识和反对伪科学不乏启迪意义.

作 者：炎冰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政法学院,江苏,扬州,225009刊 名：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6(2)分类号：N09关键词：科学划界 毕达哥拉斯学派 爱利亚学派 哲理科学家学派 柏拉图

篇3：古代教育思想的萌芽

西汉的惠帝、吕后时期, 对商人的态度是缓和、有倾扶性的, 因此商人地位在这个时代提高了许多, 从而商品经济也得到了发展。这点可从有关文献中看出, “海内为一, 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富贾周流天下”, 海内为一、沟通渠道更广的时代, 为当时的商人之间进行商品贸易提供了偌大的方便。此举又继秦以前的黄金环境之后获得了一次机遇, 因此复式簿记思想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汉武帝时期, 实行农商并重的政策, 并同时实行盐铁专卖政策, 这两个政策的实行, 一方面为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而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民间文人对重农抑商的批判。“民间文人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挑战成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以下两个例子可以证明在西汉时期, 复式簿记思想就产生了。从湖北江陵10号汉墓出土的5号木牍的记载来看, 当时已产生了复式簿记思想的雏形。木牍记载的上收下付完全一致, 每一笔记录都可以请清楚楚地反映出经济活动的来龙去脉, 证明当时已经产生了一种包含复式簿记思想的记录方法, 但因为其上下部确认的收付时间很可能不一致的原因, 被视为是包含复式簿记思想的单式簿记记账方法。还有甘肃敦煌悬泉简牍也可以证明在西汉就有了复式簿记思想的产生, 其出土的木牍中记载有“传马簿”与“钱簿”的概念, 且记载是相互对应的。此两例都可以证明复式簿记思想产生于西汉, 并且已具有了“有上有下, 上下一致、相互反应”的特征, 具有现在的复式记帐在两个以上账簿反应经济业务、“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的规则, 可以说是现代复式簿记的雏形。

思想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经济活动的发展, 经济繁荣的中心也必定是思想文化交流的中心。而我国历代重农抑商, 致使商品经济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所以在我国古代的经济活动中, 国家赋税征收和国家财政支出占据了主要的地位, 因而经济关系在长时期内显得相对比较单调, 是我国历代重农抑商政策运用的结果和在社会的表现。也因此, 使得单式簿记思想存在了3700多年 (约公元前21世纪早期-公元1664年前后) , 然而复式簿记思想只能在缓慢中有所萌芽。在中国传统的账簿组织体系中, 四柱结算法于东汉的会计中得以产生, 被认为是中国固有的复式记帐法——四脚账产生的基础, 所以, 四柱结算法是一种包含复式簿记思想的记账法。四柱结算法萌芽于东汉至唐朝前期, 产生和初步运用于唐中期至宋以前, 在宋元明清时代得以发展和普及运用。四柱结算法是一种定期清算账目的一种结算方法, 所谓“四柱”是指“旧管” (上期结存) 、“新收” (本期收入) 、“开除” (本期支出) 、“实在” (本期结存) 这四大要素, 基本公式是“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因其含有未知数, 故被称为是“四柱结算方程式”。四柱平衡式是“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四柱差额平衡公式是“新收-开除=实在-旧管”, 根据这些公式, 可以考核收支是否平衡, 在官厅会计中得以运用。

在汉朝, 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局部松动, 使得商品经济有了可以快速生长的土壤, 因而促发民间商人和文人不断探索和思考, 寻找一种更加适应经济发展、更好反映经济往来事项的记账方法, 因此复式簿记思想应运而生。因为重农抑商的政策是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导统治的政策, 所以只在其局部松动之余新思想才能得以萌芽、旧思想才能得以发展, 也因此单式簿记的记账方法并没有因复式簿记思想的产生而被遗弃, 而是继续被广泛地使用, 因为当时的经济主要还是适用单式簿记的记账方法。复式簿记思想萌芽之后, 在一些领域得到运用, 但并不广泛。随着各朝各代对抑商程度的不同, 经济发展和会计思想的发展而不同, 其发展呈现出抑商程度低、经济发展快、复式簿记思想发展也快, 抑商程度高、经济发展滞缓、复式簿记思想发展缓慢。在经济发展周期中, 复式簿记思想的发展随经济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而呈现出发展快速、发展缓慢、发展停滞再贷发展缓慢的波动状态。重农抑商政策的局部松动是促使经济发展快速的主要原因, 也直接影响着复式簿记思想的发展速度, 也正是在其局部松动时, 复式簿记的思想才在西汉的这个薄弱时间段里破土而出。所以重农抑商政策的局部松动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复式簿记思想萌芽的, 是促使复式簿记思想产生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刘常青著, 《中国会计思想发展史》第四章:复式簿记时期的会计思想。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蔡青蓝, 黄燕妮, 《中国复式簿记产生于汉代-基于敦煌悬泉汉简的新证》中国期刊网文章, 重庆工学院会计学院

篇4：古代教育思想的萌芽

关键词：尧典；德治思想；影响

《尚书·尧典》文字简练，内涵丰富，后世德治思想渊薮于此。

一、《尧典》与德治思想的产生

夏商时期，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极其低下，他们对于周边的自然、社会和人事等认识模糊，“天命”观念逐渐成为他们解释万象、慰藉心灵的一种依托，天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神，它无所不能。夏商统治者抓住这种心态，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王权天定之说，妄想依靠一种神权政治的宗教迷信手段来维持其统治。夏商的灭亡，给宗教神学带来了危机，使之失去了往日无所不能的神奇力量，从此人们对天的意志，对君权神授思想产生了怀疑，《君奭》就有“天不可信”之说；另一方面，人民的伟大力量也在朝代更替的运动中日益凸显，它迫使统治者认识到这种力量并反思前代的统治方式。周公、召公这些明智的统治者从人治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明确提出了“敬天保民”的德治政策，从“君权神授”到“敬天保民”，先秦神权政治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德治思想的产生也和当时社会理性思潮的出现不无关系。西周的社会生产力比商代有了发展，其原因是大量奴隶投入生产领域，西周时期，作为社会主要生产者的奴隶已经不再随意被屠杀，他们在生产中的价值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从商朝以大量奴隶作为人殉人祭，而西周不用人殉人祭得到证明。在已发掘的所有西周墓葬中，人殉仅是极个别的现象，这说明西周时期，作为劳动力的奴隶被普遍重视，这种文化现象“具有原始社会中自然发生的某些民主和人道的精神”[4]。随着这种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周朝统治者逐渐把天志和民意结合起来。商代对于神的无条件的畏惧崇拜基本被否定，人的地位开始得到肯定，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为儒家思想的根本点，统治者根据这一思想，遵循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个原则，制定了一系列顺应民心的政策，于是德治思想在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上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表明，《尧典》成书于殷末周初，周初的这种德治思想在《尧典》中有充分的表述，如对尧的描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克明俊德”，对舜的描述：“惇德允元”以及对于选拨尧的继承者的问题上强调的首先也是德行，如四岳因为自己“否德忝帝位”而推举“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的舜。大肆宣扬的是统治者的德行。儒家宣扬的这种德治观念为以后历代统治者定了一个基调：有德者才能有天下。同时《尧典》还强调统治者应具有的对老百姓的关注：“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等无不透露着统治者对老百姓生活的关注，把天和民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以为人民谋利益。

二、德治思想内涵

西周时产生的德治思想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形成了天、民、德三位一体的统治体系，是以后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其思想内涵在《尧典》中的体现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民生。《尧典》记载了舜面对汤汤洪水，发出了“下民其咨”的叹息，寻求“有能俾乂”，解民于倒悬的能人。

第二，尚德慎刑，敬天爱民。尚德慎刑的思想在《尧典》中已有说明，舜帝告诫众臣“柔远能途”、“敬敷五教”，实行怀柔政策。与此同时又设置五刑作为五教的补充，然而执行五刑要“惟明克允”“惟刑之恤”，要求官吏明察案情，处理公允，能宽宏就宽宏。周书《康诰》的全篇诰词都在阐明尚德慎刑，敬天爱民的道理，具体规定了施行的准则和刑律的条目，强调用德政教化殷民，巩固统治。

第三，做民楷模，严于责己。《尧典》中的舜，《皋陶谟》中的禹，便是勤政爱民为百姓做事的贤君形象。最后舜死在南巡途中，而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全民的楷模。

第四，敬重贤能。《尧典》中关于禅让之事的记载，事实上是敬重贤能思想的最具体的体现。尧帝不因为丹朱是自己的儿子就任人唯亲，授予帝位，而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寻找德行高尚能济生的贤能之辈来继承她的事业、后来他找到了舜，并对他进行了三年的考察后才小心谨慎地把王位让给他。确定王位继承人如此，提拔各级官吏也是如此。禹在与舜的交谈中，谈了如何敬重贤能的问题，“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敷以庸”。这就是说对待贤者要虚心接受他们的建议，再根据情况任用他们，考察他们，更要用物品酬劳他们。这可以说是为历代统治者定下了“得贤者得天下”的祖训。

三、德治思想的影响

《尧典》中关于德治思想的阐述，可以说奠定了整个《尚书》关于德治思想的伦理范畴，为《商书》和《周书》中关于德治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历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以丰富的滋养，也给历代统治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面。比如：许多先秦儒家思想家提出了与德治思想相似的有3化中儒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影响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德治思想还影响了一代大儒家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治国思想。孔子在删定《尚书》的过程中，耳濡目染，形成了自己的“仁”、“爱”思想，孔子主张改善劳动人民的地位，对人民行以德政，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基本思想，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在德与刑的关系上，孔子把《尚书》注重德教的思想推到了顶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只能靠德治，刑罚是不行的，用刑罚来统一人们的 行动，只能使百姓害怕，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地不做坏事，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把民众团结起来。孔子仁爱思想的另一方面就是“尚贤”，“尚贤”就是要注重个人品德、学问和才能，而不必管其出身的高低。“学而优则仕”，在孔子看来，要做官就应该有学问，这种尚贤思想和《尧典》中敬重贤能的思想是吻合的。

许多封建统治者也从《尧典》德治思想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如被称为封建社会盛世的汉唐时代就是成功地实行德治的范例。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采纳谋士建议，实行“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具体内容，又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约法省紧”，与源于《尚书》的德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唐太宗李世民更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贤君，他一方面虚心听取大臣如房玄龄等关于德治的建议，另一方面重视史籍的整理和研读，从中找出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在注重民生方面，唐太宗提出了“农为政本”的思想，推行均田制，鼓励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在尚德慎刑方面，强调德法并用，“威惠并驰，刚柔两用”的原则，提倡以德政为宗，以刑罚为辅。至于做民楷模，任用贤人，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纵览整部中国封建社会史，不难发现：德治盛行的朝代，政治往往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康。历史证明，正是肇始于《尧典》的德治思想，确保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连绵不断，起到社会稳定的奠基石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幼良：《尚书》德治思想原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4）.

[2]毕天璋：《尚书》的德治思想及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3]王淑文：《尚书》德治思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学位论文，2010年.

篇5：古代教育思想的萌芽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另一个精髓是老子的无为。虽然有些消极，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调节心理的良方。例如讲，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下面忘了）意思就是说天地之所以长久，圣人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把一些事情放在心里。你把它当成事它才是事，你不把它当成事，它根本就不是事。

文化具有传成性，因此古代文化在现代生活中有很多表现。实际我们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中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只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而已。

《礼记·学记》中更明确地把教育的作用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意思是说，教育一是为国家培养所需要的人才，二是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所以，接受教育绝不是受教育者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事。

孔子把知、仁、勇作为君子应有的三种品德，“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其中智是前提，仁是核心，勇是表现。孟子则提出了“大丈夫”的人格理想，“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说万物我都具备了，反躬自问，诚实无欺，便是最大的快乐。尽力按恕道办事便是最接近仁德的道路。

大丈夫应该“富贵不能淫（骄奢淫逸），贫贱不能移（改变节操），威武不能屈，（屈服意志）”，这一观点已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

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对“兼济天下”的兼士提出了三条标准：“后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墨家看来，真正的兼士首先必须拥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和坚定的政治信念。

篇6：古代教育思想的萌芽

教育的中心是孔孟教育，一直延续到清朝。孔老夫子有教无类--“教不倦，学不厌”的伟大精神光耀千秋。那么，我们首先要问教育是什么?在中国孔孟传统教育理念中，教育就是生命、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与宇宙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超越时空，从《礼记》上领略中国古代的教育场面和读书之乐：童子七岁的时候，离开父母跟著老师，只有节日，才能回家看看父母。跟著老师学什么呢?学洒扫应对。换一句话说，他所学的是生活教育。他在学校里面能够侍奉老师、侍奉学长，回家去自然就会孝顺父母，尊敬兄弟姊妹，这是伦理道德的教育。除此之外，就是背诵重要的经典。老师选出来教他读，督促他背诵，一遍一遍去背，一天要背几十遍、上百遍。诸位想想这目的何在?是不让学生胡思乱想。小孩不给他事情做，他会胡思乱想，用这种方法训练他的智慧。整个小学从七岁到十二岁，都不讲解义理，就是叫他背诵，背得滚瓜烂熟，他心里没有妄想，只记诵许多圣哲的智慧结晶。十三岁入太学，太学授课就是讲解研讨。太学里的老师教学，不一定是在讲堂里面，摆著书本坐在讲台上。那时候学生少，一个老师大概只带十几、二十个人，这样小班，老师也都是专家，对于学问，他一生专攻某一经论，他专讲授这个科目，老师往往带着学生游山玩水，领略大好山川，旅行授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归来，他的课程也讲授完毕。为什么呢?课程典籍老师背得很熟，学生也背得很熟，讲课不需要带课本，讲到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大家都知道。每一面十行，一行二十个字，没有空格;不管哪个地方刻书，都是这个规矩。所以上课不带书，老师带着学生去玩，带着酒、带着菜，学生替老师拉车，服侍老师，教学是那么自在快乐。所有要修学的课程都在小学完成背诵，以后就不要再用书本了。现在诸如国学大师南怀谨，他到七十多岁写文章，引经据典，随手拈来，这都是他小时候背的。

而现在读书的情形却太苦了!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高中，课业较为沉重。而所学的也仅仅是技艺和谋生之道。而在孔孟的教育中，德行第一，学问第二、技艺和谋生之道是最末的。我们今天把教学的重点丧失掉了，所教的仅是技术，是皮毛，不是根本。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丧失掉了，哀哉可悲!民国以来，学校废弃了中国两千多年所行的制度，一味采取西方的教学法。一味强调培养创造力、创新思维。试问一个小学生，乃至一个初中生，技艺、知识、经验都十分有限，你叫他去创新、创造，他没有一定的根基，他造什么?

外国人对儿童很爱护，无微不至，小孩是随心所欲，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儿童时代享福。中年在社会上奋斗，苦苦挣扎。由于东西方人观念不同，老年的时候住在养老院很可怜，孤独寂寞，极少能与后代享受天伦之乐。所谓老年人的坟墓，中年人的战场，儿童的天堂。我们中国人则和他们相反，童年时代父母师长管教很严，规规矩矩，教给孝悌忠信，培植培福的根;中年时代服务国家、造福社会;晚年时代享清福、颐养天年。人生的境界逐步提升，止于至善，这是较为圆满的人生规律。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把教育的理念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够比拟的。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这符号表达的意趣非常浓厚，这个「孝」字可以说代表了整个的教育，从小把这个观念灌输给小孩子。这「孝」字，上面是「老」字，下面是「子」字。中间没有代沟，不但父子是一体，父亲上面还有父亲，一直追到无始;儿子再往下还有儿子，人生代代无穷矣;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是一个整体。西方没有这观念，西方人父子有代沟;所以外国人问中国人为什么祭祖先?几千年前的祖先，你认识吗?你知道吗?你们为什么要祭他?他永远无法理解。但是儒家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社会和睦、四海一家、天下太平。今天每个人都希望世界和平，和平要从那里做起?要从这基础上做起。离开这个基础，和平只是口号，绝对不能成为事实。儒家的教育致力于孝道的发扬光大。横的一面是兄弟、朋友、朋友的朋友，如是推展出五伦五常，「伦」是「伦理」。“夫妇“，这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最小的一个圈。「室」，指同住一个房间。室外面是家，家有“父子”，有“兄弟”。家外面是社会，社会有“君臣，有“朋友”。从前「团结」这两个字在中国用不上的，因为五伦就是团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还喊什么团结呢?人与人之间，有名份，有义务，所以五伦就有十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诚友信、君敬臣忠他有他本分的责任，他有他应尽的义务。“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是基本的道德理念。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现代，乃至未来，能够拯救和构建人类精神生活的，惟有中国的孔孟教育……台湾学者、被誉为“中华经典推广读诵第一人”的王财贵先生说：最高级的教材是“四书”，第二级是“五经”，第三级是唐诗、宋词、古文……

今天，我们借古鉴今的意义何在?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对于固有的文化应当继承恢复，取其精华。对于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训应当再认识、再肯定。古人的智慧、思想、才艺、经验经过几千年的浓缩沉淀，是真理，是智慧。教育是国家、民族、社会强盛之本。在教育上，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直到今天受人推崇，而且在新的历史时代，他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我们应当继承发扬，让优秀的文化为新的时代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