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陶渊明感悟

2024-04-15

对陶渊明感悟(共8篇)

篇1:对陶渊明感悟

对陶渊明的评价

鲁迅先生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

林语堂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敬畏,使那些聪明与谙于世故的人自惭形秽“。

这是名人对他的评价,陶渊明是大隐士,而我在陶渊明的归隐中看到了诗化的归隐,归隐如诗般有意境和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仕隐情结一直是很多古代文人难解并深为之扰的一个情结。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陶渊明自不例外,且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独特、鲜明又执着的仕隐观是后代文人所不可企及的。

据说他最后一次从官场辞职时已经四十二岁了。这就是那一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著名行为。从此,他就彻底回到田园之中了。但陶渊明并没有从现实中抽身退出,从而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隐士,相反,他更加真实的热爱着具体的生活,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没有遗忘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陶渊明只是从仕途中退出,而不是从生活中退出,或者说,他从仕途之中退出,转身回到了自己更加个人化的生活之中。也正如木斋先生说的“出世但不离世”。这样,陶渊明才成为了陶渊明。只有我们置身于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之中时,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我们自己。

陶渊明归隐后在他的诗上赋予了鲜活的自然气息,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仿佛在告诉世界他的归隐像他的诗一般素雅而义无反顾。

也许说陶渊明是寂寞的,但寂寞也是一种美。他隐中恋仕,仕中恋隐,归依于隐。这也标志着他仕隐观的成熟。“真”可以说是陶渊明哲学思想的全部,没有矫饰,没有虚伪,没有违心。自然本真、生活本真、人性本真本来就是美。因为独具慧眼,对生活进行哲学思考,认识到真就是美,陶渊明才能将平凡生活艺术和美化。也正是“真”的.显现。

陶渊明活在诗意里。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诗意成为一种人生哲学。陶渊明陶然期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他实践着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人生,这种美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审美的至境,所以才会“欲辨已忘言”。

而除去陶渊明本人的品格操守不谈,除去陶诗的哲学佛理不谈,单单是他词句间独特的语言美,就让我钦慕不已。很难想像陶渊明是属于东晋那个朝代的人,当时的东晋文坛雕砌浮华之风盛行,而陶渊明的诗文风格完全与之相反,甚至比后世唐宋田园诗歌更为朴实自然。东晋时期产生的那些作品,早已经不住历史的考验而消声匿迹,唯有陶渊明,在千年的文学长河里闪烁着耀人的光辉。他的诗歌辞赋早已超越时代的束缚,由他的思想驭驾着自由驰骋.

再读陶渊明,领悟着他让千百年来人们称颂的情操与文采,自己好像成了林语堂语中“自惭形秽”的人般自嘲。陶渊明在归隐的诗上施上了丰厚的肥料,长出了茂密的意境。他的归隐如诗,诗显归隐让他成为了独一无二的隐士,也让我们千年传颂。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 “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喜欢他所创造的那种意境,五柳树下,八仙桌前,与无怀氏与葛天氏对饮,任酒杯中飘出一朵朵纯朴的菊花,高吟:“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然后则醉卧于菊花丛中,吟诗一曲,却给后世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飘然而至。

篇2:对陶渊明感悟

陶渊明,名潜,字渊明、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死后友人私谥“靖节征士”。所谓“靖节”,有“保守节操,显身之志”之意,这无疑是对陶渊明人格的最为恰当的评判。

陶渊明,中国文坛田园诗开山之宗,他的“出仕”与“出世”,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他的挣扎与无奈,都能从他的诗歌中窥见一二。周敦颐说:“爱菊者,陶后鲜有人。”陶渊明爱菊,人们所欣赏的事物要么是具有自己所不具备的特质,要么是与自己身上引以为豪的某些优点相通。我认为陶渊明是后者,他爱菊,正是因菊的清高孤傲,菊的孤芳自赏就如同他自己,既坚韧顽强,傲岸不屈,又慷慨悲凉,尝尽世间苦楚。

陶渊明留在世人心中的是一个”隐士”形象,但在他的前期,他也不是没有做过入仕的尝试。他的曾祖父是东晋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勋陶侃,作为望族之后,必定也是想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朱熹曾说:“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他在咏怀诗《饮酒二十首》(其一)中写道: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

这四句就作诗时的现状落笔,漫漫长夜,鸡不肯鸣,有谁能像当年刘龚了解张仲蔚那样,来了解我一介布衣心中的感情呢?透过平淡朴实的语言,一种有负平生壮志的遗恨突涌而出。由于东晋实行“九品中正制”,而且“望非世族”,即使渊明祖上功勋卓著,到他这一代时家道已衰落至“箪瓢屡空”的贫困地步,有志难伸也让他发出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感慨。

当现实的黑暗阻挡了陶渊明的进仕之路,加上政治动荡,虽先后出任过恒玄的幕僚、刘裕镇军参军和刘敬宣建威参军,但他始终找不到自己真正欣赏的明主,然而政治局势的不明朗,世事翻覆,加上晋朝衰颓之势不可挽回与自己一心拥护晋朝的矛盾冲突,他最终选择了归隐这条道路。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萌生去意,“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作者为行役所累,心中充满了沉重的失落感,想到要投冠归里,在茅屋中修身养性、保持名节。隆安五年(401)年冬,诗人的母亲孟氏病故,诗人有了一个归隐的机会。他回到浔阳柴桑的老家居丧。“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表现出了诗人躬耕田亩的喜悦之情。

至于他彻底归隐之后的心情,《归园田居五首》(第一首)这样写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篇3:魏晋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

历来论者多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主要以儒、道为主, 儒家使他早年具有济世之志, 几次出仕, 正是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思想体现。之后, 诗人的生活实践使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变化的结果使道家思想终于成了诗人思想的主导, 他的道家思想, 继承了正始以后道家精神批判现实、否定现实的一面, 但其中老庄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又给了他极大的消极影响, 而此时诗人所受道家思想影响, 有一个明显的倾向, 那就是儒家思想道家化, 像诗人的《饮酒》之二十中那样, 把道家的“复真”、“远淳”的使命加到了孔子身上。这已经是经过魏晋玄学浸染之后的道家思想了。

一定的思想产生于一定的时代, 陶渊明的思想产生于他那特定的时代风潮之中。当时, 魏晋玄谈之风盛行, 玄学家以及玄学发展的一大特点, 就是把儒道两家调和起来, 其手法就是将儒家思想道家化。这种情况, 在玄学的创始人王弼、何晏身上就表现得相当明显, 而到了西晋, 郭象进一步用儒家思想道家化的手法, 更巧妙地把儒家和道家统一起来, 他在《庄子·大宗师》注中说:“圣人常游外以弘内, 无心以顺有, 故虽终日挥形, 而神气无变, 俯仰万机, 当淡然自若。” (1) 所谓“游外”, 就是超越现实之外;“游内”, 就是在现实礼法之中。

在郭象那里, “游外”与“游内”是一致的, 而且只有极好的“游外”者, 才能是最好的“游内”者, 而“圣人常游外以弘内”, 所以他既能超越现实, 又能光大人事, “终日挥形神气无变, 俯仰万物而淡然自若”。这样的“圣人”, 不正是道家心目中的“神人”吗?所以郭象在《庄子·逍遥游》注中干脆就说:“夫神人, 即今所谓圣人也。”把圣人和神人等同起来, 这里儒家的圣人彻底道家化了。这以后, 玄学的发展, 也都是顺着儒家思想道家化的这条路子前行的。而陶渊明的这种把儒家思想道家化的做法, 正好说明诗人受到当时魏晋玄学的深刻影响。

当然, 陶渊明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 远不止于简单地将儒家思想道家化, 而是表现在他生活创作的各个方面。

生活创作中, 他崇尚自然并以自然为核心, 追求人生的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 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 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 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 大多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在言与意的辩说中, 他接受得意忘言说;在生死问题上, 他采取一任自然的豁达态度。但陶渊明是诗人, 不是哲学家和思想家, 因而他身上的玄学思想并不表现为系统的理论, 而是渗透于其人生实践和诗文创作之中。正因为这样, 诗人身上的玄学思想就表现得更细致、更有个性特征, 以下分而述之。

首先, 关于诗人崇尚自然的问题。崇尚自然, 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特征, 这对诗人的影响极深。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更深的哲学思考, 他所积极追求的是一种顺应自然状态和变化, 抱朴含真, 适心任性的生活, 他希望自己返璞归真, 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 非矫厉所得” (《归去来兮辞序》) , 说明自己的质性, 天然如此, 受不得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 复得反自然” (《归田园居》其一) , 表达了诗人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诗人的归隐, 表面上看是政治原因, 实则是诗人的思想原因。因为他并没有受到类似屈原那样的打击, 非走不可, 也不像贾谊那样受人排挤, 他之所以辞官归隐, 实在是因为他不愿在“尘网”、“樊笼”中挣扎。这在他很多作品中都有明确的表示, 除《归去来兮辞序》里讲的“质性自然”,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中写道:“目倦川涂异, 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 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 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 终返班生庐。”刚一做官, 便“心念山泽居”, 诗人崇尚自然之心昭然而显。

关于陶渊明的归隐, 前人论述甚多, 多以为是诗人迷恋田庄别业的舒适生活, 其实与实际生活现实背离甚远。诗人虽有几处田庄别业, 但规模很小, 且破败不堪, 他隐居之后的生活, 更是“夏日报长饥, 寒夜无被眠”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 “倾壶绝余沥, 窥灶不见烟” (《咏贫士》) 。除非心念坚定, 谁会忍受这样的生活, 隐埋于蚕桑而不出仕。其核心就源自于诗人对自然的崇尚, 他向往的是一种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无逐无虚伪的自然大同的社会。而这种崇尚一部分因素, 即来自魏晋以来谈玄多隐士。诗人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相结合, 作为他心目中理想的“自然”社会来歌颂。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 厥初生民, 傲然自足, 抱朴含真。”《时运》诗说:“黄唐莫逮, 慨独在余。”《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 举世少复真!”同样的思想, 又借助虚构, 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

魏晋以来, 玄学家推崇的自然, 来自老庄。在老庄那里, 把“自然”视为宇宙万物的最高法则, 认为一切都应该顺应自然。玄学本是一种超世哲学, 它强调人不仅在社会中存在, 而且每一个人即每一个精神主体, 都是直接面对宇宙存在的, 因此人生的根本意义, 也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得失成败, 而在于精神的超越与升华, 对世界、对生命的彻底把握。宇宙的本体是玄虚的, “道”四时运转, 万物兴衰是“道”的外观。从这种观念中引导出人对自然的体悟追求, 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 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陶渊明一生追求的, 也正是这样一种境界。在诗人那个时代, 多谈玄学, 标榜“自然”, 隐逸山林者确实不少, 但要说真因为崇尚自然而安贫乐道, 恐怕除诗人之外不出其二了吧!

其次, 就“得意忘言”讲。萧统《陶渊明传》和《晋书·隐逸志》中都说:“渊明不解音律, 而蓄无弦琴一张, 每酒适, 辄抚弄以寄其意。”有人问他, 便说:“但识琴中趣, 何劳弦上声。”诗人的这种思想, 真乃老庄再生, 是老庄思想的直接实践, 也是魏晋玄学中“得意忘言”说的直接演绎。

“得意忘言”说是魏晋玄学家们独具的思想方法, 也是魏晋玄学体系建立的根本方法和手段。魏晋以来, 玄学家们探讨的根本问题是宇宙的本体问题, 但源于老庄的玄学认为, 宇宙本体是超言绝象的, 既难把握, 又难言说, 这样就必须找到一种特殊的表现方法, 即《庄子·外物》中所讲的“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 用以突出和把握宇宙的本质地位。

“得意忘言”作为玄学家对宇宙认识和把握的方法, 是王弼首先提出来的。他依据《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和《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的思想, 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夫象者, 出意者也;言者, 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 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 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 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尽象, 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 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 得意而忘象。” (2) 王弼认为, 言生于意, 但不能以“言”为“意”, “言”不过是“意”的工具, 所以应通过“言”而体会其“意”, 甚至应抛开“言”而去体会“言外之意”。

陶渊明既不解音律, 又爱弹无弦之琴, 正说明他受了“得意忘言”说的影响, 追求的不是“言”, 而是“意”, 不是音响的律动, 而是音乐的神髓, 是“言外的意”、“弦外的音”。诗人的这种追求意趣, 一直贯穿于诗人的生活和创作之中, 他的《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结尾两句“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 实质上是“得意忘言”的拆解。《古学千金谱》中说:“从古高人只是心无凝碍, 空洞无崖, 故所见高远, 非一切明象之可障隔, 又岂俗物之可忘干, 有时而静境也, 即动境亦静。境有异而物无异者, 故远也。心不滞物, 在人境不虞其寂, 逢车马不觉其喧。篱有菊则采之, 采过则已, 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 日夕而见山气之佳, 以悦鸟性, 与之往还, 山花人鸟, 偶然相对, 一片化机, 天真自具, 既无名象, 不落言筌, 其谁辨之?” (3) 这高人, 不正是深悟“得意忘言”的陶渊明吗?这一方法, 不仅渗透于诗人的作品, 而且成了诗人的思想和主张。

最后, 是生死问题。生死问题是魏晋玄学终结时的一个特殊内容。玄学家们从老庄著作中汲取了道家的生死观, 同时又糅合了当时门阀世族中普遍流行的及时行乐思想, 然后以王弼、郭象的玄学理论为纲, 重新构合, 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富有玄学意味和时代特征的生死观。陶渊明是以田园诗而著称的, 但其几乎有与田园诗等量的有关生死的作品。这部分作品从内容上暗含了玄学家们对生死问题的关注。在这方面, 他现存的一百多首诗作中, 竟有几十处提及“老”和“死”。但在生命哲学思想上, 诗人更多地表现出的是一种豁达, 如组诗《形、影、神》中, 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 让“形”提出饮酒自乐, 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 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 建立身后之名。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 他在第三首《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 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 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追求, 毫无意义, 应该是:“纵浪大化中, 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这便是诗人不求解脱的解脱, 也是诗人受玄学有关生死的影响, 在诗作中过多地关心生死, 表现得焦灼, 又不同于玄学家们有关生死, 超然于外, 一任自然的豁达高旷的态度。

纵观魏晋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 不仅仅局限于他的思想及作品内容, 更渗透于他的诗歌风格之中。

关于陶渊明诗的风格, 钟嵘的评价是:“文体省净, 殆无长语。笃意真古, 辞兴婉惬。” (4) 辛弃疾在《鹧鸪天》中说, 陶诗是“更无一字不清真”。元好问《论诗绝句》则说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说:“陶诗胸次浩然, 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这些评论言语虽不尽相同, 但核心义理一致, 具体说明了陶渊明艺术风格上以平淡自然著称, 多呈现出深远无涯的意境和疏淡自然的情趣。

陶渊明这种自然朴素的风格, 得力于魏晋玄学“尚自然”的思想。千百年来, 陶诗的这种自然风格赢得了人们普遍的推寄。与历代山水诗人相比, 陶渊明的山水诗情真意切, 既平淡无华, 又生意盎然, 看来是客观的自然描绘, 却只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能达到, 陶诗中的这种平淡冲和、超然物外, 向来被认为是一种道家气质, 也是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审美心理。

另外, 东晋时代那些表述老庄哲理的玄言诗, 虽然已几乎失去了文学趣味, 也已不称其为诗了, 然而东晋的玄言诗中却酝酿着一种新的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山水诗的萌芽, 而陶渊明的田园诗, 在某种意义上讲, 又是山水诗的分支, 与玄学家们的玄言诗同样有着直接关系。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 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查自然来体会哲理, 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 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有在陶渊明的笔下, 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 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

摘要:陶渊明的思想归属, 历来众说纷纭, 但纵观诗人所处的历史环境、诗人的思想及人生变化, 则不难看出诗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 甚至诗人的创作风格及题材上, 都打上了玄学的烙印。

关键词:魏晋玄学,陶渊明,影响

注释

1 (3) 郭象:《庄子注》,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 1988年版。

2 楼宇烈:《王弼集校注:周易略例》, 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版。

篇4:试析陶渊明对人生的态度

关键词:陶渊明 人生态度 鄙视功名 追求自由

陶渊明是历代文人仰慕的对象,他的人生态度更是许多后代文人模仿的楷模。不过陶渊明对人生究竟持什么态度以及为什么持这样的态度,却莫衷一是。

一.陶渊明对生活的理想

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当然首先取决于其生活的时代现实。但是,人的生活理想应该也是决定其人生态度的坐标,换言之人的人生态度决定于其理想与现实取得某种平衡。陶渊明显然早年就有很明确的生活理想。

1.政治清明廉洁

东晋末年,当朝政治污浊、腐败,朝臣之间勾心斗角,同时士族文人生活也很糜烂。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名士被卷入到政治斗争中,不知何去何从,陶渊明也不能幸免,陷入到现实与理想斗争的漩涡中去。因此在做了几个小官之后,即便一贫如洗,也决然放弃仕途,归隐田园。“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他想要的清正廉洁并不能在现实中实现,他便放弃俸禄,悠然地生活到“采菊东篱下”的生活中去了。显然,陶渊明面对现实,产生了自己理想的生活图景,而“世外桃源”应该就是他的理想生活状态,而不是一般的“乌托邦”。那种几乎没有贪官污吏的自治社会,百姓古道热肠,人人平等安乐,这一切其实来自于政治清明。

2.生活安定和平,远离世俗

东晋末年动荡不安,战乱频繁。陶渊明曾多次担任参军之类奔波征途的差使,对此感受相当深刻。《和刘柴桑》中“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陶渊明通过描写战争后村庄残破不堪、荒无人烟,房屋都已变为废墟的衰败景象,来揭露战争给人民百姓带来的伤害,使得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在随刘裕做镇军参军的时候,目睹“牢之等纵军士暴掠,士民失望,郡县城中无复人迹”的景象,使他更加厌恶军队以及战争暴力带来的伤害,因此渴望和平安宁的年代,就如《桃花源记》中“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他斥责战争,也渴望能够有这样一个桃花源,可以来躲避战乱,安定地生活。

陶渊明在归隐后,终于能够自得其乐地生活。其中的乐,还有对于自然的那份热爱,能够亲近自然,使得“性本爱丘山”的他即使生活贫困,也能够自得其乐。就像桃花源记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景象,远离尘嚣,实在是达到了他的安定静谧理想境界,也是他一直在追求的境界。

二.陶渊明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陶渊明对美好生活的希冀,是其现实态度的思想基础。在经历自己人生旅程的经验与教训后,也就逐渐形成了其成熟的人生态度。

1.厌弃官场,鄙视士族

尽管陶渊明对于祖辈们的丰功伟绩是自豪又羡慕,但作为被称为“溪狗”的后代明显与王谢等世族有很大距离。在实行“九品中正制”的东晋,他这样的家世不可能有高官厚禄。当他目睹官场的趋炎附势、乌烟瘴气之后,他才终于放弃了这个可以光宗耀祖之路,他虽想要建功立业却力不从心,最终只能放弃。

而士族阶层为取得荣华富贵,不惜昧着良心贪污腐败,导致东晋政权混乱动荡。他们不仅仗势欺人,生活上也骄奢淫逸,毫无节制,这使得追求自然洒脱的陶渊明感到厌恶与格格不入,也引起了他的鄙夷与不屑。陶渊明诗中许多对富贵的愤激,鲜明地表现了对权倾朝野的世家大族的鄙夷和鞭挞。

2.守节固穷,淡泊明志

年少时陶渊明也有远大抱负和飞黄腾达的愿望。这不仅有实现志向的儒家情怀,也有提高自己家庭生活层次的作用。一出仕,他发现官场上没有他的一席之地,“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当他忍无可忍,再也不能够违心地“为五斗米折腰时”,便辞官而去。在熟读经史之后,他从历史上许多贤德之士的生平中得到了启发,欲保持节操,那么只能固守清贫。在其归隐之后,他真正明白经济上的富裕,是不能够付出扭曲心灵的代价的。所以归隐的贫穷,却能够换来自然的滋养,自由的心灵。

3.热爱自然,追求自由

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后,陶渊明终于慢慢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在这样的泥沼中翻滚,他不是官场的“弄潮儿”。世俗的尘埃只适合于那些风尘仆仆的人,而只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悠闲自得的生活才能使他如鱼得水。在他自己的田园里,有家人陪伴,无世俗烦扰,这样的天伦之乐才是适合他的,他热爱的。在这里不求名利,不求荣华富贵,闲时嘬一口酒便是“桃花源”了。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荣木》)可见其从小便喜爱自然,并且随着经历的累加,他对于自然就不仅仅只是热爱了,他渴望与融入自然中去,“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因自然之景而喜从中来,同时在自然中,又无需受到像官场一样的礼节的拘束,因此使得陶渊明更加热爱自己的生活。

4.忘怀得失,安时处顺

洒脱的生活,田园生活中的无拘无束以及远离尘世,使得陶渊明已看淡得失,看淡生死,在《挽歌诗》中,“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就像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朝秋月夜》中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所表达的,只有自然之景是能够长久存在的,而人类在自然之景中却是那么的渺小与微不足道,人类的一生对于自然景物来说实在是短暂,因此融合于自然的陶渊明也就知晓其中的真谛,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每个人,不管愿意与否,都必然会经历生老病死,都要去面对。

三.陶渊明人生态度的成因

1.特殊的社会

在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九品中正制的任人唯贤的初衷已经遭到破坏,成为士族豪强垄断政权的工具。选拔举荐的人才并没有真正的实力,空拿这俸禄却不能为治理国家贡献力量,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激化了阶级矛盾,加剧了社会政局的动荡。同时朝中政治腐败,官吏趋炎附势,巴结谄媚,名门望族骄奢淫逸,毫无节制,专制王朝摇摇欲坠。

2.特殊家庭

陶渊明的祖辈虽为名门,建立过功勋,但到其父手中,家族已日渐衰落,不幸的是,陶渊明父亲在其八岁时就去世,从此家境更为低微贫寒。另外即使曾祖父陶侃曾做过高官,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因此在豪强垄断政治的背景下,家境破落的陶渊明根本没有优势,而他少时“大济苍生”的壮志也不能够实现,即使得到了官位也是一些小官,既不能够供他大展身手,还要使他混入淤泥,“意志多所耻”,痛苦不已。因此才有了归隐之心,在自然中逐渐成熟的思想使得他的人生态度也越加鲜明。

3.人生经历

年幼时受到父辈的影响以及胸怀的大志,又因窘迫的生活,陶渊明在二十八岁时初仕江州祭酒,踌躇满志,但因官场的腐败氛围压抑了他的自由飘逸,不久便不堪吏职,辞官而归。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但被他推辞于是继续赋闲家中。后又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奉使入都。一年又后母亲去世回浔阳居丧。丁忧期满之后,“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虽然好琴棋书画,但是他又一次不得不因为生计出仕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而最后担任了彭泽令后,陶渊明的仕宦生涯终于结束,他终于彻底放弃仕途而开始了隐居生活。

过上隐居生活的他寄情山水,吟咏自然,如鱼得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也成为后世隐逸者的典范。

4.思想传统

陶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吸收了儒家君子建功立业的思想,因此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具有儒家典型的文雅气质。而同时魏晋时期盛行道家思想,因此渊明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从小便喜爱自然,向往洒脱飘逸的生活,其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可以从《桃花源记》中看出,桃花源中的社会和人,是陶渊明一手构筑起来的极乐王国,里面人们各司其职,井然有序,没有苛捐杂税没有战争,但却过的富足充实。儒家与道家结合的思想是今后其人生态度的渊源。

因此,陶渊明的一生,从少怀壮志,壮年从仕,到最后厌弃官场归隐田园,其思想随着生活履历的丰富,人生经验的增多而最终形成了成熟的人生观。其人生观豁达飘然,但其归隐田园实则是对黑暗腐朽政治的批判,虽然归隐田园,但也没有忘记国家社稷,饮酒之后的“酒话”既有对田园生活的赞美,也有对现实不满的牢骚。其人生观值得被更长远的研究。

篇5:谈谈我对陶渊明的认识

对于这样一个文人士大夫,从文章造诣上看,他是成功的。陶潜的自然性情与他的.家乡山水构成和谐统一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是第一个成为农民的士大夫,本真、自然、无拘无束的性格使他成为田园诗祖。但从政治成绩看,陶渊明的成就不敢恭维,他自二十九岁开始做官,因不适应“矫厉”直到在官场混了22年都没有升迁。我不能说他在政治上无能,但他既然“猛志逸四海”必有一颗大济天下之心,可这个陶渊明当官只为“公田之利,足以为酒”,让我怀疑他的志向,他既心忧百姓,就该干出政绩,就算给个督邮折腰算什么?做官为的是兼济苍生,非我陶潜孰堪此任?可他没有这样做,他混了22年,时归时出,是他无法作决定。性格决定命运,无法改变性格,陶潜注定只能成为一名伟大的隐士。

《归去来兮》中他“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可见陶潜家里老少众多,全靠他一人扶膳,我不能想象一个壮年男子连“耘籽”都要“植杖”,能靠种地养活一家人。仁者爱人,可我从他的各篇文章中只看到一个一心隐逸耕植自给的陶渊明,一个男子连最基本的责任都无法承担或说不想承担,算什么男人?如果我站在他的境地,我无法作出这样于国于家不负责任的选择。

篇6:田园诗人陶渊明对我的影响

摘要:我与陶渊明同是九江人,但我喜欢他的诗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点。我倾佩他那鄙视权贵的勇气,我敬佩他那正直超凡的高尚品格,我羡慕他追求的那个美满幸福,淳朴自由的乡村生活,同时我和他一样喜欢菊花。

关键词:走进陶渊明,刚正不阿,寄意田园,菊花之爱及对我的影响

陶渊明,我想这是但凡了解一点中国诗歌的人都不陌生的名字。而我做作为一个九江人,对他则是更熟悉了。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桃花源记》让我认识了他,让我知道了他内心的所向往;《归园田居》让我了解了他对官场的厌恶及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说明他是一位清高,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诗人;《归去来兮辞》让我读懂了他遗世独立,心胸宽广的乐观精神。他给世人营造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桃花源,那现在让我们来走近陶渊明,感受他那独特而令人钦佩的精神吧!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古往今来,中国曾有不少隐士,但无一人能如他一般带给后世如此深刻的影响。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平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刚正不阿令我深深折服。一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道尽对世道险恶、官场污浊,也彰显了其朗朗君子之风。不仅如此,“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表现出他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体现了他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在红尘滚滚、人欲横流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再见到如陶渊明般正直高尚人,尤其是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作为一名大学生和一个中国公民,我们都要坚持对黑暗的鄙视,坚守自己的原则,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他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可以说是田园诗派的创始人。这类诗着重细致地描写了纯洁、幽美的田园风光,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他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他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桀骜不驯的思想感情,这样逆时的内容,出现在当时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古代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我对陶渊明最早的认识,那种淡泊名利,追求自然生活的心境至今深深影响着我。作为一个曾今生活在农村的城镇孩子,当我从乡村来到城市,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高楼林立的大厦,充满污染尘埃的城市,我暮然想起在乡村田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满眼的绿色山野。和陶渊明一样,相比复杂的城市官场,我更喜欢那与世无争,自由自在的自然田园生活。只有在那种安逸自然的环境中,你的身心才能够得到释放,感受到真正的自由。

金秋时节,到处都能看到盛开的菊花。当我看到菊花时,总会联想到陶渊明的爱菊,总会想到它是花中四君子之一。菊花耐寒、高洁,不仅有飘逸的清雅、华美多姿的外观,幽幽袭人的清香,而且有着安贫乐道、不慕荣华,有骨气士君子的气质。陶渊明把生活的情趣和生命的价值诗意地融合在一起,菊花的品性,已经和陶渊明的人格交融为一,这就是他傲然脱俗的人格象征。陶渊明爱菊、咏菊,寄托着高洁的情致,菊花几乎成了陶渊明的化身,后人只要一说到菊就会想起陶渊明,甚至有人把他称为“菊圣”,把菊花叫做“陶菊”。

陶渊明的诗平淡自然,就像菊花一样美丽淡雅;诗人对自由的追求,也像菊花一样不畏风霜;他的人生道路,也像菊花一样坦荡深情。陶渊明独爱菊花,世人皆知。庭院栽菊,高山赏菊,他甚至给自己的小女儿取名为爱菊。每有暇日,便坐青松之下,饮酒赏花。一有苦恼,就入菊圃,在菊花丛中忘却人生的焦虑,进入“欲辨已忘言”的空灵虚静境界。在他的诗辞里有很多关于菊的描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等。

陶渊明爱菊,我亦爱菊。在我心中,那菊花就如陶渊明一般,在寒冷的秋霜中倔强地绽放,在凛冽的寒风中傲然的站立,即使是被嘲笑打击,它也仍然不作任何的退步。我喜欢在秋天看着菊花孤寂而又灿烂的盛放,我喜欢看它倔强而又美丽的身姿,我喜欢嗅着它那清新而沁人心脾的花香。每当我们家即将到过年之际,我的母亲总是会腌制一些菊花茶,里面加入一些我喜欢的芝麻和花生。用开水泡开时,扑鼻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的香味,喝菊花茶还具有清热降火明目的功效,而且菊花茶也是宾客来到我们家是必备的饮品。

从陶渊明的归隐和他归隐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与安宁、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喜爱的人生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之趣的乡村。

陶渊明带给我的都是积极的影响,给我的感觉总是那么的正直和清高,他的“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故事,应该人人皆有耳闻,这也充分地体现了他自身所有的美好品质。然而,我又觉得他的一生是那么的不如人愿,做官并非是他自己的心愿,但是,由于一些外界因素的所驱使,他是别无选择。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如果让我们去做自己所不想做的事,那种心情该是多么的难受与煎熬。

他的一生我不知该用如何的词去描述,或悲或喜吧,这或许只有他本人所能领悟到的,但是我们所能感受学习到的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的财富——鄙视追逐官名利禄,向往淳朴自由的田园乡村和那一批批丰厚的诗歌文学。

篇7:对陶渊明感悟

摘要:王若虚为金源一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诗人,其《题渊明归去来图》组诗,围绕陶渊明的归隐提出疑义,对前人观点进行反拔,重新审视陶渊明归隐之举,发宋代以来陶渊明接受史上之异调。其诗学观重“真”,虽未过多强调陶渊明的师范意义,但从风格因袭的链条中看,陶渊明仍然在诗歌传统中影响、指导着诗人创作理念。

关键词:王若虚陶渊明接受

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南渡,迁都汴京(河南省开封)。金朝以此为转折点,内忧外患愈演愈烈,国运江河日下。“国家不幸诗家幸”,金末时政衰颓,金源诗坛经过几十年涵养却呈现出最为繁盛之象。元好问在《中州集》卷一○中言:“南渡以来,诗学为盛。”伴随着这种局面的展开,陶渊明不仅频繁地出现在金人的诗歌创作当中,在诗学视野里,陶渊明其人其诗也得到了冷静而全面的阐发,其中,颇具特色的当数金源文宗王若虚。

一、《题渊明归去来图》:对陶渊明的个性解读

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又号滹南遗老,是金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诗人,对金代后期诗坛有很大影响。但是诗作不多,《全金诗》仅录有四十二首。王若虚在文学批评领域常能独特己见,发人之所未发,作品中也有一组《题渊明归去来图》,围绕陶渊明的归隐提出疑义,与陶渊明知命达道这一几乎定型的观念唱起反调,亦可谓宋代以来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异调。

第一首:“靖节迷途尚尔赊,苦将觉悟向人夸。此心若识真归处,岂必田园始是家。”从归隐的方式上看:王若虚认为陶渊明并未“觉悟”,“真归处”不必一定在田园,只要心有隐意,则身在何处,便隐在何处。第二首:孤云出岫暮鸿飞,去住悠然两不疑。我自欲归归便了,何须更说世相遗。从归隐原因看,王若虚认为来去行止应像“孤云”、“暮鸿”一样自由无需理由,所谓“世相遗”反而成了陶渊明未免俗患的证据。第三、四首:“抛却微官百自由,应无一事挂心头。销忧更藉琴书力,藉问先生有底忧。”“得时草木竟欣荣,颇为行休惜此生。乘化乐天知浪语,看君于世未忘情。”从归隐心态看,陶渊明心中藏忧,为物喜为时悲,便是于世未能忘情。直到第五首,“名利醉心浓似酒,贪夫衮衮死红尘。折腰不乐翻然去,此老犹为千古人。”王若虚才表示,虽然陶未能完全超越俗情,但他不慕荣利,能够远离红尘浊世,亦是令人钦佩的千载高人。

王若虚对陶的评介中虽有太过苛严处,(如上文已言,陶作诗为文本为自娱,何况写作本身就是文人存在的方式与意义,“苦将觉悟向人夸”一句似乎认为陶有以归隐赚得虚名之嫌,岂非妄语。)但他能够在前代权威面前自树旗帜,对前人观点进行反拔,重新审视陶渊明归隐一举,也是难能可贵。他独具慧眼地指出了陶渊明避世却未能忘世的真实状态及归隐之后颇为痛苦、矛盾的心态,在这个层面上,相较北宋代乃至金代中期以前文人对陶的通达冲淡之处体味尤深,王若虚的评介应该接近了真实的陶渊明,而非时代再阐下对某一方面的强调或带有个人印迹的论说。但是,白居易很有可能参与了王若虚对陶的接受。王若虚对白居易为人极其仰慕,他在《高思诚咏白堂记》一文中说:“盖乐天之为人,冲和静退,达理而任命,不为荣喜,不为穷忧,所谓无入而自得者。”,在王若虚心中,白比陶更能超越形迹,“此心若识真归处,岂必田园始是家”的议论明显带有白居易“何必守一方,窘然自牵束”(《归田》)的委顺。而陶则需借助琴酒消愁解忧,就有所持守滞碍,不如乐天自得达理。 王若虚的《题渊明归去来图》似远祧杜甫《遣兴五首》其三意:“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足挂怀抱”之说。在杜甫看来,陶渊明因为诗歌枯槁、“默识不早”,又过于牵挂子女,所以非“达道”之士,只是一个“避俗翁”而已。这是杜甫唯一一次对陶发表微词。后人对此亦另有解释,如黄庭坚言“子美困于山川,为不知者所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寄之渊明以解嘲耳。”认为诗中陶渊明实为杜甫自指自嘲,非对陶之为人有所不满。但暂且先不论结论,杜甫所列陶渊明种种表现却无一不是事实,王若虚所言“于世未忘情”也未尝不是陶渊明的真实写照。他一生不入莲社,诚如叶嘉莹言,“渊明原本是一位具有着仁者之襟怀的人,因此渊明诗中,时时流露出对于好风、微雨、众鸟、新苗有及田夫、稚子、亲旧、近邻的一种亲切冲和的爱意。渊明既爱此世之物,复爱此世之人,则如何能对于此人间世,漠然无所关心?”于世本未忘情,亦不想忘情,又何足道哉。再联系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一饭未尝忘君”,他对陶归隐后更多关注个体生命体验的做法有异议也在情理之中。

二、王若虚的诗歌理论

从本体论来讲,王若虚的师承其舅的诗学命题,继续阐扬文章应以“以意为主”,主张艺术创作要“随物赋形”、“因事陈辞”,认为文学之本为“真”,“哀乐之真发乎情性”。“真”的内涵应是创作主体性情之真和表现客体之真的二者统一。他赞扬《归去来辞》“本是一篇真率文字”,认为白居易的`作品出乎真情:“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辄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公诗虽涉浅易,是大才,殆与元气相侔。”《论诗四绝句》之三又云:“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岂胜便。世间笔墨成何事,此老胸中具一天。”,在王若虚看来,白居易的诗篇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情致曲尽”,“妙理宜人”,“殆与元气相侔”,而“无争张牵强之态”。对陶、白二人作品的评述还侧重于诗人性情的真。

从技法论上讲,王若虚“诗学白乐天”他在《高思诚咏白堂记》一文中称“乐天之诗,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厌乎人意,而不为奇诡以骇末俗之耳目。”将之视为最理想的艺术范型。白居易一生爱极陶诗,他的诗歌中“明显有陶渊明印迹的至少有150首”,“其受陶影响作品在唐代诗人中数量最多”。他“坦白平易”的诗风显然深受陶诗的润泽,张戒在《岁寒学堂诗话》言:“元、白、张藉诗,皆自陶、阮出。”就点明了陶白之间的师承渊源。因此,王若虚虽未过多强调陶渊明的师范意义,但从风格因袭的链条中看,陶渊明仍然在诗歌传统中影响、指导着诗人创作理念。

参考文献

【1】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三,四部丛刊本。

【2】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

【3】见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第150页。

【4】《滹南诗话》卷一,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版,第511页。

【5】同上,卷三。

【6】《遗山文集》卷十九《内翰王公墓表》,《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汇编》(5),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六十八年版,第167页。

篇8:魏晋玄学对陶渊明及其诗文的影响

玄学是魏晋时期主要的哲学思潮, 它以《周易》, 《老子》和《庄子》这三部儒家和道家的著作为经典, 以道家思想为基础, 否定了汉代独尊儒学的传统, 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认为儒家教义改变了人的性情, 束缚了人的自然欲求, 应该反叛礼教, 追求自我。

历来论者多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主要以儒、道为主, 虽然陶渊明早期接受儒家思想教育, “少年罕人事, 游好在六经。”儒家使他早年具有济世之志, 几次出仕正是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思想的体现。之后, 诗人的思想受到生活很大的影响, 其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道家思想最终成为诗人思想的主导。陶渊明的道家思想继承了正始以后道家精神批判、否定现实的一面, 但其中老庄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又带给他极大的消极影响。此时诗人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有一个明显的倾向, 那就是儒家思想道家化, 像诗人的《饮酒二十首》中那样, 把道家“复真”、“远淳”的使命加到了孔子身上。这已经是经过魏晋玄学浸染之后的道家思想了。因此陶渊明的思想虽为老庄, 却已经不是先秦的老庄思想, 虽为孔孟, 也已经不是先秦的孔孟之道了, 虽偶尔涉及佛教, 但又不是纯粹的佛教。总之, 陶渊明的思想虽涉及诸家, 但总体上不脱玄学的思想特征,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 “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生活在东晋这个有着谈玄风气的时代里, 陶渊明的人生及其作品无疑都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

陶渊明在他存世的一百二十多首诗和十余篇文章中并没有阐述其完整的思想, 但是, 我们从其诗文中仍然可以知道他的人生态度, 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陶渊明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将儒家道家化, 而是具体表现在其生活创作的各个方面。

陶渊明的诗文有二十余篇涉及到生死问题, 表现了他对生命这一重要命题的思考。

首先他认为肉体并不能成仙, 人终有一死, 这一点和儒家的思想比较接近。东汉以来的道教认为人可以通过学仙成道来获得永生, 嵇康力倡的“养生说”就是希冀通过养生来达到永生。而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之四说:“借问采薪者, 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 死殁无复余。一世异朝市, 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 终当归空无。”他认为人终究要死, 没有什么成仙的幻想和欺人之谈。他否定佛教所谓的形灭神不灭的生死观, 认为形神相依, 形灭神亡, 表现出玄学重神形相亲的思想, 《形影神三首》最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认识。既然生命短促, 人既不能像道家那样靠修炼仙丹而得永生, 也不能像佛教那样形亡神存来轮回转世, 那是否应执着于身后之名以期精神长存来弥补短暂人生的遗憾呢?陶渊明在这个生前与身后的问题上, 并没有接受儒家应以建功立业以求后世留名的主张, 而是坚定地否定身后之名, 侧重生前实际的生活, 表现了玄学中注重现世生活愉悦的人生观。他洒脱地吟道:“吁嗟身后名, 于我若浮烟”,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放意乐余年, 遑恤身后虑”。 (《咏二疏》) 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生命所持的是一种勇敢无畏, 一任自然的态度。这正是承袭了老庄玄学认为生死都是自然变化, 都是自然而然的观念。

正是基于上述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提出并实践了符合玄学理想的生活态度:极力抓住现实, 尽情地享受大自然所赋予的只有一次的生命。在《杂诗十二首》其一中他说:“人生无根蒂, 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 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 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 斗酒聚此邻。盛年不重来, 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 岁月不待人。”但是陶渊明所提倡的并不是俗世所看重的那些身外之物、荣华名利, 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傲然自足, 抱朴含真”的精神境界。他认为人生在世不应该贪得无厌地去追逐和沉溺于物质的享受, 而在于精神不断地完善升华, 抱朴含真, 即与自然为一体, 与道合一。他说“一形似有制, 素襟不可易”,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虽然形体受到外物的制约, 但是个人的心胸抱负却不可以改变;“形迹凭化往, 灵府长独闲”,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虽然形体渐趋于消亡, 但心神却可以超越于形体, 保持自然闲静, 这是典型的遗形取神的玄学人生态度。正如陶渊明抚无弦琴, 别人对他的这种弹琴方式很不理解, 他却说:“但识琴中趣, 何劳弦上声。”陶渊明追求的是一种音乐的真趣, 正如嵇康《声无哀乐论》中所主张的, 要超脱于音乐之外, 才能识得音乐的真声。古人说:“笛以无腔为适, 琴以无弦为高。”虽抚无弦琴, 陶渊明依然可以“悦亲戚之情话, 乐琴书以消忧”, (《归去来兮辞》) 通过此种妙赏, 达到玄之高妙的真境。

接下来是关于诗人的归耕心态和崇尚自然的问题。在陶渊明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归耕田园, 他这一惊世骇俗的行为在当时很少见, 即便在后世文人中也不多见。后世文人尽管经常将归隐之辞挂在口头上, 却很少落实到实践中去。即便有归隐田园之举也是故作姿态, 走走田园捷径, 身在田园, 却心存魏阙。陶渊明则不然,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田园生活中并由此享受到人生的乐趣。而促使他做出这种归耕之举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并非后人所理解的儒家所谓的“从一而终”或是反抗社会现实的壮举。诚然, 这些因素是存在的,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陶渊明自身的性格, 即依顺自己的自然天性。所谓“质性自然, 非矫厉所得” (《归去来兮辞序》) , 说明自己的质性, 天然如此, 受不得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 复得反自然” (《归田园居》其一) , 表达了诗人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

玄学是一种思辨的哲学, 其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派别。但是崇尚自然是魏晋玄学重要的思想特征, 是各派别几乎共有的主张。玄学家王弼在《老子注》里解释说, “天地任自然, 无为, 无造”, 郭象注《庄子·逍遥游》道, “天地以万物为体, 而万物以自然为正。自然者, 不为而自然者也”。自然是“无为”, “无造”。在竹林名士阮籍和嵇康主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里, “自然”指未进入社会关系, 未受社会礼法规限的个体的自然而然, 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状态。“自然”就是“真”, 与“伪”对立。后来, 魏晋人把这个抽象的哲学概念赋予了具体的意义, 把实在的田园山水也称为自然。万物自然而然产生变化, 人应顺乎自己天性, 返朴归真, 率性任情地生活。这些观点对诗人的影响极深。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更深的哲学思考, 他所积极追求的是一种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 抱朴含真, 适心任性的生活, 他希望自己返璞归真, 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性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中写道:“目倦川涂异, 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 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 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 终返班生庐。”刚一做官, 便“心念山泽居”, 诗人崇尚自然之心显而易见。一篇《归去来兮辞》将田园生活带给诗人极大的心灵慰藉感和欣喜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纵观魏晋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 不仅仅局限于他的思想及作品内容, 更渗透于他的诗歌风格之中。

关于陶渊明诗的风格, 钟嵘的评价是:“文体省净, 殆无长语。笃意真古, 辞兴婉惬。”辛弃疾在《鹧鸪天》中说陶诗是“更无一字不清真”。元好问《论诗绝句》则说陶诗“豪华落尽见真淳”。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说:“陶诗胸次浩然, 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这些评论言语虽不尽相同, 但所要表达的意思一致, 均说明了陶渊明艺术风格以平淡自然著称, 呈现出深远无涯的意境和疏淡自然的情趣。陶渊明这种自然朴素的风格, 得力于魏晋玄学“尚自然”的思想。千百年来, 陶诗的这种自然风格赢得了人们普遍的推崇。陶诗中的平淡冲和、超然物外, 向来被认为是一种道家气质, 这也是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审美心理。如陶诗之淡, 正是出于诗人质性之自然, 而淡泊也是玄学时代一种极为流行的人生态度, 其淡泊中隐含着清旷且富有韵致的人格精神和高远的理想境界。正是经历了玄学思想的熏染, 虽然人生之路并不顺畅, 但陶渊明均能以一种淡然冲和的心态将其化解, 所以陶诗的平淡并非平平无奇而是耐人咀嚼玩味。而陶诗之真, 也正是出于其自然真性, 即玄学所谓的“自性”。而真的的另一层含义则是指陶诗中所描述的真实的田园美景及作者躬耕的田园生活。真的的最后一层含义则是指玄学中经常所提及的“道”, 在玄学中经常将“真”解释为“道”。这三层真的的含义使得陶渊明的作品出于其自然本性描写真实田园场景, 具有独特的个性, 并且赋予了作品清空辽远的至高境界。最典型体现陶诗特点的是其《饮酒二十首》之五:“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整首诗表现出一种闲适自得与任真率性, 其中情景事理浑然一体, 心胸非高况者, 难出此语。

而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 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东晋名士没有能够将审美的艺术化的人生态度进一步贯彻落实到诗歌创作中, 直接运用玄言名理, 以致其诗“理过其辞, 淡乎寡味”, 没有能够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诗歌。陶渊明不但能够将玄学审美化, 而且能够以审美的态度将平淡无奇的田园生活惟妙惟肖地展示于世人面前, 开创了田园诗这一新的诗歌题材, 而陶渊明的诗文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

参考文献

[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2]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03.

[3]李文初.汉魏六朝文学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4]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79.

[5]陈顺智.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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