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工的思考

2024-05-09

关于农民工的思考(通用6篇)

篇1:关于农民工的思考

学习发展经济学之感想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

发展经济学推进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丰富繁荣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日益深化,中国的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发展的聚焦点,中国面临的各种经济发展问题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如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城镇化问题、失业与就业、金融风险、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在这里我只想谈谈我对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一点点看法。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我国现阶段的农民工数量大约为2亿人。这一部分人迫于生活的压力,从农村辗转来到城市,却依然存在非常多的影响其正常生活乃至于生存的问题。

农民工问题是指中国大陆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后涉及的一系列权益保障的总称。农民工问题在建国后三四十年前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城市人占有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当处在两眼摸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与歧视,把脏乱差工作留给民工。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

农民工问题的产生应该归因于社会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户籍界定的漏洞。

长期以来,正因为户口问题的不合理性、行业划分的误区、成分身份的划分,导致社会认识上的误区,再加上一些地方政策上的失误,社会上对人自然形成了三六九等,农民的身份成了终身制,在社会处于“草根”阶层,被看成是愚昧落后的象征,所以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终于表现出了一些不可调和的社会问题,农村的三农问题也出现了。可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户籍划分的不合理性、农民身份的界定和其不变性,是中国出现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出现农民工问题的主要原因。

既然农民工在这个特定的阶段无可避免的产生了,那么,我们现期最应该考虑的应该是我国大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第一,我国大量农民工社会权益得不到保障。在我国调查的农民工中,被克扣和拖欠过报酬的农民工分别占两成。其中半数以上的农民工被克扣或被拖欠的报酬属于工资收入。农民工被拖欠报酬时间最短的有一个月,最长的达到八年,平均被拖欠了四个月。被拖欠过半年以下的农民工有五千一百九十五名,占被拖欠农民工数的百分之九四点四九。农民工权益受保障的程度明显偏低。农民工所在单位提供工作待遇较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近八成的农民工不能带薪休假,还有八成的女职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制度。另有五成左右的农民工得不到工伤补偿或者加班补贴,近四成农民工未与单位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

第二,农民工生活质量普遍不高。首先是农民工生活、卫生条件差。受工资水平低限制,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消费几乎全部用于住宿和食品消费,而在生病时,只有少数人会选择去正规医院,其他人大都选择自己买药治疗或去个体诊所。其次是居住环境质量差。近四成的农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体宿舍里,地方狭窄拥挤,室内肮脏零乱,除了被褥衣物,几无他物。子女受教育难、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不到位、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技术含量低且工资水平低也是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第三,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状态是令人担忧的。在他们当中,许多人缺少最基本的文化娱乐方式,许多人的精神上缺乏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许多人面临着心里严重的苦闷和压抑。长期以来,城市的管理者,对于农民工都是“只管手脚,不管头脑”,他们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防范农民工的犯罪行为上,放在“严查、严管”上,而对于农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等精神世界的问题则很少过问。这样的“防范式管理”导致了许多弊端:其一,农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一旦被忽视,无法诉求,就有可能成为一些过激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诱因;其二,防范式的管理有着诸多副作用,尤其是当少数素质低下的管理人员借管理之名为自己或为自己所在的小团体谋取私利时,这种管理方式就蜕变为一种侵犯外来民工合法权益的工具。

除此之外,农民工问题还包括很多方面令人堪忧,比如说子女农民工子女没有城市户口,其教育成为一大问题;农村打工者没有参保意识,在发生工伤或疾病时,不能享受医疗保险等等。

对于种长期存在的,繁杂的农民工问题,我们应该尽快制定一整套切实保护农民工利益的可行方案。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我提出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从根本入手,削减农民工数量。国家应该加大并改善对农村政策的扶持并加大政策的宣传。比如说,国家可以把对农民补贴改为进一步抬高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在农产品价格相对较高之后给予农产品收购商以差价补贴。这样既能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农民种地积极性,在利益的带动下,辅以各种媒体宣传来吸引农民工离开城市回到农村进行农产品种植。同时给收购商以补贴是为了不至于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拉动物价上涨。

其次,对流转城市之间的农民工权益以制度的保护。1.建立施工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约束和保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2.严格规范新建项目的审批手续。对建设资金不到位的建设项目不办理项目审批,不予立项、不予开工建设,做到新帐不欠,老帐限期付清。

3.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对存在拖欠农民工资问题的房地产和建筑业企业,主管部门记入企业信用档案,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对清欠不力,没有及时完成清欠任务的房地产和建筑业企业,将向社会公布进行曝光。4.建立日常工作机制和监督机制。通过设立拖欠举报投诉电话,加强对房地产发企业和建筑业企业的监管,促使每个建设领域企业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落实清欠责任,及时兑现农民工工资。

5.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其主要由政府财政出一部分资金,组成欠薪保障应急基金,专门用于应付突发性、群体性的欠薪纠纷。

6.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维权意识。加强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朋友的法律法规保护意识,有关部门应设立农民工工资清欠举报电话,一旦发现有工程款拖欠的,农民朋友能及时向政府反映。

7.国家应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监管力度,抑制不合理的投资行为发生,以切实防止新的拖欠现象发生。

再次,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应该重视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各个地方政府可以学习借鉴北京市政府探索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之路,如从文化局送片进工地,到文明办评选来京务工人员“文明之星”,再到市总工会为民工建图书室,买电视机,北京市政府各个部门已经开始为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进行了努力。

最后,完善我们的学校制度,为农民工子弟提供一个平等的学习环境;以及用人单位要求并组织民工参与医疗保险等等。

篇2:关于农民工的思考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回流”渐成趋势,引起就业结构的调整,对农民工的服务模式及人力资源利用模式提出了挑战,对此有必要引起重视,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加强管理,做好农民工转移的服务工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关键词] 农民工 就业 市民化 产业转移 回流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2)02-0064-04

[作者简介] 长子中(1975―),山西忻州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辑,研究方向: 三农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民工“回流”渐成趋势,选择在本地或省内就业创业的人逐渐增多,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措施。

一、当前农民工“回流”状况

1.农民工“回流”趋势明显。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农民工“回流”步伐加快,多选择就地就近就业或创业。以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和四川为例,2009年,河南省内转移1019万人,2010年为1142万人,2011年则达到1268万人。2009年四川省内转移900万人,2010年超过1000万,2011年则达到1150万人。“中农办”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在省内转移就业8900万,增长了10.1%;出省农民工7400多万,下降了3.2%,说明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已经是一个趋势。农民工外出异地就业虽然总体上仍大于就地就近转移就业,但就近就业、返乡创业的回流趋势已经形成。

2.“回流”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低端制造业、加工业就业。近几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国家产业结构政策的调整,中西部地区转移了大量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这些产业成了吸纳“回流”农民工就业的主体。目前,“回流”的农民工大都在纺织、服装加工、制鞋业、玩具加工、电子配件加工、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土地密集型行业和产业转移项目中就业。

3.部分“回流”农民工选择了创业。目前,各地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回乡就业创业工作。“回流”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在外积攒了一定的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返乡创办了一些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等经济实体,吸纳了当地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实现了由普通务工者向创业者的转变,由“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加法”向“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乘法”转变。

4.“回流”并非主要体现为大龄农民工、已婚农民工的“回流”。从以往情况看,由于劳动力市场门槛限制,40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大都被挡在了城市化大门之外,得不到工作机会,选择“回流”。此外,已婚农村劳动力因城市中子女上学、维持家庭生计等成本较高,也倾向于“回流”。但从目前劳动力市场“回流”情况看,这一因素表现并不明显,相反16~35岁的返乡农民工占了绝大多数。此部分人,因各方面的原因,主动用脚投票,选择了“回流”。

未来,随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进程加快,一些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势必加剧,必然会带动更多生产要素的流动,再加上在家门口就业的多种优势,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的现象还将持续下去。

二、农民工“回流”的原因

1.产业转移带动农民工“回流”。受近几年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限制、生产要素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土地密集型产业大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受此推动影响,中西部地区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得以加速,产业层次得到提升,并带动大批农民工返乡就地就近就业。同时,中西部地区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给本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2.打工者经济收益的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或拉平,吸引农民工“回流”。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就业机会逐渐增多,人均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薪资竞争力不断提升,打工者经济收益的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或拉平,农民在本地务工收入与沿海地区差距逐渐缩小,吸引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在省内就业,农民工不再舍近求远到东部沿海打工。如湖南2011年在乡外省内就业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1887元,超过省外从业的农民工人月均1744元的收入①。同时,在外打工,各类成本较高,如生活成本、婚姻成本、子女教育成本、交通成本等都较高,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基本的特征是支付要素大(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环境恶劣、危险性大),获得性要素低(平均工资低、福利少、劳动保障缺乏、教育培训少、替代性强、发展机会少、社会声望低、可交换资源少),两相比较,农民工觉得还不如省内转移就业合算。

3.务工便利性吸引农民工“回流”。相对人生地不熟,风险较大的异地打工,农民工在省内就地就近就业,消费支出低,社会支持网络较强,来去方便,有安全感归属感。同时,还能兼顾农业生产,照顾家中老小,享受天伦之乐,利于农民工恢复正常的家庭结构和生活状态,利于和谐社会氛围的形成。

4.就业外部环境改善吸引农民工“回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的稀缺程度逐渐显现,为企业“招工”成了各地政府的首要任务,甚至胜过了“招商”的迫切性。在此前提下,农民工就业的外部环境显著改善,各级政府部门、工业园区乃至用工企业,服务意识不断增强,园区环境不断改善,企业待遇不断提高,维护职工权益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同时,各地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有的开通了园区通往市县内各乡镇的公交车,兴建职工住房、夫妻房,解决务工人员子女同等待遇入学等,在户籍管理、社会保险等方面也为“回流”就业创业者提供优质服务,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工“回流”就业创业。

5.城镇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容纳就业能力增强。近几年来,中西部地区一些有着鲜明特色的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成为当地的明星乡镇。以这些乡镇为依托,城镇中小企业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些企业获取材料的来源更为广阔,产品定位更加符合市场要求,资本有机构成低,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势头强劲。

三、农民工“回流”产生的若干影响

1.农民工“回流”对既有人力资源利用模式提出了挑战。以往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地方政府更多注重资本空间配置,而忽视劳动力的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合理疏导和利用,在配置上存在自发性和分散性,农村劳动力资源长期处于一种内在价值被轻视的状况。随着用工持续紧张,农民工短缺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也对以往人力资源的粗放式利用模式提出了挑战,意味着不重视农民工,农民工就有可能对地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如何将之前粗放式的人力资源利用模式要转向精深的人力资源利用模式,将对政府提出挑战。

2.农民工“回流”有可能对中西部现有大龄劳动力存在挤出效应。虽然当前中西部现已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中西部地区尚有大量年龄偏大、技能单

一、受教育程度低、工作能力弱的40岁之上的农村大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大量外出农民工“回流”将对此部分劳动力存在挤出效应。并且,由于缺乏必要的有序引导, 农民工的社会集聚性可能会“引导”农民工自主、自发、盲目的潮水般“回流”,对省内农民外出务工和省内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3.“回流”农民工工资过高可能会增加转移企业的成本,不利于东部产业顺利转移。从理论上讲,中西部地区的工资不可能比东部高,正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过高,产业企业才转向西部。农民工从东部“回流”也并非主要是因为工资高而“回流”,核心是产业、企业转移带动了农民工“回流”,如果中西部的工资过高,那么必将抬升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产业转移。当然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是必要的,如何拿捏适当,并制定与产业转移、产业发展和体现农民工劳动价值的薪酬体系,值得思考。

4.针对产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就业结构的调整,对农民工的服务模式将发生转变。以前,各劳动力输出大省政府的服务重点都着眼于如何确保农民工顺利异地就业,随着大量农民工“回流”省内就业,将改变过去主要围绕异地流动就业的服务模式,改变为围绕异地流动就业、就地就近就业、返乡创业三方面的服务,这对各地政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大量低端产业转移到中部,有可能挤占耕地,推高农产品价格及进城的劳动力成本,不利于产业转移。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东部产业转移的目的地首先应是中部,而不是西部,从目前看,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以及西南的四川,都是我国的粮食生产大省。东部转移来的大都是劳动密集、土地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必将挤占大量的耕地,威胁粮食安全。挤占大量耕地,还将推高农产品价格,高价农业会把农村进城的劳动力成本迅速推高,不利于产业转移。

四、政策建议

一是坚定做好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中西部农民工“回流”地区应面向市场需求,抓住机遇,发挥当地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度高、技能要求不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改造提升当地传统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吸纳更多的当地劳动力就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 要把产业转移园区作为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的重要载体,明确企业吸纳和培训本地劳动力的社会责任。制定促进产业转移园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的具体办法,制定对企业招用本地劳动力的奖励办法,统筹解决“回流”劳动力、剩余大龄劳动力及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二是继续做好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继续加大做好“异地转移”工作,这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要消除影响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消除劳动力工资扭曲的现象,提升劳动力价值,提高输往异地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工资水平,为农民工营造良好的外出打工环境。要建立用工信息对接机制,进一步加强与东南沿海输入地政府的劳务协作,通过及时交流劳务信息,签订劳务合作协议,构建双方互通信息、密切协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工作机制,推动对口帮扶机制落实,扩大劳务输出规模。

三是积极吸引具有较高素质和拥有较多资金、技术等资源的农民工“回流”创业。大力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吸引、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创业,鼓励发展农业产业化、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和第三产业等创业项目,将其纳入本地招商引资范围,享受与外地客商同等待遇。同时,要为“回流”农民工创业提供税费减免、小额贷款、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以及用地、用电、用水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为有创业意愿和创业项目的“回流”人员提供创业扶持,就近就地吸纳安置当地农民,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

四是加快人力资源开发与建设,造就一大批适应中西部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当前,包括“回流”农民工在内的中西部农民工的素质仍然不高, 文化程度低,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结构失衡及培养体系不健全,与产业转移大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仍然较突出。首先要加强“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源的培养和配置,大力发展教育培训,尤其是要加快面向农村人口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全面提高“回流”劳动力及其他劳动力的素质,大幅度提高技术熟练型农民工的比重。其次,合理调配人力资源,适当减少针对东南沿海转移就业服务的相关技术工种培训,增加省内各产业发展所需技能培训,加大本省域劳动力供给,积极引导“回流”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五是加快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建立有利于产业发展与劳动力需求相协调的统计、分析、预测、评估和决策机制。完善职业供求信息、劳动力价格等信息发布平台,为回流劳动力、剩余大龄劳动力及新增劳动力就近查询用工信息和开展网上职业介绍提供方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作用,使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都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

六是制定和发布工资指导线,合理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水平。要制定和发布工资指导线,保障农民工应得的劳动报酬,工资不发生拖欠和克扣,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合理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建立行业工资参考标准,及三到五年的动态调整机制,使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物价水平、行业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比例,体现农民工的劳动价值。

七是保障农民工平等享受各类公共服务。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加快建立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共享的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及各类社会保障服务,使基本的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农民工。

八是抓住农民工“回流”的机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央发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方略,对省会级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大大降低,中西部各地要利用农民工“回流”的机遇,积极为农民工进城落户提供方便,引导“回流”劳动力就近进入城市当产业工人、当市民,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推进城市化进程。尤其是要把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社会融入。

九是中西部地区应科学有序承接产业转移。一方面,中西部应设立一定的产业准入差别对待政策, 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用地、能耗标准,尽量减少挤占耕地,保障粮食安全。另一方面,针对未来一段时期人口结构即将发生变化,并对未来的产业结构也将形成相应约束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应坚持产业合理布局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相结合,避免盲目承接低附加价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避免将来再次出现“民工荒”。

On Mingong Backflow and the Resulting Problems

Zhang Zizho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 Beijing 100010)

Abstract: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Midwest China in recent years, industrial transfers in China accelerate, and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major labor-exporting provinces tend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which have caused the adjustment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challenged the service mode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utilization mode of human resources.So there is a necessit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and take measures accordingly。

Key words:Rural migrant worker, employment, citizenization, industrial transfer, backflow

篇3: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思考

目前, 以80、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了农民工的中坚力量, 他们作为一个新兴群体, 已形成了某些亚文化现象。

农村青年来到城市这个陌生的地方, 流露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和强烈的距离感。在面对城市的挤压、排斥、诱惑时,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抗争、矛盾、错位和纠结。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 第二代农民工选择更加激进的态度去消解与城市的心理距离和文化距离。他们敢于与城里人据理力争, 他们有强烈的意愿来表达自己, 也更加善于抓住机会去表现自己。这些特征, 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和处世哲学。

澳大利亚学者盖尔德对“亚文化”作了这样的界定:亚文化族群是指一群以他们特有的兴趣和习惯, 以他们的身份, 他们所做的事以及他们做事的地点, 而在某些方面呈现为非常规状态、或边缘状态的人。

与主流文化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群体, 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其群体文化的非常规状态、他们群体交往的独特性等等, 使其逐渐发展为一个亚文化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 但是他们又不熟悉农事生产与劳动, 严格说来不算是农民。他们与城市里成长起来的同代人相比有着明显差异, 他们很少娇生惯养, 更多的是为改善自己的生活, 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努力奋斗。虽然都是来城里打工, 但他们又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工作生活态度, 在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有所差异, 与带着高学历在城市打拼的其他外来人更不一样, 他们大多数人都从事底层的体力工作。新生代农民工就是以80后、农民、城市外来者的交叉身份在城市求生存发展;他们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游离状态, 是一个边缘化的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的亚文化, 作为中国转型期一类文化现象, 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征,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主体结构的年轻化。老一代农民工以60、70后为主, 普遍要背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因此他们打工就有了更多的沉重负担, 有着更多的压抑和无奈的悲情。80后大多是中学一毕业就迅速加入城市打工者的行列, 没有过重的家庭负担, 他们带着激情与希望, 揣着对成功的渴望来到城市, 希望在城市安身立命, 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接触的大多是自己的同学、朋友、工友, 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以年轻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交际圈, 这种交往状况, 一方面有利于群体的发展, 比如可以借着同学、工友的资源扩大交际圈, 交换各种就业信息、各种资源, 有利于自身与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年轻人聚集, 如果把握不好自己, 容易引发一些消极的社会情绪。

二是认同感的缺失。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 更多的趋向于模糊认同。当问及他们是否是农民时, 他们常以“说不清”来回答。如果老一代农民工面临的是城市移民与农民双重身份的困惑, 是双重边缘化的境地,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困惑要复杂许多。他们户籍在农村, 却不认为自己是地道的农民, 更对自己的市民身份所怀疑, 这样, 他们不仅对内部的自主个体不认同, 对外部社会更是如此。与之相对应, 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城市、社区、所服务的单位的人, 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也是有所保留的, 在彼此交往中也就划出深深的界线。认同界限及其造成的认同失范, 将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入程度。

三是多重边缘化的族群困惑与多重可能性的存在。多重身份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多重困惑与多重选择, 他们常常表达出对自己身份的焦虑、担忧。但身份认同的缺失只是他们困惑的一方面, 更深层次的是他们所面对的文化断裂与文化危机。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向往的城市, 追求他们心目中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却又因为隔膜和歧视被城市所拒绝, 游走在城乡的边缘, 他们成了无根的一代, 失落故乡的一代。另一方面, 他们与传统乡村宗法制度、乡村文化、乡村道德、传统价值观越来越疏远, 可以说与农村传统文化已然断裂。虽然他们在城市的洗礼中逐步更新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但作为外来移民, 他们尚未形成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青黄不接的情形, 使他们对文化价值体系产生既渴求又无从寻找的漂泊感。而当价值评判体系失衡时, 安全感的缺乏, 归属感的欠缺将随之显现, 继而会产生各类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和诱惑面前, 没有学历, 没有资本, 没有更多有效资源的新生代农民工, 选择怎么样的生存发展道路, 是摆在他们面前最现实、严峻的问题。而从另一个角度说, 这也不只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 也是关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篇4:关于农民工返乡潮的思考

一、本次农民工返乡潮的直接原因是经济波动,但深层次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出现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农民工回流高峰。第一次是1989年~1991年,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和治理整顿造成的:第二次是1998年~2000年,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乡镇企业改制造成大量工人下岗,作为下岗工人再就业的竞争对手,农民工被许多城市出台的歧视性政策“赶回”农村。与前两次农民工返乡潮不同的是,2008年这次农民工返乡潮更多地具有市场经济色彩,是由于经济下行导致就业需求萎缩所致。然而必须看到,经济的波动仅仅是直接原因和表象,城乡二元结构才是造成此次农民工返乡潮的根本原因。

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城乡生产和组织的非均衡性、不统一性,也就是落后的农村与发达的城市、落后的传统农业和现代的城市经济并存、差距明显的一种社会经济状态。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和农村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生活方式和社会保障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我国,由于户籍的差异,城乡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大不相同:在城市已经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和住房保障等。而在农村,国家实行与城市有别的社会保障办法,以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

按照劳动力的流动规律,为寻求更多的经济收益和发展机会,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务工,暂时或长期脱离了土地,他们在职业特征上已是工人,但由于体制、管理、观念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并未真正融入城市,成为了“不城不乡”的农民工,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之外,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他们在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很难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取得正式居民身份,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权益也不能很好地得到落实,这就是本次农民工返乡潮形成的深层原因。

二、必须把解决农民工返乡问题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从远处着眼。从近处着手,标本兼治

1,完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升农民工职业素质,解决劳动力供需结构矛盾,提升城乡统筹的智力基础。当前,城市就业难的问题,既有因金融危机企业裁员导致的就业需求总量下降的问题,也有高技能人才需求缺口大、简单劳动力供给多的结构性失业矛盾。加强农民工培训,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劳动素质,是化解结构性失业矛盾的重要手段,也是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智力基础。当前,金融危机影响尚未见底,各级党委、政府要化“危”为“机”,把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作为应对金融危机、提升农民工技能的机会。各级财政要大幅度增加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采取免费培训、补助培训和发行“培训券”等方式,努力提高培训的参与度。要全面实行预备制培训,支持用人单位发展“订单培训”,采取培训与就业转移挂钩的服务方式,推动“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机制的形成。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建立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使他们成为既熟练掌握职业技能,又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的产业工人,增强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2,加大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力度,提升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水平,增强农业本身对农民的吸附力,增强城乡统筹的产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工业经济相比却明显滞后。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收益,大量农民以弃农经商、进城务工等方式实现了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为了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消化,必须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升农业的比较效益,提高农业本身的吸附力和承载力。要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用工业化的理念指导现代农业,加大先进高新技术、工艺流程、设备和管理方法的引进,加快传统农业的改造,推进农业全程产业化。要大力扶持一批产业链条长、市场份额大、带动作用强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快土地流转,鼓励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组建股份公司,引导有品牌、有实力的知名企业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走规模化经营道路,等等。

3,完善农民创业培训与扶持体系,鼓励引导扶持农民工自己创业,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机制,拓宽城乡统筹的工商基础。农民工的成功创业不仅能够为失业人员树立榜样、提振信心,而且还可直接创造再就业机会,从而达到“从接受输血到自己造血”的目的。各级党委、政府要为农民工创业做好“铺路搭桥”和“保驾护航”的工作,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在运作上给予便利,大力引导、鼓励农民工创业,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契机和活力。对农民工中有创业意愿的人员,要加大创业培训力度,有针对性地进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先进实用技术的培训,让更多的农民工成为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现代企业人才。要尽量给予并真正落实各项优惠政策,让返乡农民工与外地客商享受同等待遇。要积极给予资金扶持。设立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专项资金,并充分运用财政、扶贫、支农等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要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加大社会治安整治力度,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严肃查处阻碍农民工创业的行为,努力营造诚信环境、和谐氛围,为农民工提供大胆创业、放心创业的平台。

4,建立健全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夯实城乡统筹的基石,夯实城乡统筹的社会基础。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农民工存在着“失业无人问、伤病无人管、年老无处靠”的巨大隐患,既不利于农民工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也不利于政府宏观管理和社会安定和谐。只有逐步构筑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进城务工的后顾之忧。才能使农民轻装上“镇”、就业安居,变“候鸟型”农民工为“稳定型”城市居民,促进新型城市化的良性发展。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解决农民工工伤、医疗、失业、养老四大保险缺失的问题,使农民工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要清理和废止针对农民工的各项歧视和限制政策,尽快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着手组织起草关于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现象,真正让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和城市工平等相待、一视同仁,实现同工同酬同保障。要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强等特点,单独建立农民工个人账户,制定便于农民工参保、转保、退保的制度,切实提高农民工参保率。要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逐步解决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子女就学等问题。

篇5:关于农民工的思考

[摘要]:农民工是中国非凡时期出现的一个非凡群体,他们付出劳动得到劳动报酬,但是现实情况是农民工工资拖欠相当严重,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影响了社会的稳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建筑施工企业违法违规操作;农民工自我保护能力差,法律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行政执法部门执法手段单一,执法不到位等等。本文从法治的角度,结合本职工作,针对欠薪的原因,提出了依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办法: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建立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律援助机制等等,并且较具体地提出解决的办法。只有依法治理农民工工资,才能从源头上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才能实现和谐社会,达到依法治国的 [关键词]:欠薪 合法权益 立法

2007年以来,少数建筑施工企业恶意拖欠工程款、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了群体性讨薪事件,严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人民币1000亿元左右.据《北京周刊的一份调查,在近1亿民工中,今年有73%的人被雇主拖欠工资.据新华社的一项调查统计,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有72.5%的受访对象表示,他们的工资不同程度地遭到拖欠.其中28.8%的人反映,从未按时拿到过工资.拖欠工资的有70 ~80%是建筑业的民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直接原因就是拖欠工程款.而导致这些现象迟迟无法解决的原因有:

一是一些农民工未签劳动合同,相关手续不齐全。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为了急于进城找到一份工作,以便能挣钱养家糊口,很多农民工在老乡、朋友的介绍下来到建设工地,一方面对雇主的情况一无所知,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接受某些建筑公司、劳务单位或包工头的苛刻条例,建设、劳务单位或包工头说不签合同,就不敢争取签合同。有些雇主也正好利用了农民工这一心理,在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仅凭口头承诺,农民工就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在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一旦发生拖欠工资的情况,农民工一方就非常被动。首先,依靠法律解决问题需要相应的证据,因为没有劳动合同以及其他相关证据,这就为确认劳动关系带来困难。其次,即便确定了劳动用工的事实,也无法确定工资的标准和拖欠工资数额。因此,不论是劳动监察部门、劳动仲裁部门还是法院,都不能及时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是用人单位不按时支付农民工工资。按《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月支付劳动者工资。但是这些相关规定在建筑行业都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建筑业的民工一般每月只能得到100多元生活费,一年的工资要到年底才能结清。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他们事实上与用人单位处于不平等地位,再加上他们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他们不敢、也不能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据理力争。老板说年底发工资,他们就只好等到年底。可是,等到年底时,积少成多,用工单位一下子要拿出一大笔钱来支付农民工工资,年底又恰好是花钱的高峰,资金处于紧张时期,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导致农民工春节拿不到工资。

三是层层转包的承包方式也增加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难度。虽然在《建筑法》、《合同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中,以及政府主管部门有关规章里,明令禁止转包,但实践中还是大量存在层层转包现象。为了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逃避转包的责任,施工过程中包括招用农民工等一切经营活动都以承包人的名义进行,实际上农民工都是接受转包的单位招用的。在工程完工后,农民工只知道向承包人索要工资,而该承包人只会将责任推向转包方,由于多了一个环节,导致互相推诿,无形中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有的工程甚至在接受转包后,又再次被整体私下转包,层层转包的目的是在每个环节牟取利润,其结果只有降低农民工工资,把拖欠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生产成本的一种手段。

解决办法:

一、从立法角度明确农民工工资的给付主体。

按劳动法和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人)单位就是工资给付主体。用工单位把工程层层转包,由此产生的一切用工责任均应由具有法定用工单位资格的单位(企业)来承担,但现行法律对此却无明确规定。用工单位利用法律对这种违法行为缺少明文规定和强制手段的漏洞,采用转包合同把劳动者的利益和自己应负的用工责任,转嫁给不具备用工资格的单位和个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违法成本,所以违法转包的现象不断出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明确了对不具备用工单位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工资给付主体责任。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通知的规定法律效力太低,属行政规范性文件,对指导行政机关调解劳动争议纠纷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仲裁劳动争议纠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对法院来讲不是办案的依据,缺少约束力,只是法院办案时参照的依据。建议将此规定升格为行政法规(如制定《劳动合同法实施办法》)、规章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内容。这样就从立法角度解决了现行法律、法规漏洞,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用工单位违法转包建筑工程的行为。即使其要转包工程,在签订合同(包括“黑白”合同)和给付工程款时,也要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尽可能把工资直接兑付到农民工手中。同时,也为法院处理案件提供了依据,有利于司法公正和司法统一。

二、完善劳动合同制,全面落实劳动合同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为农民工维权提供了新的法律保障。要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力度,让农民工学会用劳动合同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养成签订劳动合同的习惯。同时,要在建筑工程施工企业中设立工会组织(因建筑工程的用工周期不长,也许叫临时工会组织更为恰当),让工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依法维权服务,减少农民工维权活动中的过激行为。充分发挥工会作为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群众组织的积极作用,通过工会签订集体合同,帮助、指导、监督劳动合同的履行,积极参与劳动争议调解,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建立施工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约束和保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一是施工企业在领取施工许可证前,按照工程合同价款的一定比例向工程所在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交纳职工工资保障金,工资保障金在工程合同价款中列支,专款专用。二是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将工资保障金存入指定银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在规定三是施工企业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施工工程期限小于一个月的或者双方约定支付工资期限低于一个月的,另其约定。五是在工程建设期间及工程竣工后60日内,有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启动工资保障金,及时发放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四、严格规范新建项目的审批手续。首先,对建设资金不到位的建设项目不办理项目审批,不予立项、不予开工建设,做到新帐不欠,老帐限期付清;其次,对老帐未付清,有拖欠民工工资的单位不予审批。

五、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维权意识。加强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朋友的法律法规保护意识,有关部门应设立农民工工资清欠举报电话,一旦发现有工程款拖欠的,农民朋友能及时向政府反映。

总之,依法彻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就需要把进行相应的立法、强化执法、加强监督、建立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拖欠农民工工资,才能真正堵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漏洞,农民工最基本的权益将得到更好的维护,对促进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是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1998年3月1日实行)

2、《劳动法》(1994年7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八次会议通过)

3、《劳动合同法草案》(于2007年6月29日通过)

篇6:关于农民工的思考

县,农村人口多,山地坡地多,靠土地收入致富困难,因此,外出务工的农民特多,这是我们的县情所在。近旬,我县经开区紧紧围绕全县开展“围绕三最搞调研,排忧解难促发展”的工作方针,并结合开发区实际,对辖区内的所有企业就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详细的调研活动。

一、调研的内容

(一)目前企业农民工的基本情况:总数、加入工会组织的农民工数、来源、结构(年龄、文化、技术)、特点和基本工作状况。

(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实现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1、劳动就业状况:劳动就业方式、签订劳动合同率、劳动合同签订期限。

2、收入分配状况:工作时间、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情况,农民工平均年收入数、与城镇职工收入比,工资按月发放率、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数。

3、社会保障状况:参加职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的比率。

4、劳动安全卫生状况:主要从事哪些工种、安全操作条件、生活住宿条件等情况。

5、农民工精神文化权益状况:农民工思想状况及价值观念、参加企业文化生活情况、企业对农民工文化技术培训情况。

6、农民工劳动争议处理情况:农民工劳动争议发生数量、占总数的比例,处理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以上各项中,重点调研了劳动就业、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和职工社会保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当前我县经开区农民工的基本状况农民工是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而产生的。近年来,随着县经开区招商引资的力度大大加强,园区承载功能进一步完善,入园企业纷至沓来,并迅速发展壮大,农民工随之入园就业的增长速度每天上升,开发区成了全县吸纳农民工的重要集聚点。目前,从开发区内已生产的58家企业调查来看,农民工基本状况和主要特点有:

(一)人员规模庞大,行业分布集中 全区共有农民工1890多人,其中1500多人在工业园区内工作,占全区总人口的25%。由于开发区辖区内第三产业比较少,农民工基本集中在工业企业内就业。

(二)青壮年龄居多,文化水平偏低全区农民工的年龄构成一般在20—60岁,平均年龄在32—35岁,40岁以下30岁以上的占90%。平均受教育程度为9年,其中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占农民工的7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6%。35岁以上的务工人员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80%以上,无职业技能者占41%。

(三)人员来源不一,男女结构比差大农民工外出务工多为自发组织、无序流动。从就业方式看,经开区农民工来源呈如下特点:一是亲友和同乡介绍工作岗位,大约占75%;二是应聘寻找工作岗位,大约占25%;三是本乡本土人员最多,占总人数的89%;四是女性比例相对过少,占总人数的16%,其中男性主要从事铸造、车工、油漆、搬运和基建维修等脏、累、苦、险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工种,女性主要从事包装、罐装、清洁、绿化、炊事、电子原件制作、布料加工等轻体力工种。

三、我县经开区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实现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县经开区农民工合法权益实现存在如下特点:

(一)就业保障:易进易出,工作及不稳定由于我县农民工由于总体文化程度不高、综合素质较低,对高层次就业岗位的选择余地较小,有句俗话叫“远走不如近爬”,所以,哪怕工资低一点,本县农民工都愿意留在本地就业,农民工供大于求。而经开区企业都是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既没有国营企业、大型外资企业的高技术难度,更没有国营企业、大型外资企业所具备的完善的招聘用人制度,因此,这些企业的进入门槛低,农民工都以非正规就业途径为主,绝大多数从事临时工、承包工、劳务工等技术含量低、脏累苦险等工作,只有通过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工作,赢得企业老板对他工作的认可后,才可继续留用,所以企业招聘员工时,用人条件都比较低,一般只要身体健康,对应性别要求,并愿意接受预定的工价就可进入,但如果进入后表现不力,便随时可以辞退出去,或许自己想跳槽也可说走就走,不留后顾之忧。

(二)分配保障:收入普遍适中,工资拖欠难免 农民工的收入按工作强度、技术要求、个人能力的差别,从400元至2000元不等,大部分月薪在700至900元之间,只有10%的农民工没达到最低工资水平,这种现象仅发生在砖厂对外县、外省来的农民工身上,同时解除劳动关系也没有任何经济补偿。农民工薪资发放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从事临时工作,一般在完工后一次性发放,但可预支少量费用作生活费;二是从事相对固定的工作,如建筑行业每月

发放一部份生活费,年末或工程结束后再发放剩余部份;三是从事工厂工作,一般按月发放,但会以各种方式扣留一部分保证金。现在,明目张胆的拖欠工资的情况少了,但少量企业对拖欠已经习以为常了。企业主普遍反映,不压点工资在手上,农民工就会产生“这山望见那山高”的念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情不留人钱留人”。

(三)社会保障:工伤保险不缺,其他待遇免谈县经开区95%以上的企业都为农民工加入了工伤保险,大大降低用工双方的安全风险,这中做法既利民工又利企业。但所有企业无农民工带薪休假制度,无医疗保险,也没有法定的假日加班工资,企保投入按自愿原则,经费由私人承担。农民工很少有劳动合同意识,大家不愿签,是因为觉得这样可来去自由。老板不愿签,是因为不愿承担责任。企业想方设法逃避参加保险,以降低企业成本,农民工想方设法拿到现钱,以达到工资落袋为安的目的。建筑行业大多由单位购买了商业性质的意外伤害保险,主要是认为价低、方便、实惠。当然,我区几家大的规模企业如农友机械、国藩工矿、湘源科技都按劳动法签定了合同,用工制度比较规范。

(四)生活安全保障:饮食住宿无忧,安全生产加强经开区内由于本地农民工俱多,而且大多离家比较近或在城区租房,所以农民工吃住不成问题,再次各企业也配备了一定数量的住宿房,方便员工留夜加班,配备了食堂,而且伙食条件都还可以。至于安全生产问题,政府部门加强了安全生产监管,企业自身安全意识也逐步加强,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安全隐患大大降低,基本无危险事件发生。尤其是在生活安全保障上值得推介的好典型是农友机械有限公司为降低油漆带来的空气污染,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近旬投资30万元对上漆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将喷漆改为烤漆,大大降低了油漆的挥发度,减少空气污染,尽可能保护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其次是福泰中药有限公司为清除在中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灰尘,千方百计从大城市购进了价值上10万元的捕吸尘设备,为民工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五)精神文化保障:培训工作起步,业余活动缺泛在园区,规模企业的培训工作已起步,但效果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一是认识不到位,农民工担心受培训误了挣钱;二是经费投入不足,企业对培训积极性不高,送员工培训需花费一定数额的资金;三是我县培训机构发展缓慢,设施、场地、师资力量均严重不足,在生源上得不到政府的支持配合。由于经开区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企业主要精力花在创收赢利上,基本忽略了企业文化,很少有企业组织员工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更谈不上建立企业工会了。

(六)争议处置保障:政府积极参与,协助双方调解经开区企业环境大体算好,很少有农民工与企业发生纠纷的事件发生。为防特殊情况发生,开发区设立了专门工作组处理企农矛盾。如就致科集团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上,县政府高度重视,开发区积极配合,主动与企业负责人联系协商,帮助农民工尽快追回应付工资。

四、对企业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的对策与建议通过调研,就经开区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现状看,本人认为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主要涉及到三个主体:政府、企业(雇主)、农民工自身,现就三个主体提如下对策建议:

(一)关于政府要做的: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摆上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程。调查结果显示,经开区农民工占了全区人口的26%,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社会群体,而实践证明只有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强化农业、稳定农村,才能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因此,只有平等友好地善待农民工,加强农民工权益维护,才能真正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在此呼吁各级各部门必须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搞好农民工维权工作的重要性,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切实把解决农民工问题摆上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程。(二)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围绕农民工权益维护进行制度创新、措施完善。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各级党委、政府要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对涉及农民工的政策要进行清理,取消对农民工的限制性政策和措施,作到令行禁止。并出台对农民工公平友好对待的政策和措施。一是向农民工提供制度化保证。把农民工的权益维护、输出和输入纳入计划,按照中央的要求,将涉及农民工的治安管理、培训、计划生育、社区管理等有关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支出范围,为农民工权益维护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保障。二是对进城农民工实施社会化管理。在推进社区建设与管理过程中,将农民工纳入社会管理与服务范畴,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对进城农民工进行规范管理。(三)各级党政挂帅,相关部门组织参与,建立农民工权益维护联动机制。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建立“党政重视、部门配合、社会齐抓共管”的农民工联动式社会化权益维护新机制。在具体操作中,要尽快建立各级农民工维权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以党委、政府有关领导为召集人、主持人,由相关部门、组织负责人参加,定期召开会议,提出加强农民工服务管理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协调落实维护农民工利益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和措施。同时,尽快建立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公安、计生、建设、卫生、教育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农民工服务管理联动协调机制。建立以总工会牵头,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税务、计生、建设、公安、法院、司法、卫生、教育等部门参加的农民工维权联动协调机制。在机制运作中,相关部门间形成信息互动、事件案件互报、相关事情协商的制度;各级党委政府将工作力度,协作程度纳入目标管理,列入奖惩体系。(四)内外互动,标本兼治,加大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力度。一是建立多向维权机制。法制部门要为农民工设立法律宣传咨询服务点,并加强法律宣传力度,提供司法救助,维护其合法权益;行业主管部门及劳动监察部门应加强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监管,还应对企业建立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用工单位出具支付工资能力的资金账务或抵押物后方可使用农民工;各级工会应建立职工帮扶中心、维权工作站,积极开辟农民工“绿色通道”,为农民工提供帮扶救助、清理欠薪、职业介绍等服务。二是推行流动会籍制度。农民工凭各级地方总工会核发的新会员证到工作地工会办理会员资格转移手续,实现农民工工作关系到哪里,会员组织关系就到哪里,为农民工维权提供组织保证。三是加大惩处侵权行为力度。行业部门要组织有关部门对侵权行为严重的企业或雇主依法进行查处,并公开曝光。

(二)关于企业(雇主)要做的:

1、消除歧视思想,对农民工实行人性化管理。企业业主要正确认识农民工对企业发展的贡献与作用,从根本上消除歧视思想,给农民工必要的关爱与尊重。要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经常性开展读书活动、知识竞赛、文娱体育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吸引农民工投身到健康向上的业余生活中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创建文明的工作环境。要积极开展“优秀农民工”评选活动,引导农民工树立“企业是我家”的主人翁意识,鼓励为企业发展献言献策,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应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各企业依法为农民工工会拨付经费,使其充分发挥职能,积极解决农民工在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2、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按照《劳动法》的要求同所有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用工合同,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及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和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内容。签订劳动合同应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收取抵押金、风险金等。同时根据企业实际,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积极开展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尝试工作,着力解决农民工的大病医疗和老有所养问题。严格做好农民工工资发放工作,确保工资及时发放到位,不拖欠、不扣留。坚持正确的用工时间制度,推行加班补助制。

4、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做好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工作。企业有必要建立企业农民工常规培训机制, 制定培训计划,组织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书。对新从业农民工免费进行岗前培训,坚持“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使其掌握相应的劳动技能和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资金投入,合理配备各种安全设施和劳动保护用品,加强安全生产检查,为农民工安全生产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环境保障。

(三)关于农民工要做的:

1、克服自卑心理,增强自信意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实现,需要农民工自身来维护,但大部分农民工认为自己知识水平低、工资收入低、社会地位也低,因此自卑心理特别严重,不太与外界交往,自我封闭,形成逆来顺受的习惯,遇到权益受损时,不敢站出来义正词严的指出和争回。因此要坚决克服自卑心理,增强自信心,敢于同不正当的用工行为作斗争求公道,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树立学习理念,提高工作能力。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化、信息化的社会,更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金钱”的重要性。在这就业竞争形势严峻的时代里,农民工因文化水平低下,竞争空间会更加缩小,由此要克服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克服玩牌赌博作为业余生活的恶习,而应积极进取,树立学习理念,提高自身的工作水平和工作能力,积极创造更大的就业空间条件,改善工作环境,增长工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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