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资源开发过程中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谈资源开发过程中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精选6篇）

篇1：谈资源开发过程中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资源开发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可就在管理与操作的过程，有人却从中做手脚，进而引发职务犯罪。200X年以来,泸县检察院共立案查办涉及资源开发的职务犯罪案件5件7人。通过对这类案件的深入调研，总结出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预防对策和建议。

一、资源开发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主要特点：

1、涉案人员有管理人员，也有行政执法人员。主要有三类：一是国有企业改制中的管理人员，如煤碳资源开发的国有改制企业；二是国有企业化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如电力资源开发的供电单位，三是行政监管执法人员，如煤矿安全监督和林业管理的执法人员。

2、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煤炭资源和电力资源开发中。2004年以来，在办理的5件资源开发中的职务犯罪案件，有3件发生在煤炭行业，1件发生在电力系统，占此类案件总数的75%；有1件发生在林业系统。如陈某某在担任县资源林政股股长，在明知处于森林抚育期间，林木采伐限额指标为63立方米的情况下，不认真履行其职责，亲自批准和对该镇林业站监管不力，导致该镇发放林木许可证超过年采伐限额指标190余立方米，使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3、犯罪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在查处的资源开发案件中，我们发现这些企业厂长、局长、行管执法人员犯罪后带来的损失极为严重。如新民煤矿矿长赵某某利用企业破产改制之际，不计矿工生存困难伙同会计将工人开采出来的资源隐匿一旁，不计入销售收入，最终导致企业彻底破产，数千工人失业。泸县供电局局长罗某贪污案伙同局机关行管人员非法套取数百万元的电网改造费，不仅使电网正常改造受到牵制，还大大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在当地造成了极坏影响。泸县安监局安监员冯某和尹某玩忽职守案中，二人在对兴隆煤矿的整改复查工作中走马观花，不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对已发现安全隐患的矿井没有认真复查，从而引发煤矿瓦斯爆炸，造成死亡4人，重伤1人，直接经济损失30余万元的重大责任事故。

4、资源开发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多为共同犯罪。不管是贪污类案件，还是渎职类案件，此类职务犯罪案件多数为两人以上共同作案。如原泸州市新民煤矿矿长赵某某利用企业改制之机伙同会计叶贤桂一起，利用企业即将申请破产之机，先后一起将本企业开采出的煤碳资源隐匿堆放在一边，用于自己兴办的炼焦厂，从中获取利润10余万元，并企图待该企业彻底破产后完全非法占有，后被查出。泸县供电局原局长罗某某与本局全体管理人员，利用全国一期农村电网改造，采取虚报冒领的手段，将国家用于农网改造的130余万元专款套出，而后全部私分。

二、资源开发中职务犯罪案件形成的原因

1、部分党员干部思想薄弱、法律意识淡漠。为满足个人贪欲，腐化堕落不能自拔，将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公款。新民煤矿的赵某和泸县供电局的罗某都是党委书记，为满足一己之私，不惜伙同财务人员共同作案，私设小金库，侵吞公款。

2、财务监督乏力，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国企改制过程中由于保护国有资产的制度不健全，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为少数不法分子损公肥私造成了可乘之机。国有改制企业新民煤矿和国有企业化的泸县供电局都是隶属政府经贸委辖管的，作为主管机关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安监局和林业局都是行政执法机关，对下属人员强化执法理念、加强执法监督检查缺少切实可行的机制。

3、对资源开发缺乏有效的监督。对资源开发工作没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没有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因而导致职权滥用进而浪费资源，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4、司法部门与行政执法部门移送案件制度不健全，有关工作衔接制度也未建立起来，一些资源开发职务犯罪案件在部分行政执法部门便被处理，致使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部门查处资源开发违法案件的情况了解不够，掌握不准。

5、对此类案件开展立案监督的案件线索缺乏。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案件线索多是受害人的控告举报，但一些涉及资源开发的职务犯罪案件，如违法发放林木许可证等，由于没有直接的受害人，因而检察机关不易获得案件线索，无法开展监督工作。

三、有效预防资源开发中的职务犯罪案件的对策

1、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廉洁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教育。切实按照党员保先教育要求加强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的政治理念和守法意识教育，加强党组织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监督，提高其法律意识和法律自我约束力，从思想上筑牢法律防线，同时要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结合办案，送法到机关，以案说法、以案释法，以从根本上遏制、减少职务犯罪。

2、建立健全监督制度，规范监督行为。要建立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联系制度，定期、不定期到行政执法部门了解行政执法情况；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违法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制度，发现线索，及时移送本院自侦部门立案查处，并跟踪案件的处理情况。同时，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能，加大对资源开发工作的监督力度，对已构成犯罪的要及时查处，严厉打击；要抓住干部行使权力中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部位，发现漏洞，运用检察建议，结合行政审批制度，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协助有关部门建立健全防范机制，健全对资源开发工作的监管机制，达到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目的。

3、加强资源开发单位、主管部门自身的监督制约。在深化企业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从制度建设入手，加强对权、钱、人的管理和监督。首先是加强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的监督管理。作为主管企业的经济贸易局，应从财务审计方面把严关，搞好财务监督。其次是加大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执法水平，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权。再次是建立健全机关、企事业单位决策、执行和财务监督体系，从机制上有效减少和避免财务监督乏力而引发的管理人员违纪违法问题。从制度上、机制上有效预防扶贫优抚工作中的职务犯罪，实现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期效应。

篇2：谈资源开发过程中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时间：2012-11-05

作者：江朝礼 文恕 刘德华

来源：正义网

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城市化、工业园区化的不断推进,征地拆迁安置是必经的程序之一。由于现有的征地拆迁政策存在部分不足,并客观上使评估和拆迁工作人员在补偿标准的执行上留有较大的自由度,容易导致暗箱操作,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可趁之机,使得拆迁领域职务犯罪呈高发态势,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征地拆迁安置中产生的问题已经成为群体性上访、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

下面,我们结合四川省成都检察机关近几年查办的各类征地拆迁安置中的职务犯罪案件,通过对各类拆迁安置领域中职务犯罪的主要手段和特点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认真地剖析,寻找案发特点和规律、及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

一、征地拆迁安置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案件不断增多,数额不断攀升。在几年前,我们所查处的拆迁安置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的涉案金额较多是在几万或者是十几万,但近两年所查处的拆迁安置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的涉案金额上升到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如成都某县查办的古城社区会计程某某挪用拆迁补偿款1700多万元,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上千万元。又如某地以拆迁办主任刘某为首的贪污、受贿案中,5名涉案人员近五年之中,在负责拆迁过程中,多则五、六十次,少则十余次贪污或受贿。且贪污、受贿数额较大,一般的工作人员在几年时间里贪污、受贿数额就高达10万余元,并且从一次几千到一次几万不等,造成国家多支付拆迁补偿款40余万元。

(二)手段不断变化,花样不断翻新。负责拆迁、安置的工作人员在拆迁工作中除了做群众的工作外,还要负责丈量被拆迁房屋面积、清点附属物、制作房屋拆迁补偿表、核算补偿数额并上报等工作。部分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在丈量房屋面积、清点附属物等方面做文章,减少违法建筑面积,增加合法建筑面积。利用以上手段,为被拆迁户多报拆迁补偿款,从而大肆收受贿赂,或者干脆伪造被拆迁户档案,从而套取补偿款进行私分。还有采取开具虚假发票冒领公款,或暗箱操作,收入不上账,或以假协议、假占地、伪造有被拆迁户签名的花名册等手段,间接占有土地补偿费、土地配套费、拆迁补偿款;有的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在土地转让上大做文章,低价转让土地,从中获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三)窝案层出不穷,串案不断出现。征地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窝案、串案特别突出。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个案件线索,揪出一人,就牵带出一片。共同犯罪、群体犯罪出现。参与征地拆迁工作的公务人员之间或与社会上的人员蓄意串通,内外勾结,利用各自的职责和工作上的便利条件,分工合作,共同作案,大肆骗取国家补偿款或收受贿赂。如成都某县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在审查叶某某涉嫌诈骗的案件中,发现该诈骗案件里可能有职务犯罪的迹象,经过侦查人员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并查处了该县河池社区书记贾某某和主任张某某相互勾结,在河池社区拆迁安置过程中,违规将河池社区的安置房的修建工程发包给叶某某修建, 1 共同收受叶某某70余万元贿赂的犯罪事实。窝案串案的增多,说明犯罪主体正在由个人向群体蔓延,是当前涉及征地拆迁安置领域职务犯罪日益严重的一个重要表现。

(四)基层不断发案、人员不断复杂。在办案中查处的涉案人员既有乡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有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和村民小组工作人员,甚至还有被拆迁的农户,其中,以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居多。在实际的拆迁过程中,政府主要依靠村、社基层组织对所拆迁的农户和各种房屋、厂房进行摸底调查和实际丈量等工作。这些人在拆迁确权、丈量、安置、处理公共资产等方面掌握着决定他人重大利益的权力。这就给基层组织的干部提供了犯罪的机会。如香山社区的征地拆迁过程中,被拆迁的农户获得政府的补偿后搬走了,留下来的房屋都有一定的价值,很多的拆迁公司都想获得该社区旧房的拆除工程,该社区书记叶某某利用职权将社区的旧房拆除工程交给拆迁公司的刘某某,收受刘某某55万元的贿赂。

(五)影响不断扩散,危害不断增大。拆迁户、违章建房户为谋取非法利益,向负有拆迁职责的工作人员行贿,甚至与工作人员相互勾结,采用共同违法建房、虚增拆迁房屋面积等形式,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和安置返迁房,村民产生攀比心理,致使违章建房户越来越多,违章建筑面积越建越大,不但使国家增加巨额拆迁补偿资金,造成国家重大财产损失,同时也给征地拆迁安置工作带来很大的阻力。少数国家工作人员,为谋求不正当利益,利用职务便利,违法为村民办理建房手续,造成村民多次对抗拆除违章建筑工作的开展,激化社会矛盾,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阻碍了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因征地拆迁引起群众集体上访,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和严重恶性刑事犯罪,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少数工作人员在金钱诱惑下,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追求个人最大物质利益,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不但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还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征地拆迁安置领域职务犯罪案发的原因

(一)缺乏有效监管,操作缺乏透明。拆迁办掌握了征地拆迁工作最直接的权力,同时存在一人多职,内部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制约。上级主管部门为了征地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赋予了征地拆迁部门较多的职权,且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加上征地拆迁部门内部分工较少,权力过于集中导致失控。再就是征地拆迁办只向群众公开拆迁的相关政策,而具体的征地拆迁面积、产权人、户籍人口、应拆除面积、附属物、补偿标准、补偿金额等都不太公开。这种不透明的程序就给征地拆迁过程中的职务犯罪提供了温床。由于很多地方的拆迁工作过程不公开、不透明,群众无法参与到监督工作中,为不法分子搞“暗箱操作”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如公兴镇副镇长张某某,利用分管拆迁安置的职务之便,由于在安置房的招投标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副镇长张某某通过“暗箱操作”将修建安置房的工程交给建筑商曾某,收受曾某70余万元的贿赂。

(二)拆管职责不明,管理体制缺位。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规定,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拆迁管理办公室是拆迁工作的具体监督管理机构,土地管理部门负责与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而在实际执行中,城建、国土等部门对拆迁工作的监督,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督工作机制和有效措施,使拆迁补偿工作缺乏基本的监督制约。并且现实的征地拆迁工作中,由于工作需要而设立的办事机构缺乏长效的工作机制,对征地拆迁中的土地房屋勘查丈量、套用补偿标准、补偿款的发放等关键环节缺乏规范的操作流程;没有确定专门的部门负责对拆迁补偿的相关资料没有进行认真的审核和核实。由于职责不明、管理体制的缺位等原因,给职务犯罪以可乘 2 之机。

(三)政府定位不准,行政参与过多。在征地拆迁安置过程中,由于拆迁动员、安置、补偿等环节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各级政府为确保建设项目早日动工,不得不以行政权力过多介入到具体的拆迁事务中,如强制拆迁,采取包办的方式参与到征地拆迁工作的各个环节,导致很多被拆迁户对拆迁工作不理解,进而引发与政府的激烈对抗,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分散了政府的精力,疏忽了各项监督制度的有效执行,给职务犯罪提供了滋生蔓延的土壤。

(四)人员素质不高,利益思想严重。有些基层干部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放松了对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思想改造,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的考验,利已主义、享乐主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恶性膨胀,导致意志薄弱者为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而涉入犯罪的深渊。同时,由于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对自己的行为感觉不到是在犯罪,经不起金钱诱惑,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以致走上犯罪道路。

三、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的防范对策

(一)强化社会监督,加大拆迁透明。要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在征地拆迁中全面推行“阳光拆迁”,以规范征地拆迁的各类行为,为社会监督提供条件。一要实现执行文件的透明化。拆迁前举行公开听证,并应向被拆迁人宣传、讲解所执行的拆迁补偿文件和操作程序文件,公开拆迁补偿安置政策,严格执行公示公告程序,让被拆迁人和其他群众了解正当的程序和标准。二要实现操作程序和结果透明化。被拆迁房屋的测量和评估等操作程序都应当公开,特别是拆迁过程必须严格履行公示公告程序,在被拆地段设立公示栏,将具体的征地拆迁面积、产权人、户籍人口、应拆除面积、附属物、补偿标准、补偿金额、支付期限等具体事项向群众公开,杜绝暗箱操作。三是要实现监督途径透明化。要公布拆迁单位及工作人员身份,公开举报电话、接待信访时间等投诉和复议渠道,以便群众监督。

(二)强化内部监督,加大财务监督。一是要对拆迁流程全监控。实行居民代表参与制和复核制,在动产评估和补偿款核定环节应有居民代表参与,对拆迁工作的测量、图表的绘制、登记造册等决定补偿金额的关键环节进行现场监督和签字认可。对于动产评估和补偿款核定实行复核制,邀请其他居民代表、拆迁工作人员等组成独立小组进行复核。同时,对于动产评估结果、补偿项目、房屋面积、建房时间应及时予以公示,以利群众监督。加强对房屋拆除工程发包的流程监督。房屋拆除工程应由投资方、拆迁人共同组织实施公开招标,纪检机关应参与监督。加强对拆除施工队伍的资质审核,对于有行贿记录的施工队伍禁止进入市场。二是要实现资金流转全控制。严格规范财务制度,把好财务收付关口。对征地拆迁的补偿款及其他专用款项,要统一管理,合理使用。推行财务公开制度,推行“资金统管制”和“会计代理制”。建立内部审计和稽核制度,定期开展项目审计或者专项的财务抽查,以便及时发现拆迁资金、补偿款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要规范岗位设置,按财经法规和财会制度,结合各单位实际管理情况和决策、执行、监督三者既统一又分离的原则,设置会计、出纳及审核、审批岗位,不允许一人兼任会计出纳等现象的出现。

(三)强化法制宣传,加大思想教育。要通过警示教育、以案说法、印发法律宣传资料、举办法制讲座等各种有效形式,使工作人员明白什么是犯罪、为什么会犯罪、如何预防犯罪,一旦犯罪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从而使他们警钟长鸣,自省自律。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密切联系实际,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建立健全思 3 想政治工作的长期有效的机制,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世界观、利益观,筑牢拒腐防变的“灵魂”工程。

(五)强化惩治力度,加大预防措施。要把查处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加大查办拆迁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工作力度,严肃查处征地拆迁领域中的职务犯罪,要做到力排各种阻力和干扰,发现一起,查办一起,使拆迁领域职务犯罪分子被及时查办,并绳之以法。不仅要消除职务犯罪分子继续贪腐为恶的条件和机会,也要震慑从事主管征地拆迁的工作人员,使其有所触动、有所戒惧。并在征地拆迁领域积极开展行业预防和个案预防,与征地拆迁部门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联系制度,针对查办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发案单位或主管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和主管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堵漏建制,完善有关制度。加强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调研分析,探索发案规律、特点,加大犯罪预测和对策研究力度,不断调整改进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从而减少和遏制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的发生。

篇3：谈资源开发过程中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一、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的紧迫性

森林资源的合理采伐与保护, 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 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笔者所在县是一个林业大县, 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是该县建设生态县的基础, 是重中之重。在全球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大环境下继续保持该县的生态优势是与时俱进、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长期以来, 该县政府部门在生态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成就有目共睹。然而, 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案件仍屡禁不止, 失火、盗伐、滥伐林木以及非法运输盗伐的林木等犯罪时有发生。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频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县建设的进程。因此,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刻不容缓。

二、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特点

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1. 涉及罪名相对集中。近年来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涉及破坏森林资源保护的案件集中在失火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林木罪、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2. 失火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多居住在偏僻、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山村;近年来, 失火案件的涉案人员年龄集中在40-70岁之间, 平均年龄57.25岁, 因为缺乏防火常识, 不当用火引起森林火灾。犯罪嫌疑人的文化程度一般在初中以下, 且62.5%为文盲, 25%为小学文化, 缺乏相关法律知识, 法制意识淡薄。

3. 失火案件频发, 时间集中。在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案件中失火案件占很大比例, 且时间全部集中在每年的12月份至5月份期间, 即在“冬至”、“春节”、“清明节”期间林区较干燥的春冬两季。且失火案件因为天气因素易于集中频发。失火案件的发案原因也相当集中, 多数的失火案件是因为农民田地劳作烧杂草或由于敬拜“土地公”中烧金纸点香烛等传统习俗引起。

4. 近年来, 因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 红豆杉、香樟木等名贵树木的雕像、家具等制品需求量急剧增加, 且价格一路攀升, 部分群众受经济利益驱使, 偷偷采伐、采挖、运输、贩卖珍贵树木, 特别是笔者所在县部分林区野外山林中生长着大量红豆杉等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树木, 为部分群众提供犯罪的便利。

5. 由于整个社会经济大环境不佳, 导致因经济原因铤而走险盗伐、滥伐林木。茶叶是山区的主要经济来源, 由于近年来茶叶经济不景气, 从事茶叶生产的人员中有些人没有技术特长, 也没有其他赚钱机会, 对可能带来经济收入的林木起了非法占有的想法, 续而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且由于近年来, 国家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 环境保护的整体行政执法工作提升, 木材价格走高, 部分群众对自家林木想卖出换钱, 但由于行政审批手续难办理, 或审批配额不足, 往往无证滥伐。

三、破坏森林资源案件产生的主要原因

1. 法律意识淡薄。

相关部门对群众保护森林资源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不足, 导致一些群众保护森林资源和依法治林的观念还比较淡薄, 满足于眼前的经济利益, 消耗森林资源。群众对犯罪后所面临的法律后果认识不足, 造成部分群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触犯了刑法。群众缺乏足够认识, 对火灾发生区域和季节按照经验主义主观臆断, 对森林防火形势估计不足, 危机意识不强, 存在着侥幸心理, 麻痹思想, 对林区禁火令置若罔闻, 从而引发森林火灾, 使自己受到法律的惩罚。另外, 有些群众认为法不责众, 集体决定的滥伐或为集体利益造成的滥伐不是犯罪。而绝大多数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犯罪嫌疑人对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违法性、严重性认识不足, 特别是受到重大的非法利益的诱惑, 对保护珍贵树木存在抵触心理, 表现出挖一株两株完全不严重的思想认识。

2. 监管机制不健全。

林业主管部门在日常行政管理中注重对上报制度的审批, 缺乏对林区生产的有效指导和管理、监督, 林业基层往往由于经费不足, 基础设施较差, “四防体系” (防盗伐滥伐, 防火, 防病虫害, 防止非法占用林地) 建设规划难以落实, 缺乏监督检查, 造成部分小煤矿、矿石洗选场非法占用林地现象, 部分矿区开发存在未批先占或少批多占林地以及部分地方群众毁林种茶、果树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一些基层林场缺乏监管人员, 而且部分监管人员的法律素养和责任心也有待加强。

3. 法律规定不够完善, 刑罚执行效果不佳。

首先, 就现行法律规定而言, 我国《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设置的法定刑罚较轻, 绝大部分罪名的法定最高刑不超过7年有期徒刑, 对罚金数量的规定也不够明确, 相比从事犯罪活动取得的巨大利益, 显然难以对犯罪分子形成有力震慑。其次, 从刑罚执行效果看, 林业刑事司法实践普遍存在着轻刑化问题, 适用罚金刑罚所占比例多于人身刑, 且适用缓刑过多。对危害生态环境行为的严肃查处与案件实际处理结果形成强烈反差, 打击效果有限。

四、惩治和预防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对策

如何推进生态经济发展、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是生态资源检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想要遏制当前毁林犯罪高发的趋势, 除了加大打击力度以外, 还需统筹兼顾, 在转变观念、完善制度上做文章。

1. 转变经济发展观念, 提高法治意识。

在办理破坏森林资源案件过程中, 检察机关应避免就案办案的思维, 把树立环境资源司法保护意识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抓。通过向社会公布典型案例、宣讲政策法律、普及环境资源保护知识等方式, 提高普通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通过加强对政府人员的教育和引导, 培育“法治”思维, 改变落后政绩观, 形成环境法治观、生态文明观、可持续发展观, 提高执政水平;通过畅通检举、揭发渠道, 强化新闻舆论监督, 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打击犯罪的热情, 增强每一位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 最终形成保护生态、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社会风尚。

2. 强化法律监督, 认真履行检察职能。

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作为检察机关应积极拓宽监督渠道, 加强涉林案件立案监督, 加强对林业行政执法部门执法行为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检察监督, 切实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不严格执法现象。同时加强与控申等部门的沟通与联系, 多渠道收集非法占用林地等涉林犯罪线索, 及时介入, 了解掌握初查情况, 提高成案率。要积极探索, 完善“一看二问三介入”的方法, 严把阅卷关、提审关、退补关, 争把在审查中发现的漏犯绳之于法。同时, 对审判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量刑畸轻畸重的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案件坚决依法提起抗诉, 维护司法的公正。

3. 提高林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水平。

首先, 通过机制创新, 提高打击和预防犯罪的能力, 以机制创新带动生态资源检察工作发展。比如, 向林业主管部门、森林公安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专门就如何加强生态林、红豆杉等重要森林资源的保护提出建议, 突破查办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案件的瓶颈, 提高破案效率, 强化警示、预防犯罪的作用, 有效保护当地森林资源。其次, 改变工作方式方法。密切联系群众, 了解民情, 解决林区群众最实际的困难;接待来信来访、下乡办案, 促成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等, 通过这些看得见的方法加强群众联系, 关注民生、化解矛盾, 不断提高林区综合治理水平。

总之, 惩治和预防破坏森林资源犯罪, 加强和完善生态资源保护, 既要检察机关严厉打击犯罪、加强法律监督, 又要积极开拓思路、创新体制机制, 才能维护林区治安稳定,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利益,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参考文献

[1]刘仁文.环境资源保护与环境资源犯罪[M].中信出版社.2004年.

[2]杨兴, 谭涌涛.环境犯罪专论[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

篇4：谈资源开发过程中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一、户籍管理中职务犯罪的发案特点

（一）涉案人员多为基层派出所户籍管理人员及派出所户籍分管领导；

（二）涉案类型多样化；

（三）涉案金额小、监管漏洞多、取证较为困难；

（四）危害大，社会影响坏。

二、户籍管理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

（一）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

（二）户籍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三）惩治力度不够。

三、户籍管理中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抓好队伍建设，加强廉洁自律教育；

（二）建立健全制度，强化监督制约；

（三）加大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力度。

【户籍管理中职务犯罪的发案特点】

户籍管理中的职务犯罪，发案特点类型多样化。一是入“双重”户籍。因子女入学、拆迁、购房、购买养老保险、婚姻迁移等事项，或者碍于情面违规办事，或者为了利益放弃原则，在缺少办理户籍相关合法证明的情况下，为请托人办理户口，导致“双户口”甚至“多户口”现象的产生。另外，甚至有的户籍管理人员把关不严违法为犯罪分子补录了户籍。二是在办理入户中谋取利益。如村级基层组织人员伙同户籍人员，抓住超生婴儿家长想为孩子上户口，但又不想走正规渠道接受处理的心理，收取贿赂。三是修改登记事项谋取利益。滥用职权为他人办理变更姓名、出生日期、民族等手续谋取利益；或当事人户籍登记确实有误，具备更正条件，但仍予以刁难，从中获取利益才办事。

篇5：谈资源开发过程中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但受中国几年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以及社会发展滋生出来的一些弊端的影响。职务犯罪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易发阶段。虽然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得政策与措施，但取得的成绩依然不容乐观职务犯罪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目前社会还未形成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时机，认识职务犯罪的概念及构成、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原因，是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前提。预防，应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入手。控制，必须采取法律的、政治的、行政的手段综合治理，方可取得最佳的控制效果。

关键词：职务犯罪 特点 原因 预防

论文目录：

一、职务犯罪概述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

（二）职务犯罪的构成

（三）职务犯罪的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

二、职务犯罪原因

（一）从政治的层面来看，我国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中所发生的权力失控现象，主要由于现行政治体制中权力配置上存在的一些弊端，概而析之，其原因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二）从权力的实施来看，公共权力过程中的腐败活动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致命性的危害。这一过程导致职务犯罪的原因，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三、在精神文化方面，权力腐败助长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的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

三、防治职务犯罪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道德控制，强化“不想犯”的心理动机

(二)加强制度控制，营造“不能犯”的外部环境(三)加强司法制度控制，形成“不敢犯”的威慑态势

（四）认真贯彻并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绩，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一些腐败因素也在不断滋生，职务犯罪常有发生。党中央果断的推出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伟大决策。这一方针的提出对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环境，但腐败现象依然没有得到完全遏制，这充分证明了政府反腐败的力度与措施是相当不够的，也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我们的制度、管理等多方面原因还存在诸多的漏洞和不足。深入对职务犯罪的调查与研究已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课题，本文从职务犯罪的概念、构成要件、特征及规律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阐述的同时也从其产生原因及预防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正文

一、职务犯罪概述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以权谋私、滥用职权或者不正确履行职权所实施的违背职责要求的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二）职务犯罪的构成

1、职务犯罪的主体。职务犯罪为特殊主体，行为人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通常是指以下几类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主要是指受政府委托、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人员，如救灾款物和土地补偿费的管理等等）。

2、职务犯罪的客体。职务犯罪侵犯的客体有三个：①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如受贿；②侵犯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如贪污；③侵犯了国家的管理秩序，如渎职。

3、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职务犯罪必须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有必然的联系，是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生的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的

犯罪行为与其职责无关，则不能构成职务犯罪。

4、职务犯罪的主观方面。职务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既有故意，也有过失。一般说来。属于故意的职务犯罪有：贪污贿赂类、侵权案件类、渎职案件类之中的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及部分玩忽职守和部分泄露国家机密案件；属于过失的职务犯罪有：绝大多数玩忽职守犯罪（除因徇私舞弊而玩忽职守），过失泄露国家机密罪。

（三）职务犯罪的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

第一职务犯罪的特点

1、职务犯罪存在长期性和必然性。职务犯罪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有现象，尽管各国的提法不同，事实上自国家出现以来，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有阶级、国家和商品的存在，就会有犯罪的发生。本人认为属于犯罪范畴的职务犯罪同样如此，只要有国家、商品和收入差别等因素的存在，就会有职务犯罪的发生。

2、职务犯罪的普遍性和群体性。职务犯罪这一社会现象，广泛的存在于国际社会，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职务犯罪的侦查实践还表明，一个地区的腐败风气或一个单位主要领导的道德品质，直接诱发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的群体性的职务犯罪，改革开放初期，职务犯罪以个人单独犯罪为主要特征，而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案连多案，出现所谓的“窝案”、“串案”现象。往往是小案牵出大案，大案套着小案；查出一案，带出一窝；查出一个，带出一串；查出下级，带出上级；查出本地，带出外地。有的案件牵涉几人、十几人乃至几十人。譬如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及军政公安官员700余人，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痛心地说：“远华案将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次贪官排队受审。”

3、职务犯罪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职务犯罪与其它的犯罪相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其隐蔽性和复杂性表现为：案件不易暴露、举报热情不高、部分案件证据不多（如贿赂案）、取证难度大、有些案件定性困难（如渎职类）、干扰性大。存在隐蔽性、复杂性的

原因是：犯罪主体多为有一定职务的人，大多数人不敢得罪他们；犯罪主体通常有较高的智商，心理防线不易突破；侵犯的客体多为公有财务，一些人有“与己无关”的思想，不愿举报；有的案件属于高科技犯罪，证据不易获取；有的案件不仅证据少，且暴露时间晚，时过境迁，证据难以收集；有的领导和财务人员的问题，在位期间，他人不易察觉；裙带关系或“官官相护”阻挠办案；侦查部门技术落后、手段不多、措施不力；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不断提高，越来越注意对犯罪活动的包装，精心掩盖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有的犯罪分子敛财数百万，却故意摆出一副穷酸样，转移人们的视线，逃避监督；更有的一边大肆收受贿赂，一边把自己装扮成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骗取了领导和群众的信任。有的为避免受贿过滥、人多嘴杂而留下后患，便尽量减少受贿次数，对一些不够斤两的薄礼不屑一顾，拒之门外；而对大额礼金、名贵物品、古董字画则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这样既收到了以一当

十、事半功倍之效，又在外界获取了廉洁自律的声誉。有的抓住人们对收礼不办事的受贿者切齿痛恨，而对办了事的受贿者比较宽容的心理，在进行权钱交易中，恪守无“功”不受禄的原则，对未办成事的贿赂或拒收，或退还，不惹民愤；而对办成了事的贿赂则心安理得的收下。有的对送上门的礼金来者不拒，然后将大大低于所送礼金价值的家中物品回赠行贿人。从而将行贿受贿行为嬗变成为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以掩盖受贿的实质，逃避法律的制裁。

4、职务犯罪的危害性和腐蚀性。近年来的职务犯罪案件，犯罪数额令人触目惊心。有人做过统计，20世纪的80年代，犯罪数额上万元即为大案；90年代千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已屡见不鲜，甚至上亿元的特大案件也不断出现。同时大要案发案数呈上升趋势。1993年全国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要案879人，2000年为2749人，8年间共有14556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查处。进入21世纪后的5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除正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尚未判决的以外，已被判决有罪116627人；2007年有罪判决数与立案数的比率

比2003年提高了29.9%。[1] 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46件41179人，已侦结提起公诉26684件33953人，分别比上年增加1%和10.1%[2]。犯罪人数逐渐增加、数额逐年增多表明职务犯罪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对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具有极强的腐蚀性。

5、与黑恶势力相勾结，充当犯罪分子保护伞。某些党政部门和执法部门领导干部热衷于结交大款，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得火热，或称兄道弟，或结为干亲，互相勾结，沆瀣一气，权黑结合，大肆捞取非法利益。曾经在沈阳市呼风唤雨、横行霸道的黑社会头目刘涌，就是靠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原副市长马向东、原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原市法院院长焦玫瑰等一批腐败分子的庇护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刘涌黑社会犯罪团伙被摧毁后，慕绥新、马向东等的罪行也相继败露，一一落马。

第二、当前职务犯罪的规律及趋势

1、涉案金额由低向高发展。绝大多数职务犯罪具有强烈的金钱占有欲和行为冒险性，贪污受贿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挪用公款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玩忽职守造成损失上亿元的案件已不鲜见，案件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有些案件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甚至是上亿元。

2、犯罪目的由单一向多样发展。目前，职务犯罪的目的已由比较单纯地获取经济利益转向获取经济利益与捞取政治资本、攫取政治权力交织并存。

3、涉案人员级别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近几年，职务犯罪涉案人员职务层次在增高，要案增多；掌管一个单位、部门的主要领导 共同犯罪增多。

4、犯罪由系统、区域内向跨系统、跨区域发展。系统内、部门内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不同环节的作人员，不同系统、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谋取非法利益，相互串通，联手作案，“利益均沾”、“相互配合”结成“一荣俱荣”的共同体。

5、犯罪方式由单独作案向家族性、集体性、组织性作案发展。

一是本人与家庭成员、情妇等合作作案。二是某些单位“一把手”管不住自己，更管不住下属，出现一窝黑的群体腐败现象。三是腐败分子形成犯险共同体，沆瀣一气，相互利用，共同作案。最近几年，集体腐败的趋向在高层干部腐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6、犯罪手段简单化向智能化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高端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大大增强，犯罪手段越来越智能化、隐蔽化、专业化。有的通过破坏网络系统、篡改数据、改变程序实施犯罪，作案后很难在短期内发现。

7、犯罪领域集中向分散发展。犯罪领域由主要集中在企业、经济领域如金融、房地产、证券、电力、邮电、粮食等部门，向权力部门、政治领域扩张渗透。近几年，职务犯罪几乎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行业和部门，犯罪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新型犯罪增多。

8、犯罪危害由浅层次向深层次发展。职务犯罪直接的危害表现在给囤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从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看，更为深层的严重危害是：经济，腐败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力量，阻碍经济改革进程。政治，一部分党员、干部利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恶劣行径，严重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涣散着党的组织，疏远党和政府同人 民群众的关系，瓦解民族的凝聚力。思想文化上，腐败造成社会思想混乱，使社会失去精神动力，使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出现滑坡。

二、职务犯罪的原因

职务犯罪现象如此严重，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而究其根本原因则应该是权力的失控。

公共权力是根据公共意志组织、协调和控制社会公共生活的力量，它是基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自国家产生以来，公共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政治权力。历史实践表明，无论是少数人还是

多数人统治的国家，都无法做到统治者全体直接授权各种具体的国家职能权力，而只能经授权程序由部分人代为行使。从理论上说，任何授权关系都存在着权力被代行者非合理使用的风险，这是权力政治学的普通常识。当具体的公共权力偏离了法律规范的轨道，被用来服务于个人或小集体的意志和利益时，权力通常就处于同授权人整体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的状态。这时，权力蜕变为个别人实现私欲的手段，成为被滥用的力量。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公共权力即人民的权力，人民的权力主要是由公职人员代行的。这种授权关系会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先进而自动免除了被代行者滥用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确认，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公共权力同样存在被其代行者滥用的风险。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一直在进行，但是腐败的蔓延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其主要原因就是单纯地打击和处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滥用的问题。既然授权关系是必须的，那么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应当对权力的代行者从制度上施以有力的约束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泛滥说明现行的权力体制对授权后权力过程的控制力和约束力还不足，使得用权人有较大的个人随意行为的空间。而权力失控后，加之经济和社会的诱因，必然发生滥用的情形，正所谓“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一）从政治的层面来看，我国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中所发生的权力失控现象，主要由于现行政治体制中权力配置上存在的一些弊端，概而析之，其原因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似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些人自恃大权在握，专横跋扈，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最终滑入腐败的深坑。从查处的案件看，涉案的

人员大部分在案发前都执掌本单位的某一项职权，这些相对集中的权力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在行使过程中走了样，不仅诱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机制的缺失，在权钱交易过程中，他们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利用特殊身份和特殊权力，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破坏了党和公职人员在人民群众的良好形象，破坏性极大。有的贪官落网后，在分析自己犯罪的原因时说的最多的话“对‘一把手’监督的缺失，也是导致我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领导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几年年，权力的过分集中以及这种权力的长期占有，加上我曾经拥有的辉煌成就和耀眼的荣誉光环，上级领导对我是信任有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权力过分集中是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分子的堕落有其个人品质的原因，但是他们的腐败活动既然发生于体制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检讨制度环境存在的内在的疏漏。无疑，正是过分集权的体制为某些掌权的人提供了自由公用的可能。过大的权力膨胀了他们的个人意志。而且，权力过分集中还使得纠正权力过错的代价大大提高。在实践中，很多腐败活动在其初期已被群众发现和举报，但集权体制为其提供了排除障碍的力量，直至违法行为不可收拾，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害，才受到制止和追究。

其次，权力行使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规律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在失控和约束不力的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常常会由于没有压力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权力过程，从而使用权人形成不谨慎甚至是随意的精神状态。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的规范也往往流于形式，丧失应有的权威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江泽民同志说，权力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会出现大问题。我国腐败现象发生的现实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党政体制中有专职的监督各级权力的机构，但监督权和被监督权之间明显失衡，使得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受到限制。权力运作的规律表明，权力越大、越关键，就越是应当予以规范和约束。而现实权力体制中的情况却是相反，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却越弱。

正因为制约监督不力，才使得某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

第三，权利对权力的监控力不足。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人们的参与手段主要是两种，公职人员依靠公共权力，而公共大众主要运用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具体生活中，公共权力是为实现公民的权利服务的。为了保证权力使用权的合理正当，通常必须建立和完善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控制制度，防止权力践踏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是现代权力制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这样的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权利行为组织性差，制度保障也不够。在公职人员的选拔、业绩评估和考察、权力违法的遏制以及权力受腐败行为侵害的救助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例如舆论监督对权力违法乱纪的实际压力还远远不够，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抨击，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的人无所顾忌。甚至出现已怨声载道的官员仍然提拔重用的现象。这表明，权力的运用离开了人民群众权利活动的监控，也必然出现滥用的后果。

（二）从权力的实施来看，公共权力过程中的腐败活动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致命性的危害。这一过程导致职务犯罪的原因，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政治上，权力腐败破坏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治稳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进程，它要求有统一的法制实践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而官员的腐败行为使统一的权力体系陷入了被各种私欲分割隔离的境地，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近年来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职能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一种典型表现。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刺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爆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荡直接导因于权力的严重腐败。

其次，在经济上，权力腐败制造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的恶性冲突。腐败分子以权创收，以权获利，直接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而当权力一旦成为交换或掠夺的手段，在为侵犯市场法则却能带来丰厚利润的特殊商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必然遭到破坏，最终必然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以及整个社会健康的经济机体的毁损。

第三、在精神文化方面，权力腐败助长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的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我国社会上近年来泛滥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同腐败浊流的推波助澜有直接关系。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职务犯罪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社会所能提供的财富，通过正当劳动所能获得的物质报酬，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有些人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就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找人办事靠金钱铺路，替人办事就索贿受贿，导致职务犯罪。例如原抚顺特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玉颖因犯受贿罪、贪污 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受贿一多半来自本单位干部调动。这家企业中层以上干部仅几十人，张玉颖3年间就调整18个关键岗位，人均“上供”2.5万元。她就是受封建权钱的思想影响,才大肆利用人事权,也就是所谓的官权来大捞一笔，可惜却捞来了终身牢狱。

三、防治职务犯罪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道德控制，强化“不想犯”的心理动机

道德控制是一种软约束，但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要遏制职务犯罪要案高发多发的势头，既应重视法制的作用、强调依法治国，又要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强删以德治官。

1、加强官德政德教育。以加强干部的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围绕增强党员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着眼于教育的有效手段、方法和环节，以及针对性、层次性、实效性，大力进行以强职、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官德政德教育。注意政治道德的制度化、法制化建没，增强从政道德的刚性和约束力。另外，还应把道德教育与合理的利益机制结合起来，使二者互促互动，相得益彰。

2、创新官德监督机制。国家和政府是对全体官员进行道德监督的主体；行业领导部门和地方政府是对本行业、本地方的官德进行监督的主体；人民群众是最大的官德监督主体，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埘家机关、行业和部门领导的道德监督作用。一个多主体、全部门官德监督系统的形成，会使许多官员的道德问题及时发现、及早解决，大大增强道德调节的有效性。

3、建立有效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机制。在实践中，要坚持做到既依法严惩严重腐败犯罪，又要以定小移的态度、坚强有力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进一步推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切实加大遏制职务犯罪要社的治本力度，强化“不想犯”的良性礼会心理氛围，抑制“敢捞、敢贪、敢要”病态社会心理的蔓延。

(二)加强制度控制，营造“不能犯”的外部环境

对于职务犯罪要案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编织比较完善的使人“不能犯”的权力运行网络。这是遏制职务犯罪要案高发多发的根本途径。

1、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减少政府不当干预

一要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现在，我国的行政审批权力仍显过多过滥，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而且缺乏严密的运行程序，缺少监督和制约，行政审批权力往往成为掌权者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重要工具。对行政审批项目，必须建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对行政审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重大问题要严格实行民主决策，防止“暗箱操作”，提高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公开审批程序和审批结果，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二要加强政务公开制度改革。政务公开不仅是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而且是强化对权力监督制约的一种机制性的制度，是积极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建立政务公开的监督保障制度，既要保证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又要把办事结果公开与事前、事中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结合起来，把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并高效运行起一套便利、管用、约束有力的监督制约长效机制。

三要加强财政制度改革。从源头上遏制职务犯罪发生，必须推行财政制度改革，强化财政资金监管。真正堵住腐败的财源。四要加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遏制用人方面的严重腐败犯罪，必须进一步改革现有干部人事制度，提高干部人事工作中民主、公开、公正、竞争的程度。

四要加强分配制度改革。分配要在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础上，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充分发挥利益机制的激励作用，激励公职人员与时俱进、拼搏进取、创新奉献，使公权力真正造福社会公共利益。

2、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权力监督制约

首先，要健全权力的内部制衡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进一步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科学分解、重组和规范各级权力，实现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理顺各权力监督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体制，强化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衡。

其次，要完善权力的外部监督体系，即以权利制约权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政议政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拓宽公民合法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人民群众生活在社会的最基层，他们对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最早，了解最多，感受最深，特别是对党员干部的贪污受贿犯罪最知情，也最痛恨，要形成鼓励群众敢于向检察机关及有关部门举报职务犯罪大要案线索、同一切腐败行为作斗争的良性激励机制。

再次，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动态运作，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各部门、单位要本着科学、管用、统一的原则，健全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把实行权力交叉动态管理与落实岗位目标责任制结合起来，从权力的授予、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等都纳入监督管理视野，强化责任对权力的监督管理作用，形成责任与权力的制衡。

3、完善廉政法制建设

以法治腐，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具体来说，反腐败

斗争的法制化应该包括：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如反贪污的立法；有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强有力的反腐倡廉的监督机制，如监督法的出台；有政治上坚定、业务上强、装备良好、反应迅捷的执法队伍；有领导重视、群众支持、社会形成廉洁意识的执法环境。而其中，主要应该作好三方面的工作：继续完善反腐败和廉政立法，一要抓紧制定从宏观上强化反腐败、廉政建设地位的法律，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取得法律上的保证；二是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法律；三要抓紧制定对违法违纪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严惩的法律。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改善执法条件，保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坚持标本兼治方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发挥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

(三)加强司法制度控制，形成“不敢犯”的威慑态势

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在当前职务犯罪要案高发多发的状况下，必须继续贯彻依法从重从严的方针，保持对职务犯罪的高压态势。一定要发挥党纪国法的威力，对腐败分子严惩不贷，使腐败行为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在当前职务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状况下，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以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

1、完善职务犯罪立法。

（1）采用“多元立法”的防治对策。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这难以克服刑法典的稳定性与职务犯罪的变异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应当采用多元立法方式。例如，要进一步完善经济立法，以消除贪利型、渎职型等职务犯罪赖以滋生的土壤；要进一步加强行政立

法，以严格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堵塞管理上的漏洞；要尽快制定惩治职务犯罪的单行刑事法规，如当前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这已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要适时修改刑法典，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的新情况和新特点；要注意采用附随型的立法方式，如在行政法规、经济法规中附随规定某些已超越一般违法行为性质的职务犯罪。

（2）刑事立法中的防治对策。就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具有“厉而不严”（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德国对贿赂罪的最高刑为10年，日本为7年。另一方面，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处罚措施。反观国外立法，大都对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标准规定得极为严格。如德国刑法中的受贿罪，贿赂范围不限于财物，而包括一切不法利益，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约定取得的利益；无论是利用现在的职务，还是将来的职务，都可以构成犯罪，实践证明，适度扩大犯罪圈比单纯加重刑法量更能取得遏制犯罪的功效，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因此，应考虑把过去不是犯罪的行为或准犯罪的腐败行为，纳入惩治打击的范围，比如扩大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取消贿赂犯罪构成要件中谋取利益和不正当利益的限制等等，使我国《刑法》走向“严而不厉”的合理格局，即法网严密但刑罚不苛厉。

2．强化罚金刑、资格刑的适用。鉴于职务犯罪具有鲜明的贪利性、功利性的特点，因此，除对职务犯罪要案涉案人员处以自由刑外，还应强化罚金刑、资格刑的适用。对这种人职业资格的限制和剥夺，足以毁灭他们所认定的价值追求，具有较强的威慑作用。通过处以资格刑，剥夺其终身或一定时期内从事公务活动的资格，剥夺其以权谋

私的机会；通过处以罚金刑或没收财产刑，剥夺其经济能力，防止他们为了“牺牲一个人，幸福一家人”“坐牢一阵子，舒服一辈子”铤而走险等现象。只有这样职务犯罪大要案才有可能逐渐减少。否则，腐败成本太小，腐败动机就越强，腐败就越高发多发，反腐败的难度就越大。

3、严格司法，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一是要加大打击力度，形成威慑效应。当前职务犯罪是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期盼解决的热点问题，它严重败坏了党风，影响了干群关系，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前进发展中的强大阻力。因此，加大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是司法人员要严格执法、秉公执法，加大打击力度，坚决防止行政处理代替刑释追究、以罚代刑重罪轻判、滥用缓刑等问题。二是改善执法条件，增加执法的科技含量，提高执法人员的侦查水平和证实犯罪的能力，大力提高发现和突破职务犯罪要案的能力和案件质量。

(四)吸收借鉴国外治理严重腐败犯罪的有效做法，不断创新、完善遏制职务犯罪要案高发、多发的机制和制度。

国外近些年反腐败犯罪的对策在实践中有很大发展，主要反映在刑事治理预防体系的严格化和周密化，非刑事治理预防区域的综合性和网络化。具体体现在：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法规呈双重化(严格化、周密化)，变得更为严密和详尽。惩治腐败犯罪的机构逐渐专门化，并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惩治腐败犯罪的刑罚等方法呈多样化、严厉化。公职人员的选用标准日益严格，公职人员的任职法规不断完善。实行国家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和政务公开制度，提高政治透明度。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薪俸待遇，给公职人员严格执法、反腐倡廉以经济保证。发挥议会等权力机关、政党、舆论和公众的监督作用，建立社会外部的反腐败制约机制和环境。

（四）认真贯彻并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

国家公务员自身素质的好坏，影响着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因此，要预防和控制国家公务员的职务犯罪，就必须认真贯彻并进一步完善

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一支反腐倡廉的高素质的公职人员队伍，提高公职人员自身素质及其免疫力。具体而言，一是要确立职权许可原则，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权由人民通过立法授予，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不能享有且不得行使；二是要实行干部回避制度；三是要实行政务公开制度；四是要建立严格的公职人员选拔、任用、考核和罢免制度；五是要严格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并注意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待遇；六是要严格限制公务人员接受馈赠和额外报酬，严禁公职人员经商和兼职；七是要加强公职人员的思想政治、法制教育和业务培训等工作；八是要加强对公职人员进行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

结论

领导干部的清廉﹑社会风气的正直是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只有让反职务犯罪的观念深入到每一个党员干部、每一个人心里,才有可能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当前我国反职务犯罪依然任重而道远，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由于职务犯罪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对它的治理不能采取单一的手段，应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惩罚与救济并举，媒体要多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宣传，呼吁整个社会重视职务犯罪的危害，让国家、社会和个 人结合起来，拒绝职务腐败。人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法制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献参考 注释：

1、贾春旺2008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曹建明2009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文献

3、李雪慧 《时评反腐败》，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10 第一版。

4、刘其田主编：《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5、刘志，《浅谈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

6、“关于我国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思考”，李娜、丛茂国，载于《辽宁警专学报》

篇6：谈资源开发过程中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对“普九”化债过程中职务犯罪的调研与思考 作者：顾家龙 肖辉 周勤国

来源：《检察风云·预防职务犯罪》2013年第04期

一、“普九”化债中职务犯罪的特点

襄阳市下辖南漳、保康、谷城三县，枣阳、宜城、老河口三市，襄州、襄城、樊城三个城区，另外还有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完成，过去多年长期积累的农村“普九”债务成为农村中小学和县乡政府的沉重包袱，直接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正常运行。近年来，该市各级政府一直着力“普九”债务化解工作，2005年市政府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化解“普九”债务1300多万元。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关于开展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7]70号），湖北省为第一批试点省，文件规定从2007年12月起，用2年时间，基本完成“普九”债务化解工作，同时建立起制止发生新的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稳定机制。

伴随“普九”化债工作的进行，由襄阳市人民检察院精心组织部署的查处教育系统“普九”债务化解职务犯罪专项行动也在全域展开。截至目前，已立案查处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14件14人，案涉保康、谷城、宜城、襄城4个县（市）区。通过案件分析，此类案件有如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1.犯罪主体集中。由于教育系统教师多，管理人员少，而人、财、物的管理权又多集中在管理层，因而管理人员是教育系统内职务犯罪的“高危”群体。在所办的案件中，学校校长5人、副校长3人、总务主任1人、出纳2人、会计3人。他们年龄最轻的36岁，最长者56岁，文化程度均为大专以上，其中硕士研究生1人，本科7人，且大都为中共党员。

2.共同犯罪居多。在查处的案件中，有4件4人涉嫌共同犯罪。犯罪嫌疑人与利益相关人相互勾结，共建攻守同盟。一是学校主要领导之间相互串通，事先商量并达成一致意见；二是学校领导同有关人员、行贿人员等学校外部人员相互勾结，共同谋划。例如襄城区院在办理欧庙镇康田小学代某、张某贪污“普九”化债款一案中，办案人员通过审查，发现该校申报的债权人只有学校校长代某和财务人员张某两人，通过分析债权人的身份，认为其中可能存在虚报债务嫌疑。因为“普九”化债有较为严格的审定程序，若要虚报就必须伪造相应的账册和凭证，故办案人员重点围绕反映债务的账册、记账凭证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财务人员张某解释学校欠其和校长的债务是因为替学校垫付工程老板杜某维修校舍的工程款，在审查杜某领取工程款的领条时，发现该领条上的笔迹系张某本人的笔迹，同时涉及该笔支出的账页有添加改动的痕迹，及时找到杜某核实了该领条系伪造，从而迫使张某交代了其伙同校长代某伪造个人债权，采取虚增债务的方式骗取国家专项资金5.18万元予以私分的犯罪事实。

3.贿赂犯罪突出。在查处的案件中，有6件6人涉嫌受贿犯罪，涉案金额达32万余元。例如，2012年3月，保康检察机关在对该县农村中小学“普九”债务进行核查时，发现两峪乡中心

学校校长晏某和该校总务主任兼主管会计宋某，有共同贪污、受贿的重大嫌疑，遂立案侦查。经侦查表明，自2009年到2012年，晏某、宋某二人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普九”化债中弄虚作假，贪污公款；在学校工程建设方面，为他人谋利益，收受现金。其中，晏某参与贪污四次，共计2万余元，个人实得1万余元，受贿八次，共计2万余元；宋某参与贪污四次，共计两万余元，个人实得1万余元，受贿四次，共计1万元。案发后晏某、宋某两人所得赃款9万余元已全部追缴并上缴国库。

4.手段较为隐蔽。检察机关办案发现，在“普九”化债中，犯罪嫌疑人往往将通过虚列工程合同或工程项目，增加应付款等隐蔽方式套取的资金上财务账，或搁置账外，脱离管控，使账面上“天衣无缝”。与此同时，“借条”成为贪污贿赂的重要隐蔽手段之一。如，保康县歇马镇中心学校校长余某在与建筑工程商龚某共同虚列套取“普九”化债专项资金的过程中，通过龚某将资金套出，而龚某没有将套取的10万元交给学校，只是在给学校会计打了一张“借条”后，用于自己从事的经营活动中。再如，2009年2月18日，时任宜城市流水镇讴乐初级中学出纳的犯罪嫌疑人朱某，将该校依其名义申报的学生宿舍楼改造“普九”化解债务款约1.5万元占为己有，用于考驾驶证、买田及其他个人消费。

5.案情错综复杂。这批职务犯罪案件，显示出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贪污犯罪与受贿犯罪并存，其中以受贿犯罪占多。二是犯罪人员相互勾结，一方面学校内部人员尤其是管理层往往存在事先密谋、串通的情况，另一方面学校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相互勾结，即同债权人密切联系，共同谋划，通过给债权人一定好处，虚设合同套取现金，债权人实际未领到钱，却仍给学校打收条，双方达成攻守同盟，增加了办案难度。三是所办案件主要发生在学校工程建设、争取国家专项资金领域，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间长，贪污受贿次数频繁，但单笔作案数额不大，少则500元，至多1万元，犯罪总金额也相对不大，没有超过10万元以上的案件。

6.社会影响恶劣。调查表明，近年来，教育系统职务犯罪不仅案发频繁，且呈现高发趋势，就整个襄阳市看，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农村发案高于城区发案。襄州、樊城、襄城三个城区，只有襄城发案一件。二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高于经济发达地区。枣阳、宜城、老河口三个县级市在襄阳市属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只有宜城发案两件。三是贫困山区农村高于一般农村和城区。保康、谷城、南漳三县俱属国家级贫困山区县，也是全国秦巴山区扶贫开发重点县份，恰恰也是“普九”职务犯罪的“高发”县。在查处的案件中，半数以上集中在保康、谷城。所有这些涉及“普九”化债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其社会危害之大、影响之恶劣显而易见。其一，因职务犯罪而“牺牲”了一批干部，这些人员或因贪污、受贿而涉法，或因违规违纪而受到党纪政纪处理，不仅直接玷污了教育、学校这块圣洁“净土”和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崇高社会形象，也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二，因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即诱发了上访，甚至越级上访等现象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其三，职务犯罪还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惠农政策的实施，造成了政府公信力在农民群体中的下降，使得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为推动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埋下了隐患。

二、“普九”化债中职务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

1.思想教育缺位。一方面，当前，各中小学都面临巨大的升学压力，不少学校只片面地重视对教师业务能力的培训和教学质量的提升，而相对忽视了对教师尤其是学校管理层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教职人员收入增长速度不及许多行业，收入分配差异凸现，直接刺激了部分教职人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加之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致使少数教职员工尤其是学校管理层，逐渐丧失了抗腐防变的能力，经受不住物质利益诱惑，最终走向犯罪道路。

2.利益驱动影响。目前，国家对教育领域的重视程度高，投资力度大，学校各项建设如火如荼，因此，一些人将目光投向了书声琅琅的校园。在学校里承包一些工程，基本上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有的甚至是“暴利”，如某中学教学楼层面防水工程，工程造价大约九万元，而成本却只有四万元。于是一些建筑工头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往往采用贿赂手段来保证其能够顺利获得工程项目的承建资格。部分学校领导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与他们多次、长期的接触后，放松了戒备，将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为自己捞取好处的行为看成了一种“合法”惯例、一种“应当”行为，进而物质抑制了党性，“金钱”激活了贪欲。

3.市场竞争机制缺失。虽然改革开放进行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国市场经济制度仍然不健全，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形成。各教育部门、单位在参与经济活动中，遵循市场竞争机制的意识缺失，认为公开招投标的方式不够便捷，仍以照顾关系为主，在商谈签订基建工程及采购电教设备等类合同的过程中，喜好幕后操作，存在侥幸心理。导致了商家敢于明目张胆地采取感谢费、劳务费、回扣等手段，拉拢诱惑管理层，不仅严重违背了公开、公平、公正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参与原则，而且也诱发了职务犯罪。

4.权力过于集中。一方面，学校管理层，特别是“一把手”对人、财、物的管理决策权力较大，成为不法者重金贿赂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财务管理混乱，工作流程简单，校务不公开，管理不到位，财务不受监管，作案后不易被发现，使少数犯罪分子有空可钻。如某乡中心学校校长年底要去“走动”一下，需要1万元，校总务主任接到指示后便心照不宣地先将现金准备好，然后联系分校小学以拨付工程款名义将账做平。特别是在乡镇基层学校的人事管理方面，“一把手”在提拔用人时往往看该人是否听自己的话，是否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而不是按照规范的人事考核标准程序定升降，下属也是看“一把手”的脸色办事，从而导致少数学校领导的权力极度膨胀，一手遮天，目无法纪，最终成为犯罪嫌疑人落入“法网”。

5.监督制约乏力。一是民主机制不健全，对于涉及学校建设管理和师生利益的重大事项，往往校长、副校长、总务主任、会计和出纳几人商量后便做出决定，教职人员只有服从权，没有参与权。二是信息公开工作落实不到位，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校务公开、财务公开等重要信息工作只有计划没有实施，只有制度没有记录，群众的知情权得不到有效保障。三是交流轮岗制度不完善，比如某县地处山区，部分中小学校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条件艰苦，人员流动性小，很多人不愿到偏远艰苦的地方任职，这使得部分中小学校的领导班子成员长期稳定，形成了封闭的利益“小团体”，一人得利，他人有份，学校逐渐变成了少数人的“银行”，内部监督成为了“纸上谈兵”。四是外部监督不力，即上级教育部门、审计部门、纪检部门等相关部门的监督鞭长莫及，使得对学校领导的权力约束形成“真空”。如在“普九”化债过程中，某市财政部

门和教育部门，要求各学校多虚报债务以争取资金缓解各学校的经费紧张问题，审计部门则一路绿灯放行，从而让少数不法分子有了可趁之机。

三、对“普九”化债中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建议

襄阳市“普九”化债工作已圆满结束。在这样的基础上，结合检察机关办案后的反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认为，可采取如下对策建议，来预防相关系统领域的职务犯罪。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要进一步加强学校特别是领导班子、党员干部和广大教师职工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党风廉政教育和法制教育。通过教育，引导全体教师职工更加坚定政治立场，确立先进理想信仰，不断增强大局意识、廉政意识、法制意识，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促进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廉洁自律，将“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思想理念转化为个人行为的自觉实践。努力创建一支立场坚定、管理规范、素养高尚、纪律严明、敬业奉献的教职队伍。通过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维护教育系统良好的社会声誉。

2.加强内控制度建设，规避财务管理关口环节的腐败风险。要紧密结合《教育法》、《会计法》、《中小学财务制度》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进一步深化和规范学校财务管理。一是坚持农村中小学财务统一集中核算制度，实行“校账局管”，同时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以从教育内部源头、最大限度地减少违纪违规问题和腐败问题的发生概率。二是不断完善教育规划和财政投资的绩效评估机制，大力提高教育资源存量和增量配置的效率，以避免对有限的教育资源造成浪费。三是突出学校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重点：实行会计、出纳岗位分设，账、钱分管；实行财务内部联签制度；实行重大经济支出的集体决定和公示制度，以增加财务管理透明度。四是加大财务监管力度，各项财务管理制度一旦建立健全，不能形同虚设，要坚持制度落实到位，常态性检查监管到位，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到位，切实做到事前监督防患于未然，事中监督防止错弊，事后监督查漏补缺。通过堵塞财务管理漏洞，竭力将“钱”上的腐败风险扼死于襁褓和摇篮。

3.健全完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形成整体联动的社会大预防格局。预防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仅靠教育部门自身力量很难奏效，必须创新思维，借助外力，争取社会各方面的监督支持。要建立完善由检察机关牵头，吸纳教育、纪检、审计、财政、公安、法院、司法、宣传等各部门参与的预防学校职务犯罪联席会议制度，明确相关部门职责，确定一定时期内的工作重点，共商预防职务犯罪对策，发现隐患，限期整改。教育部门要与新闻媒体密切配合，加强预防教育领域职务犯罪工作的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预防氛围。检察机关要利用查办的典型案件，采取法制进校园、定期举办法律讲座、制发检察建议、设立宣传专栏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以案释法，由法及理，不断增强教职人员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切实做到廉洁奉公、依法办事。与此同时，纪检监察、财政、审计、政法等部门应主动介入并加大协调力度，对涉及教育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发挥各自职能优势，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及法律等多种手段，多管齐下，严肃查处。通过联动共振，齐抓共管，形成预防合力，构筑防腐壁垒。

4.强化权力运行监督，防止公权私用和权力滥用。一是完善人事管理制度，慎重选用教育领导岗位人员，从政治素质、法律水平、工作能力诸方面严格要求，做到德才并重，以德为先，严把干部质量关，降低教育行政管理过程中重要岗位和重要环节的腐败风险。二是完善领导岗位轮岗易职制度，加强各个学校间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的调动交流，避免领导班子成员长期固定不变，杜绝拉帮结派的“小团体”现象发生，增强学校活力，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诱因。三是健全议事决策制度，对于较大的项目工程和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的事项，应由学校领导班子与教师代表共同商议决定，防止少数人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四是在校务管理上，统一建立政务校务公开制度，充分贯彻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五是推行党风廉政和预防职务犯罪目标责任考核，建立学校领导廉政档案，开展廉政双向承诺，确保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规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