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茶语分析论文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茶语分析论文（精选4篇）

篇1：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茶语分析论文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茶语分析论文

摘要：中国“茶语”作为一种语言表达，是茶文化的重要形式。古代文学作品中便有众多的茶文化，而这些茶文化正是通过“茶语”建立起来的。从先秦时代《诗经》简单的“茶语”形式，到明清小说繁荣的“茶语”艺术，既是茶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文学;茶语;茶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悠久灿烂。上起神话传说，下至清末小说，都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不论是《诗经》中的先民歌唱，还是盛唐的诗歌艺术，或者宋词的婉约豪放，抑或《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都昭示着中华民族非凡的创造力和绮丽的想象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同时也是囊括中国文化的大宝库。茶，作为一种饮品，最早被饮用和种植是在中国。因此，中国有着漫长的茶历史，并最终形成了形式各异的茶文化。中国的茶饮品发展成茶文化，得益于中国文士的参与。“文士饮茶是一种雅趣，只有雅士才懂得饮茶。”[1]正因为中国雅士文人的创造，将回味甘醇的茶演绎成了内蕴丰富的茶文化。当然，在浩若星海的中国茶文化中，“茶语”作为独特的存在形式，代表着中国茶文化的底蕴和内涵。“所谓‘茶语’指的是一种茶文化的语言表达形式，是茶文化信息传递的基本载体。”[2]由此可见，“茶语”作为语言表达形式，是一种文化意义，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而中国茶文化正是中国文人的文学创造，因此，中国的“茶语”更多的体现在中国文学中。尽管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曾出现王旭峰“茶人三部曲”这样的茶文学巨著，但其“茶语”的内涵基本上还是延续中国古代文学的意义，因此探寻“茶语”的意义和内涵，还是要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寻找。当然，由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漫长悠久的发展历史，作品中的“茶语”也有着流变和融合。

1先秦时代的“茶语”

先秦时代是极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年代，古代先民总是有着强大的歌唱热情，几乎世间之物皆可纳入到歌唱的行列。中国的《诗经》集中容纳了先秦时期的先民歌谣，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国诗歌的开端。当然，中国的茶元素也便进入了《诗经》的创作视野。《诗经谷风》中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3]但先秦时代的还未出现“茶”字，而是茶的通假字“荼”。尽管先秦时代的《诗经》已经将茶作为文学素材加入创作，但是先秦时期的“茶语”还十分简单。《诗经》中的“荼”还只是作为一种植物的代号呈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之中，没有更加广度和深度的内涵。也正是以《诗经》起点，中国文学才开始了真正的“茶语”形式。

2两晋时期中的“茶语”

中国茶文化到了两晋有了新的发展，无论体量和容量都有了开拓。两晋作为中国历史朝代可谓昙花一现，但两晋时期的茶文学却异常发达。两晋的茶诗不但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小说与散文也有了长足发展。正是两晋时期的茶文学繁荣，才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茶语”。两晋时期，茶诗出现了张载《登成都楼》，左思《娇女诗》。前者的诗将茶作为关照对象书写，暗示了西蜀繁荣的茶贸易。后者则记录了煮茶的全过程，并将茶作为文学对象书写。两晋时期的茶诗已经摆脱了《诗经》中单纯的植物名称，茶在诗人的创造中有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因此，两晋时期的“茶语”开始呈现出文人思考和诗人关怀，显示出了精神意蕴和文化内涵。当然两晋时期，除了茶诗，还存在小说和散文。干宝所著《搜神记》、陶渊明的《续搜神记》都涉及到了茶人采茶的情节，这样的文学手法一方面显示出两晋时期茶文化的流行，另一方面也说明茶已经作为文化载体，有了“茶语”，有了特殊的文化象征。两晋时期，杜育还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完整记录茶事的大赋《荈赋》。杜育将茶提到了文化高度，赋予了茶以极其明显的“茶语”，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3唐朝时期的“茶语”

中国茶文化到了唐朝呈现出空前的发展。“茶圣”陆羽写成了《茶经》，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最早、最全面的茶著作。因此，中国“茶语”到了唐朝呈现出集大成的形式。陆羽的《茶经》更像是专门论述茶文化的茶专著，也正是因为此，才体现出了专业性和体系性。当然，唐朝的文学也异常繁荣，唐诗几乎代表了唐朝繁荣灿烂的文化艺术。由于唐朝国力强盛，文化也兼容开放，因此，诗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唐朝的文学作品中，茶诗占据着重要地位。单《全唐诗》来看，就是一百一十二首之多。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写过与茶相关的茶诗。也正是由于这些流芳百世的大诗人、大文豪对茶的书写和关照，使得唐朝的“茶语”呈现出更加多元、复合的精神意蕴。“诗仙”李白有一首《赠玉泉仙人掌茶》，赞扬了饮茶的益处，成为了茶诗精品。杜甫有《重过何氏五首》，以茶作为意象，抒发对生活的怀想。杜甫的茶诗清新脱俗，意味深长，成为其沉郁顿挫的诗风之下的一道明丽风景，代表了诗人的精神维度和艺术追求。除了李白、杜甫，唐朝写茶诗最多的是莫过于白居易。白居易有一首茶诗名为《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出现了许多与茶相关的术语与称谓。白居易茶诗中出现大量的茶用语，一方面说明诗人对茶文化的喜爱和熟稔，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茶语”已经有了基本共识和固定形态。唐朝的茶诗，有着浓烈的文学气息，但同时也显示出了特殊的茶语茶言。由此可知，“茶语”到了唐朝已经成为相当成熟的语言表达，这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有中国文人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4宋朝时期的“茶语”

如果说中国茶文化在唐朝得到空前发展，那么宋朝的茶文化便是顶峰。宋朝的茶文化已经融到了中国文人的骨子里，成为他们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宋朝很多人都写茶诗、茶词，但是无论广度，还是深度，苏东坡都是第一人。在苏东坡的茶诗中，他记录平生遭际、艺术理想;他书写君臣关系、父子情深;他表达人生感悟、文学哲思，可以说中国的“茶语”到了苏东坡时期，到了海纳百川，无所不及的地步。从体量和广度上说，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朝文人已经实现了超越和自我超越。同时，从作品中对茶的描写和表达上，也可以看出宋朝的独特与不凡。唐朝的茶诗更像是借茶来抒发个人情愫，茶诗到了宋朝，则更加细腻和深入。文学作品中不但注重对茶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同时也开始细腻描写茶的形态和泡茶、煮茶的详实经过。这种经过艺术加工的茶活动，既不同于杜育《荈赋》单纯关照，也不同于陆羽《茶经》的单纯介绍，这是带有科普和诗意的结合，带有浓重的文学色彩。黄庭坚的茶词《品令》便是具有典型茶描写的精品。黄庭坚以独特的艺术感官，将生活中的寻常之物捕捉进文学创作，将茶的精神向度与自身感悟相融合，达到了妙不可言的审美体验。秦观的《满庭芳》也是茶词经典。词人在书写茶文化时，不但在乎内容的详实细致，更注重韵律的和谐和统一。因此，秦观的茶词《满庭芳》达到了韵律与情思的完美结合，堪称精品。宋朝的“茶语”，在众多诗人、词人的开拓下，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不但在精神向度上越来越深化，同时在描写上也注重细节和精准，使得文学作品中的“茶语”兼具了科学性和艺术性，又达到了新的高度。

5明清时期的“茶语”

时至明清，小说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分支，并且呈现出了诗词所不具备的优势。小说作为长篇写作，可以将故事、诗词、戏剧融为一炉，成为中华文化汇聚融合的艺术载体。明清时期小说中的“茶语”，也开始变得多元而丰富。不但有唐朝时对茶的别称，如“雀舌”、“麦粒”等茶名的延续，同时也大量使用茶成语、茶谚语、茶歇后语等语言表达。明清小说中的“茶语”首先是特别注重将“茶联”、“茶诗”作为小说回目或开篇诗词使用，使小说形式新颖，内容独特。如明末清初小说《风月梦》便有回目“吃花酒猜拳行令打茶围寻事生风”，《情梦柝》也有与茶相关的回目。小说中直接使用茶词、茶诗作回目和开头，既能提高小说的文学性，又没有束之高阁，增加了市井气息和生活趣味。除了小说中使用“茶”作回目、开篇诗词，还有的小说则在故事中大谈饮茶之道。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便有诸多的对于茶的谈论。妙语在下雪天收取梅花之上的白雪，将其埋入地下，为招待贾母一行所用。曹雪芹将饮茶之道引入小说，不但看重的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向度，同时也在乎其亲民色彩。将饮茶之道作为故事情节处理，是一种寻求雅俗之间的平衡，而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茶语”便是中国传统文化“雅俗共赏”的最好证明。除了回目和情节，明清小说中还将“茶语”演绎成了“茶俗”、“茶风”。明朝烟水散人的《桃花影》、清朝白云道人《赛花铃》的故事中都涉及到了饮茶习惯和喝茶之道，并且作为默认的大背景呈现。中国茶文化中的“茶语”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概略到详细的过程。中国茶文化中特殊的“茶语”表达，正是基于中国古典文学基础之上的发展和壮大。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造就了中国丰富多彩的“茶语”表达，同时中国意蕴丰富的“茶语”艺术也成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意蕴和美学追求。从先秦时期只是作为植物名字出现在中国文化之中，到两晋的建构和发展，再到唐宋的开拓和丰富，直至明清小说将历朝历代优秀的“茶语”形式融为一炉。中国的“茶语”艺术经历了漫长而波折的发展史，同时也见证着中国茶文化的荣辱兴衰。中国“茶语”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还会不断演变、发展，这是中国文学创作进步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中国茶文化繁荣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陶宗仪.说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252.

[2]史小建.略谈我国茶语的文化修辞[J].福建茶叶,(6)：385-386.

[3]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6.

篇2：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茶语分析论文

古代文学作品只有内容意义与形式结构、对象客观与主观建构、文学传统与现实需求、作家与读者等方面在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矛盾里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也就是严守中庸，才能重建并凸显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

关键词：古代 文学作品 中庸思想 体现

近年来，发掘、整理、保护、继承和发扬民族遗产的步子却迈得不够，不少泛着历史光彩的物事正在褪色、消亡。

因而，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

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儒家中庸之道能否经世致用，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儒家中庸之道的由来及其涵蕴

中庸之道也称中道或大中之道， 它是历史经验积累和浓缩的产物。

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孔子和比他晚出一个半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都把中庸视作最好的德性， 大力提倡。

使孔子感到痛心的是周代后期战乱频仍，礼乐崩坏，人们多把中庸抛在一边，不再认真踏实地履行了。

《中庸》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主张， 对后世影响极大。

朱熹在《中庸章句》的篇首说：“中者， 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这里的“无过不及”从孔子的“过犹不及”一语衍化而来， 是对中庸最明白最恰当的解说。

就文学欣赏而言，任何作品都是新颖、独特、个性化的，但在实践中，古代文学能否达到这样的效果，关键就在于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必须严守中庸，即在对立统一的几对矛盾中遵守平衡之道。

二、古代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结构的中庸之道

古代文学作品应该包括内容意义和形式结构两个方面的内容。

以诗、词为最根本阵地的古代文学，其研究更无法回避这两个问题。

形式结构是指作者在作品中用以反映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方式和手段的总和。

内容意义是作品中所描写的渗透了作家思想情感的社会生活。

形式与内容之间体现出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内容，形式无法存在，没有形式，内容就无法闪现，二者各以对方为存在条件，不可分割。

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作为文学研究，尤其是在以含蓄蕴藉著称的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中，更是应该掌握好二者的平衡，既要析出其在布局谋篇中的妙处，又不穿凿、拆散“七宝楼台”;既要解悟作品真正的思想价值、审美意义、哲学思考、又不附会诸般“社会的”、“历史的”、“美学的”风貌。

现今的诗词研究者也常会做类似的事情，或是一首诗词只剩下起承转合、伏应断续，或是要从一首小小的诗词中“挖掘”出“深刻的哲学思想”、“重大的历史意义”。

笔者认为，应该说这样的研究都是有失偏颇的，是对古代文学作品价值的破坏，对读者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阻碍。

对古代文学作品形式结构和内容意义的研究，可以有所侧重，也可以作一定的扩展和深挖，但前提必须是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做出结论时更应严守中庸。

三、古代文学传统与现实需求的中庸

古代文学作品的对象，是在古代社会出现并流传的，它在今天的社会中仍旧传播并备受关注。

这种作品具有过去性、历史性，是历史与文学的交融。

古代与现代，虽不是完全对立的，但必须承认，它们是截然不同的。

无论是社会的状况、思想意识还是读者的范围、接受标准都有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就表现了文学传统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如果单纯考察古代文学作品的历史情况，分析作品在其产生时的思想和艺术，就会与现代的读者阅读产生比较大的距离，无法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而如果一味地用现代的分析方法和视角观点来关照古代文学作品，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失却古代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和真实趣味，同时会最终造成读者的厌弃。

比如，以下这样的研究就会破坏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三言”中有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的是商人蒋兴哥与其妻王三巧本是一对恩爱夫妻，但蒋兴哥出外从商时，三巧耐不住寂寞被人引诱与另一个商人陈大郎通奸的复杂的爱情故事。

在对这一篇作品的研究中，学术界出现了若干种区别很大的观点，其根本分歧就在于对文学传统和现实需求的关系的界定。

几乎对接“是一出在道德上与心理上忠实于爱”，“三巧全心全意，正是这种爱，纯洁了她的意识，以至于与处同样情境的西方女性相比，她的彻底摆脱忧虑的坦然，道德上令人清爽”。

而徐朔方先生《论“三言”》一篇中，则认为，作品强调“少男少女，情色相当”，三巧与陈商之间的所谓爱情，只是“情色之娱”，不配作为爱情看待。

这篇小说不是对礼教的否定，而是对爱情的否定。

前者的观点是以现代的角度在考察作品，体现的是当代人对人性的认识，后者则立足于作品当时的道德和思想基础，没有现代思想的参与。

两者都失于偏颇，没有能够体现出一篇有着产生于古代而流传于现代的`双重性质的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

四、作家与读者的对古代作品的中庸态度

任何信息的传播都是发送者、媒介者和接受者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作为文学，它的发送者是作家，媒介者是作品，读者是接受者。

文学作品的历史地位决定于创作意图与接受意识的统一。

而文学研究的价值也同样决定于其对作家和读者的解读是否是创作意图与接受意识的统一，是否能够在作家与读者之间，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其能够更好地沟通。

尤其是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这种沟通尤为重要。

古代文学作品首先要能够立足于作家当时的创作背景，从作家角度正确解读其在作品中蕴含和宣扬的意识，而后要关注作品在长时间的流传中意义与价值的转换，然后立足现代体会新的阅读角度、非专业的读者可能产生的阅读期待，最终找到古代的作家、古今并存的作品与现代的读者之间的中介点。

明确作家与读者因古今时代不同而产生的意识差异，以及其间由于共同关注一部作品带来的联系，从而更好地发掘或引导读者的阅读期待，也能使作家的创作意图被充分地理解。

而要完成这样的任务，古代文学作品者就应该有既客观又主观的身份定位，在作家与读者中保持中立的立场，也就是严守中庸。

否则，就与一般的读者无异，无法完成作为研究者应该完成的任务。

几乎所有的古代文学作品，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目的进行研究。

尤其是那些优秀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留存至今的古代文学作品，在其流传过程中常被学者研究。

因而，一些作者认为要想作品不乏味，要想出新，似乎只有“华山一条路”，就是在某一立场上，对其钻研到极致。

但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一条死胡同，反而把结论与作品推得更远，导致与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来的作品本身的价值完全间离，也就失去了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其应当发挥的作用。

因而，只有在内容意义与形式结构、对象客观与主观建构、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作家与读者及其他许许多多古代文学作品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矛盾中，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也就是严守儒家中庸之道，才能够得到真正符合历史实际、时代实际、作家实际和读者实际的观点。

这样的作品才能长久流传、经久不衰而又韵味十足。

参考文献

[1]徐应佩.中国古代文学鉴赏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夏至轻.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篇3：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茶语分析论文

1 基本概念

税收的名称和形态:在我国古代, 税收的名称繁多, 如税、租、赋、徭役等各种名称都出现过;税收的形态也有多种, 如力役 (徭役、兵役) 、实物和货币等形态, 而不仅仅表现为今天的货币单一形态, 更多的表现为力役 (徭役、兵役) 和实物形态。其实, 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 都存在过力役税和实物税, 随着商品经济和货币的发达, 税收形态由力役税、实物税向货币税发展。今天, 世界各国的税收一般都是货币税。

避税:对避税概念的界定,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一般而言, 避税是纳税人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或含糊之处安排自己的事务, 以减少应承担的纳税数额。避税实际上存在三种情况, 即合法的避税、非违法的避税和表面合法实质违法的避税。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 避税虽然因古今赋税名称或形态不一, 但三种避税形式都有反映。

反避税:反避税是指政府为了使纳税人的涉税行为符合政府税收立法意图, 以及为了依法及时、足额征收税款而对避税行为采取的抵制措施。

2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避税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 反映避税的文学作品并不鲜见, 主要是由于赋税及徭役的过于繁重, 反映人们从征税区向无税区转移或从高税区向低税区转移的情况比较多见。避税的方式或途径也多种多样, 为了避税, 奴隶或农民离别故土, 有的到深山老林去放火烧山开垦荒地, 有的弃农从事没有赋税或赋税较轻的其他行业, 甚至用自残的方式来逃避赋税。

《硕鼠》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古诗, 描述的是令人憎恶的偷食大老鼠, 反映了大老鼠的贪婪、奴隶们的痛苦和反抗。而诗中的“逝将去女, 适彼乐土”、“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和“逝将去女, 适彼乐郊”, 则明确表达了奴隶们向往没有税收负担的人间乐土, 即由征税区向无税区转移避税的强烈愿望, 是我国较早反映避税的古代文学作品。

晚唐的玄泰禅师在衡山七宝寺修行时期, 目睹一些农民为了逃避赋税, 躲到深山老林去放火烧山开垦荒地, 写下了《畲山谣》 (畲山是一种刀耕火种的原始耕种方式, 即在入春时伐木开荒, 雨季来临之前把砍下的草树等焚烧成灰, 雨后下种, 草木灰便是田地的肥料。) , 诗中写道:

年年斫罢仍再锄, 千秋终是难复初。

又道今年种不多, 来年更斫当阳坡。

山民们年复一年地砍伐开垦, 古木千年之后难以恢复当初的面貌。由于土地贫瘠山民们知道收成不会很多, 来年还要去砍伐另一片向阳的山坡。反映了垦荒的范围之广和频率之高, 更说明到深山老林垦荒避税的山民之众。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 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 (今属湖南) 司马, 在永州写了著名的散文《捕蛇者说》。该文反映了中唐时期, 由于赋税和徭役过于沉重, 人们冒险捕蛇以规避沉重的赋税和徭役, 作者在与捕蛇者蒋氏的对话中, 了解到“赋敛毒于蛇”的社会现实。捕蛇者通过自己三代人与纳税乡邻的对比、捕蛇的危险与赋税的沉重的对比, 表达了宁愿冒死捕蛇而不愿承担沉重赋税的无奈避税之策。

唐朝, 边疆战争频繁, 百姓无辜丧生, 在关中, 很多成年男子采取烧、烫、烙、熨等手段自残, 以逃避兵役。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诗中写道:

是时翁年二十四, 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 偷将大石捶折臂。

诗中写了一位当年24岁青年, 在夜深人静时, 偷偷地用石头将自己的手臂砸断以逃避兵役的情况。

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唐朝, 很多农民为减轻赋税和徭役, 弃农从商。唐朝诗人姚合的《庄句野行》, 描写的就是唐朝实行两税法制度, 对商人不征税, 村庄的人为了避税全部去经商的情况。诗中写道:

借问屋中人, 尽去作商贾。官家不税商, 税农服作苦。

这既是对重农轻商的封建王朝莫大的讽刺, 也是对不平等的赋税制度无情的鞭鞑, 还为农民避税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张籍的《贾客乐》和《野老歌》这两首诗, 均直接反映的是农业赋税沉重, 商业赋税较轻, 人们避重就轻的社会现状。《贾客乐》中写道:

年年逐利西复东, 姓名不在县籍中。

农夫税多长辛苦, 弃业长为贩宝翁。

由于农业赋税重, 农民已经放弃了农业生产转行从事贩宝行业。

《野老歌》这首诗中的情形与此内似, 诗中写道:

老农家贫在山住, 耕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 输入官仓化为土。

岁暮锄犁傍空室, 呼儿登山收橡实。

西江贾客珠百斛, 船中养犬长食肉。

诗中描述的“西江贾客”, 因贩运珠宝过着极度奢靡的生活, 而住在山中种地的老小, 承担着承重的税负极度贫困, 揭示了税负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唐朝诗人丁仙芝的《赠朱中书》, 描述的也是“守道不迁业”的种田农民, 由于赋税承重经常连税钱无法交齐, 而从事贩运粮食、布匹的商人则有很多赢利。诗中写道:

十年种田滨五湖, 十年遭涝尽为芜。

频年井税常不足, 今年缗钱谁为输。

东邻转谷五之利, 西邻贩缯日已贵。

而我守道不迁业, 谁能肯敢效此事。

紫微侍郎白虎殿, 出入通籍回天眷。

晨趋彩笔柏梁篇, 昼出雕盘大官膳。

会应怜尔居素约, 可即长年守贫贱。

3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反避税措施

古代文学作品中, 反映反避税的措施几乎无所不包, 这并非我国古代社会反避税法律健全、措施完备, 官吏的贪婪与横征暴敛是其中主要因素。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反避税措施包括对各类纳税人和征税对象制定的一些措施, 在我国古代社会, 纳税人有奴隶、自耕农、地主、佃农、商人、工匠、僧侣等, 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条件不同, 采取的反避税措施不同;课税对象有田地、人口、户数和房屋等多种形式, 针对它们的反避税措施也不相同。

对纳税人的反避税措施, 几乎是无人不征, 不管是存在的还是已逃亡不在的, 都要征税。南宋诗人乐雷发的《逃户》中有一首诗, 反映的就是纳税人已经逃走, 但缴租税的名字仍然还在册的情形。

租贴名犹在, 何人纳税钱?

烧侵无主墓, 地占没官田。

边国士戈满, 蛮州瘴疠偏。

不知携老稚, 何处就丰年。

对农民按户征税的反避税措施也是如此, 实行无户不征。唐代诗人王梵志的《贫穷实可怜》, 反映的是由于户役繁重和征收手段残酷, 农民被迫“抛宅走”的社会现象。

贫穷实可怜, 饥寒肚露地。

户役一概差, 不办棒下死。

宁可出头坐, 谁肯被鞭耻。

何为抛宅走, 良由不得已。

在征税对象的反避税措施方面, 还采取无处不征的政策。不仅对田地征税, 也对弃耕的荒地、原来不征税的水域、新发现的沙洲等也要征税, 甚至是躲到深山老林也逃避不了纳税的义务。

宋朝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 写的就是农民没有能力买地, 只好在水上种菱, 但官府“近来湖面亦收租”。

采菱辛苦废犁锄, 血指流丹鬼质枯。

无力买田聊种水, 近来湖面亦收租!

唐代诗人杜荀鹤的《山中寡妇》更是清楚地表达了逃到深山也要纳税的无奈:

夫因兵死守蓬茅, 麻苎衣衫鬓发焦。

桑柘废来犹纳税, 田园荒后尚征苗。

时挑野菜各根煮, 旋斫生柴带叶烧。

任是深山更深处, 也应无计避征徭。

他还在《伤硖石县病叟》诗中, 写到“病翁”因无力耕作田地荒芜但仍要纳税的情况:

无子无孙一病翁, 将何筋力事耕农。

官家不管蓬蒿地, 须勒王租出此中。

陆龟蒙的《新沙》, 则惟妙惟肖的揭露了官府无孔不入, 就连渤海边上刚刚淤积起来的一片微不足道的沙地, 将它纳入了征税范围。诗中写道:

渤游声中涨小堤, 官家知后海鸥知。

蓬莱有路教人到, 应亦年年税紫芝。

清代著名的愤怒女诗人倪瑞璇, 对无人不被赋税所累的社会现象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 讥讽只有蛙声不在官府的征税范围之内, 她在《闻蛙》中写道:

草绿池清春水宽, 终朝阁阁叫平安。

无人能脱征徭累, 只有蛙声不属官。

4 结论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避税与反避税措施, 给百姓带来的是无尽的苦难, 其中原因, 既有赋税政策制定者贪婪的动因, 也是贪官污吏横征暴敛的作用结果。以古为镜, 我们今天的税收政策制定者要制定切合实际的良法, 税收筹划者要顺应税法意图, 进行科学的税收筹划。

参考文献

[1]何劲军, 避税与反避税探讨[J].财会通讯 (理财版) , 2008, 6:106-107.

[2]孔丘, 硕鼠[M].《诗经》, 北京出版社, 2006.7 p.145.

[3]姜革文, 中唐诗歌中农民逃亡问题辨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6 (35) , 6:106-109.

篇4：刍议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一.语言传播方式

语言传播是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的重要形式, 特别是在主流传播媒介 (文字) 出现之前, 语言传播以其操作简单、娱乐性强、便捷性成为较为普遍的传播方式。

1. 口口相传

上古时期, 由于生产力低下的限制, 先民们的文学行为一般表现为集体口头创作, 再经过一代代的口耳相传保留下来, 比如诸多神话的流传便是借助这种形式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当文字产生后, 人们根据原有的口头文学进行再加工, 逐渐演化为“传奇”、“志怪”、“戏曲”等等形式。因此, 为某种程度上来看, 口耳相传的文学行为为后期多样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

2. 唱和文学

唱和文学行为的发生多集中于文人群体与社会上层阶级内部, 是其文学交流与社会交往的重要形式, 一般是以某个题目或是每个韵脚为限制, 以竞赛或是自由创作的方式再作新诗与新词。这种文学传播方式对于创作者的文学素养要求较高, 因此, 文学创作的质量与传播的效果更佳。我国诸多优秀的诗词作品在唱和环境下诞生的, 比如白居易与元稹的唱和诗 (《赠樊著作》与《和乐天赠樊著作》) 。

3.演唱文学

演唱文学是古代词作的主要传播方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人文创作、歌妓演唱的风气较为流行, 为了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 演唱文学作品的内容更加世俗化, 逐渐形成艳丽浮华的文学风格。歌妓、乐妓开始参与文学活动开始与魏晋六朝, 唐宋以来, 文人与乐妓交往频繁, 为了招揽生意, 提高自身的身价, 歌妓开始主动向文人索词索诗, 比如柳永, “暇日遍游妓馆。所至, 妓者爱其有词名, 能移宫换羽, 一经品题, 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二.文字传播

随着文字的出现, 文学传播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文学创作更加繁荣, 文学传播形式更加多元化, 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迎来了全面发展与进步的黄金时期。

1.石刻、壁刻文学传播

石刻与壁刻是伴随着文字的出现而产生的文学传播方式, 主要是指文人将自己的主要作品雕刻于山石、岩壁、墙壁、树木等之上, 用于彰显自身的文学素养与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比如苏轼的《题西林壁》便是著名的寺壁诗。唐代时期, 交通便利, 文人漫游成风, 题壁诗也随之流行起来, 既满足了文人文学创作的需求, 同时也为文人唱和提供了便利。

2. 文学评点

汉代学者喜欢通过文学评点的方式展开文学鉴赏与文学评论, 出现了诸多诗文评注, 诸如毛诗郑笺、朱熹注《四书》、王逸注释《楚辞》等等, 一般会带有明显的个人观点与思想倾向, 能够对文学原作产生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一般来讲, 收获较高文学评价的作品也能引发仿作热潮, 比如咏物诗的极度兴盛便与文学评点息息相关。

3. 文本翻译

文本翻译是海外文学传播的重要形式, 诸多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传至各个国家, 比如白居易的诗歌受到日本人们的喜爱, 《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经典名著对东南亚国家影响深远。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 往往要借助与国家交往或是文人主动传播来实现, 一方面进一步繁荣文学创作, 另一方面, 通过文学交往增强国家联系。

4. 抄本与选本

受到政治因素或是社会因素的影响, 很多文学作品在最初并不能直接进入市场, 比如《红楼梦》《金瓶梅》小说一开始是以抄本形式流传的。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文学抄本的发展, 特别是北宋以来, 出现了书本刊刻与作品出售的书坊, 极大刺激了文学创作市场的进步, 比如《文选注》、《六十种曲》等便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同时, 文学选辑也是较为流行的传播方式, 既可以挑选某一位作家的作品作专辑, 也可以搜集多位文人的作品作合辑, 比如著名的《全唐诗》《全宋诗》《文选》等等。正是由于文学选本的推广与普及, 调动人文创作的积极性与热情, 提高了人们的鉴赏能力与评点水平, 推进我国文学创作实现新发展与新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