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生真正需要的教育

给学生真正需要的教育（通用9篇）

篇1：给学生真正需要的教育

1、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以便让孩子集中精力尽快完成作业。有些孩子喜欢一边玩一边做作业，为了帮助他们改掉这个坏习惯，家长应该给孩子做出好榜样。在孩子努力学习的时候，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儿看电视。如果孩子在看书，家长们也不妨拿起报纸和书本与孩子一起充充电，如此可以创造出一种热爱学习的家庭氛围。

2、合理制定作息时间。让孩子明确什么时候可以尽情地玩，什么时候必须专心地学习，养成劳逸结合的好习惯。

3、不指责、不抱怨。就算老师留的家庭作业确实过多，家长也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儿抱怨老师的不妥，而是应该强调家庭作业的正面意义，以免刺激孩子的厌学心理。

4、万万不可替孩子写作业。当孩子遇到不会做的题目，与其直接给出结果，不如用循序渐进的问题引导他们自己找出答案——很多时候，孩子无法解答一道题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没有充分理解题目的意思。通过这种方法，孩子学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答案，而是找出答案的解题方法和思维方式。

5、掌握必要的写作业技巧。有些孩子和家长总认为作业一定要有大块的时间去做，比如自习课或者回家后再做作业，其实则不然。

● 首先，做好学习计划，分析自己今天的作业按学科分都有哪些，有多少类，按照自己的情况，大致会用多少时间可以完成等等。对于不同类别的作业，利用不同的时间来处理，比如背诵、听写类的可以安排在课间和同学一起进行；朗读可以在早晨进行等。

● 杜绝不良学习习惯，比如看电视写作业、听音乐写作业等等，这样容易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降低学习效率。家长们一定要帮助孩子认识到做作业不是为了应付老师或者课代表的检查，而是为巩固所学知识点。不要因为可能这项作业老师不检查自己就偷偷不做了。这样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 如果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如生病)实在不能按时完成作业，家长应立刻与老师沟通，切不可强迫孩子赶作业而影响睡眠，这样得不偿失。

● 如果老师留的作业实在太多了，这是家长最为难的时候。在来不及与老师沟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让孩子选择性地完成作业，并在作业本上注明孩子是经过家长同意才这样做的—— 这样总比一样都完不成好得多。但前提必须是孩子已经百分之百努力过，而家长也已经和孩子讲明道理，并肯定孩子已经掌握了老师要求的相关知识。

篇2：给学生真正需要的教育

从上海外贸学院了解到，该校在每一位大一新生中建立“理想档案”，学生通过走访人才市尝企业等体验方式，制订自己大学四年的目标并对今后的职业生涯作出初步的规划。

以往，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学生“怎样来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样的方式，让学生普遍感觉不“到位”。

而上外贸的新招是，要求每位大一新生从进校的第一天起，利用一个半月的时间走访一次人才市尝一个自己理想的从业单位、与你敬佩的一位职业人交谈。根据这些实实在在的调研实践，制订出今后四年大学生活和未来的目标规划。而学校还要求学生每年都做一次类似的调查，年年修正自己的“理想档案”。

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楼巍说，学校希望通过设立大学生“理想档案”，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悟自己的学习动力。

据悉，每位学生的“理想档案”还将与用人单位见面，让企业不只是通过简历了解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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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给学生真正需要的教育

一

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人文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事人文教育十几年,我有着深切的感受:大学生需要人文教育,需要精神营养,需要“亲切而温暖”的人文关怀。应该说,大学教育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以至于有人质疑哈佛大学:怎么哈佛大学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公司,脱离了“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的纯净的大学精神了?香港大学提出的反对“没有灵魂的卓越”,也是基于对过分功利化和世俗化的大学教育的忧虑。我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甚至更加严峻。从中小学开始的应试教育到过早的文理分科、严峻的就业形势、急功近利和浮躁的文化氛围,再到教育官场化和教师为应对职称评定或“学术成果”影响而出现的教师形象的“矮化”,社会对“大官”“大款”的追捧等,无不影响着正处于精神发育期的大学生。迷茫、郁闷、浮躁、失落成了不少大学生常常遭遇的精神寒流,以致出现了“理想真空,精神贫血,价值悬浮”的群体性现象。功利化、粗鄙化、物质至上渐成风气,混学分、逃课、作弊、当“枪手”、沉迷网络……竟成了不少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有学者直言我国当代大学教育存在三个缺失:知识缺失,学生知识面窄得可怜,在历史、社会、人文知识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价值缺失,我国社会在“文革”之后抛弃荒谬的价值观后,未迅速建立起新的健康的价值观,出现了一个时期的“价值真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大学与社会“无缝对接”而过分讲求功利;道德底线缺失,一些师生缺乏道义感,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对自然的热爱和对和平的珍惜。我不认为这个判断完全准确,但很多大学生缺乏理想和信仰、道德底线下移、急功近利和浮躁等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社会上一些价值取向对大学生也有着不良影响。社会、学校和学生家长的潜在教育期望不是培养人,而是培养“人上人”,而且榜样大都是“大官”“大款”“大腕”。社会逐渐认可只有这些人才是成功者,而一些默默无闻、道德高尚、追求真理、勤奋读书的人却无处安身,找不到在社会中的位置。这种现状让大学生们感到做真学问、说真话、默默奉献的人“没出息”“太傻”。慢慢地,一些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变得只管有用无用、有利无利,不管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大学生成了缺乏眼光和胸怀、缺少人文情怀和公共关怀、价值迷茫的“新生代”。我曾经作过一次讲座:我们缺乏什么?在讲座结束后,我和学生交流,他们说现状确实如我说的那样,听后有警醒的感觉,并且他们也觉得人文教育、灵魂教育、公民教育真的很重要,他们在这方面真的很缺乏。所以说大学生“精神成人”呼唤真正的人文教育。二

二

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历史,又在大学里讲了多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国家倡导和推行文化素质教育后,我在承担必修课教学任务之外,开设了多门人文类选修课程。最初,我只是直觉地感到大学生的重理轻文、重专业轻素质、重知识轻情怀,尤其文化素质教育欠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全面发展和精神成长,于是和社科部老师一道开设了数门人文类的公共选修课,如中国传统文化评介、美学概论、社会心理学、交响乐赏析、诗词鉴赏等。这些选修课充实了学生的精神世界,填补了他们的一些知识结构的缺陷,很受欢迎。这一阶段,我们的教育理念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进行人文教育是在做一项“拾遗补阙”的有益工作方面,并没有更深的认识。随着教学的推进、思考的深入以及和学生交流的日益深入,我对人文课程乃至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这个系统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明白了它们是不可或缺的。人文教育是向学生传播正确人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绝非可有可无,更不是多此一举。而从素质教育的思想来看,高质量的人才应是知识、能力、素质的高度和谐与完美统一;就人才培养角度而言,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往往只解决如何做事的问题,而提高人文素质则能更好地解决如何做人的问题。大学教育只有培养大学生将做事与做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理想的教育,而且两者中更重要的是教学生做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多次撰文和演讲,提出大学应做三件事:教会学生做人,教会学生思维,给学生传授必要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由此可见人文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006年,张汝伦先生曾发表长文谈人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其中对人文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总结得非常准确。他说:“实际上人文教育是通过对人类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精神成果的吸纳和认同,使学生有独立的人格意志,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有健全的判断能力和价值取向,有高尚的趣味和情操,有良好的修养和同情心,对个人、家庭、国家、天下有一种责任感,对人类的命运有一种担待。它使受教育者在提升自己的时候也超越自己,看到自己作为人类一分子对于全体人类的责任。它在使受教育者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人格和能力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和人类培养合格的公民。总之,人文教育使受教育者既能‘成己’,又能‘新民’……人文教育的状况是衡量一切教育状况的指针。教育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则必然以人文教育为教育的基石与核心;如以市场需求或功利目的为转移,则人文教育必然萎缩乃至名存实亡,因为人文教育更多的是培养人的人格修养,陶冶人的道德情操,提升人的格调趣味,明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可以说,这个总结与我十几年不遗余力地研究和实践人文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当然作为哲学家的张先生概括得更为精练。

认识到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我就有针对性地开设了“大学生人文素养”课程,从大学精神谈起,探讨“人何以为人”这一直击心灵的问题,探讨大学生如何承担起属于自我的生命,怎样领悟自我、设计自我、伸展个体生命,怎样为日常生活注入意义。也谈人生境界、人生幸福的底蕴,探讨如何坦然面对青春、性爱、婚姻、事业等一系列人生课题,并在不剥夺基本世俗生命快乐之外向上仰望更高的精神星空,对人类充满悲悯与温情。之后,探讨如何面对困难、面对生命之痛,探讨如何面对困难而依然担当,从而开始真正的成长与成熟,并理性认识个人生命的终极——死亡。再后,课程内容开始涉及国家与世界,激活学生的历史记忆,使他们穿越历史、走向现代,渐渐能思考诸如科学如何滋养人的心灵、科学是否仅是人对宇宙的一种理解等问题,思考如何面对“全球化”大趋势、如何用“世界公民”的眼光来关注公共事件,如何审视人类共同面对的环境、和平、全球化、生态、民族和解等难题。我采用平等对话的方式,摒弃枯燥的说教,从大学生如何审视自我、叩问自己的灵魂开始,逐渐扩展至理解国家和社会,思考世界与宇宙。由于内容贴近现实生活,能激活学生丰富的内心世界,“大学生人文素养”课程的教学反响很好。“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启人心智,教人思考”“使心灵纯净”等学生的听课反馈使我很受感动。我不仅从中体会到了人生意义和职业尊严,感受到人文教育的不可或缺,更体会到大学生对人文教育的渴求,所以我会坚持下去。

篇4：农村教育需要真正的重建

不久前看到一则新闻：斯坦福大学做了一项研究，说中国农村贫困生仅有3%能够上大学。腾讯网为此也做了一个专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剖析。

应该说，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准确的，他们对中国教育最近几年的发展数据资料掌握得并不充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农村学生上大学的具体数量在上升，如2001年全国高考的录取率是59%，农村学生是48%。到10年后的2011年，全国学生的高考录取率提高到72.3%，而农村学生也提高到60.1%，录取的人数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是增加的。

但与此同时，农村学生上本科院校和重点高校，以及硕士、博士的录取比例则上升得比较缓慢，有些甚至呈下降趋势，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根据调查，680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考生考上本科第一批学校的比例仅为5.7%。

据教育部统计，全国重点高校中农村生源的比例的确有下降的现象。从农村考生考取清华大学的比例看，已经从1999年的21.7%，下降到2010年的17%；考取北京大学的从1999年的30%，下降到2010年的10%。农业类院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如中国农业大学从1999年的32.75%，下降到2011年的28.26%。从农村学生在高学历层次中的比例来看，学校的档次越高、学历层次越高，农村学生的比例就越小。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农村学生占本科生总数的33.82%，占硕士生总数的25.5%，占博士生总数的13.3%。连温家宝同志也曾感叹道：“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也成为他经常思考的事情。

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上大学本身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上什么大学。这跟学生今后的就业和社会阶层的分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于“寒门为什么难出贵子”的原因，腾讯网也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

一是不愿意上学。很多农民的孩子上了多年的学，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却找不到工作，不如干脆早点找一个地方打工。进入拼爹的时代，没有背景的农村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这也是他们不愿意上大学的原因之一。

二是上不起学。据调查，一个农民13年的纯收入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4年的学费。大学的开销非常大，尽管我们制定了奖助贷政策，国家也一再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但事实上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农民子弟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上大学。

三是考不上大学。因为农村基础教育和城市教育的条件悬殊，优质教育资源比较缺乏，导致农村教育的质量相对较差。

我们在分析研究这三个原因的时候发现，事实上第一个原因和第二个原因固然有，但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从第一点看，不愿上学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百姓自古以来都知道上学的意义和价值，真正不愿意上学的并不多。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是中国的传统。从第二点看，上不起学，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往往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上学。我们国家的奖助贷政策也很清楚，各个大学在招生宣传中、相关中学在指导报考中也有所体现。所以，最关键的原因是第三点，问题还是出在“考不上”，出在农村教育的质量不高上，出在农村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竞争力上。

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提升农村孩子在学习中的相对竞争优势。从2011年起，国务院出台了“国家扶贫定向招生专项计划”，2012年，国家在21个省市自治区的680个贫困县增加约1万名招生指标。2013年，从680个县增加到832个县，指标增加到3万名。东部高校在西部农村招生人数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2008年的3.5万增加到2012年的17万，2013年又增加到18.5万。

对于西部农村学生来说，这些当然都是利好消息。但仅仅靠这些指标的提升，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农村教育的问题吗？很显然，仅靠政府单方面的照顾，永远照顾不出来农村学生的竞争力。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农村教育的水平，农村学生即使被照顾考上了大学，最终也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无法理想就业，无法适应社会生活。

二、目前农村教育的主要问题

目前，农村教育的问题很多，并且是多方面的综合问题。我认为，当前，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应该引起高度注意。

第一，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低于城市

据统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70%，但是获得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的不到30%。从东西部的教育投入来看，教育经费的差距也非常之大。如北京小学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是14482.39元，初中生是20023.04元，高中生是20619.66元。上海小学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比北京还高，达到16143.85元。而贵州小学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只有2758.61元，初中生是3204.20元，高中生是3317.10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仍然在扩大。所以，建议国家出台中小学生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全国统一标准。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标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还会越来越大。

第二，农村学校的优秀生源越来越少

现在，农村教育的“空洞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是撤点并校政策导致农村村小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是农村教育质量差导致许多农村学生流向城市。在很多县，我们看到农村的孩子不断地往县城聚集。农村学生往县城聚集有许多原因，有的是因为随父母打工，有的是因为农村教育质量差，有的是因为上寄宿制学校费用太贵（现在上寄宿制学校对农村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一年需要1000～2000元）。但不容否认的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农村教育的失望。如山西河曲县，有60%～70%的中小学生跑到了县城。农村学生流向县城，导致县城的学校急剧膨胀，平均一个班80人，最大的班级超过了90人。农村学校的式微，同时意味着农村学校作为农村文化中心地位的瓦解。

第三，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越来越薄弱

教师的问题，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这几年，国家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免费师范生制度、特岗教师制度、城乡教师轮岗制度等，但是农村教师的数量与质量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是农村教师的学历偏低。据调查，在农村小学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占47.49%，比城市低31个百分点；初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为24.34%，比城市低38个百分点。从山东全省来看，近年来乡镇及以下农村中小学本科以上学历教师的增加幅度比县城学校低41个百分点。二是农村教师数量明显偏少。仍然以山东省为例，有4个县的13个农村教学点分别只有一名教师，1～3年级所有课程都由一个教师担任，很多课程开不出或开不全。三是农村教师流失比较严重。据调查，2011年年底，山东农村中学一级和小学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比2006年减少了25.19%。

第四，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比较突出

据统计，2013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达6100多万，占农村儿童的比例为37.7%。留守儿童5年内增加了240多万。在6100多万留守儿童中，46.74%的父母外出，跟祖父母居住的占16.27%，隔代照顾他们的祖父母平均年龄达59.2岁。单独居住的有205.7万，占留守儿童的3.37%，占全国独居儿童的21.88%。留守儿童因为远离父母，产生了许多心理与行为问题。

流动儿童的数量也很惊人。根据调查，2013年城乡流动儿童规模为3581万，比2005年增加了41.37%，其中广州最多，超过了400万，浙江、江苏分别超过200万，四川、山东、湖南、福建超过了250万。流动儿童在许多城市的全部儿童中占了很大比重。如上海，10个孩子就有4个是流动儿童，北京、浙江10个孩子有3个是流动儿童。中西部的省会城市情况也很突出，比如宁夏银川市流动儿童的比例高达41.76%，新疆、青海、贵州的省会城市流动儿童的比例也分别达到41.50%、35.7%和34.43%。也就是说，流动儿童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但这些学生在流入地城市绝大多数仍然没有进入当地的主流学校。

三、中国需要一场新的乡村教育运动

没有农村教育的现代化，永远不可能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没有农村教育品质的全面提升，中国教育的品质就得不到真正的保证。我认为，中国确实需要来一场新的乡村教育运动，让全社会关注和参与到农村教育的重建中去。

第一，让更多的社会精英关注乡村教育

我们知道，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几乎都把他们的视线投向农村，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投入到乡村教育。黄炎培先生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进行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实验，陶行知先生在南京晓庄建立了师范学校，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了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梁漱溟先生则在河南、山东进行了乡农教育实验。特别是陶行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问题之根本改造。”他要求从事乡村教育的同事“要把我们整个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提出要为农民“烧心香”。相比较而言，现在我们又有多少教育家能把他们的事业和最宝贵的年华投入到农村教育？当下真正关注农村教育的人有多少？

第二，让更多的资金投向乡村教育

中国的乡村教育，尤其是边远地区的乡村教育，资金仍然是严重匮乏的。他们和城市学校的差距虽然最终体现在教育品质上，但在硬件方面的差距也非常大，且硬件差距直接导致品质差距。为此，要求政府必须加大投入，而且应该出台全国统一的国家标准。也就是说，农村学生的生均公用教育经费要设立最低标准，学校建设要有基本的国家标准，区域教育经费的投入要有国家明确的要求，同时要鼓励社会资金进入乡村教育。虽然我们如今已经有各种乡村教育组织，但都是很零散的，缺乏组织、引导和鼓励，无法保证社会资金有效进入乡村教育。因此，亟待建立官民合作的体系。

第三，把农民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乡村教育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都没有自己的社会自治组织。我们现在有许多社会团体，如工会、妇联、共青团，但是没有农民的团体，所以中国的农民相对来说是比较松散的，也缺乏维护农民自身利益的机构。国家出台的许多政策，农民也是缺席的。我们制定农村教育政策，包括撤村并点等，农民很少有发言权。

梁漱溟先生当年曾经参加过一次关于农村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教育家、公共卫生家、政府官员等，就是没有农民。他批评说，这样的会议充其量“只是乡村以外的人在瞎嚷嚷”。他认为，如果乡村教育不能够发挥农民的作用，是走不远的。如果乡村教育只是乡村教育家在动，而农民不动、乡村不动，是没有前途的。

因此，我认为，要让农民有组织地发出声音，开启智慧，发动力量，解决农民自己的问题，这应当是今后改革的重要方向。我们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家园。

第四，应该让学校成为乡村的文化生活中心

这是乡村教育重建中的大问题。现在城镇化浪潮正在席卷中国，成为拉动新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规划、经济、社会服务等各种问题都得到空前的关注，而学校教育却始终是缺位的，学校在社会建设中难有用武之地。我一直认为，农村学校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机构，而是一个文化的中心，是一个区域的文化灵魂，没有农村的学校就没有真正的农村变革。比如农家书屋，为什么不能建在学校里呢？现在让农民看书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但培养未来的农民认真读书，让未来的农村书香满园，是社会进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因此，我们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怎样有效规划农村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撤村并点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刀切”的盲目规划所造成的恶果，如今无论是农村学生的流失、学生上学路程太远，甚至校车事故等，都与此有很大关系。怎样让学校真正成为乡村的文化生活中心、城镇的社区文化生活中心，是值得我们各个部门投入精力、花大力气去研究的问题。

第五，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去乡村任教

上个世纪20年代，陶行知先生就提出要汇聚一流人才到农村工作的要求。他曾经指出：“好的乡村教师第一要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这样的教师将会“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两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陶行知把这样的教师称之为“改造生活的灵魂”。坦率地说，现在我们很少有这样富有理想和激情的教师了，我们的教育部门也很少具有这样的社会动员能力。但是，我们的政府仍然是全世界最具权力的政府，如何让好教师到农村，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上得来，这是很值得我们的政府思考的问题。

第六，让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得到更多的关爱

同在蓝天下，要让农村的孩子、弱势人群的孩子受到公平、均等而优质的教育，首先要让更多的学校办出水平，为这样的群体提供优质的教育，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在父母身边就读。这也是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必由之路。

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多恩说，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何况我们本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幸福才是国力强盛的指针，而乡村教育无疑是农民幸福的保障。不管怎样，为了亿万农民的未来，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乡村教育需要真正的重建，乡村教育需要更多人的全身心投入。可以说，农村教育的振兴之日，才是中国教育的辉煌之时！

（作者系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摄 影 朱文轩）

篇5：我们需要真正的融入团队

2-3月份的春雷行动现在每个区域、每个团队都在马不停蹄的进行着，南昌区的新建、建贤市场取得了突破的成绩，成绩的背后是团队，团队的背后是他们每一个成员。他们真正的融入到了整个团队,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强调团队的配合，我们真的做到了吗，我们真的融入到了团队了吗？

现在是预付款收取、新用户开发的黄金时期，每个营销服务员都在积极的努力着，正是这春雷行动的会议营销把团队的成员组织到一起，从会议的策划、目标用户的邀请、市场宣传、会议准备、技术交流，会议过程中的分工协作等等，一场中型、大型的计划交流会的整个流程需要团队的配合，那么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融入到团队中去呢，我们在团队中做每一件细小的事情时有没有考虑过做得更好呢，虽然有明确分工，但是我们需要主动的去做。在邀请用户或者实地拜访用户，就是把部分用户当做成各自区域的目标用户进行沟通，例如在技术交流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与部分用户进行实际交流，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发现用户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的给予解答，会前对部分用户进行多交流，会议举行的过程中多观察用户的动态，发现部分用户的需求点，我们将部分关注的用户在会后及时的反馈给本区域营销服务员，便于在后期的回访过程中有针对性的拜访，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我们整个团队需要对各自区域市场有一定的了解，这个了解不是被动的，而是我们主动的去关注，只有对不同市场的了解，我们才会去思考，有针对性的提出自己的建议，团队成员间相互交流，每个成员将自己工作上取得好效果的方式方法，及时的与大家一起分享，不管是否适合大家，但是需要提出，只有大家的想法多了，方法也会多了。

融入到一个团队 需要为这个团队去着想，为团队的建设提出自己的建议，那我们首先是需要在团队中付出自己的行动，只有相互得到认可，团队才会融洽，每个成员之间的沟通才会更加畅通，如果团队成员间缺乏沟通，缺乏了解，那么这个团队的力量将无法体现，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策划市场、共同开发终端用户、共同突破市场，目标一致，真实的体现出团队的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努力的前提是我们需要真正的融入到整个团队！

篇6：给学生真正需要的教育

让学生真正懂得教师的爱

河东小学李刚惠

我们经常听到有老师抱怨：“现在的学生不好教，现在的孩子太不懂事。”“某学生真是油盐不进”等等。不可否认，由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学生接受的思想不再只是父母、师长那里“正统”的思想，而是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的信息，这些信息的获得必然会引起学生思维的复杂化，甚至是疑惑和混乱。此时，老师如果只凭纯朴的爱心去教育学生，而不是在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做一些调整和探究，恐怕不仅不会收到预期的教育效果，甚至还会引起学生的抵触和厌烦。教师满腔的“爱心”，如果不被学生感受，明白，认可，那么怎么能够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除了具备纯朴的爱外，恐怕更主要的是如何让学生懂得你的爱。只有让学生懂得你的爱，他才有可能产生稳定愉悦的情绪；情绪稳定，他才有可能接受你的建议或批评；接受你的观点，他才有可能去自觉地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发扬自己的优良品质，才有可能产生积极向上的愿望和行为，最终达到教师所期望的教育效果。

我原来所教班上有一名学生陈杰，既调皮又淘气，不是藏同学的书本就是故意去碰撞别的同学，惹是生非，成为全校有名的“调皮大王”，很长一段时间，我苦口婆心地对他进行说教，可一点用也没有，他仍旧不做作业，仍旧调皮捣蛋。我很无奈，真不知怎么办，但我却很不甘心，不愿放弃。我联系了他的家长，准备和家长谈谈，交换一些意见，可家长却迟迟不到学校来见老师。于是一天放学后，我找到了他家。家中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两位老人整天忙着耕种庄稼，也无暇顾及孩子的管教。听说老师来了，两位老人才从地里回到家中，学生xxx看见我，很惊奇，没想到老师找到家里来了。他的奶奶谈到这个孙子，也是抱怨不停，说孩子不听话，他们也很恼心。可是，听奶奶说到一点，引起我的注意，他胆儿大，每次家中想杀鸭子吃，都是他来杀。终于发现了一个闪光点，就从这儿下手。后来，我找个机会和孩子谈心，我首先表示出对孩子的夸奖和崇拜：你好厉害，还敢杀鸭子，老师这么大的人，都不敢，好胆小，老师还不如你呢。这孩子觉得老师还有不如我的地方，老师还夸我，还说崇拜我呢。心里很是惊奇和高兴。接下来的交谈很顺利，这一次我们不谈学习，全谈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摸鱼、捉龙虾、藏猫猫。有了第一次的交谈，学生感到老师很易亲近，心里会有感悟，我暗自观察几天，发现孩子似乎有些变化了。这时必须趁热打铁，再找机会进行表扬鼓励，这时不能光戴高帽了，还要对他提出一些希望，语言一定要流露出对他的关爱，我说：“老师发现你这几天好乖哦，要是你再用点心在学习上，一定会更好，幺儿一定会取得好成绩。”他听了，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心想：老师好爱我哟，喊我幺儿，还说我乖。然后，我又在班上表扬了他，肯定了他的进步。以后，我给予他的是更多的尊重和信任，他的变化越来越大了，学习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篇7：给学生真正需要的教育

随着白酒行业竞争的加剧，似乎白酒业的策划公司也越来越多，打开杂志看不见产品广告倒是策划公司的广告一个比着一个。这么多策划公司在一起真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那么白酒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策划公司呢？相比一些公司自诩的什么专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公司的实战能力。

1、实战并非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实战团队力量。

大多成名的策划公司是靠一个英雄（更贴切的说是老板）在背后撑着，谈判签约的时候是领袖在冲锋陷阵，而真正项目开始做了就换了一帮“小年轻”了。我所说的“小年轻”也并非是年岁小而是还没来得及到市场上卖几年酒就被派到前线了。经验、阅历、行业知识、企业管理、人际沟通等等还没来得及看一遍也只好现学现卖了。企业想到策划公司去诊断指导希望得到的是全面的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解决，否则那几两银子是交了学费了，关键是企业的发展浪费了时间走了弯路。

2、实战并非广告创意，实战要做到营销和品牌同步提升。

营销4P要素中，大多策划公司也有几项长项，但要是靠广告推广和广告创意来服务白酒企业的营销就成了盲人摸象了。前几天遇到一朋友话语间称也开始想介入白酒的营销策划了，我深知他是做广告的出身，顶多可以做点广告设计、展台设计什么的，我苦笑了一下，没办法，自己都不知道酒瓶子多少钱一个也可以去酒厂做策划。

营销是品牌实现的载体，品牌与营销的战略、战术是一体化的，抛开营销谈品牌只能是“无水之鱼”。

3、实战需要厂、咨一体化。

一旦合作，酒厂与策划公司的关系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与定位。距离远了不行，方案不能落地，不符合市场现状，近了不行，同为一体，身在其中也就成了“当局者迷”了。策划公司必须重新认真审视和定位自己的角色，构建全新的与企业之间的策划合作关系。

4、实战并非单纯战略，落地的才是企业需要的。

站到讲台上夸夸其谈，真正的一天也没卖过酒。大多策划公司是由广告公司的转型而来，没有白酒销售经验，靠品牌的立意推广忽悠企业，要不就拿出一大

堆营销理论和概念反过来倒过去的倾销给企业。前几年还可以，现在我觉得酒企都快成理论概念专家了。酒水企业不缺少概念理论，缺少的是基于企业发展现状的市场分析诊断，资源的整合应用，系统的开发思维，品牌的进一步深化升级和消费者的互动影响提升。

当然大型酒企（10个亿以上的企业）他们在营销战术上已经足够成熟和强势，战术性的问题已经不能解决他们的核心问题引入产品组合战略、品牌竞争战略、资源整合战略是必不可少的。

5、发展中的酒企更需要导入“规范动作”和“创新动作”。

导入新品，渠道的管理升级在策划公司进驻企业的初期本没有错，但模式化的策划万万要不得。企业的发展一定有行业的发展规律，帮助企业完成营销的规范动作使企业走上正规是我们胜道策划公司的份内职责，但没有创新还是不行，随着白酒终端消费的碎片化，消费者、渠道、市场层次都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特点，针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发展区域，企业不同的发展时期，不同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需要的服务也是不一样的。规范可以使企业立本，创新才能使企业快速发展。

西安胜道营销策划公司被评为中国健康产业十佳策划公司，最受欢迎策划公司；“世卫三保”等多个年均销售额达数亿元的产品策划团队；“定位实效论”倡导者和践行者；擅长新产品上市推广策划。公司创始人李道胜先生曾任中国制药工业10强企业的企划经理；《globrand全球品牌网》、《中国医药联盟》、《中国营销传播网》、《渠道网》、《有效营销网》、《沸点医药招商网》、《360会销网》、《销售与管理》等营销网站、报刊专栏专家。

掌舵人李道胜有十年的医药保健品、快消品的营销策划实战经验，曾亲自操盘多个产品，是横跨生产厂家、营销一线、策划公司的综合式专家。同时掌握了广告炒作、会议营销、社区直销、电子商务和直复营销等多种模式的规律与技巧。由其执掌的胜道策划公司现已成为营销界颇具影响力的全程全案营销机构。

李道胜以“专业、专

篇8：给学生真正需要的教育

关键词：高效课堂,活动,方式,时机,实效

构建高效的地理课堂是每一位地理教师的不懈追求。建构主义认为, 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 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 借助其他人 (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 的帮助, 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 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因此, 要构建高效的地理课堂, 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 充分让学生“动”起来。只有学生主动了, 教学才会灵动, 课堂才会生动。那么, 如何让学生真正“动”起来呢?

一、讲究“动”的方式

地理课堂中, 学生 “动”的方式多种多样, 如 “读一读”“说一说”“议一议”“画一画”“辩一辩”“做一做”等。但如果动辄播放视频, 或学生朗读、齐声回答等, 课堂上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结果只能是效率低下。因此, 在选择“动”的方式时, 要坚持以下原则。

1.趣味性与生活性统一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人的兴趣一旦激发出来, 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求知和探索欲望。而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 这是地理教学的一个基本理念。如果课堂教学中能够把趣味性与生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 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而且能够实现高效课堂的目标。

2.活动内容与目标一致

课堂活动要有针对性、目的性, 活动要为目标服务, 活动是形式, 目标是实质, 避免搞花架子, 为动而动, 流于形式, 不考虑教学目标和地理情感的培养。这样, 学生既懂得经济发展要走可持续道路, 又明白如何从身边做起, 从我做起, 从小事做起, 从而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 学到生活中有用的地理, 达到课堂教学的情感目标。

3.可行性与参与性并重

课堂活动的可行性是教学能否顺利进行的保证, 因此教师在设计活动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生活体验, 难度要适中。太简单, 学生难以体会到成就感, 对活动也缺乏参与的热情;难度太大, 学生参与度不均衡, 或活动难以有效开展, 学生动不起来, 自然会影响教学目标的实现, 高效课堂就无从谈起。活动应由易到难且紧密结合, 环环相扣, 让每个学生有事做, 做得来, 能做好, 从而把学生积极性调动起来, 使其体会到一种成功感, 课堂自然就高效了。

二、选准“动”的时机

课堂让学生“动”的本质, 是让学生主动参与知识的建构。什么时间让学生动, 是先教后动, 还是先动后教;是整堂课动, 还是某时段动;是动的内容一样, 还是有层次区别?这些问题教师不应小觑。笔者认为教学内容相对容易的, 学生可以多动, 并且先动后教, 学生学得认真, 动得从容, 课堂高效就水到渠成。

从微观层面上看, 学生在学习相关知识时有想法, 有疑惑, 便是“动”的最佳时机, 这就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灵活处置。教师应该随时调整或改变原来的教学设计, 结合生活实际, 让学生开动脑筋。适时而动, 视教学内容和学情不同而动, 不能搞一刀切, 千篇一律, 这样的课堂活动才是有效的。

三、追求“动”的实效

多种多样“动”的方式, 其核心是脑袋“动”。教师在地理课堂教学时要充分体现“地理”的特征, 设计有一定思维含量的问题, 让学生想动、敢动、会动、真动, 而不是表面轰轰烈烈, 其实际是低效的动、无效的动、被动的动。如在学习澳大利亚《坐在矿车的国家》这一内容中, 可在学生围绕相关要求完成自主学习后, 提出下列问题开展合作学习:1.澳大利亚冶金工业的分布有何特点, 其形成条件有哪些?2.澳大利亚的工业部门有哪些共性?3.澳大利亚与其他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为何不同?这样, 学生就必须从地图中提取有效信息, 用恰当的语言表述, 明确澳大利亚冶金工业的分布特点;探究其工业部门的共性特征;指出澳大利亚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不同之处, 并分析原因;知道澳大利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学生在课堂上真正做到五官开放 (即动眼、动耳、动嘴、动手、动脑) , 成为主动汲水的海绵, 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容器。学生的地理素养、合作探究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素质会得到较大的提升。

地理课堂有很多的生成, 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 灵活调整教学设计。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要加以肯定, 因为这就是学习的本质体现。

篇9：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

总的说来，30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0年，主要是拨乱反正，包括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恢复被撤销的院系、制订教学大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第二阶段是1980～1988年，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黄金时期，很多大学主动地进行了改革试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许多做法仍为现在的大学所效仿；第三阶段是1989～1992年，“左”的思想抬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第四阶段是1993年到现在，以发展代替改革，虽然大学发展了，但质量下降了，出现了冒进、瞎指挥、浮夸、相互攀比和追求大而全等不良风气。

目前只进行了零星的、枝叶的改革

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迄今为止所进行的一些教育改革，尚未涉及教育的本质。

不妨先引用两段极有针对性的话：第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像今天这样零星地进行一些教育改革，而没有一个关于教育过程、目标与方式的整体观念，已不再是可取的了”。第二是梁启超先生在110年前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一句肺腑之言：“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

30年教育改革，我们恰恰只是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或枝叶的改革，如教师聘任制、扩大招生、大学合并、后勤社会化、公开招聘院长、助学贷款、独立学院等。虽然其中某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有些并不是真正有益的，甚至是误导，如大学合并和独立学院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人甚至用“乱象丛生”来形容，其原因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教育本源的改革。

那么，什么是我国大学教育的本源呢？

首先，是大学的理念问题。大学的理念先要回答大学是什么。世界上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英国教育家纽曼是19世纪倡导自由教育的第一人，他认为：“大学应该为自由教育而设，大学应该提供普遍性和完整的知识教育，而不是狭隘的专门化的教育。”

大学理念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培养人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发达国家教育理念完全不同，发达国家是“成长”，而中国是“塑造”。“塑造”是在统一的生产流水线上生产“人才”，导致“千校一面、万人一格”，学校失去了特色，学生丧失了个性和创造性。这是教育理念源头上的错误。

其次，是大学的体制问题。具体指国家与企事业单位、学校的隶属关系和权力的划分。我国大学体制与发达国家大学的体制完全不同，欧洲中世纪大学是自发诞生的，自发就带来了大学的独立和自由，这也成为大学的精髓和传统。

法国著名哲学家、解构主义之父雅克・德里达曾有精辟的论述：“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是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美国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教育券的创始人，他说：“政府有义务投资教育，没有必要经营教育。”

我国大学的体制是高度集权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思想根源。我国大学虽然起源于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但这两种大学在中国一直没有生存的空间，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均被取消，公办大学一统天下。1985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23年过去了，不仅没有放权，反而统管得越来越严重，直属大学从23所扩大到76所，制订的各类教育工程越来越多，完全以计划思维和工程思维指导全国的教育工作。这种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着教育的一切决策权管理权，严重地挫伤了大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我国僵化的大学体制，根源在于“中体西用”的实用主义思想：只从西方移植了大学的躯壳，却没有注入大学的灵魂——独立、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

再次，是大学培养人才的模式问题。通才（电线杆式的）与专才（宝塔式的）教育的争论已有50多年了。前者是美国大学实施的通识教育，后者是上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而实施的专门化教育，现在我国大学基本上还是专门化教育。

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专门化教育导致专业划分太细，学生的知识面太窄，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需要，学生也难以成长为杰出的人才。爱因斯坦曾明确反对专业化的教育：“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国学大师钱穆也指出：“今日国家和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今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成为专家，而不望人成为通人。”

教育界对钱老的建言毫无反响

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对于实用主义的办学思想曾提出严厉的批判：“当大学决心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本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方针，无疑等同于自杀。”也许，阿伦特的观点有些偏颇，但对少数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而言，的确需要消除鼠目寸光的功利主义。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医院探望钱学森先生，钱老对教育提出了掷地有声的建言。他说：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年以后，钱老又说：“中国长远发展上我最忧虑的就这一点。”钱老的建言发表后，教育界却没有任何反响。2006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了一个教育学家座谈会，一些教育学家没有读懂钱老的建议，提出了一个并非他本意的问题，说“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大师”？这是误解了钱先生的建言，他讲的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模式，而不是大师，况且大师是不可能直接从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是要有天分，排除各种干扰，潜心治学，穷其一生才能获得成功的。

教育部已不能领导这场变革

完成真正的教育变革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不下大力气，不动大手术，是难以打开突破口的。突破口就在于教育部要彻底转变职能，坚决、全面地放权。

笔者有两点建议：

第一，开展一次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为深化改革打下思想基础。启蒙就是启迪文明，去掉蒙昧。我痛切地感到，我国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教育改革，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改革，应当从哪里改革以及由谁来改革。从教育部到广大民众，仍置身于改革之外，甚至对教育改革存在误解和误导。例如，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在各个场合宣称，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所举例子之一是“两基”普及率达到85%以上。这是地地道道的伪命题。所谓改革是破旧立新、革故鼎新，而我国20年搞的是“假义务教育”，是误导民众。义务教育是有国际规范的政策，它的原意是“强制教育”，强制适龄学生必须上学，强制政府必须为学生支付学费，任何一方没有履行义务，都要追究法律责任。可是，我国1985年制订了《义务教育法》，直到2006年秋才宣布免除农村学生学杂费，2007年免除城市学生学杂费。也就是说，之前所谓的义务教育，是学生家长买单，政府落得义务教育的好名声的假义务教育。按照法律，那85%的学生家长要起诉教育部，因为近20年没有支付学生的学费。这本来是一个极其明显的问题，可是上上下下搞了20年的假检查、假评估，居然没有人提出质疑，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难道不需要对他们进行启蒙吗？

一些大中小学的校长、教师，他们所思、所盼的仍然是择校、培优、上补习班、进重点班、考高分、读名校等等。某重点大学四位教授常年包车送子女到市内上重点高中，真是不惜血本。因此，教育改革启蒙不仅要面向民众，而且要面向教育战线上的干部、教师，否则教育改革是难以推进的。

第二，在中央的领导下，成立教育改革指导小组，邀请国内外开明的教育学家和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士参加。30年的实践证明，教育部已不能领导这场真正的教育变革，因为改革就是要从教育部改起，重新定位教育部的机构设置、编制和职能。这就像外科医生不能给自己开刀一样，必须借助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