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探秘大作业

敦煌学探秘大作业（精选3篇）

篇1：敦煌学探秘大作业

21世纪继承并发扬敦煌文化遗产计划

实施方案的可行性

基本情况

1.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历来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敦煌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以敦煌石窟及敦煌壁画而闻名天下，是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及阳关的所在地。

2.敦煌作为中国的诸多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它不仅仅是古丝绸路上的重要驿站,亦是中西文明重要的交汇点。经历了千年历史延续的敦煌佛教艺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研究价值;它所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艺术特色,更为中国的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优势和资源。

3.该计划意在保护传承并发扬敦煌的文化遗产，最终要将敦煌文化遗产保护并保存下来先是展现给世界，后留给后代供世代传承。

必要性和可行性

1.计划背景情况。敦煌的历史古老而久远。“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东汉应劭解释“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辉煌之意。历史上的敦煌曾是中西交通的枢纽要道，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锁钥，对外交往上的国际都会，经营西域的军事重镇，在中华历史的长卷上占有光辉的篇章。

2.计划实施必要性论证。大自然慷慨无私的恩赐、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勤劳而智慧的中华民族等诸多要素促成了中国多样性的自然奇观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灿若群星、不胜枚举。能继承大自然和先人们如此丰厚的遗产，是我们的荣幸与骄傲。我们也曾拥有如此丰厚的遗产而自豪。但是由于人为破坏、自然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敦煌文化遗产正面领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整个社会，毫无例外敦煌文化遗产也被推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但是由于制度缺陷和管理不善，使敦煌的文化遗产正受到大规模的侵掠和破坏。最令人心痛的是，敦煌有许多文化遗产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洗礼下将会彻底消亡。因此如何对敦煌遗产进行保护、开发、传承已成为当务之急。

3.计划实施的可行性论证。将敦煌的各种文化遗产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在不破坏文化本身的前提下进行复制保存，并通过其他的媒体等途径将该文化遗产展现给世界；计划完成后不仅是对敦煌文化的传承，更是将很多濒临消失的文化用另一种方式进行保存，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敦煌的文化遗产进行了强有力的保护；通过这一计划不仅可以使世界目睹到敦煌的美丽遗产，更可以将其留给后代子孙，世代保护传承；相较于其他的计划更加直观的对文化遗产进行了传承。

具体步骤和流程

1． 上网查找搜集敦煌文化的相关文字资料，对其进行整理编辑；

2． 带着搜索到的资料去查阅历史典籍和相关资料，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筛选重新编辑； 3． 带着重新编辑过的资料去找相关专家教授和老师进行重新进行整理编辑，装订成册。4． 将装订成册的资料进行翻译（英语），先进行初期翻译，大概完成后去找英语方面的老师进行指导，完成初次翻译工作；

5． 将翻译好的资料再次进行询问查询，找权威人士进行校对，整理装订成册； 6． 寻找其他相关资料（图片，音频，视频），进行编辑整理，对视频音频进行剪辑整理； 7． 将所有的资料整理合并，进入到国外的网站论坛等地方进行发表上传，将其传播到国外； 8．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认真学习敦煌的历史文化，丰富自身对敦煌文化的了解，并在自己周围的人群中进行讲解传播，吸引更多的对敦煌文化的关注者，形成小组再大范围的进行传播，让大家认识到敦煌文化的魅力所在，志愿加入宣传队伍，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和网络进行知识的传播。

9． 联系相关专家开设讲座，让大家对敦煌文化进行一系列的了解；

10.组成小组，以小组形式重新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并实地进行研究考察工作，拍视频，对当地人民进行采访摄像记录一系列非物质文化的资料采集，例如当地的方言，习俗，衣着等，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

11.搜集当地的神话传说等，进行整理，考察验证。12.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上传，进行宣传演讲等。

已有条件分析

1.网络条件便利，周围高校多，图书馆资料丰富；大学生课业负担轻，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

2.周围有外国语大学，有学习各种语言的学生，而且有很多语言方面的专家教授，且本身为英语专业学生，可以联系朋友同学等进行文字资料的初次翻译工作，再找相关专家教授进行请教，订正推敲进行翻译工作的润色，完成翻译工作；

3.周围高校多，有利于敦煌文化的传播工作，并可以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加入到宣传的队伍； 4.很多学校注重学生的人文知识涵养，且高校中有敦煌文化相关方面的教授，为开设讲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5.学校有各种影像工作室，有专业的人员和设备进行实地采访考察，并进行后期的视频编辑等工作；

6.有很多的途径可以进入国外的网站进行资料的上传，吸引世界对敦煌的关注，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敦煌文化的传承和发扬队伍中去。

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难点

1.很多网络上的资料并不是完全属实，需要进行查询筛选； 2.各种资料繁多复杂，资料的整理编辑是一项非常耗时耗力的工作；

3．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翻译的基本功不扎实或者是很多古籍资料的翻译难度过大，翻译也是一项耗时耗力且效率低的工作，而且寻找翻译人员也是比较费力的异性工作； 4．很多老师都很忙，在寻找教师进行指导，开讲座这一点难度也会比较大，而且讲座前期的宣传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5.进行实地考察优势一项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由于敦煌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气候等因素，有些同学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降低工作效率；可能与当地人的交流不方便，所以采访队伍中也必须要有会讲当地方言的同学或者要找当地的导游进行一系列的指导领路。

6.上传到网站上的资料内容可能只会有极少数的人进行翻阅观看，而且上传的外文资料中肯恩也会有很多翻译不恰当之处，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会；

7．一系列工作势必会给自己的正常生活学习造成影响，而且外出实地考察需要的资金也不是小数额，包括外出期间的安全情况都是没有保障的。预期目标和成果

1.首先丰富自身对敦煌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再带动周围的人对敦煌文化的关注； 2.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对敦煌文化感兴趣，自动加入文化继承发扬的队伍中； 3.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现给其他国家，让整个世界了解到中国的文化瑰宝；

4.能够引起社会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关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从而进行文化遗产的学习继承和发扬；

5.将收集整理好的各种资料进行细心保管，留给后代，一代一代进行传承。

敦煌学探秘大作业

学院：外国语学院 学号：***

姓名：胡小蝶

篇2：数学作业“大变脸”

然而,在现实教学中,尤其是小学高年的数学作业中,还大量的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通过对我校高年级学生进行的无记名问卷调查发现,高年级的作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作业的内容统一,作业的难度偏难。37.5%的学生认为因为作业太多或枯燥无趣而不爱完成作业或对付完成作业。

(2) 作业的情感体验不积极。只有31.9%的学生从不会因为写作业而感到烦躁。绝大多数学生在写作业的时候伴随的并不是积极的情感体验。对优生来说,作业缺乏挑战性,对学困生来说,作业出现太多的错误,让学生对作业产生厌倦情绪,从而降低了学习兴趣。

(3) 作业的形式比较单一,更多的是书面作业,偶有实践性作业或分层作业。

从教师的角度,不可忽视的是许多教师对布置作业充满无奈,一方面教师们也认识到学生作业量太大,作业太单一,不利于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怕不练到影响学习成绩,每天至少有25%的时间用在了作业的批改上,而收效却不大。

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我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教师跳进题海 学生脱离苦海

怎么把学生从题海中解放出来,使得做的每道题都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从而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目的呢?我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研读课程标准和教材,然后在此基础上精选习题,使每道题最大化的发挥它的功效。可以分三步进行“磨题”。第一步是磨“常规题”,主要是课时题 (包括每节课的当检测) 和单元题,功能是巩固和强化;第二步是磨“阶段性测试题”,其功能是诊断和反馈;第三步是磨“研究性试题”,其功能是开发孩子的思维,增强对作业的兴趣。在此基础上,我利用假期的时间,在每个学 期都自己 编写《课课清》作业本。把书面作业分为基础作业和拓展作业,基础作业必选,而拓展作业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同时,也提倡和鼓励学有余力的孩子自己和家长协商留作业,这样就能够使少部分吃不饱的孩子吃得饱了。教师跳进题海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脱离题海,因此,要努力在提升作业的“含金量”上下功夫。要认真分析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需要,精心设计和选择精品题,使作业适当分量,注意题目难度适当和有针对性。

二、作业针对个性 学生按需选择

我校正在进行翻转课堂实践,根据学生的实验前测,我引导孩子进行自主作业,比如明天要学习最大公因数,就可以把事先录制好的微视频和最大公因数进阶式习题发给学生。能力比较强的可以先看书上静态的知识,思考它的来龙去脉,如果学懂了就可以做进阶式习题了。一般的需先看微视频听教师的讲解,如果听懂了也可以开始做进阶式习题了;学习能力比较弱的如果看视频一次没有听懂,在关键的自己不懂的地方可以反复观看,然后再以自己的进度弄清楚后开始做进阶式习题。这样,作业的时候就避免了盲目和一刀切,翻转了当前的课堂教与学方式,把个性化的深度学习放在了家里,而课上则是理解、提升,更多的时间用于生生交流和师生交流,使得课堂成为学生交流思想、答疑解难、拓展提升的主战场。在课堂上会带着自己的疑问有目的的听课,使得课堂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设计作业。自主作业追求给予学生更多的锻炼能力的机会,自主设计作业的过程,是学生摸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的实践过程,学生的方案也许很稚嫩,但其间所蕴含的“自主”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将促进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自我规划能力、创新能力的发展。

三、传统作业变脸,学生喜闻乐见

“让传统作业‘变脸’,让孩子们产生做作业的欲望,尤其是实践性作业。如学过了“体积”,可以留“测量土豆的体积”及“100粒黄豆体积”的作业,可以把自己的实验过程用手机等电子设备全程摄录下来,并利用讲评课全班同学共同观看,看看在测量的过程中哪些地方做得好,值得借鉴,哪些地方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加强。再如学过了”百分数”,可以布置“反弹高度”的小课题研究,还可针对实验的过程进行反思。这对于学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十分有益。事后,孩子们的数学日记也写得有声有色,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所以写起来也不费力气。孩子们反映这样的作业题目有趣,学习数学有用不再是一句停留在教师口头上的话,而是自身真真切切的感受。

篇3：探秘敦煌莫高窟

时隔7年,2009年,也是一个金色的秋季,当我乘火车穿越茫茫沙漠抵近敦煌时,近距离地感受通向敦煌的道路,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当黄色的沙漠成片成片地掠过,目至所及,尽为荒凉,视觉疲劳到了极点。一天一夜,单调的车轮声伴随着单调的沙漠景色,让人感到乏味极了。天亮之后,视线之内开始出现绿色,由少到多,一簇簇直到一片片,敦煌终于到了。

深藏在大漠深处的敦煌,充满深不可测的神秘性。这神秘,往往是连篇累牍见诸文字的莫高窟的宝藏、王道士的盗卖、斯坦因等“丝绸之路上的魔鬼”的巧取豪夺等等惊心动魄的故事带来的。现实中的敦煌,阳光之下,一切都显得那么祥和、那么安静、那么超凡脱俗、那么一尘不染,没有时下很多城市常见的人流熙攘、车水马龙、喧嚣浮躁、市声纷乱等现象。

几乎每一个到过敦煌的人,都会为在戈壁大漠中有这么一个丰富多彩的绿色小城而惊奇和感叹。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烘托出了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标本——敦煌城!敦煌之名,寓意深刻,史书记载:“敦,大也;煌,盛也。”区区二字,浓缩了古代中国繁荣强盛的历史。

敦煌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11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建立了敦煌郡,并设置了玉门关、阳关。这一历史性的决策,为敦煌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使之迅速崛起,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名城重镇和举世瞩目的文化艺术中心。

敦煌,无疑是一座丰厚凝重的历史丰碑,矗立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敦煌屡遭曲折与磨难,几临倾覆之厄运,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地衰而复兴,蹶而复振,以博采众长、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这是怎样的一种奇迹啊!

大漠奇观莫高窟

出敦煌市区,驱车东行,约半小时的工夫,就进入广袤的戈壁沙漠,但见远处岗岭起伏,近前茫茫黄沙,一排排高大的白杨环护着层层密布的窟龛宝藏,这就是素有“千佛洞”之称的莫高窟。

莫高窟背靠鸣沙山,面对三危山,二山之间有一处在茫茫大漠中难得一见的山沟——大泉河那早已干涸发裂了的河床。烈日当空,酷暑难耐,走近莫高窟,突然感到一种久违了的绿色与凉意。原来,莫高窟跟前有一条常年流淌的小溪,清澈透底,潺潺流水营造出一小片绿洲,鸟语花香,生机勃勃。小绿洲烘托着密密麻麻、或高或低、有大有小,宛如土蜂窝一样的492个石窟。“之”字型排列的石窟分布在陡峭的灰色岩壁上,其间已修木栈道相互连接,供人通行。

走在木栈道上,观察莫高窟,感受到的是来自历史深处的震撼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力量。莫高窟中的第一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东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是高僧乐僔开凿的,此后,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经10多个朝代的僧俗人员前赴后继,陆续凿成。据统计,莫高窟中有1045幅、45000平方米的彩色壁画,如果将每幅壁画排列在一起,可布置成高1米、长45公里的艺术画廊,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实属罕见。此外,还有原塑2500多尊和彩塑1000多尊,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如此辉煌的艺术宝库为什么能出现在远离中原王朝的极为偏僻的戈壁沙漠中呢?对很多人来说,不啻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回溯历史,汉武帝出兵击败匈奴后,为巩固边防,“设四郡,据两关”,“四郡”之一就是敦煌,“两关”即距敦煌不远的玉门关和阳关。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丝绸之路延伸出境前最后一个繁华要冲,是各国商旅的一大集散地,再往前走,过了“两关”,那可就是“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了。横亘在商人们面前的是生死未卜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于是,精神寄托、宗教信仰便不可或缺。出境前求佛祖保佑,平安归来后需感谢佛祖恩典,礼佛布施,凿窟还愿,遂成常态。再加上这里是佛教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原的中转站,有利于东西方艺术的交融。那“满壁风动、天衣飞扬”的飞天,那端坐安然、慈祥可敬的大佛,那衣冠华贵、神态优美的供养人……多少中西合璧的艺术杰作,折射的不都是那个自信、宽容、强盛、开放的时代精神风貌吗?

我去过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也去过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比较起来,还是敦煌的莫高窟更有一种穿透力和震撼力。且不说莫高窟的开凿比云冈石窟早87年,比龙门石窟早128年,也不说颟顸的王圆箓道士发现神秘的藏经洞揭开了“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单单这莫高窟彩色壁画中比比皆是的飞旋的流云、纷落的天花、鸣动的神乐、柔美而飘逸的仙女姿态,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久久不能忘怀。

莫高窟,虽经千百年的风沙侵蚀,依然光彩照人,魅力无穷。它是丝绸之路的见证,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放射着永不消失的创造灵气与艺术光芒,任何一个来到它身边的人,都不能不对创造这一奇迹的各个朝代难以计数的艺术家肃然起敬,由衷赞佩。

道士的惊天大发现

敦煌原本并不出名,100多年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偶然发现,使这里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进而演绎出无数腐败、卖国、掠夺与阴谋相互交织的惨痛故事。

我素来仰慕敦煌,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那神秘的藏经洞所吸引。2002年,初赴敦煌,一睹藏经洞的真容;2009年,再去敦煌,在藏经洞前踯躅徘徊,仔细观察了好长时间。莫高窟中,编号为16的洞窟,本身并不惹人注意,但因为该窟甬道北壁内侧那小得可怜、编号为17的洞窟即赫赫有名的藏经洞而闻名天下。在昏暗灯光映照下,面对空空如也的小洞,依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与悲凉。毕竟,这是国际显学——敦煌学的真正发祥地,是令无数人惊异的宝藏所在地。100多年来,中国屈辱落后的历史尽都浓缩在这高约160厘米、宽约270厘米的狭小空间内。历史在这里仿佛凝固了一般,凝固出了荡气回肠、令后人铭记和发奋的警钟。

时隔7年,莫高窟依然严格执行着“不准拍照”的禁令。在莫高窟边上有修葺一新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馆前立有一块巨石,上书“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几个醒目的大字,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手迹。难得的是,整个景区惟独这里可以尽情拍照留念,颇有寓意。于是,我足足地过了一把摄影瘾,为莫高窟之行存留了丰富的影像资料,也为自己更新与充实了不少专业知识。

1900年6月2日,正是八国联军在京津与清军、义和团激战正酣的日子。谁也没有料到,在远离大清王朝京畿的敦煌莫高窟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天清晨,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率人清除第16窟甬道的积沙和石块,忽然间,“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壁破,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圆箓的墓,至今依然待在莫高窟附近荒漠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导游介绍了,但几乎没有游客挪步前往,尽管不过咫尺之遥。我在陈列馆里见过他的照片,黑白的,却还清晰,五短身材,瘦小的体格套在一件宽大的道士袍中,一脸堆笑,羞怯、胆小、愚昧,搀杂着一丝狡猾与贪婪,外国掠夺者给他拍的这张照片很经典,足以让那个扭曲年代中扭曲人物的内心世界泛出来,而且泛得淋漓尽致。王圆箓,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小人物,却不幸被历史牢记,被后人唾骂,就是因为他发现却又出卖了藏经洞。

历史学家真有本事,竟然查清了王圆箓的履历。他是湖北麻城人,生于1850年,卒于1931年。清光绪年间,“因麻城连年旱荒,生活无着,逃荒至肃州(今酒泉)”,初在巡防营当兵,是个兵痞。退伍出家,当了道士,云游到敦煌,在莫高窟下落脚。他曾找当地拙劣的泥瓦匠,刷白、涂抹了一些洞窟中的壁画,也打碎过一些精美的佛像,要不是后来发现藏经洞,专职盗卖国宝,还真不知道这个矮子会从事多少破坏性活动,会把好端端的莫高窟折腾成什么模样。

难以想像,呈现在王圆箓眼前的藏经洞,这么小的空间竟然存放了这么多的宝贝,满满当当,层层叠叠,顶天立地,全是稀世珍宝,加起来达5万多件,有写本经卷、文书档案、契约账本、织绣、绘画、拓本、佛像、木雕、彩塑等等,时间跨度达600多年,涉及多种语言文字,有些是早已消失了的古国“死文字”,堪称“人类文化的大百科全书”。

王圆箓不懂这些,他只需要钱,钱可以让人沦为魔鬼。无知与贪婪使莫高窟在劫难逃,也使敦煌蒙羞百年。站在藏经洞前,我们仿佛跌进一个深渊,一个“病夫”的深渊,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该铭记这个洞、这个人、这个国家和民族沉沦中的悲壮故事。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按照中国的陋习,拣了几件自认为值钱的东西,送给敦煌知县汪宗翰,汪稍懂点文物知识,又索取了一些文书和经卷,送给自己的上司、甘肃学政叶昌炽。叶学问更大,知道价值几何,报告甘肃藩台,建议将宝物运解省城兰州保存,藩台却认为“废纸”一堆,毫无价值,下令就地封存。1904年开始,圆滑世故、惟利是图的王圆箓开始走上了一条盗卖国宝的罪恶道路。先是卖给中国人,消息不胫而走,外国人纷至沓来,这个矮子便毫不吝惜地卖国宝给外国人,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寂静的莫高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接踵而至,用大车装,雇驼队运,竭泽而渔,盗抢一空,遂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切肤之痛。长风当哭,流沙饮泣,藏经洞见证了近代中国不堪入目的一页沉重历史。

藏经洞封闭之谜

敦煌莫高窟,之所以声名远播,不仅在于它的丰富宝藏成了敦煌学的滥觞,更在于其中藏经洞封闭千年的原因一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在小小的石窟中存放了如此多而杂的物品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藏经洞的封闭与战乱有关。太平盛世,莫高窟成了丝路畅通、驼铃声声、商旅不绝的精神寄托和依靠,多少善男信女不惜钱财,在这里投注了希望和憧憬。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战乱、频内乱的国度,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往往靠血腥的暴力来完成。虽地处荒僻,一旦战乱,敦煌莫高窟如此神圣之场所恐怕也不能置身度外,慌乱之中,僧俗人士封存相关用品,便是必须的应急举措了。

问题是,哪一次战乱导致了藏经洞的封闭呢?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石窟访书记》一文中认为,藏经洞封闭于北宋初年,1036年西夏军队兵临城下,敦煌即将易手之际,莫高窟下寺的僧人为了避免寺院藏经毁于一旦,就把佛教经典及世俗文书、各种器具藏在小小洞窟中,然后,抹上泥皮,绘上壁画,掩藏封闭起来。谁知这些僧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此洞便成为无人知晓的秘密了。伯希和的论据是,藏经洞外面墙上的绘画《说法图》带有浓郁的西夏特色,图中能发现汉族装束的军队与西夏军队作战的内容。此外,另有一说,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伊斯兰教的东传有关。宋朝绍圣年间(公元1094—1098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向宋朝提出合攻西夏的建议,得到宋朝的同意。此时,西夏已统治敦煌半个多世纪了,佛教是西夏所扶持的宗教。莫高窟的僧侣们担心,一旦失守,哈拉汗王朝会实行灭佛政策,惊恐万状之余,将经卷、佛像、文书等尽行封存,以免不测。

1984年,长期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贺世哲根据新发现的一条史料,提出了新的观点,证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要更早一些,是在北宋初年瓜沙曹氏割据政权统治时期。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史料呢?原来,1908年,伯希和来到敦煌,对包括第130窟在内的大批石窟进行拍照,并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后来,几经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第130窟的表层壁画渐渐脱落,损失殆尽,画面及题记难以辨认,模糊不清了。而伯希和的文字记录,直到1982年才在法国整理出版。一条隐匿了近80年的珍贵史料,跃然于字里行间,引起了贺先生的注意。就是这第130窟主室东壁南侧表层壁画中的供养人题名:“故叔敕谒(竭)诚□(奉)化功臣河西一十(下缺)。”经考证,受封“竭诚奉化功臣”头衔者,只有五代至北宋时瓜沙曹氏地方割据政权(公元914—1035年)中的曹延禄、曹宗寿叔侄二人。曹延禄曾被北宋朝廷封为“敕竭诚奉化功臣”,1002年,曹宗寿谋杀其叔篡位后,也被北宋政府任为“沙州刺使兼御史大夫”,并“赐竭诚奉化功臣”。曹宗寿杀叔夺权后,曾假惺惺地在自己重修的功德窟里给曹延禄造供养像并题记,故作姿态地称曹延禄为“故叔”。

据考古科学技术测定,第130窟表层壁画与第16窟甬道北壁(内为藏经洞)的表层壁画属于同一时期,只要能测定第130窟表层壁画的准确时间,那第16窟表层壁画的时间便迎刃而解,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及原因便不难探究。第130窟表层壁画的时间确定为11世纪初曹宗寿当权时期,足证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大约就在这时或稍前。

当时,瓜沙曹氏政权的联姻国甘州回鹘和于阗王朝相继灭亡,曹氏政权危在旦夕。为了避难和备战需要,曹宗寿下令将寺院佛经与各类官府文书统统掩藏起来。为了不被敌人看破,索性用泥抹掉了第16窟原有的全部晚唐壁画,匆匆忙忙绘上曹氏政权晚期流行的壁画。一个强有力的佐证是:藏经洞出土的最晚纪年卷子是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洞内所有的文字遗书中,没有一件西夏文的经卷和文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占主流的“战乱说”之外,还有一种“废弃说”。一些学者认为,藏经洞中的经卷遗书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因佛经众多,为尊重佛法佛典,这些用过的经品,既不能丢弃,也不能烧毁,只好抛弃到这个小小的石窟中封存起来。持此论者,批评“战乱说”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这是因为在藏经洞中没有发现当时有价值的《大藏经》和其他物品,充斥其间的大多是残卷断篇,夹杂着不少疑似伪经,还有不少错抄的废卷和涂鸦之杂写,乃至作废的文书及过时的契约等。在藏经洞封闭之时,曹宗寿当政时期,这里已经配齐了《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佛经。如果是避难,那么这些珍贵的东西理所当然该存放其中。但为什么整套的、有价值的经卷没有收藏呢?只能解释成不是为了避难,而是石室之物均为当时的废品。况且,1000年左右,随着文化的繁荣,书籍装帧技术已有很大的进步,折页式经卷已从中原传至偏远的敦煌,风靡一时,备受僧众青睐,那些使用不便的卷轴式经卷逐渐被淘汰,连同很多杂物一道,沦落于专门存放废品的小石窟之中,便成为可能。

伸向宝藏的魔爪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及其藏经洞中的文物遭受了灭顶之灾。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所谓“探险家”、“考古学家”、“游历者”,在“被洞窟中成千上万个优美的画像惊得发呆”的同时,丧心病狂、无所不用其极地竞相盗掠。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场金钱战胜了理性、野蛮掌控了文明的毁灭性掠夺狂潮之中,中国的一小撮官僚士绅竟然参与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1905年10月,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勃奥鲁切夫首先来到敦煌,以6包日用品为代价,骗取了两大包藏经洞质量上乘的经卷,由此拉开了外国人在敦煌盗宝的序幕。

1907年3月,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翻译蒋孝琬的引领下,从英属印度经新疆来到敦煌,贿赂道士王圆箓,进入莫高窟藏经洞,在高达10英尺,整堆近500立方英尺的手稿写本中,耗费37个昼夜,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翻检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斯坦因充分利用了王道士的愚昧无知,花言巧语,谎称自己乃玄奘的忠实信徒,只付了40块马蹄银(合200两白银)的象征性“布施”款项,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王道士的信任。斯坦因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是明显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他述说我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来这里的经历,他显然被我打动了。”

“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了,卷子一层一层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尺左右。”

“道士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

斯坦因有些得意忘形地为后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情景。他从容不迫地将1万多卷经卷、写本装了7大箱,另外,还将500多幅佛像绣品及精美绢画仔细包扎好,装了5大箱,偷运至英国。10月,斯坦因又指示蒋孝琬再次潜入莫高窟,骗得230捆珍贵手稿。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敲骨吸髓地从王道士手中继续骗取文物,攫取了600多件经卷,装了满满5大箱,满载而归。

在所有的敦煌掠夺者当中,如果说斯坦因掠夺的数量最多的话,那么,法国伯希和掠夺的质量与价值最高。二者的差异,归根结底在于后者的中文素养比前者略高一筹。伯希和是法国汉学权威沙畹的高足,1908年来敦煌夺宝,年仅27岁,却精通汉、俄、藏、突厥等13种文字,不能不说是个怪才。那一年7月,他与助手瓦兰博士、摄影师努埃特等人一道来到敦煌。8月3日,他进入藏经洞,“惊得呆若木鸡”,遂决定对整个宝库进行一番梳理、检查,以便有选择地获取精品。用了整整3个星期,以每天1000卷的阅读速度,将卷子简单地分成两堆,一堆为精品,一堆为凡品。然后与王道士密谈,最后以500两白银成交,带走珍贵文物6600卷,并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凯旋”回国。

出人意料的是,伯希和得到文物后,并没有掖掖藏藏,好像见不得人似的,而是挑选出几件代表性的文物,大张旗鼓地来到北京,1909年公开展示,大肆宣传。一时间,中外震惊,国人蒙羞。1910年,大清王朝学部终于有所反应了,电令甘肃当局,将剩余残卷悉数解运北京。最惊人,也最令人不齿的一幕闹剧上演了。运送途中,马车队所到之处,大小官吏蜂拥而上,偷的偷、抢的抢,争先恐后,丑态百出,企图据国宝为己有,甚至不惜撕碎、切割经卷文书。经过一番折腾,劫后残存的8697卷经书文物运抵北京,支离破碎,惨不忍睹,价值大打折扣。

官吏们的丑行,连王道士都看不下去了,他趁机又暗藏了一部分经卷文书,1911年,又卖给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一直到1931年病死,他对自己盗卖敦煌文物的行径并不感到后悔。

1914年,当斯坦因二度前来时,对王道士所给予的更为热情的接待和更为慷慨的赠予感到有些吃惊。王道士却十分平静地跟他袒露心迹,斯坦因在自己的著作《西域考古记》中这样记载:“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所有藏书毫不保留地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在王圆箓看来,外国人是真心保护研究这些宝贝,中国官吏只是想据为己有,藏在家中,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目睹官吏们的疯狂劫掠和破坏,他十分后悔没有让斯坦因全部带走,完整地保存在博物馆中,供不分国籍的所有有识者观赏与研究。究竟是谁保护了敦煌宝藏,又是谁损害了敦煌宝藏,这个道士竟然十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至死不悟,实在可悲。

敦煌的灾难,决非一个小小的道士所能预知和控制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释放出来的贪欲不可遏止,丝绸古道上魑魅魍魉纷纷现身,莫高窟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洗劫。

1914年至1915年,俄国人鄂登堡盗走3000件写经、500多幅壁画和150多方丝织艺术精品;1922年,十月革命后流窜来华的白俄残部550多人,竟被敦煌当局拘押在莫高窟中,他们将潦倒绝望、几近疯狂的心情发泄到壁画与雕塑上,生火做饭,乱涂乱画,肆意破坏,给莫高窟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痕印,至今依然历历在目;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竟用化学胶布粘走壁画26幅,尝到甜头后,1925年再来敦煌准备剥画,被当地百姓发现,未能得逞;1935年,英国人巴慎思盗窃壁画被民众抓获驱逐,民国政府从此加强了保护,外国人盗掠敦煌文物的历史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