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

中国腐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共8篇）

篇1：中国腐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

在当下中国，腐败问题已经为政权敲响了警钟，于是反腐败就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采取“先治标后治本”的反腐策略，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反腐决心和查办力度。然而，反腐败的成效不在于查办了多少贪官，而在于社会中还有多少贪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腐败犯罪的原因，特别是社会原因，以便对症下药，提高中国预防腐败的能力。

一、中国腐败犯罪的现状

在过去十年，中国查处的贪官数量堪称“世界之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国每年查处的贪官约四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二千多人，司局级干部二百多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五六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反贪污贿赂工作时介绍，从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涉及1987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3368人，司局级干部1029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2人，包括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原重庆市委书记***。2014年，中国“打老虎”的成绩引人注目，共查办省部级以上高官33人，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原常委***。

然而，查办贪官的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腐败犯罪的状况，因为腐败犯罪还存在“黑数”，即已经发生但未被发现或未被追究的犯罪数。在中国，腐败犯罪的查处面临“三难”，即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首先，腐败犯罪的方法、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有相当数量的腐败犯罪没有被发现的现象不足为奇。其次，腐败案件的查证主要依赖人证，物证较少，而且犯罪人多具有较高的智商和反侦查能力，所以查证也很难。再者，腐败官员多具有广泛的“人脉”或关系网，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或保护伞，因此许多已经获得充分证据的案件也很难对犯罪人进行实质性的处罚。

根据腐败犯罪的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在已经实施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被发现；在已经检举揭发或偶然事件而被发现的腐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查证；在已经获得相关证据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处罚。如果这三个推断比较靠谱，那么三个50%相乘的结果就是：受到处罚的贪官大概只占实在贪官的12.5%。换言之，腐败犯罪的黑数可能高达87.5%。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腐败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已经从个体性腐败发展为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所谓个体性腐败，即主要因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低劣导致的偶发性腐败。所谓制度性腐败，即主要因为制度缺陷导致的多发性腐败。所谓社会性腐败，即主要由于文化习俗和行为环境等社会因素造成的普遍性腐败。它与制度性腐败往往有常态联系，但它已不仅存在于政府官员的群体，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譬如工商企业、社会团体、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当代中国造成腐败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体原因，也有制度原因，还有社会原因。下面，我主要分析社会中产生腐败的原因。

二、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腐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因此社会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都会影响到腐败的产生和蔓延。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人轻规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流行“办事找关系”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一些有关系的家庭把子女通过“后门”送去参军或返回城市。后来，那些没有关系的家庭也开始找关系让下乡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较好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不断蔓延，以至于人们几乎在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依靠关系或者去寻找关系。上学要找关系，看病也要找关系；去商店购物要有关系，去饭馆吃饭也要有关系；找工作要靠关系，做生意也要靠关系；开车违章了要去交管部门疏通关系，遇到纠纷了要到法院去建立关系。在官场上，关系更是至关重要的，成事靠人脉，晋升靠关系，于是，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就成为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怪现状。

在重视关系的社会中，规则往往是被人轻视的，因为在关系面前，规则的作用可有可无——需要时即有，不需要时即无。特别是在规则不明确或不公开的情况下，有关系和没关系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即使是完全正当的需求，没关系的人也会饱受刁难。即使是不太正当的请求，有关系的人也会一路畅通。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关系，建立关系。而且这关系的用途也不断升级，从抢购鸡鸭鱼肉等紧俏商品到争拿黄金地块等开发项目，从中获益的金额也从几十元攀升至数亿元。与之相比，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弱化。那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被视为有魄力，那些善于规避规则的人被视为有能力。当规则在关系面前大举溃败之时，腐败就必然在社会中暗流涌动。

（二）送礼成风

请客送礼与“找关系”和“走后门”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本来就有逢年过节给亲友送礼和请亲友聚餐的习俗，后来这请客送礼的对象就演化为有权有势或有用之人。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经济公有制和生产力低下，许多社会资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于是那些能够掌握或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就成为有用之人。且不说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一些职业也成为许多人希望结交的对象。当时的社会中就流传着关于好职业的说法：第一是听诊器（医生），第二是方向盘（司机），第三是商店的售货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这三种人的关照，于是在逢年过节时就要送礼上门。那时候，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礼品就是烟酒糖果糕点。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昂贵，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排场，越来越多彩。于是，一些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以至于在一些重要节日前出现送礼排队和宴请连场的状况。其实，请客送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开端。

（三）公私不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决策者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从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试图在短期内全面颠覆私有财产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大公无私”等道德号召流行一时。然而，这样的理想和号召是超越现实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会在人们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每人都有一份。因此，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偷拿公家的东西就不算盗窃。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相当普遍。事实上，许多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允许员工享用共有财物，大到汽车房屋，小到纸笔信封。在这种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下，人们在违反规定占用或消费公共资产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在盗用公共财物的时候也没有犯罪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公家的财物越来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为也越来越上档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公车私用和公产私占也屡见不鲜。一时间，有人在请亲友吃饭之后就把能够“报销”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人在为小集体利益而侵吞国家资产之时还欢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来在公私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就在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中滑入腐败的深渊。

（四）喜爱特权

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已经把特权观念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上。“人民论坛”2012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50%的调查对象明知特权不合理，但是并不拒绝使用特权。也许，中国人都不愿意别人享有特权，但是却希望自己享有特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因国家领导人出行而交通管制的情况，也经常看到一些特权车违章行驶的情况。此时，许多市民都会表示厌恶甚至愤慨，但是内心却希望自己也能享受类似的待遇。于是，有些人就想方设法地追寻这种特权，譬如冒用军警车牌、非法安装警灯警报器和警用喇叭、违规办理各种通行证等。一些无法获得这些特殊用品的人还会自我享受特权车的待遇，譬如占用紧急行车道、闯红灯等。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官员特权的多少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官员特权多的地方往往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而官员平民化的国度则腐败问题较为轻微。其实，腐败既是特权追求的产物，也是追求特权的产物。且不说那些贪官污吏都要享受特权，就是一般人送礼行贿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特权，或者说“特殊的优待”。由此可见，喜爱特权的社会习俗也是生成腐败的一个原因。

三、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过去三十年，中国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是私有观念的复苏和道德信仰的崩溃。社会没有建成稳态的法治行为环境，人们也没有养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再加上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健全，于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在各种诱惑下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腐败犯罪就处于多发状态。具体说，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仰缺失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理想，以便吸引那些激情燃烧热血的青年为之奋斗乃至献身。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崇高的理想就逐渐在权力的侵淫和现实的反衬下变成虚幻的口号。无可否认,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信仰缺失。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黯然失色，而复苏或外来的宗教信仰也难成大道。虽然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许多自称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但其中纯洁的信仰者恐怕为数不多。一些佛教圣地的过度商业化就是例证。于是有人感叹，就连寺庙里的和尚都“一切向钱看”了，中国人的信仰何在！如果平民百姓只信仰金钱，社会中就会有很多的坑蒙拐骗。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只信仰金钱，国家中就会有很多的贪污受贿。因此就腐败犯罪而言，各路官员的信仰缺失确为原因之一。

（二）道德下滑

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道德的功能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倡导文明的行为模式。中国曾经享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但现在却呈现“礼崩乐坏”的态势。在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诚然，过去流行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说法确实有些虚高，但是曾被国人所不齿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主张却已经堂而皇之地被人宣扬，甚至出现“笑贫不笑娼”的大众心态，就都表明了道德观念的低落。另外，文艺作品的“低俗化”和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也反映了社会道德的迷失。诚然，中国还有助人为乐的好人，也有真心为民的官员，但属于凤毛麟角。在整体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中，官员群体的自我约束能力就会下降，出现那些“窝贪”和“串贪”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私欲膨胀

人具有自利的本能，因此人人都有私欲。但是，人的私欲在社会中应该受到约束，否则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但是也促进了国人私欲的膨胀。一方面，商品市场的发达给人们的消费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也就使人的“食色本欲”得到丰富和扩张。另一方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国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但是也急剧地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也刺激了人们的私欲。于是，一些人在私欲的驱动下，就去寻找不当乃至非法的致富路径，包括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去“寻租”。从这个意义上讲，贪官就是膨胀的私欲所催生出来的怪胎。

（四）行为失范

在社会转型期间，主客观的因素导致许多人的社会行为失范。就贪官而言，这种行为失范多始于性行为的纵乱。古人讲,万恶淫为首。此话并非儿戏，实乃经验之谈。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急剧地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一些官员也随波逐流地放松了自身的行为约束，从“讲黄段子”到“包养情妇”再到“开房嫖娼”，于是就出现了重庆区委书记的“做爱视频”和上海法官的“集体嫖娼”等轰动一时的丑闻。性行为规范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一个突破了性道德底线的人，往往也就很容易突破其他方面的道德底线，于是，性罪又衍生出他罪，包括腐败犯罪。用老百姓的话说，当官的连那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啊！当下中国许多贪官的腐化堕落都是从性行为失范开始的，多数腐败案件中都包含有“权色交易”的内容。当然，性行为失范的官员不限于男性。男性贪官拥权贪色,女性贪官则一边以色谋权一边又以权谋色，譬如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因此，社会行为失范也是腐败犯罪的原因之一。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已初见成效，反腐策略也逐步转移。战略重心从查处贪官转向预防腐败；治标之术从杀一儆百转向有贪必肃；治本之道从思想教育转向法律规制。如果说腐败的大官是“老虎”，腐败的小官是“苍蝇”，那么各类民营企事业组织中的行贿受贿者就像是“蟑螂”。中国查办腐败犯罪的重心应该逐渐从“打老虎”转向“拍苍蝇”再转向“灭蟑螂”。反腐败的进程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治标为主，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打“老虎”，遏止腐败的泛滥势头；一方面要整顿纪律，转变党风政风。第二阶段从治标转向治本，一方面严查的对象要从“老虎”转向“苍蝇”，特别是那些顶风作案继续腐败的贪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包括保障法院和检察院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的制度和集中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以及官员财产公示等预防腐败的制度。第三阶段以治本为主，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民主法治的同时，腐败犯罪的查办从纪检监察机关为主的“法外查办”转向检察机关为主的“法内查办”，而查办的重点也要从“苍蝇”延伸至“蟑螂”，以清除腐败的土壤，巩固廉政之根基。

篇2：中国腐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

摘要：本文列举了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腐败现象，从制度上分析了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了社会主义防止腐败发生的主要手段，主要包括强化公共权力间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与以正确利益导向机制为核心，建立健全权力制约配套制度。

关键字：社会主义；腐败；对策

引言

腐败问题是世界上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处于现阶段中国政府和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它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还具有世界性，腐败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无法幸免于难。就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社会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腐败问题直接影响了政府在人民大众心中的形象，从而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一现象的出现给我国造成了无法预算的损失。

一、现阶段我国腐败问题的主要表现

美国政治学家约瑟福S•内伊给腐败下的定义中说的明白:“腐败是一种因私利(个人的、家庭的和私人集团的)而谋取钱财和地位，并在权力运用中处于私利而违反规则的偏离公共角色正式责任的行为。”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的发生发展依然处于一个高发期。腐败现象随着公共管理职权的扩散而蔓延。腐败不仅表现在公职人员身上，也表现在向公职人员行贿的普通公民身上；不仅表现在国内交往中，也表现在国际交往中；不仅表现在国家机关和公共领域，也表现在公司企业学校和私营机构中。这些不同表现形式的腐败现象往往相互关联、相互依存。

其中最明显的腐败体现在国家干部、公务员收受贿赂与干部间拉帮结派。收受贿赂是十分常见的腐败行为，如节假日慰问、子女结婚、感谢对工作的“支持”等贿赂方式，除了上面钱财方面的还有送贵重物品、送车、送房，还有帮助子女出国等方式进行贿赂。拉帮结派主要表现在干部队伍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有些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以自己的利益目标为中心，选拨干部时，不顾程序和原则选用对自己发展有用的人，明明不是干工作的料也委以重任，拉帮结派，任人唯亲。

结合综上的表现说明腐败问题已经是很严重的社会现象，对其以上的种种现象，总结出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的原因。

二、现阶段我国腐败问题的原因剖析

现阶段我国腐败已不是体制的僵化，而是伴随着体制产生出种种的不确定性。我国现阶段不仅存在着腐败问题，而且公务员的腐败更为严重，主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造成腐败问题出现的主要根源。

（一）权力监督的缺乏是现阶段我国公务员腐败的制度原因

腐败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对公共权力的利用，是以公共权力的运用超出社会制度，法律或道德规范允许为前提，为个人或小集体谋私利。首先，我国许多监督机制的职权和手段还不够强大，因而作用受到某些制约；其次，加之权大于法，言大于法和关系网的存在，这些机构有时受到不正常的干预；最后，新闻舆论监督由于缺乏法律保障等原因，许多腐败现象还

难以公开披露，群众监督的渠道还不畅通，由于领导和群众的监督观念、素质等方面的原因，“两公开一监督”等有效的制度还难以全面推行。

（二）新旧体制的转换是现阶段我国公务员腐败的经济原因

我国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曝露出了一些问题和薄弱的环节，这样腐败现象的滋长有了可乘之机，不可避免的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种种碰撞和摩擦，因而客观上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条件。在新旧体制同时运转的情况下，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就为一些单位和个人带来了很大的超额利润，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价格双轨制。

三、现阶段我国防治腐败的途径

我们应该把腐败放在一个全社会、全世界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考察，采取多方面的策略手段去治理公务员腐败问题，争取建立一个具有广泛意义惩治腐败的社会机制。

（一）强化公共权力间的监督与制约机制

首先应加强权力制约制度，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总结古今政治实践的教训时所作的论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前我国在防治公务员腐败问题上首先要通过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实现权力的制衡；其次，要对公务员及各级组织的执政行为进行监督，能够有效的发挥自上而下的监督作用，逐步实现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转轨；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民主党派的监督内容、方法和程序，丰富政党监督内涵，拓宽政党监督渠道。

笔者认为权力监督的重点在于建构人民群众积极有序参与反腐败的新机制和体制，其根本是群众参与，以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权力制约权力运行机制为手段，使人民群众有权充分行使监督权。

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切入点，构建权力制约权力运行机制，实现人民群众真正的监督权和制约权。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乃至生态环境方面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讲，腐败的根源是主观、客观和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从主观上讲，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者人性的缺陷、个体的需要和职业道德的沦丧，这是腐败的根本原因；从客观上讲，权力客体(人或物)的非规范行为或诱惑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客观原因；从环境上讲，社会结构的异化、民族文化传统的陋习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腐败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根本上是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去制约权力。”我国目前发生的腐败行为，从历史根源看，在于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下权力失衡、权力失监；从现实根源看，在于转轨过程中双轨并存带来的权力失范、权力失控。权力的滥用和掌权者的腐败，多数都是在群众中进行，人民群众直接、间接会察觉或知道其线索。近几年我国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掌握的绝大多数大案要案，都是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的，所以，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完善监督与制约机制，防止权力腐败决不可少的一环。人民群众的监督制约所具有的广泛性、敏锐性、自觉性等特点决定了这种监督制约能够有效地避免国家权力被滥用。如何行使权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创设了有我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50多年来，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使人民群众回归国家的真主人。

（二）、以正确利益导向机制为核心，建立健全权力制约配套制度

以建立合理薪酬机制为前提，着力推进信息公开制度和权力者财产申报制度，构建与权力制约运行机制相配套的制度。

（a）合理薪酬机制

人是一种理性动物，这种理性以利益为导向。当腐败风险小、所得利益大的时候，腐败就会有很大的诱惑力，腐败的机会就大；反之，若腐败风险大，腐败所得利益丧失的可能性也大，且还会导致腐败者原有利益的损失时，权衡利弊，则腐败可能性就小。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薪酬制度，是正视人作为经济人的必然要求。历史上“高薪养廉”制度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凡是将“高薪养廉”与其它反腐败措施结合得好的，则都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当“高薪养廉”制度失去其它制度的配合，或者由于其它制度的原因导致“高薪养廉”制度名存实亡的时候，则它不但不能起反腐败的作用，甚至会适得其反。“高薪养廉”制度在某些社会发展阶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正是在于它符合了人性的需求，解决了人的基本需求，如果说高薪养廉制度有其合理性，那还在于它符合了人的正常心理，对权力者来说，利用了人对较高的既得利益不愿轻易失去的心态，在守法和枉法所带来的利害得失面前，有所顾忌，有所权衡。优厚的薪酬制度、健全的退休保障制度，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激励权力者奉公守法、廉洁自律的作用。但是，这仅仅是促进权力者廉洁从政的一个方面，要使一个国家廉政建设取得实质性效果，还需要一整套严密的监督、约束、教育、奖惩等机制予以配合。

（b）完善信息公开机制

信息公开，是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权力行使不公开和透明，即便人民群众想监督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实现有效的监督；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政府“自我革命”式的制度，“自我推动”的变革在动力上存在极限：当制度变革涉及到对改革者原有利益的伤害时，推动力将递减，从而导致动力衰竭和疲惫，进而导致其实施过程中“打折”甚至最终形同虚设。从现实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信息往往意味着利益、资源和行动能力，因此个体和组织都可能基于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或公民精神而采取行动，要求政府开放相应信息，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践的社会推动力完全有其现实性。在推进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时，只有可持续的人民群众参与和行动，才能使信息公开获得永续的推动力。使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良性互动，共同推进反腐败建设。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的:“腐败的程度和社会经济的迅速现代化有关。”鉴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高薪养廉”也许不现实，但做到“以薪养廉”并不困难，公务员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者，他们承担着管理国家的重任，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国家应该依照按劳取酬的原则，对公务员给予适当的薪金，保证他们能依靠合法收入来验货家小，并过上较体面的生活；在政府机构高效运转、人员精简的前提下，实施以薪养廉制度，这对保持公务员的清正廉洁具有显著的作用。

四、结论

腐败问题是关系国家政权安危的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做好防治腐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等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应努力建立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参考文献：

篇3：中国腐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

一、司法腐败的严重危害性

当前, 我国的司法腐败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必须充分认识其社会危害性。首先司法腐败会削弱司法公信力, 破坏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司法腐败将使公民对司法的信任动摇, 使法律的威信大打折扣。其次, 司法腐败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司法人员在承办案件中, 只能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司法腐败行为导致有法不依, 使案件处理不公, 造成冤假错案, 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后, 司法腐败影响着司法效率的提高和司法独立的进程。“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司法机关通过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的方式提高司法效率, 实现司法公正。

二、某区检察院查办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分析

(一) 法院为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高发、易发单位

某检察院自侦部门查办的三起司法人员的职务犯罪全部为各级法院法官的受贿犯罪。因法院具有案件裁判的最终决定权, 裁判结果直接关系当事人的重大利益, 所以容易成为被腐蚀的对象。特别是各审判庭、执行局等直接关系案件的职能部门, 更是律师、当事人行贿腐蚀的重点对象。这三起法官受贿案件, 从层级分析, 既有基层法院的法官, 也有中级法院的法官。从岗位分析, 既有审判案件的法官, 也有执行案件的法官。

(二) 个别法官与律师的“权钱交易”特点突出

三起法官受贿案件全部是律师在案件审判、执行中案件中和法官认识、熟悉, 进而通过法官的裁判、执行职权, 向法官行贿, 进行“权钱交易”, 谋取利益。因律师办理案件需要和公、检、法机关长期联系接触, 但是因法官对案件的最终裁判权直接影响律师代理案件的重大利益, 使得律师极易“攀附”法官, 使自己代理的案件能够实现高胜诉率, 赢得口碑和声誉。同时由于律师行业竞争激烈, 他们都希望和法官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 得到大量的案源, 使自己代理的案件在审判、执行过程中得到法官的“关照”。

(三) 职务犯罪行为潜伏时间长, 作案次数多

三起法官受贿案件都是多次作案, 作案时间跨度大都在10年以上, 有的甚至达到17年, 每次受贿的数额不是特别大, 有的一次只有一、两千元。但由于法官的工作经常需要和大量的律师、当事人接触, 律师、当事人又会将他们的社会关系介绍给法官认识, 使得法官的社会交往面不断拓展, 导致因“权钱交易”使他们收受贿赂的次数较多, 而且因涉及行贿的人员较广, 社会的影响十分恶劣。

(四) 犯罪手段多样, 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这三起法官受贿案件作案手段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他们利用自己办理当事人案件的职权, 或通过利用组织会议的名义, 收取辖区企业钱款, 或者通过向当事人或律师报销票据的方式收受贿赂, 或者通过办喜宴邀请当事人参加收受大额礼金, 这些受贿手段, 表面上看是当事人、律师心甘情愿, 但事实上是由于他们有求于法官, 迫于无奈。有的法官更是向当事人或律师直接索贿, 性质更加恶劣。有的法官则通过自己的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承办法官为案件的请托人牟取利益。

三、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 社会不正之风已渗透到司法领域

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不正之风呈蔓延发展趋势也渗透到司法机关。少数司法人员受到一些社会上的影响, 内心浮躁。各种说情送礼风屡禁不止, 一些律师、当事人打官司、办事情, 习惯于拉关系、走后门, 搞权钱交易, 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向司法人员送礼行贿, 使司法人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特别是律师行业, 随着案源争夺的激烈程度不断增加, 很多律师不是通过提高业务素质来增加代理案件的胜诉率, 而是寻求通过行贿法官, 让法官介绍案源, 用“权钱交易”的方式来保证自己案件的胜诉, 甚至鼓动当事人行贿法官, 这也造成“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司法腐败的发生。

(二) 司法权缺乏有效、全面的监督机制

由于我国在惩治和预防司法腐败的立法方面还不完善, 对司法部门的监督还显得较为薄弱。各级人大及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常常只是过问一个案件的审理情况, 而不能发现掌握司法腐败的实质问题。人民群众由于对司法程序、实体的不了解很难做到有效监督, 有的群众即使敢于监督, 但由于害怕打击报复, 对司法腐败现象采取一种克制、忍耐的态度。

(三) 司法机关廉洁办案的意识和内部监管有待加强

一些司法机关存在不同程度的重业务素质、轻政治素质, 重办案、轻政治学习的现象, 一些司法人员的人生观发生扭曲和错位, 将权力商品化、市场化。由于司法人员具有特定的身份, 他们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往往是在“执法”的名义下进行的, 犯罪行为具有较大的隐蔽性, 使得司法机关内部监督查处工作阻力、压力比较多, 使一些案件难以查处。

四、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一) 强化司法人员廉洁思想教育, 提高自律意识, 建立长效机制推进廉政建设

司法人员的廉洁思想教育是拒腐防变的基础和前提, 思想教育工作关键在效果, 要在增强可信性和说服力上下功夫, 一定要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勇气, 创新思想教育理论和方式方法, 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要把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要转化为各项制度, 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局面并将这些制度有机结合起来, 配套执行, 使廉政建设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预防和遏制不正之风的运行机制, 使人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 切实维护廉政建设的成果。

(二) 强化自我监督效果, 完善司法人员举报投诉等监督制度

在建立廉政建设长效机制的同时, 首先要加强对司法机关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权力行使的监督, 抓好对案件办理的重点环节的监控。强化对司法人员执行权的监督, 认真开展案件质量评查, 发现违纪行为的要严肃处理, 确保在案件处理上杜绝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 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其次, 司法机关要全面掌握司法人员的廉政情况, 通过完善岗位目标考核办法建立廉政档案, 将司法人员执法办案回避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违法违纪等情况全部记入廉政档案, 作为综合考核和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最后, 为了方便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 应设立意见箱和违法违纪举报投诉电话。对群众的来信来访和举报一经查实, 就要进行严肃处理。对来信来访的举报对象较为集中的, 要实行诫免谈话, 并将情况计入档案, 作为评先评优、晋职晋级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 强化外部监督工作, 注重惩、防并举, 完善立法反腐构建法律防线

篇4：试论腐败犯罪的形式

关键词：腐败；腐败犯罪

有人说腐败是社会肌体的毒瘤，有人说，腐败是公共权力机制的瘟疫，还有人说腐败是国际社会的公害。现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纷纷从各个侧面探究腐败内涵，研析腐败的根源，寻求预防和惩治腐败的良方妙药。那么，在一个法律者眼里，腐败犯罪是什么呢？腐败犯罪有哪些形式呢？作为一个法学人，下面，我将进一步分析腐败犯罪及其形式。

一、腐败犯罪的定义

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笔者认为，腐败主要可以概括为：一是就的主体而言，目前大都主张界定为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二是就腐败犯罪的主观方面来讲，腐败犯罪的主观目的都是故意；三是腐败行为的客观方面，大都认为是运用“公共权力”来谋求私利，即以共谋私；四是就腐败行为的客体是侵犯社会主义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它不仅损害了国家公共职务的廉洁性, 而且也侵害了国家公共管理职能和秩序, 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综上，笔者认为，腐败犯罪指国家或者社会公共组织的人员利用公共权力的条件和影响实施的犯罪行为。

二、腐败犯罪的形式

腐败犯罪的危害性可以从腐败蔓延的领域来衡量,它已渗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权力腐败、政治腐败已极大地侵蚀着党和政府的政治肌体。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人曾经预言，20世纪前20年将是腐败犯罪的高发阶段。它包括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权力对公共财产的掠夺与盗窃；任人惟亲，官官相护；敲诈勒索，强拿强要，强买强卖，欺压百姓等等”。针对该学者的总结，结合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式和我国司法执法实践工作，我认为，腐败犯罪有多种形式。在此，我集中论述一下我国当前的腐败犯罪形式。

（一）黑社会腐败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轨时期，有组织犯罪特别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已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重庆“黎强”案就是其中一例，与腐败相结合之后，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加速了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对社会的危害。有组织犯罪对腐败的利用。首先，利用腐败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建立自我保护的基石。有组织犯罪作为一股和合法社会相抗衡的力量，通过贿赂拉拢官员，以此对有组织犯罪集团进行非法保护。“公共关系”这个词在我国近年来频频使用，只是其内涵已大大不同，成了请吃请喝、送礼行贿等非正式社会关系活动的代名词。从单个企业来说，运用这种非正式关系获得资源，交易成本较小。同时，黑社会犯罪分子利用接受贿赂的官员的贪欲和惧怕心理，更肆无忌惮地实施犯罪。

（二）基本建设腐败

基本建设中的腐败是最猖狂的腐败现象。“豆腐渣工程”是一直不冷的话题，基建中腐败的主要手段是:单位或企业用公款收买个别或几位权力人物,从而逃避市场竞争,获得市场机会或某种经营特权。据统计,我国近几年查处的数十万件贿赂案件中,涉及建筑业的竟占了63%。这个坍塌，那个泄露，这些“豆腐渣工程”导致的恶性事故之所以接连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程承包单位用公款贿赂工程管理的个别领导及权势人物,与之结成买卖建筑工程的机会。这样,建筑商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营造劣质工程,而有关管理部门则为之掩护或放松监管,结果导致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损失。

（三）色情腐败

色情腐败已成为继经济腐败现象后的又一明显的腐败现象,且发案数量急剧上升。谈到色情腐败，大家似乎不是那么熟悉，在公众的认知中，色情似乎只与治安管理有关系，但是如果笔者换一个词即权色交易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呢！权色交易，众所周知即一方提供性服务，接受性服务的一方利用自己的职权为提供服务的一方提供其想要得便利或者条件。有人认为色情交易是别人的婚外情，与腐败无关，但是成克杰、胡长清这两位判死刑的部级以上高官等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贪官都是栽在好色上。这些官员本身不都是请清白白，不都是先沾染了婚外情开始走向腐败的深渊了吗?

三、腐败犯罪的完善

腐败犯罪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机体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腐败的国家,也没有任何国家不反腐败。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0月31日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完整、最全面而又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公约。2005年12月14日,《公约》开始对我国生效。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尚有不少内容与《公约》的规定不一致,甚至互有矛盾和冲突。为此,尽快完善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创新我国反腐败工作机制,使之与《公约》相衔接,已成为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如何应对国际反腐败的这一挑战，以真正做到既与国际接轨，又基于我国国情，制定我们自己的反腐败法律，是很值得我们今后加强研究的。腐败是社会的毒瘤、顽症,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必须牢记胡锦涛总书记的指示:“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始终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反对腐败”。

参考文献：

[1]贾济东.渎职罪构成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2]甄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国内法协调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林喆.腐敗犯罪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陈卫东.腐败控制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篇5：中国腐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

浅谈我国高层官员腐败犯罪的原因及预防对策 摘要：

近些年来，我国高层腐败犯罪的现象屡见不鲜。据新闻报道，内地今年前五月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3870件，而其中有多少是高层腐败犯罪案件呢？我们无从知晓。所谓“高层”，就是相当于单位或者企业的“一把手”或者是重要领导人，他们的腐败犯罪问题，恐怕要比一般的基层干部更为突出。近期原重庆市常委书记、著名全国人大代表***于2012年11月4日十七届七中全会确认中央政治局开除其党籍的处分。究竟***犯了何等罪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次事件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当下的中国，高层腐败犯罪现象十分严重。本文针对这一现象，阐述了高层犯罪的概念，并具体分析了高层腐败犯罪的原因，从社会及个人心理等多个角度去分析，并针对犯罪原因给出一些相应的预防对策，最后归纳总结。

关键词：高层 腐败犯罪 原因 预防对策

目录

引言.................................................................................................................................2

一、腐败犯罪的简单介绍.................................................................................................2

（一）概念...............................................................................................................2

（二）现状...............................................................................................................3

二、高层腐败犯罪的原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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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观原因.............................................................................................................3

1、思想道德防线溃败........................................................................................3

2、高层滥用职权...............................................................................................3(二)客观原因.............................................................................................................3

1、不良的社会风气............................................................................................3

2、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4

3、相关法律建设不够完善.................................................................................4

三、预防高层犯罪的对策.................................................................................................4

（一）加强官员思想道德建设...................................................................................4

（三）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5

（四）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5

（五）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5

四、结论..........................................................................................................................5 参考文献..........................................................................................................................5

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小到企业，达到国家，都在不断宣传反腐倡廉的重要性，不断加大对贪污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显著效果。然而，当前的腐败现象仍然呈现蔓延的发展趋势，不断被媒体披露出来的贪污腐败犯罪大案要案，每每都会对整个社会形成极大的震动。只有廉政才能兴邦，而腐败就会丧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条普遍性规律。且不谈普通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之严重性，本文只是针对高层领导者的贪污现象做一定的分析。只有领导本身以身作则，下面的官员才能更好的控制自己的私欲，企业与国家才能更好的繁荣昌盛。

一、腐败犯罪的简单介绍

（一）概念

什么叫腐败？一般说来，腐败含有三层意思：腐烂，行为堕落，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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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黑暗。我们通常讲的腐败是指组织内部人员为满足私欲谋取私利或局部利益而实施的严重违背法律、侵犯他人利益的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良行为，它的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贪赃枉法、中饱私囊、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

（二）现状

近些年来，腐败现象的不断滋生和蔓延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广大人民群众对此也深恶痛绝，渴望党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革除腐败。2012年4月，山东省日照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华森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总额达1.6亿元，获罪无期；同年5月，中华全国供销总社财务部预算处原处长刘林祥因挪用公款3.96亿元，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到6月，昆明市土地开发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陆锦昌因挪用公款2亿元、受贿4750万元，被判无期。以审判时间为参照，2000年以前此类案件仅六起，这一数字与2001年至2005年间相同。2006年至2010年井喷出现，平均每年就发生六起，2011年上半年刚过，已有五起案例。

但是，国家也在做出不懈的努力，2005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共中央有关部委制定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616件，各省、区、市也制定反腐倡廉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文件规定1538件，形成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2012年1月，十七届中央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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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所谓“同仁”。再如很多有权的人在一起，利用公款大肆吃喝，旅游，用人方面的“裙带风”，执法部门的“捉放曹”等腐败现象，搞关系，利用节日行贿、联络感情等，不良的社会风气，促使有些人心理萌生了贪污的犯罪动机。

2、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洛翰·艾克顿说：“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绝对的腐败。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的我国职务犯罪的外部因素。”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但是监督机制并不畅通，尤其是对高层官员的监督，根本无法从实处执行，由于一些体制的影响，高层官员的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没有人敢向其提出不同的意见，因此监督效能不高，甚至形同虚设。同时舆论监督也乏力，表现在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有效制约，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者的无所顾忌。现实中，对一些贪官的看法，群众意见归意见，提拔的还是照样提拔，助长了贪污受贿犯罪行为。

3、相关法律建设不够完善

贪污腐败犯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各种新型的手段日益增多，并渗透到金融、工商、财税等职能部门以及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等等。凡是在权力缺乏有效控制的地方，就易于产生贪污腐败犯罪，法律制度的不完备滋长了贪污腐化现象。相关的对于腐败现象的惩治法律也在不断的调节与变化当中，导致不少官员就会搞“擦边球”。虽然国家已经颁布了不少法律条文，但是依然缺乏一个更具有权威的和能够起实际作用的相关法律体系。

三、预防高层犯罪的对策

（一）加强官员思想道德建设

加强对高层官员的政治理论教育、道德教育以及法制教育。任人唯贤和反对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其从政治的高度审视和约束自已的行为，杜绝腐败犯罪的发生。要让官员明白职权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谋取个人私利的。树立为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以身作则，真正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办实事。同时，加强其法制意识，要学习法律、理解法律、运用法律、信仰法律。使他们在行使权力时，能依法办事，杜绝“以权代法”。这样，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减少高层官员腐败犯罪发生。

（二）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

权力，在封建专制时代，指的是皇权，是至高无上的。而今天，权力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国家的权力不论大小，都是人民的政权。不管高官们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不能把国家的公共权力异化为自己的私有权力。权力的滥用，必生腐败。因此，对于掌权人，应该严格履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管好权，用好权，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办几件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公共事业，都应该牢牢记住：公共权力是绝对不能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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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净化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不良风气，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贪污腐败犯罪没有产生的“土壤”，社会不良风气的消除，需要各种防治措施的有机结合，国家、政府、人民的共同努力，齐心协力，我相信，现在的“行贿之风”、“公款吃喝之风”等不正之风，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烟消云散，一拂而去，不复存在。

（四）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

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这是由权力的本身属性和特点所决定的。首先，监督应从政府内部抓起。因为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政权机关的掌权人应当自觉地接受监督，要克服封建时代的家长制作风，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重大事项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坚持正确的，克服错误的，才能掌好权用好权。另一方面，下属人员要敢对高官人员提出批评建议，坚决抵制其违法违纪的错误做法。

（五）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备，以至许多贪污腐败犯罪人采用各种方法逃避法律的制裁。比如利用国际上的“死刑犯不予引渡”的惯例，逃往国外。因此，完善刑事立法十分必要。在立法工作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做到立法的超前性，从现实情况出发，预见到未来的发展，将其在法律之中反映出来。要不断修改补充，完善现行法律，制定实施细则。

四、结论

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不能任由蠹虫繁衍蛀蚀，否则就会趋于枯萎；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不能任由腐败滋生蔓延，否则终会走向衰亡。伟大事业需要伟大力量来推动，伟大力量需要清廉之风来凝聚。其实，当我们审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社会时，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的高官腐败现象一直都存在，这与中国传统的“人治”化政治体系是分不开的。但是，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当中，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高官腐败犯罪现象无法禁止，但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少。

参考文献

篇6：中国腐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

学号：103711120姓名：赖瑞林班级：机电院C9班 随着近来大量的学术论文造假事件的暴光，一个鲜为人知的腐败问题赤裸裸的暴露了出来—学术腐败。在此我也想谈谈我个人对学术腐败的一些浅见。

腐败问题可以说是人们耳熟目染的问题。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大问题，所以在中国现实社会很难找到一块净土了。可是要说起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相信很多人都没怎么听过。因为学术这个东西跟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或许衔接的比较隐含，不是那么的直接。在我读研究生之前我也一直单纯的认为学术界应该比较纯洁，一是可能跟官场的政治和商界的经济有所不同；二是搞学术研究的学者起码素质是比较高的。但当我开始接触学术界这个圈子里的人和事，我慢慢发现圈里圈外都是如此啊。

但是往往是我们越不熟知的东西越可怕。学术腐败是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学术腐败不仅危害学术界本身，它还危害整个中国社会，并且腐蚀中国的下一代。这么说当然是有理由的，首先，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侵蚀的主要是一个国家的物质基础，腐败分子侵吞的是社会的物质资源。而学术腐败则不同：它不仅侵吞物质财富，它还腐蚀一个国家的智识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不仅如此。“学术腐败是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势力的宣传部、后勤部、培训部，他们为社会上的腐败势力造舆论声势，给他们提供精神给养，为他们培养后续人材。”腐败的中国学术界正在通过教育这一最有力的方式，名正言顺地腐蚀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治理好，但只要学术腐败继续存在，其他社会腐败现象就会象扑不灭的野火一样，有随时随地爆发、复燃的可能。学术腐败不除，中国，中华民族的崛起就永远也难实现！

接下来不得不谈谈学术腐败的原因了。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杨弘远认为有四条原因：学风与学术道德教育贫乏、学术民主空气淡薄、学术道德法治空缺、政策导向有偏误。这些根源是什么呢？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追求名利的风气比较盛行很有关系。”有人把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归咎为政府投入过低。还有人则把抄袭剽窃的部分原因归咎于“学术交流不畅通”。更有甚者把学术腐败归罪于“体制”及缺少舆论监督。

但是中国目前的“学术学风”、“科技体制”和“政策导向”等等这些是谁主导的或者制定的，恰恰就是当前这些学术界领袖们自己。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反倒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给外界，正说明中国学者的集体和个人素质是什么水平。学术腐败只是中国学术界问题的表象，学术腐败的根源是中国学术界学术水平低下。当然我不排除有专家有学者的学术水平相当可以，但就整个中国学术界而言，水平实在不容乐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近几年来名单剧增比大学扩招趋势有过而无不及。关于中国学术界水平低下的实例枚不胜举也就不举了，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还有学术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是

人而不是钱。设想一下，一个没有创新本领的人，难道能够因为拥有了巨额金钱就突然间获得了创新的能力？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相反，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按照定义，都是那些能够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的人。而且中国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有资料可以显示其资金之庞大绝不亚于欧美发达国家。

而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不言而喻是学者个人素质低下。至于学者个人素质低下的事实就不用多说了，因为这样的实例太多了。现在要说的是什么是素质呢？素质它的实际含义有两层：首先，它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概念，即所谓的“遗传素质”；其次，它是教育学概念，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基本品质结构，包括人的思想、知识、身体、心理品质等”。说得明白一点，“素质”就是指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知识结构，文化修养，以及各种不同的能力。目前中国社会流行的“素质”概念，基本上是教育学意义上的。

那么，学者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辞海》上，“学者”的定义有两条：①求学的人，做学问的人；②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学者的个人使命就是追求真理，他的社会使命则包括教育同代人和后代，以及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

最后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学者应具备以下几点：孔子的学识；屈原的胆识；蔡元培的人格；胡适的见识。

科学的基础就是理性思维，而人类进行理性思维的动机就是要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很大一部分就是对自然现象的困惑。很显然，在科学处于萌芽状态的古希腊，对自然现象的探讨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象今天那样的物质财富。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另一个属性：没有功利性，它是人类处于“自由”状态的纯粹的精神活动。

所以，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就是要具有好奇心，这是他追求问题答案的原动力。第二，他要具备进行理性思维的能力，这是他能够达到彼岸的唯一途径。第三，他要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因为物质因素的考虑能够破坏一个人的好奇心，并且使一个人拒绝理性。第四，科学是人类学术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一名科学家也必须具备一名学者所应该具备的人文素质：道德修养，文化知识，独立人格，以及自知，自尊，自律，自省，等等。

事实是，无论是学术腐败也好，还是学术水平低下也好，它们所反映出的实质都是学术界人士的素质问题：没有搞学术的毅力，没有搞学术的能力，没有基本的道德修养，最后任凭自己的私欲恶性膨胀，于是发展成学术腐败。

那么，人们很自然地要问：中国的学术界还有救吗？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这是因为，目前的学术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系统。它既不对政府负责，也不对社会和人民负责。更重要的是，它对自己也不负任何责任。但是学术界的问题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所以说必须要做大的文章。借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摸着石头过河”是没错的，但是小打小闹，隔靴搔痒是没效果的。

必须从带头大哥两院院士下手。院士制度纯属扯淡，比中国的免检产品还荒唐。院士们实际上是集有形和无形权力于一身的，中国目前学术界官气浓厚，霸气嚣张，匪气十足，无不与院士有关。所以说中国学术界要怎么整治，最最关键所在当然是擒贼先擒王，至于其他的就都可以慢慢来解决的也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篇7：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

环球时报 2012-05-30 10:05:09

核心提示：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

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昨天被宣布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一消息再次触动了公众关于腐败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从全国范围看，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的确不断冒出，给人贪腐者“前赴后继”之感。没少抓，但像是抓不完。这究竟怎么回事？

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但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

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但现实是，市场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中国是全球化很深入的国家，发达国家廉洁的高标准已被中国公众见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信息强行压缩在中国舆论场上，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困难。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实行高薪养廉，美国的参选者很多是富人，一般人当了官后积累名望和人脉，卸官后可以通过各种“旋转门”把这些积累全变成现金捞回来。而这些路在中国都是死的。

给官员大规模提薪，中国舆论断不会接受。官员退下来后一转身利用影响和人脉赚大钱，制度就不允许。让富豪们去当官，更让人觉得“变味”。中国官员的法定工资很低，一些地方官员的福利常常通过“潜规则”实现。

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有些“潜规则化”，医生、教师这些涉及公共福利的行业也在流行“潜规则”，很多人的法定收入不高，但有“灰色收入”。

哪里是“潜规则”的边界，这点并不清楚。这也是当前腐败案较多，而且有些是“窝案”的原因之一。民间流行“法不责众”的说法，一旦有哪个官员相信了此说，并且以为“别人和自己一样”时，他就已经十分危险了。

必须对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查处，决不姑息，这可以极大增加腐败的风险和成本，起到必

要的震慑作用。官方必须以减少腐败作为吏治的最大目标。

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腐败的动力。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写这些话，决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反腐败是不重要的、可以拖延的。相反，我们认为反腐败确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它也是整个国家的共同追求。

然而我们认为，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

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即使一时是，也持久不了。反腐败是中国的突破口，但这个国家最终只能“综合前进”。

逻辑混乱的“适度腐败论”：心理疗法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环球时报又一次让我不淡定了！这一次是因为该报创造的一个新话：“适度腐败”！环球时报在题为《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社论中提出了“适度腐败论”，一些网站在转载此文时将其改为《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环球时报在社论中称，中国现阶段无法“根治”腐败，原因是官员工资很低，社会“潜规则”盛行，因此“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于是该报的结论是，“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最后评论还说，“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

看完这篇“雄文”，我感慨作者的良苦用心！作者说了这么一大堆，只是希望我等不要因为贪腐的“前腐后继”而“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以及我们的官员，和别人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允许中国“适度腐败”；然后在“发展”中，等到“其他战场上各种障碍”被肃清时，且又不仅仅通过“制度”来解决腐败问题。这种逻辑混乱、东拉西扯的心理治疗说辞不仅无法平息我等对腐败的不容忍，反而从官方媒体公开了一个中国社会的秘密：贪官抓不完；也出卖了环球时报的立场：为权贵说话，让屁民缴械，这个缴械不仅是行动，包括心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该文是怎样的一个逻辑混乱：

《适度腐败》一文开始先提出一个问题：“从全国范围看，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的确不断冒出，给人贪腐者‘前赴后继’之感。没少抓，但像是抓不完。这究竟怎么回事？”根据常理，下面应该是回答“为什么贪官抓不完”。但是环球时报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市场经济的冲击、官员的工资和出路、社会的“潜规则”等方面为腐败现象开脱，变相承认腐败很普遍，贪官抓不完。环球时报说了，“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抓也抓不完，于是就要“痛苦”。在我看来，该文并没有回答“前腐后继”的问题，以上三个方面的借口基本上属于胡搅蛮缠。

事实上，腐败没有理由，只要有腐败的机会，且机会成本很高，大概没多少人有免疫

力。人是逐利的理性人。但不能因为腐败有天然的基因，便承认其为合理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会带来腐败，这确实是事实。如同当年的“腐败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一样，将物质刺激和利益激励与经济发展关联起来。然而，不能因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安排和设计将存在中的不合理、不公平因素降到最低。如果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我们就要接受“适度腐败”，那便是贬低了我们的自我选择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各国的历史都证明了，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腐败产生，但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如法治等一直在完善。腐败不能根治，但腐败必须被防止，更不可使其合理化，无论大小。腐败不能容忍，源于我们对公权力的期许。腐败简单说就是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公权谋私利，当然，私利也有形形色色的形态。公共权力实现的是包括秩序、规则和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公共利益，是分配资源。执掌公共权力的各级官员是腐败的主体，其他人没有资格腐败。也就是说，官员们实现的是别人的利益。如何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去追逐自己的私利，我们便要一套制度设计。而不是如承认回扣一样，认可腐败的正当性。如果那样的话，腐败被认可为公共服务的“佣金”或者“回扣”，那也就是承认了为公共服务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奔走，“千里做官，只为吃穿”。于是，公权力便成为执掌权力的人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公器私用。于是，整个社会便成为一个追求形形色色个人利益的大场子，政府及其官员也不过是其中的赌徒而已，人类的超越性又去哪里找呢？中世纪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说，如果没有正义，国家和一个贼团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他说的正义是对基督教的信仰。我引用的目的是想说，体现为政府的国家、体现为官员的政府，绝对不应该是逐利的。

同样，如果因为官员工资低和退休后没出路、因为整个社会“潜规则”盛行，就要大家理解“适度腐败”，那不仅是背离了官员的职业伦理，也将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迅速拉低。官员如果想赚钱，可以不用选择这个职业，直接去做商人好了。如果觉得很难做到清廉，那尽早离开好了。不要享受着官员职业的稳定和声誉，还要去贪图富人们的安逸和其他社会阶层生活的随意甚至“胡作非为”，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如果我们理解、接受甚至认同此种现象，那这样的社会会有公平和正义吗？

篇8：我国现行反腐败犯罪刑事政策分析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这一特定时期, 腐败案件持续高发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中央纪委监察部于今年一次会议上介绍: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总共接受信访举报134万多件, 处分14万多人, 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4亿多元。在工作中, 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 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77人, 其中包括一些省部级高官。如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等人涉嫌违纪案件等也均已立案调查。在治理腐败犯罪的发展过程中, 我国刑事司法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套具有特色的侦查、办案体制。但是随着腐败犯罪形式的多样化与重点转变的前提下, 这就要求各部门在推进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同时, 应该着重以特殊时期具有突出特点领域的检控作为工作重点。

犯罪学在国际上有一种被称之为“黑数”理论的研究成果, 就是说在职务犯罪中, 现实中查处案件仅是实际发生案件的六分之一, 也就是说还有六分之五的案件并没有被发现和查处。按照这样的理论进行推断, 那么我国关于腐败犯罪的问题, 应该是一个称得上让人恐慌的数据。近几年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在较大范围内同时出现同一单位多位领导同时下马的现象, 再或者是前后相继任职的领导连续下马的问题。这样的情形往往集中于特殊的机关或者是特殊的职位, 因此应该加大对这些具有突出性特点的案件进行总结, 在之基础上进行有重点, 有目的的检控。

不难看出, 针对我国腐败犯罪的问题, 政府在当前的反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与此同时, 这种现象也仍值得我们深思, 因为当前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反腐败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现行反腐刑事政策现状及问题探讨

纵观我国反腐形势政策的发展, 其在具体与用于惩罚和预防腐败犯罪的适应程度上还是较为准确的。但是在取得一定打击腐败犯罪成绩的同时我们仍不能放松警惕应该以更加严格的要求来正视这一问题。对于当前我国正处于国家转型这一特殊时期, 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利益格局重新分配调整等形式的多重作用之下, 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理论与具体执行必然会与当前新形势之下的反腐败要求产生不相适应的矛盾。怎样处理并解决这些矛盾事关今后反腐败工作的大局利益。

(一) 德治与法治的选择问题

由于我国历来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 因此在很多问题上主张的都是“德治”的理念。也就是在强调人性基础的作用之上建立使人通过道德约束的功能来处理问题。当然, 我们不能否认通过道德自律来规范人的行为。因为道德自律本身亦应当被包括在法治的范畴之内。腐败问题历来被世界各国所重视, 其理所当然的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在打造廉洁性公务中的顽疾之一。但综合各国针对“反腐败”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来看, “以法反腐”无一例外仍是当前最为有效的途径。因此, 在“以法反腐”为根本途径的前提下, 反腐败犯罪刑事政策理论必然为反腐败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所以仅仅以通过道德自律的手段来预期达到防止腐败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在政治宽和的国家, 爱国、知耻、畏惧、责难, 都是约束的力量, 能够防止许多犯罪。对恶劣行为最大的惩罚就是认定为有罪。因此, 对于腐败这种自古以来就被严厉打击的恶劣行为只有通过以法反腐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处于对刑法规范具有的特殊属性的考虑, 其惩罚严厉性与司法权威性的外在表现特点, 使其所具有的对于打击犯罪的威慑作用是其他法律所不能比拟的。因此, 在这种客观前提之下, 笔者认为, 对于我多现在的反腐败形势分析, 我们仍应当坚持以法治为重。在前提定位于法治为中心的反腐败措施情况之下, 可以适当加以德治的成分予以辅助。

(二) 反腐败刑事政策理论的适时性发展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 由此而引发的腐败手段与腐败形式日益增多, 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大大加剧了反腐工作的难度, 对反腐败形势政策理论的俱时性也是一种考验。所以在这种犯罪手段多样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之下, 反腐刑事政策理论也应当随之跟进发展。法律规范不能只是以单纯的文本形式存在于现在是生活当中,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调整必然产生的结果是, 现有法律规范总是滞后于当前形势发展的变化。因此, 只能跟进当前的发展进度适时地对现行的法律规范进行必要完善, 将已经过时的进行废除, 对于不恰当的进行改进, 对于迫切需要通过法律进行调整的应该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不仅是法律具有活性的一种表现, 也是对当前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这样的发展完善不仅仅是当前严峻反腐形势的要求, 更在于通过以对理论基础为前提的完善, 为今后反腐实践工作的具体运用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

三、关于完善反腐败犯罪刑事政策之我见

(一) 反腐败刑事政策国际化的思考

我国在2005年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成为其缔约国以后, 在刑事法律中一直存在诸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不相协调的窘境。因此, 在当前国际联合反腐的大趋势之下, 我国针对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当对这些相互矛盾冲突的地方予以完善, 使之与国际反腐败形势进入相互协调统一的境地。当然, 实现相互协调统一的前提必须是在保证我国主权独立的基础之上来进行。针对当前腐败案件中产生的诸多新问题, 我国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应当参考当前国际社会的做法, 即在坚持我们固有主权的前提之下吸收其他国家在反腐败犯罪当中的有利做法。只有全面的借鉴这些有效经验, 才能在今后的反腐败工作当中充分发挥这些优势, 对反腐败犯罪的预防与打击中得到最佳的效果。

(二) 宽严相济反腐败刑事政策的运用

在反腐败中贯彻宽严相济政策, 最为关键的是正确把握宽严的衡量标准。从腐败犯罪的性质跟特点来分析, 犯罪手段、评价后果与认罪态度不可避免应当成为腐败犯罪最主要的参照因素。具体来看就是, 对于犯罪手段应当明确区分被动受贿与主动索贿之间的性质。对于被动受贿的给予从宽的刑事政策处理, 而对于主动索贿的必然要给予从严的刑事政策对待。并且在这其中要对犯罪手段的隐蔽性予以必要参考, 明目张胆的受贿手段与具有隐蔽性的受贿手段对社会的影响性截然不同。其次, 应当重视评价后果的作用。对于在腐败犯罪中对损害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 损害国家利益的后果肯定要比损害个人利益的后果要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这并不是否认个人利益的重要性, 只是在腐败犯罪的特殊性之下, 国家利益相对来说肯定是要重要的多。最后, 在认罪态度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认罪态度最大程度上表现出犯罪分子是否认识到其所触犯刑法的严重程度与悔改心理。对于被查处的腐败犯罪, 积极认罪并积极退赃的肯定是在刑罚的威慑性和悔改心理作用下的结果。而对于故意隐瞒犯罪事实或者拒不认罪的, 主观态度肯定是为了逃避犯罪, 可见其并没有悔罪的态度。因此, 在这两种认罪态度的识别过程中, 如何运用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最为恰当的表现。

(三) 贯彻反腐败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从司法角度来看, 腐败犯罪中的取证问题十分困难, 因此在检控方面就显的更加捉襟见肘。例如, 由于受贿一类的案件在证据方面都是一对一的关系, 使得很多证据的证明力显得不足。若根据证据原则来执行的话, 很多受贿犯罪的定罪就会略显牵强, 这样导致的结果会是很多犯罪得不到应有的追究。因此, 在当前严峻的反腐形势之下, 必须重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在坚持以理论为基础的背景下, 结合实践处理过程中突出的相似性、特殊性以及个别化的问题为着手点, 加之以现行反腐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两方面在实践中的运用, 对当前反腐刑事政策的继续深化改革进行方位的反思。

从根本上说, 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法制经济, 因此在对市场经济下的腐败犯罪问题, 不能仅仅简单的依靠群众运动或一些行政命令来加以解决。通过各国的实践总结可得出的经验就是在“以法反腐”为根本途径的前提下, 我国的反腐工作最主要手段的依然是要以法律为核心。从刑法的目的来看, 对于处理腐败犯罪这一问题, 也只有通过法律这一手段才能在根本上对于腐败犯罪加以惩治和预防。

参考文献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 [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2]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3]卫磊.社会资本范式下反腐败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4]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