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腐败犯罪境外追缴新探讨

2022-09-27

近年来, 我国许多不法官员将自己的资产转移至海外, 用于购置海外房产、投资公司、供养子女出国留学等, 此种现象越发猖獗和隐蔽, “贪了就跑, 跑了就了”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惯有模式。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 2008年至2013年, 我国共抓获在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 其中2013年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762人, 追缴赃款赃物计101.4亿元。然而这与流失的资产相比, 仍然是冰山一角, 因此境外追缴工作任重道远。

一、当前我国海外追缴面临的主要瓶颈

2003年出台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为各国的反腐败工作提供了法律框架和治理依据, 中国于同年12月10日成为缔约国, 截至2012年10月, 共有163个国家成为其缔约国, 这为国家间联合开展腐败资产的追缴工作提供了便利, 但在实践中, 成效并不显著, 存在着许多的缺陷, 尤其对于我国境外资产的追缴凸显乏力。

(一)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健全, 监督不力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有效防止官员资产的移转, 是反腐倡廉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方式。当前《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这两部文件, 对官员的财产申报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但这仅从党的纪律角度, 并未从法律的角度提出, 也没有规定对申报结果的监督检查机构、违法申报的惩处措施, 更没有涉及将申报情况公开的制度, 导致社会公众很难对官员的财产情况进行监督, 从而使该制度流于形式层面, 很难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

(二) 各国法律制度之间差异巨大, 实施受阻

各国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以及国情, 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制度, 导致在国际合作中常常面临着法律的困扰。《公约》第53条规定:“各缔约国有权根据本国法律, 采取必要的措施, 允许另一缔约国在本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以确立对腐败犯罪所得财产的产权和所有权。”即法律允许请求国通过在被请求国提起民事诉讼来追回境外资产。而我国一向坚持国家主权豁免的原则, 即任何国家未经我国的同意, 不得对我国进行司法管辖, 也不得对我国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 加之腐败犯罪大部分是由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 有时还是国家高级领导人员等一些高级公务人员, 因此, 不可避免的政府有时需要作为民事主体参加诉讼。但由于我国一向贯彻主权绝对豁免原则导致在追讨腐败资产的实践中, 往往由于诉讼主体的难以确定而追讨失败。

(三) 缺乏污点证人制度, 追赃诉讼受困

污点证人指的是犯罪活动的参加者或知情者为了减轻或免除自己的刑事责任, 与国家追诉机关合作, 作为控方证人, 指证其他犯罪人犯罪事实和犯罪活动的人。这一制度是西方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刑事制度, 被广泛的应用于实践中, 而我国当前的法律并未规定, 再加上境外追赃的复杂性、繁琐性、隐蔽性, 有时单纯依靠检察机关等国家机关的力量, 很难快速侦破案件, 甚至无从下手, 这样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 又得不到满意的结果, 使一部分追赃案件就不了了之。

二、深化海外追缴工作的应对之策

如上所指, 当前我国海外追缴面临着重重困难, 既有法律层面的法律制度的不统一、不协调, 也有实践中的执法司法的障碍, 而随着当前国际化趋势的日益严重, 腐败官员境外转移已经相当普遍, 因此, 不断加强国际合作, 开展腐败资产境外追缴是摆在所有法律工作者面前的挑战。笔者仅从一些角度出发, 对于完善境外追缴提出自己的浅微之见。

(一) 完善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尤其是“裸官”

《公约》明确指出, 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的监管, 是防止腐败资产跨境转移的有效手段, 尤其近几年, 我国的“裸官”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为其转移国内的非法收入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因此, 我们需要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 尤其是“裸官”的财产监控, 尽快出台完备的《财产申报法》, 并具体规定受理主体、申报范围、定期检查、违反申报的法律后果等配套制度, 从法律的高度保障财产申报制度的顺畅实施。在实践中, 笔者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 由其垂直领导的财产申报受理部门受理, 与政府机关财政独立。在具体的申报中, 要根据不同人员的地位和职权的大小来具体确定申报的范围, 对于普通的公职人员只需要按时登记本人及近亲属的财产状况即可, 而对于身居要职的公职人员, 尤其是“裸官”, 则要全面申报, 不仅包括财产还包括家庭关系、社会背景等重要信息, 并定期进行公开, 以保障广大社会群众的监督。

(二) 扩大公益诉讼范围,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 是近几年来新颁布的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制度, 指的是当发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时, 有权机关可以代表社会公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以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当前我国追缴的境外资产大多是国家公职人员的“灰色收入”, 这些资产大多属于国家所有。《公约》虽然确定了一国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手段来追缴境外资产, 但实践中常常因主体的难以确定使此制度流于形式, 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公益诉讼的范围, 将此类案件归于其内, 通过设立独立的代理机构, 代理国家提起民事诉讼, 主张权利和提供证据, 接受外国法院的判决和裁定, 但其法律后果归于其代表的国家, 此项制度的设立既保持了国家主权的豁免, 又顺利解决了实践中的诉讼问题。至于具体确定的代理机构是谁, 学理界有很多争议, 而笔者倾向于根据《公约》的指导建立一个独立的基金会, 直属于司法部。

(三) 修改国内立法, 促进国家间法律制度的协调

2012年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此制度规定了追缴赃款的特别程序, 即先民事追究, 后刑事追究, 这一制度的设计既规避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缺席审判制度中对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缺失, 又顺利促进了赃款追缴工作的展开, 使贪腐官员无论身处何地、无论何种状态, 其贪腐的财产都可以通过民事程序追缴回来, 且此程序适用案件范围广泛、诉讼成本较低、证明责任较低, 已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青睐。然而当前我国仍然对外国的刑事判决不承认和执行, 因此, 我们需要不断的修改完善国内法, 建立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法律规范, 以与国际公约顺利接轨, 以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刑事司法合作, 保障中国作为被请求国时外来资产的追缴, 以此, 根据国际对等原则, 我国的境外资产追缴才可以顺畅进行。

(四) 建立污点证人制度, 保障罪责刑相一致

《公约》第37条明确规定了污点证人制度, 明确指出污点证人不仅拥有最终裁决时减轻处罚的权利, 还拥有在一定条件下免于起诉的权利, 我国立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此制度, 但在实践中已经开始应用, 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因此,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联邦量刑指南》、《联邦刑事责任豁免法》的相关规定, 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污点证人制度, 规定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 可通过辩诉交易获得证人证言, 法院在做出判决时, 必须充分考虑污点证人的各种减刑情节, 真正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同时,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我们可以扩大酌定不起诉的范围, 将污点证人的刑事豁免囊括其中, 以进一步激发污点证人的作证积极性。

摘要：十八大以来, 我国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 同时还加强了境外的追缴力度, 然而由于海外追赃的复杂性以及当前我国境外追缴制度的不完善, 我国境外追捕情况并不乐观, 追捕成果并不满意。因此, 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 以保障境外追缴工作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腐败犯罪,境外追缴,应对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