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台湾问题

试论台湾问题（精选6篇）

篇1：试论台湾问题

试论会计诚信问题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会计诚信；造假成本；社会诚信

【论文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会计信息失真事件和财务造假丑闻，引发了人们对会计诚信问题的普遍关注。本文从会计诚信问题的严重事实出发，详细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会计诚信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会计活动是企业的一种综合性管理活动，它所提供的信息不仅是单位内部管理人员进行决策的依据，而且也是外部投资者、债权人及利益关系人最为关注的信息。近年来，会计信息失真、假账泛滥，众多公司包装上市、粉饰报表、欺骗广大投资者及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现象已经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一种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会计诚信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转轨时期机制不完善对会计诚信的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市场的各种监督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完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信用危机。

(二)造假收益远远大于造假成本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市场的各种监管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不完善，使得做假账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其所付出的成本和所承担的风险。从目前披露的案例来分析，绝大多数造假者所付出的成本要远远小于他们所取得的收益。造假收益与造假成本的巨额悬殊产生了一种畸形的得益驱动机制，即人人都产生了强烈的造假的动机，而对造假失败所承担的风险和后果则抱着侥幸的心理。

(三)官本位“一言堂”为企业法人造假提供了“温床效应”

在对国有企业进行的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高度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政企职责不分，政府角色错位，滋生大量的****行为。

(四)会计监督机制不健全、处罚力度不够，形成“观看效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上述部门很难对企业的会计行为实施完全、到位的监督。有的部门为了本地区的利益，还负责帮助企业包装上市、指使财务人员造假。有的部门的人员则收受贿赂，对企业造假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企业的管理水平低下、内部控制不完善也是造成会计造假的主要原因。

二、会计诚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一)会计诚信是会计职业本身的要求

会计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有关准则和制度的要求为有关当事人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如果会计存在严重的不诚信行为，对国家来说会直接影响国家税收，导致各种经济指标失真，危害国家的经济秩序，损害国家的经济利益；对投资者而言，他们根据虚假的会计信息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导致他们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投资信心受到打击；对会计人员而言，轻者不得从事会计职业，重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从职业道德的角度来看，不做假账是对会计人员的基本的道德要求。对会计行业而言，诚信是会计执业机构和会计人员安身立命之本。正如中国现代会计大师、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创始人潘序伦先生说的那样：“立信，乃会计之本；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

(二)会计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诚信是现代企业持续发展和持续融资的先决条件，是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发展、壮大的第一推动力，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竞争的宝贵的无形资产。事实上，在健康、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是一种经济资源，更进一步讲，它也是生产力。西方有句话叫“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一种信用经济与信用直接相关的是交易成本，信用与交易成本成反比，信用度低意味着交易成本高，信用度高则交易成本低、效率高。诚信是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环节上，生产、运输、赊购、赊销等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任何一个环节的非诚信行为都可能使交易链条中断。离开信用，股票、债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也都无法发展。而且市场经济越发展，诚信的作用越重要。会计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职业，其直接服从和服务于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决定了会计诚信的必要性。

(三)会计诚信将成为我国经济生活的主旋律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大，会计诚信必将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经济生活的主旋律。

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的发展，随着诚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整个社会诚信意识的日益提高，会计诚信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篇2：试论台湾问题

侦查监督处

吴奕武

质量问题是检察工作永恒的主题，提高审查逮捕案件的质量，是检察工作的题中之意。笔者认为当前亟须建立全面、客观的逮捕案件质量标准，同时应对案件质量问题划分等级，以便更加科学地评价案件质量，进一步提升侦查监督工作水平。

一、逮捕案件质量标准

长期以来，案件“捕之能诉、诉之能判”成为检察实践中衡量逮捕质量约定俗成的标准。这种标准忽视逮捕、起诉、判决三者法律要求的差异性；同时诉讼过程中证据存在变化的可能，以“诉和判”的结果来评价逮捕环节的质量，无视刑事诉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审查逮捕工作有自身的规范和要求，笔者认为可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考虑建立逮捕案件质量的标准。

（一）实体标准

实体标准是法律规定对逮捕案件质量提出的实质要求。《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逮捕的三个条件，实质即是逮捕的实体标准。

1、证据标准

1995年《刑事诉讼法》从证据量上作出降低逮捕证据条件的修改，* 逮捕案件的质量问题包括质量标准、质量等级、质量责任、质量整改制度，本文仅就质量标准和质量等级展开讨论。但证据量降低并不意味着证据质的变化。证据要达到“查证属实”，须以一系列有证明效力的证据为基础，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逮捕的证据标准与起诉的证据标准是一致性的1。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逮捕作为侦查中的强制措施，是为侦查服务的，而侦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打击犯罪来控制犯罪。对于当前重点打击且有侦查空间的案件，笔者认为应当将逮捕“控制犯罪”的程序价值放在第一位，适时降低逮捕证据标准，在确保存在侦查空间的情况下，从配合侦查的角度出发予以批准逮捕。

2、可能处刑标准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体现检察人员对逮捕案件预判力判断的水平。案件审查逮捕后存在三种“可能”：（1）起点刑在徒刑以上，捕后确实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2）逮捕时起点犯罪事实确定，论罪只能判管制、拘役或单处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2；（3）论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但证据在后续诉讼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化，具体判决情况难以预见。

上述前两种“可能”自不赘述。对于第三种“可能”，笔者认为根据审查当时的证据情况若能判断“可能性”客观存在，就可以批准逮捕。因诉讼是个动态的过程，以可能处刑为标准符合诉讼客观规律。

3、必要性标准

逮捕必要性是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为前提的。换言之，只有其他强制措施不足以保 12毛晓玲：《逮捕证明标准研究》，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7期。

如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犯隐瞒境外存款罪，情节较轻的。证诉讼正常进行和保证社会安全时，才能适用逮捕措施，这体现了慎捕思想。

实践中，逮捕必要性标准被忽视或扭曲适用的现象十分普遍。正确理解逮捕必要性标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3：（1）从犯罪性质来把握。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故意犯罪的案件，不同于交通肇事等案件；（2）从嫌疑人在案件中的地位来把握，主犯、首要分子不同于从犯、胁从犯；（3）从嫌疑人实施犯罪和归案后的情况来把握。如嫌疑人是否暴力拒捕，是否潜逃、销毁证据，是否有自残、自杀的行为；（4）从嫌疑人作案后对被害人的态度来把握。如有无悔罪表现，是否积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等。

（二）程序标准

程序标准是指审查逮捕工作流程中必须遵守的规范要求。建立程序标准，既纠正了以往“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理念，也充实了质量标准的内容，符合程序正义的诉求。审查逮捕应当注意以下程序标准：

1、时限要求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办案时限的适用，尚存认识误区，有人将逮捕作为一种常态性强制措施适用，甚至将其视为寻求延长办案期限的一种手段4。由此导致在一些轻微刑事案件中，案件判决执行之日往往就是嫌疑人释放之时，甚至出现了审前羁押与判决刑期的“倒挂”现象，造成实质不公正。办案期限涉及多个环节，在审查逮捕阶段，34 曹青：《准确把握有逮捕必要的条件》，载《检察实践》2003年第5期。

张建升：《在公正的前提下提高批捕效率》，载《检察日报》2006年03月31日。可以通过增强办案主动性、挖掘内部潜力，将轻微刑事案件审查逮捕期限缩短为三天，并且通过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将三天的期限固定下来，成为一种常态，而不仅仅停留在司法道德层面5。

2、讯问嫌疑人

2004年3月以来，高检要求侦查监督部门对有疑点的案件、嫌疑人要求讯问的案件、侦查活动可能违法的案件、特殊案件等四类案件，必须讯问嫌疑人。

具体操作时须注意逮捕阶段讯问嫌疑人不同于起诉阶段，前者讯问的目的侧重于侦查监督，要重视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嫌疑人提出受到过刑讯逼供的，要立即认真核查6；另外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嫌疑人，须事先征求侦查机关意见。

3、特殊逮捕对象审查要求

特殊逮捕对象主要是指嫌疑人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外国人、无国籍人的，《刑事诉讼规则》对上述对象分别规定报请、通报和层报程序。

实践中，拘留人大代表时已取得人大代表所属的人大常委会许可，检察机关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一般需再次履行报请许可程序。笔者认为，对侦查机关的许可与对检察机关的许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重复报请许可实际上是浪费诉讼资源。2006年5月份，广州市院在审查逮捕江门市人大代表施某时，省人大常委会对此问题作出批复，明确指出“不需要再报经市人大常委会许可”。此批复为今后逮捕已 562006年12月高检院通过的《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对此作了规定。

2006年7月26日最高检公布了《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将“刑讯逼供”明确为“司法工作人员对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并列举了刑讯逼供的情形。被刑事拘留的本省内市级人大代表不需要再行报请程序提供了依据，但该批复的精神对于国内其他省份、其他级别的人大代表是否适用，仍须明确释法。

二、逮捕案件质量等级

逮捕案件质量标准为我们评价案件质量提供了参考基准。根据违反基准的程度，笔者认为可将逮捕案件质量问题划分为错误逮捕、质量不高和质量瑕疵三个等级7。

1、错误逮捕

错误逮捕是最严重的逮捕质量问题，因为逮捕是关系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出现错捕必将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错误逮捕根据其发生的原因可以分为实体上的错误逮捕和程序上的错误逮捕。

目前，从实体上对错误逮捕进行定位有刑事赔偿说、诉讼结果说、逮捕当时说等观点8。笔者认为，以案件质量评价为视角，“刑事赔偿说”认为“只要不赔就不是错捕”，放低了对逮捕证据条件的要求，实际上不利于促进逮捕质量；“诉讼结果说”忽略了逮捕是刑事诉讼阶段性的评判，人为地提高了逮捕质量的标准；“逮捕当时说”克服了“诉讼结果说”以结果论过程的缺陷，同时它主张逮捕必须符合刑诉法第60条的规定，从实体上保证了司法公正，比较可取。因此，笔者认为证据尚难以证明有犯罪事实而予以逮捕的，属于实体上的错误逮捕。如仅有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或没有直接证据，而间接证据未形成相互印证链条的。

2006年8月最高检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将质量问题分为“逮捕错案”、“逮捕质量有缺陷”、“办案程序有瑕疵”。8 张兆松：《关于错捕与刑事赔偿关系的理性思考》，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9期。程序上的错误逮捕则是指逮捕严重不符合程序标准，导致逮捕决定被撤销或案件被不起诉和判无罪的。比如按照规定应当讯问嫌疑人而没有讯问，捕后嫌疑人有合理辩解，其他证据不能推翻其辩解的；或者嫌疑人是人大代表，审查时未予注意而未按要求报请许可，捕后被撤销逮捕决定的。从程序上规定错误逮捕的类型，目的在于促使办案人员在办案中植入程序意识，从关心案件证据问题到全面考量案件实体和程序问题。

2、质量不高

质量不高，是指审查时的事实和证据情况符合逮捕证据标准，但不符合可能处刑标准或必要性标准而逮捕的。具体表现为逮捕后证据未变化，嫌疑人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缓刑等。作此界定的意义在于强调逮捕除了证据条件，还应重视处刑条件和必要性条件，在确定有罪的同时要考虑是否存在适用实刑的迫切性和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唯一性。

质量不高的情形还包括逮捕严重不符合程序标准，虽未导致逮捕决定被撤销或案件被不起诉和判无罪，但直接侵犯了逮捕对象的权益的。如嫌疑人提出要求当面听取辩解，而未前往听取的，实际上剥夺了嫌疑人再次辩解的权利。

3、质量瑕疵

篇3：试论“唐州窑”的相关问题

一、“唐州窑”名称的由来

对我国古代瓷窑遗址的定名方 式有两种:

一是根据文献记载, 以州所在地来作为窑址的名称。 例如陆羽的《茶经》中提到的越窑、邢窑、寿州窑等。

二是经考古发现却找不到历史文献记录的窑场, 这种情况一般以发现地点命名。 如长沙窑、当阳峪窑等。

在古代文献中涉及唐州生产瓷器的, 应是南宋前期九华人叶寘的 《坦斋笔衡》为最早:“本朝以定瓷有芒, 不堪用, 遂命汝州造青窑器 , 故河北 、唐 、邓 、耀悉有之 , 汝窑为魁……”但此书已不可见, 引自陶宗仪《南村辍耕录》。[1]由于该窑址具体的烧造地点至今还没得到确认, 为了区别于习惯所称的“唐窑” (指清代唐英于乾隆二年督理景德镇御窑厂至乾隆十九年期间所生产瓷器) , 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 依据第一种定名方式, 暂将其定名为“唐州窑”。

二、对相关文献记载的分析和探讨

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对陶瓷 业的记载 和反映, 是一个值得仔细分析的课题, 现仅将与“唐州窑”有关的文献进行摘录、探讨。

自宋、元以后, 关于“唐州窑”的记载, 文献资料中一般称之为“唐邑窑”。 清代蓝浦和郑廷桂编著的《景德镇陶录图说》古窑考云: “ 唐邑窑 : 宋时烧造 , 即今南阳府唐 县 , 昔称青瓷, 质釉不及汝瓷。 ”[2]民国时期, 叶麟趾在 《古今中外 陶瓷汇编 》中说 :“唐邑窑 , 在今河南省唐河县, 胎釉仿汝, 未若汝瓷滋润。 ”[3]吴仁敬、辛安潮合著的《中国陶瓷史》也提到: “ 唐邑窑 , 制青瓷 , 质釉均仿汝器 , 唯皆不能及。 ”[4]1993年 , 赵青云编写的 《河南陶瓷史 》 一书“河南地区见于文献记载尚未发现的古窑址”也提到“唐邑窑, 属唐河县, 北宋”[5]。 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献大致如此。

通过对以上文献资料的研究、 分析、对比,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 《景德镇陶录图说》、《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国陶瓷史》 ( 吴 、 辛版 ) 、 《 河南陶瓷史 》 四本书中所引用 有关“唐邑窑”的材料都直接或间接源自于 《坦斋笔衡 》, 并且作了引申和 推测 。 第二 , “唐邑窑 ”的烧造地点 , 在今天的唐河县或 者说唐县。 第三, “唐邑窑”为北宋时期, 所烧造的品种是青瓷, 并且“质釉不及汝器”。

那么, 以上四本书对叶寘在《坦斋笔衡》 中提到的“唐州窑”, 解读的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呢? 应该说, 是有一些道理, 但其中亦有不妥之处:即都是从文献到文献, 缺乏实地考察依据, 尤其是关于“唐州窑”所在地及烧造品种的推论, 值得商榷, 有必要重新进行考证。

三、相关问题的初步推测

追本溯源, 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 “本朝以定瓷有芒 , 不堪用 , 遂命汝州造青窑器, 故河北、唐、邓、耀悉有之, 汝窑为魁……” 其中涉及地名的有六处, 分别是:定、汝州、 河北、唐、邓、耀。 河北一词暂且不论。 定是指宋代的定州, 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的定窑。 汝州包括现今鲁山、宝丰等地在内的宋代汝州。 邓指的是宋时邓州一地, 窑址位于现今内乡县大窑店。 耀是耀州, 窑址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 从上面已经基本解决的定窑、邓窑、耀州窑几个窑址看, 它们都遵循着宋代以州所在地命名的约定俗成的方式。 那么, 依照当时这种习俗来看, 将唐解释成唐河县或唐县就明显有误解古人的原意了, 古人所说唐应指宋代唐州一地。 所以该窑址的地点应在宋时唐州才符合历史的实际状况。 反过来论证, 就好比在今天定县的范围内来找寻定窑的窑址, 在邓州市的区域内来确定邓窑的位置, 是不会有所发现的。 邢窑问题的反复论证和汝窑的发现也一再证明了此观点的有效性。 虽然目前暂时还不能确定“唐州窑”的确切位置, 但将其范围确立在一个相对科学的区域内, 也将有助于下一步工作的顺利进行, 不会出现方法论上的偏差。

关于宋代唐州的地理范围, 《宋史》卷八十五记载:“唐州, 上, 淮安郡, 建隆元年, 升为团练。 开宝五年, 废平氏县。 崇宁户八万九千九百五十五。 二十二万二千一百七十二。 贡:绡。 县五:泌阳, 中下。 湖阳, 中下, 有银场。 比阳, 中下。 桐柏, 下。 开宝元年, 移治淮渎故庙。 方城, 下。 后魏县。 庆历四年, 废为镇, 入邓州南阳县。 元丰九年, 复为县, 隶州。 ”[6]由此可知, 宋代唐州共包括五个县, 分别是:泌阳、湖阳、比阳、桐柏和方城。 “唐州窑”的窑址所在地就位于宋时这五个县的范围之内 (图一) , 即现今南阳市的桐柏、唐河、社旗、方城和驻马店市的泌阳县一带。

现代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资料的极大丰富和完善, 使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有了更为科学的依据。 对“唐州窑”的创始年代、烧造品种、装饰方法等问题, 也可以做一番推测, 仅仅为:“宋代, 青瓷, 质釉不及汝器。 ”显得有些浮浅、笼统和模糊, 远不能够满足人们欲对其文化内涵所想要达到的深度。 近年来, 考古工作者对耀州窑址长年不懈的科学发掘、整理和对邓窑窑址的调查研究 , 使我们有 可能在探 讨 “唐州窑 ”创始时代、烧造品种等问题上占有可供借鉴的对比材料。 相关资料表明“耀州窑始烧于唐代, 烧制黑釉、青釉、白釉瓷器。 入宋以后, 青釉得到很大发展, 北宋中期为鼎盛时期, 以刻花、 印花装饰为主。 ”[7]停烧于元代。 “邓窑始烧于唐, 宋代有较大发展, 金元时期仍继续烧青瓷。 ”[8]邓窑在唐代烧造黑釉及带斑点装饰的花釉瓷, 北宋时期烧造青釉瓷, 有素面、印花、划花装饰。 ”[9]从耀州窑和邓窑的情况可以看出其共同点:它们的烧造年代均为从唐代至元代, 在北宋时期有较大发展 , 以烧制素面、印花和刻画花的青瓷为主。 那么, 唐州窑的创烧时期推测可能在唐代, 在北宋时期以烧制素面、 印花和刻画花的青瓷器为主, 其装饰风格、器形特征及整个面貌 , 则与耀州 窑 、邓窑同时 期的青瓷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这就需要通过考古调查来进行验证了。

四、结语

“ 唐州窑 ” 相关问题的解决 , 相信会对 于我国北 方青瓷的 发展演变 、分布范围 、工艺水平 和各窑场之间的技术交流等问题, 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其独特的地理位 置给予我 们对古陶 瓷研究领 域尤其是 河南南部 地区以新的启发和提示 (图二) 。

以上所述 都是根据 文献记载 和相关的 考古资料 来分析和 推测“唐州窑”的一些初步设想, 希望能够 对 “唐州窑 ”问题的解 决产生一些积极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元)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2] (清) 蓝浦, 郑廷桂.景德镇陶录图说[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3]叶喆民.隋唐宋元陶瓷通论[M].济南:紫禁城出版社, 2003.

[4]吴仁敬, 辛安潮.中国陶瓷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5]赵青云.河南陶瓷史[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93.

[6] (元)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99.

[7][8]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2.

篇4：试论赔“命价”问题

【关键词】赔命价 渊源 特点 弊端

民族地区的法律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是巩固民族团结，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和加快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近年来，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中确实存在不少十分棘手的问题，赔偿“命价”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利用赔命价解决诉讼纠纷的做法，成为私下处理“人命案”、“伤害案”的法外法。这种同社会主义法制根本不相容的做法，给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给青海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带来诸多隐患和不利影响。现就陪命价问题的历史渊源、特点、弊端和社会危害性以及遏止赔命价的对策等问题做一探讨。

一、赔命价的弊端和社会危害性

有人认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通过赔偿命价的途径，能够达到消除积怨、化解矛盾和息事宁人的效果，为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特殊功效。我认为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暂时缓和矛盾的权益之机，表面上看他虽然平息了势大，但他对社会治安影响更大，对社会危险性也更多。

（一）赔偿命价，与我国现行法律背道而驰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都应该是统一的，这是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法律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的前提。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而赔命价则是以部落习惯法制度与国家的刑事法律相对立，相抵触，是法外之法，破坏了我国法律的统一性，另外，赔命价这种部落习惯法在藏区的实行，导致因民族不同而不同罚，同罪被异罚以及因犯罪者的身份、地位条件不同可以不同罚的弊端，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二）赔偿命价严重千扰着司法机关严格执法

严格执法，依法办案是政法机关的神圣职责。“法今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这是一条规律。但青海牧区赔命价这种传统的做法给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阻力，且己成为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的拌脚石。例如在侦查环节上，当命案或重大伤害案件发生后，案件当事人双方首先考虑的不是立即向司法机关报案，送被告人归案，而是邀请活佛或头人调停解决如何赔偿命价。由于不报案，侦查机关无从知晓发案情况，更谈不上立案。有的虽然接到报案，但由于发案现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使公安机关赶到发案地时，原始现场经过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早已荡然无存，罪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按当地的话说，不能在“一只羊身上剥下两张皮”，即赔偿“命价”后，再不能受到法律的惩罚，也往往畏罪潜逃。在检察环节上，由于有的案件的主要犯罪证据已经灭失而无法批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人犯或对已批捕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及时提起公诉交付审判，出现多次退回补充侦查或延长羁押期限等现象。在审判环节上，由于当事人双方在私下达成协议，以联名求授，集体请愿等方式向审判机关施加压力，以已赔偿“命价”为由要求从轻处理，对未达到赔偿数额的则要求从重处罚。甚至漫骂审判人员和冲击司法机关。1999年6月，青海省黄南州法院在审理同仁县年都乎村发生的一起伤害案件时，因未满足被害人家属的要求，该村聚集了30余人在法院办公楼走廊内静坐了一天，严重地影响和千扰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

（三）赔偿“命价”导致一些家庭生活难以维持，给政府的扶贫工作增加了新的负担

封建时代，赔偿“命价”曾使一些牧户家畜丧失殆尽而身为奴隶，或被驱逐出部落，流放边远艰苦地区。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这种陈规陋习非但没有消亡，反而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广，价格也突飞猛涨。据不完全统计，自1995年至2000年底，尽青海黄南州就发生各种赔“命价”的事件41起，赔偿命价款累计达200余万元。赔偿数额由起初的几千元猛涨到十几万元。如1999年1月29日青海省河南县城集贸市场发生打架斗殴事件，犯罪嫌疑人昂科、扎科故意伤害致死扎西端智，被害人家属从加害方索取实物及现金计人民币12万元，作为折抵赔命价款。有的因家庭经济困难，只能卖掉房子、牛、羊或向亲戚朋友们借，甚至以货款偿还。一人出事，株连一片，给很多家庭造成无法正常生活和生产，甚至背井离乡。如1993年2月23日，青海同仁县年都乎乡村民先巴扎西用刀刺中索南本大腿，致股动、静脉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先巴扎西当日被抓，第二天被害人亲属聚集多人将先巴扎西及其亲戚仁青东智、周果的房子拆掉二十多间，并在先巴扎西及亲属已赔偿被害方3万8千元的情况下，胁迫村委会做出了将三家赶山村庄的决定。这不仅增加了赔偿者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而且产生了愈来愈多的贫困户、无畜户，如此赔偿“命价”只能增加政府的扶贫压力。

（四）赔偿“命价”不利于犯罪分子认真服法

多数在牧区土生土长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发后把自己争取宽大，予以从轻处理的希望寄托在赔偿金钱的多少上，有一种赔了“命价”一切了事或重罪可以轻判，轻罪可以不判的心理。当审判机关依法作出判决后，他们感到不可思议，总认为自己既受了罚，又挨了打，吃了双重苦头。

二、遏止赔“命价”陋习的几点思考

针对赔命价的弊端和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加强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摒弃封建陈规陋习，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从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赔命价的社会危害性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没有稳定的局面，什么事也干不成。赔命价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旧的制度或习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治问题。对此绝不能等闲视之，各级党委、政府应当从讲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去加深理解，当好父母官，明确任何地方势力或非法组织都无权削弱政法机关这个国家机器。政法机关要以正压邪，理直气壮，把关心群众、为人民服务贯穿到实际执法工作中。不断增强忧患意识，有的放矢，积极稳妥地引导、教育广大群众，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维护和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共同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切实加强党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严禁宗教干预司法

坚持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健全寺院管理的约束机制，教育僧人热爱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主管部门，尤其是处在基层第一线的县、乡领导要经常深入寺院，宗教活动点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使他们真正做到爱国爱教爱家乡，要定期听取寺院的情况汇报，掌握僧人思想动态，在保护一切正常宗教活动的前提下，加强对僧侣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让他们明白在严守僧规戒律的同时，遵守国家法律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三）加强对群众的法制教育，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

各级党委、政府应在加大普法宣传力度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应的禁止赔偿 “命价”的规定或决定，并将这些决定或规定译成当地语言文字，下发至乡村一级，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象搞专项治理那样，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力戒图形式，走过场。教育引导群众，要从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实际状况出发，从就事论事到就事论理，以正面教育为主，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通过他们的观察、思考，验证，把他们从传统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充分认识到旧习惯，旧做法带来的恶果，懂得今后凡发生重大刑事案件，一律交由司法机关处理：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不法侵害遭受物质损失时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其它任何组织或个人出现提倡或幕后操纵居中调解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道理。

（四）对强行索赔“命价”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绳之以法

该追究什么责任，就追究什么责任，绝不姑息迁就，绝对不能任其发展和蔓延，要把杜绝赔“命价”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到谁主管、谁负责，层层订立目标责任书，实行领导责任制，并将它作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采取多种手段，多管齐下。只有齐抓共管，锲而不舍，才能从根本上治理赔命价。

（五）立足本地实际，加快地方立法

我国《刑法》第9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执行。”为了禁止任何组织、任何个人参与、支持、策划或煽动索赔“命价”活动，2000年4月，青海黄南州委制定下发了《关于严格依法办事，坚决禁止赔偿“命价”的决定》。《决定》首先指出赔“命价”是民族地区沿用封建社会时期的一种旧习惯作法，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在全州范围内坚决杜绝赔“命价”现象的发生，并对刑事案件和交通肇事损害赔偿应纳入法定程序。虽然《决定》尚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它为今后加快地方立法首开先路，值得借鉴。只有通过立法的途径，将赔偿“命价”现象的本质、内容与形式及社会危害性，违法性和应受的处罚，解决的方法作出明确规定，而后层层呈报立法机关批准执行，才能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才能加快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

总上所述，“赔命价”问题是青海地区社会治安问题的一大隐患，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引起立法机关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充分利用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使赔命价问题得到有效的遏制。

参考文献：

【1】恰贝•次旦平措，《西藏历代法规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

【2】张济民，《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3】张济民，《渊源流近一藏族部落习惯法规及案例辑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4】张济民，《寻根理枝一藏族部落习惯法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5】张济民，《诸说求真一藏族部落习惯法专论》，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6】《青海检察》，1999年第3期。

【7】《青海检察》，2003年第3期。

篇5：试论我国期货市场问题

站在继往开来的十字路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期货市场，分析我国期货市场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提供建议。

一、我国期货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交易主体单一

我国期货市场的交易主体仅限于私营企业和自然人。国有企业只能限于作套期保值交易，金融机构和事业单位不得参与期货交易，并严禁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进行期货交易。在新的《期货管理条例》推行之前，期货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只能代理不能自营[1]。

(二)交易品种少，成本高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上，上市品种只有棉花、小麦、燃料油等13个，一些金融业品尚在基础性研究之中，股指期货推出时间一再延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期货市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期货市场上上市品种过少，制约了市场功能的发挥，造成了期货市场的低效率。我国期货交易所收费项目单一，交易费用较高，平均占80%。，上海期货交易所年报显示，手续费收入占92.65%，会员年会费占0.56%，其他收入占6.79%。收费项目还是比较单一，交易成本并未明显下降[2]。因此，交易所收费结构单一，缺乏有效的信息服务、监管服务，期货市场收费结构不合理，成为我国期货市场上的一个大问题。

(三)监管模式不适应期货市场发展趋势

监管方式以行政手段为主;证监会在代表政府实施监管的过程中，一方面缺少对行业发展的宏观决策权，另一方面又对行业内部管理又过于宽泛，过于微观; 监管法规以限制性规定为主，严重阻碍期货市场的良性发展。相应的法律法规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管住市场，而没有考虑如何鼓励交易、发展市场，发挥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使期货市场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结合不密切

在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期货市场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与现货市场、远期市场共同构成既有分工又密切联系的多层次的有机整体。从1990年中国郑州商品交易所成立的来，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并不顺利，一些涉及面广、参与者众、影响大的风险事件时有发生：从327国债到708天然胶，从105 绿豆到209大豆，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程度不同的风险事件。我国现货市场存在的种种缺陷已影响到期货市场的正常发展。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交易主体方面

我国期货市场与国外期货市场相比，发展层次单薄，期货市场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究其原因在于：我国期货市场不是由现货商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自发组织起来的，现货市场的不发达导致期货市场在合约质量标准和交割环节存在一定的成本，生产者直接进入期货市场特别是农产品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不够广泛。

(二)上市品种方面

我国期货市场品种结构单一的现状，主要是由于落后的品种推出机制。我国期货品种推出审批权在证监会之手，这是一种行政性行为。同时，证监会并未建立品种推出长效机制。品种推出审批过程过于繁琐，推出时滞相当长，有些品种甚至在这种冗长的审批程序中被“高高挂起”[3]。金融期货交易在我国期货市场上未能取得成功，原因是在当时的中国金融市场上，主要的金融价格还不是完全的市场决定的价格，基本上不具备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基本条件，汇率虽然已经实现并轨，但是国家对外汇实施严格管制;国家对存贷款利率和国债发行利率存在着正式或潜在的管制，真正的市场化利率也尚未形成。

(三)交易成本方面

我国期货市场上交易成本过高，主要由于期货交易所交易成本过高。交易所交易成本与交易所体制有关。各交易所热衷于交易所的豪华，其房产投资成为期货交易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期货交易所追求利润和税收，交易所会员的意见对交易所并无约束力[4]。

(四)监管体系方面

法制不健全，在期货交易的各个环节，法律手段运用表现为可操作性差、执法力度弱，不能形成完整的期货法规体系;在建立期货市场初期，各地为了各自区域的发展，把本地区办成一个金融贸易中心，争办交易所，一哄而上。中央政府开始行政管理时，已有几十家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对交易所的高层干部实行直接管理。对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重要贡献认识不足，难以重视它的正面作用[5]。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取代了法律，行政干预的过多、过乱，使得期货市场监管机制错位，无法形成严密的监管体系。期货交易所的自律也因政府的干预使效果大打折扣。

(五)我国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关系方面

中国的现货市场极不发达，流通渠道很不畅通，中间环节繁杂，合约履约率低，广大生产、经营企业在现货市场中除要承担价格风险外，还在很大程度上面临合同单方违约、资金拖欠、质量纠纷及货物运输不到位等非价格因素的风险。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我国期货市场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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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率是营业利润和全部业务收入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营业利润率=营业利润/(主营业务收入+非主营业务收入)×100%

该指标比销售毛利率更趋于全面，既考虑到主营业务的获利能力，又考核非主营业务的获利能力，同时不仅反映了全部业务收入和其直接相关的成本、费用之间的关系，还将期间费用纳入支出项目从收入中扣减。这一指标越高说明企业获利能力越强。

3、总资产报酬率 总资产报酬率是息税前利率与总资产平均占用额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总资产报酬率=息税前利润/总资产平均占用额×100%

资产报酬率反映企业资产的综合利用效果，也反映获利能力。它由经营业务的获利水平和企业资产的周转快慢两方面因素决定。企业经营业务创造的利润丰厚，则企业资产的获利能力就高，企业经营业务利润微薄，则企业资产的获利能力就低;企业资产的周转速度快，企业经营越活跃，实现的利润就多，企业资产周转得慢，实现的利润就少。如果企业在亏损经营，则企业资产的周转速度快，反而加剧企业亏损;如果企业经营盈利，资产周转速度慢，说明一部分资产被闲置或浪费，减少这部分资产可以减少一些费用，从而能够提高盈利率。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各行业间竞争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各行业的资产报酬率将趋于一致。一般来说，总资产报酬率不应低于社会平均利率水平。

4、所有者权益报酬率 所有者权益报酬率是利润总额与企业所有者权益进行对比所确定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所有者权益报酬率=利润总额/所有者权益×100%

该指标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指标，用来衡量企业资本的收益能力，同企业的筹资能力关系极大。自有资金利润率越高，企业越容易在金融市场上筹集到资金，如果企业自有资金利润率低于银行利率，则企业很难筹集到资金。因为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是所有者权益最大化，从静态角度说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自有资金利润率，所以该指标是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

5、普通股每股盈余 普通股每股盈余是由企业的税后净利扣除优先股股利后的余额与普通股股数进行对比所确定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每股盈余=(税后净利—优先股股利)/普通股股数

该指标反映了普通股股东可分配的利润情况。由于普通股的价格是按股论价，股票也是按股进行买卖的，并按股计算获利额，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以及财务分析者都以每股盈余作为衡量公司经营效果、预测公司未来绩效的尺度，由此做出投资决策。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的获利能力并不是一个或某几个指标就能够反映的，需要结合多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影响企业获利能力的因素较多，除了运用指标进行分析外，还需要从会计政策及账务处理等多方面了解企业，才能对企业投资价值做出综合判断。影响获利能力的非常项目主要有：

(1)资产负债表外项目，如已证实资产发生了减值或损失、经营性租入固定资产、企业可能有未记录的大额或有负债、企业为形成无形资产而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在资产负债表外的衍生金融工具等。

篇6：试论中兴公司人本管理问题

浅谈我国企业人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为例

近些年来，“以人为本”，“人本管理”经常在企业随处可见，但又有多少企业能够彻底地领悟并实施？人本管理将人看作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看作是可以增值的人力资本，倡导围绕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展企业的一切管理活动，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

为了能够更全面的认识人本管理的本质，本文选取了河北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为例，通过中兴汽车人本管理的分析，说明现状下我国企业人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河北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是1999年12月组建的合资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总资产11900万美元。是目前国内最具规模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及整车研发能力的现代化皮卡、SUV生产企业。

中兴汽车在2003年将人本管理写入公司的文化篇章，但是公司的发展并未与之相结合，可以说，中兴汽车没有关于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当企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企业文化，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认同将以何种方式体现？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困窘的局面出现？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实力的企业却没能站在中国汽车产业的领先地位？

一、中兴汽车现状调查

16年前，也就是1989年，我国第一辆自主知识产权的皮卡车在河北保定市汽车制造厂（现河北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前身）诞生了，这标志着我国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皮卡车。于是，1989年也就被称为“中国皮卡元年”。16年过去了，历史不堪回首！虽然中兴汽车16年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就，并且还自主开发出新一代的SUV——中兴无限，已拥有国家11项专利，但是，由于中国营销已经进入了人本战略时代，而中兴汽车却因为只重视了产品研发，忽略了中兴人本管理的建设，造成了中兴汽车在国内只位居老二的尴尬局面。虽然中兴汽车补救未晚，在2003年将人本管理写入企业战略的建设中，但此时中兴汽车却已经晚了一步

二、影响中兴汽车人本管理缺失的因素分析

(一)管理者对人本管理认识的局限性

从实践来看,很多企业管理者仍然没有摆脱将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来使用和开发的管理模式,认为生产管理就是依靠制度、规程和指令,没有将促进员工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与企业发展结合起来,始终认为企业利益完全代表了员工的利益,没有考虑通过民主管理充分调动和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甚至还担心人本管理理念会弱化管理制度的刚性,模糊管理层级关系,削弱管理层的权威。(二)人员激励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奖惩制度不完善）

公司只是制定了销售人员薪资待遇及提成奖励方案，而普遍的大多数员工则享受不到除工资以外的奖励待遇，这对职工是不公平的，相反地，员工因为公司这种单一性的奖励制度，其本身积极性就会下降，那么为公司付出和努力会贬值，员工觉得自己因为是基层，所以公司不重视，因为员工就会在工作体现出消极作为，甚至是情绪抵触。反而对于员工的惩罚制度有好一些是针对基层员工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由于受多种因素(如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工作因素等)的影响，职工正常的需要得不到应有的满足，企业管理者没有很好地从满足人们需要的角度来考虑调动职工积极性，忽视了“需要是积极性的本源”这一关键问题。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方式上，多数企业以工资、奖金、福利、住房和提升等外在激励手段为主，尤其突出货币激励的作用，而忽视良好组织环境的培育。激励手段过于单一和僵化，主要靠晋级、提高奖金以及“模范”与“典型”人物的示范和教育，这样只能使少数人从中获益，而大多数职工和干部不可能在自身的利益需求方面得到有效的激励。

（三）班组文化建设的片面性和形式化中兴汽车未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

企业的班组文化建设工作缺乏创新,内容和形式又不能契合员工兴趣和利益,员工参与程度低。尤其在生产任务繁重时,班组文化建设被浓缩成了宣传板报、会议记录、工作汇报,或者变成是少数几个员工的专职工作。班组文化建设片面性和形式化凸显,造成“走形式——参与率低”恶性循环。

（四）中兴汽车员工使用效率不高；各级管理者通常更关心生产任务完成的情况和生产目标达成的质量,而无暇关注员工的个人职业发展。基层管理者更是忙于日常事务,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充分了解企业发展形势,深入地宣传和落实公司政策,也不能针对员工个人特质,帮助他们自我认识、自我了解,引导员工正确选择职业发展方向和目标,班组也未能形成积极向上的氛围,造成部分员工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五）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员工正常的需要得不到应有的满足，企业管理者没有很好地从满足员工需要的角度来考虑调动员工积极性，忽视了人是企业管理的核心这一关键问题。在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方式上，多数企业以工资、奖金、福利、住房和提升等外在激励手段为主，尤其突出金钱的激励作用，而忽视良好组织环境的培育。激励手段过于单一和僵化，主要通过提升、提高奖金等方式进行激励员工，而人的需求是多样性的，除了金钱还有如尊严、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求。

(六)缺乏对员工职业发展的引导

各级管理者通常更关心生产任务完成的情况和生产目标达成的质量,而无暇关注员工的个人职业发展。基层管理者更是忙于日常事务,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充分了解企业发展形势,深入地宣传和落实公司政策,也不能针对员工个人特质,帮助他们自我认识、自我了解,引导员工正确选择职业发展方向和目标,班组也未能形成积极向上的氛围,造成部分员工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可以说，企业的人本管理理念未能发挥其作用，没有让每一位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也未能让员工认同企业的文化，员工并未形成企业是一个家的理念；企业文化未能深入员工心里，不能营造一种共同的家文化。

三、比亚迪对比

相反地，我在找寻中兴汽车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时候，找到了在汽车产业领域的领军企业——比亚迪，中兴与比亚迪同为民族制造业，同样使用用人理念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但比亚迪却经过15年的打拼一跃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不止中兴汽车，中国任何一家制造业企业都不能与之相比，原因在于比亚迪的自上而下的极具魅力的经营模式，比亚迪用自己独特的人本管理支撑着比亚迪模式的运行。比亚迪与每一位员工同在，每一位员工以比亚迪的一份子而自豪，比亚迪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方针，尊重人，培养人，善待人，为员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工作和发展环境。员工的成长，是企业最大的成功。比亚迪矢志与员工一起分享公司成长带来的快乐，坚持不懈，逐步打造“平等、务实、激情、创新”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始终坚持“技术为王，创新为本”的发展理念，努力做到“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倡导“以厂为家、爱厂如家”的“家文化”，提倡管理不仅要“人性化”，更要“家人化”。所以，比亚迪在今天站在了中国制造业的领先地位。

再说中兴汽车，中兴汽车这种窘迫的状况究竟要维持多久才能打破？中兴该如何改变这种固定化的现状？如何像比亚迪一样也站在中国制造业的前面？我认为，中兴汽车现拥有的人本管理理念并不是她独特的企业文化。人本管理，在现今任何一家想寻求发展的企业都有，但要把人本管理转化为企业文化，提炼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让所有的员工记住并为之奋斗，让社会一听就马上想到企业的核心文化。

四、中兴汽车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议

所以，中兴汽车应该打造自己独特的人本管理理念，将人本管理理念融入企业文化，我们称之为企业的经营模式。要以企业独特的经营模式来立足发展，还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改变绩效管理模式。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人力资源有着共同的通病：作为制造业的基层员工基数大，整体文化程度低；同时，由于人们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机器展开的，故在劳动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都有些比较特殊的地方。还记得喜剧大师卓别林在那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作方式，一直重覆的动作使人变得麻木，看见什么都想拧。传统的汽车制造企业，自动化程度都很高，特别是冲压、焊接等工艺环节大都由机器人来完成，因此需要的员工数量相对较少。要改变，就必须用人多过用机器，机器虽然能做到精度准确，但是却失去了灵活性，同时也缺少了人的创造思维。

2、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班组长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确立尊重人、服务人、依靠人和发展人的工作思路,淡化“权力”观念,克服“见物不见人”和“重使用,轻培训”的倾向。相信员工的能力和潜力,做到用人看本质,看主流、人尽其才,合理分工,有效协作,减少无效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创造条件和机会来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将员工个人发展与生产任务、目标达成和企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向员工宣传公司的各项政策和制度,帮助员工及时了解企业发展,将企业发展与员工工作目标紧密结合。

3、关注员工职业生涯发展,加强员工培训。

应充分了解员工的个人特质。

品质，包含产品与人品。产品决定企业的生存，人品决定企业的命运；人品决定产品，只有好的人品，才能生产出好的产品。员工培训不是一两次活动，也不是解决危机的“救火队”。比亚迪的培训是一种制度，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唯有坚持不懈，才能真正提高员工素质，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是着眼于公司的长期发展而建立的开发内部人力资源的一个循环不断的体系。培训体系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融入，通过培训，员工能够认识自己所在的地位与价值，通过晋升培训，员工得于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实力。在培训员工的同时，并不能一味地向员工灌输机器生产设备的使用方法，固定式的老旧方法永没可能让企业发展。制造业企业的管理人员以及员工的素质较低且国际化意识欠缺，所以小企业更应该加大力度培训，提高员工素质及管理者国际化意识，通过培训提高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4、建立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激励机制。对于员工的激励,除了要根据班组各岗位生产劳动的特点,建立科学、公正、制度化、规范化的测评标准,关键是建立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考评激励机制。员工常有“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心理,不公开、不公平和不公正的考评,会激化员工之间、班组长与员工之间的矛盾,影响班组和谐。班组长要做到不唯上,不唯亲,不唯私,只唯实。通过班务公开制度,班委会议事制度,让员工获得公平、公正和公开的考评机会。另外,激励方法要多样化,让员工从多个方面感受到班组的关注。

5、打造独特的企业文化建设班组“家”文化,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所在，具有凝聚功能、导向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辐射功能和塑形象作用，能够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和认同感，保持于企业的高度一致，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改变员工的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员工的价值观相连甚密，员工的价值观在绩效管理也显得相当重要，员工认识自己所在的价值和地位，就能够发挥员工应有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公司把员工个人发展与公司发展紧密结合，让每一位员工在企业的发展中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