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国家读后感

列宁论国家读后感（精选3篇）

篇1：列宁论国家读后感

读列宁《国家与革命》有感

临床医学七年制(2006级)傅佳寅

学号 3061802084 [摘要]: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一部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一部著作，澄清了当时关于国家的一系列混乱观念，并进一步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同时这部著作也对当时远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给予了有益的启迪。[关键词]: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一部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一部著作，澄清了当时关于国家的一系列混乱观念，并进一步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同时这部著作也对当时远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给予了有益的启迪。《国家与革命》一书内容丰富，涉及国家问题的许多方面。这里只能有重点地讨论其中的几个问题。重点在第一章和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

在第一章中．列宁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特征和职能。

首先, 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特殊的武装队伍，常备军和警察成为了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保证了这种统治阶级意志的实施；而具有特殊地位的官吏则是站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代表。为了维持庞大的武装队伍、官僚机构的存在和运行，需要征收各种税费和发行国债，直接吸吮广大百姓的膏脂，使公共权力得到财政上的支撑。所以，国家实质上是一种系统的强制的暴力机关。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强力工具。

l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国家大多是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国家的概念进行阉割，得出了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利益而存在的。并以此愚弄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且资产阶级统治者还利用民主共和制这个最好的外壳，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这种制度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即有产阶级、富人享受的民主，是狭隘的、排斥穷人的，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他们对穷人设置种种障碍，限制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列宁就曾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 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

如果不能清楚地解释国家的本质，那么暴力革命就无法找到它合理的依据，人民也只能处在压迫剥削中而束手无策。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暴力革命之外很难成功地推翻另一个政权。列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及时说明了什么是国家，澄清了当社时存在的各种关于国家概念的错误认识，为今后采用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做好了思想上的 准备，并且成功指导了俄国人民获得了十月革命胜利的革命果实。

同时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对毛泽东国家政权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面对着国共合作的破裂，国民党利用手中掌握的武器屠杀革命力量的现实，他在发言中说到：“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对党把工作重心转向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的军事力量，并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开展农村革命政权的建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组织秋收暴动，从此开始了创军建军及政权建设的艰苦历程。而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显然是这一改变的思想来源。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方面的任务

随后，在《国家与革命》第三中，列宁重点阐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如何对待国家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摧毁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新国家的问题 列宁对为什么要打碎、怎样打碎旧国家机器，打碎以后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建立什么样的新国家,作了系统的论述。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1848~1851年革命与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后得出科学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正是因为全盘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没有与无产阶级相适应的国家机器，法国大革命才失败了。

一方面，不管资产阶级采用何种所谓“民主”的制度，其本质都是对本阶级的民主而对于广大的农民和无产阶级来说，这样的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列宁号召我们不要对资产阶级民主有任何的幻想。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然而，又该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列宁在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验时指出，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可以实现 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

首先是军队的废除。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象过去奴隶制、农奴諥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人民完全可以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

其次，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并且，列宁进一步指出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同时，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而渴望推翻这个政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总之，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一种优越的体制。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的国家政权。一方面，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首先就要大规模地扩大民主制度，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享受的民主，使广大劳动群众都能够平等地、普遍地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条件。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国家愈民主，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实行强力镇压，粉碎他们的反抗，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把他们排在民主之外。

列宁指出: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

同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毛泽东也将《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认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按列宁国家理论建立了中国工农民主政权。并联合各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基础。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只有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我们才能更好的发挥民主，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新世纪的征途上，邓小平反复强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业。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依法治国之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权的专政力量不能削弱，还要加强。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才能有坚强的保障，我们才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之作——列宁著<国家与革命>研读笔记》 吴雄丞 [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国家与革命〉对毛泽东国家政权理论的影响》 许玲英 [4] 《〈国家与革命〉》的现代解读

胡为雄

篇2：列宁国家机关思想的当代价值

列宁提出的国家机关思想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 已经初具理论化和系统化, 符合俄国的具体国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 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建立有着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出台以后, 政治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列宁针对国家机关及其管理体制建设提出了自己系统的体系和意见, 并且着重提出当今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而这些问题提出值得我们对当前建设和改革国家机关及管理体制有重新的思考和定位, 因此, 很有必要认真学习列宁的国家机关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必须以政民关系为核心, 坚定不移地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是我们党一直强调的方针政策, 列宁对于国家机关的思想也是这样的, 强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 一切为人民服务, 而国家机关在列宁的国家机关思想中应该是努力把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建设成为为民服务的国家机构, 从人民的实际利益出发, 作为我们国家机关建设和改革管理体制的出发点和归宿, 努力成为一个服务型政府,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要求, 政府和人民群众更应当加强沟通和联系, 合理设置国家机构。列宁的这一思想其实为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对我们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从目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来看, 并没有偏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而两者处于一个相互适应和逐步深化的过程。不难看出, 我们已经摈弃了以前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传统理念, 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改革体系和措施, 不再单纯为了迎合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而进行适应性改革。

二、必须以反对官僚主义为目标, 建立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与监督机制

前面已经讲过, 反对官僚主义是国家机关的一项长期任务。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被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列宁本身对反对官僚主义十分重视, 在多次公开讲话中提出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内部最主要的敌人。并提出了官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滋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固有的旧的官僚机构的破碎, 另一方面是俄国小生产的分散性及其工农之间缺少固有的沟通。而我们要清除这两个障碍, 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 不能操之过急, 首先要改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队伍结构, 广泛吸收工人阶级和人民中的先进分子, 其次是加强对干部的监督, 配套监督体系的改革, 不给官僚主义留有机会, 反对官僚主义,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这一问题都是我们要解决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必须以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为手段, 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 人才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而列宁对人才也是十分重视的, 在他认为, 苏维埃俄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急缺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 而这一部分的缺失, 阻碍了国家机关的优化。要想改变这一困境, 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职业素质, 从而才能更好地做到民主和更有力地反对官僚主义。列宁明确提出了知识和文化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重要性。其他的品质不是不需要, 只是缺失了重要一点, 只靠热情和机智, 或者坚定和诚信等优良品质, 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撑, 其他的因素也会显得苍白无力。所以, 科学文化知识的提高势在必行, 在国家机关建设中, 充分注重干部队伍建设的素质水平。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的干部队伍也要与时俱进, 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 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 敢于和能够面对任何挑战和困难, 并有能力去解决好出现的实际问题。我们应该摈弃以往的传统的国家机关建设的惯性思维, 在我们进行改革的同时, 我们应该审时度势, 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变化, 根据我国国家机关建设的实际需要来进行改革, 这就需要我们在提出国家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水平改革措施的时候, 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 在提高干部队伍和素质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能够从根本上改进我国国家机关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 (第1、2、3、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

[2]列宁全集 (第12、42、4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年.

[3]列宁全集 (第40、4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年.

[4]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篇3：列宁国家观辨析

关键词:国家；阶级矛盾；调和；和谐社会

由于“国家政权是政治结构的核心。国家问题是全部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是一切阶级斗争的焦点”。［1］因此，“国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的概念，先哲对此做过精辟的论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2］如果从国家的起源和新旧国家的更替方面理解，列宁这个观点至今仍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完善，以及无产阶级阶段性历史使命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列宁这个观点其内涵必须进行充实。笔者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能够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说得更确切些，国家是阶级矛盾能够调和并且能够调和到一定低的程度的产物和表现。

一

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阶级矛盾？我们应当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进行解读。

狭义的国家，是指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构，即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权系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是一个现实的、阶级的范畴，其根本属性是阶级性，其本质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是阶级社会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广义的国家，是概而言之的由主权、人口和领土等要素构成的集合体，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范畴。二者有迥异的内涵，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任何历史时期，狭义的国家总是广义的国家的占有者和管理者。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致力于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被当作爱国者而流芳百世的史事，就可以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国家这个概念。

狭义的阶级矛盾，仅仅指广义的国家内，不同的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广义的阶级矛盾，包含了狭义的阶级矛盾，既指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即在利益等方面的不协调乃至冲突；也应当指同一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层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局部利益之间的不协调乃至冲突；还应当指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不同阶级间或同一阶级内部的冲突或对立。

在原始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尽管没有阶级和阶级矛盾，但事实上存在无数的规模不等、但相对于阶级社会的国家而言，总体上规模都很小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内部或相互间，始终存在种种矛盾冲突，并且冲突往往由弱到强。随着生产力十分缓慢的提高，在原始社会后期，阶级分化逐渐出现，正在形成的阶级相互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也相应地不时尖锐。

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特别是到了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以至于不可调和的时候，原来曾经能够有效地调和各种矛盾，并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不论是氏族公社、部落，还是部落联盟，都无法继续有效地调和阶级矛盾，因而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相互对立的阶级为了自身的生存，并求得自身相对的最大化的利益，就需要一种比部落联盟更高级、更完善的组织来调和阶级矛盾。而调和以往部落联盟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历史使命，只有国家这种组织才能承担。于是，国家产生了。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论述国家起源的时候告诫我们：“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可见，从本质上讲，国家的起源是由于国家能调和部落联盟所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国家是适应调和阶级矛盾这种历史时代要求的产物。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4］统治阶级（尤其是当权派）只有在其可以调和阶级矛盾，并且将阶级矛盾调和到一定低的程度的情况下，在社会生产能进行的过程中，凭借以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为主的种种公开的或相对隐蔽的手段，以管理公共事务（即履行国家的内外职能）的形式，为自己的阶级（尤其是当权的阶层）牟利。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教导我们，“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5］统治阶级无论如何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都必须设法调和阶级矛盾，使之保持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

阶级矛盾在生产力没有极端发达的阶级社会是永远存在的，它时而缓和，时而激烈。不同历史时代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层，即使它纯粹是暴力集团，也必须综合运用以暴力机器为主的种种手段，将阶级矛盾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通过确保自身能够代表或至少不严重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控制国家政权，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特别是根本利益）的目的。当然，具体操作者是以统治阶级中的某个阶层人士为骨干组成的政府。

在20世纪初，列宁提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这个论断，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不仅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处于深重灾难中，而且资本主义在那个历史时期所不可避免的种种丑恶面目乃至罪恶暴露无遗，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都相对激化。无产阶级领袖为了发动和领导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被压迫阶级中尽量多的人起来反抗，并最终夺取国家政权，即，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在那个特殊阶段的终极目标。从策略上讲，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武器的批判比批判的武器更有效，甚至往往有立竿见影之效，只有渲染阶级矛盾的尖锐，才能激发革命群众的斗志。可见，这个论断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使然，其内涵不可能完备，也注定缺乏应有的哲学理性。另外，由于当时斗争环境的十分恶劣，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都不可能对革命进行深刻的理论研究，也难以找到比渲染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更好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恩格斯告诫我们：“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

度”。［6］任何正确的认识都是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产物，即都与它赖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状况紧密联系的，正因为如此，才成为真理，并能接受实践的检验以至于指导实践。一旦超出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种种条件，任何真理都可能失去原有的真理性的内容，甚至成为谬论。因此，我们不论理解和运用任何真理，都应当考察他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并据此确定其适用范围。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有的科学态度。

二

狭义的国家（即中央政府），总是由统治阶级中某个或某些集团的代表组成，其终极的主观目标就是为自身牟取尽可能最大化的利益，为达到此目标，必须千方百计尽量缓和阶级矛盾，至少也要把它调和在各个利益攸关者阶级可承受的范围内。当阶级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时，旧的国家必将灭亡，新的国家一定产生。

披阅中国古代史可知，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即，狭义的新旧国家的更替，都是由于阶级矛盾激化到原来的统治者无法调和时期发生的。虽然更替的形式最主要有二种，要么是由统治阶级中新的集团建立新的国家，要么是由原被统治阶级中的强力集团异化而成的统治者组织新的国家；但是，本质一样，新的国家总是在旧的国家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得到调和的过程中建立，并且必须继续采取措施尽力调和阶级矛盾使之最小化。

如，隋朝的灭亡，由于隋炀帝的暴政使隋朝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超出了极限，即，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唐朝能够建立，并在前期出现“贞观之治”和在中期出现“开元盛世”之类史无前例的盛世景象，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能够采取措施尽量调和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也调和了统治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调和了自身与东突厥统治阶级的矛盾。唐朝之所以由强盛转向衰落以至于灭亡，主要是因为其无法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造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和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所致。

任意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即使其阶级性质一致，但如果二者出现利益的激烈冲突，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灭亡与之对立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则是被灭亡者无能力调和与对方的阶级矛盾（不同国家间同一阶级属性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所致。如，“二战”期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被法西斯德国灭亡即是明证。

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既是由于明朝内部阶级矛盾（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又是由于明朝统治者与后金统治者之间，即，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因此，从狭义上理解的国家，只能是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是调和阶级矛盾的产物和表现。

另外，广义的国家，其存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分析两个例子，如，朝鲜王国亡于日本，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在“二战”后建立；古代印度亡于英国，但古代印度所在的地域在“二战”后产生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三个独立国家。可见，广义的国家无论它由哪一个利益集团管理或掌控，一旦不能调和以阶级矛盾为最重要的种种主要矛盾，就必定无法存在，即在领土、人口和主权等主要方面的内容必定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广义的国家其存亡的原因在于其能否调和它自身与别国间的阶级矛盾。

按照列宁的观点，把国家看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只能解释新国家的产生（新旧国家的更替，即狭义的国家的更替），而无法理解国家的存在和如何存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1972年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现在已经是多极化世界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国内政局稳定，各种矛盾较近代以来的各个时期是最为缓和的，这些都是举世瞩目的，也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固然是阶级矛盾—— 国民党政权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共产党政权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6年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作为一个个完整的阶级，在中国大陆地区已经不存在了。既然如此，那么，狭义的阶级矛盾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大陆地区也就不存在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这两大根本利益一致的阶级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虽然一直存在，并有过局部的激化，但从来没有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更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如果把已经存在58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存在当作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那不仅在事实上十分荒唐的，而且在逻辑上也不可理解。

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阶级矛盾一直没有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可是，这些国家事实上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也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并且相互间形成的各种军事的与非军事的同盟也相当巩固并在不断扩大。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可见，国家通过调和阶级矛盾而存在、发展。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不断设法调和阶级矛盾的过程。只有阶级矛盾尚可调和，从而使国家的社会职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履行时，国家的政治职能的执行才能得到保障。否则，国家的职能无法履行，国家便无法存在，更无法发展。国家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和发展壮大，是因为它能将旧国家已经激化到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调和到一定低的程度。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统治者，尤其是其中的权力阶层，要维护自己的统治，都必须千方百计地调和阶级矛盾，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低限度是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捍卫统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根本利益）。否则，任何不可一世的统治者终究都会被历史无情抛弃。

进行阶级斗争只应当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决不能为斗争而斗争，否则，就是对国家甚至对人类犯罪。以极端的形式进行的阶级斗争，只应当是特殊时代的某个阶段为构建和谐社会所采用的极端手段之一。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从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可看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权力机关的作用正在削弱，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作用正在逐渐加强，尽管这二种作用的消长并不一定是统治阶级心甘情愿的。然而，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之后，国家必将逐步衰亡，共产主义必将实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充分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7］人类在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使命；在21世纪，人类的使命是建设和谐社会以至和谐世界。我们应当根据时代的使命，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完整而准确地理解、运用乃至充实马克思主义原理。否则，就难免会犯削足适履的错误。

综上所述，国家，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从其起源、存在与发展来研究，它永远是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是阶级矛盾能够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否则，国家便是不可思议的怪物，或者是虚无缥缈的妄想之物，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也是无本之木。

参考文献：

［1］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四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P122.

［2］列宁.国家与革命［C］ ,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175.

［3］恩格斯.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节选）［C］,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64.

［4］列宁.伟大的创举［C］ ,列宁选集, 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1O.

［5］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摘录) ［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265.

［6］恩格斯.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节选）［C］,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562.

［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1-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