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2023-02-15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一项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关注未成年人成长、重塑未成年人新生的特殊司法制度, 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指导方针。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改造、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方面具有重大作用。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理论基础

(一) 刑罚个别化原则

刑法个别化是指在制刑、量刑、行刑过程中, 国家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犯罪恶劣程度以及综合各方面因素, 对犯罪人设定和实施刑罚的一项原则, 该原则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理论根基。费尔巴哈认为, 无犯罪则无刑罚、无法律则无刑罚、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则无犯罪。刑罚个别化以犯罪行为为前提, 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之下的刑罚个别化是非常可怕的。刑罚个别化以区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为核心, 通常情况下, 刑事案件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程度明显低于普通成年犯罪嫌疑人, 这就使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存在有了必要性的前提。未成年人思想不成熟, 心智简单, 其行为受社会环境因素影响较大, 通常是因为一时激情而产生犯罪的恶果。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区别对待更有利于其认识错误, 改造自己。

(二) 国家亲权 (1) 思想

国家亲权思想认为, 未成年犯罪是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病态状态, 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 其父母、社会、学校以及国家应当为未成年人这种病态成长负更多责任。当父母对未成年人的这种不良成长状态、不良行为无计可施的时候, 国家就有取代这些未成年人父母对其行为负责、对其行为和心理进行矫正的义务。基于这种代为亲权的思想, 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追诉并不是单纯的惩罚, 更多是挽救、矫正和教育。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社会调查, 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环境、个人情况、犯罪背景, 找到致使其犯罪的根本原因, 从源头出发, 制定最有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改造成长改造的刑罚, 体现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三) 教育刑理论与犯罪人再社会化 (2) 理论

刑罚具有的强制力、惩罚力和威慑力都是各种制裁措施中最强的, 正是因为刑罚的严厉程度, 刑法成为一道不容踩踏跨越的底线。教育刑理论认为犯罪行为是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的作用, 而刑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惩罚, 更多的是教育和改造, 即通过教育和改造感化犯罪人, 使他们消除人身危险性, 获得新生, 重返社会生活之中。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群体, 需要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以保障其未来的健康成长。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为特殊群体中的特殊人群, 更需要国家、社会从他们的角度, 以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为出发点, 帮助、矫正他们的错误。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正是在教育刑理论和犯罪人再社会化理论思潮中应运而生的产物。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社会调查,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环境、犯罪背景、人格特征进行全面审查和充分评估, 以帮助、教育、改造为目的, 在量刑时制定有意义而必要的刑罚, 助其重归正途, 其意义和价值远远大于单纯进行报应型惩罚。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践基础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确立, 不仅是立法的进步, 也是我国各地司法机关不断进行司法实践探索的结果。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以前,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 相关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然而, 我国各地司法机关突破体制局限, 大胆创新探索, 使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有着扎实的实践基础。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这一司法实践中, 各地司法机关都做出探索和努力。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法院设置少年法庭, 在案件审理阶段由法官对未成年犯罪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防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对未成年犯罪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 随案一并移送法院。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指派调查员,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山东省青岛市法院系统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 率先实施人格调查制度, 委托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 并在量刑时进行参考。安徽省合肥市中院在中国率先出台《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 试行量刑前人格调查制度, 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时, 法院委托未成年保护机构, 由未成年保护机构选定适格的调查员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 在开庭时, 调查员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 独立于控辩双方, 宣读社会调查报告, 供法官在量刑时进行参考。北京市出台《关于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建立相互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 要求检察机关在开庭前对未成年被告人采取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山西省阳泉市中院出台《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 以公开选聘与单位推荐相结合的方式遴选调查员, 对未成年刑事案件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在制度变革中对“司法推定主义” (3) 的运用, 正是有了这种打破常规的进取精神, 才推进了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出台。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基础

在新刑事诉讼法出台前,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仅是一项司法实践, 并未从立法的角度将其制度化, 对其的规定也仅存于司法解释和其他法律规范之中。如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第七条、2010年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第五条都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确立不仅具有深厚的法律基础, 同时也是遵循国际公约和贯彻少年司法理念的表现。《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北京规则) 第三部分第十六条规定: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 在主管当局做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 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 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做出明智的判决。

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该条规定仅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和调查范围进行笼统的规定, 具体由谁调查、在哪个阶段调查、如何调查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

(一) 调查主体不明确

该条规定只说明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有权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但在司法实务中, 如果由公安机关的警察、检察院检察官、法院法官进行社会调查, 不仅会增加他们本身的工作量, 还会因为他们自身在诉讼程序中的身份使社会调查具有偏向性, 从而影响社会调查的客观性。

笔者认为, 应当在司法解释中详细明确地对调查主体进行规定。三机关虽作为适格调查主体, 但由于其特殊的诉讼地位使其在进行社会调查时较为尴尬。社会调查关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 应当由独立于控辩审三方、具有未成年人相关知识的中立方进行。我们可以借鉴德国与法国的经验, 德国与法国就将调查任务分别交由少年刑事诉讼协理机构和青少年司法保护中心负责, 从而保证调查的中立性、专业性和客观性。

(二) 调查职责不明确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将公安机关纳入调查主体,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调查可以从侦查阶段开始。但由于没有强制性规定, 只采用“可以”对社会调查进行规定, 这在司法实务中使三机关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会产生三机关相互推诿的情况, 这将使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流于形式, 失去实际意义。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 我国历来采取“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从宽政策, 以教育和挽救为目的。据此, 笔者认为应当在司法解释中对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八条中的“可以”一词进行扩张解释, 强制三机关对大多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社会调查。这样, 对于一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社会调查就由公安机关从侦查阶段开始。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是承上启下的角色, 这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审查社会调查报告、科学运用社会调查报告, 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出庭支持公诉、以及特殊犯罪预防等多个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检察院移送起诉的案件, 法院应当根据依据一并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参考量刑, 做出最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改造的裁判。三机关相互协作, 不仅能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落在实处, 也减轻了三机关重复工作的负担。

(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不明确

就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中的作用, 我们似乎应当把社会调查报告列入品格证据范畴。但证据要求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 我国并不是英美法国家, 在法定证据种类中并没有品格证据这一类别, 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具有成为证据的合法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都是证据。根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对其调查范围的规定, 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并不能反映案件事实, 只能反映被告人的背景。社会调查报告通常以走访、了解被告人周围亲朋好友, 通过他们的口述以及社会调查员的观察整理形成, 如果作为证据, 在客观性方面也是欠缺。

综上, 笔者认为, 应当明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的属性, 与证据加以区分。

五、结语

少年需要扶助, 作为一名法律人, 我们应当树立以教育矫正而非惩戒的方式对待未成年人被告人的观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作为少年司法制度中重要的一环, 更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摘要：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 将在我国实行多年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司法实践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于法律之中。但过于原则化的规定使得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司法实务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法制的进步需要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摸索, 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将在不断的进步中走向完善。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