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民陪审员制度

在当今社会，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接触到制度。制度对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对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制定一般制度？以下是小编收藏的《浅析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第一篇：浅析人民陪审员制度

浅析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内容摘要：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发展目标，也是全社会的共同期待。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新的社会结构、利益、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实事求是地分析法治建设与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建立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长效机制，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尤为重要。

关键词：人民调解 现状 制约瓶颈 对策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我国先进法律文化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典范。多年来，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种高度实现群众自治的纠纷解决机制，对化解社会纠纷，维护基层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应清醒的看到，一方面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基层政府机构精简，村组合并，以及农村市场主体多元化，农村民间纠纷问题逐渐增多;另一方面随着纠纷调解范围的扩大，人民调解协议在法律上的效力增强，原有的人民调解运行机制越来越露出诸多问题。研究新时期基层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新思想、新举措，是基层司法行政的一项严峻课题。一般情况下，当民事权益发生纠纷时，只有用法律的手段解决，结果才是最公正的，因为法律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和道德观念的产物。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很多人不愿意直接借助法律手段维权。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要么是人们对法律了解不深或是对法律怀有天然的抵触心理，认为“法”即是“刑”;要么是效费比太低，与预期可得利益比起来，当事人不胜法律程序之繁，或说不愿承担“讼累”。这时，人们会期望一种新的更加灵活简便的并且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纠纷调解机制来替他们排除身边较小的矛盾和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所特有的纠纷解决制度，基于民间的调处息讼制度而来，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因为我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在儒家思想礼治文化主导之下，封建家族本位的农业型社会，和中而立，“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自始至终与历史的轨迹紧密契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社会变革也赋予了它新的特色。“自民主革命时期开始，经过长期实践，不断赋予这一制度以新的内容和活力，终于形成了现行的在群众自治组织主持下，在自愿基础上公平合法地排解纠纷的人民调解制度。”

一、基层民间纠纷新特点与现行人民调解组织概况

当前，我国农村体制正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农村小生产经营方式向产业化，现代化经营方式转变

(一)基层民间纠纷的特点 的过程中，农村要素资源的利用和重新配臵，经济社会关系和各种利益的调整，引发了许多新的矛盾纠纷，总体上呈现如下特征：

1、民间纠纷内容复杂化。一是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入，各类建设引起的占地补偿和拆迁纠纷问题极为复杂，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政策性强，事关稳定大局;二是越来越多婚姻家庭纠纷复杂化，涉及农村老人的赡养、孩子的抚养、财产的分割，倘若调处不当或不及时，则易诱发恶性案件;三是矿山企业主与村民因山、地、水、路发生的使用权纠纷增多;四是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和换发山林证个案引起的纠纷复杂化。

2、民间纠纷主体多元化。传统民间纠纷一般是村民与村民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的纠纷，但现在除此之外，村民与村委会之间、村民与企事业或其它经济组织之间，村民与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纠纷日益频繁。

3、民间纠纷范围扩大化。原来民间纠纷范围界定在婚姻、家庭、邻里方面，而现在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司法部颁布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已明确规定，民间纠纷受理范围除了过去界定范围外，还包括生产经营方面引起的纠纷和生产资料使用方面引起的纠纷，因财产的确认、归属、损害等问题引起的所有权、使用权、债权债务纠纷，以及轻微侵害他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引起的纠纷等。

(二)现行人民调解组织概况

本文所指的基层纠纷调解组织是指以人民调解制度为前提建立的乡镇以下的纠纷调解组织。据调查，基层纠纷调解组织一般分二级，即：乡镇调解中心和村(居)调解委员会。我县乡镇的司法调解中心是一个多

层次，有多个部门(如派出所、计生办、工商行政管理所、民政办、信访办等)参加的综合体，领导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司法所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乡镇司法调解机构的职责为：依法解决干群矛盾和各种热点、难点问题，调处民间纠纷;指导村级调委会的工作;解决跨地区、跨行业的矛盾纠纷;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法制宣传教育;解决矛盾纠纷，设立协调方案，调防结合，落实协调措施;承办上级交办的疑难问题，确保把问题解决在本乡镇内。村(居)调解委员会的职责为：排查预防、跟踪监控、处理一般性邻里纠纷、耕地纠纷、宅基地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问题，避免事态扩大，及时向乡镇司法调解中心反馈信息，负责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

从以上村(居)、乡镇纠纷调解机构的构成及职责可以看出，在中国，当今社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与民事诉讼法第16条所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了一定的不同之处。前者的实质与具体运作程序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自治组织”的范畴，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根据中国国情的进一步发展。现今的调解网络在笔者所调查的村镇基层已经比较健全(仅从组织形式上来说)，内部有了一系列的严格程序，比如下级对上级的疑难案件逐级申请解决程序，上级对下级调处工作进行指导的“督查令”，以及上下级之间的联动制度等。各乡镇在司法所中有调解室，调解室与法庭不同，不是国家正式的司法机关，但是却是当事人正式接受国家权力干涉的最后一道程序，很多村(居)解决不了的纠纷在这里往往可以最终得到化解。另外，如果乡镇调解中心遇到了比较大的疑难纠纷，有时会抽出各地的人员，集中到纠纷发生地进行“会诊”，争取尽快解决问题。各村(居)的调委会的工作方式更为灵活，民间很多纠纷是在当事人家里或田间地头当场就由调解人员解决的。

二、现行人民调解制度的必然性和优越性

据调查，2009年，平江县安定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307起，三调联动调处302起，调处成功率为98%，其中人民调解调处的矛盾纠纷数占80%以上，避免了5起民转刑案件的发生。基本上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以上数据有力地说明，在镇村一级，人民调解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其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调解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深深扎根于中国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

(一)人民调解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民情，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底蕴。

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使中国大多数的农民都固守在养育自己的这方土地上，生于斯、养于斯、死于斯。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中，免不了复杂的纠纷，但中国历来就不发达的法制，使这个社会形成了一套独立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即古时的民间调解，也就是人民调解的前身。从文化层面看，它的根基在于中国传统的“和为贵”的观念。自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儒家文化深深地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中，尤其是在农村，传统观念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他们依然非常看重“和气”、“情面”，孔子的“中庸之道”正是民间调解工作的精髓-折衷调和-的根源。绝大多数的农民将在一个相对熟悉的环境生活一辈子，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在“伤和气”的诉讼与“留情面”的调解之间，他们无疑会选择较为温和的后者。

(二)人民调解基于自愿原则，当事人在心理上易于接受，并有利于调解协议的履行。

在广大农村，很多不愿意诉讼的原因之一就是觉得在法院没有熟人，对法律知识不精通，因而对诉讼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排斥的心理。相对而言，调解员大多与纠纷当事人本乡本土，平时就熟悉了解，在处理纠纷时当事人比较放心，觉得“心里有底儿”。笔者接触过一起案例，宋某被炸案原告当事人杨某说：“打官司，动用法律也不一定谁输谁赢，因为法律咱也不很懂，不很精通，一般的不愿意打官司。”人民调解协议是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基于自愿而签订的，在心理上能够接受，在履行协议时也比较自觉。宋某被炸案被告白灰厂刘厂长的一番话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调解是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心情舒畅。为什么履行这么快?如果诉诸了法律，法庭上当场对证那就不是心平气和的事了，据理力争、唇枪舌剑，那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依据，得有凭有据，判决当事人有可能不服，特别是有些人认为我就是没错你判我有错，所以不配合执行。”人民调解工作的这一极佳效果，恰恰与法院判决的“执行难”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人民调解制度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成本，同时也减轻了人民法院(庭)的工作压力。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民之所以“厌讼”，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负担过高的诉讼费用。一乡镇企业的厂长说：“现在人们为什么不愿意打官司?因为知道你欠我1000块钱，打官司肯定要判给我，但是我要这1000块钱往往要花两千多块钱。我就不要这1000块钱了，我放弃了，放弃自己的权利是没办法。我们厂现

在外面就有100多万块钱我们放弃了。往往打官司就不够费用，就放弃了。”农民因为一些不大的纠纷而诉讼，所需要的花费诸如路费、食宿费、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以及误工费等等，这些费用加起来往往会超过他们所期望得到的经济利益，他们认为打官司“拖不起、耗不起”，“能调解最好，调解不好再打官司”，是不难理解的。况且，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民间纠纷多，如果全部涌到法院打官司的话，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势必会造成法院工作压力过大的后果。而人民调解制度恰恰相反，调解组织近在身边，调解形式不拘一格，田间炕头都可以成为解决纠纷的场所，调解免费，调解人员大都是兼职，对当事人来讲，几乎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对社会来说，资源得到了充分高效的利用。

三、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与制约瓶颈

长期以来，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在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发展进入矛盾多发期，纠纷也呈现出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特点，传统的人民调解工作，无论是在观念、制度、组织机构上，还是在队伍素质、工作方式上都暴露出一些不适应之处。

一是部分干部群众对人民调解在调处矛盾纠纷上的重要作用认识不清，重视不够。随着人民调解协议被赋予法律效力，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效果成为人民检验政府及司法行政部门威信的重要平台，也是政府及部门树立公信力的重要载体。现实状况是：调解人员的社会地位得不到肯定，调解人员的工作成绩难以得到认可。部分干部对人民调解在化解纠纷，防止矛盾激化中的作用缺乏认识，人民调解在纠纷当事人心目中缺乏可信度和权威性，出现纠纷，当事人大都寄希望政府解决和诉讼解决。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解组织的建设，挫伤了调解人员的积极性，阻碍了人民调解作用的发挥。

二是组织定位不准，人员角色混乱，缺乏公信力。根据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然而，现在的调委会基本上推动了应有的群众性、自治性，调解过程中的行政化手段占据着重要的位臵，政府指导实际上蜕变成政府主导，许多地方领导仍将其视为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工作理念与方法不符合社会化、自治性的要求，在一定程序上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整体推进，也直接影响了社会公信力。目前，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几乎都是身兼数职、角色混乱、立场不清，很多调解员具有的官方身份，难以取得调解工作所必须的中立地位。

三是组织机构建设状况不理想。由于受到人员、经费、自治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人民调解的组织机构很难满足新时期民间纠纷形式、主体、内容多样性的要求，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普遍缺少经费、缺少设施，使许多工作无法有效开展。

四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滞后。传统的调解手段和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矛盾纠纷新的变化。目前大部分调解员专业知识水平低，在从事调解工作的时候，仍主要依靠个人经济与威信，靠“和稀泥”、“套交情”来解决纠纷，没有针对纠纷的不同类型来适用法律或相关政策，使一些纠纷久调不决。

四、改革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对策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调解的政治功能遮蔽了其解决纠纷的功能，人民调解制度更象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调解作为一种社会机制，本身也有一个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大胆改革创新。

1、加大宣传，为人民调解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人民调解组织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工作有赖于得到当事人及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这不仅有利于树立调解人员的威信，也有利于调处结论的履行。因此要求社会各界及广大干部群众要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让广大公民，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要积极参与人民调解工作，使人民调解成为公民解决矛盾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选择。要大力宣传和表彰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激励他们更加热情的投入到调解工作之中。

2、整合力量，构筑“大调解”新格局。在乡镇一级构筑以综治办、司法所、信访办、派出所、法庭及相关职能部门、各村(居)调委会任成员单位的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乡(镇)分管领导担任主任，司法所长任常务副主任，司法助理员负责日常事务，对社会矛盾纠纷实行统一登记、分类处理。对一般性民间纠纷，由司法助理员按人民调解委员会规定程序进行调处;对法律法规的矛盾纠纷，指定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调处，调处结果向调委会回执;对复杂疑难、群体性纠纷由分管领导组织调委会各成员单位集中调解。在村(居)一级，成立以村(居)主职干部为调解委员会主任，村民小组长、妇女主任为成员的村(居)调解委员会，

受理本村(居)各类民间纠纷。在村民小组一级，成立以村民小组长、党员、退休干部等为成员的调解小组。在屋场较集中的地方，每十户设立1个调解中心户，从而构筑镇、村、组、户四级调防网络。形成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贯通、左右协调、依托基层、多方参与、集中接访、分工负责、配套联动”的大调解新格局。

3、固本强基，打造民调工作新队伍。建立一支思想过硬、作风正派、业务精湛的民调工作队伍是抓好民调工作的前提条件。一是优选人员，相对稳定。力求调解人员有群众基础，有调解经验，有法律、政策水平，有立党为公、热心为民的工作责任心。二是强化培训，提高素质。重点辅导，邀请律师、公证员、法官等给调解员讲法制课，以案释法，并组织他们观摩审判，提高法律素质和业务水平。三是提高待遇，稳人稳心。乡镇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民调工作队伍。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把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对四级调解组织设立调解奖励基金，切实采取措施稳人稳心。

4、建章立制，创新民调工作新机制。为了民调工作走上规范、有序、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狠抓人民调解工作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建设。一是主要领导责任机制。把纠纷预防化解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明确各乡镇、村(居)、各企事业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凡工作不力、调处不当，致使纠纷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大力追究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和有关单位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实施“一票否决”。二是预测报告机制。凡遇到可能引发不安定因素及苗头的重大情况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同时报告县(区)综治办和司法局，及时组织力量协调有关职能部门落实预防化解纠纷，做到超前预防，消除隐患。三是定期排查调处机制。乡镇调委会要在各村(居)每月开展一次民间纠纷大排查，并由党政领导牵头，对排查发现重大疑难纠纷和隐患，及时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依法及时调处化解。四是联动联办预防调处机制。凡遇到重大疑难复杂纠纷由乡镇分管领导组织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法庭、信访等部门联合出警、联合办案、现场调处。五是普法依法治理机制。加大农村普法宣传力度，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在规范基层民主管理、健全规章制度上做文章，在各项依法治理源头上下功夫。大力开展“四民主、二公开”、送法下乡等活动，增强村民法律意识，密切干群关系。

5、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有效发挥人民调解的职能作用。要坚持依法调解，规范调解程序，克服调解的随意性，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和合法的原则，切实保障依法调解、平等自愿、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三项原则的落实;要弄清事实，在依法的前提下，通过说服疏导，消除纠纷双方对立情绪，化解矛盾;要充分发挥道德在调解中的感召作用，依靠道德的教化力量，说服纠纷当事人互谅互让，使矛盾纠纷妥善化解。要坚持寓教育于人民调解之中，把调解作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以真正达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要在实践中不断研究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新的调解方法，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向纵深发展。

6、加大立法力度，尽快制定人民调解法。从制度上确立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的调解工作得不到重视、调解经费紧缺、调解人才匮乏等问题

【参考文献】

[1] 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浅析人民调解工作现状及对策，重庆司法行政网，2007年6月15日

[2] 刘士国 高燕竹 董玉鹏 沈思言 吴博，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与完善—山东省邹城市村镇人民调解制度调查报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6期

[3]曾建明，黄伟明，回顾与展望-论完善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J].中国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1)：1。

[4]徐剑锋，人民调解协议不等于合同[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2)：58-60。

[5]孙士祯，论人民调解协议核准制度[J].中国司法，1999，(1)：61。

[6]查名祥，略谈加强人民调解协议法律效力[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6)：26-28。

[7]郑耀抚，人民调解制度的新发展-关于试行人民调解协议公证制的报告[J].中国司法，2000，(11)：49-50。

[8]江平，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第二篇： 浅析实践执法为民要心系人民群众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根本保证。消防工作是一项群众性工作，必须全员参与，群防群治。它的根本目的是保卫地方经济建设成果，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就要求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并自觉坚持执法为民思想，心里装着群众，时刻想着群众，为群众练兵，为群众服务，做各项工作都要得到群众的理解与支持。这是党和人民对消防工作的本质要求，是消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消防部队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这样，消防工作才能最大社会化，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地方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护，长治久安、安居乐业的小康社会的实现才有保障。

一、心系人民群众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在执政之前，执政之初和长期执政之后，所处的地位、环境不同，所起的作用也有所不同，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不变。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必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因此，我们只有心里装着群众，保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群众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我们的消防工作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真正做到“双让”(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二、心系人民群众是大练兵的不懈动力。

全国公安消防部队基层建设“5.17”电视电话会议上，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白景富代表公安部党委，提出了全国公安消防部队要大力实施“161”工程。其中之一就是要求我们迅速开展大练兵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高层建筑、地下商场、化工火灾、高速公路抢险、跨地区联合作战等给我们消防工作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我们是疲于应付，还是积极应变。我想只有把人民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把受难的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们才能去研究一个个课题，攻克一个个难题。例如我区地势狭长，地处偏僻，路况较差。休闲中心、歌舞厅等公众聚集场所156家;私营服装业、玩具业、牙刷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67家;易燃易爆单位54家。这些单位离消防大队最远的约50公里，给日常的消防监督和灭火救援带来困难。这些单位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怎样把灾害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我们要求中队扑救火灾时做到“两头快，中间稳”。即出动和战斗展开快，出救途中稳中求快。这就要求我们要大力开展大练兵活动，熟练使用现有的器材装备，对责任区情况做到“六熟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以最捷径的路线赶赴火场，以最正确的战术下达战斗任务，以最迅快的速度展开救人灭火，以最熟练的程度使用手中器材装备，这样我们才能百战不殆，才能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篇：浅析人民警察心理不健康的原因

心理不健康是在外界压力和自身心理素质的互动下形成的。若监狱民警无法对来自社会、职业的压力作出充分有效的应对，就容易出现行为障碍，从而导致心理不健康。以下笔者仅从社会、职业、个人三个方面简要分析造成监狱人民警察心理不健康的因素。

一、社会因素。由于监狱是收押和改造罪犯的特殊场所，这就决定了监狱人民警察的工作是管理在押罪犯。由于受固有思想的影响，社会上一些人对监狱人民警察存有偏见。在改革开放、百业兴旺的今天，绝大多数人都在努力追求现实的物质利益，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监狱人民警察容易将自身辛苦又清苦的处境与社会上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进行对比，从而因强烈的反差导致心理的不平衡。

二、职业因素：

(一)工作的特殊性造成的角色模糊，负荷过度是很多民警感到压力和紧张的根源。如有的基层民警对他所负责管理的每一名服刑人员的一切活动都要纳入视线，任何一个细微的疏漏，都有可能造成监管事故。因此很多民警都觉得工作压力太大，精神高度紧张，甚至下班后也难以缓解紧绷的神经。

(二)与其他工作人员相比，监狱人民警察属于一个比较孤立、封闭的群体，与外界的联系较少。一线的基层民警每天都在监狱的高墙内工作，与亲朋好友交流的时间有限，加之管教工作方式的相对长期稳定性、不变性，与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不相同步，民警的工作环境与外界的差距在逐渐拉大，使一些民警产生了孤僻、自卑、封闭的心理。

(三)其他因素。如监管工作的单一，束缚了一些具有较强创新、改革意识的民警，导致他们产生挫折感。

三、个人因素。在相同的压力下，有些民警可能会出现心理障碍，有些则能维持健康的心理状态。造成这些差别的个人因素主要有：

(一)人格特征。研究发现，不能客观认识自我和现实、目标不切实际、理想和现实差距太大或有过于强烈的自我实现和自尊需要的人容易出现心理障碍。

(二)生活事件。在人的一生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这些生活事件常是导致个体产生应激反应的应激源。无论这些事件是积极的，如结婚、升迁，或者是消极的，如亲人死亡、离婚，都需要个体作出种种心理调整以适应新的生活模式。在这种调整时期，心理问题容易发生。

第四篇：浅析如何做好新时期农村人民调解工作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一项特有的法律制度，以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独特作用，得到了党委政府的肯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尤其是在现阶段的矛盾高发期，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日趋完善，面对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农村的矛盾纠纷呈现出来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农村调解工作，已经成为我们人民调解员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一、现今农村矛盾纠纷呈现的新特点

伴随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相继出现。由于农村广大人民群众所处的地域环境、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所具有的文化水平、所掌握的政策法律知识、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所表现的行为方式以及所能承受的压力不同等差异，导致人们认识问题、理性对待问题的观念和方式各异，使得矛盾纠纷的发生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民间纠纷呈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传统的婚姻家庭和邻里纠纷呈下降趋势，而以资源权属、环境、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等经济内容的新型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其中因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征地拆迁、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在增加，特别是退耕还林和粮食直补政策实施后，土地纠纷大幅增多。矛盾纠纷主体构成日趋复杂化，一些跨行业、跨地区的纠纷也不时出现。二是群体性事件增多，范围和数量增大，纠纷参与人数存在群体性倾向。参与人数动辄三五成群，甚至数十人，而且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甚至个别群体性纠纷事件，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事前和事中都有较为周密的计划。三是个别纠纷的当事人诉求方式和行为方式偏激，遇到一点小事或无虚有的事就拨打12345电话，或曝光媒体或越级上访、重复上访、无理缠访。

二、新形势下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

(一)调解工作认识不足，重视还不够。有的地方对人民调解在新形势下的地位、作用认识不足，认为人民调解是“软职能”，可有可无，没有摆上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全社会普遍关心、认可、支持人民调解工作的氛围相对缺乏,一些部门没有形成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意识,以致司法所等调解组织孤军作战,难以处理一些复杂的矛盾纠纷。

(二)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不到位。经费保障不到位已经成为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一是区级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不到位。二是镇(街)一级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不到位。三是村(居)一级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不到位。由于取消农业税和集体提留,村级组织经费靠财政转移支付,加之村调解员多由村(居)干部兼任,而调委会本身没有经费,调解纠纷又不允许收费,调解办公经费难以支付,影响了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制约着调解质量的提高。

(三)司法所对调委会的管理指导难度大。从行政管理体制上看,司法所对农村“两委”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村级组织对司法所安排的工作反应不够积极主动。

(四)“大调解”之间的协调机制还不健全。一是街级调处中心依托司法所设立,调处中心主任由司法所所长兼任,虽然按规定有关职能部门应积极参与调处中心工作,但因为没有专门的领导力量和相应的制约措施,大调解机制还有待完善。二是“大调解”的功能未充分

发挥,调解主体的职责仍不够明确。“大调解”工作平台不突出,调解分工不明确,衔接面过窄,信息渠道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三是一些部门参与调解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遇事往往向外推,以司法所为主体的大调解中心所受理的矛盾纠纷难以分流,基本上由司法所人员承担。

(五)部分村(居)调解委员会不规范。有的村实际上只有一名调解主任或调解员,调解委员会有名无实;有的村(居)调解委员会虽有符合规定的人员,但没有调解场所,失去了调解组织的应有作用;有的村(居)调解组织人员,没有采取合适的途径和办法向村民公布,村民发生纠纷后,要求调解不知去找谁。

(六)人民调解队伍不稳定、业务素质参差不齐。村级调解员一般都由村两委成员担任,每次村级换届都会引起村级调解队伍较大的变动,造成村级调委会成员的法律、政策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依法调解、规范运作的整体水平不高。

三、做好新时期农村人民调解工作的措施

(一)加强宣传，深化对人民调解工作的认识，摆正人民调解工作的位置

人民调解制度及时便利灵活、成本低、效率高、柔性强的优点，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同时，它缓解了司法压力和当事人诉累，有效避免了矛盾激化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应加强宣传引起高度重视，把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充分保障调解经费，根据村(社区)、社实际，每年给予一定的办公费，以便基层调解组织能够正常运行，真正实现调解有组织机构，有人员办案。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落实解决调解员办案补贴，以调动调解员工作的积极性。

(二)完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强化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

要在“六位一体”的运行机制下，巩固、完善和规范街道、村(居)委人民调解委员会，力争做到凡是有化解矛盾纠纷需求的地方都有人民调解组织。着力推进改制企业、民营企业建立调解组织，建立行业、社团组织、集贸市场、商品集散地、物业管理小区、流动人员聚居区的调解组织，努力建立起多层次、宽领域的组织网络体系。

(三)建立并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的新机制

一是建立并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的新机制。整合调解资源，充分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实现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的有效衔接，建立起人民调解组织统一受理、先期处置，部门分头调处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和调处纠纷的质量，使人民调解工作向法制化、正规化方向发展。二是建立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预防功能、调处功能和信息报告功能，对涉及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土地承包、农民工维权等容易引发的矛盾纠纷，坚持抓苗头，抓小抓早，做到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和因时预防，建立起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三是建立拓宽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的机制。人民调解组织应在调解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损害赔偿、房屋宅基地等常见、多发性纠纷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调解村(居)民与法人、其他社会组织的矛盾纠纷，特别是主动调解社会热点、难点纠纷和

复杂性、群体性矛盾纠纷，不断扩大调解工作覆盖面。

(四)加大教育力度，维护村民合法权益

加强对村民的政策法制教育，扩大普法的广度，采取各种宣传方式，如广播、电视、报刊、知识竞赛、文艺演出等方式在农村中深入普及法律知识，要注重普及与农民生活、生产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法律，宣传守法、执法和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已的合法权益等知识，还应大力推广村务公开，增强透明度，动员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村务治理，使干部与群众之间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相互支持，减少干群间的纠纷。同时，广泛开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引导群众积极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加强文化道德和修养，做到遇事冷静对待，互相谦让，正确处理，减少各类矛盾纠纷的发生。

(五)提高调解队伍素质，适应新时期需要

新时期的矛盾纠纷有突发性、潜伏性和反复性等特点，化解难度大，这就需要建立一支适应新要求的高素质的调解队伍。尤其是提高基层干部依法行政和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更为重要。首先应采取培训等方式尽快提高现有调解员的素质，其次端正干部思想，通过教育，提高各级干部对新形势下加强法制建设重要性的熟悉，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进而通过各级干部向广大群众进行法制教育。

(六)不断强化农村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力度

面对新时期农村矛盾纠纷的新特点，要预防和解决各种矛盾纠纷，必须在科学建立预警机制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以化解群体性、复杂性、易激化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为重点，坚持经常性与集中性排查调处相结合，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调解工作方针，及时、依法做好多发性、常见性民间纠纷调解，把问题解决在当地和萌芽状态。工作中要注重从思想上正视矛盾，积极主动抓“苗头”;从全局上把握矛盾，集中力量抓“重头”;从客观上分析矛盾，实事求是抓“源头”;从根本上熟悉矛盾，以人为本抓“头头”。只有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

(七)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关问题的说明，凡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具有无效、可撤销或变更法定事由的，应当确认其法律效力，并以此作为确立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通过法院的裁判树立人民调解协议的公信。

第五篇：浅析规范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执法行为的途径

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一个独立警种，是党绝对领导之下的由人民检察院直接指挥和管理的一支准军事化武装性质的特殊群体，是人民检察院有效行使检察权的一支重要的司法力量。司法警察肩负着维护国家法律的实施和尊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保障检察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力量。而司法警察的执法活动不仅关系着人民检察院的形象，也关系着法律的实施和法制的权威，更关系着司法警察自身的形象。笔者拟结合当前司法警察工作的特点，谈谈规范司法警察执法行为的途径，探讨司法警察专业化建设的发展道路。

一、规范司法警察执法行为的重要性

(一)规范司法警察执法行为是坚持政治建警，提高法警的政治素质的需要

司法警察是人民检察院的武装力量，在检察工作中，处于各种矛盾冲突的最前沿，担负着排除险阻，保障司法安全的神圣职责。尤其是押解犯人、参与民事案件的强制执行、处理突发事件、执行死刑等“急难险重”的任务，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和危险性，稍有懈怠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不良后果。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这支队伍是一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有较高政治素质的队伍。

(二)规范司法警察执法行为是健全制度、理顺体制，坚持从严治警的需要

在以检务工作为中心的人民检察院，一些检察人员、甚至部分科室领导也错误地认为法警应当无原则地服务于检察官，无条件地服从于检察官，把法警看成是附庸，因而造成用警随意性大，法警工作处于被动地位等问题。对此，我们应遵循“编队管理，双重领导”的规定，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加强内部管理，有效规范警务工作，纠正错误认识，突出法警队的部门独立性，争取工作的主动权，实现向制度要素质，向管理要效率，提高法警队作为一支准军事化队伍的威信。

(三)规范司法警察执法行为是规范司法警察执法形象的需要

司法警察是一种面对社会公众的职业，在日常警务活动中，要与案件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群众打交道，有时甚至会遇到一些很难处理的问题。因此，司法警察在执勤中，要求做到警容严整，按照规定着装并佩戴警种、警号、警衔标志，保持仪表端庄、举止文明。接待来访群众时应谦虚热情、慎重处事，即使遇到一些不讲道理、不听劝阻的人，也要态度冷静，保持有理有节，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二、司法警察执法行为建设的“瓶颈”

(一)专业化意识不强

目前，人民检察院的在编法警来源渠道比较广泛，有军转干部、退伍战士、社会招干、内部转干，或者检察院内部人员调整，而从正规警察院校毕业的“科班”生很少。在这些人员当中，一部分人视法警工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一心扑在法警事业上，恪尽职守，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一部分人综合素质不高，对自己要求不严，视法警工作为简单劳动，表现出对法警工作热情不高，工作中得过且过。还有少数法警对法警业务知识了解甚少，对专业技能不熟练，对法律知识更是一知半解，个别的甚至身为法警不想法警事，身着警服不干法警活。这些现象的存在是自身专业化意识不强引发的连锁反应。

(二)管理体制不够规范

当前各级人民检察院，特别是基层检察院对法警队伍建设不够重视，根据《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规定，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编队管理实行双重领导，即既受本检察院领导又受上级人民检察院职能部门的领导。但是在现实工作中，司法警察基本上是块块主义，各自为战，上级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要么疏于指导，要么指导流于形式。

(三)用人机制不完善

法警一经录用便是“终身制”，法警队伍客观存在的“终身制”与人员进出口不畅不无关系。人才引进渠道堵塞、人员正常调整“短路”，使法警队伍难以实现优胜劣汰，导致干好干差一个样。年龄结构不合理，队伍老化，优秀人才进不来，素质差的出不去等一系列问题不断堆积，严重影响法警队伍建设的改革和发展，也给法警专业化建设工作增加了难度。

三、规范司法警察执法行为的几点建议

(一)坚持政治建警，政治育警

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这支队伍必须是一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有较高政治素质的队伍。一是要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制度，认真落实本院政治理论学习的部署和要求，做到学习、计划、时间、人员效果四落实，要教育法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持不懈地开展理想、信念、宗旨教育，加强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责任教育。特别要经常进行廉政教育，自觉地抵制“四风”的侵蚀，在办案中，经得住人情、金钱的压力。二是要加强自身党性修养，树立鲜明的党性意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重视八小时以外的思想工作。

(二)坚持依法从优待警，促进法警成长

一是要从身心上关心法警。特别要关心他们的组织发展，随着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对司法警察的职级、待遇给予一定的空间。有的多年得不到晋升，是影响司法警察工作积极性的老问题。希望各级检察院领导在这个问题上能有所突破。对优秀的警员，要大胆提拔和使用，使他们在法警的岗位上有干头、有奔头。二是要加强法警队的物质装备建设。基层检察院应对在编法警进行训练和专业培训。每年要对在用的警械具进行一次检查，并及时更新和补充。要根据工作需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进一步加强针对性训练与培训。

(三)加强对外宣传，增强司法警察荣誉感

要建立健全学习、谈心、民主生活等各项政治制度，以教育活动为指导，结合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切实解决司法警察队伍思想意识领域里存在的问题;要善于以典型引路，通过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发现典型，培养典型，塑造典型，用先进典型教育人、鼓舞人，大力弘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发司法警察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要注意加强对外宣传。提高社会对司法警察工作的了解、认知程度，增强司法警察的荣誉感，激发司法警察的工作积极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的推进。人民检察院管理模式与检察方式也将发生新的变化，检察院检察工作将面临一些新的内容，司法警察警务保障工作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规范司法警察执法行为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对法警工作的领导，切实地抓好法警队伍的建设，振奋精神、充满信心、开拓进取、真抓实干、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警察工作和法警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跨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