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论作业写作（共6篇）
篇1：自杀论作业写作
《自杀论》读后感
摘要：《自杀论》是涂尔干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之一，是第一部通过收集、整理、分类、计算、比较社会调查资料和数据，并用科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的社会学著作，也是其另一本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所确立的理论和方法的实践。作者在书中批判了以个体心理学解释自杀现象的传统理论，建立了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自杀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认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在本书中他还将自杀作出了类型分类——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4种类型。
关键词：自杀群体社会现象社会因素
一、作者简介及生平
要了解一本书的主题思想和揭示的现象或道理，就要去了解书的作者及其思想观点。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1887～1902年，他在波尔多大学教书，并在那里创建了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1891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1896年，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刊》。迪尔凯姆继承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并结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实证主义精神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社会现象的本质的特殊看法，即认为社会现象是待发现的客观事物，包括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现象都是外在于个人的客观的社会事实；二是关于获得这些知识的手段的独特观点，即认为应该通过超然的、价值中立的科学观察方法来获得。迪尔凯姆认为收集实证材料的过程，就如同自然科学家所进行的化学或者物理实验研究一般。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社会主义》（1958）、《社会学教程—风俗法律的物质作用》（1950发表）。
二、《自杀论》的研究方法
在书中，迪尔凯姆研究自杀现象时运用了社会统计的方法，特别是以统计交互表格的形式，展现了大量的经验资料，用以说明自杀现象受到民族、自然环境、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程度等社会事实的影响，从而建立了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对于这种通过资料数据来说明问题的研究方法，我觉得比起纯粹搞理论来讲，才是有用的，并值得我们学习与运用的。
三、《自杀论》的架构
自杀论一书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最重要的社会学经典著作之一。自杀论分为四个部分，导言、自杀与非社会因素、自杀的社会因素与分类、作为一般社会现象的自杀。
（一）在导言中，迪尔凯姆将自杀定义为：“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
（二）在第一编，非社会因素中，作者分别阐述了自杀与心理变态、自杀与种族遗传、自杀与自然因素、仿效的关系，并进行一一证否。
（三）第二编共分为六章，实际上可以分为5章。因为第二章、第三章都是论述利己主义与自杀现象的关系的。第一章是确定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的方法，主要让我们了解如何界定社会原因及社会类型。接下来的两章内容就是论述利己主义与自杀现象的关系。第二章主要从宗教信仰两个方面来阐述的。除了宗教信仰，还有就是家庭和政治社会的影响了。在第六章中，用了大量文字将不同类型的自杀以系统的方式在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目的就是让我们能清晰地了解自杀的各种形式，以帮助读者能准确界定自杀的类型以及分析其自杀原因。
（三）在第三编，也就是本书的最后一编，这一编主要是总结性文字。
第一章中他又重新概括了一下自杀的社会因素，主要强调自杀是由社会因素所引起的，我们应当从社会方面去寻找原因。
第二章作者主要论述了自杀与宗教、法律、道德、性别、年龄、气温、家庭、婚姻、政治危机等社会现象的关系，通过对这些关系的论述，他认为自杀应该受
到谴责，他认为“对自杀的普遍谴责本身已经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事实。”自杀是一种病态的症状。他认为自杀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并通过论述自杀与杀人之间的关系来确定自杀不道德的程度。
在第三章中，涂尔干主要是对如何预防自杀进行了讨论。他认为预防自杀的方法是“不断地使人们恢复一种有益的团结一致的集体感情”。
四、寻文章脉络、话点滴感悟
1．初蒙
自杀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词汇，但一般认为自杀只是一种个人行为，完全取决于个人因素，因而指数与心理学的范畴，因而有关研究自杀类的社会书籍并不多，本书更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对于自杀的理解比较浅显，我认为自杀就只是自杀者在受到巨大的打击或是由于其他原因放弃自己的生命，就像是我平常在新闻上时常看到的某人因为生意失败，感情失败等原因选择结果自己的生命。
直到我读了这本书我懂得原来这只是自杀的一种类型之一。自杀在今天的情况下是我们所正遭受的集体疾病的表现形式之一，所以它不仅仅只有我以前所理解的那样而已，而是应有全面的定义。作者给出的关于自杀的第一个定义是：任由死者自己所采取的积极的或是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的引起的死亡都叫做自杀。但是这个定义经过思考并不完全，这种定义并没有将神志清醒的人和神经病患分开看待。此外意图应当是我们判定自杀的主要原因。一个自杀的人并不一定是一个生无可恋的人，也可以是为了某种利益下定决心愿意牺牲自己性命的人。就好像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看到的某人为妻儿买下巨额保险，然后故意挑衅别人是自己貌似死于他人之手，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自杀行为。于是自杀的最终定义被完善为：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的引起的死亡。
2．深入
在书的序和导论部分，涂尔干首先向我们解释了他选择“自杀”作为研究对象的背景和原因，他认为，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就必须拥有自己的不属于其他学科范畴的研究对象。接着他对自杀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最后把
自杀定义为“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在明确了自杀的含义后，涂尔干在第一编和第二编中开始对自杀产生的原因和分类进行了探讨。
在第一编中，涂尔干以大量数据分别否证了那些在当时被认为是影响自杀率的原因的因素，包括心理变态、种族、遗传、自然因素和仿效。我们仅仅用这些因素来解释影响自杀率这一社会事实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虽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这些因素对自杀率有影响，但是这只是个别现象，人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片面的甚至会是错误的。所以自杀与精神病、心理状态、气候变化、种族、遗传因素等没有重大关系。
在《自杀论》一书中，迪尔凯姆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他把自杀划分为4种类型，即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
（1）利己型自杀
家庭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实证材料也支持上述假设。整合性强的社会群体通过共同的规范和强有力的权威控制着成员的思想行为，使成员完全归属于群体。在个人遇到挫折时，可以得到群体的保护和支持。因此群体的整合是遏制成员自杀倾向的社会因素。相反，个人主义的兴起增强了个人的独立性，削弱了群体对个人的约束和控制，降低了成员对群体的归属感，松弛了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很容易陷入沮丧、绝望而难以自拨，进而采取自杀以求解脱。
（2）利他型自杀
社会整合过于强烈之时。高度的社会整合使得个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个人的权利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被期待完全服从群体的需要和利益。利他型自杀的两种表现形式：义务性自杀，群体强加给个人的义务。第二种表现是负疚性自杀。执行者对群体和任务的认同十分强烈，完全献身于群体，服从群体，为了群体利益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说利已型自杀的原因是社会整合程度不足，那么利他型自杀的原因是社会过度整合。
（3）失范型自杀
将个人的需要和兴趣为优先，并且是相当自私的社会底下的自杀形态。这通常与社会变迁有关，因为当这些人无法再享受自己的利益与好处时，就会引起自杀。
（4）宿命性自杀
常发生在过度压迫的社会，并且导致人们会有想要死亡的欲念。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自杀理由，但是对于监狱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当他们受到虐待时，这些狱中人会选择想要死亡，也不会继续被刑求。
在第二编最后一章中，涂尔干讨论了三种两两混合的自杀。上面所说的那三种基本类型的自杀并不总是以孤立的状态存在的，有时候几种原因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起自杀中。也就是说，有些自杀可以结合了几种自杀类型的心理特点。最后，涂尔干还论证了自杀与自杀方式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自杀者所采取的自杀方式是基于他们对那种死亡方式的尊重程度或基于其他原因。
涂尔干在第三编中提出要从社会因素中去研究自杀，他推翻了凯特莱的“普通人”理论，认为不能仅靠简单的规律去概括社会，而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自杀现象。接着，他又将自杀与犯罪、杀人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自杀是弱化的杀人，它们有时会同时存在，有时却相互排斥，它们更多的是以反向发展。最后，涂尔干对自杀作了一个实际的总结，从各个方面分析如何对自杀现象做出必要的措施。
3．寻根溯源、积极应对
自杀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且其作为后者而存在时正愈来愈展示出问题的严重性。日前，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地高校10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后显示，竟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调查对象有过自杀的念头！22.5%的调查对象承认自己有过心理疾病！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自杀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一点似乎也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我们应该寻求对策积极应对自杀这一问题。
（1）学校：加强心理引导和职业规划
目前，一般的大学都开设有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方面的过程，但是学校从事就业指导和心理培训的老师太少，学生太多，不能对一些问题学生进行及时指导。学校应采用就业指导与心理普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心理普查找出问题学生，然
后进行针对性指导。很多学校的职业规划只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结合学生的兴趣点、特长和社会实际。此外，学校应多给学生实践的机会，多开学校招聘会。社会：改革教育体质提高社会生命保障程度教育不是物质建设，教育塑造的是一个人的内在，是通过塑造内在来达到外部建设的目的，可是教育的价值要从外在物质数据表现出来需要较长的转化期的，显然在一切都要靠数字来说明的今天，我们已尽失去了耐性，失去了理性，我们要立竿见影的效果来证明我们在飞速发展。于是我们没丢弃了本来的标准，开始认为一所大学若没有许多建筑、许多学生、许多师资、许多高职人员就不是上乘的、甚至算不上合格的学校了。这都是些病态的教育，我们应该加以改革。
（2）学生：准备充分、扩大交往
学校和社会有很大的差别，大学毕业生一时还不能很少适应社会工作的需要。所以，大学生在找工作前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和社会关系确定职业，然后进行相关职业的知识储备。同时还要扩大交往，特别是性格内向的学生更应该扩大交往，多参加招聘会，多参加面试。多经历一点挫折，心理就会更加成熟。
（3）家人：充分尊重学生、适当建议
大学生尽管有些认识和选择不合理，家长要充分尊重他们的选择，哪怕他们的选择是错误的，在充分尊重孩子意愿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建议。孩子遇到挫折时要多安慰，不要过多责备。
五、结束语
迪尔凯姆在对自杀现象做社会学研究时，通过准确地界定基本概念、确立分析单位和选用测量指标，明确地将自杀由个体层次提升到社会层次，实现了从个人行为到社会事实的转化，然后对自杀这一社会事实与其它社会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种种论证。这样就保证了在特定的研究中方法论、研究方法和具体技术之间的协调一致，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就分别具有了极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自杀论》也因此而成为实证主义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光辉范例，其研究思想和艺术更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启示。
篇2：自杀论作业写作
杨璟（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作者简介]杨璟，（1988—），女，苗族，湖南湘西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和研究城市社会学。
[内容摘要]迪尔凯姆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自杀论》把“自杀”这一病态的社会现象作为分析研究对象，作者先对人们常常认为引起自杀的心理因素与自然因素进行否证，接着又对自杀现象的结果做出分类，由结果推论出自杀是因为社会整合程度过低或过高及社会规范出现混乱和真空引起的，从而实证自杀的社会归因，在否证与实证的过程中，迪尔凯姆的研究不仅体现出他一直以来的学术观点即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生活，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外在性，强制性的特点，而且作为实证主义研究的始祖，迪尔凯姆在研究中对数据资料的分析方法也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是《自杀论》的书评，不仅会分析这本书的方法论意义而且会分析它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自杀 ； 自杀率 ；
社会整合 ； 自杀的分类
一、笔者未读该书之前及之后的不同心里感受
笔者相信，每个人应该都有遇到挫折、不幸，内心极度难受、极度痛苦以至于想要自己放弃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自杀当然就是自己放弃自己的生命，放弃自己生命的人要不然就是经受了很大的挫折和痛苦，要不然就是心里有问题，人们更倾向于去相信和人为自杀的人是因为自己本身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或者至少是在当时他无法解决和面对，从而选择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去逃避，逃避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情，或者已经预见到的将来自己不想也认为自己无法面对的事情。笔者以前认为自杀是一种逃避，或者是一种自我解放，逃避不想面对的事情，将自己从纷繁复杂的琐事中解放出来，自杀也有可能只是自杀者当时一种错误的心态，他们无法从那种错误的心境中走出来，或者没有人能够有效的劝导他们，将他们导向正确的心境。或者有时候自杀是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自己的一种状态，自己都无法接受自己，无法明白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将做什么，觉得自己很没用，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价值了，等等，笔者认为大多数的自杀者不仅逃避现实而且不喜欢自己，至少对自己不满意，当然不同的人对自己满意的标准各不相同，当人们自己对自己极度失望的时候，也有可能采取了结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将自杀归因于社会的原因。很简单的事情，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自杀”就是自己杀自己，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与他人有什么关系，与社会就更谈不上什么关系了。
但是读了这本书后你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任何人，只要他出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那么他的任何行为，即使是在我们看来很私人的行为，必然已经打下了当时社会行为标准，社会规范，或者社会环境的烙印，因为从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生长在了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或者自然环境中，这些我们都无法改变，在我们看来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所生长的环境在不断塑造我们，影响我们，改变我们。哪个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不被任何东西影响的自己，或者已经没有了吧，我们试图去发现和了解的是，社会环境是如何塑造我们，影响我们与改变我们的，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自杀论》这本书，从最初的看不太懂，到终于明白，还记得自己曾经在学校的食堂用《自杀论》这本书占过座位，远远的就看见周围的同学从旁边走过都会不由自主的被他的名字所吸引，忍不住会看两眼，或者目光停留在上面的时间总是比较长，可能所有人最初看见这本书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大家心里肯定都在嘀咕着，还有这种书？还有专门研究自杀的？这样的书也可以是本名著？那这本书究竟写的都是些什么呢？难道是写人们是怎么自杀的？我觉得所有人都对自杀有着自己的理解，但
是我们或许很少去想自己认为很私人的行为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真的只有自己的行为和状态会影响吗？那自己的行为和状态又是怎么得来的呢？迪尔凯姆就是带我们去发现塑造或影响我们私人行为的社会原因。
二、本书概述
自杀作为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人们往往把它归因于个人，认为是由精神错乱等心理因素或酗酒、仿效等个人因素引起的也有人认为是由自然原因如气候的变化等引起的，而迪尔凯姆的研究假设认为是由社会整合程度过低或过高，社会规范出现混乱或真空引起，迪尔凯姆先对心理因素和自然因素进行否证，然后又对自杀现象分类，由果溯因对引起自杀的社会原因进行实证，通过一驳一立使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1、概念的界定——操作性定义——对作者认为非自杀现象的排除
迪尔凯姆在书中对自杀现象做出这样的定义：“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自杀论》，11）这样就（1）将当事人的意图或动机排除在外，而只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与结果这两个外显的特征进行定义（2）排除了那些当事人没有意识到行为后果的死亡现象。
2、否证自杀现象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A、对精神错乱的否证：心理论认为，自杀现象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理由是，在统计规律上，有一些不正常的心理因素如精神错乱的年发生率与自杀现象一样，在某个社会里相对的稳定，而在不同的民族又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自杀和精神错乱一样，城市比农村多。迪尔凯姆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1）所有的统计资料都证实，在精神病院里，住院病人中女性略多于男性；由于推论，如果说自杀率与神经衰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妇女的自杀率就必然高于男人的自杀率，至少应该一样高，但是根据自杀的统计资料来分析，在每个国家中，男性的自杀率是女性的4倍左右；（2）犹太教徒中的精神错乱病人比其他教徒中多得多，如果说自杀率与精神错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的话，那么犹太教徒的自杀率就必然高于其他教徒的自杀率，然而，相反的是犹太教徒中的自杀倾向却很微弱；（3）在所有的国家里，在一定的年龄阶段（从童年到老年），自杀倾向是逐步增强的，而在壮年时期更经常地突发精神错乱，如果自杀率与精神错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的话，这种统计结果同样也是无法解释的；（4）疯子最少的国家却是自杀最多的国家；（5）下层社会中精神错乱很少，自杀却时有发生。
B、对酗酒的否证：还有些人认为，酗酒是导致自杀的另一个不正常心理因素。迪尔凯姆用两个统计事实批驳了这种说法。（1）在法国国内，酒鬼最多的地区是自杀倾向最严重的地区，而酒鬼最少的地区也不是自杀倾向最不严重的地区。（2）比较不同国家情况，一个国家人均酒的消费量和这个国家自杀率之间也没有相关性。
C、对种族遗传的否证：接着为了排除自杀是由正常的心理因素如个人的体质所引起的这种可能，迪尔凯姆又进行了否证，因为自杀率确实因种族而异，而一个种族和另一个种族的区别在于它的身心特点。迪尔凯姆首先将种族的核心界定为遗传。（1）通过比较分布在不
同国家（社会）的同一种族人群的自杀倾向，结果相差很大，证实了种族和自杀没有关系；（2）自杀率随年龄的增长而有规律的增高。因为人体的一切都受着生命节律的支配，依次经过生长的阶段、停滞的阶段和最后一个衰退的阶段。由于没有什么心理或生理特点是无止境地发展的，所有的特点都在达到一个顶峰之后趋于衰退。相反，自杀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才达到它的顶点。
D、对仿效的否证：（1）同首先对自杀现象进行操作化定义一样，迪尔凯姆还是先对仿效下了他的定义：“当一种行为有一种类似的，以前由别人完成的行为的表现作为直接的先例，没有明确的或不明确的思想活动介乎这种表现和实施之间来影响这种重复行为的本来性质，那么仿效是存在的。”（《自杀论》，114）（2）迪尔凯姆指出，仿效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它可能在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的个人之间发生，他指出仿效必须先有被仿效的对象，如果自杀是仿效引起的，那么自杀率就应该以被仿效对象所在的地方为中心向周围逐渐减小，但是从自杀率的分布图上看，自杀根本不是围绕某些中心发生，从这些中心均匀的扩散开来，而是以差不多同样的数量成批的发生没有任何中心。
3、否证自杀现象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1）否证气候类型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自杀率同样高的地区可以属于不同的气候类型，意大利自杀人数最多是北方而英国和比利时自杀人数最多的却是南方。（2）对是否存在最有利于自杀的季节的证伪：迪尔凯姆按照温度的变化来排列一年中的4个季节和12个月份，并未发现季节或者月份的变化与自杀率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3）迪尔凯姆对统计资料显示人们倾向于在白天而不是晚上自杀的观点：他认为这不是自然因素的影响，真正的原因在于白天事务最繁忙，人际交往最复杂，社会生活最紧张。
4、实证——倒果溯因的分类溯因论证法
以上迪尔凯姆否证了精神错乱、酗酒、种族遗传、仿效等心理因素，也否证了气候、季节、温度、白天黑夜等自然因素，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社会因素了，而迪尔凯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是通过对自杀现象进行分类来寻找原因的，他认为各种原因之间的特殊差别意味着各种结果之间的特殊差别，通过探索不同自杀类型产生的社会条件，就将结果和原因联系起来。通过结果来寻找原因。
迪尔凯姆将自杀分为四种类型，即“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反常性自杀”以及“宿命型自杀”。（1）利己主义自杀。其成因是个人与社会的疏离，所以那些不能很好的整合进较大的社会单位并盛行个人主义的集体、社区和群体，其利己主义自杀的比率一般都比较高；（2）利他主义自杀。它发生在“社会整合过于强烈之时”。此时，高度的社会整合使得个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个人的权力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被期待完全服从集体的需要和利益。（3）失范性自杀，主要发生在社会控制瓦解之时，在正常和稳定的社会条件下，个人的愿望总是受到由一般道德原则支撑的规范的调节的，他们保证了个人的愿望或抱负大体上于可以运用的手段相一致。但是，当社会控制减弱，上述规范受到破坏时，对个人愿望的制约就不复存在。此时，个人的生活目标和人生抱负失调，他们增长出难以实现的个人愿望，这必然导致挫折很多，以及自杀率的上升。（4）宿命性自杀。这种自杀的典型形式是那些倍受压迫和制约的奴隶采取自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面临的是一些无法抗拒和改变的压迫。
社会整合和自杀率之间的关系：（1）利己主义自杀和失范性自杀与社会整合程度成反比，即社会整合程度越低，自杀率越高；（2）利他主义自杀与社会整合程度成正比，社会的整合程度越高，自杀率也越高；（3）自杀率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整合程度的变化，担不是惟一的经验表现形式。犯罪、越轨、酗酒、离婚率以及精神疾患的患病率的变化都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整合类型与程度。
5、结论
（1）通过以上的论证，迪尔凯姆证实了他的三个命题：自杀人数的多少；A、与宗教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B、与家庭社会一体化程度成反比；C、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
（2）自杀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迪尔凯姆认为自杀和杀人之间有关系而且要视自杀的类型而定。A、利己主义自杀和杀人呈负相关。因为有利己主义子自杀倾向的人所崇拜的是人的个性而不是社会的共性，既然尊重个性的张扬就不会看不起别人的生命。B、利他主义的自杀与杀人有着共同的机制，当自杀者认为自己在社会的压力面前是如此渺小，无能为力时，他也不会重视别人的生命。C、反常的自杀则要具体来说。反常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实际上是一种激怒或者厌烦的状态，这种状态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针对别人或者转而针对自己：前者引起杀人，后者则引起自杀。
（3）对自杀现象迪尔凯姆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否证过去的宗教以及现代的家庭都不能成为维系现代人们关系的感情纽带，迪尔凯姆不是想把现代社会拉回到过去，而是坚决主张建立职业团体或行会以恢复社会对自杀的免疫能力，让人们在集体生活中找到已经失落的社会思想和感情。
三、本书在作者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1、社会的影响力，主导地位：纵观迪尔凯姆的学术生涯与著作，从《社会分工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学方法论准则》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作者的思想一直都围绕着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作为社会这个整体是高于个人的，并一直都致力于研究与证实社会生活是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决定和塑造个人的。在《自杀论》这本书中，迪尔凯姆将大多数人认为是由个人动机或行为等心理因素引起的病态现象进行分析，在否证与实证的过程中，在严谨的论证体系中让人们清晰的发现以前自己人知的错误，对社会的影响力有了全新的认识。
2、社会事实：在《自杀论》这一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自杀这一病态社会现象的研究，再一次以一种案例研究的方式向人们证实了他的思想：社会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外在性、普遍性的特点，它影响塑造着人们及他们的行为，因此只能通过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在书中，迪尔凯姆就用社会整合程度的高低来解释自杀现象及其类型。
四、本书的影响与意义
1、方法论意义：（1）清晰的概念定义：可操作化的定义是进行社会研究的前提，在书的开篇作者就对自杀现象做了自己的定义，排除个人的主观动机与行为及作者认为不是自杀的死亡现象，使自杀现象成为可具体研究的客观存在，而在之后对仿效的否证中作者也进一步对仿效做出常人可理解、可研究、解释、论证的操作化定义，并强调概念的界定对研究的重要意义，对后人的研究有重大的启发。（2）研究变量的引用：自杀率的引入将看起来是个人原因的自杀现象变为可用宏观社会结构来解释的社会事实。迪尔凯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人们往往看来理应是由个人的心理或动机引起的个人自杀现象通过一个研究变量——自杀率的引入，变为可在不同城市、地区、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揭示影响自杀率变化之宏观社会结构的客观社会事实。让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发展。（3）否证与实证相结合，强有力的论证脉络：通过前面的概述，我们发现迪尔凯姆先对人们常常认为可能影响自杀率的心理因素、自然因素等进行否证，当只剩下社会因素时，他就对社会因素进行实证，论证结构十分严谨以至于不少人认为“证伪”的思想不是被波普诺开创的，迪尔凯姆才是“证伪”方法的祖师爷。（4）共变和控制变量等实证方法的运用：由于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隐藏在大量复杂的可变因素背后，而社会研究又不能完全像自然科学那样获得能够严格控制各种因素的实验条件。因此，为了排除那些变量之间的非因果性相关，他采用了“共变法”、“控制变量”等分析技术。如：若自杀率与心理变态有关系，则精神并发病比率越高的地方自杀率越高；若自杀与仿效有关则必定使自杀率以自杀率最高的地方为中心依次向周围减小。而通过引入控制变量——年龄，他论证了不是婚姻本身，而是与子女的联系影响着已婚者自杀率的高低。（5）根据现象分类，倒果溯因，求因果关系：在《自杀论》中，对社会原因的实证方面，根据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不同的原因会引起不同的结果，从而通过对自杀现象的分类探讨引起这些类型自杀不同的社会条件从而探求出原因来。这种分类法，及倒果溯因的方法的运用也是实证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
通过将要检验命题的经验性事实累计整合或理论性推断并加以检验，使其具有可信度与包容力，是迪尔凯姆的《自杀论》教给我们的东西。
2、本书在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迪尔凯姆的《自杀论》是实证社会学的典型研究，其方法论意义与理论意义同样巨大，通过前面对其方法论的探讨，我们发现虽然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迪尔凯姆没有我们现在的统计软件，但他的共变法与控制变量的引入及否证与实证的完美结合却是现代社会学及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源头。
在理论方面，《自杀论》是迪尔凯姆通过对自杀这一病态社会现象的研究对他自己理论观点即社会生活对个人的影响决定作用，社会事实有客观性、强制性、外在性、普遍性，可用一种社会事实去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的案例诠释。他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将人们的视线引向社会这个大整体来，对社会整合需适度及社会规范是否稳定对自杀影响的讨论让人们对社会和个人，国家和社会关系又有了新的认识。迪尔凯姆在人和社会的关系讨论中对社会决定性作用的强调也引发了学者们的不同观点，从而产生了互动论、交换论、现象学等理论流派。
3、现实意义：书中迪尔凯姆区分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四种类型自杀。由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我们确实应该看到利己型自杀与社会整合的关系及它的现实意义。而由于我国正处于改革转型时期，贫富差距、地域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社会规范对人的制约作
用，对人目标和价值的确立作用也经常起变化，因此反常自杀在我国社会转型这个特殊时期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五、自己的思考
1、主观的溯源分类法：大多数人认为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主要是用了实证的方法，有很强的客观性，但我认为在他的书中也典型的采用了心理解释策略，有主观的成分，比如对自杀类型的区分，根据迪尔凯姆实证主义方法的一贯精神，科学研究应当从客观观察入手，根据对象所表现出来的可明确识别的外在特征来划分对象类型，这种叫做形态分类法。但在对自杀现象做出类型划分时迪尔凯姆并没有采用这类分类法，而是采用另外一种溯源学的分类法，他重点区分了利己型、利他型、和反常型自杀，显然这种分类具有心理溯源的性质
2、软实证的经验研究——从定量不知不觉走向定性：（1）社会整合的抽象概括，无法量化、测量与检验：经验研究的要义在于以存在的社会事实为根据，以现实材料为手段，通过实验、观察、搜集分析资料的方式对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研究。但是通读该书，从迪尔凯姆的经验概推中我们不能直接得知制约自杀率的主要社会原因是什么，迪尔凯姆于是通过建立命题结构，提出了在经验命题中获得直观的最高假设：社会整合程度决定自杀率。这是一个在逻辑上能隐含经验事实但并不直接来自经验数据的一般性概括，它的产生不是通过归纳推导出来的而是哲学的思辨，并且社会整合的程度如何才算适度，不高也不低，并不能对之进行量化，测量和检验。
（2）迪尔凯姆在书中体现的社会与个人相互作用取向：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常常探讨因果关系，一种现象是如何由怎样的另一种现象引起的，把一个事物的发生或演变与另一个事物的存在和运动联系起来，有明确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把一种社会现象归结到另一种社会现象那里，不论这种解释充分还是不完全，都表现了某种决定意义。迪尔凯姆在本书中选择的解释项是“社会整合水平”，被解释项是“社会自杀率”，而自杀者则被当做一个潜在的被解释项，因而存在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被解释项，当社会整合水平异常时，自杀者只有万分之几的比例，处境相同的多数人并未选择自杀。这一结果可能使迪尔凯姆意识到：作为潜在的被解释项的自杀者个人对环境的反应差异也影响着自杀现象。于是，迪尔凯姆是采用心理溯源性质的分类法，提示着社会与个人相互作用的意义，因此无意识的将决定论与相互作用论结合在一起，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互动论的学者是不是从这里得到互动论的启发呢？
最后，我想说虽然后人对迪尔凯姆的这本书还有很多批评，比如统计资料的失真，推论的失误（新教盛行国家的自杀行为并不一定都发生在新教徒身上，因此“新教盛行国家的自杀率高不等于新教徒自杀率高”）等，但是迪尔凯姆的这本书及其在社会学和实证社会科学中都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他严谨的科学实证态度和方法都值得后人钦佩和学习。
[参考文献]
埃米尔·迪尔凯姆[法]，2005，《自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高琳，2008，《社会学研究与迪尔凯姆，<自杀论>的典范意义》，《社会学研究》2月。
路丹、张月，2004，《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论及其现在价值——<自杀论>的社会学方法论解读》，《东南大学学报》第六期。
李文华，2004，《<自杀论>及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社会学·管理学研究》第六期。
唐斌，2005，《试析涂尔干<自杀论>中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上饶师范学院学报》，8月。
篇3：自杀论作业写作
近代来各国基本上都将自杀条款作为保险法的必备内容。早期在保险法的宗教思想的影响下认为自杀即为犯罪, 因此被保险人自杀死亡基于自杀行为的犯罪性当然不能的到赔付。随后, “自杀即犯罪”的思想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自杀条款发展为, 危险的发生必须具有偶然性, 而自杀由于是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这种故意行为导致危险的发生在技术上具有了一种不可预测性, 因此被保险人自杀死亡的也一律不予赔付。后来, 学者指出死亡保险的目的便在于安定被保险人遗属的生活, 并且保险人的生命表中本身就包括了自杀死亡这一死亡类型, 因此上述的技术说似乎也站不住脚了, 在一定情况下被保险人自杀死亡的得以赔偿。随着时代的发展, 立法技术也不断进步, 近代各国的保险法一般规定一定的期间, 在此期间内被保险人自杀死亡保险人不予给付保险金, 超过此期间被保险人自杀死亡的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合同之约定给付保险金, 亦即自杀期间免责制度。 (2) 我国自95年制定《保险法》时便引入了自杀条款, 09年的修订案中更是对自杀条款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然而为了更好地理解自杀条款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即自杀的涵义究竟是什么。
一、自杀的一般涵义
虽然自杀一词由来已久, 也许人们会以为其意义已经人尽皆知, 家喻户晓, 没有必要对其下一个单独的定义。但是实际上自杀一次一次在通常意义上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 学者对其的界定历来也是众说纷纭, 直到《自杀论》一书出现后, 自杀才有了一个明确精准的定义即人们把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的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 (3) 而法律上的自杀一般是指行为人在能够认识自杀行为的意义及其后果的前提下, 故意的采取各种措施促成死亡结果的发生以达到自我毁灭的效果的行为。因此一般来讲在法律意义上的自杀要求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所谓认识能力是指行为人能够认识自己的行为的性质及其后果的能力。行为能力是指行为人能够在认识能力的基础上通过独立的意思表示, 进行行为的能力。因此法律意义上的自杀必须是具有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人故意采取的自我毁灭的行为。
二、我国保险法上的自杀之涵义
我国《保险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 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 被保险人自杀的, 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保险法中的自杀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为一般意义上的自杀, 第二种是被保险人在自杀之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杀。为了更好的理解和适用《保险法》四十四条, 在此有必要对这两种自杀的涵义做出详细的梳理。
(一) 一般意义上的自杀之涵义
保险法上一般意义的自杀是指被保险人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 故意采取各种措施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保险法上一般意义上的自杀有如下几个构成要素:
第一:被保险人意志自由且有采取行为结束自己生命之故意。
首先被保险人必须要意志自由, 即其自杀行为是其自主自愿实施的, 而非在他人的强迫下丧失了自由意志。其次被保险人必须有结束自己生命之故意, 即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死亡的后果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出现。这种自杀的故意决定了如果行为人的死亡是由于行为人的过失或者其他非本意的原因导致的都将不够构成自杀。比如说被保险人失足从楼上跌落致死, 误食有毒食品死亡由于缺乏被保险人主观上的故意都不构成自杀。被保险人意志自由其具有结束自己生命之故意还暗含着另一点要求, 即被保险人须有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 能够认识到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的性质和后果, 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独立实施自杀的行为并承担后果的能力。
第二:被保险人实施了积极或消极的行为并足以结束自己的生命。
除了有主观上的故意, 被保险人还必须在客观上采取了足以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这种行为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 直接的或间接的都必须在客观上足以结束其生命。如果被保险人没有实施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当让不能构成自杀。
第三:被保险人的行为造成了死亡的结果。
保险法上的自杀强调死亡结果的出现, 如果被保险人实施了足以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 但是实际上该行为并未导致被保险人死亡, 那么保险事故并未发生, 保险人给付条件并未达到, 因此在被保险人未死亡时该自杀并不能引起保险法上法律关系的变动, 所以一般没有必要讨论其是否构成保险法上的自杀。
第四:被保险人的行为和被保险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行为与死亡结果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这一点是极为值得关注的。在很多情况下虽然被保险人实施了自我毁灭的行为, 也出现了被保险人死亡的后果, 但是该死亡后果并非由被保险人的行为造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被保险人志死并非是其自己的行为造成的, 因此也不构成保险法上的自杀。比如说某甲企图吃安眠药自杀, 当其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之后, 被他人开枪打死,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也有自我毁灭之行为和死亡结果的出现但是因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并不能认定为保险法上的自杀。
(二) 未成年人自杀中的自杀该如何理解
我国保险法四十四条第一款的但书中规定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自杀需要认识能力和行为能力, 即能够对自己自我毁灭行为的性质和目的有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独立实施自我毁灭之行为并独立承受其后果。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行为能力的话那么其当然就不具有认识自己行为性质并独立承担后果的能力。所以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自杀”并不足以引起保险法律关系的变化。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杀应当认定为意外事故, 保险人应当予以赔付。
我国保险法的自杀条款对规制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与保险人的给付关系起了十分积极促进作用, 尤其是但书中的规定十分值得肯定。但是虽然四十四条规定了一般人的自杀及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自杀”, 但是却遗漏了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自杀应当如何处理, 因此希望今后的立法中能队相关方面做出规制。
注释
11 贾林青.保险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230.
22 樊启荣.人寿保险合同之自杀条款研究——以200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保险法>第44条为分析对象[J].法商研究, 2009 (5) :108.
33 [法]埃米尔.自杀论社会学研究[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9-10.
篇4：假如我不写作，我会自杀
埃米尔·齐奥朗（以下简称齐奥朗）：当我们说话，就像我们写作，我们什么也解决不了。除非深入内部。我们卸下包袱。我们稍稍腾空自己。那些比较麻烦、令人忧心的问题，谈过之后，我们是带着某种解脱感来看待它们的……我们的忧虑减轻了。这就是谈话的意义。
杜瓦尔：对你作品的一次谈话，不也同样会导致可能的误解吗？
齐奥朗：我并不反对误解。当然，我很愿意关于我的描述尽量准确。但我觉得，误解也可能是丰产的。因为它引人思考。总之，这不是一种理论……
杜瓦尔：你的作品成了大学博士论文的选题，这令你不快吗？
齐奥朗：有几篇关于我的博士论文。但我反对博士论文，我反对这种文类。你知道我来巴黎就是为了做一篇博士论文！我在罗马尼亚已经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在一所中学教了一年书，然后我说：我要去巴黎做一篇博士论文。总得找一个借口……很明显，我撒了谎。我甚至懒得去找论文选题。我同大学彻底断绝关系。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是精神的死亡。对一个人的精神发展来说，一切教育，即便是好的，即便很棒，本质上仍是坏的。因此，我认为我此生做过的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同大学彻底断绝关系。
杜瓦尔：但不是同整个传统，同你看重的比如帕斯卡尔、波德莱尔……
齐奥朗：他们是我最经常想到的两个法国人。我不再阅读他们已经很久了。我总是拿他们做参照，我对他们有一种很微妙的感情。这真的很奇怪——一位西班牙大教授写过一篇关于我的文章，说我归属于法国的道德主义者，但帕斯卡尔除外！当我读到这些，我心说：糟了！因为我生命中的某个重要时刻，某个震撼人心的时刻，是在布加勒斯特，那时我十七岁，我在一个公共图书馆读到帕斯卡尔写给他姐姐的那句话（他姐姐嘱咐他注意健康）：你不懂健康的麻烦，也不懂疾病的好处。这令人震惊！这差不多就是我那时生活的那种感觉。我甚至敢说，正是帕斯卡尔的这句话，让我后来对他感兴趣。
杜瓦尔：但你的帕斯卡尔，那是原创意义上的帕斯卡尔？
齐奥朗：对，对。纯粹主观的帕斯卡尔，帕斯卡尔现象！这是怀疑的帕斯卡尔，撕裂的帕斯卡尔，本来可以不是信徒的帕斯卡尔，无需恩宠、无需在宗教里避难的帕斯卡尔，我感到亲近的帕斯卡尔。同这位帕斯卡尔，我感觉是一家……因为我们想象无信仰的帕斯卡尔。此外，帕斯卡尔也只在这个方面有意思……整个一生，我都想念帕斯卡尔。他是片断的，你知道，他是片断之人。也是瞬间之人，在片断中有更多的真实。
杜瓦尔：这是因为，就像他，你也是片断之人，你的写作，也是片断的。
齐奥朗：是的。全部。但在我那里，完全是出于另一个理由。就是我心烦。当我开始发挥一点什么的时候，我管它叫无聊。尽管如此，我还是深化了某些东西，因为我所写的一切都是围绕同一些东西。但我不喜欢固执己见，我不喜欢表演。没这个必要。爱表演的是那些教授。
杜瓦尔：你就像那个暴君，你以前曾描绘过他的面孔，他并不关心给出解释。你不表演，你确定吗？
齐奥朗：确定！我绝不表演。我依法而行——加括号，不是吗？我说出的是某个东西、某种内在过程的结果。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给出答案，但我不描写步骤和过程。不是把三页纸都发表出来，我删掉一切，除了结论。差不多就是这样。
杜瓦尔：格言和片断……不管哪一种情况，都包含一种避免饶舌的愿望，一种抵达极简的愿望。
齐奥朗：完全如此。不想改变别人。不想说服别人。我不喜欢说服。
杜瓦尔：尼采把爱默生尊为格言大师。他也这么判断：解释就是降低，就是贬值。
齐奥朗：我读爱默生很少。我无法向你说清楚原因。但我知道他一点。毕竟，我的不幸是阅读得太多。比如，我对狄金森的诗很感兴趣，那是个伟大的女诗人，绝对！她读爱默生很多。我对狄金森有一种崇拜——我始终保持。所以，我本该读一读爱默生。还有几位作家也仰仗于他。甚至尼采，在青年时代的确如此。至于我，我还是读过他一些东西的，但我不能说我知道他。你知道，这是实话实说，我相信对我来说，如果我不是重读一个作家，那么他就不存在。当我说我喜欢某个人或者我读过他，就是我重读过他。好几遍。一本书只读一遍，啥也说明不了。比如，我很熟悉陀斯妥也夫斯基，因为我读他读了五六遍。还有莎士比亚。只读一遍，也就是同一个东西打个照面，没别的了。我生命中的所有重要作家，我都反复阅读。
杜瓦尔：你也正好被视为一位格言大师。在词典里，人们还经常给你贴上虚无主义者的标签。
齐奥朗：还有另一个标签……我对此完全漠然视之。我不是虚无主义者。人们可以说我是，但这没有意义。对我来说，这是个空句子。简单起见，人们可以说，我纠缠于虚无，或者--更是虚空。这是对的。但不能说我就是虚无主义者。因为虚无主义者在通常的意义上，是那种在大地上使用暴力啥都敢干的家伙，带着某些多少有点政治化的不可告人的想法，鬼知道呢！但我，绝非如此。因此，人们也许可以在隐喻的意义上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即便如此，还是没触及什么。我更愿意接受怀疑主义者这个词——尽管我是个冒牌的怀疑主义者。实际上，我啥都不信，应该是这种向度——就算这样，也不是真的！
杜瓦尔：每个词都是多余的一个词，你在《存在的诱惑》一书中这么说。你是怎样把它同你对形式的关注、你对文体的关注调和到一起的？这难道不矛盾吗？
齐奥朗：听着，我是这么想的。我三十七岁开始用法文写作。我以为那是容易的。此前我从未用法文正经写过什么东西，除了几封写给美好女性的信札，还有一些必须回复的信。突然，用这种语言写作，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困难。这几乎是一种顿悟：法文完全是某种硬化了的语言。因为罗马尼亚语是一种斯拉夫语和拉丁语相混合的语言，是极富弹性的。人们想怎么用都可以，这是一种尚未结晶的语言。我意识到我不能就这么让自己去发表第一次喷涌，而第一次喷涌是真实的。不能这样做！在罗马尼亚语里，没有这种对清澈、对明晰的苛求，我理解了用法文就必须明晰。我开始有了那种外国人情结，这外国佬要用不是他母语的另一种语言写作。尤其是，在巴黎……这非常重要。我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个省份，以前属于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属于维也纳，我是奥匈帝国的人。在这些地区，人们讲德语，匈牙利语，等等。但我的父母一句法语也不会讲。相反，在布加勒斯特这个首府，大家都法国化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所有人！我呢，我在这些人中是一名大学生……很显然，我有一些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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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巴黎那会儿，我没用法文写过一个字，整整十年，除了回几封必须回的信，像我刚才跟你说的。然后，1947年，那时我在诺曼底，我一下子弄明白了：这是荒唐的！为什么我要用一种没人读的语言（指罗马尼亚语）写作？我把已经写下的东西撕个粉碎。我重新回到巴黎，带着永不再用自己的母语写作的想法。我迫使自己服从这项纪律：我要写出一种尽量明晰和清澈的法文，而不让自己受那些当代诗人的影响。最终，我写出了一种规范、有点抽象的法文。但我只会用法文写这类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是因为抽象的这些微妙区别认识了法文。但当然，人们会问：为什么还操心文体？你知道，这是因为帕斯卡尔……他写《致外省人的信》写了十七遍！我就想：帕斯卡尔可以为它的《致外省人的信》重写十七遍，那么，我这个外国佬，我也应该做一番努力……你知道，我此前用罗马尼亚语写过一两本书！我再没读过它们，这是第一次尝试！当然，它们没写好。我没这种情结。当我读了帕斯卡尔和所有那些被语言纠缠住的法国作家，我就做了一番很大的努力。比如，那本《解体概要》，我写它写得很快。一下子喷涌而出。但我重写了四遍。全部！删掉了很多东西。书自然也就失去了某种自发性。但这是为了赋予它另一种实质。让那个外国佬消失，尽最大可能。但你的问题提得有道理：如果我怀疑一切，为何还要好好结构句子？同样，为何还要写作？这是真的。这些是无法避免的悖论。
杜瓦尔：有些作家，你的同代人，从风格入手，设法把事情拆散。
齐奥朗：是的。但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没法这么干。反正不会是我，因为如果我这么干，人们会说：他不懂法语。像异国人似的玩先锋是容易的。非常容易……但我想在思想层面上引入某些感觉。所以，就不再是一些直接表达的事情，而是结构过的事情了。结构句子时，应当清晰。我写下的，就是一些句子。我做风格上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个。我不是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不是作家。我对自己说：既然我下了决心用法语写作，我就玩这个游戏。而就像我跟你说过的，这种自卑情结——我不知道用哪个词更合适，我对这种表达厌恶透顶，但又没办法！--起着一个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因为我研究过语言。当我看到，在法国文学史中，多少作家为之烦恼……而在德国文学中你找不到这个；没有人谈论写作的困难，总而言之，不是在表达的层面上。这是一种法国式的执着。而这让我感到震惊。现在，对那些纯粹的文学作品来说，我觉得不必太精雕细琢。
杜瓦尔：你风格上的古典主义，难道不会有点过时？
齐奥朗：我觉得，这不重要。因为读我的那些人，是出于某种需要读我。这些人是有问题的，就像人们用粗话所说的——我是根据我收到的信看到这一点的。这些人抑郁，忧心忡忡，噩梦缠身，这些不幸的人。而他们，不会太在意风格。他们多少处身于我结构的那些事情当中。但我没问过自己，这是否时兴，或者是否过时。我们不能说它是时兴的，这种风格是中性的，这种风格没有被形象化，它不属于某个确切的时代。确实，某个方面是有一点过时。这不太重要。
杜瓦尔：你是否觉得，你的法文风格是你逼迫自己去面对的某种困难的结果？
齐奥朗：不是。无论如何，这是我自然的风格。它精心雕琢过。但我没逼迫自己。我思考过翻译事物的方式。但我没有逼迫自己去面对任何一种形式。显然，我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暴烈，炸开，另一种方式挖苦，冷眼。我有一些文章非常暴烈，非常歇斯底里，另一些则是冷眼，几乎无动于衷。总之，我写的一切，总是有点攻击性，别忘了这一点。我尽量减弱这一点。
杜瓦尔：刚才你说：为何还要写作？问题提出来了。
齐奥朗：为我自己。我注意到，结构句子对我有好处。因为这个问题对我提出过好多次了。尤其是被两个西班牙大学生——我只在这个国度有一点反响。这不是书的成功，卖得好。但它唤醒了什么东西。这让我开心，因为我对西班牙总有那么一点偏爱。相反，在德国，在英国，毫无反响！这是次要的……我于是读到了安达卢普两位大学生的来信，让我深受感动，它写到：你的生命观排斥了写作，你自己说的！我回答：说到底，我写的一切，我是出于急迫的需要写下的，我想摆脱对我来说无法承受的某种状态。所以，我以前认为，至今也还觉得，写作行为就像某种治疗。这才是我全部写作的深层意义。我给这两位大学生提供了一种解释，比我所理解的治疗功能更加明确。我说，听着：如果你痛恨某人，你只需拿一片纸，十遍二十遍三十遍地写“某某某是混蛋，某某某是混蛋……”几分钟之后，你就感觉放松了，就少痛恨些了。对我来说，写作这个事情，完全就是这样，是为了减轻某种内在的压力，使它减弱。所以是某种治疗。确实，我坚持这一点，这显得有点可笑，但这是事实。对我，写作绝对是拯救行为。
所以人们会问，为何还要写作？我继续：与人们想象的不同，发表这个事情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书一旦问世，你表达过的事情就变得外在于你了，不完全是，部分地。因此，兑现的慰籍就会更大。它不再是你的。你摆脱了某种东西。就像在生活中，大家会这么说：那个说话的人，说出了他的遗恨，他就解放了。而那个一声不吭、沉默寡言的家伙，会毁了自己，会自我崩溃，甚至可能会去犯罪。说话这个事情，能让你解放。写作，也一样。这些是很明显的事情，但我经历了它们。所以，我告诉每一个人，把你们的手稿发表，管它呢，它对你总会有好处。你说到的所有执着，对你都将有所减轻……
但理论地说，我一个字都不该写，什么都不该发表，假如我绝对地忠实于我自己。但我做不到这一点，毕竟，从某个角度看，我对自己负有责任；我想让自己适应一点生存。必须做这种妥协，这种和解，它让我能够生存。我绝对相信，假如我不写作，我会自杀。我绝对肯定。但我把这些东西投射到了外面，我咳出来了。
杜瓦尔：发表这个事情，是把别人拽进游戏？
齐奥朗：但人们不会想到别人。写作时，人们想不到任何人。当人们去写我写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我写作时，人类并不存在。我才不管呢。发表时，也不会想谁去读。绝对不会！有人读我，这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我会惊讶不已。我相信，我的书是帮助过一些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自认为是一个边缘者，在文学之外。我只想说出我之所感。我是，如同我有一天所说的，形而上意义上的边缘者。这是说，你的反对仍在。因为一般来说，必须绝对地符合于人之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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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瓦尔：你为你自己写作。但你却自愿地求助于“我们”，而这种用法是你在别处谴责过的：“隐含的复数‘人们’和言明的复数‘我们’，构成了假存在的舒适的避难所”，你在《解体概要》中是这么写的。
齐奥朗：这是指非单数的“我们”。当我说“我们”时，我听到的常常是“我”。这完全不是政治人物口中的“我们”，先知口中的“我们”，或天知道谁口中的“我们”，以众人之名说话。这肯定不是人群，一点没有集体的意思。我说话从来没有代表过谁。但这是为了避免实在不便使用“我”时的某些情况，为了给我的主观事物一种客观的表象。这是一种文学玩艺儿，如果你愿意的话，为了让表达式有所变化。为了赋予某些断言一种客观性的特征……毕竟，不必总是我！它超越了我，因为它对别人同样有效。
杜瓦尔：搞文学的人：一个守不住秘密的人，使苦难贬值，让苦难泄露，还唠叨个没完：厚颜无耻。你的一个句子。自画像？
齐奥朗：有一些不适当的东西要炫耀，但你写作时，你无法自我炫耀。你单独与自己相处。你不会去想有一天它将发表。你写作时，与你相处的只是你自己，或者上帝，即便你不是信徒。依我看，这才叫写作行为，伴随着巨大的孤独。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作家才有意义。你随后所做的事情，就是卖淫。但是，从你接受生存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接受卖淫。对我来说，没能自杀的每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卖淫者。有不同的卖淫层次。但是，很显然，一切行为都具有站街的性质。
但我始终说，在我身上有两种召唤。你想想波德莱尔吧，就是矛盾的卖淫，生命的狂喜和恐怖……当我们了解这一点，这些矛盾的卖淫，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里面必定有一些矛盾，一些应受指摘的东西，一些不洁的东西。你在生命的狂喜和恐怖之间剪裁……我们不是圣人。最纯洁的人是那些不写作的人，没什么要忏悔的人。这些是极端的例子。但是，从我们接受生存的那一刻起，从我们为活着而东奔西跑的那一刻起——为了不至于自杀，我们这么说——我们就在做妥协。我称之为欺瞒。对我来说，这有一种哲学意味，肯定的。大家都是欺瞒者，但同样有不同的欺瞒层次。但每一个活人都是欺瞒者。
杜瓦尔：所以，话语对你有某种治疗价值。应该把这一切归结为精神分析吗（你好像谴责过它）？
齐奥朗：因为在精神分析中，话语是被迫的，它转向了折磨。这很危险。最终把人们完全弄乱了。有些精神分析治疗的情况是合适的。但不是对所有人。我只了解那些灾难性的情况。我呢，我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因为我视它为时代现象，而非治疗方法。依我看，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将精神分析理解为文明的某个阶段：为何是现在？它有何意义？我相信，这是一个令人忧心、大吃一惊的现象。精神分析本身也一样，它走到了自己愿望的反面。它变得越来越粗俗了。
杜瓦尔：而精神分析从其定义来讲，即分析过程。这与你所说的正好相反。
齐奥朗：在感觉和形式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在所感觉和所言说和所结构之间。凡把感觉从形式中分离的，就不会进入到我的写作。一般来说，依我的脾性，我本该成为一名音乐家。它更直接。一切所言说和所结构都在形式中被打乱了。所以，读者必须做想象的努力，以便让形式回溯至感觉。如果我什么都说，人们就能找到过程，但这个过程在我的写作里被抹掉了。人们能想象某个形式是从何处生发的。但回溯源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并没有表达这个过程。我所写的一切都暗示着一段路程。这就是这类写作或文本的麻烦，也可能是优点。它不披露过程。也许应该写一些忏悔，写忏悔就把什么都表达了。但这不是我的选择。我不能。这是极限，很明显。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觉得，因为真正的作家试图给出所有的层面，揭示它们，写出他身上发生的一切。我写作时，是虚拟式的……该怎么说呢，是对最终的、结局的什么东西的渴望。不给出过程。当然，读者会自问：这来自何处？这个断言从哪里来？一个断言，我们能够自问它依凭的是什么。它什么也不依凭。但我们可以想象形式是从哪种状态生发的。
杜瓦尔：你谈到忏悔。你身上难道没有浪漫主义抱怨的一面？
齐奥朗：有。我自己觉得离浪漫主义很近，尤其德国的浪漫主义。在年轻时。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说我已经完全摆脱。我身上最本质的感受，就是浪漫主义的烦忧，我至今没能治愈。我对俄罗斯文学的激情大部分源于此。是文学给了我生命中最深的烙印。尤其是文学历史中的俄罗斯拜伦主义。我认为，凭他的影响，拜伦在俄罗斯比在英国更让人感兴趣。我对这些俄罗斯的拜伦主义者感觉最亲近，在他们身上我根本感觉不到西欧人：毕竟有地理的、源头的历史，起着作用。这里面有一部分真实。对我来说，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全部人物中，我最欣赏塔吉雅娜，也理解得最深。这个人物骨子里就是浪漫主义的，为烦忧而痛苦。
与年轻时相比，我感觉浪漫主义已经少多了。但出发点就是它：我的青春打上了德国浪漫主义的烙印。各种各样的浪漫主义，包括法国的浪漫主义。我跟你说，我来法国看见的最早的东西之一，就是孔布尔，夏多布里昂的古堡——这位作家我不读他已有很久了！我来法国看见的最早的东西之一！这有某种意义，是不是？因为我对他的妹妹充满激情，吕西尔·德·夏多布里昂。我把关于她的书读了个遍，我甚至可以写一本书。我认为她是法国浪漫主义最出色的面孔。她身后只留下一些小文章；但这没关系。
篇5：《自杀论》读书笔记
婚姻对男子的帮助大于女子。
忧伤是思想的产物。
一个人发怒的时候总是攻击自己。
自杀者，有知识者大于文盲，富人大于穷人，女精神病患者大于难精神病患者。
德意志人有强烈的自杀倾向。
自杀与疯子无关，与种族无关，与酗酒无关。城市里自杀者比农村多，因为社会原因集中于城市。
自杀与人的体质有关，有一定的遗传性，如海明威父子都自杀。遗传性只是一个不确定的诱因，导致自杀的另一协作性因素才是真正的原因。北纬47——57，东经20——40，是自杀的高发区。孟德斯鸠：有雾和寒冷的国家有利于自杀。从季节看，夏季自杀概率高。
新教徒的自杀最多，犹太教的自杀最少。宗教对自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已婚者的自杀规律大于独身者。
利他主义自杀，自杀是一种义务，比如印度的女
人在政府去世后也必须自杀；因为个性太弱，自我不属于自己，属于群体的一部分（螺丝钉）；不留恋生命成为美德，留恋则贪生怕死，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起因于无个性状态。
印度:宗教自杀，在恒河中寻死。
社会环境产生宗教观念，而不是相反。低级社会是利他主义自杀的温床。
军人的自杀倾向远远大于平民。
士兵的第一品质是没有人格，被训练得不重视自身，视死如归，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士兵没有自己的行为规则。
不同职业是分成等级的，享有不同的支配。聪明人懂得享受已有之成果，而不是感到需要用其他成果来代替，并在困难日子来到之时看到希望。
工商业与自由职业者自杀者居多。
自杀的人数与离婚和分居人数呈现正比例关系。婚姻控制整个爱情生活，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比任何其他婚姻更加严格，因为婚姻在使丈夫不得不始终依恋于唯一的妻子的同时，也给爱的需要指定一个严格规定的对象与活动范围。正是这种规定形成了有利于已婚男子的精神平衡状态，他的享乐是限定的，这种欢乐是有保证的，这种可靠性巩固了他的精神状态。
独身者，可以合法地眷恋他所喜欢的人，他希望得到他喜欢的人儿永远不能满足，新的希望不断地产生和落空，留下的是厌倦与幻灭。
篇6：《自杀论》读书报告
《自杀论》这本书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著作。涂尔干在书中批判了把自杀现象归为心理学范畴的传统的错误认知，并且指出自杀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特定社会一段特定时间里所发生的自杀当作一个整体”，因此自杀是以社会性质为主的一种行为。涂尔干以社会学的视角建立了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自杀的理论，并且用了大量详细的数据和各种研究报告来分析了个人自杀与社会的关系，解释了自杀是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可能会发生的一种现象。本书将实证研究和社会学的理论有机的结合了起来，使得空泛的理论在实际研究中获得了具体的体现。
在当今社会，据调查资料显示，自杀在人口死亡原因排名中始终排在靠前的位置，成为除了传统的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意外死亡等导致死亡的原因外又一重要的因素。根据卫生部的调查，自杀在青少年的死亡原因中高居榜首，远远超过其他的因素，这就让人不得不重视自杀这种现象。而要预防自杀，就必须要从自杀的起因上来着手，只有能够充分分析自杀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现象。《自杀论》就是一本从社会学角度来剖析自杀原因的书籍，它对于自杀的预防和针对性的社会调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以社会学角度来看，自杀率与个人自杀事件分属于社会与个人两个不同层次，社会学研究的层面并不是个体，因此不会去用大量篇幅来分析个人的自杀，就像书中涂尔干说的，社会学是以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以个体作为研究对象是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因此《自杀论》中所研究的自杀，只是自杀者在某一群体或某一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即自杀率，本书的分析也是以社会群体为基础来进行说明的。
在书的导论中，涂尔干提到自杀作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曾经有无数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正因为人们对这个词太熟悉了，因此似乎并没有必要对自杀来下一个定义。但是涂尔干指出日常语言中的词，就像这些词所表达的概念一样，是模棱两可的，如果学者按照惯用法来使用这些词而不另作详细说明就很可能会陷入混乱，所以对自杀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必要的。涂尔干主张根据外在的、可以观察到的形态特征给自杀下定义，因此他给自杀下的定义的内容是：“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这样，自杀这种行为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界限，来确保不会把一些非自杀的行为错误地归为自杀从而给分析结果带来误差。
接下来涂尔干把书的内容分为三编一共13章来分析了导致人们自杀的社会因素和非社会因素，以及自杀这种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并且把自杀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在第一编中，涂尔干写了自杀的非社会因素，并且把非社会因素分为四个部分来进行分析。
第一章中涂尔干写了心理变态和自杀的关系，不可否认，神经衰弱的人或者患有精神病的人自杀率要比正常人明显高出很大一部分，但是涂尔干指出这并不能认为心理变态是导致自杀的直接原因。尽管很多精神病医生认为自杀是一种精神病，因为“人只有在发狂的时候才企图自杀”。精神病医生用局部谵妄理论来定义和解释偏执狂，他们认为偏执狂者的大部分意识是完全健全的，只不过在某一个局部表现出了异常，而且这些医生认为人的精神是由各种官能和力量组成的，它们既可以相互配合，也可以单独行动。但是涂尔干通过分析指出人的各种官能都是相互协调的，不可能独立存在，因此也就不可能只在某一个特定方面出现异常，也就是说事实上偏执狂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自杀偏执狂也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第二章中，涂尔干颠覆了以往的种族分类，对种族的界限进行了更加明确的划分。接下来涂尔干把欧洲人分为四个人种分析了个人种的自杀率，他先分析了几乎是单一人种的国家该人种的自杀率，然后涂尔干又分析了各人种混居对自杀率的影响。最后结论很明显，各人种的自杀率有很大区别，但是这种区别更多地还是因为不同人种居住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当环境相同的时候各人种之间的自杀率相差无几。
第三章写的是自然因素对自杀的影响，在这类因素中，人们只把自杀基因的影响归因于气候和季节性气温。通过数据分析欧洲的自杀率最的地方是中部，这个地方恰恰是欧洲气温最温和的地方，相比较来说南部和北部自杀率很低，据此人们得出结论，温暖的气候会增加人们的自杀。涂尔干接下来就这个观点进行了研究，最后发现自杀并不是完全受气温影响的，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各地区不同的文明。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炎热扰乱了人们的机体，使人们自杀的倾向更为明显，而是因为社会生活的繁忙，所以气温并不是能够影响自杀的直接原因。
第四章涂尔干分析了仿效对自杀的作用。就像书中说的那样，自杀这种思想是可以通过仿效来传播的。但是这个仿效的对象，也就是所谓的“榜样”是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来按照他的形象来塑造社会，而这种传染对于集体生活也并不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因此在其他方面更不会有影响。人们赋予它的功能都是虚构的，仿效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会波及到整个社会。
在以前，大多数医生们认为自杀是一种个人因素，是人的不正常的精神和周围的某种特定的原因导致的。而且直到今天，在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自杀是一种心理疾病，或者说至少自杀是一种能够被人的思想等等来自于人自身的因素影响从而使得人进行自杀这种活动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看完第一编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在一百多年前，社会学家们就已经通过研究来证明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谬误。在第一编中进行了缜密的分析和大量的数据研究之后，涂尔干得出结论，非社会因素对于人们自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即使有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于是很自然地就能推断出，影响人们自杀的是社会因素。因此在第二编中，涂尔干确定了这些社会原因的性质，产生影响的方式，以及社会原因和个别情况的关系。以此来更明确地说明自杀的社会因素，也就是之前提到过的集体倾向究竟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这种倾向和其他的社会现象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以及用什么方式能够影响这种倾向。
第二编一共有六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编中已经得出了结论，自杀的倾向既然与非社会因素无关那么必然取决于社会因素，而且其本身构成一种集体现象，第二编中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倾向。
在第一章中涂尔干明确了确定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的方法。首先在开头涂尔干指出根据自杀的类型进行划分是一件看起来简单但是事实上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在自杀者那里获得的信息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从自杀的原因来进行分析而不是直接从结果入手就可以简化这个步骤。因此可以确定自杀的各种社会类型，“不是直接根据事先描述的特点，而是根据产生这些类型的原因来加以分类”。第一编已经说明了自杀并不是因为人的心理原因导致的，因此要对自杀进行分类就必须要忽略个人的自杀动机，直接考虑自杀是随着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而发生变化的，如宗教信仰、家庭、政治团体、行业团体等等。也就是说不去讨论引起自杀的原因在个人身上表现为什么形式，而是直接去追寻这些导致自杀的原因，这样显然更加容易做到，因此也就能更好地分析这些因素。
下面涂尔干按照自杀的社会因素对自杀进行了分类，他把自杀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反常的自杀。
对于利己主义自杀，涂尔干给出的定义是：“如果可以把这种个人自我在社会的自我面前过分显示自己并牺牲后者的情况称之为利己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产生于过分个人主义的特殊类型自杀称为利己主义自杀。”为了研究利己主义自杀的原因，涂尔干从群体来入手研究不同的群体对于自杀的影响。首先是宗教信仰。作者以欧洲的自杀来进行研究，欧洲人信奉的宗教主要是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涂尔干对信奉这几个宗教的人的自杀进行了分析。根据书中的数据显示，欧洲各地新教徒的自杀率明显比其他宗教信徒的自杀率高，天主教次之，犹太教最少。然而，新教和天主教都明令禁止自杀，犹太教却没有禁止自杀的教条。那么，为什么新教徒自杀率如此高，这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分析。涂尔干认为，新教对于教徒并没有十分严格的思想束缚，更大程度上允许教徒进行自由思考。因此，把新教与有同样自杀戒律的天主教相比较，新教的自杀倾向必定与推动这种宗教的自由思考有联系。但是，“如果说新教比天主教允许个人思想有更大的自由，这是因为新教不大重视共同的信仰和实践。”天主教会是一个非常整体化的教会，而新教就比较松散，这就是新教徒的自杀率比天主教徒更高的原因。宗教社会只有使所有人都信奉相同的教义才能使人们社会化，因而不受自由思考影响的行动和思考方式越多，上帝的思想就越是出现在生活的一切细节中，就越是使个人的意志取向同一个目标。相反，一个宗教群体越是受个人判断的支配，那么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这个群体就越是没有自己的生活，更没有内聚力和生命力，而这种松散的群体中人们的社会化程度是无法与拥有相同目标的群体中的人们社会化程度相比较的。那么这样一来，犹太教的情况也就得到了解释。在欧洲信仰基督教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很多方面上都是有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对于基督教徒所拥有的的同一种普遍的敌意以及作斗争的必要性，使得犹太人甚至没有和其他居民自由交往的可能性，这种环境迫使犹太人彼此紧紧地互相依靠。拥有相同的信仰，拥有相同的目标，甚至拥有相同的“敌人”，这使得每一个犹太人的社区也随之变成一个紧密、团结、协调一致的小社会。每一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想和生活，又由于共同的生活和彼此实行紧密的、不断的监督，个人之间的分歧几乎不可能存在。以此类推，正因为犹太人所从属的宗教社会牢固地团结在一起，每个人对于自己所在的群体有着强烈的感情，所以犹太人得以具备自杀的免疫力，这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犹太人的自杀率远远低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
在利己主义的自杀（续）中，涂尔干分别观察了家庭和政治社会对自杀的预防作用。在经过对数据的比较和研究之后，涂尔干发现婚姻对自杀具有其本身特有的免疫作用，而家庭，即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完整群体，能够使已婚者的免疫力系数更高。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完全一样，是一个防止自杀的强大因素，并且一个人的家庭越大，家庭成员越多，家庭结构越牢固，那么他对于自杀的免疫力越大，免疫力系数越高。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政治社会，通过对数据的对比研究，涂尔干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全民战争都会加强集体的感情，激发爱国主义，政治信仰和民族信仰，而且因为各种活动的集中可以暂时造成比较牢固的社会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加强人们的集体感情和群体的凝聚力，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少自杀率。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并不是大多数人都会以自杀来进行逃避，反而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人们有了共同的目标——脱离苦难，使得群体的凝聚力有了空前的提升。在这种紧密联系的群体中，人们的信念和勇气被激发了出来，使得人们不再以自杀作为应对的方式，而是一起合作，顽强斗争，因此迸发出强大的生存的动力，对自杀产生免疫力。
通过研究宗教、家庭、政治对自杀的影响，涂尔干得出结论：“自杀率与所属群体的一体化程度成反比。而利己主义自杀正是由于个人脱离了社会，个人的人格被置于集体人格之上。”而接下来论述的利他主义自杀与利己主义自杀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利己主义自杀是因为个性太强导致的，而利他主义自杀则是因为个性太弱。利他主义是自我不属于自己，或者和自身以外的其他人融合在一起，或者他的行为的集中点在他自身之外，即在他是其组成部分的一个群体中,由这种利他主义导致的自杀就称之为利他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自杀本身包括三种不同的形式：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非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和强烈的利他主义自杀。
首先是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涂尔干列举了老年人自杀，妻子为死亡的丈夫而自杀，被保护者和仆人在主人死亡后自杀的例子，这几种自杀都表现出了一种作为义务的特点，是自杀者所处的社会迫使他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也就是自杀。这种自杀是受社会的习俗、规范和制度等条件制约的，社会强制性地规定了这种牺牲是为了社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自杀不是人们的权利，而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
接下来介绍了非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尽管这种自杀的性质同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并没有区别，但是他们的自杀并非明确地是被迫自杀的。这种类型的自杀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自杀是一种美德，自杀者可以获得别人的赞誉，社会的奖励鼓励人们自杀，虽然拒绝这种奖励会有十分微小的惩罚，尽管这种惩罚并不严重，但是人们为了逃避耻辱赢得更多的尊重仍然会选择自杀，这就是非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的原因所在。
宗教狂性质的利他主义自杀是强烈性利他主义自杀的完整模式，这种自杀仅仅是为了得到自杀的乐趣，只是因为这种毫无理由的自杀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佛教已经把这种原则推向了极端，把自杀当作了宗教实践，因为佛教教导人们，最大的幸福是涅槃。在这些自杀中，“个人渴望摆脱他个人的生命，以便进入他看作他的真正本质东西中。他把这种东西叫做什么无关紧要，他相信他存在于这种东西中，而且只存在于这种东西中，而正是为了存在于这种东西中，他才如此使劲地和这种东西融合在一起。因此，他自以为没有自身的生命。在这里，无个性达到了最大限度，利他主义处于极端状态。”
在我们的当代社会里，个人的个性日渐脱离集体的个性，所以这种利他主义的自杀就没有过去那么普遍，然而，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在这里利他主义自杀是一种长期的现象，这就是军队。涂尔干通过分析指出，军队自杀率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苛刻的职业要求带来的烦恼和不便以及这种职业引起的反感，而是构成军队精神的整体情况、后天的习惯和先天的素质。军人的第一品质是没有人格，这在任何地方的平民生活中都见不到，军人没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符合了利他主义自杀的特点。军队是一个庞大并且严密的群体，而这种社会群体结构正是产生利他主义的天然土壤，因此可以断定军人的自杀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自杀。
最后介绍的自杀类型是反常的自杀，这类自杀产生于人们的活动失常，并由此受到伤害，据此称之为异常的自杀。涂尔干在开头举了在经济危机和国家突然繁荣之后自杀率大大增加的例子。社会可以规定秩序和通过权威限制人们的欲望，这种限制让人们既能满足于他们目前的境遇，同时又能够合理地去改善这种境遇。而不管是经济危机还是突然繁荣，这两种情况的共同原因都是这种突然的改变产生了危机，打乱了社会原本的运行情况，使得社会的秩序失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产生动荡，不管是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还是经济繁荣带来的高兴都使得社会不能及时调整应对，于是人们心理失衡，自杀率也随之上升。当然经济的混乱并不是导致反常自杀的唯一原因，婚姻对于自杀也有着很强的影响。离婚率越高的地方，男性已婚者的自杀率越高，免疫力系数越低。因为在法律和习俗非常有利于离婚的地方，婚姻的结合并不是那么牢固，因此离婚率也会很高，但是离婚的这种结果是丈夫特有的，并不会影响到妻子，这是女性和男性的本能决定的。独身者长期处于反常的状态，未来的不肯定性以及自身的不确定性，让独身者产生一种心神不定，激动不满的状态，这种状态必然会增加自杀率。
在第六章中，涂尔干分析了不同的类型的自杀在情绪上和心理上不同的表现形式，把自杀进行了系统地分类介绍，并且强调了几种混合模式的自杀。本章主要是帮助读者能够更加准确地界定自杀的类型以及对自杀的原因能够更清晰地了解。
第三编是本书的结尾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是对前面所叙述的重点内容，也就是第二编自杀的社会因素进行总结。在最后一章中，涂尔干就如何预防自杀进行了讨论。预防自杀，那就必须要“不断地使人们恢复一种有益的团结一致的集体感情”。最后得出了结论，那就是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和家庭都没有预防自杀的作用，只有“同类劳动者、履行同样职责的合作者联合起来形成的职业团体或行会”才能够真正对减少自杀起作用，因为从事同类工作的人们有着相同的兴趣和相同的目标，这样才能使得群体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