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赋税思想对我国税收改革工作的启示

亚当斯密赋税思想对我国税收改革工作的启示（精选5篇）

篇1：亚当斯密赋税思想对我国税收改革工作的启示

亚当斯密赋税思想对我国税收改革工作的启示

姓名：沈国旭

学号：11041067

专业年级：经济学（1）班

亚当斯密赋税思想对我国税收改革工作的启示

摘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赋税的有关问题，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原则，公平，确定，便利，经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原有的税收体制以无法满足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在这个改革的攻坚时期，重温亚当斯密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税收改革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亚当斯密 税收原则 税收工作

作为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对于税收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这些经典论述对于现代财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亚当斯密赢得了“财政学之父”的荣誉。在其出版于1776 年的具有开创性的巨著《国富论》一书的第5编第2章，亚当·斯密用了一节的篇幅专门探讨了税收问题。斯密主要讨论了四种税收，即对地租的税收，对资本的税收，对工资的税收以及无区别的加在各种收入上的税收。其中对资本征税的部分已经接近于现代的营业税，虽然斯密关于具体税种的论述还不够完善，许多东西已经与时代脱节，但温故知新，重读经典著作，借鉴其合理的部分，用来指导当前的税收改革工作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在税收原则方面

税收原则是政府在运用税收收入和调节经济的时，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它是制定税收制度的指导思想。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安排了专门的章节对赋税进行叙述论证，并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原则，即公平，便利，确定和经济原则。

在论赋税的这章中，斯密首先论述了公平原则。这一原则最初起源于威廉配第，经过斯密的进一步论述，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税收工作的第一准则。在书中，斯密写到“一国国民, 都须在可能的范围内, 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 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伟例, 交纳国赋, 维持政府”。斯密还指出, “所谓赋税的平等或不平等, 就看对于这种原则是尊重还是忽视”。实际上是在强调税收公平中的纵向公平，即不同收入的人应就不同的比列缴纳税收。对于税收的来源，不同于配第的税收的最终源泉是土地的观点，斯密认为工资，利润，地租三者都是税收的源泉。所以“任何赋税，如果结果仅由地租，工资，利润三者之一负担，其余两者不受负担，必然是不公平的”。在后面的篇幅中，斯密花大力气详尽的叙述了由于赋税的不平等引起的个人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批判了国家不当的税收制度对经济的干扰，最终导致纳税人之间税负不公平的现象出现。

其次斯密接着阐述了赋税的第二个原则--确定。“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 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完纳的日期, 完纳的方法, 完纳的数额, 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的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这一点也是紧接着第一条原则来的，“赋税虽在不平等，其害民尚小。赋税稍不确定，其害民实大。”可见，斯密对国家随意改动赋税规则是多么的深恶痛绝。

第三个就是便利的原则，“ 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 需予以纳税者以最大便利”。给予纳税人方便，也方便国家更好的组织财政收入的日常运营工作，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

最后，斯密在三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的原则。经济原则要求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呈中性，对经济的干预最小化。斯密所处的时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斯密十分重视这一原则。“一切赋税的征收, 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 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倘若人民付出的，多于国家所收入的，就应该考虑对现行的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官员的勒索，不适当的税负使得生产者无法继续经营，对充公财产的不当使用以及税收执法者不必要的稽查都可能造成这一情形。斯密在随后的篇章中通过具体税种的论述详细了说明了这几种情况对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来呼吁国家改革现行的税收制度。

在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中，第一条是税收的负担公平原则，其余三条是属于税务行政方面的原则。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工场手工业开始向大工业过渡，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他的课税原则，是针对当时封建主义苛重复杂的税收制度，税负不公以及征收机构的腐败苛扰情况，在总结吸取前人的课税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斯密吸收发展了配第的思想，并成为了萨伊的税收观的来源之一，通过完整的叙述了税收的基本原则，最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税法制定工作。

二、在税收制度建设方面

斯密在论述税收制度时，首先谈到了税收的外部性问题。税收工作具有“漏桶”效益。，即一部分税收由于征税过程本身带来的成本而被消耗掉了。“征税可能要求有许多人员，他们的薪水可能吞掉大部分的税收，他们的额外索取可能对人民是一种额外增加的赋税。”因此，君主首要考虑的是将税收工作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降低税收成本，提高效率。以土地税为例，固定的土地税下，会刺激地主改良耕地，从而获利更多，但是由此国家的税收会进一步减少。若实行变动的土地税，则会打击地主改良土地的积极性，最终造成地主利益受损。斯密虽没有明确提出制度成本这一概念，但是其字里行间已暗含了这一层意思。国家在准备对某种经济行为进行征税时，应该首先考虑到税收给经济运行所带来的的额外成本，两相比较，权衡轻重后在下决定，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开征新的税种。正如配第所说的那样，纳税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其次，斯密提出导致税收不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可能抑制人民的经济行为，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斯密担心“赋税可能妨碍人民的勤劳，抑制他们去从事某一业务部门。”斯密的这一思想被后人概括为税收中性原则，即主张税制的设计应尽量减少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斯密通过两个方面分析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方面，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个人由于预期利润的存在才会进入某一行业发展，从而推动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必须给私人提供一个足够高的预期回报率，但是过高的税收将这一部分收入划归国有，直接打击了个人投资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层的收入，也就减少了他们的储蓄投资能力。鉴于以上两点考虑，国家不应将税率设置的过高，能低则低，最理想的状态是市场的“无形的手”自行调节，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从而加快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这在当时的英国收到了广泛的赞同，影响了立法者和执法者。虽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实践早已证明完全税收中性是不存在的，税收次优理论也早已取代税收中性理论，但是，不干扰经济发展，降低对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流传了下来。

在论述税收对市场的不当影响时，斯密还特别提及对于逃税行为的处罚。他指出税制不合理是逃税行为的巨大诱因。在斯密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逃税行为的重罚不仅是不公平的，还会让人民付出额外的代价，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为此，斯密的建议是国家不应征收容易诱发逃税或避税行为的不合理税收。这种税收不仅征税成本高，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也最大。

三、税收支出方面

斯密对税收是这样定义的：“人民必须拿出自己一部分私的收入，给君主或国家，作为一笔公共收入。”在这个定义之中就暗含了税收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交易，即公民用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来作为自己财产权利不受损的保障，而这个保障人就是君主或国家。这种税收“有偿性”，被公共财政学派发扬光大，成为宪政人士的思想武器。在我国传统的税收思想中，税收具有无偿性是从“大政府”本位出发，认为税收是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工具而已，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传统思想已经与现实脱钩，现代新型的税收法则具有双重含义，从政府角度看，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从纳税人角度看，税收是购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必须支配的费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的关系，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无偿性”只是其外在的表现。强调税收的“有偿性”，实际上是在要求政府改变观念，进一步建设服务性政府，追求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和正义，保障纳税人的权益不受侵犯。同时纳税人也要改变以往“皇粮国税”的观念，明确政府与纳税人之间不是以往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地位。积极督促政府预算公开，实现政府与纳税人的良性互动。

四、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具体建议

1、充分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法体系。一是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确立税收的法定地位，同时完善我国现有的税收法律体系，对现行税收立法程序予以调整，将现行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并上升为法律；二是制定《纳税人权益保护法》、强化税收预算透明，形成听证会制度，监督政府的财政行为，赋予纳税人发言权，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益。

2、加快增值税转型的步伐。当前增值税作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长期占据着税收收入的大头，这种间接税为主题的税收体制扭曲了税收的公平性，而且现在营改增还没有全面推开，增值税预营业税并存，影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同时也加大了税收的征管难度。为此，应当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改革税制：一是降低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征税税率，降低其综合负税率；二是扩大“营改增”的优惠范围，增加可抵扣项目。三是重新划分国税和地税项目，打击当前的“土地财政”不良风气。

3、清理收费，简并税种。对于宏观税负水平，按统计口径大小计算有几种统计方，我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一般是统计政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但是这种统计方法忽视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收入群：预算外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只有把这些全部加起来与GDP进行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为此有必要将部分罚款项目由表外引入表内，约束摊牌征税，以罚代收的乱象，从而规范政府收入，确保税收的确定性。

4、改个人所得税由分类税制为综合类税制。所谓分类税制，就是对同一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按其不同的来源，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别所得，如工资，薪金所得，稿酬等。这种税制下，政府征管方便，能有效避免偷税漏税，但是对于应税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来说，这种税制简直是一场噩梦。比如，两人同样是5000的收入，一个人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薪金所得，另外一个则来源于各种收入，按照现行税制，第一个人交的税将会明显高于第二个人。但是在综合类税制下，顾名思义，纳税人的所有收入无区别的同一纳税，会更有利于个人所得税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现税收的公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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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亚当斯密赋税思想对我国税收改革工作的启示

一、劳动分工与职业教育

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为人所称道。他认为劳动分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一思想对英国职业教育的后续发展影响很大。有的学者认为英国职业教育之所以成为有别于德国“双元制”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与斯密经济学思想中所赞成的劳动分工的观点极有渊源。

由于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通过对某些特别制造业 (制针) 劳动分工的分析, 推演出分工在社会一般业务上的进步作用, 使一般人认为, 斯密所主张的分工, 都是类似于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 从而导致了职业的去技能化, 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学校职业教育和理论教育的必要性。这是有悖于事实的。斯密的劳动分工至少有三类:第一类是因客观条件的不同而进行的自然的、被动的和自发的分工, 如制造业与农业、渔业和林业的分工。这样的分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自然地理原因, 二是季节时间原因。第二类是指哲学家、艺术家、律师和医生等自由职业者的工作, 由于工作的性质很难进行流水线的劳动分工, 劳动依然具有复杂性, 依然需要专门的学校教育。第三类是流水作业的劳动分工, 主要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主动地将某一生产过程 (如制针) 人为地分解成若干道不同的程序, 进行流水作业, 即使是从事这类职业的工人, 在斯密看来, 也要接受基本的读写算、机械与几何等初步知识和必要的道德教育。无论如何, 对亚当·斯密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去技能化、去理论化的指责并非完全正确。按照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分析, 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如下:

其一, 针对性强。针对性强主要指的是流水作业的劳动分工。斯密举例说, 没有练习过制针的经验丰富的铁匠, 一天最多只能制造二三百枚, 而且质量不佳, 但几个以制针为业的青年, 每人每天却能制造二三千枚。这说明了职业教育要有针对性。铁匠的专业活动过于宽泛, 缺乏针对性, 因而效率不高。按针对性越强效率越高的原则, 最终可能只要求劳动者掌握整个工作流程中的某一环节和某一部分的程序, 达到相当熟练的程度就可以了。斯密说:“制造一枚针或金属钮扣可以再划分成不同的操作, 所有这些操作都更简单, 一生惟一的职业就是从事这种操作的人, 其熟练程度常常很高。”

其二, 有用至上。斯密的“有用”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有用。任何职业人都要接受读写算的教育和应用科学等教育, 因为这是从事任何职业都需要的。相反, 拉丁语学习可以取消, 因为使用并不普遍。儿童必须要接受几何与机械学的教育, 也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职业都会用到。斯密说:“ (几何和机械学) 这些原理是最高尚最有用的科学的必要入门知识。”二是对国家稳定发展有用。斯密指出, 对于普通人民 (包括职业人) , 除了特定职业相关的教育之外, 还要求接受军事和体育上的教育与训练。斯密认为, 教育和知识可以使上级和下级之间获得更多的相互尊重, 避免迷信和激情导致的精神紊乱。教育和知识是越多越好, 对国家发展好处也越多, “人民受了教育, 国家会受益匪浅”。

其三, 注重差异。特定制造业 (如制针) 操作工人的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的目标, 主要偏重于熟练程度和灵活性,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练习即可;劳动分工将复杂的劳动简单化, 操作者只要按照规则办事即可, 无需有自身的创新, 更不用多少理论知识的支持。这就大大缩短了职业教育所需要的时间和程序, 提高了效率。但斯密并非认为所有的职业都是如此, 与可分解成不同程序、形成劳动分工的制造业相比, 精巧的艺术 (画家和雕刻家) 、自由职业 (律师和医生) 、药剂师等职业无法进行简单流水作业劳动, 仍有一定的复杂性, 需要更长时间的学习和接受学校教育。同时, 他还指出, 农业劳动与制鞋和机械作业有所不同, 制造业多多少少要经历学徒和培训, 但农业是普通劳动, 不需要前期的培训和学习, 可以直接通过边工作边学习。

其四, 开发天赋。斯密认为, 个人的差别主要是由劳动分工所造成的。他说, 人们的天赋资质差别不大, 之所以会有差异, 更多是因为劳动分工的结果。劳动分工“鼓励了每一个人从事一种专门的职业, 并培养和完善他可能具有的从事这一职业的才能或天赋”。斯密认识到长期从事某一职业会给个体身心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劳动分工使“一个人把一生消磨在少数的简单操作上, 从而形成几乎同一的结果, 他不会有提升理解力、利用新发明克服困难的尝试机会。久而久之, 他没有了勤劳的习惯, 变得愚昧无知。他的精神迟钝, 没有能力领会或参加一切合理的谈话, 也没有能力拥有宽宏、优雅和温顺的气质, 对于日常生活上的义务, 也无法做出合适的判断。对于宽泛的国家利益, 更是无法辨别。……这样, 他获得了特殊职业上的熟练技巧, 但牺牲了他在智力上、社会上和军事上的睿智。”面对这样的情况, 斯密认为, 在当时的文明社会里, 多样的分工为有闲阶级提高领悟力提供了分析研究的对象, 提升了他们的心智水平, 从而使他们的智能变得异常敏锐, 异常广泛。国家要更加重视对普通人民进行教育, 使他们避免被激情和迷信所诱惑。要建立制度, 培养普通人民的军事精神和尚武精神, 实施宗教教育, 避免因为劳动分工而缺乏对是非的判别能力, 导致保家卫国精神和能力的丧失。

其五, 道德教育。斯密认为, 劳动分工的基础是自利。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 斯密的自利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物质利益最大化, 斯密的自利是受神圣公正原则所约束的。斯密的劳动分工包含着合作互利的道德诉求。其具体体现:一是斯密认为自利就是互利和他利。斯密指出, 得到别人帮助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依靠他人自利, 二依靠他人仁慈, 相较而言, 自利比仁慈更能如愿以偿。他说:“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帮助, 单凭人们的善意, 他是无法得到这些帮助。如果他能诉诸他们的自利心, 向他们表明, 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他们有好处的, 那他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偿。”二是斯密的自利概念是有道德约束的。斯密的自利有特殊的道德限定。根据斯密《道德情操论》的看法, 个体的自利不能为了获得健康、财富、地位和名声, 而损害肉体和精神上的宁静和舒适, 自利要以自爱、自律、勤劳、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等品质为基础。因此, 相对于百无禁忌的现代社会而言, 盎格鲁—撒克逊职教模式的基础对自利有着道德约束, 自利的道德要求在盎格鲁—撒克逊职教模式中隐而不显, 其实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常常被人所忽略。

总之, 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是包含多个方面内容、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 简单地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 或宣扬劳动分工理论的去技能化, 或美化劳动分工的重大作用, 或无视劳动分工的内在道德要求, 以此作为职业教育的指导原则, 可能并不符合斯密的本意。

二、对行会和学徒制的批评

根据斯密的论述, 当时欧洲行会控制的学徒制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学徒期限过长, 是对劳动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的破坏, 是对自由贸易的破坏。具体表现为:

其一, 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当时欧洲有的行会规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所带的学徒数目, 违者罚款, 从而使从业人数少于准备进入行业的人数。同时还设置了诸如只有在该地区有师傅资格的人手下当过学徒, 才能在该地区从事这一行业。控制行业人员的目的, 并非是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是出于少数个体自身利益的需要。一些行业通过限制行业人数和入行条件, “常常可以在许多年里, 甚至整个行业里, 使某些商品的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 使其中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维持在自然比率略高的水平之上。”“或许只需要有五六个梳毛工, 就能供给一千个纺工和织工的工作所需的毛纱。通过联合起来不招收学徒, 他们不仅可以对这一职业实施垄断, 而且还可以使整个毛纺织业处在附属于他们从而被他们奴役的地位, 从而使他们自己的劳动价格被抬高到大大超出他们工作性质所要求的水平。”

其二, 长时间学徒期限有负面作用。斯密认为, 对于机械制造行业而言, 7年的学徒期限过长了。长时间的学徒制不但不能提升学徒技能, 反而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应:一方面, 长时间的学徒期限无法保障质量。要保证产品质量, 防止欺诈, 最好的方法是刻上纯度记号, 附加检印, 而不是看制作者的学徒期限。另一方面, 无助于培养勤劳习惯。根据斯密的看法, 一个人只有从勤劳中获益, 得到报酬, 才能获得动力, 激励他继续勤劳。长时间的学徒制, 让学徒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从劳动中获得报酬和收益, 因而会变得厌学和懒惰。再一方面, 增加学习成本。即使学徒初期的笨拙会使师傅遭受损失, 但是这样的损失与长时间的学徒工资相比, 可能微不足道。一些职业技能根本无需长时间学习, 学徒时间越长, 学徒投入成本越高, 工资可能越低, 损失越大。

其三, 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斯密仔细分析了当时英国关于新来成员取得户籍的各种法令与措施, 有的要求交10英镑的房租, 有的要求购买30英镑的世袭不动产, 有的要求教区全体成员同意, 有的要求雇佣期限满一年, 有的要求颁发证书, 等等。这些法令和措施的初衷是为了便利学徒获得户籍, 但最终往往沦为教区原居民迫害外来劳动力的手段, 使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在斯密看来, 行会和学徒制规定了某些工作只有特定成员才能从事, 这是对其他个体劳动权的剥夺。而个体劳动权是财产权的基础, 当劳动权受到干扰和破坏时, 劳动分工和自由交易就无从谈起。斯密曾经说过:“每一个人对他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是所有其他财产权的原始基础, 是最神圣和不可侵犯的。”斯密认为, 行业和学徒制的垄断, 不但剥夺了穷人利用自己双手的正当劳动和技能获取生存资本, 自食其力的权利, 而且也妨碍了雇主的利益。“对于雇佣他是否合适的判断, 肯定应当由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雇主去裁夺。法律制定者假装担心他们雇佣了不合适的人, 显然是既无礼而又苛刻的。”

行会和学徒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形式。斯密的确反对少数人压榨多数人的行会和学徒制, 反对无益于提升学徒勤劳品质、劳动技能的长时间的学徒期限, 反对限制劳动力自由流通的行会和学徒的种种法规。但这仅仅是对行业和学徒制的批评, 并不能得出斯密反对行会和学徒制的结论。

三、职业教育该由谁来负担

斯密关于教育投资的观点相对零散, 笔者将其与现代职业教育关系较为密切的观点和分析罗列如下:

其一, 职业教育应由谁投资。在斯密的眼中, 教育具有公共属性, 对社会是有利益的, 是社会需要重点支持的领域。斯密指出, 在自由的社会中, 君主 (政府) 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保家卫国;二是维护正义;三是从事公共事业。他说:“做一些公益性的工作、设立和维护一些公益性的机构, 这些工作和机构, 可能私人是不愿意出资建立和维护的。”但是若是因此得出斯密赞同因为职业教育有益于社会, 教育设施和设备费就应由公共收入开支, 则是有问题的。因为斯密又说:“可是, 这笔费用如果由那些直接受到教育和宗教好处的人支付, 或者由自以为有必要接受教育或宗教教育的人自发地出资支付, 也是一样恰当, 说不定还带有若干好处。”因此, 既然职业教育有益于整个社会, 同时也有益于个人。斯密的观点是, 既可以是社会重点支持的领域, 由社会投资, 也可以由获得利益的人出资。

其二, 投资的重心。斯密认为, 职业教育是一种投资。他说:“可以把一个花费许多劳动和时间去接受教育, 以便从事一种要求有特殊技巧和技术的职业的人, 与这种昂贵的机器相比较。人们也必然会期待, 他所学习的将来要去从事的工作的工资, 要超过一般劳动的普通工资, 才能补偿他所受教育的全部支出, 至少还要带来同等价值的资本所带来的一般利润。”

在斯密的分析框架里, 职业教育的投资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能够直接为社会和个人带来利益的职业教育。对于许多技术与职业而言, 既能够增进社会利益, 又能使个人获益。对于这样的职业, 国家只要制定规则, 不多加干涉, 个体因为有利可图, 自然会勤加练习。对于这一类职业教育的投资, 应该是由职业教育直接受益人出资维持为重点, 如果还有欠缺, 则可由公共投入加以补充。斯密说:“凡是有利于全社会的各种设施……, 如果不能全由那些最直接获得好处的人维持, 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 不足的金额就不能不由全社会一般性的收入弥补。”还有一类是虽然对国家有用, 而且非常必要, 但是对于个体却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对于这类职业的从事者, 不但应由公共收入投资, 给予奖励, 甚至应制定职业等级, 加以激励。对于这一类职业教育, 社会需要重点支持。斯密说:“如果全然没有公家的教育机构, 那么, 不是有相当需求的体系或者学科, 或者说, 按当时情形来说, 不是特别必要的、特别有用的或特别流行的体系或学科, 根本不会有人教授。”

其三, 确定教育费用的依据。斯密认为, 职业教育所需的费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学习的难易程度。当时的欧洲把劳动分为两类, 一类是技能劳动, 如机械师、技工和制造业者;另一类是普通劳动, 即农村劳工。斯密认为, 两者工资的差别, 并非是因为技能问题, 而是教育的投资问题。对于普通劳动, 主要依靠经验。农民就是普通劳动者, 农民教育投资的特点是, 在其被雇佣到操作简单业务期间, 已经学会了复杂的劳动。在雇佣期间, 无论在什么阶段, 均能以自身劳动维持自身生活。因为普通劳动不需要特别的教育和培训, 相对而言投资成本较小。熟练劳动者如机械师、技工和制造业者在教育上花了较大的投资, 他们所得的工资要高于普通劳动者, 主要是用于补偿他们的教育投资。斯密还提到第三类职业, 如艺术家和自由职业, 认为这些职业活动比熟练劳动还复杂, 相对于熟练劳动, 投资成本更高。“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 (如画家、雕刻家、律师、医生) 的教育更加冗长乏味和费用高昂。”因此, 这些职业人员所得工资也应该更高, 事实也是如此。二是投资回报的可能性。斯密认为, 因为职业性质的不同, 有的职业教育的投资与回报比较明确, 主要是机械类的、制鞋的;但学法律则不一定, 成功率几乎是1/20。因此, 其所得的报酬不但要补偿巨额的教育费用, 而且还要赔偿其余20人的教育费用。所以, 那些成功率越低的职业, 教育投资的成本越高, 也就是教育费用越高。

其四, 教师工资由谁支付。如上所述, 对于那些对国家有益、对个人却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职业, 应当以公共投资为重点。那么从事这类教育的教师工资是否可以由公家来支付?斯密的回答是否定的。斯密有个观点, 即任何职业, 大部分从业人员的努力程度与迫使他不得不努力的压力有关。如果人们的职业收入关系到自己的生存, 为了不丢掉职业, 他必然会非常努力认真地完成工作。这对于教师职业同样如此。他指出, 教育费用需要削减, 需要让普通的劳动者也有能力支付, 这是对的。但是假如教师的工资全部由公共资金支付, 教师到最后会变得不负责任。斯密举例说, 由于牛津大学禁止教师接受学生的谢礼和学费, 学生对教师失去了控制和监督的可能性, 加上教师群体内部相互宽容包庇, “最近许多年来, 牛津大学的一部分教授简直连表面上装作教师也不屑了。”当然, 由学生直接支付教师工资也会产生诸多弊端, 在此, 斯密向我们展示的一个问题是教师的工资要与他的教学质量挂钩, 迫使教师不得不为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工作, 这也是有其道理的。

四、启示

第一, 要拓宽职业教育的视阈。可以简单地把斯密的职业教育思想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针对特定职业的教育, 主要指专业技能和素质教育。斯密认为, 专业素质和技能的教育也是开发个人天赋的重要手段;二是对特定专业之外的职业教育, 一方面包括任何职业都需要的教育, 如读写算的教育、几何学等应用科学的教育;另一方面是为弥补和消除劳动分工负面影响的教育, 如国防军事教育、科学教育、宗教教育等等。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 重视的是针对特定职业的教育, 对于特定专业之外的职业教育则重视不够。在我国高职教育的课程设置中,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哲学等基础课程因为与特定专业联系不大, 被逐一取消或者边缘化。这无论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还是对于个人潜力的开发和身心健康, 都是不利的。

第二, 要重视职业教育的公平。行会和学徒制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行业和学徒制建立的理想目的是为了提高学徒的品质和技能, 保障产品的质量。但是如果运用不当, 可能会成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获取垄断利润的工具。这让我们看到了行业职业教育的两面性:一方面, 行业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 提高产品质量, 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如果制度设置不合理, 行业职业教育很可能沦为少数人谋求私利, 剥削弱势群体的工具。职业教育当然有培养技能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 但是也可能因为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原因, 成为少数人获取垄断利益的工具。特别是在当前, 我国主张发挥行业作用、实行产教合作的背景下, 更要注意政策和制度设置的公平性, 避免这类现象的产生。

第三, 要注重职业差异。斯密密切注意职业性质的差别。有的职业可以有精细的劳动分工, 有的职业却很难;有的职业有建立学徒制的必要, 有的职业却不一定;有的职业可以以个人投资为重心, 有的职业却要以公共投资为主。这说明斯密始终坚持职业教育的时间、制度和方式要因职业性质而异。尽管斯密时代的一些职业在当前已经发生了变化, 但根据职业属性设计职业教育的时间、制度和投资方式这一思想还是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在我国的高职教育中, 简单地将所有职业学习时间定为3年, 有的学校甚至规定所有专业必须要有1年的校外实践, 这显然抹煞了职业之间的属性差别, 并非是一种科学的设置, 是需要加以改革和调整的。

参考文献

[1]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 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7-8, 9, 10, 559, 560-561, 80, 79, 14, 558, 561, 13, 39, 99, 95-96, 97, 106-112, 582, 494, 79, 543, 582, 563, 556, 82, 544.

[2]Clarke L, Wich C.A European skills framework?——but what are skills?Anglo-Saxon versus German concepts[J].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2006, 19 (3) :255-267.

[3]Wich C.Two Rival Concepti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Adam Smith and Friedrich List[J].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1998, 24 (3) :367-370.

篇3：亚当斯密赋税思想对我国税收改革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亚当斯密；同情；道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5-006-01

亚当斯密不仅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也是伟大的伦理学家。在其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中，同情理论是其道德伦理学说的核心，是道德起源的原始感情的基础，也是一般道德准则形成的基础和进行道德评价的依据。而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和我国现阶段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也非常相似，都是处于市场经济道德创建的磨合期因此，重新研读亚当斯密的同情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民道德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亚当斯密同情理论的内容解析

1、同情的涵义及本质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一卷自我情感刚开始对同情的概念作了界定，其对同情的理解有更深层次的涵义：“一是主观个体美德，这就是讲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道德金律。另一个则是客观伦理关系及主观情感体验，这就是彼此均是具有平等自由权利的存在者及主观情感体验。”

2、同情的特点

（1）同情是人的一种本能或天赋能力

（2）同情是在经验基础、情景中产生的。

（3）同情的产生要借助于我们自己的想象力，通过换位思考的联想来实现，是一种心理机制。

3、同情的作用

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1）同情是道德判断的标准（2）同情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3）同情是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的认识论基础

二、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启示意义

虽然，亚当·斯密的同情伦理思想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对我们日常生活中道德建设是有很深的启发意义的。今天的社会伦理主要是以一种理性准则、道德义务为中心的伦理。但是我们也还要看到同情、怜悯和恻隐之心在道德体系中的作用。人生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人生还需要有感受和体会一些更多的东西。我们应该看到斯密的同情伦理思想在现代仍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克服斯密同情理论的内在缺陷，他的思想精华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底线，切入公民道德建设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和提高。目前为止，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却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我国的物质文明提高了，精神文明却下降了。为什么经济水平上去了，道德水平反而下降了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市场关系及非市场关系的扩张，导致了利益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经济领域里的传统伦理道德底线不断被打破，人性扭曲，腐败嚣张，权钱勾结，道德下滑。全球化、苏东剧变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使得很多人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使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肆意滋生，传统的道德是非观念遭到重大冲击，人们陷入了对道德危机的焦虑之中，感到“精神的流浪，心灵的漂泊”，道德信仰受到了巨大冲击，相应的也导致了公民某种程度上的道德人格滑坡甚至引发道德危机。这无一不在冲破遵纪守法等底线道德。底线道德形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揭示了人们的初善道德。而斯密的同情理论正是重新审视了人们情感缺失的起点，让人们在生活中能与他人换位思考，多一些忍让，多一些博爱精神去宽厚待人。道德底线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切入口。因此，斯密的同情理论有利于巩固社会道德底线，使得公民的道德意识受到洗礼。

2、有利于个体道德的自律，建立自律型道德体系

在同情思想中，斯密提出了许多对个体道德养成有价值的见解。比如，斯密认为在同情发生的过程中，对他人所处状态的了解，对他人情感的体验，会促使人们跳出自我的小圈子，从关爱他人与社会，形成保护他人、呵护他人和帮助他人的心理倾向。再比如，斯密意识到同情对于社会道德的内化的作用。凭借同情的作用，我们可以体会到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快乐和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痛苦；凭借同情的作用，社会道德规范渗透到人们的认识之中并巩固下来，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正是有了同情心，人类才能从各自立场出发，通过同情心建立起正义的社会伦理体系。

3、有利于塑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人格类型，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市场经济唤起了人们的自由、平等、竞争意识，使人们认识到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自利基础上的互惠互利关系。而亚当斯密的同情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后的情感共鸣，其内在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和自由感。而这种情感揭示的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培养的人格类型。而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没有所谓社会的和谐。

4、有利于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形成有利于人自由健康发展的制度体系

同情理论认为社会存在着正义之神，即公正旁观者，它具有公正性、利益中立性。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公正的社会制度。所以，要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除了经济发展作为客观物质基础外，最重要的是要有完善的社会公正制度的供给。只有通过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道德观念奠定基础。也就是说从制度上来保证的正常的道德情感的形成，也就是消除封建社会遗毒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形成有利于人自由健康发展的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 李兰芬.亚当斯密道德形成理论批判[J].哲学研究.2006（3）

[2] 罗肖泉. 析" 同情伦理学" 之同情观. 广西社会科学.2002.4

[3]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蒋自强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1

篇4：亚当斯密赋税思想对我国税收改革工作的启示

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 其在《国富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思想。所谓的“经济人”, 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出于“利己心”的作用而不断地追求私利的人。但这种在“利己心”驱动下的“经济人”绝不是完全脱离了道德束缚, 唯利是图的人, 而是一个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理性利己的共同作用下的具有公益性的人。“经济人”谋取私利从而带来社会公利, “经济人”理性的遵从市场道德规范, “经济人”具备自制、正义等美德, 在和谐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经济人”实现了利己与利他的完美统一, 斯密为我们谱写出了一曲“经济人”与道德统一的完美乐章。斯密对“经济人”道德性的构建, 来自于如下几个方面的理论支撑:第一, “经济人”是自利的, 并且这种自利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他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会客观地达到利他的目的。第二, “经济人”是理性的, 他的理性能够促使人们互利互惠, 从而促进社会各个功能的正常运转。第三, “经济人”在开放竞争的自由市场中, 由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能够确保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第四, “经济人”不是唯利是图的经济模型, 他在内心“公正的旁观者”、理性利己及“看不见的手”的共同作用下具有审慎、正义、自制等各种美德。

那么, 斯密“经济人”的“德”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德”是否一致呢?答案是肯定的, 斯密的“经济人”不仅包含着“审慎之德”, 同时也具有着“正义之德”、“仁慈之德”、“自制之德”等利他德性。在《国富论》中, 斯密常常站在“公正旁观者”的角度对“经济人”的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论述, 他多次强调了“经济人”德性的作用, 指明了审慎这种美德对于商业投资的意义, 以及在资本积累中节俭和勤劳的巨大作用, 在探讨美国黑人奴隶问题时也论及了仁慈的美德。此外, 斯密在《国富论》中还反复强调了正义的问题, 他认为正义不仅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消极美德, 还是保护在经济活动中公平竞争的积极美德。斯密的“经济人”, 在自由市场中包含着纺织业者、铸造业者、销售业者、制造业者等, 他们遵守着“审慎”、“正义”、“仁慈”、“自制”的美德;“审慎”、“自制”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幸福, “正义”、“仁慈”则是为了实现整体的幸福。正如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 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而说对他们有利。”“人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人, 而应该把自己看作世界中的一个公民, 看作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的一个成员。他应该时刻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而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

正像朱绍文先生说的那样, 斯密所构建的“经济人”“是这个时代的新人”, 这样的“经济人”所内含的道德不是过时的旧道德, 而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新道德。在斯密所处的时代, “道德之路”和“富裕之路”是归并合一的, 《国富论》中的“经济人”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 人们的行为是基于排斥道德、纯粹求利的“经济人”思想, 经济和道德是完全分离的。因此, 笔者主张对斯密的“经济人”理论进行回归, 借此来解决我国市场经济道德的问题。

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对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启示

首先, 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要肯定“经济人”利己心的道德价值。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强调, 正是人们出于利己心, 不断地追求个人的财富才促使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一论点清晰地反应了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 物质利益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对物质利益的渴求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国建国以来, 没有清楚的认识到这个问题,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的观念造就了中国人民不屑言利的心态, 这种对利己心价值的曲解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危害极大的。所以, 针对传统轻利观念对我国“经济人”的束缚,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时, 我们必须摒除传统“重义轻利”的形而上学思想, 借鉴斯密的“经济人”理论, 正确认识个人逐利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和合理性, 肯定“经济人”利己心的道德价值, 这将极大地调动人们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从而解放生产力, 促进社会的发展。

其次, 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要加强对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美德培养。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不完善, 人们的道德都不同层次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有的是出于无知, 有的是出于物欲的膨胀。在这种情况下, 加强美德培养是十分迫切的。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就是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中培养什么样的美德, 怎样培养美德。通过对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完美的谨慎、严格的正义、合宜的仁慈、完善的自我控制”的培养, 一方面, 有利于人们更好地实现自我利益, 另一方面, 有利于更好地促进社会公益, 这正是斯密所追求的完美德性的“经济人”。可见, 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 斯密给我们提供了四种基本美德的培养方案, 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对我国“经济人”美德的培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这些美德进行培养是十分不易的事情, 需要个人、政府、社会三方的共同努力。首先个人要有道德意识, 明白美德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重要意义, 从内心深处敬畏美德并希望成为有德之人;其次政府要意识到培养公民美德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加大对公民美德的培养和教育的力度, 并把一些重要的美德制度化、法律化, 形成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力;最后社会要畅通信息渠道, 形成道德舆论机制, 给随意违背道德的人以强大的社会压力, 从而约束其不正当的行为。

最后, 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自生道德的作用。我们在坚持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的美德培养的同时, 也要注重发挥经济市场自生道德的作用。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性, “经济人”的某些道德准则就是在自由市场的运行中自发而生的。市场本身蕴涵的道德性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内部规则对经济活动主体的指引和限制而产生一系列道德准则, 如公平、诚信、节俭、审慎等, 这些道德一旦内化于“经济人”的品行中, 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就可以实现同步发展。斯密还提到,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市场的有效运行本身就具有道德性,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法制经济, 在构建它的时候就包含着一种道德目的, 体现着人道主义精神。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为“经济人”的道德自觉的确立提供了客观基础。所以, 政府要在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市场足够的自由, 市场能管的让市场自己来管, 使得自生的道德在这种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更好地产生和发挥出来。

三、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性观的启示

我国在建国初期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中, 没有明确提出过关于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性观方面的概念。改革开放以后, 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变革需要重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性观, 认识到在自由市场中建立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依据的必要性。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物质财富增长的研究, 陈振汉先生指出:“经济学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经济学不能回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 不能回避人们的经济行为及结果。”实际上, 经济学从产生的那天起, 就是以人为核心进行研究的, 其中深深地浸透了对人的幸福的道德关怀。所以, 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讲一门人学, 它不仅要研究如何促进财富的增长, 而且更要研究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研究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人”。人不仅是经济活动的手段和对象, 而且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和主体, 只有建立在对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性观, 即“经济人”的正确认知上, 所施行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才能是行之有效的。否则, 理论缺失将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这既是经济学深化研究的结果, 又是有关人的问题深入研究的要求。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 我国目前指导经济活动主体行为和思想的人性观———“经济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模式, 受其所有制关系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具有完全异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诸如以公有制为主体,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 以及党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更大等。并且, 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熏陶, 从而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 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树立起了正确价值观, 使其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更多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 有时甚至可以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可以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其经济活动主体天然的具有道德。这就要求我国所要建构的“经济人”必须是具有道德性的“经济人”。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构的“经济人”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性, 体现着“审慎、正义、仁慈、自制”的美德, 斯密的“经济人”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经济人”是高度契合的, 所以, 研究斯密“经济人”的道德性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性观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我国施行市场经济体制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 由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不足, 出现了诸多问题, 尤其是市场中的道德问题极其严重。于是, 我国逐渐掀起了对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高潮, 要求建立健康的诚信经济。经济的主体是人, 道德的主体也是人, 所以我国在不断健全经济制度的同时, 更需要关注对市场中“经济人”的道德培养。由于我国独特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强调的更多的是集体主义思想, 那么就必须要求我们的“经济人”理论在利己的基础上具有更多的道德内涵。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 首次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思想。在斯密的那个时代经济学是隶属于政治学的, 而政治学又以哲学思想为基础, 同时, 斯密本身还是一位伦理学家, 故他的“经济人”理论是含有丰富的道德性的, 是立足于现实的经济生活的。所以, 本文倡导对斯密“经济人”理论的回归, 为我国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人,市场经济,道德建设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郭大力, 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商务印书馆, 1972, 1974.

[2]亚当·斯密;蒋自强, 钦北愚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 1997.

[3]厉以宁.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篇5：亚当·斯密的人力资本思想

摘要：亚当·斯密将人的生产技巧、劳动熟练程度等看作为资本，实际上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的诸多内容。他还从人的基本素养方面阐释了人力资本的内涵。他认为充分的市场竞争是保证人力资本投资正当回报的前提条件，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形式也是多样的。而且，在某些政策和环境条件下，既定的人力资本水平会出现下降的现象。斯密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今天仍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3-0344-06

国内学术界对于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的研究甚多，但对于亚当·斯密人力资本思想的挖掘不够。大多数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教材或专著对于亚当·斯密的人力资本思想很少甚至没有提及，如晏智杰（2002）、蒋自强等（2003）、尹伯成（2005）等编著的教材或专著。李义平（2002）、宁先圣（2006）等也只是简单提到斯密若干阐述具有现代人力资本思想的萌芽。黄乾（2002）提出斯密讨论过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刘文（2008）从人力资本的内涵、投资形式、投资成本、投资收益等角度较为系统地整理了斯密的人力资本思想，但在文本挖掘的深度和论述的系统性方面仍然不够。亚当·斯密对人力资本问题的理论阐述虽然经常是从属于对其它经济问题的阐述，而且是零碎的，但却是丰富的、深刻的，其中的不少观点还具有现实警示性。

一、人力资本及其积累途径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可以“产生收入或利润”的资本区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则主要包括机器、建筑物、土地和人的才能。他说“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可以像方便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一样，被看作是社会的固定资本”，“学习一种才能，虽然要支付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并可以创造利润。在斯密的描述中，才能、技巧、劳动熟练程度等都属于固定资本的范畴，也就是都属于人力资本的范畴，尽管没有明确地使用人力资本这个概念，但斯密从人的基本素养方面论述了人力资本的内涵。在他看来，人的才能的增进即人力资本的增进常常是需要依靠教育来取得的。他在谈到女子教育机构时说，有效的女子教育会“形成她内心的谨慎、谦逊、贞洁及节俭等美德”。在谈到社会底层和一些缺乏知识的国民群体教育问题时，他认为这些人容易“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从而“惹起最可怕的骚乱”这些人缺乏“宽宏的、高尚的、温顺的情感”，结果使得对于许多日常事务都没有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而有教育及知识的人“更知礼仪”、更明辨是非。在谈到抵御外敌入侵时，他又说“一个不能防御自己或为自己复仇的怯懦者。分明缺乏了人类本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等等。可见，在斯密那里，美德、情感、勇气等都是人的才能的组成部分，构成人力资本的内涵，这种把握已经使其人力资本思想具有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特征。

斯密将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分工。他认为，不同的人在天赋才能上的差异实际上是很小的，“成年人从事不同职业所表现出来的非常不同的才能，在许多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社会分工体系中，不同职业及其特点造就了人的不同的知识和才能，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分工又使得这种才能的差异对彼此有用。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的开始就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分工为什么能成为人力资本的积累途径呢？一是分工带来的生产专业化有助于工人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这便是现代经济学中的“边干边学”；二是分工对于劳动过程的分解有助于工人发明机器，工人发明能力的提高无疑属于人力资本范畴。

2，学校教育。在斯密看来，哪怕是“最不相同的人物之间的差异，例如，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普通的街头搬运工之间的差异，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更多地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所产生的”。所以，斯密特别强调教育对于提高人的素养、增进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他在《国富论》第五篇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论述外国的教育、本国的教育、留学教育、近代教育、当代教育以及不同学科的教育等诸多方面，既抨击了当时英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些弊端，也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方向和措施。

他认为，有一些知识和技能是民众都应该掌握的，因此，国家应该花费一定的费用，“甚至强制全体人民必须获得这最基本的教育”。这实际上提出了义务教育的设想。他还主张，无论什么人，在从事某些自由职业前，都须经过一定的“检定或考试”。他还认为，普通人的教育比有身份有财产的人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关注”，因为后一类人的父母有能力使他们接受教育。国家即使在对下层人民的教育中得不到任何眼前的利益，“这种教育也仍然值得国家注意”，因为“人民受了教育，国家会获益匪浅”。在斯密的分析中，学校教育主要是培养人的情感和美德，消除无知和愚昧，根据前述斯密对于人力资本的内涵的理解，这些均属于人力资本的组成要素。他甚至谈到，为了提高人的素养，可以采用两种办法，一是要求某些群体具有科学和哲学知识，因为科学可以消除狂妄及迷信之毒。二是鼓励民众娱乐，因为民众的迷信及狂妄常常是心中的忧郁或悲观情绪所引起的，而很大一部分民众的这种情绪，可由参与绘画、诗歌、音乐、舞蹈甚至戏剧表演来消除。正是由于教育在提高人力资本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斯密看来，“国家对于人民的教育，不应加以注意么？”

3.职业技能学习。斯密特别谈到了学徒制，学徒制是当时人们学习生产技能的常见形式。许多行业，只有先当学徒，跟随师傅学习期满后才有资格从事工作。根据欧洲当时的政策规定，“所有机械师、技师、制造业者的劳动都看成是技能劳动”，它们比看作为普通劳动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更加精细、更加灵巧，因此需要通过学徒制进行学习。

斯密也承认，在有些行业，师傅或许给学徒上几天的课就可以将操作的基本原理解释清楚，但是，如果一个青年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帮工或学徒来工作，“按他所完成的少量工作得到相应的报酬，有时对他由于笨拙和缺乏经验而损坏的原料负责赔偿，那么，他就会更加勤勉，更加用心地来操作。用这种方式，对他的教育的结果一般会更加有效”。

斯密还认为，许多不同行业之间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技能带有很大的相通性，工人在一个行业所学习的技能，常常可以很方便地运用于其它行业。“例如，素麻布和素丝绸的纺织技术几乎完全相同，素呢绒的纺织技术会有些不同，但这差别并不很大；一个麻纺织工和丝纺织工，可以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学会呢绒的纺织技术。”因此，职业生产技能的学习是可以在一般意义上积累人力资本的。他还以农村劳动为例，说明“劳动者在从事比较容易的工作的同时，就能学到他所从事的行业比较复杂的部分”，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也就是说，职业技能的学习常常体现为一种“边干边学”的过程。

二、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与收益

在斯密看来，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一般意义上体现为教育体系中的学习费用和职业技能培训中的学习费用。在当时的欧洲，接受学校教育时，学生大多数都要付给教师以学费或礼金。根据他的观察，当学费成为教师薪金的主要构成来源时，教师常常认真对待教育，学校的课程设置也一般较为合理。而当教师的全部或大多数收入来源于捐赠基金时，教师往往就会不认真地对待教育，学校的管理也趋于松懈。所以，学生要在学校教育中有所收获，就要付出相应的学费。

如果是采用学徒制的形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那么，“在学徒期间，学徒的全部劳动所得属于他的师傅。在此期间，在许多时候，他的生活必须由父母或亲属来维持，并且必须由他们提供衣物。通常还须付给他师傅一些钱作为学徒费用。凡是出不起学徒费用的人，就得出时间，或其学徒年限比规定的通常学徒年限要长些”。

即使在专业化分工体系中通过在特定行业中边干边学，也是要付出成本的。譬如，单纯和重复的劳动操作所产生的枯燥感；对其它行业或职业的不够熟悉而带来的职业转换中谋生能力的下降。斯密指出，劳动者“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而获得的。”还指出“他肉体上的活力，也被这种单调生活给毁坏了，除了他已经习惯了的职业之外，对于无论什么职业，他都不能奋发地、坚定地去从事”。

人力资本的投资肯定是以获得收益为目的的。斯密将其与机器等固定资本的投资并论，认为人们在购置和安装机器时，必然期待在机器损坏以前，能从机器帮助生产的成果中收回投资，至少还应获得一般利润。与此类似，一个人花费许多时间和费用去接受教育，以便获得劳动所需的特殊技巧和生产技术，也必然期待运用这种技巧和技术从事的工作所得到的工资超过一般劳动者的普通工资，“至少还要带来同等价值的资本所能带来的一般利润”，而且，“鉴于寿命的长短是非常不确定的，所以就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否则，就不会有人愿意去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他还以学徒的高成本为例说明了为什么制造业者的工资水平比农村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要高。

斯密提出“劳动工资因职业学习的难易程度和学习费用的多少而不同”，这既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期望和呼吁，实际上也是对经济社会客观现象的描述。在他看来，只要经济社会是自由竞争的，就必然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有技巧和技术的劳动者的生产率高，劳动创造的价值高，他们就会在竞争中理所当然地得到较高的报酬。他还谈到“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的教育更加冗长乏味和费用高昂。因此，画师和雕刻师、律师和医生的货币报酬应当更加丰厚，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在斯密看来，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常常是与职业报酬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些职业必须是需要经过长期的、高费用的学习之后才能够去从事的。譬如，人们将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医生，将自己的财富，有时甚至是将自己的名誉和生命托付给律师。但这类事情却不能随便托付给一个没有经过什么教育的“非常平庸或地位低微的人”。所以，医生和律师等的报酬应该较高，以便同他们职业的社会地位和所获得的人们的信任相对应，同“他们在接受教育时所必须付出的长久时间和巨大费用”相对应。

斯密认为，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还会带来一些非货币收益。例如，更有技巧和技术的工作经常较为清洁、较为稳定、较为体面、较有社会地位。一个造房木匠显然比一个泥瓦匠更需要技巧，学习成本更高，但也更加体面。所以，工作更辛苦、更不体面的泥瓦匠的工资似乎比造房木匠的货币工资高一些。但综合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的总体来看，造房木匠的总收益并不比泥瓦匠低，甚至要高一些。

斯密在谈到普通人的教育和有财产有地位的人的教育之间的区别的时候还说，后者所从事的职业一般较为复杂，“用手的时候少，用脑的时候多”，又往往不会过于忙碌，“一般有很多空闲时间”。而普通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大都很单纯，无需运用很多智力，劳动本身也很忙碌，缺乏“闲暇”。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闲暇”这种福利报酬。在现代经济学中，“闲暇”正是福利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

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合理化、公平化是以市场的自由竞争为前提的。斯密认为，当时欧洲的某些阻碍劳动力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破坏了人们所获报酬的公平性，妨碍了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所获收益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是合理的。譬如，限制参与某行业的劳动力人数；阻止劳动力和资本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自由流通等政策。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不充分和流通的不自由很可能会使得那些应该得到较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人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针对类似上述的政策和规定，斯密强调“每一个人对他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是所有其他财产权的原始基础，是最神圣和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的财产，就是他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技巧。如果阻止劳动者自由地运用其劳动能力和劳动技巧，“显然是对他最神圣的财产权的侵犯”。可见，斯密已经接近于认识到了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了。

三、人力资本水平的下降

即便在现代人力资本的文献中，关于人力资本水平下降的论述也不多见。而18世纪的斯密却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好几个地方阐述了，由于政策和环境的不当，既定的人力资本水平会出现下降，社会应对此给予关注。

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虽然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增进，但也会带来一些消极效应。因为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大多数人的职业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而且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这些简单的操作所产生的知识效应是相同的或极其相同的，从而使人变得智力很有限。另一方面，单纯、重复的劳动过程使得劳动者“永远不会碰到困难”，不必运用他原有的智力和发明才能，长此以往，他原有的智力也会下降，失去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他还谈到，那些毫无变化的单调生活，自然会消磨人的精神上的勇气，使人们厌恶不确定性和冒险。所有这些都会降低人的素质，也就是降低既存的人力资本水平。

对于当时英国教育体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斯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诸如，大学里以维持教师安逸为主要目的的规则；教师的不负责任；课程设置的不合理；等等。正是由于对本国教育的不信任，英国的许多青年人从学校毕业后，不是被父母送入大学，而是被送往外国游学。这在当时成为流行的风尚。在3～4年的外国游学过程中，虽然一般可以获得一两种外语知识，但很少能够说得流利，写得通顺。“另一方面，他回国之后，一般就变骄傲了，更随便，更放荡，更不能专心用功、勤奋做事。如果他不到国外，留在家中，在这短期之中，绝不会变得如此。这样年轻时的漫游，远离双亲及亲戚的督责、管理和控制，而把一生最宝贵的时光消磨于极放荡无聊的生活之中。以前的教育使他的一切良好的习惯，不但不能最终养成，反而部分消失，或者全部消失了”。斯密以此为例，说明了英国教育体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导致了人的习惯、素养、进取心等向负面的发展，即导致了人力资本水平的下降。

学徒制有其好处，但过长的学徒期有副作用。英国在伊丽莎白五年颁布的《学徒法》规定的学徒期长达7年。斯密对此分析说，学徒在当徒弟期间是没有劳动收入的，“而一个年轻人在长时间内不能在劳动中得到好处，自然会对劳动产生厌恶”，也就是，本来还喜爱劳动的人变得厌恶劳动和不愿意劳动了。特别是那些“由公共慈善团体送去当学徒的儿童，一般的学徒年限都比普通的学徒年限长，其结果是他们一般都变得非常懒惰和毫无用处”。所以，在斯密看来，学徒期不能过长。

斯密在《国富论》中多处提到欧洲农业土地的长子继承权和限定继承权，认为这方面的制度和法律也许在它们诞生之初有其合理性，但现在看来并不合理，而且是荒谬的。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不仅大量耕地被个别家族吞并，而且排除了将其重新分割的可能性。继承土地的长子或其他限定继承人成为大地主后，丰富的财产使得他对于土地“常常没有耕种和改良的意愿，缺乏必备的能力”。而且，“如果他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他通常会发现，用每年的储蓄去购买新地产要比改良旧地产更为有利。”也就是说，不恰当的财产继承制度会逐渐泯灭人们的进取精神和正常的生产能力，降低人力资本水平。“一个出生在富豪家庭的人，即使具有节俭的天性”，也可能会逐渐丧失节俭的谋划能力。富裕的家庭环境自然会让人去关注生活装饰，而往往不去注意对他不重要甚至不需要的利润。所以，如果比较一下这些大地主的地产的现状和邻近小所有者的地产，就会知道，“这种大地产是多么不利于改良”。

斯密还谈到过古希腊和古罗马强制人民接受军事上和体育上的训练，培养和维持全体人民的尚武精神以对付外敌。他认为这种尚武精神即使在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的防御上已不需要，但政府仍应加以切实的关注。因为尚武精神会使得人民的心理更加健康，更加有勇气。而怯懦会引起的“精神上的残废、畸形及丑陋怪异在人民中间蔓延传播”，使一些原本勇敢的人也会变得怯懦起来。根据斯密的这一分析推论，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及其蔓延是会带来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下降的。

四、斯密人力资本思想的启示

在斯密那里，人力资本不仅指人的生产技术、生产技巧，还包括人的责任心、情感、勇气等其它方面的基本素养，从而使得他的人力资本思想具有了多学科视角。我们现在实际上在许多场合，不自觉地将人力资本仅仅看作为人所掌握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技巧，而常常忽略了人的责任心、情感、谦逊、大度、勇气等方面的素质。不少单位在聘用人员时，往往只注重学历或工作经历，对其它方面则关注不多，甚至不予关注。在我们目前的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中，不少场合也是主要着重于纯专业教育或者技能性教育，其它方面的教育往往是有名无实，甚至干脆没有。在“团队生产”特征越来越明显的当代经济社会中，人的基本素养往往非常重要，在某些场合甚至超过生产技术。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人们现在常讲的“情商与智商一样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全面把握人力资本的完整内涵，在注重提高人的生产技术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人的其他多方面素养的提高。

预期的较高收益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如果人力资本投资者今后不能获得比普通劳动者更高的收入，就不能鼓励人们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斯密在论述中多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国目前由于行业垄断等因素，常存在人力资本投资较少的人可以得到较高的报酬，而人力资本投资较多的人却只能获得较低的报酬的现象。同时，在一些企业或机构，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不到重用，而一些善于奉承和投机钻营的人却常常得到重用。这种收入报酬上的逆向分配和人才使用上的逆向淘汰机制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水平的下降。如今一定范围内重新流行的“读书无用论”和“技术无用论”等正是这方面现状的一种反映。这是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改变的。只有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人力资本投资才能得到正常的收益，也只有如此，才能促使人们不断地维持和增加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

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水平都可能会下降。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注意。斯密论述的分工和专业化具有降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可能性在今天依然存在。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不少人成天仅仅与电脑和互联网打交道，而真正的与人交往的能力在下降，在群体中的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也在下降。

斯密描述的当年英国学生风行国外游学的情况，我国目前也存在。虽说不能肯定这种出国留学潮会使许多学生形成傲慢、懒惰等不良习惯，但可能会产生的负效应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现在虽然没有斯密所说的财产的长子继承权，但社会财富分布的悬殊化和财富的代际继承问题依然值得我们警惕。防止“富二代”的不思进取及个人能力的缺乏等是一个严肃的社会课题。从防止人力资本下降的角度出发，在今后条件具备时应当适当开征遗产税。理顺全社会的收入分配体制、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也应该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