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从亚当?斯密难题说起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从亚当?斯密难题说起（通用2篇）

篇1：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从亚当?斯密难题说起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从亚当・斯密难题说起

亚当・斯密提出并系统论证的“经济人”概念并非狭隘范畴,而是内涵丰富的科学抽象,其间蕴涵着利己与利他的对立统一.从历史进程的层面考察,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融合--分离--新的融合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历史的`演化与现实的实践昭示人们:要用道德规范去审视经济问题.

作 者：陈太福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004刊 名：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年，卷(期)：24(4)分类号：B82-053关键词：经济人 道德人 原意 进展 新视野

篇2：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从亚当?斯密难题说起

1 亚当·斯密的时代背景

说到亚当·斯密, 必然要对他的背景有所了解, 这对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寇克卡迪。当时的英国可以说是欧洲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是领先其它国家的工业国。18世纪前期欧陆的法国和的德国, 尚停留在幼稚的封建的家内工业, 或独立手工业的阶段, 仍然以这种方式来支配生产。但英国却不然, 已经走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所谓工场手工业已在国内各大都市筑下根基。

这位举世闻名的古典派经济学的巨匠亚当斯密, 生于工厂制手工业和机械制大工业的过渡时期。斯密时代, 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道德的创建时期, 斯密正是在这一时期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这对于正处于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有很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需要区分别和把握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经济制度上的有关市场经济与社会伦理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从而能够正确的指导我们的现实实践。

2 “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关系

“利他”和“利己”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利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己, 反过来, 利己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他。

我们知道, 《道德情操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伦理道德问题, 《国富论》所阐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 从现在的观点看来, 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 前者属于伦理学, 后者属于经济学。亚当·斯密把《国富论》看做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论述的思想的继续发挥。《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 在论述的语气、论及范围的宽窄、细目的制定和着重点上虽有不同, 如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 《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 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但对自利行为得动机的论述, 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 亚当·斯密把“同情”作为判断核心的, 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斯密的基本经济主张, 可以简化为三点: (1) 人的基本经济动机是自利的; (2) 他假设有一种自然法则存在 (犹如宇宙间有自然规律) , 会使得每个人在追求自利的同时, 也会达到社会的最高共同利益 (看不见的手定理) ; (3) 要达到这个境界, 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 是自由放任、经济自由主义和不干涉主义, 政府的功能只限于司法行政……”由此可见, “利己”与“利他”是存在可协调性的, 在某种正确机制的引导下可以达到互利双赢的局面。

在亚当·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 “道德情操”这一短语, 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 即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因此, 亚当·斯密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 (主要是追逐利润的资本家) 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 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 从未而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的活动。这就说明, 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是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与伦理关系的独特的理论把握以及在人类全部的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对人类社会经济与伦理道德的特定的、具有逻辑性的认识与思考后的产物。“利己”与“利他”关系不是无因而出的。

3 如何规范“经济人”的“利己”与“利他”

杰里米·里夫金在他的《欧洲梦》一书中曾说过“在追求可持续的、稳定的经济状态下, 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 而是自我修养;并非敛聚物质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 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生活中的公共资源利用、公共设施提供和公共环境保护无可避免的凸显在我们面前。在这些问题中包含了众多博弈关系。在这里我选取人们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方面的博弈来做一些讨论。

假设有甲乙两个厂商, (两厂都在河流A边上) 在工厂排放废水的时候的博弈模型如下 (政府未予限制之前) :

我们可以看到, 当甲厂选择从自身的成本收益考虑决定排放污水的时候, 乙厂在甲厂这一决策下, 选择排放污水的结果是-1, 选择净化的结果是-2;而甲厂在乙厂选择排放污水的这一决策下, 选择排放污水的结果是-1, 选择净化的结果是-2。当甲厂选择排放、乙厂选择净化时结果是甲厂“搭便车”, 节约了净化污水的成本, 从而得到1个单位的收益, 而乙厂损失为2个单位;反过来, 当乙厂选择排放、甲厂选择净化时结果是乙厂得到1个单位的收益, 而甲厂损失为2个单位。在这种博弈情况下, 甲厂和乙厂均会选择排放污水来降低自身的成本以达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这样势必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我们全体人类。但是, 我们从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可以梳理出, 人们对道德情感的社会性需要视为最根本的需要, 人们甚至常常对道德舆论的谴责的惧怕甚于对法律的畏惧。《史记·张仪列传》中有云:“众口铄金, 积毁销骨。”都证明了人们对经济利益和财富的渴望都不是最终目的, 其本质都是为了赢得社会的认可和道德情感的赞扬, 进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希望被他人、被社会尊重。假如我们引入道德约束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 那么, 当甲乙两厂排放污水的时候会受到社会的道德谴责, 降低两厂的名誉地位, 提高公关成本, 各造成3个单位的损失, 超过他们净化污水的成本, 那么该模型就变为如下结构 (政府未予限制之前) :

在这一模型下, 甲乙两厂商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和出于企业形象、名誉考虑, 都会选择净化污水, 体现了“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结果。那么这种状况的改善, 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国富论》中有这样的论述:“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 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 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在这里, 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的有益后果, 会有效的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率。而在《道德情操论》中, 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用来说明人们对财富的向往与追求的动机, 进而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 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 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但我们必须看到在现代经济社会中, 这一约束机制还存在一些缺陷, 没有普遍规范作用。对于一些厂商, 社会上的名誉地位不足以对它们造成太大损失, 以致他们只顾眼前利益“利己”。然而, 要改变上述的结果则必须完善该博弈模型的利益结构。假设政府对甲乙两厂都进行2个单位的补贴, 那么该模型就变为如下结构 (政府予以限制之后) :

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两厂都净化污水的选择下均没有损失, 那么在政府部门的管理监督和公共道德的制约之下, 为了避免社会舆论的压力, 甲乙两厂都会选择净化污水。当人们完全从自利动机出发自由利用公共资源时, 公共资源倾向于被过度利用、低效率使用和浪费。当市场机制失灵的时候, 政府的调节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在亚当·斯密看来, 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 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 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将会促进社会繁荣。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 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 进而使社会福利有所增益。同时, 那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协调, 使人们的生产形成合力, 形成各种经济体, 构成整个经济社会。社会法规、政府调控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补充与完善, 即“有形的手”使不同利益的个体或群体得以和平共处, 各得其所。

4 现实意义及启示

对亚当·斯密的“利己”与“利他”思想的剖析, 我们看到了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平衡这两者的矛盾的重要性。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机制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在微观经济领域内, 仍发挥着主要作用。

罗伯特在他的书中曾提到“今天市场机制的特征是参与者在规模上的巨大, 有庞大的公司, 有同样庞大的工会, 它们显然不是以业主和工人的个人身份采取行动的。它们但是由于规模巨大, 既足以抵抗竞争的压力, 无视价格信号, 它们所考虑的不是在日常买卖中眼前的情况, 而是从利己观点出发的长远利益。”在现代和社会主义的条件下, 斯密的这一理论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限制, 单纯的市场机制已经不能完全正确的控制和引导经济走向良态发展。

在市场经济中, 合宜的道德情感引领企业家塑造诚信、合作、共赢的品质, 形成对他人、对社会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利他”精神。而“看不见的手”让道德和法律同时调整市场主体行为, 使企业家遵从合法经营的道德底线, 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使资源能够更优化, 使效益最大化。同时也促使企业家要履行社会责任。市场的有序运行必然要求政府发挥作用敦促企业家把合法经营作为自己的道德底线, 使市场行为更有秩序、更公平、更正义。

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 将“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结合, 共同作用才能使个人、集体与社会共同有所发展。惟有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实现经济和道德的良性互动, 共同摸索出一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促进社会繁荣, 并达到私利与公益之调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著, 蒋自强, 钦北愚, 朱钟棣, 沈凯璋译.道德情操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95.

[2]赖建诚.亚当.斯密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2) , 1:25.

[3]亚当.斯密著, 郭大力, 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下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2:2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