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税二步改革中

在个税二步改革中（精选9篇）

篇1：在个税二步改革中

在利益平衡中推进个税改革

近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结束，一个月内征到逾13万条意见，体现出立法与民意的积极互动，也展现出立法者对民意的尊重。5000元的起征点是不是低了？专项附加扣除怎么操作？能否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老百姓提的最多的，也是这轮个税法修改的焦点议题。

起征点，从来都是个税法调整最受关注的问题。消费水平在增长，预期收入也会增加，让起征点体现必要的“前瞻性”，这向来是民意所在，立法者也听得进这样的声音。2005年个税法修改，起征点在草案中拟定1500元，后调整为1600元，就源自听证会的声音。然而，起征点并非越高越好，而是需要统筹平衡，这同样是个税立法的共识。道理并不难理解。一方面，“国”与“民”之间要平衡，既要保证纳税人税负能有所下降，也要考虑个税作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的筹集财政功能。另一方面，个税是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环节，一旦起征点提得过高，高收入群体减税过多，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反而会相对下降。

其实，此次个税法修订的税制改革的意义，远不止是起征点。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这意味着，如果某“发明达人”有专利权出让、自媒体人经营公众号的劳务报酬等，报酬就要统一计入个人收入纳税。这样的综合征收，更准确地衡量了“个人所得”，避免了多头征税，也意味着“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推进。另外，“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级距”等，也有利于切实为中等收入群体减负。

而新增“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可以从收入中扣除，则提供了更大的制度想象空间。生活中常听到类似抱怨：薪水看起来不少，但算上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留得下的或许就不多了。将这类支出大头纳入收入扣除范围，充分考虑同等收入条件下不同纳税人的生活境况，体现了个税精准调节收入的改革方向，让收入更有分量，这属于人人都能有获得感的改革红利。

当然，就像征求意见中人们所关心的那样，专项附加扣除想象空间大，但操作难度也不小。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住房，往往表现为整个家庭的开支，如何落实到个人？同时，实现专项扣除的前提，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方方面面信息的充分掌握，牵涉到部门协调合作，还需打通不少治理“关节”。这说明，个税改革关系经济生活方方面面，要把让利于民的初衷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立法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还需要各个部门积极配合才能落到实处，这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税”字每每吸引目光，正因为它是公民与国家的交汇点，是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连接点。国家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既在为居民合理减负，也在为构建更加科学的财税体制筑基。人们今天关注征多少税，也关注怎么征税、给谁减税、用在哪里，更对如何在利益平衡中推进税制改革有了新的理解，而这本身就是公共生活的进步。

篇2：在个税二步改革中

县财政局

我县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从去年10月份正式启动，基本完成了县直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任务，已改革单位192户，实现了“单位开票、银行收款、财政统管”目标要求，运转基本正常。根据原设计方案，今年上半年改革向镇级延伸，包括镇级教育系统。现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准备阶段（3月份）

组织召开相关层面的座谈会，包括：非税收缴代理银行、镇级教育系统、镇财政所和基层国土所。非税收缴代理银行会计主管座谈会：总结前期改革情况，分析存在问题，落实整改措施；商讨镇级非税资金收缴方案。部分镇教育会计室会计、部分镇财政所总预算会计和综财会计、部分基层国土所会计座谈会：研讨账户管理、票据清理、网络连接和资金收缴等相关问题，维护基础信息资料；商讨教育系统财务核算及审核支付模式。

组织各单位会计业务培训会，投影讲解非税收缴业务，现场模拟测试。同时，下发通知，要求各镇财政所及开发区财经局清理往年票据。

二、实施阶段（4月份—5月份）

县财政部门组建工作组，工作组成员由方案管理员、网络调试员、票据管理员、业务操作员组成，深入到各改革单位，实现一条龙服务，登门带去打印机、现场讨论落实实施方案、现场缴销旧票据、现场发放新票据、现场网络测试、现场安装程序、现场进行调试、现场模拟操作、现场留存操作手册，通过实地手把手的辅导，单位工作人员基本能熟练掌握业务操作流程。每个镇利用1—2天左右时间，完成全部操作流程，确保五月底前将改革推进到位。

三、完善阶段（6月份）

对全县改革情况认真组织回头看，总结、完善、提高非税征缴管理系统，确保系统运行正常、资金收缴规范、账户撤销和票据清理不留死角，全面提升非税收入管理水平。

篇3：个税改革：尴尬中前行

个人所得税——这个占全国税收收入还不到7%的税种，成了隔三岔五被媒体群起报道和评论的公共议题。这与政府频繁以起征点为手段来调节个税的方法有很大关系，导致人们对起征点的提高充满预期，并形成舆论压力。但税制改革，尤其是个税的调整，远非一个起征点就能解决，且其并非重点。

■ “以贫养富”的中国个税

所谓“二八现象”——就是20%的人掌握着80%的社会财富，从纳税角度来看，这20%的群体同时也应该是纳税的主力军。近几年，中国一直致力于形成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尤其是个税在整个税收当中的比重。宏观上来看，个税的比重是在快速增加，但其大部分都是来自企业代扣代缴，分毫不漏的工薪阶层。据统计，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1737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2007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4932元，2000元起征点几乎将平均收入线以上的所有工薪阶层一网打尽。他们，成为中国个税的主力军。而在欧美非常成熟的所得税体系中，个税的征收对象大都是高收入群体，而低收入者的税负则很小。到底谁应该是个税的主体？

从其设立之初，个税征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在高低收入者之间的二次分配方面更多地实现公平，避免两极分化，以造就广大的中产阶级。而我国的中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都是通过企事业的工资奖金来获得，纳税时由企业代扣代缴，分文不少；反观高收入群体，他们收入来源多种多样，且没有完善的监管和核查机构。这也间接导致了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远超过国际0.4的警戒线水平。税收上这种明显的“以贫养富”现象，也引起老百姓越来越多的不满。我们不免心中疑惑:到底何者为贫，何者为富？

■ 稳定功能何处寻

成熟的个税制度不仅要体现公平原则，还要在考虑民众税收负担的基础上，以其“累进性”的特点来对经济实行自动稳定器的功能。

首先，个税的征收应充分考虑到个人乃至整个家庭的承受力。在美国、日本等税制完善的国家，个税是以家庭为单位，综合考虑家庭的收入，老人、孩子等的状况和数量，并辅以完善的个人、家庭信息来计算纳税收入。

我国现在个税统一的起征点为200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抵扣项目，纯粹的“一刀切”。且不说各个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有多大，光是以收入作为惟一的纳税标准就无法让人认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教育成本的提高等导致的老人赡养费用、子女教育费用的增加已使低收入者不堪重负。试想两个同样收入的年轻人，一个单身，一个承担着养老教子的双重压力，难道他们应该缴纳相同的所得税吗？

其次，个税的征收还应考虑到经济的增长和物价的变化以实现动态化的调整。在德国，个税起征点早已与物价涨幅等经济指标挂钩，实现指数化、动态化调整，个税平均每年做一次微调以保证工薪阶层的购买力。

在我国，2008年上半年CPI的同比增幅站在了7.9%的高点上，物价持续上涨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却明显下跌，较去年同期下降50%以上。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正遭受通胀压力高企和实际收入增幅下降的双重挤压。然而全国个人所得税同期完成2135亿元，同比增长了27.3%，比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10.4%的增速快了一倍多。这与教科书上所讲的经济环境恶化时应减少税收以刺激消费完全相反，那么其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何以体现？

■ 综合申报“嫁接”分类征收

分类所得税制，就是将个人收入划分为若干项目，分别按不同税率计税，对其征管基本实行代扣代缴后缴给税务机关。2008年以前几乎全部实行此项制度，但从1月1日起，对于年收入在12万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实行自行申报的政策。以此作为分类征收的配套政策，实行个税征收“双轨制”。

实行个人所得税的自行申报可以逐步逼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征收制度，增强对高收入者的收入监管，从而让个税担负起拉近贫富差距的重任。

但是我国目前的个人信息严重不完善，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多元化，而且年度间的变化很大，很难对其实际收入状况进行核查；再者，对于高收入者多种收入的来源在多个不同的环节已被代扣代缴税款，实际拿到的大部分是已纳过税的，其纳税之前的额度其自身也很难知道。而按照规定，纳税人要自行申报的收入是税前收入，这对于普通的纳税人来讲是很难办到的。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需要自行申报的纳税人也呼吁政府要提高自行申报的起征线呢？

更为严重的是，纳税人要自行承担纳税的申报义务和法律责任。在实际中由于上述问题，不可避免的自行申报信息的准确性会与代扣代缴义务人所报信息出现不一致性。而且纳税人必须在“我确信，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的声明书上签字，这就将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均推上了一个诚信风险的平台。

篇4：聚焦个税改革 论文

摘要：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居民个人收入，积极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税种。深化其改革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件，是税制改革的大突破。作为现行税制中的主要税种，个税的改革需要引起社会各级阶层、各个群体的广泛关注，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调研活动的主题亦是有其重要的理论与社会实际影响意义。“十二五”期间，个税改革成为一个关键词。

关键词：个税改革 公平收入分配 综合 民生 正文：

个人所得税是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人之间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与法律规范的总称。在我国，个人所得税自征收之日起就致力于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我国现行的个税制度是一种分类个人所得税制，并实行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但随着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渐加深，个人收入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加之我国现行的个税制度收入来源单一，工薪阶层缴纳较多而高收入群体缴纳较少，不利于社会公平与和谐；对纳税人“一刀切”，不考虑其家庭负担与支出、缺乏动态管理与实际经济生活状况的比照，多有不合理之处。“十二五”期间，个税改革的呼声渐高，被提上日程。提及个税改革就不得不说征税起征点与税率级次。从以往的个税改革至今，起征点调整了三次，每一次的调整提高都说明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起征点的提高也愈表明了征税对象的倾斜，高收入者多征税低收入者少征税，合理收入分配，效果明显，对于占社会多数的中产阶级尤为有益。此次的个税起征点也是国家广征社会意见与建议设定的，可以说是民意的胜利，皆大欢喜。税率级次的缩减，与世界平均水平的靠齐也是个税改革的重点。级次的减少亦是与起征点一致的，起征点的提高必然伴随着它的减少，更是我国个税制度走向更加合理化的重要举措。

个税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趋于综合与分类结合的综合所得税。在现实条件下，结合税收征管环境的逐步完善促进个人所得税制向综合所得税制转变是一种必然选择。虽然个人所得税提供的收入并不是很多，但却需要提供大量时间与金钱，更需要税务部门充分考虑其中的成本效益比，实行综合所得税制才能使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界限并不分明、垄断行业改革较为滞后、国有资源补偿制度滞后等直接导致初次分配在很多方面的严重不合理是为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根本原因，个人所得税在总收入的比重较低，但它对于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也是有着较大的作用的，应予以较高重视并把握好其基本方向。推行综合所得税制要着重做好征管工作。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工作涉及全国，各地税收的硬件配套设施和人员素质有较大的差异，税收征管水平也有较大差异。在公平课税的要求下，更多的考虑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就尤为重要，改革就务必做好综合统筹，特别是对于个人收入信息的准确把握。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在根本上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是对更广大人民的福祉。在其意义上就应当考虑由社会上占有财富的多数群体承担纳税源，而我国目前的现状却是依靠工资薪金的中间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征收来源，一些企业老板、明星等高收入人群反而只占纳税总额的一部分，这大大违反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意义。征收范围的不合理，引起了税负不公平的现象。正因为此，个税改革更是势在必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民收入的结构趋向多元化，个人收入隐蔽性强、透明度差，加之支付中多以现金为主，税源监控难度增大，是税收征管中范围最广、隐蔽最深、难度最大、征收成本最高的一个税种，对于征税范围、纳税对象、免征额、实地情况就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对于个人所得税征收的监管同样不失为一个重要问题。在实行源泉扣缴为主的征管办法下，许多纳税人不主动据实申报，税务机关不能准确核实应纳税所得，特别对个体私营业主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基本上采用定额定率的办法。这在客观上要求税务机关要有健全的管理机制及现代化的征管手段。然而，地税部门征管的税种多、范围广、人员有限，对个人所得税投入的征管力量不足，必然造成在个税的征收管理过程中，征收机关的执法和稽查力度不到位，惩治偷税不严。因此，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工作粗放和不到位的情况仍然存在，对偷逃个人所得税的行为查处不力、打击不够，导致个人所得税征管漏洞较多，极易造成税款的流失。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制度、强化纳税人的缴税意识、加大征收的力度与相关法规的建设是可预见的有效手段。

个税改革还需要关注一些细节问题，如免征额调整的具体数额、税率下调多少和范围、个人收入信息的搜集与查找、纳税人的自行申报制度、具体法规的落实、纳税款项的监督与核实等等，有关部门也要做好学理与实际情况的结合工作，这些事项都是与个税改革息息相关的，需要将它们合理纳入个税改革的大的体系中来。

“两会”期间关于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出台，是个税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与政策成就。特别是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是集全国人民的意愿与智慧而成，体现着公平、和谐、民生的原则，不失为成功的范例。

个税改革始终是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国家政事。总起讲来，实行分类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模式、设计合理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完善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加强征管稽核减少税收漏洞等都是有用的经验与手段。聚焦个税改革，就是聚焦我们百姓自己的生活，社会实践、身体力行，从个税改革的主题出发，探访国家政事民生百态与社会现实可谓收获甚多。

结束语：此次的实践调研活动再次增加了我的社会经历与经验，更加明了了国家的相关政事与政策方向，开拓了视野并增加了见识，颇感成效。

谢辞：感谢团队成员的合作与支持帮助，以及在走访过程中热心热情的民众。

参考文献：1 个税改革 百度百科 个人所得税改革 新浪财经 聚焦个税改革 专题频道 东方财富网 4 个税改革呼声再起 财经 凤凰网 5 乌审旗城乡规划建设局个人所得税征收

篇5：期待个税改革调节收入差距

期待个税改革调节收入差距

-03-16 10:59:21 南方日报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制建立并运行了20余年，为促进国家税收增长，调节和平衡地区与地区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不适应当今形势发展需要的弊端也日渐显露出来。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制进行适当的改革和完善。

适当提高个税免征额，有利于调节和平衡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社会地区之间、家庭之间、劳动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收入上的两极分化，衍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这与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不符，因此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调节。而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制，则很难达到缩小上述收入差距的目的。如目前我国各地一律都实行20多年前规定的800元的个税免征额，将几乎所有地区的大部分劳动者都纳入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范畴，这在表面上似乎体现了纳税平等，但实际上却不利于贫富差距的缩小。而个人所得税征缴上的分类制及按月征收方式，更是方便部分具有多元收入的纳税主体通过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的手法达到偷税逃税避税的目的，自然难以实现对劳动者收入差距的调节。因此，必须对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体制进行改革，如适当提高个税免征额，改分类制征收为混合制征收，改按月征缴为按年征缴，等等。这些改革，将不仅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而且有利于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下调过高的个税税率，有利于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从而积累和创造社会财富

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是发展，发展需要民间财富的充分涌流。经验表明，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经济主体对未来收益的良好预期和投入与产出的实际比率。目前，我国民间经济主体对投资的激情与能力仍显不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现行个税法规定了过高的税率。实事求是地说，与国际社会相比，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平均水平是偏高的，特别是工薪收入部分的税率偏高，最高要达到45%.实行高税率表面看有利于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但从长远和本质来看却并非如此。因为过高的税率，往往会削弱民间投资的能力，并严重挫伤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不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从而破坏社会和谐的根基。因此，全球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调低税率、拓宽税基。因为，随着个税税率的下调，民间投资的激情与能力大增，国家的税收也就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因此，我国要想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着力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就有必要将过高的个人所得税率下调，其基本思路就是将原来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降低为五级，对收入在5000元或4000元以下的个人一律实行低税率，以达到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

堵塞“黑洞”，有利于抑制个税领域的失信违法行为，实现公民依法诚信纳税

在现实生活中，常会发生各种形式的.纳税人逃税、偷税、漏税等失信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削弱了国家发展公益事业的能力，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仔细分析纳税人失信违法行为的原因，除了有道德素质不高的因素之外，还有就是我国的现行个税体制本身存在着便于纳税主体偷税、逃税、漏税的“黑洞”。如长期以来，我国的个税征收一直实行源泉的代扣代缴制，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只是被动缴税，而无主动纳税的记录，甚至没有个人纳税的申报和税票证明，这自然极不利于纳税人诚信纳税意识的觉醒。又如征税单位“自由裁量权”的随意发挥，常常会给部分富人逃税、偷税和漏税留下可乘之机。再如纳税人权力体系的失落和征税人权力的不受限制，导致不少纳税人产生强烈逆反心理。还有，纳税法律责任事实上的缺位，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不少纳税人非法逃税的不良心理预期，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也只有通过对我国现行的个税体制进行改革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作者系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主任）（编辑：李美仪）

篇6：申论热点分析：个税改革

http://2011-10-27来源：国家公务员网

【背景链接】

4月25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2011年5月25日。个税调整与每个人的钱袋子紧密联系，因此，该草案细节一公布立即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标准表述】

[目标]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其核心就是要提升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

[重要性]

市场经济需要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可以发挥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的重要功能。

[问题]

个税改革，应在综合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仅仅调整宽免额对实现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目的意义不大，且会出现逆调节。

一方面，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已不低，低收入者已无税。

另一方面，如果目前大幅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受惠多的会是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得益少。

[不足]

我国“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是不争的事实和突出的矛盾，个人所得税在以下方面还存在缺点和不足：

首先，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只有工资部分由企业代缴代扣，以高额累进的税率在征收。而《个人所得税法》中明确规定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以及偶然所得部分征收得很少，甚至基本不征收。这使得个税征收范围过窄，甚至有人称现在的个税就是工资税。

其次，分类计征模式与无差别的宽免扣除制度，导致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基无法真实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进而导致个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最后，税率设计档次过多，最高边际税率过高，增大征管难度，效果不佳。

【措施】

专家总结以下措施：

第一，纳税人和征税范围。纳税人包括中国居民或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国人。征税范围包括中国居民所有境内外货币和非货币所得，以及外国人来源于境内的货币和非货币性所得。其中，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免税。

第二，除资本利得外，所有应税收入纳入综合范围，统一计征，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第三，实行有差别的宽免额制度，即在基本宽免额基础上，按照个人具体支出情况，实行常规化调整，目前可纳入动态的常规调整的因素包括：个人家庭瞻养情况、大病医疗支出、消费信贷利息支出。基本宽免额设定为每人每年扣除20000元，以后随通货膨胀情况定期(可考虑3年左右)调整。这可以保证低收入者的上线或中等偏下收入者的下线以下的社会成员，免交个人所得税，而其它人员均纳税，保证宽税基原则的实现。

第四，税率方面应考虑在综合所得部分适用5档超额累进税率。

篇7：个税改革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

个人所得税之所以能够调节收入分配，其机制主要在于四点：综合征收、累进税率、家庭计征、费用扣除。作为现代税制中一个精密设计的税种，我们必须了解这四点的适用条件与现实可行性，莫把绣花针舞成金箍棒。

第一点，个税可以综合到什么程度？个人所得分两大类，一是劳动所得，二是资本所得。劳动所得以工资薪金和劳动报酬所得为主，资本所得的形式非常多，买卖股票或艺术品、出租房产、出资企业等获得的收益都属于资本所得。低收入者以劳动所得为主，高收入者以资本所得为主。对资本所得综合计征受三方面制约：一是保持资本配置中性制约，对资本征税要尽量少干预资本自由配置，为此就要对资本所得实行比例税率，即所谓“要让市场发挥决定作用”；二是全球化制约，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跨国流动，过高税率无疑驱使资本流动到别的国家；三是监管手段的制约，资本所得的丰富性和隐蔽性，无疑加大征管难度。由于三方面制约，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经合组织（OECD）不少国家对资本所得采用分类计征，并实行比例税率，北欧一些国家对资本所得实行30%的比例税率。

第二点，个税税率可以累进到何程度？累进税率是个税调节分配的前提，理论上最高边际税率上限可达100%，美国1944年最高边际税率曾达到骇人的94%，但是过高税率抑制劳动和投资积极性，对经济增长不利。因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全球掀起减税浪潮，目前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仅为35%。

第三点，个税按家庭征税的制度条件是什么？直观上看，家庭所需赡养的人口不同，如果个税不按家庭征收，仅调节个体间的收入分配就不合理。但是，如果按家庭征收，就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认定家庭，二是家庭申报。什么是家庭？子女超过18岁是不是家庭成员？父母是不是家庭成员？甄别家庭的结构会大大增加征管成本。家庭申报意味着家庭各成员所得汇集在一起，按年申报。那么在立法时就应结合社会现状思考三个问题：家庭不申报怎么办？申报不正确怎么办？申报了不缴纳怎么办？如果真的大量出现这种情况，恐怕我们对打击逃税的效果不会很乐观。

第四点，个税的费用扣除可以有多细致？个税是对所得征税而不是对毛收入征税，因此理论上应允许个人充分扣除成本费用后才可以计税。为此，就需要确定费用扣除标准，并甄别个人申报的费用信息真假，举凡子女教育费用、通勤费用、医疗费用、育养费用、房贷利息等，都要逐个确认，应将使得税收征管成本大幅度增加。

从以上四点看，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实际上受到四方面制约：征管成本的制约、全球化竞争的制约、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制约、公平与效率取舍的制约。发达国家同样受这四方面制约，只不过比发展中国家轻些。这些问题导致个税的公平分配效果大打折扣。政府通过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的转移性支出，在调节收入分配作用上大大强于个人所得税，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个税和转移性支出平均使基尼系数降低14个百分点，其中转移性支出作用效果为85%，个税的作用效果仅为15%。

要知道，个税在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比中，平均高达30%以上，才仅起到让基尼系数缩小2个百分点效果。我们国家个税仅占总税收的6%，用如此少的税收收入规模来调节分配，那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

政府转移性支出无法对高收入者多征养老金，如果不是个人所得税，那么拿什么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不要把目光转向遗产税和房地产税，开征这两种税所受的制约只会比个人所得税大。答案是靠两种，要通过减少贫困和普及教育、技能培训来解决，以及要通过提升人们的信仰境界、发扬传统美德、激发公益慈善组织的活力、鼓励社会捐赠等手段来解决。

2001年布什总统试图取消遗产税，但是120名顶级富翁联名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以广告方式刊登请愿书，要求国会继续保留遗产税。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中国是不缺乏这样的信仰传统的。儒家讲“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佛道两家更是鼓励捐赠，从不少华人富翁身上可以看到，越是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的，越是为善唯恐不及。

总之，个税改革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要打破税收的公平幻觉，担负起个人的社会责任，当然，更要提高纳税人尤其是富裕阶层的思想境界。

篇8：个税改革个人养老账户税收抵扣

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然而，业界和学界寄予厚望的养老体系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养老”却一直发展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税收制度的约束，即税收优惠政策迟迟不能出台。专家认为，当前个税改革是发展中国养老保障“个人储蓄养老”建设的重要窗口期。

养老金三大支柱失衡 基本养老保险“独木难支”

国际普遍的养老金体系大致分三部分:政府主导的公共养老保险是第一支柱，大多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雇主建立的补充养老计划是第二支柱，采用基金积累的筹资模式;自我积累的个人储蓄型养老计划是第三支柱。

与之相同的是，二十年前左右，我国对养老体系已提出了“养老三支柱”的顶层设计，即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第三支柱的个人储蓄养老账户。

事实上，从目前来看，养老三支柱发展并不均衡，政府主导的、作为养老金制度主体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一支独大”，挤压了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的发展。由于基本养老金缴费比例过高以及缺乏税收优惠激励，企业年金发展缓慢，而个人储蓄养老账户更是没有建立。

央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中国现在的养老资金中第一支柱中国大概是3.1万亿元人民币，美国是2.8万亿美元;第二支柱中国是0.77万亿元人民币，美国是15万亿美元;第三支柱中国还没开始，美国是7.44万亿美元。中国三大支柱合计为3.87万亿元人民币，但主要还是靠第一支柱。

然而，被称作是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也面临着在筹资端和替代率端的双重挤压。

在5月1日之前，我国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为28%，在全球处于高位。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CAFF50)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OECD国家公共养老金缴费率平均水平在20%左右，我国公共养老金名义缴费率偏高。

虽然，5月1日后，各地实行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之前的20%降至19%，个人缴费比例仍为8%。但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的背景下，企业负担加重，基本保险扩大覆盖面的空间接近用尽，第一支柱筹资端存在着较大的压力。

从支出端来看，CAFF50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董克用的研究显示，在制度建立之初，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即退休后可以获得的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例，维持在70%左右。然而以后，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持续下降，从的70.79%下降到了的45%。也就是说，退休时的领取的养老金不足退休前工资的一半，已经低于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养老金替代率为55%的最低标准。

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平均每2.87名职工赡养1名退休者。全国养老金平均可支付月数仅为17个月，在黑龙江、吉林、青海等8省，职工养老金可支付月数低于10个月，黑龙江仅1个月，从侧面反映出基本养老保险所面临的困境。

不仅如此，被寄予厚望的第一支柱，在增值保值方面也处于较为艰难的局面。一般情形下，基本养老金结余往往存于银行或购买国债。20，职工养老金的收益率为3.1%，已是以来的最高值。。-20的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分别为2.2%、2.0%、2.5%、2.6%、2.4%、2.9%。

一份由央行副行长陈雨露担任总顾问、姚余栋、董克用为组长的《“老龄化陷阱”及其应对》的课题报告显示，以美国为例，美国约27万亿美元的养老金资产中超过80%通过资本市场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与之相反，2015年底我国养老金现有存量尚不足7万亿人民币，其中市场化运营的尚不足50%。

一方面是，多数人退休后的收入主要还是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金，而另一方面是，这部分养老金又面临着独木难支的尴尬困局。长此以往，国家财政将面临巨大压力。

加快构建第三支柱养老金体系 抓住个税改革的窗口期

中国养老的问题出在哪里?姚余栋认为，主要出在第三支柱上。养老问题能不能解决，关键是要把“水”引入第三支柱，秉承“政府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作”原则执行。

第三支柱是自愿性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采取完全积累制，由个人自愿缴费，国家给予税收优惠。在资金上体现为先积累后使用，即年轻时逐步积累资金，市场化投资运营以保值增值，退休后使用资金。

从世界范围来看，典型的养老金第三支柱是美国的IRA制度，由政府提供税收支持，个人自愿参与。IRA的一个主要优势就在于:享有税收延递或免税等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大部分IRA参与者每年可将一定免税额度的资金存入账户，投资收益免税，只在退休领取时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存放在个人账户的资金可以投向各类金融产品，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灵活自愿、税收优惠的第三支柱，让养老金资产可以“活”起来。近日在CAFF50主办、建信养老金公司承办的“金融支持养老产业的定位与思考”闭门研讨会上，美国普信集团副总裁、北亚区总经理林羿透露，截至第二季度，美国全国净资产是89万亿美元，金融资产是72万亿美元，其中，30%是养老金资产，近22万美元，远远超过银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总和。

在美国，养老金公司就是第一大金融机构，大多是长线投资，养老金参加计划人并不因为市场波动、大的金融危机而停止缴费。《“老龄化陷阱”及其应对》课题报告显示，国际经验表明，养老资金的资产配置呈现国际化、多样化趋势，股票的配置比例在欧美国家高达60%。

对照来看，中国个人养老的痛点之一就在于，税优政策还未出台。目前，个税改革的整体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个人所得税法》修订草案也已上交全国人大审议。“抵扣”为此番个税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姚余栋表示，不过，当前个税改革方案中，个人养老账户的税收抵扣并未引起太多重视。

姚余栋认为，虽然目前个税改革进展巨大，成效斐然，但下一次修改个税法的机会是2025年，如果那时候才补入第三支柱税收优惠，将会白白错失良机。

“因建立养老个人账户是较复杂系统工程，2030年才能全面实施并开始积累，而2035年中国已经进入超老龄社会，时间上就有点晚。”姚余栋表示，当前个税改革是发展中国养老体系第三支柱的.重要契机。

同时，虽然目前国际上有延迟交税和直接税前抵扣两种方式，但姚余栋认为，就国内现实情况而言，税前抵扣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方式，税前抵扣可以让纳税人早点吃到甜头，更有动力充实自己的个人账户。

根据他的测算，收益利率若按十年国债率加一个百分点计算，如果一个青年人自25岁开始月交1000元，65岁退休进养老账户的资产可达120万元，其中投资获得的收益占到60%;45岁的中年人月交元，65岁退休时为80万元，增加的投资收益在40%左右;55岁的老人若允许补交每月3000元至65岁，那么退休时资产可达40多万元，为20%的增值率。所以，早建第三支柱账户比晚建好。

同时，他认为，第三支柱个人账户的税优政策可谓“一石三鸟”:一是国家收取的个人所得税不但不会减少反而可能会增加，因为税基会更加广泛;二是个人养老账户不仅可以实现保险保障目的，也兼备家庭资产管理和配置的功能，逐渐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也亟需第三支柱的壮大;三是把第三支柱做起来，将长钱引入资本市场，可以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去杠杆。

《“老龄化陷阱”及其应对》课题报告估算，如果我国GDP达到100万亿元，家庭金融资产将达到200万亿元。按照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结构，30%的家庭资产将用于养老，因此养老资金规模大概60万亿元。其中，第三支柱个人账户留存的资金约为40万亿元。交给专业机构进行运营，如果配置20%进入股权融资市场，那么资金约有8万亿元。可以形成“长钱”，实现养老基金长钱和企业股权融资的期限的匹配，是企业部门去杠杆的重要驱动力。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繁荣，我们的老龄生活富足美满。

不仅如此，上述报告也指出，不应将第三支柱的税收优惠视为单一的行业性政策单兵突进，而应该从改善我国养老金体系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出发，统筹考虑财政、税收、银行、基金、保险等多方面因素，做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顶层设计，才能保证相关政策落到实处，提高国民自我养老保障能力，增进国民养老保障福祉。

篇9：_十二五_个税制度改革初探

财经·动态

“十二五”个税制度改革初探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 刘佐

“十一五”（2006 年至 2010 年）期间，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主要包括先后两次提高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额；先后减征、免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规 范社会保障性的基本扣除（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完善个体经营者的税前扣除制度（包括工资、薪金，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广 告费，业务宣传费用和业务招待费）；鼓励公益性捐赠（涉及教育、医疗、慈善、科技、文化和 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增加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优惠规定（涉及农业、城镇就业和住 房等诸多方面）；收入持续快速增长（5 年期间增长了 130.9%，平均每年增长 18.2%），等等。

毋庸讳言，“十一五”期间，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似乎也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例如： 列入规划的“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计划没有实现，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 革与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改革不够协调，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税务机构管理体制和税收征管能力 等因素的制约，等等。

“十二五”（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任务依然非常繁重，必须 大力推进。具体措施可以考虑扩大征税范围，改变征税模式，调整税基和税率，加强个人所得税 与企业所得税的协调，清理优惠措施等。

一、扩大征税范围 参照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认定居民纳税人的时候，将“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而在中国

境内居住满 1 年”的期限改为 183 天。调整征税范围重点考虑的因素，应当包括国家主权、税

收职能、税源状况、税收征管能力和

国际惯例等，主要涉及居民纳税人和征税所得的范围。

1.扩大居民纳税人的范围。参照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认定居民纳税人的时候，将“在 中国境内没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居住满 1 年”的期限改为 183 天，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税收权益。

2.扩大征税所得的范围。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和税收征管能力，逐步将各类应当纳税的个人 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但是，考虑中国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的改革方向，是综合征收 与分项征收相结合，以及此税征收管理的复杂性和外国的做法，也不宜急于实行反列举法。（编 注：所谓反列举法，即在税法上只列举免税项目，除了这些列举的免税项目以外，将其他一切没 有明确规定免税的所得项目全都纳入征税范围。）

二、改变征税模式

综合征收与分项征收相结合、以综合征收为主的征税模式改革已经准备了 15 年，在“十二 五”规划期间应当付诸实施。在税务机构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调整以前，可以考虑先采取一 些过渡性的措施，如将按月对工资、薪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改为按年征收，按月预征，年终汇算 清缴；将某些征税项目合并起来按年征收；合理调整税前扣除和税率；进一步完善年收入 12 万 元以上者按年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和管理工作，等等。

一国个人所得税征税模式的选择，主要应当考虑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纳税人和税源状况、税收征管能力等因素，同时应当考虑各国个人所得税征税模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目前，世界上 绝大多数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采用综合征收与分项征收相结合、以综合征收为主的征税模式，只有少数国家采用分项征收的征税模式。

中国 1980 年制定个人所得税法时，采用了按照不同所得分项征收的征税模式。主要是因为，当时此税的纳税人数量比较少（主要是外国和中国香港、澳门商人），而且比较集中（大多在少 数沿海开放地区）；收入比较零散而且来源比较简单（主要是工资、薪金所得），分项征收便于税 源管理，操作也比较容易。

但是，在今天纳税人众多而且比较分散，收入来源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这种征税模式就很不 适应了，容易造成不同纳税人、不同所得项目和不同支付方式之间的税负不公平（如工资、薪金 收入者与个体工商户，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分次支付与一次性支付等税负差别很大），既不利于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也不利于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因此，应当尽快将目前按照不同 所得分项征收的征税模式，改为综合征收与分项征收相结合、以综合征收为主的征税模式，以平衡税负、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和加大对高收入者的收入调节力度。此项改革 1996 年即被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列入“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继而先后列入“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 划，迄今已经准备了 15 年，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应当付诸实施。

有些人认为，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制度近期在中国难以推行，主要是担心纳税人能否如实申 报纳税，税务机构的管理能否跟上。我认为这些担心不无道理，但不必过虑：其他国家（既包括 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开始实行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制度的时候，各方面的条件也不 是很完备，甚至至今也有不少问题，但上述制度可以在执行中逐步完善，外国的经验和教训可以 借鉴。

近年来，中国实行年收入 12 万元以上者按年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 果，也为下一步实行综合征收制度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坚定改革的信心。

据国家税务总局 2010 年统计，全国申报缴纳 2009 年个人所得税的年收入 12 万元以上者已 达到 269 万人，他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 1400 亿元，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 35.5%，人均所得 额近35 万元，人均纳税 5 万多元。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遵从程 度、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和此税对于个人高收入的调节情况。

但是，在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由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的税务机构管理体制，以及个人所得 税收入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享的财政管理体制下，综合征收制度难以操作。

例如：居住在北京市的某人当年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个城市取得收入，并依法向当地 的地方税务局预缴了个人所得税，年终却无法在北京汇算清缴，因为上述三地的地方税务局分别 隶属当地政府，北京的地方税务局不可能为该纳税人在上海和深圳预缴个人所得税时多缴的税款 退税。即便北京的地方税务局同意为该纳税人退税，也只能退回其预缴税款时多缴税款的 40%，因为多缴税款的 60%已经上缴中央财政。由此可见，实行综合征收与分项征收相结合的征税模式，需要在税务机构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方面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

在税务机构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调整以前，也可以考虑先采取一些过渡性的措施，如将 按月对工资、薪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改为按年征收，按月预征，年终汇算清缴；将某些征税项目 合并起来按年征收；合理调整税前扣除和税率；进一步完善年收入 12 万元以上者按年申报个人 所得税的制度和管理工作，等等。

上述做法既可以合理地调整大多数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负担，也可以完善个人所 得税的管理制度，为以后个人所得税采用综合征收与分项征收相结合、以综合征收为主的征税模 式做准备。

三、合理确定税基 税基的确定，应当合理确定纳税人及其赡养人口生活的基本费用，保险、住房、医疗和教育

（培训）等专门费用，儿童、老人、残疾人和艰苦地区、危险职业（岗位）人员的特殊费用等费 用的扣除标准，并适时根据工资、物价和汇率等因素适当调整。

税基的确定，应当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也要考虑税收征 管能力。应当合理确定纳税人及其赡养人口生活的基本费用，保险、住房、医疗和教育（培训）等专门费用，儿童、老人、残疾人和艰苦地区、危险职业（岗位）人员的特殊费用等费用的扣除

标准，并适时根据工资、物价和汇率等因素适当调整。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可以请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授权国务院，按照税法规定的原则定期调整上述费用扣除标准。

如果不考虑具体扣除项目及其标准，只是大幅度地提高统一的扣除额，不仅对生活负担沉重 的低收入者帮助不大，甚至无助于那些收入低于扣除额的人，而且会使不应当减税的高收入者获 益更多：按照现行税法设计的税基和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 5%至 45%的累进税率计算，提高 100 元扣除额，达不到征税标准的低收入者无税可减；到达征税标准的最低收入者只能减税 5 元，而 最高收入者却可以减税 45 元。由此可见，这种做法会明显减少政府本来可以“劫富济贫”的税 收，这是不公平的。

但是，在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分项征收的征税模式下，费用扣除的细化难以操作，只能酌情适 当普遍提高基本生活费的扣除标准。

我也不赞成有些人关于按照不同地区的收入和物价水平，设计个人所得税扣除额的主张。一是因为各地的工资水平，通常是在现行税制和当地现实物价水平下设计的，物价水平比较 高的地区，工资水平也比较高，外国也是如此；二是各国中央政府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基本扣除 额都是全国统一的，但并没有因此带来多少负面作用，中国的一些高收入、高物价地区，也没有 由于个人所得税实行全国统一的费用扣除标准而导致人才的流失。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工资 制度都需要完善，以便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但是二者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

四、适当调整税率

未来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对综合所得可以考虑采用 10%、20%、30%和 40%四级超额累 进税率。

税率水平的设计，既要考虑财政收入，又要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和税收的调节作用，还要 考虑与本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周边国家）的个人 所得税的税率水平相适应，不宜过低或者过高。

根据我收集的 170 个开征个人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的资料，2011 年初，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有 140 个国家和地区中央、地区政府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不超过 40%（如日本、法国、南非和 智利为 40%，泰国为 37%，美国、韩国、赞比亚和哥伦比亚为 35%，新西兰、阿根廷为 33%，匈 牙利、菲律宾和莫桑比克为 32%，白俄罗斯、印度、肯尼亚和墨西哥为 30%，马来西亚为 27%，孟加拉国、加纳和牙买加为 25%，新加坡、埃及和格鲁吉亚为 20%），占 82.9%；中国周边的 26 个开征个人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均不超过 40%。相比之下，中国个人所得 税 45%的最高税率明显偏高。

同时应当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准备降低或者继续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 率。在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分项征收的征税模式下，不同项目所得的适用税率和税负、取得多 项所得的纳税人的总体税负，都难以平衡。此外，中国对工资、薪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超 额累进税率，税率档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明显偏多。因此，未来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对 综合所得可以考虑采用 10%、20%、30%和 40%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并合理设计各级税率的级距。

我不赞成有些人关于中国应当效法某些国家实行“单一税”，即按照单一比例税率征收个人 所得税的主张。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实践还是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都可以证明累进 的个人所得税，对于适当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当然，也不能指望依靠个人所得税一 个税种，解决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所有问题。

五、加强所得税协调 为了鼓励个人投资，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增加个人的财产性收入，应当减少以至消除对于股

息、红利的征税。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的协调，主要应当包括纳税人、税基、税率和税收

优惠等方面，核

心是公平税负。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税前扣除项目和标准、税率、税收优

惠，应当与法

人企业的税前扣除项目和标准、税率、税收优惠基本一致。为了鼓励个人投资，促进资本市场发 展，增加个人的财产性收入，应当以免税法、减税法或者归集抵免法，解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 得税重叠征收的问题，减少以至消除对于股息、红利的征税。就现实而言，对于企业在缴纳企业 所得税以后分配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比较简便易行。

六、清理税收优惠 从长远看，应当考虑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权划分和收入分配问题。应当及时清理过时的和其他不适当的税收优惠，免税、减税的重点应当是鼓励为社会做出突 出贡献的人才，以及照顾生活困难的低收入者。此外，应当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个人所得税收

入分配问题。从近期看，个人所得税收入可以继续作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享收入，并改进分项的方式，或者将个人所得税划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从长远看，应当根据个人 所得税纳税人众多、税基广泛、人员和收入流动性强等特点，以及外国的经验，考虑未来财政管 理体制、税制和税务机构管理体制改革以后，此税的征收管理权划分和收入分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