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字文化内涵

和字文化内涵（通用7篇）

篇1：和字文化内涵

和字浅析散文

现在都说努力建立“和谐社会”，立意似乎简单得很，愿望当然也是非常美好的，然而仔细想来，这个看似简单的“和”字里面包涵了多少深刻深远的含义。

远的不说，就说说我们身边的事情吧，我们每天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有好人、有不那么好的人（但也绝非恶人），但大多数还是不好不坏的人，如何与他（她）们和平相处，便成了一个问题。可各人有各人的性格，而世界上的事情又千变万化，那么有没有一个放之于天下皆准的楷模来指引我们的航程呢？如果有，那么又是什么呢？想来想去，似乎还是只有这一个“和”字。“和”，即和气、平和、和善之意。有恩于我的人，我待之以“和”；有怨于我的人，我也待之以“和”，人生在世，要学会以和善的目光看待他人理解他人。如果说以德报怨是一个错误，那么以怨报怨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当然，我也不主张人人作牺牲，但是，如果人人都秉承以“和为贵”的宗旨为信念，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毕竟红卫兵拿大棒子吓唬人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当然，我说的是常态常理，至于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那就不一样了，要坚决与之斗争。

社会上需要“和”，那么家庭中呢？当然更需要“和”，人们都说，家庭是温暖的港湾，是一生依靠的地方，婆媳之间或夫妻之间吵嘴了，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事，关键是能不能本着一颗平和宽容的.心在事发之后予以谅解。现在不是娜拉的时代了，但也绝不是完美的大同世界，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女性在取得应有的社会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了许多义务，现在夫妻关系尤其是婆媳关系搞得好不好越来越成为一个家庭乃至无数家庭是否和谐的标准和试金石，怎么办呢？我想，不管现实中有多少矛盾，问题有多么严重，只要本着一颗宽容理解的心，静下心来和和气气地面对，许多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的。从发展的眼光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缩影，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和谐相处，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非常美好和谐的社会。

再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世界，也一定要常葆“和风细雨”，“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人生的旅途中，厄运和幸运总是时刻交替伴随着我们，但纵使人生道路崎岖，只要灵魂不被征服，只要“走得从容”，我们是不会轻易被不幸征服的，因为我们有一颗平和、快乐、坚强的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功和幸福原本就是一种心灵境界。

“和”字一意，说到容易，做到却很难，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到处充斥着暴力、纷争和冲突的世界，但倘若人人做到，则此世界不失为一完美世界矣。愿世界永沐于和谐美好的辉光照耀之下。

篇2：和字文化内涵

字典长出了手脚嘴脸，说了一句：“你好，我是字典爷爷！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我说出了那个不会的字，字典爷爷把自己打开了，翻到我不会写的字的那一页，我觉得非常神奇。有一次我问字典爷爷一个比较难的字，字典爷爷记得有这个字但是找不到，只好叫出字的名字，那个字从字典爷爷身上跳了下来，我才知道怎么写。

有一天，字典爷爷对我说他要离开我了，他很想念他的朋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字典爷爷独自走上了漫长的路。我感到很伤心，因为没有了字典爷爷，我以后就不知道难字怎么写了。

篇3：和字文化内涵

尽管在相关教育史的文献研究中, “校园文化”的产生早于“学校文化”, 并且关于二者的微妙差异, 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 但是两者的内涵发展是趋同的, 只是其内涵在表述上存在细微的逻辑性差异, 而从存在逻辑看, 称学校文化优于校园文化。

潘懋元教授对学校文化内涵作出过全面的论述:从广义上讲,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生活存在方式的总和, 它以生活在校园内的教师、大学生和干部为主要群体, 是在物质财富、精神产品和氛围以及活动方式上都具有一定独特性的文化类型。从狭义上讲,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师生员工在长期的教学、科研、学习、管理、交往中逐步形成并获认可和遵循的带有学校特色的价值取向、校园精神、校风、教风、学风、治学传统、行为方式等的高度概括。

一般而言, 学校文化可分为显性和隐性两部分。显性文化就是物质文化, 隐性文化即精神文化。显性文化是学校文化具体的空间物态形式, 是隐性文化的物质载体, 它主要由环境文化和设施文化两种形式组成。显性文化是体现学校价值目标、审美意向的物态文化, 是具有教育内涵的人文景观。隐性文化是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和师生活动过程蕴含的体现学校办学思想、办学目标、教育理念、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和组织形式。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学校文化体系。

本文试图从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的特色以及结构着眼, 定位其价值目标, 探索高职院校文化内涵的传承发展, 研究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的丰富与发展思路, 并对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进行思考。

一、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的特色及定位

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社会普及的重要举措之一, 近年来得到迅猛发展。正确理解高等职业教育的特性, 审视学校文化的基本特征, 从而确定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的特色及定位是高等职业院校发展任务的重中之重。

首先需要明确高职院校的两个主要特性:一是“高”, 即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 始终重视具体理论知识的价值, 侧重以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核心的实践教学体系, 培养具有一定职业技能、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这一目标决定了高职院校既要对学生进行文化知识、人文修养方面的教育, 又要加强对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素养的培育;二是“职”, 即职业教育的高层次, 教育理念是以课程、技术、社会、素质和能力为中心, 以就业为导向, 以行业、企业、社会区域为依托, 坚持以人为本和能力本位的终身教育。

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必须依据高职教育的特点和规律, 按照高职教育的办学理念和理想追求, 尽可能突出自身的鲜明特色, 即职业性、实践性、服务性和创业性。

二、高职院校文化内涵的传承及创新

从文化价值视角审视, 学校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 是学校群体价值观念的反映和体现。高职学校文化价值体现在:传承和创新学校的目标追求、社会责任以及人们对学院理想模式的系统构想;体现社会的道德良心、文化希望和价值追求的办学理念。

学生无疑是学校文化的主要载体, 是学校文化的创造者、享受者和传播者;学生的积极参与, 才使得学校文化具有存在的意义。

学校文化作为一种特殊领域的文化, 离不开人类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滋养及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由学校发展历程中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而形成的具有特色的学校精神, 是学校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最富典型意义的文化特征, 它植根于历史、植根于学校所处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植根于服务特殊的行业企业而形成特色的办学类型, 是学校整体水平、特色以及凝聚力、感召力和生命力的体现, 是全体师生员工共同的价值追求, 是学校的立校之本。

构建学校文化新体系, 需要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两大层面着手;本着精神、制度、行为、物质、教学等各项文化内涵协同建设以之完善学校文化体系。学校文化建设理念是影响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 其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 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搭建了平台。因此, 我们要在发展中求创新, 不断拓宽主题, 突破传统, 使学校文化建设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完美整合。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1、精神文化建设是体系的核心, 是总

揽全局的指导, 为整个学校文化体系的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注重内涵, 突出学校文化特色, 首先要抓住契机, 整合资源, 打造学校文化品牌。以社会理性文化为主导的学校文化内涵建设, 应始终坚持实践为重点, 在建设具有高职学校文化特色、积极健康的校园思想文化上下工夫, 瞄准社会热点, 把握时代先进导向, 以实用感性文化为补充, 创新文化活动, 提升文化品位。

2、制度文化是文化体系的框架, 是整个体系正常运行、协调发展的保证。

营造开放、人文、民主、创新的学校制度文化;以各种细化创新的管理、责任制度, 调动师生的非智力因素, 营造和谐的教育教学氛围;倡导基于人本、民主、科学的服务性管理, 提升学校管理水平。

3、物质文化建设是整个文化体系的物质载体和表征。

重视校园环境建设, 既要加强校园硬件设施建设, 创设现代化高品位的育人环境;还需将学校的育人理念、人文关怀渗透到校园整体环境中, 构建自然与人文相和谐的生态校园。通过物化的文化建设, 体现精神文化的精髓和内涵, 从而影响和熏陶身在其中的文化主体, 使学校师生保持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三、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的思路

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理想和职业精神为核心, 通过传授知识、培训技能、技术革新服务于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敬业精神、职业技能和创新精神的人。围绕高职院校在高等教育发展中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定位, 注重内涵, 突出重点, 形成具有特色的高职院校文化, 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1、凝练办学特色理念, 培育大学精神。

作为高职院校, 必须以特色立校, 创新并发展特色的办学理念, 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专业品牌;必须以特色强校, 培育大学精神, 增强在同类高职院校中被广泛认同的优势。具体办学理念包括:一是将企业文化融入学校文化, 实现校企文化对接, 营造特色学校文化, 并将特色文化体现在学院的管理、教学中, 形成被学校文化主体普遍认同的观念;二是在原有主干专业基础上打造精品, 集中精力建设品牌专业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发挥高职院校与企业关系密切的优势, 为地方、行业的企业服务, 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体现学校的特色价值;三是注重培育大学精神。坚持以人为本, 以学生为中心, 以教师为主体,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渗透到文化活动之中, 熏陶师生的思想感情, 发展兴趣爱好, 充实精神生活、提升道德境界。

2、优化人才培养机制。

要崇尚学术和追求卓越,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 立足学校的地理人文环境, 服务社会需求的专门行业, 以特色学科为主导、能力为本位、质量为核心、校企合作为平台、工学结合为主线, 培养高职教育层次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要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 培养学生较强的职业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 融“教、学、做”为一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并与企业共同开发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体系。作为科学构建学校文化内涵建设长效机制的关键, 优化人才培养机制的具体举措如下:一是以就业为导向, 以主动适应社会需求为目标, 以行业和岗位群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 调整专业培养方案;二是以实践训练项目为载体, 构建校内模拟实训与校外岗位实习有机结合的互动实践教学体系。强化技能实训, 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四、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与企业文化的对接

融合企业文化, 提高学生职业素养, 是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丰富高职院校文化内涵的必由之路。高职教育的办学模式讲究“校企合作”, 合作过程中企业文化和学校文化发生碰撞和交互影响是必然的, 两者的交互渗透使高职院校文化区别于其他高校文化, 并体现出高职院校的职业文化特色。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培养, 主要是面向企业, 把企业文化融于学校文化建设, 使学生在校期间就受到企业文化的熏陶, 有利于学生尽早熟悉企业思想理念, 适应就业需要。

1、企业化办学理念的落实。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以能力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合理构建知识框架, 突出职业性、行业性、区域性的特点, 增强学生社会适应力, 提高学生职业流动应对能力。管理和教学过程中渗透企业化的理念, 坚持“管理企业化, 教学职场化”。

2、实现融合与互动的校企合作理念。

搭建校企合作平台, 引进企业文化, 围绕创业性、实践性、竞争性、社会性、开放性, 促进学校与企业联合互动;通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 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学校文化格局。开拓校企合作, 产学结合的新路子。注重实践, 为学生面向社会, 适应市场, 学以致用, 打下基础。提升学校文化内涵, 突显学校文化的职业特色, 形成一股以实践理性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新风尚。

总之, 高职学校文化内涵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总和, 是学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是一项长期细致的系统工程, 需要高职院校全面、深入、持久地为之努力。

摘要：依据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 从其隶属于高等教育的类型定位, 试图从高职院校的文化内涵、价值、目标、结构等方面, 探索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及其传承发展;研究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的丰富与发展, 即思考学校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 是关系到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的大事, 对于高职院校文化内涵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高职院校,文化内涵,文化对接

参考文献

[1]宫麟.厘清校园文化与学校文化内涵异同的理论与实践价值[J].高职教育研究, 2009.6.

[2]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曹志勇.论学校校园文化的组织与建设[J].教育教学.

篇4：古人的名和字

《颜氏家训》：“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古人有名有字，名主要用来自称，此外也供同辈或长辈称呼用。字有尊重的意味，专供他人称呼自己时用。

顾炎武认为，古人是“生不讳名”，老聃辈分不低于孔子，他与孔子相见，直呼孔子之名，《礼记·曾子问》：“老聃曰：丘。”曾子与子夏是同辈，直呼子夏之名（卜商），《礼记·檀弓篇》：“曾子曰：商！”

不过到了后世，直呼别人的名，显得不尊重该人，所以即使是长辈或者身处高位之人，对于一个他认可的人，都不称其名，而是称其字。《史记》：“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这里的子房，就是张良的字。

史文贵在实录，是以行文都是直呼人名——对大德者例外，如《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传》两文中，司马迁只有一处称孔子的名：“丘生而叔梁纥死。”按《禮记·曲礼》：“男子二十冠而字。”孔子刚出生，只有名，还没有字，所以司马迁此处迳称孔子之名，其他地方要么写“孔子”，要么写“仲尼”，以表达他对孔子的敬重。

由于字有尊重的意味，是以一般来说，个人自称时，只能使用自己的名或号，不能自称字，否则就是妄自尊大了。有人看见蒋介石的题字，落款是“蒋中正”，惊呼蒋为何自称字，不知“中正”是蒋的名，“介石”才是蒋的字，如果蒋以“介石”自称，那才真的是贻笑大方了。

自称字的现象，古代极少，但也不是没有。白居易字乐天，他的《与元九书》落款是“乐天再拜”，白居易面对元稹自称字，不知有何用意，惟一的解释是白居易和元稹关系太好了，即使白居易言辞失礼，元稹也会不以为忤。翻看白居易的集子可知，在面对关系并不亲昵之人时，他的行文是很谨严的，《与杨虞卿书》：“居易顿首。”《与济法师书》：“居易稽首。”都是以名自称，合礼得体。

由于称字已经表达了尊重，因此可以不加“兄”、“先生”之类的后缀。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在他的集子里，凡是涉及到哥哥苏轼的诗，多是直书“子瞻”，很少写“子瞻兄”的。同样是在宋代，梅尧臣比王安石年长19岁，他去世后，王安石写诗缅怀，题目就是《哭梅圣俞》，直呼梅尧臣的字。后人写诗作文，动辄在别人的字后加“兄”、“先生”等名堂，以为这样更能表达自己的尊重态度，不知其实是画蛇添足。

对于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古人是讳称其名的。这一点已经广受近世聪明人的批评了。批评的理由之一是，避讳妨碍了正常表达。不过，正常表达也是古人的追求。《礼记》：“诗书不讳，临文不讳。”今人可见的古代官府文书、国史记载，绝大部分都是直书人名。司马迁的父亲名谈，然而《史记》屡见“谈”字，如《孟荀列传》：“齐人颂曰：谈天衍。”

在个人的学术著作里，对贤者称名与否，完全由作者的习惯决定。例如清人赵翼的《瓯北诗话》里，大多是称呼前贤的字或号，如李青莲、杜少陵、苏东坡云云。同样是清人，叶燮在《原诗》里则直呼前贤之名，如杜甫、李白、王昌龄云云。这些都无可厚非，至于在言语交流、书札来往中，则必须讳称尊者、贤者之名，这是一种基本的礼仪。

篇5：和字当先随笔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孟子的名言。这句话在东汉末年的混乱年代有着很明显的体现。

《三国演义》从第三回到第九回，描写董卓在朝廷兴风作浪，曹操、袁绍、孔融、马腾、公孙瓒、孙坚等各路诸侯汇聚成大规模的讨伐联盟。论天时，天下百姓早已对董卓怀恨在心;论地利，伐董联盟占有华山以东的大片土地;但偏偏在人和上出了大问题。虽然一开始他们的军队战无不胜，打得国贼董卓鼠窜，但是在讨伐董卓的.联盟军进入洛阳之后，就开始了内斗。第六回至第七回，是联盟分裂的过程，起因就是孙坚得到了流失的传国玉玺。袁术得知后，为了传国玉玺，他们开始了内部斗争，最后孙坚战死、袁绍收军、联盟分裂。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他们不信任对方，也就是缺少了“人和”的重要因素。要说是谁挑起的内斗，我认为所有人都有错，得到传国玉玺的孙坚第一个想法就是“我稱帝有理由了”;得知孙坚有传国玉玺的袁术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想办法把传国玉玺拿到手”。他们没有一个人为当时的汉室政权考虑，都是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这种思想导致他们内部分裂，但这不是全部，在袁术与孙坚开始内斗时，想必联盟的其他成员都已得知了这个消息，但是他们没有调解两家的矛盾，而是隔岸观火，想着坐收渔翁之利，想着可以在战后将传国玉玺据为己有。不料，最后孙坚战死，传国玉玺也没了消息，自此各路诸侯引军回营，所有讨伐董卓的努力全部白费，直到司徒王允用计才将董卓这个乱国贼子除掉。

篇6：和字文化内涵

在辽西大地上, 流淌着大凌河和绕阳河。在大凌河两侧, 横亘着松岭和努鲁尔虎两座山脉, 在两座山脉延伸下的开阔平原里, 历史上曾是成吉思汗手下“四杰”之一者勒蔑的封地, 居住着逐水草而居的喀喇沁和兀良哈蒙古人。在绕阳河东北, 流淌着柳河, 西南面耸立着关山, 在这一山两河所据的广大平原, 居住着土默特和蒙郭勒津部蒙古人的后裔。以这四个部落为主体的辽西蒙古人, 迁居至此已逾500 年历史。在历史上, 土默特蒙古人曾建造青城, 并建立土默特万户;喀喇沁蒙古人以善以马乳制作“黑马湩”[1]50而闻名, 以凌河源头为故乡, 世代逐草放牧;蒙郭勒津部古老而强悍, 因能征善战而显赫于北元时代;兀良哈部曾居贝加尔湖以东地区, 原为高原中的山林民族, 明朝之后, 迁居辽西, 与喀喇沁、土默特两部落逐渐融合。辽西蒙古族位于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融地区, 由于文化的交流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逐渐形成了风情独特的蒙古文化。

一、辽西蒙古文化的源流与分布

在清代雍正年间, 中原地区人口增长超过了环境的容纳限度, 河北、山东等地由于人口的增长, 原有土地已经无法负荷。清廷于是实行“借地养民”的政策, 开发山海关以北的土地, 河北、山东籍汉民陆续来到辽西蒙古地区租种蒙民草场垦殖。起初春种秋收, 冬去春来。清雍正二年 (1724) , 清廷理藩院下诏令卓索图盟王公准招汉民进入蒙地垦荒种田, 允许建造房屋。从此汉民结束“雁行人”的模式, 屯驻蒙地, 此后大量汉民从关内涌入。由于汉民数量激增, 蒙古族的风俗改变, 引起清廷的重视。清乾隆十四年 (1747) 曾下令禁止汉民进入蒙地, 禁止蒙汉民族通婚, 但在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关内水旱灾害迭起, 逃荒者不计其数, 清廷再次开禁蒙地实行放垦。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 , 移民实边、开发蒙地成为清政府解决人口激增的主要政策, 大批汉民从古北口、喜峰口出关进入东北蒙地[2]229。民国期间, 喀喇沁、蒙古贞王公推行奖励垦荒的政策, 垦荒种地逐渐合法化。至民国8 年 (1919) , 由于汉民大量涌入, 卓索图盟所在地方农业比重和汉民人口比重已占绝大多数, 形成蒙汉杂居, 蒙古族小聚居的局面, 这一定程度地影响了辽西蒙古文化的分布, 造成“十里不同风, 邻里不同俗”的情况。

蒙古人进入辽西的历史比较久远, 早在明朝前期, 兀良哈三卫蒙古人即在辽西一代游牧。明朝末期, 喀喇沁部、土默特部 (含蒙郭勒津部) 、科尔沁部蒙古人先后游牧、驻牧辽西。清前期, 将一部分察哈尔部蒙古人以及巴尔虎部、八旗蒙古人调拨至辽西并定居, 形成如今几大蒙古部落交融共处的状况。现今阜蒙县36 个乡镇中, 蒙古族占20%以上的有14 个乡镇, 依次是佛寺、大板、沙拉、大巴、红帽子、哈达呼哨、国华、王府、招束沟、蜘蛛山、富荣镇、卧凤沟、七家子、平安地, 纯蒙古族聚居屯有128 个。喀左县的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大凌河、蒿桑河、榆河、芍药河、牤牛河沿岸的南公营子、南果场、白塔子、南哨、官大海、六官营子、大城子等14 个乡镇。

根据分布我们可以看出, 辽西蒙古族的聚居地方一般选择在大凌河、柳河、细河、沙河、绕阳河等沿河冲击的小平原, 或多在沿河丘陵地带的缓坡区, 历史上这里便于放牧和取水。由于蒙古先民多逐河而居, 因此迁居而来的汉族多居住在蒙古村屯两侧距河岸稍远的其他地区。如喀左蒙古族人口占人口数比例低于10%的乡镇, 多远离大凌河, 在河岸两侧形成夹蒙古聚居区的汉族居住带。辽西蒙古文化并非是整个辽西的共性特征, 而是以其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区域特征, 分布在辽西地区。由于分布地区的不同, 反映的文化特质也不尽相同。如乌尔沁说书, 多集中在细河、沙河两岸的佛寺、东梁、王府、哈达呼哨、旧庙等地, 清代著名的蒙古族说书艺人丹森尼玛以及当代中国国家级非遗“乌力格尔”的传承人杨铁龙均出生在佛寺一代。该地区胡尔沁流派的说唱词牌多来自民歌或民间音乐, 蒙古特色浓郁, 节奏感强。而活跃于大固本、泡子一代的胡尔沁说书, 因接近汉族地区, 曲风平铺直叙, 曲牌多借鉴其他民族音乐, 汉族“驴皮影”音乐的品味尤为突出, 体现了蒙古文化与汉族文化结合的特点。再如阜新蒙古剧, 多诞生在佛寺、大板、沙拉、王府等地, 也呈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特征。国家级非遗“喀左东蒙古民间”故事多数都流传在大凌河的两侧, 故事当中较多流传着关于敖木伦河 (即大凌河) 以及附近山川湖泊的传说。20 世纪80 年代整理的东蒙民间故事中找寻到的100 余位讲述人和5 位故事家, 多定居在大凌河两岸的蒙古村落当中, 如白塔子乡三道营子的金荣老人、白音爱里村的宝颜巴图老人、东哨乡的王天彬老人、平房子镇平房子村的刘永芹老人基本都居住在大凌河一代。因此, 绕阳河—沙河、细河以及大凌河一带两条河流沿线的蒙古族聚居地区带构成了辽西蒙古文化带。

二、辽西蒙古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1.游牧民族的传统性。早在宋嘉定五年 (1212) 前后, 蒙古汗国势力便逐渐扩展到辽西一带, 此后以及整个元代的150 余年里, 蒙古人从大漠向南迁徙, 以军屯、民屯、建立行政机构等方式活跃于辽西一带。明末清初, 喀喇沁部、土默特部、蒙郭勒津部蒙古部自草原南下, 游牧、驻牧最后定居于辽西。清王朝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 卓索图盟五旗 (及喀喇沁左、中、右三旗及土默特左、右二旗) 以及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左翼前旗、后旗, 皇家“苏鲁克”牧场 (即养息牧场) , 均在辽西一带。在元代, 辽西蒙古族人民饲养牲畜, 以牛马羊为主, 经营的牧场分为官办牧场和民间牧场, 不仅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 还以牛马羊作为赋税上缴。在明代, 进入辽西境内的各部落蒙古族仍以畜牧业为生。清代, 辽西蒙古地区畜牧业非常发达, 康熙四十四年 (1705) , 仅口外牧场便有马匹10 万匹、牛6 万头、羊20 万只。清顺治年间 (1647) 调拨蒙古人充牧丁的清室养息牧场 (在今彰武县) , 当时有红牛、黑牛共计4300 余头, 羊万余只[3]165。清乾隆年间, 朝鲜人柳得恭编集的《滦阳录》中《夜不收》一目, 记录到“未至建昌县六十五里, 站名夜不收, 平川阔野, 极目苍然, 牛羊驼马成群散和。地甚膏沃, 而无一畦, 都是丰草, 畜牧之利大于稼穑可知也”[4]317。

2.农耕文化的地域性。历史上辽西地区由于垦荒和开矿人数的增加, 给蒙古地区环境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清政府曾因此命令禁止蒙古仿习汉俗, 嘉庆二十二年, 颁布禁令“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 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 此已失其旧俗, 尤属非是。著交理藩院通饬外诸扎萨克部落, 各将所属蒙古等妥为管束, 俾各遵循旧俗”[5]405。嘉庆二十三年, 又颁布上谕命令禁止习染汉俗“, 近日蒙古王公豢养优伶, 大改敦朴旧俗, 殊为忘本逐末。嗣后各蒙古部落挑取幼丁演戏之事, 著永远禁止”[5]406。在《喀喇沁左翼旗档案综录》中的旗务管理类、刑事治安类、牧场山林类、矿产类的档案中, 涉及近百篇蒙汉民因垦殖争执引起诉讼的卷宗, 尤其是牧场山林和矿产类文章中, 基本都是因私垦开矿引发的诉讼的公文, 其中蒙汉民均有被起诉者, 由此可见在乾隆和嘉庆之后, 由于实民垦边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到了清末, 无地和少地的蒙古农户占蒙古农户的80%以上[6]165。当时流传在蒙古贞地区的萨贝子歌[7]105, 喀左故事中的珍珠山等, 就是在这种蒙民失地的情况下流传的。

3.蒙汉杂糅的融合性。辽西蒙古族文化与汉文化相伴而生, 共同发展, 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 互相融合, 辽西蒙古文化的许多方面兼收并蓄着汉民族的优秀文化, 反映在辽西蒙古文化特色上, 即表现为受河北、山东等中原民间文化影响着的特色民间艺术。辽西地区汉族先民多原籍河北、山东等中原地区, 此后又有许多来口外牧场从事艺术表演和商业经营的中原人, 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 深刻影响了辽西蒙古族。现如今活跃在喀左县的皮影艺术, 在清初由河北唐山、乐亭的皮影班子传入。发展到中华民国期间, 已经非常兴盛, 当时境内有14 个影班, 演员有90 余名。现如今喀左人民对皮影戏的喜爱, 得益于中原汉民族的引入和传播。再如喀左县境内盛行的民间舞蹈高跷、地秧歌、花钹、中幡、马叉、舞狮子、跑旱船、抬歌、跑驴等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舞蹈, 均由天津、承德、山东等地汉民传入, 流传至今。由中原汉族带入东北的剪纸艺术, 也在辽西民间世代相传, 至新中国成立时, 蒙汉各族人民都流行剪纸的习俗。阜新地区的大固本乡、喀左县三家村, 都是远近闻名的剪纸之乡, 出现了安琴、高延云等优秀的蒙古族剪纸艺术作家及作品。在喀左、阜新广为流传的“跑黄河”民俗, 是由100 年前山西迁来汉族带来的民俗, 进而扩展至辽西整个地区, 受到蒙古族和汉族群众的喜爱。可以说, 辽西蒙古文化和汉文化殊源同流, 互有借鉴, 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辽西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即黑马乳, 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期—元时期 (下册) , 第三节土土哈、床兀儿[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卷九百七十九·耕牧[M].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3]数字转引自《辽宁省志·少数民族志》蒙古族篇[M].

[4]柳得恭.滦阳录.卷一, 夜不收[M].辽海丛书出版.

[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卷九百九十三·禁令[M].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6]辽宁省志·少数民族志蒙古族篇.辽宁民族出版社.

篇7：古人的名和字

古人直呼其名被视为大不敬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人们对蒋介石的常用称呼，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大陆长期抑蒋，却一直使用“蒋介石”，这是一个尊称；与抑蒋的原意背道而驰；台湾尊蒋，却动辄称“蒋中正”，直呼其名，甚为无礼。对于蒋介石，两岸态度不同。但在称呼不得体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颜氏家训》：“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古人有名有字。名主要用来自称，此外也供同辈或长辈称呼用；字有尊重的意味，专供他人称呼自己时用。

顾炎武认为，古人是“生不讳名”。老聃（老子）辈分不低于孑L子，他与孔子相见，直呼孔子之名。如《礼记·曾子问》：“老聃日：丘。”曾子与子夏是同辈，直呼子夏之名（卜商）。如《礼记·檀弓上》：“曾子怒，日：商！”

不过到了后世。直呼别人的名，显得对人不尊重，所以即使是长辈或者身处高位之人，对于一个他认可的人，都不称其名，而是称其字。《史记·留侯世家》：“高帝日：‘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这里的“子房”，就是张良的字。

史文贵在实录，是以行文都是直呼人名——对大德者例外。如《史记·孔子世家》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只有一处称孔子的名：“丘生而叔梁纥死。”按《礼记·曲礼》：“男子二十冠而字。”孔子刚出生，只有名，还没有字，所以司马迁此处径称孔子之名，其他地方要么写“孔子”，要么写“仲尼”，以表达他对孔子的敬重。

由于字有尊重的意味，一般来说，个人自称时，只能使用自己的名或号，不能自称字，否则就是妄自尊大了。有人看见蒋介石的题字，落款是“蒋中正”，惊呼蒋为何自称字，不知“中正”是蒋的名，“介石”才是蒋的字，如果蒋以“介石”自称。那才真的是贻笑大方了。

由于称字已经表达了尊重，因此可以不加“兄”“先生”之类的后缀。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在他的集子里。凡是涉及哥哥苏轼的诗，多是直书“子瞻”，很少写“子瞻兄”的。同样是在宋代，梅尧臣比王安石年长19岁，他去世后，王安石写诗缅怀，题目就是《哭梅圣俞》，直呼梅尧臣的字。后人写诗作文，动辄在别人的字后加“兄”“先生”等名堂。以为这样更能表达自己的尊重态度，其实是画蛇添足。

在个人的学术著作里，对贤者称名与否，完全由作者的习惯决定。例如清人赵翼的《瓯北诗话》里，大多是称呼前贤的字或号，如李青莲、杜少陵、苏东坡云云。同样是清人，叶燮在《原诗》里则直呼前贤之名，如杜甫、李白、王昌龄云云。这些都无可厚非，至于在言语交流、书札来往中，则必须讳称尊者、贤者之名，这是一种基本的礼仪。

古人名与字的关联

古人“名”与“字”的讲究颇多，其关联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名和字意思相近、相同、相反，或者名和字意思相互补充……

“名”与“字”含义相同或相近，二者互为辅佐，互作解释，即所谓的“同义互训”。如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的宰予，字子我，“予”字在古代的解释同“我”；东汉史学家班固，字孟坚，“固”和“坚”都有“坚定不可动摇”的意思；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的字义十分相近；唐代大诗人杜甫，字子美，“甫”即“男子美称也”：北宋散文家曾巩，字子固，“巩”和“固”的意思几乎相同：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字鹏举，“大鹏展翅”扶摇直上才叫“飞”。

“名”与“字”含义相反，二者互相对立，各从反面作解，即所谓的“反意相对”。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字退之，“愈”为胜过之意，“退之”则是约束使其“勿胜过”：北宋词人晏殊，字同叔，“殊”为不相同，和“同”的意思刚好相反；南宋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乃明亮之意，而“晦”则是昏暗的意思。

“名”与“字”含义由此及彼，二者意蕴递进，生发出“更进一步”的内涵，即所谓的“相关联想”。如关羽，字云长，由鸟儿的羽翼可以联想到天空飘动的白云；贾岛，字浪仙，由岛屿不难联想起浪花的自由飞舞；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故能够“居易”：苏轼，字子瞻，“轼”指车前供人凭倚的横木，“瞻”乃“高瞻远瞩”之意，这里的“轼”和“瞻”即是由倚“轼”而推想到“瞻望”；唐寅，字伯虎，由“寅”联想到十二地支中的“寅”与“虎”相配。

此外，还有“同类而及”及“追慕先人”“借用名典”等。如孟郊，字东野，“野”即“郊外”，“郊”“野”同是地理名词；孔鲤，字伯鱼，“鲤”本来就是鱼类；郑樵，字渔仲，樵夫常和渔翁为伴；曹操，字孟德，源自《荀子·劝学》“夫是之谓德操”；郦道元，字善长，出自《周易》中的一句话：“元者，善之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