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部制改革构思（精选6篇）
篇1：中国大部制改革构思
中国大部制改革构思
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被认为是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部分，甚至是前提条件。前些日子网上流传出中国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蓝图，即把国务院现有的二十多个部门合并成十几个超级部门，中共十八大报告也提到“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所谓大部门体制，是指性质相近的部门进行合并，把密切相关的职能集中在个大的部门统一行使。这样可以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和权限冲突，简化处理公务的手续和环节，有利于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服务政府和责任政府。可以说，政府部门的重组合并将是新领导层在今后五年的一项主要工作。
笔者认为，经济改革现在迫切需要从宏观调控部门着手，即进行人民银行、发改委、财政部和商务部这四大宏观调控部门的重组和改革。核心目标是建立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主的部门框架体系，大幅提高人民银行的在国务院内的地位，职能及对货币政策的主导权，及合并财政部和发改委，成立一个超级财政部，使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在一个新的部门统一管理下，开启财政体制改革的道路。本文主要讨论人民银行，下篇将讨论财政体制。
目前中国现行实行“一行三会”(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体制，即央行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一起，构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三大领域的监管体系，基本建立了“一行三会”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机制。但是，现存问题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独立性有限，尤其是利率是多部门博弈和协调，例如汇率政策与商务部的协调，和其他宏观经济部门尤其是三会的协调的难度也不小。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具体来讲，中国人民银行在组织独立性上，隶属于国务院，其在国务院领导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其职责。政策独立性上，人民银行享有一般货币政策事项的决定权，但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等货币政策的决策权集中于国务院。因此，目前央行的目标制定权和工具执行权并不完备。而每年的宏观调控是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央行要配合宏观调控目标，因此所谓加强央行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过是空中楼阁。
伴随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将逐步加大，对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一，正如金融理论中的定理“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所证实，一国在实现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无法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的目标。因此，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也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物价稳定提出更高要求。
其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涉及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开，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及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对人民银行的权责和要求进一步加大，也对监管的要求越来越高。
因此笔者认为，金融领域的大部制改革也应抓住人民币国际化时机，通过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制度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基础，使得若冲击一旦发生，能够迅速地通过政策工具的运用加以化解。
由于人民银行和三会（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都属于部级单位，而且彼此之间的权责有重合的地方，因此有些政策不免会统筹不佳，产生冲突。如2008年及2009年信贷扩张使得央行抑制通胀的目标屡次落空，缺乏独立性被认为是造成这阶段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此外，目前的“一行三会”所构建的监管格局，导致金融市场的机械分割，不能适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新情况，难以形成高效、一体化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如在表外业务中，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近些年来金融衍生产品的场外交易发展迅速，均属于金融监管的盲点。然而，中央银行和证券管理当局似乎都无明确的监管责任。
再如目前影子银行急速扩张，但监管的缺位使得影子银行在灰色地带运行，其风险也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其具有传导快、影响广的特点，使得影子银行的发展大大超出决策者的预期。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由于影子银行发展过程中没有明确的部门对其监管，使得金融统计信息严重缺失，导致金融统计数据既不能及时反映危机迹象，危机发生后又无法通过金融统计准确判断并估计危机扩散和传染的风险。
有学者提出，就是将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一起组成国家金融业监督管理总局，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统一监管、同时对影子银行进行规范管理、受理和查处金融业违法行为，整顿规范金融市场。或可以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三部门派驻机构实行整合后，调整为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全面负责行政区内的金融监管工作。但笔者不同意有种观点，在目前条件下，三会的分设还是必要的，但需要人民银行的协调，整合监管资源以进行更高层次的宏观审慎混业监管，达到监管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降低监管成本。
长期在中国银行和金融界任要职的著名学者谢平提出，可以在目前金融旬会的基础上设立由国务院分管领导、人民银行、财政部、三个监管当局等领导组成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对涉及中国金融稳定的重大事项实行票决机制，明确问责制，可减少事事上报国务院的压力。同时，加强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职能。
这个建议是对目前中央银行制约的一种重要改进，但笔者还是认为，人民银行虽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但地位应该大大提高，并有协调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能。将有关金融规划、统计、服务体系建设职能和机构划入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人民银行对这个金融稳定负责，并对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实施统一监管。
在诸多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会议中（如G20等），央行行长及财长会议往往是重中之重。而中国的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和国外的同行比，决策权的含金量是大幅缩水的。就财政金融问题，中国往往需要来两个分管副总理才能协调。今后，要么大大强化央行和财政部的职能，加强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的决策权，直接对总理负责，或者就是由分管副总理兼任——毕竟，这是有先例的：朱熔基就曾兼任人行行长。
篇2：中国大部制改革构思
一,.大部制的含义及其特点
（一）含义：大部制(Large department system)即为大部门体制，即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二）特点：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二．中国大部制改革历史发展概述
（一）简述：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应对社会各种复杂的局面与挑战，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始）到2013年（12届全国人大），共进行7次大部门体制改革。从最初的100个部门，精简、整合为现在拟设置的25个部门。
（二）各阶段中国大部门体制改革 1．1982年改革
核心：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内容：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政府职能没有转变。
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2．1988年改革 核心：转变政府职能
内容：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
出现的，其历史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由于后来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这一命题在实践中没有及时“破题”，原定于1989年开展的地方机构改革暂缓进行。国务院在调整和减少工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方面取得了进展。
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改革后人员编制减少了9700多人。
3.1993年改革
核心：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内容：首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1993年中
其历史性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但从学术观察的角度，199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目的清楚、目标不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改革任务就是要减少、压缩甚至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但从1993年机构设置来看，这类部门合并、撤销的少，保留、增加的多。4.1998年改革
核心：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内容：鉴于当时机构设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1998年中央人民政府实施了2008年之前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1998年改革的目的与目标高度协调。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目的，尽快结束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是目标。1998年改革历史性的进步是，政府职能转变有了重大进展，其突出体现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
不再保留15个部委，新组建4个部委，3个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5.2003年改革
1.核心：以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为目标
2.内容：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这次改革重大的历史进步，在于抓住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国务院组成部门变为28个。
6.2008年改革
核心：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内容：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加强能源环境管理机构，整合完善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体制，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
国务院组成部门变为27个。
7.2013年改革
核心：紧紧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内容：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能源管理机构。
国务院组成部门变为25个.（三）历史上中国大部制改革的规律
从以上7次（包括准备实施的2013年新出台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显然可以得出以下
几点结论：
1.每一次改革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等状况密切相关。如1982年的改革方案，便是针对当时官位的终身制、“子承父荫”等的普遍政治现象下提出的。又如1993年的改革与当时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与任务密切相关。如果改革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政府机构及人员编制、任职机制等的变革便难以适应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需要，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大部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从基本上每隔五年进行一次的改革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从最初的国家干部年轻化，有限任期制等依法组织政府机构的最基本要求的提出，到提出要以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改革关键，再到实行政企分开，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等等，都无可争辩地说明大部制改革正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越做越好。但是，应该同样地看到，大部制改革只能稳步推进，不能一蹴而就，且从改革目标到改革效果的转化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从1993年提出的要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到1998年的下一次改革才基本完成，足以说明新政策的实施是要受到当时的其他因素所制约的，必须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才行。
3．从部门性质的设置上看，经历了计划经济性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转变；经历了由重视工业发展为主，逐步转变为重视国家社会民生的职能上来。直到1998年改革以前，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 等一直是部门中的“主力”，1998年后，开始出现了宏观调控部门如国资委、银监会，商务部、安监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监督部门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共管理与服务部门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等。充分反映了我国行政职能的稳步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要求。
4.从部门数量看，中央各部的数量基本呈由迅速减少到稳步减少的趋势。虽然与欧美
等发达国家相比（如英国部门数量维持在18个左右），我国行政部门存在的机构臃肿、层次重叠的情况仍然较为严重，但作为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机构设计，决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经验。精简机构是一个触及多方利益的举措，必须有强有力的权力与制度作为执行的手段与保障，而从31年前的100精简到现在的25个部门，不得不说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大跨跃。
三、中国大部制改革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初步了解了我国大部制改革发展的历程并摸索了几条简单的规律后，结合行政管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便可尝试对未来国家部门的改革方向经行一些探讨。总的来说，未来我国的大部制改革会呈现以下一些基本的特点与方式：
（一）从部门职能设置的基本内容出发
1.维护、巩固发挥政治统治职能的机关。如国家外交部、国防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公安部等。鉴于当前国际领土与主权争端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与我国钓鱼岛、三沙群岛等领土争端问题，应继续把外交部与国防部列为地位极其重要的部门。
2.继续强化经济职能。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重经济发展的效率与质量的新要求，表明与经济有关联的行政部门（如发改委）的权力与地位难以动摇。
3.不断加大对社会职能的转变力度。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崛起与发展，相关社会问题与社会需求也不段显现、发展。从21世纪后的政府机构改革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正着力通过设立一些部门如环境保护部、社会资源与人力保障部等，以缓和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没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不重视社会的福利制度建设等公共管理与服务的问题，人民政府为人民，在这方面我们也要积极跟上西方社会的步伐。
（二）从部门职能设置的运行方式出发
未来大部制改革将会不断整合、完善政府部门的监督职能。如十二届全国人大便组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承担；不再保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单设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长期以来，我国的监管体系存在重大漏洞，这不仅与监管制度本身的欠完善、司法不力有关，更与部门体制下各监管部门设置过多，导致权责关系不清，相互推诿、扯皮现象的屡屡发生有关。
（三）从职能关系的转变上看
1.中央各国家机构仍将进一步精简，以给予地方政府较大的行政自主权。大部制改革不仅能够使各国务院各部门分散的权力得以整合，达到“精简、高效、统一”的目的，还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地方、基层因地制宜，调动地方与基层的积极性。
2.继续深化、扩展政企分离改革。最新一轮改革方案显示，国家将实行铁路政企分
开，将铁道部拟定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组建国家铁路局，由交通运 输部管理，承担铁道部的其他行政职责；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不再保留铁道部。1998年的改革方案中，也明确提出了要以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为改革重点，消除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12级公共事业管理
篇3：大部制改革中国造
此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有个明显特点, 中央为地方因地制宜改革预留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中央对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具体形式、名称、排序等不要求统一, 上下对口。
可以说, 这是历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 中央给予地方自主权最大的一次, 对于地方而言, 机会难得。
就交通运输业而言, 多种运输方式综合协调发展成大势所趋。从行业内部体制来看, 过去部门设置过多, 相互间的职责交叉比较严重, 权责关系模糊, 许多发展中的问题无法有效协调, 交通运输体制改革尤为迫切。
为打消地方政府对上级部门可能影响、干预其机构改革的顾虑, 交通运输部最终决定不对地方出具体的指导意见, 而是设立课题组,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统一印发有关机构改革的研究报告, 供各地参考。良苦之心可见一斑。
篇4：浅析中国大部制改革
一、我国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行政环境
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无论是目标的确立还是路径的选择，都要从新的起点思考和分析。目前而言，我国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环境已经基本成熟。
第一，我国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的经济社会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在 “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者——政府必然首先要面临自身科学发展的问题，只有其科學发展才能领导社会走向和谐。因此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我国政府推进以职能转变为主导的大部门机制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第二，公共服务问题的突出公民参与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公民社会的自我发展和健全，是我国进行大部门机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以往我们发展的重点一直是强调经济总量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忽视了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同时，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 信息渠道的增加，要求现代政府的建设必须本着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多方参与的方向发展，才符合多元利益主导下的社会发展方向。因此，转变政府职能，确定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就更加重要。
第三，政府自身建设的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也对政府改革造成现实的压力。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十年里进行的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因此，鉴于大众的预期和社会的实际需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可能朝着一个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方向发展是进行大部门机制改革的又一重要背景。
二、当前我国大部制改革面临的困境
大部门改革在中国改革史上并非第一次，过往的改革并没有成功，如今的改革也面临一些困境。
第一，面对地方政府改制的难题，中央选择了以自上而下的大部制改革进行突破，这是一个好的思路，在政府权责不平衡的情况下，权力的整合也有可能导致政府权力进一步集中、扩大。如果大部制改革不能首先实现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则无疑会加剧地方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不对等，使得大部制的改革初衷难以实现。
第二，部门文化整合问题。使大部运行有效，文化一体化尤其重要。大部作为一个部门实际上有很多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内聚力。很多合并进来的部门通常有其自身文化，所以在形成大部时怎么使部门文化能互相融洽并产生一种组织凝聚力也是必须给以重视的一大问题。
第三，在大部形成以后，在其内部管理上。具体难度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组织等级多会影响组织内部沟通，影响沟通的效率和有效性也会影响组织的灵活性以导致组织僵化。其次，组织内部部门多，增加内部协调的负担，进而影响组织效率。再者，对大部的监督存在问题。建立大部后，很多职能会进入，而以往的监督对新的职能是陌生的。监督部门若不进行相应的改革，就会产生不利于监督的状况。
三、大部制改革的具体方案
这样的困境，迫切需要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第一，目前，有些政府部门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容易导致权力过于集中、部门利益化等问题。实行大部门体制，更有必要在建立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权力结构上有所创新。从我国情况看，可考虑以大部门制改革为契机，进行决策与执行相对分开的改革试点，如将执行性、服务性、监管性的职责及相关机构，分离出来作为大部门的执行机构，将所属事业单位改为独立法人单位，使部门本身主要负责政策制定，执行机构和法人单位专门负责政策执行，形成决策与执行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第二，实行大部门体制的实质，在于实现职能有机统一，确保运转顺畅，而不在形式上调整多少部门。在许多情况下，一个部门可能只有某些管理职能与其他部门存在交叉，或者一项事务的工作流程客观上需要几个部门共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重组机构，而是采取职能整合的办法，将相近职能归入一个部门管理为主，使之成为该项职能的主要负责部门，牵头协调相关业务，其他部门配合，做到职责明确、各负其责，防止都负责、又都不负责，出了问题无人负责。
第三，实行大部门体制，涉及到部门职能重新界定和机构调整，如何理顺各种机构之间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至关重要。可供考虑的措施有:一是对各种类型机构的定位、职责、规格、权力、责任和隶属关系，做出明确无误的法律界定，为理顺机构之间关系奠定组织基础。二是使一个部门主要负责一个事务或融合性强的事务，做到职责明确，便于问责。三是明确综合部门与行业部门之间、政府组成部门与其他政府机构之间，是分工合作、相辅相成的关系。四是通过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确定负责一项事务的牵头协调部门等方法，加强部际关系协调机制，提高政府整体效能。
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设计机构改革方案时，应借助专家力量，经由民众讨论，充分论证，坚持科学性，立足长远，用智慧和制度规范“大部制”改革。相信经过多方努力和完善，大部门体制改革终会给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来新的发展，对更好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茅于轼主编.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夏勇.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徐湘林主编.中国国情与制度创新[M].华夏出版社，2006
[4]黄卫平，汪永成.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汪玉凯.《“大部门”期待大智慧》，‘新京报’。2008-0l-09
作者简介：
篇5：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国务院现有的66个部门中，大部制改革
职责多达80多项，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另外，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行政职能的错位和交叉，不仅造成了部门之间扯皮现象多，行政效能低下，过多经济资源被行政机构自身消耗掉；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履行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职能，无法向民众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因此，必须对现有政府机构进行有效整合，改变政府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降低各部门协调困难，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而不仅仅是像过去一样，简单地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虽然这些是政府机构改革中最基础性的工作。
换言之，推行大部制同时就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己任，从而使得政府权力得以规范、回归公共服务。如果大部制改革达不到转变政府职能的效果，那么，它就会像之前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一样，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大部制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现有的部门利益，但正如人们所担心的，如果几个部合并成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因此，若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在大部制下，原来的“部”降格为“司”，“阎王”变成了“小鬼”，可手中的权没有变，仍然行使过去“部”的职权，那么，大部制改革就可能把过去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要解决这一难题，惟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
总之，大部制是社会大转型中政府保障服务性功能突出、行政色彩淡化的必然选择。而一个整合了不同部门利益的强势大部委，其职能也应该适应和体现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的管理需求。随着两会的来临，有关大部制改革将会受到社会的更多关注，笔者衷心地希望这次大部制改革能够收到扎扎实实的成效，政府部门都能成为一个个办事干练、勤政为民的政府。
推行大部制改革的意义
按照部门的职能大小和机构的数量多少不同，政府机构设置一般有“小部制”与“大部制”两种类型。小部制的特征是“窄职能、多机构”，部门管辖范围小、机构数量大、专业分工细、职能交叉多。我国目前实行的即是这种小部门体制。大部制是一种政府政务综合管理组织体制，其特征是“大职能、宽领域、少机构”，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广，职能综合性强，部门扯皮少。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行的“大部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具有重要而显现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减少职能交叉，完善行政运行机制
我国目前政府组织机构设置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部门过多、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务院部门之间有80多项职责交叉，例如，建设部门与发展改革部门、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局）；劳务输出也存在多头对外的问题；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劳动保障、人事、教育部门职能交叉；在信息产业管理方面，信息产业部、国信办、广电总局等部门职能交叉；在城市供水、地下水管理方面，水利、建设、国土资源等部门职能交叉，等等。这种较为典型的“小部制”，既造成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推诿扯皮，又导致职能分散、政出多门，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职能交叉还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实行“大部制”，能适应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由传统的以职能为中心的职能导向型政府转向建设以流程为中心的流程导向型政府，有利于整合政府资源，再造工作流程，确保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为公众提供便利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最终“整合不同的体制，提供无缝隙的服务”。
2.有利于落实“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
部门过多必然造成职能分散、政出多门，既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和加强政府应有权威，又不利于落实“问责制”和建设责任政府。多个部门负责同一项工作的做法，貌似加强领导，实则减轻了部门应承担的责任，同时，还导致部门利益的滋生，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甚至个人化。大部制强调的是部门职能的有机统一和综合管理，能够较好地协调职能机构统一和专业分工的关系，对于协调部门关系、强化政府权威和落实责任追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鉴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有效划分和呼应，如果国务院将部门数量控制在20个以内，则地方各级政府就基本上能够做到与中央一样合理设置部门，有利于政令上通下达，便于管理的衔接和延续。
3.有利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和深化，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大部制将是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和亮点，应当将大部制改革放到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全局来定位和设计，综合考虑政府改革的系统配套问题，将组织重建、体制变革、机制创新、职能转变、流程再造、管理方式创新以及相互关系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以全方位推进我国政府组织变革。因此，要从整体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府治理创新和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大部门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加快行政管理改革的关键环节，按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周密设计、统筹协调、稳步推行。
值得指出的是，大部制改革反映了地方政府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普遍愿望。据我们课题组2007年暑期在全国14个省的调查，很多地方政府及部门都提出了推进部门整合的意见，这也说明推行大部制改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原则
1.回应性调适原则。一要回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强化宏观决策，加强市场监管，弱化微观管理，同时兼顾我国在经济转型中培育市场、促进特殊行业发展、有效管理骨干国企的需要。
二要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扩展社会职能，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充分培养社会的自治精神和能力。三要回应利益多元的需要。充分考虑地方利益、地区利益和行业利益的平衡，既要合理配置利益机制，又要防止追逐违法利益。四要回应技术发展的需要。减少管理层级，实行扁平化管理。
2.总体性统筹原则。一要总体统筹职能设置。构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错落有致的服务型政府职能架构。二要总体统筹权力配置。加强国务院最高领导层对各部门的统筹能力，同时合理划分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人权、财权、事权的权限。三要总体统筹各种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四要总体统筹府际改革，形成国务院机构改革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协调张力。
3.系统性集中原则。一是整合职能。有机合并相近职能，避免职能交叉，相互扯皮。二是整合权责。健全政府权责体系，形成部门间和层级间合理的权责构成。三是整合机构。减少管理环节和层次，优化结构。四是整合机制。整合大部门内部的运行机制，降低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4.制约性协调原则。一是国务院整体（国务院和部门及部门之间）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二是部门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三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
5.总揽性分别原则。一是要进行改革的总体设计，形成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近期和远期改革的整体方案。二是要实行分层要求，对国务院和省市以下政府改革既要明确共同性，又要有不同针对性。三是要实行分类指导，对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政府改革提出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指导。四是要实行分步实施，既要考虑改革目标的实现，又要考虑改革的现实可操作性，尽可能减少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消极成本。推行大部制改革需要重点研究的若干问题
1.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离与协调问题
目前我国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不分现象突出，监督流于形式，使决策部门普遍受到执行利益的干扰，导致问责更加困难，国家利益部门化。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探索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行政运行机制，实现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我们认为，建立不同层面的适度分离机制是可供考虑的思路。即：既要在政府部门的整体层面上构建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的组织架构，也要在部门内部建立决策与执行相分离的机制，将公共服务和行政执法等方面的执行职能分离出来，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避免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弊端。有些职权的分工与制约，还需要从与人大、司法部门的关系上来考虑。近几年来，一些部门已经在探索这方面的改革。例如，交通部于1998年实施了水上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了交通部负责决策、交通部海事局负责监督、交通部所属地方海事机构负责执行的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组织机构体系。
在大部制改革中还需要着力解决市场监管体制问题。我国市场监管部门过多、多头执法、交叉执法的问题非常突出。例如，对食品的监督管理，目前是农业部门负责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卫生部门负责餐饮业和食堂等消费环节的监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对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查处重大事故。地方政府因机构设置不同，涉及食品监管的部门更多，有的省涉及十几个部门，有的省会城市涉及二十几个部门。这种分段监管体制，不仅造成部门职责交叉，提高监管成本，而且降低了监管效能，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从根本上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必须按照市场统一、开放、竞争的要求，将现行涉及市场监管的有关机构整合，统一行使市场监管职能，以增强监督的统一、公正和有效。
2.综合管理部门与专业管理部门的关系问题
我国目前综合管理职能与专业管理职能配置不科学。综合管理部门权力过于集中，行业或产业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到位、权力分割，项目立项、资金支配等事项都要经过综合管理部门的层层审批，统筹协调困难，对一些问题难以及时出台有效的政策。因此，必须进一步理顺综合部门与专业管理部门的关系，做到各负其责、相互协作。一是综合管理部门的基本定位是服务、协调、指导、监督，主要研究制定国家战略、重大规划、宏观政策，协调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对各个产业或行业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统筹协调。为此要切实减少微观管理和具体审批事项，实现从“项目管理”向“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二是按照大部制的要求适当拓宽专业管理部门的管理范围，其工作重点是研究解决产业或行业存在的重大问题，拟定相关法律法规草案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及政策，统筹配置行业资源，发布行业信息标准，维护行业市场秩序，开展行业执法监督检查，提供行业相关信息服务。三是设立专司统筹经济社会事务的办事机构，统一协调解决职责交叉和综合管理事务。
3.推行大部制改革的法律保障问题
大部制改革事关政府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权力利益的调整，应当按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的要求，畅通利益表达和意愿诉求渠道，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改革总体方案，由中央讨论决定，并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以提高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合法性和回应性。应当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切实加强行政组织法体系建设，推进行政组织设置、职能定位和机制运行的法治化。由于受计划经济和部门立法的影响，我国相当程度上存在一个部门一套法律体系，大部制改革后，有关执法主体、诉讼管辖和法律适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必要时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有关机构改革中法律适用问题的决定予以解决。同时，大部制改革必然涉及到现行法律法规的修改问题，应当以此为契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和实行综合立法。
4.与其他改革相配套问题
大部制改革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整体配套改革的原则，使大部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相互协调、彼此促进。当前特别重要的是应当以政府机构改革为契机，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创新公共产品的提供机制，重视公益性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还可以更多地采取购买服务的提供方式。要按照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将大量的技术性、服务性和经办性职能交给事业单位和中介组织承担；规范和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中介组织，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大部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本质上从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有关权力分离和制约问题，需要与司法体制、人大体制相结合来考虑。应当按照十七大确定的“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的要求，在政治体制的整体架构中确定改革方案和对策措施。
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公共财政具有天然的统一性。推进大部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当重视发挥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西方一些国家没有组织、人事和编制部门，而机构数量和官员及公务员规模能在数量上控制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建立机构和增加公务员需要有预算，而预算需要议会批准。实际上是预算在控制编制，政府增加机构和人员的权力在议会，政府是不能自我膨胀的。因此，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改革预算管理体制，既实现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相分离，也实现编制与预算相结合，发挥预算管理改革对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约束作用。此外，要发挥预算制度改革在降低和控制行政成本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设计科学、规范、公正、透明的预算制度，从源头上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
5.加强对大部制改革的理论研究
篇6：大部制改革3
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无论是目标的确立还是路径的选择,都要从新的起点思考和分析。目前而言,我国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环境已经基本成熟。
第一,我国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的经济社会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者———政府必然首先要面临自身科学发展的问题,只有其科学发展才能领导社会走向和谐。因此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我国政府推进以职能转变为主导的大部门机制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第二,公共服务问题的突出,公民参与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公民社会的自我发展和健全,是我国进行大部门机制改革的重要原因。
以往我们发展的重点一直是强调经济总量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忽视了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同时,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信息渠道的增加,要求现代政府的建设必须本着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多方参与的方向发展,才符合多元利益主导下的社会发展方向。因此,转变政府职能,确定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就更加重要。
第三,政府自身建设的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也对政府改革造成现实的压力。
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十年里,根据十五大和十六大要求进行的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由于我国缺乏法治的传统和历史文化积淀的惯性,对苏联模式的传统意识形态未做系统的清理,并且由于实行民主法治势必会对一些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造成损害,导致出现官员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鉴于大众的预期和社会的实际需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可能朝着一个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方向发展是进行大部门机制改革的又一重要背景。
三、困境:我国实行大部门体制的障碍(一)政府整体职能定位的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的五次机构改革未从根本上解决现有行政机构设置的弊病,目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整体职能定位落后,主要表现在: 首先,政府职能转变不够彻底,职能范围不清,使得越位、缺位、不到位的情况仍然存在。政府过多地参与私人产品的生产和提供,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还较多,政企不分、政资不分。而迫切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方面存在明显的缺位。
其次,政府机构职能划分不合理,导致多头管理、职责交叉、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状况依然存在。机构设置缺乏统一原则,使得机构并立,职能重叠;缺乏统一的机构集中管理,造成职能分割、多家分管、机构膨胀。同时,政府部门职能分工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权责配置不合理,有权无责、有责无权、权责不匹配,过于集中与过于分散并存,降低了行政效率。
(二)政府职能部门的利益化导致部门职能的条块化
这是阻碍大部门体制建设的核心问题,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部门的利益化。以部门为主导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使部门利益已经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从而导致公共政策的扭曲,造成了政府部门权力化、权利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的不良倾向,危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其次是政府外在监督的形式化。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监督权方面还存在流于形式、程序性的监督多、实质性的监督少和监督滞后等问题,对于不服从监督的,无法追究责任,导致监督缺乏可操作性,影响了监督效果。
再次是公民政治参与的虚无化。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状况虽有所改善,但仍有很多问题,公民参与方式不够多元化,参与程度不深,质量不高,参与结果的低效,会打击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从而造成政治冷漠。以上三者导致了部门利益超越了政府职能,政府利益高于公民权益。而大部门机制的核心就是要约束部门,约束政府,进而维护全社会的利益,效能和监督的整合才是大部门机制建设的关键。
(三)社会自我管理机制的严重滞后
社会自我管理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是建设大部门体制充分条件,但我国长期大而全的政府管理模式导致这一要件缺失。一个发达的社会自我管理机制,应该为建设大部门体制做好准备。但是,很显然,当前我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在扮演着无所不能的全能政府角色。这导致我国社会自我管理机制发展的滞后,也日益暴露出原有体制的缺陷:首先,社会管理体系中组织机构不完善,社会矛盾的调节乏力。民主法治体系的发展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较为缓慢;管理监督不力,导致不公平竞争和违法现象增多,影响社会的稳定。其次,社会组织全面依附于政府,使得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的能动力低下。在集权的垂直控制条件下,基层社会组织缺乏独立的意志和目标,对政府负责;政府提供各种资源,组织内部的利益分配关系也由政府来确定。这样,基层社会组织丧失了相对独立性以及谋求自身利益发展的动力和根据环境自我调整、更新的能力,从而影响整体社会的进步。
四、路径:我国实行大部门体制建设的发展方向
(一)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全面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明确界定部门的职能分工,并根据责任赋予相应的权利,克服职能交叉、权责脱节的弊端。通过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缩小政府行政范围,把政府不该管也管不了,管不好的事交给市场。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实现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的转变。
其次,继续规范行政审批制度,优化公共服务,弱化经济干预,强化社会管理,严格依法行政,最终使政府从全职全能转变为有限责任,从权威命令转变为科学决策,从人治管理转变为依法行政,从传统部门利益型政府转变为现在公共服务型政府。再次,大部门机制中政府机构的设置,尤其是部的设置,要根据行政活动的效能性和协调性,坚持整体规划、统一部署、协调行动、试点先行的原则,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一些利益联系不太紧密、改革阻力相对较小的部门进行改革试点,然后总结经验,进而全面推进改革。目前各专家学者呼声最高的是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和农田水利等综合管理的“大农业”模式以及整合民航、公路交通、铁路运输、航运以及管道运输五项管理职能,形成统一管理的“大交通”模式。
(二)实行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的适当分离,完善公共治理结构
从宏观来看,大部门体制将依据中央“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政府职能和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又相互协调的要求进行改革,构建由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类部门组成的政府组织机构的总体框架。为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国务院所属机构可考虑进一步整合,拓宽主要部委的职能,完善外部监督机制,逐步向大部制过渡。例如向大交通、大文化、大农业过渡。我国许多直属机构和具有公共职能的直属事业单位,如安全、质量、食品、药品监督等,可参考美国等建立政府独立管制机构,这类机构虽不作为政府组成部门,但拥有相当独立的规制权、管理权以及行政裁决权,以凸显其专业性和独立性。推行大部制主要是集中和综合决策,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三权”进行理清并使其相互制约,形成良好的权力制衡与监督的运行机制,建立决策、执行、监督分开的行政管理体制,确保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完善公共治理结构。当然大部门在集中一些行政职能的时候,也要防止出现权力的膨胀和监督的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