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简述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精选6篇）

篇1：简述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简述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摘要

德治与法治都是社会主义治国方略，二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上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这两者是必须要密切结合起来的，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方向。德治与法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自己的独特内涵，必须要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使二者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功效。我们国家在加强法治的同时，也要坚持发展以德治国的方略，这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但是这两者的关系看似清晰却也是相互矛盾，那么我们又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德治

法治

国家

社会

关系

目录

一德治与法治的时代内涵...................................3 1.1德治与法治的起源......................................3 1.2德治与法治的含义......................................4 1.3德治与法治的特征......................................4 二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5 2.1德治与法治的外在区别..................................5 2.2德治与法治的内在区别..................................5 三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6 3.1德治与法治的基础关系..................................6 3.2德治与法治的特征关系..................................6 3.3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重要性..............................7 参考文献.................................................8

引

言

我国当今现状并没有以法治的方式去约束德治的行为，但是想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就必须要在存在国家法治的前提下，实现以德治国的方略。当然如果说要把德治纳入法治范围内，这也是不太切合实际的，毕竟德治很大程度上是和公民自身素质以及社会氛围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现在我国相关律法已经相对于比较完善，但是德治却是非常之有待于提高。很多人认为国家法治就可以约束一切了，但是事实却不尽如此，法治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一些关于道德的东西却并不能以法治的行为去强制约束，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去深入了解德治与法治，并从自身做起，付诸实际行动，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一

德治与法治的时代内涵

1.1德治与法治的起源

在中国，德治思想要源于西周。范文澜先生说，商是“尊神文化”，周是“尊礼文化”。而这个礼的实质存在，就是周朝的德治思想。西周之初，周公摄政，求贤若渴，广招人才，并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对于巩固周天子的统治，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论证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周公提出“天命靡常”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以改造夏、商时代的“天命观”，强调天意不能脱离人意，统治者的地位主要靠德行来维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及鬼神的作用，看到了人的力量。与此同时，强调德治的治国理念，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以德配天”，激发了人们道德意识的觉醒。

法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形成于战国时期。法家是中国历史上主张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重要学派，在法理学方面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国家政权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孔子对法家的先驱人物管仲、子产都有高度评价，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并非截然对立。生活在战国晚期的荀子，溶礼法于一炉，提出“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他立足于儒家的“礼治”观，在“礼”与“法”的关系上，继承孔子的观点，认为礼是高于法的。而对于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却突破孔子，汲取法家的“法治”观，主张“礼法并重”，从而把“礼”与“法”当作治国安邦的两大根本手段。《唐律疏议》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句脍炙人口的言辞，将这一治理模式做了简明的概括，使之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基本国策。1.2德治与法治的含义

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指社会成员在本身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的影响约束下，实现以德治国的方略，是一种社会控制的一种主观模式。德治强调的是以道德的引导和舆论的力量，还有一些乡规民约等，这样的一些约俗去发挥它的一种道德指引的作用。

法治就是依法治国，指依照当前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实现依法治国，所以法治是社会控制的一种被动模式，是人们通过法律治理国家达到理想社会的一种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要遵守法律，它是一种强制性制约机制。1.3德治与法治的特征

德治是人们关于人们关于善恶、荣辱、公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德治主要是通过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德治着重的是人们内在的自律，强调的是人格塑造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德教是使人扬善弃恶的基本途径。儒家的仁政思想最能体现这一人生境界的升华。道德是一种思想境界，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助推器”。当然从自我发展来看，主要就是人格的自我完善和思想境界的不断升华。

法治是依据现有国家法律法规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法治是需要强制实施的，是不可触碰的底线。有了法，这就使得一些逾越、违背了这一底线的不法分子得以受到惩处甚至为其过失的行为付出更高的代价。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启了崭新征程。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二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德治与法治虽同为治国方略，但二者却又不尽相同、区别甚大。法治侧重于“治法”，而德治却是侧重于 “治人”，所以就事实而言，“治人”应大于“法治”。法治是依律法而治，德治是依道德而约；律法只能约束外部行为，而道德却是可以从内部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行为，可以更加直观的体现出来。所以自认为德治与法治应有外在区别与内在区别。2.1德治与法治的外在区别

德治主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族美德、个人品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德治是根据善恶、荣辱、公私、美丑等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教育力量等来影响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法治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法治按照合法与否的标准来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

但是，在真正的法治建立起来之前，德治作为一种社会的调控的手段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其作用在于：有利于良法的建立和运行;有利于消解重刑主义的偏见;有利于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有利于提高全民的道德素养。[1] 2.2德治与法治的内在区别

 德治是一种软约束；法治是一种硬约束。

 德治强调思想道德的规范作用；法治则强调法律的惩治作用。

 德治以说服力和劝导力来规范人的行为；法治以其强制力规范人的行为。对抑制、防止犯罪行为而言，德治重在治“本”，法治重在治“标”。以德治中的“德”这是一种主体内存的软性的约束机制，以“扬善”为重要的目标，而依法治国的法，指的是强制性制约机制，它以“抑恶”为重要的指向，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必须实现“扬善”与“抑恶”的有机统一。

三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法律与道德，历来是建立公序良俗、和谐稳定社会的两个保障[2]。德治与法治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它们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并驾齐驱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3.1德治与法治的基础关系

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是以德治国的补充与重要保障。德治着力于通过提高人们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法治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实现人的文明行为；德治通过不同的个体来营造社会的良好氛围，法治则是通过建设群体文明震慑个体不法行为；德治侧重于人的义务行为意识，而法治则是通过强制维护权力，强调人的权力意识；二者可谓是各司其职又相得益彰。3.2德治与法治的特征关系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根本指针。[3]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需要，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核心内容、主要手段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了道德建设的意义。他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在现在这个社会，人情味变得越来越少，轰动一时的“小悦悦”事件更是对全民道德的考验，我们要呼吁社会，在这个法制逐渐健全的时代，道德不能丢。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听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家富的《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讲座后，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对“依法治国”的内涵、基本要求、现实意义作了说明，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加强法学和法律知识的学习，掌握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本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为坚持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两个理念的提出以及对两者互相关系的阐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国家管理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举，是对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创造。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古今中外一切治国经验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这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4]

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族美德、个人品德，即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件的支撑作用。这就可以看出我们党也是非常重视德治与法治的，德治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德治是立法和执法的基础。

依法治国对道德建设起到了保障和促进作用，统筹兼顾德治与法治顺应了时代要求，发展实际，可以将法律的规范作用和教化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切实做到刚柔并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3.3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重要性

道德与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补充。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紧密结合起来，统一发挥作用。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德治的补充与重要保障。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若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结

论

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德治的补充与重要保障，在我国社会主义飞速发展的今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奋斗的今天，在社会建设当中我们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德治，一手抓法治，要坚持德治与法治并行前进，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且二者缺一不可。从自身做起，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努力提升自我道德观念，升华思想境界，奉德守法，严以律己，以自我行为影响他人，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献上自己的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周永坤：《寻求宪法原则下的德治》，《法学》，2002年第4期。[2]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3] 魏志明：《关于法治和德治的辩证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4卷第7期15页。

[4] 贾应生：《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篇2：简述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从外面的力量、从强制的角度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话，以德治国就是从内心、从人的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的实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的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的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的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的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的关照，我们缺少道德的支撑。

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的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有着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量和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的功能，实现它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法治和德治是人类管理社会和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其中，法治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的调整，是对道德力量的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的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的社会关系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是一个交互演进的过程。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的任务。”

「1」“法律的最终目标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的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的真正松弛和堕落的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的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总方向，并使共同的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的充分实现。”

「2」 道德是法律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二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没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为社会组成部门，而仅仅是写在官方文件上的词句，只显得空洞且与社会无关。”

「3」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但是，法律本身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是以国家意志和全民必须遵守的姿态出现的，它直接干预人们的行为，它只要求对人们的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违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应的评判；道德属于思想范畴，而思想问题是不能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来解决的，它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来实现干预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的评判要求比法律要广泛得多和高得多。这告诉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把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律的充分实现必然会提高一般公民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水平，反过来，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会促进法律的制定和实现。我们在创建社会主义文明法治环境中，必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别

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区别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中看出，即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非常明显：法律由国家制定和实施，道德则通过人的内心信念、信仰及社会舆论来实现；法律具有确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惩罚方式则主要依据公共舆论、不赞成、嘲笑和摒弃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团体之外。„„法律与道德在客观性及执行方面的区别表现在：法律着眼于行为，而道德着眼于意志和感情；法律规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道德准则则因人、因环境而异。”

「4」 “法律规定一般来说总是避免涉及良心的问题，不过问其意图如何，而只考虑其行为和态度；与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选定的范围则是意图。对法律来说，‘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然而，反过来人们可以说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强制性。违反一项道德规范可以招致指责，这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指责，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毁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杀。但是，它毕竟不如公众权力的行为，如刑事判决那样在有关人员的身上打上烙印。” 「5」从《法律基础教程》和《思想道德修养教程》看，德治强调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法治则是强调公民意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公民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遭受损失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国家赔偿。德治要求人们多尽义务、多奉献；法治则要求人权保障，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德治要求发扬传统美德和老一辈革命传统，而法治要求遵循现行法律和法治与国际接轨。德治从治心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执行的标准有点空洞，不便于操作；而法治从治行为的角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执行的标准就是法律，明确具体，便于操作。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早在西周时，“德”就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导方针。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礼”和“刑”在适用上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德刑关系上实行德主刑辅，并把《春秋》作为决狱的依据。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点是“一准呼礼”。其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明朝在德法的关系上采用“刑乱国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但并不放弃德礼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贯彻了“详译明律，参与国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延续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历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思想。其结果是：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等同起来。

在现代社会，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补充。强调以德治国和以德育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沦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是个人健康成长和国家繁荣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体现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健全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虽然严密，但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因为违反法律的行为一般是违反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的行为，但不能由此认为一切违反道德的行为就是违反法律的行为。法律行为与道德行为，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法律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道德一般强调的是义务。通过道德的义务推动法律的实施。以人作为主体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强制性。无论道德和法律，既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也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但法律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外部活动，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他律；道德侧重于调整人们的内心活动，一般体现为社会舆论的谴责，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强制性的管束，道德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和社会舆论的外力作用于内心活动。内外结合，方可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现实社会还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现象，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个人的遗传天赋、聪明才智等等在事实上还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会中坚持正确的道德导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才能使社会稳定有序和文明进步。

法律的基础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归宿是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畴。法律实施的过程是个机械过程，它必须以道德作为基础。而且，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道德不具有国家强制性，而是基于个人的自主的创意和决心规范自己意志以及人们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则，它主要诉诸良心，明辨善恶，是居于人的内心自律。“法律不考虑潜在的动机如何而要求对现行规则与法规进行外部服从，而道德则求助于人的良心。道德规则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首先是根据伦理责任感-而行为，它还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

「6」法治的实现只有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体现在法治的活动中，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协调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内化力的支持，让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会成为可能。一般地说来，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要比法律广泛。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而德治的落脚点在于人心，在于人的思想自觉。法律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道德是指导和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对独立性是道德的社会价值能够发挥出来的前提。道德建设中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方针，依靠教育、引导、培养和熏陶，辅之以相应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法规约束，努力倡导和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大力倡导社会文明新风尚，逐渐形成和确立以思想道德教育为内容，以排解引导为桥梁，以阵地建设为依托，以强化管理为手段的新机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再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改变人们的旧习惯，推动社会的不断文明和进步。

三、社会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统一。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

「7」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主要表明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的密切关系。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或法治。法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起着引导、促进、保障和制约作用。法律确认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纠纷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虽然法律对经济和社会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律是概括的，它为一般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和模式，而实际生活却是具体和千变万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8」法律的这些缺陷，弥补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渗透于经济、政治、行政、文化、教育、习惯、传统和舆论的思想观念和准则。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适的人正确地去执行和适用，如果一个法律工作者不具备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确执行与道德紧密联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难想象法律会得到有效实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风尚，没有他们对任何违法行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实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会成员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平，就会做出不违法却又有害于社会公德的行为，影响社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最后要提及的是，官僚腐败的滋生，一是法治观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认为法律是”专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约束下降，心理防线溃堤。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和法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法律推动和影响道德的发展，通过道德推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并弥补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治理社会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圣经》，法律管行为，《圣经》管灵魂和内心。“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通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影响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国，治理社会靠的是综合治理。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改革由经济改革向经济、社会、政治以及伦理文化的综合改革发展。对市场经济的整体道德评价转向对市场中的道德秩序与行为规范的关心和评价，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会和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既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我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人们的自立、竞争、效率和开拓创新精神，但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道德中来。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其原则就是要求等价交换，即交换的商品应是货真价实和双方的互利互惠，同时又绝不允许搞权钱交易。我国目前社会面临的状况和带来的问题首先是信用危机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在宏观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乱”来增加财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库，乱发奖金；社会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社团）一方以各种偷逃税方式来转移和隐瞒利润。在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之间利用“双轨制”长期存在的条件，大规模地、非法地侵占和转移权益，“三角债”是最突出的表现。在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人员利用国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赋予他们的“自主权”，为个人谋取利益；劳动者则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极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扩大化，而国家又使劳动者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下岗，其利益受到损害。这样，一方面，信用问题几乎遏制了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对信用危机一致谴责，建立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需要。

其次是单纯谋利的动机和取向问题，表现为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再次是不择手段问题，表现为把致富与商业贿赂、商业欺骗、商业投机、商业偷窃和掠夺性开发经营；又次是对经济利益的态度问题，表现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不对等交易和强制性签合同等；还有就是“搭便车”或“无票乘车”问题。不少人仍抱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使得国家权力被滥用，社会上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现象屡禁不止，虽然采取多种措施，但各种职务犯罪行为仍然甚嚣尘上。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在于，社会组织和个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经济行为之网，对应当遵从的道德规则失去信任，将以不道德手段谋取利益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对此现象，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对一般的问题显得苍白无力。因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全面的“系统整合”阶段，而全面的市场整合需要全面的伦理道德建设为基础，制度整合更需要以伦理道德观念整合为必要条件，社会对规范的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观念的呼吁已经越来越强。

全社会要共同行动，齐抓共管，协调一致，发挥法律的权威作用，发挥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级人大要发挥权力机关的主导作用，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力，加强监督，特别是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积极适应形势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抓紧制定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为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执法机关要按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要求，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同时通过各种具体的执法活动，把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融于各项具体政策中，融于社会的各项管理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全社会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顿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创建社会主义文明的法治环境，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四、德治应与法治的协调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主导的“自然道德”传统已经崩溃，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体系也因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而失去其社会约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论为基础的“德教为先”思想涵盖从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内容，是与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国方略紧密相联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的思想。其优点在于强调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须教化的，这种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会公德，其缺点在于它的立足点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对封建统治者安分守己，顺从封建专制和等级剥削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的道德同传统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服务，在于通过道德和法律两种手段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有权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满足；道德规范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规定个人应尽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能够生活在一种实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环境和法治环境中。

篇3：简述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一、会计职业“法治”与“德治”的概念

关于会计职业“法治”与“德治”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但是,我们知道,会计法律规范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的,关于会计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总称。会计职业道德是指在会计职业行动中应当遵守的,体现会计职业特征的,调整会计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从会计法律规范和会计职业道德的概念中我们可以初步认识到会计职业“法治”与“德治”概念的一些内涵。笔者认为,会计职业法治,是指通过制定会计法律法规来规范会计行为,治理会计工作,维护会计秩序。会计职业德治,是指通过加强会计道德建设来规范会计行为,治理会计工作,维护会计秩序。

二、会计职业“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会计职业“法治”与“德治”,孰轻熟重,熟优熟劣,争议已久。笔者认为,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实际工作中,二者是不能绝对的分开的,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不能说二者孰轻熟重,熟优熟劣。二者既有各自的优势,又是相互联系的。

1.二者有各自的优势。会计职业“法治”的优势在于:会计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要求会计人员“必须这样做”,具有鲜明的强制力。会计职业“德治”的优势在于:会计道德具有内在控制力,可以约束会计人员的内在心理;具有更高的目标,要求会计人员“应该怎样做”;具有更广泛的调整范围,贯穿于各会计主体的会计活动之中。

2.二者是相互联系的。(1)二者可以相互转换。最初的会计职业道德就是最初的会计职业习惯,后来制定的会计法律规范吸收了这些会计职业习惯,便形成了会计法律规范,而会计法律规范转化为会计职业道德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 (2)二者在作用上相互补充。会计职业“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会计法律规范中含有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容,同时会计职业道德中也包含会计法律规范的某些条款。(3)二者相互促进。第一,会计道德对会计法规起到补充作用。会计法规能规范一切会计行为这当然是理想的,但现实却做不到。因为会计行为因不同的会计主体而具有不同的表现,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制定出规范所有会计行为的法规出来。真实的情况是:很多不良的会计行为,会计法规是无法规范的。但是,如果对这些不良的会计行为不加规范,最终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将会受到破坏。对于会计法规无法规范的会计行为,只有用用会计道德去规范它,良好的的会计道德气氛和会计道德舆论才能建立,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才能得以维护。所以,会计道德能够弥补会计法规的不足,会计道德对会计法规起到补充作用。第二,会计法规对会计道德起到保证作用。会计道德尽管可以制定出若干“条条款款”来,但可能“挂一漏万”。 它与会计法规相比,仍是没有非常具体、明确、量化的表达方式。没有非常具体、明确、量化的表达方式的道德,用来惩罚不良会计行为,难免处罚尺度会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而会计法规以其明确性、具体性、量化性著称。如果将最基本、最重要的会计道德具体化、制度化、明确化后上升为会计法规, 再通过司法活动使这部分明确了的会计道德标准取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以强制形式来推进会计道德建设。

三、规范会计职业行为需要“法”、“德”并用

通过分析会计职业“法治”与“德治”的概念及其关系,笔者认为,规范会计职业,“法治”和“德治”都不能偏废。只有 “法”、“德”并用,会计行业才能规范有序。

1.完善会计规范。中国的会计法律制度由会计法律、会计行政法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定、地方性会计法规构成。会计法律是会计法律制度中层次最高的法律规范,是制定其他会计法规的依据,也是指导会计工作的最高准则。目前,中国的会计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这两部法律都是上世纪制定和修改的,许多内容与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必须及时修改完善;会计行政法规是指由国务院制定并发布, 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拟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的调整经济生活中某些方面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例如《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总会计师条例》等。这些行政法规制定时间也较久远,应该补充完善使之与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接轨;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包括会计部门规章和会计规范性文件,如《企业会计准则》、《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等。这些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有的近年已经修改完善,但有的尚未修改;地方性会计法规各省、市、自治区内容五花八门,质量高低参差不齐。

2.健全监督体系。会计监督体系是指由若干具有履行会计监督职能的组织机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包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三个部分。单位内部会计监督本质上是一种内部控制制度,是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会计监督体系的基础。政府监督是政府主管部门(或授权国家审计机构)与其他相关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监督行为。社会监督是企业管理部门、董事会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实施的监督行为。目前, 中国三个监督体系尽管已经建立,但都尚未健全,漏洞百出, 有的监督形同虚设。必须加强中国会计监督体系的建设力度,确保监督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质量到位。

3.营造会计环境。影响会计发展的环境因素有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有:经济环境因素、 政治法律环境因素、文化教育环境因素,科技管理环境因素等。内部环境因素主要是经济主体领导对会计的重视程度。 外部环境因素固然重要,但从微观角度来讲,经济主体内部的环境因素对会计人员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因此,会计人员素质的高低、会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整体管理水平的高下等内部环境因素对规范会计管理,完善会计组织,提高会计管理水平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与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共同和长期的营造相比,良好的内部环境只需要企业、领导和会计人员进行营造。特别是领导在营造内部良好的会计环境上负在重要责任。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坚持原则,保证会计人员工作的独立性,不对会计人员施加不正当的影响,良好的内部环境才能建立。

4.强化职业教育。一方面是强化会计法制教育。通过会计法制教育,使会计人员掌握会计法律法规,知道哪些会计行为是可以做的,哪些会计行为是不可以做的。另一方面是强化职业道德教育。通过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会计人员对会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会计职业道德,真正从内心深处增强对会计工作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篇4：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关键词：德治；法治；德治与法治

一、德治与法治的形成

（一）德治。德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最早形成德治的时期是在西周。西周完成了早期中国社会的统一，确立了礼的制度，正是这种礼才使刚刚完成统一的封建社会有了初步的稳定。礼制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在每个人的内心中确立了一种服从的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以皇权和父权为主的社会制度，为当时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了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也就随之繁荣起来了。

（二）法治。法家的思想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发展，由于当时处于礼崩乐坏的时期，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法家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派。商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他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当时也是十分先进的。

二、道德与法律的差异性

德治的基础是以道德作為治理国家的依据，而法治是以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那么二者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道德和法律的区别。

（一）表现的形式不同。法律的表现形式多以文件性的形式出现，比如法律法规，各种不同的规范等，更多的是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并且，法的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道德则是以“社会意志”出现的，其形式主要是社会舆论，道德规范结构不如法律规范结构严谨。

（二）违反的后果不同。违反具体的法律将承担法律责任，将会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与法律不同的是，违反道德受到人们的蔑视。违反道德的后果是由社会直接实施的，不像法律制裁那样需要经过特别的程序并有特定机关实施。

（三）调节人们行为的方式不同。法律是通过具体的规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法律关系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而道德则主要是通过历史传统文化影响为人们，让人们通过一定的规范行为来生活，这样就在人们中间建立起以义务为纽带的道德关系。法律是通过权利和义务双向调整人们行为的，而道德则是以义务为调整重点的。

（四）调整的对象不同。法律只针对人们的外部行为，而不管人们的内心想法是什么，内心的恶并不是法律调整的范围，法律只针对行为采取相应的对策。道德直至人们的内心，道德要求人们从内心就要符合一定的标准，不能有恶的想法。

（五）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同。法律规范体系，横向构成是不同的部门法，纵向构成是具有不同效力层级的规范，这样的交叉纵横结构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法律规范网。而道德规范体系则是由具体的道德规范直接组成，并不存在像法律体系那样严密的制度性结构。因此，法律与道德相比具有更强大的组织功能。①

三、德治与法治的基础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主要是二者的依据不同。

（一）德治的基础。德治则不同于法治，德治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伦理文明的理论基础。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对性善论作了充分的论证。他认为，人与生俱来具有“善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②因为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他们做的事也都是善良而不是充满纷争的事，由此也可以推出统治者内心也是善良的，因此他们会爱百姓，因此而实施宽厚的法律措施。整个社会就是太平和稳定的。德治究竟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好处呢？孔子对德法治理的效果进行了比较“道德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段话不仅比较德治与法治的不同结果，更指出了德治的结果与法治的结果在对于人的期待性方面是具有一致性的。治国的目的在于推进人的善的本性，而不仅仅限于对行为的规范。

（二）法治的基础。法治理论的前提是“人性恶”`，每个人的内心都是邪恶的，需要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不去实施恶行。除了柏拉图以外，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大多数西方思想家都接受人性本恶的观点，因此认为需要具体的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西方法律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法治基本上约束的都是百姓，就是具体的人。与中国传统法治不同的是西方的法治，不仅将每个具体的人看成是需要约束的对象，掌握公共权利的政府更是如此，虽然政府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但是正是政府需要人来行驶具体的权利，因此，行对于个人行为，政府的公权力的行驶更加需要进行规范。因为人心具有不稳定性，随时可能会受到诱惑而去做不利于他人的事。掌握公权力的人更加危险，因为他们受到诱惑危害公共的利益，将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因此法律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具体的约束，并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使他们的内心产生恐惧。同时这种约束又是明示的，即只要不违反规则，做其他任何事都是可允许的。

四、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相互转化

正如博登海默曾经说过的那样“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所以道德和法律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

（一）道德建设的法制化。道德建设的法制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体现了一种社会在发展中的逐步的融合过程。但并不要求所有的道德建设内容和建设过程等都要成为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而是将那些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内容，经过一定的程序表现为法律的形式，并以制度和法律来保证道德建设的规范性、长期性和稳定性。

（二）法制建设的道德化。与道德建设法制化相对应，法制建设也在趋向道德化。道德约束的范围更加广泛，法律不能像道德一样将约束的范围扩充的太大，因为法律的违反后果较为严重，其不利后果是将会收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因此法律的调整范围不宜过宽。但是面对社会层出不穷的问题，很多问题光靠道德约束并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这时，法制建设的道德化可以约束那些行为，为道德的遵守也建立一个良好的屏障。并且，法律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其本身就蕴含着道德的因素，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法律的运行方式与道德的运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性。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不能单单只依靠单纯的法治或者是德治。中国的古代社会以德治为主，将很多道德层面上的东西上升到了制度层面，使得社会越来越封闭，人们越来越不自由，生活太过拘束而压抑了创新的思维，从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如果仅仅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的话，又会将法律从实际生活中分离出去，没有生活气息而显得日益冰冷。所以，道德和法律要相互结合来治理国家。德治是法治的基础，也是法治的前提。一个让大部分人都认可的法律条文必然是符合大家共同的价值观，而大家普遍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的道德。法律是最底线的道德，道德不仅约束人们严重违法的行为，更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道德的约束更为细致，法律约束着人们最基本的行为不触犯整个社会的底线，但是，法律不应像道德约束人们行为般那样细致，法律应该是简单而朴素的，因为违反法律会受到国家的制裁，违反道德只会受到他人的谴责，与国家制裁相比较轻微。所以，德治和法治应该紧密结合，这样既不影响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又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注解：

①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9.

② 孔子、孟子.四书五经[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9.

篇5：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论文

一、“德治”的重要性

“德治”是中国古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张，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种“思想”，是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

在治国方略上，董仲舒力主“德治”。董仲舒主张的“德治”，其内容包括“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等几个方面。董仲舒善于从自然法则中去寻找其主张的依据，对于“德治”也是这样。他把“法治”、“德治”比附为自然界的“阴”、“阳”关系，而“阴”、“阳”的取舍则是由天意决定的。他认为天意喜爱“阳”(“德治”)而厌恶“阴”(“法治”)，“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德治”是高贵的，“法治”是低贱的，这是上天的规定。统治者秉承上天的意旨来统治人间世界，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传》)，因此圣明的统治者必须“任德而远刑”(《天辨在人》)。

董仲舒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它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身之养重于义》)在他看来，施行“德治”，仁政教化大行于天下，违法犯罪的行为就没有了;没有违法犯罪，就不用刑罚，于是天下太平，这不是“大治之道”是什么呢!“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保位权》)。

二、“德治”、“法治”都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手段

董仲舒主张“德治”，但实际上他并非完全否定“法治”的作用，而认为二者都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从他的阴阳、天意学说来看，“德治”、“法治”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阴阳义》)。他还把“德治”、“法治”比喻为自然界的春、秋，说“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天辨在人》)。就象一年四季不能没有春、秋一样，“德治”、“法治”也同样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要“德治”、要“法治”都是天经地义的。

也许董仲舒认为他的“德治”、“法治”并重观点，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是在他的阴阳和天意学说中;但在今天看来，他最精彩有力的论据则是在他的“人性论”里。

董仲舒认为，人性从本质上讲是有所好有所恶的，即“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既然人性有所好有所恶，那么“设赏以劝之”、“设法以畏之”(《保位权》)无疑都是治国安邦的良策，“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四时之副》)。

他认为，如果老百姓没有好恶，那么国家的管理行为就会失去针对性。“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无以禁制，则比肩其势而无以为贵矣。”(《保位权》)可见人性好恶是国家施行良好政治的必要条件。正因为人性好恶是一种客观存在，“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保位权》)。在国家统治行为中，“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考功名》)都是及其平常而不可或缺的统治手段。

对于赏罚问题，董仲舒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赏罚要落到实处，要有可赏可罚的事实依据，即“赏不空施，罚不虚出”(《保位权》)，“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考功名》)。二是要把握好度，“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劝赏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恶，是以畏罚而不可过也”(《保位权》)。“罚”是老百姓厌恶而不乐于接受的，因此“罚”要适当，过份的惩罚会造成恶性循环，逼使违法者更加作恶。“赏”符合每个人的欲望，但“赏”也不能过份，对老百姓的欲望过分满足，他们就不会以此为贵，从而失去奖赏的作用，“故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保位权》)。

三、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虽然董仲舒认为“德治”、“法治”都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但在二者孰轻孰重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应该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德主刑辅”)，实行先“德治”、后“法治”的治理方法。

根据董仲舒的“德”、“刑”阴阳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王道通三》)，“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阴阳义》)。他认为根据天意的规定，“德”、“刑”之间有一个先后、贵贱和主次之分。“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计其多少之分，则暖署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基义》)万事万物都是阳为贵、阴为贱，“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而卑刑之心见矣。阳出而积于夏，任德以岁事也。阴出而积于冬，错刑于空处也。”(《阴阳义》)“而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基义》)可见圣人治理国家重“德”而轻“刑”，也同样是由天意决定的。

董仲舒教导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要先施教化，教化所不及者再用刑罚，而且刑罚要适中。他认为刑罚等强制手段是在完善了道德教化的基础上，用来惩罚那些不接受道德教化或经过教育而仍冥顽不化的犯上作乱者。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孔子就曾极力反对“不教而诛”的暴虐政策，“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

为什么要先“德治”、后“法治”呢?董仲舒认为，刑罚是被动的、治表的。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董仲舒传》，孔子语见《论语・为政》)只用政令来开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虽然能避免犯罪，但人们并不觉得犯罪可耻，因为刑罚没有强人为善的力量，只能消极地禁人为恶。为什么先秦法家一味强调和实行“法治”，结果并未消除犯罪，就是因为只有“罚”而无“教”的缘故。使用过重的刑罚，只会使犯法者越来越多，造成社会**。“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阳尊阴卑》)如果国家举办各种教育，“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那么虽然“刑罚甚轻”，仍“禁不犯”(《董仲舒传》)。董仲舒总结历史上的治国经验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精华》)在儒家尤其是董仲舒看来，刑罚只是教化的辅助手段，而且其主要作用还在于促成“德治”，“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辅也”(《天辨在人》)。

篇6：德治与法治的比较研究（共）

内容摘要„„„„„„„„„„„„„„„„„„„„„„„„„ 2 一．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2(一).德治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2(二).法制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3 二．“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4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5 三．德治与法制在中国的实践„„„„„„„„„„„„„„„„ 6 四．结论„„„„„„„„„„„„„„„„„„„„„„„„„ 7 参考文献 „„„„„„„„„„„„„„„„„„„„„„„„ 7

德治与法制的比较研究

摘 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治”与“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过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德治和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一样，不可偏废、缺一不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在功能上都是有其短板。当法律失效的时候，道德就派上了用场；反过来，法律的不可替代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法律并不能代替道德，家长里短很难诉诸法律来解决，俗语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道德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法律，本文重点对“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进行了简述，其中包括了“德治”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其次阐述了“德治”与“法治”在我国的具体实践，最后总结出处理“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必要性，“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最后论述了结语。

[关键词]法治

德治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辩证关系

一、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一）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论语·为政》记录了孔子这样一段言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以“德”的原则为政，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子产作为成就卓著的执政者，也曾经发表“为政必以德”的主张（《史记·郑世家》）。可见，在相当久远的年代，“为政以德”的思想，不仅已经形成政治理论，而且已经影响政治实践。北魏时期一位“以文武才策，当军国之任”，史称“纬世之器”的官员邢峦在奏言中有“昔者明王以德治天下”的说法（《魏书·邢峦传》），更明确地强调了“为政以德”，其“政”在于治国、治天下的主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大上以德抚民”的说法，强调最高境界的政治成功，是依靠“德”的宣传和实践，来实现民众的顺从和社会的安定的。孟子强调“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庄子强调“以德为本”（《庄子·天下》）。《管子·兵法》说，“通德者王。”《旬子·议兵》说，“以德兼人者王。”虽然诸子百家政治立场不同，文化倾向各异，但是对于“以德治国”的原则，看来多是赞同的。汉初有的政论家还指出，“有德”和“无德”，可以导致政治的成与败并分别至于极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德”，长期被看作管理国家、统治天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法宝。唐初名臣魏徵曾经指出：“德”对于治国来说，是政治“根本”，是政治“泉源”（《旧唐书·魏徵传》）。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执政阶层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以德治国”，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之一。

回顾历史，应当说，所谓“德政”与暴政相比，确实可以给予民众以较宽松的生存空间，给予社会以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历史上多次形成的被标榜为治世之典范的所谓“盛世”，常常是执行“以德治国”或者接近“以德治国”的原则而得以实现的。《史记·孝文本纪》中这样赞美文景之治的成就：“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新唐书·太宗纪》中如此颂扬贞观之治的成功：“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都发现和总结了“以德治国”的历史经验。

然而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往往应当穿破表面透视其真质。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现象更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以“德”为标榜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回顾中国政治史，也可以看到明暗两样的“以德治国”。

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外戚王莽在复杂的贵族宗派斗争中，运用矫情伪饰的手段取得高位，后来成为新朝的皇帝。王莽在六十八年的生涯中，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政治表演。他的人生轨迹，表面看来，是始终遵循“德”的原则的。《汉书，王莽传》正文中所见“德”字多至93例。所见“威德日盛”，“功德烂然”，“圣德纯茂”，“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等等夸诩与阿谄之辞，充斥其中。尽管他的言行时时处处以“德”为标榜，但对照当时的黑暗政治，可以透见这种宣传的虚伪与无聊。直到民众起义的烈火燃烧到宫中，王莽仍然模仿孔子故事，宣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对于这种借用“德”以自欺欺人的伎俩，后世的历史评论家曾经轻蔑地斥之为：“笑话!”(［明］李贽：《史纲评要》卷九）

回顾历史，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

（二）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中央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集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

二、“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 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某些严重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三.法治与德治在中国的实践

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在政治方面，小康社会就是要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政治体制本身，同时也与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当代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是一个政治转型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或者说如何引导社会转型的问题。国家治理方式包含法治和德治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实难取舍。现代国家治理形式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德治向法治再向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过程。江泽民同志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的执政党在国内外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的正确认识，也是对执政党治国方略的完善与创新，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为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要求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指明了方向，也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习近平强调,我们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规范司法行为,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期待。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并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再次强调,我们党是执政党,坚持依法执政,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作用。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

四．结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治和德治 “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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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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