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利润分配的程序

2022-08-16

第一篇：简述利润分配的程序

向境外股东分配利润付汇的操作程序

2009年，我国出台了很多规范非居民企业的税务管理政策，向境外股东分配利润过程中，也有很多新的变化，包括如何申请享受税收协定优惠税率、如何办理税务证明等。

外商投资企业在会计终了后，向境外股东分配利润的流程如下：

1.董事会制定润分配方案 → 2.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 → 3.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扣缴税款登记 → 4.申请享受税收协定的优惠税率 → 5.扣缴税款，取得完税凭证 → 6.先国税，后地税申请开具《税务证明》 → 7.提供材料办理付汇手续

1.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扣缴税款登记

对于非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根据国税发 [2009]3 号规定，实行源泉扣缴，扣缴义务人需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相关材料，办理扣缴税款登记。

2.申请享受税收协定或避免双重征税安排规定的优惠税率

非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境内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按照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股东所在国或地区与中国签署的税收协定或避免双重征税安排有规定更优惠的税率，可以申请享受协定优惠税率。例如香港企业如果直接拥有境内被投资企业至少25%股份的，可以享受5%的优惠税率。

境外投资方要享受协定优惠税率，需向税务机关提交相关资料提出申请，经审查确认后才能享受。具体办理程序可浏览《非居民企业如何申请享受税收协定优惠》。

3.申请开具《税务证明》

根据汇发[2008]64号文规定，向境外支付股息、红利、利润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单笔支付等值3万美元以下的，无需申请开具《税务证明》，可以直接对外付汇。

企业需要注意的是，免予开具《税务证明》，不代表可以免予征税，如果被投资企业没有按规定扣缴税款，存在税务风险。向境外单笔支付等值3万美元以上(不含等值3万美元)股息、红利、利润等权益性投资所得，需要按照国税发[2008]122号文的规定，提交相关资料，先向国税，再向地税申请开具《税务证明》

相关链接：关于印发《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出具税务证明管理办法》的通知

4.提交相关资料办理付汇手续

根据汇发[2002]29号、汇发[2008]64号文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汇出利润、股息、红利，需提交以下材料：

(1)书面申请

(2)《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 (3)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书

(4)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以及相关利润或股息、红利情况的审计报告 (5)单笔支付等值3万美元以上(不含等值3万美元)的，提交《税务证明》。

注册资本未按合同约定足额到位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得将外汇利润、红利汇出境外。因特殊情况不能足额到位的，经过审批后可按实际到位的注册资本金的比例分配所得的利润、红利汇出境外。

※※※理道原创，转载请注明摘自“理道”※※※

第二篇：国企利润分配政策思路和分配法治化的探讨

贾康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国企利润分配的政策思路，但实际上是想最后引出应强调的一点：作为研究者我认为现在仅从政策层面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够适应现实生活的发展了，但这个事情据我了解，决策部门、有关管理部门最初考虑时确实主要是从政策角度切入的，到现在为止也还主要停留在政策层面上。

刚才盛洪和江平老师的发言我觉得都讲得非常好，盛洪对从80年代初以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做了比较清晰的回顾，江老师从我们应当要求的法治化、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视野看待这个问题，指出了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它。

两步利改税后的国企利润上交

我们国家在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时候，正像盛洪所说的，一开始是把原来所有国有企业利润统统上交这样的办法，纳入分权制改革轨道实行减让，国有企业里首先实行的是企业基金制度，即企业在销售收入里提取一定比例形成基金，很快又转成了利润留成，利润留成有多种形式，其后很快又进一步推到了两步利改税。

两步利改税的完成形式，是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也必须上交法定的各种税收，包括所得税。这在改革的进步意义上，在当时阶段的突破性上，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它也有一个局限，即怎么处理各个国有企业由于非主观因素造成的利润高低悬殊，只好在后面跟上一个调节税，这个调节税是一户一率确定的，名义上叫税，实际仍然是利润上交。但在当时的理论解说上，一般的研究者和政策部门都不强调调节税的利润上交性质了，只是说我们终于完成了利改税，国有企业也要上交所得税了。但80年代后期也有一派意见，明确提出企业交税和交利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因而有了“税利分流”的思路和试点。

后来在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当时决策层的主要领导同志感觉相对规范的税收调节不足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样真正搞活国有企业的问题，1986年的价税财联动方案便最后搁浅、作废，1987年开始转入全面地推行企业承包制。承包之后就不再强调税和利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分流处理了。企业承包有不同形式的探索，当时华生等研究者主张的资产经营承包制，里面特别强调了资产收益问题，这种探讨很有启发性，但没有成为主流。分税制实施后的国企利润上交问题

在回顾里可以看出，在企业改革中间切入税利分配问题是基于非常迫切的现实需要，有关的方方面面把它作为政策问题讨论来讨论去，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可知这是不可避免的。到了1994年实行分税制，又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我个人一直评价它是中国财政改革及其与整体改革配套的里程碑式的改革事项。分税制终于对承包制做了制度安排上的否定，政府企业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化处理，就可以跟市场经济接轨了，当然对承包制也不能完全否定它在当时阶段上过渡的作用，但全按承包制是搞不了市场经济的，必须走到相对规范的、有可能发展到更法治化状态的税利分流状态。

1994年以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利润上交的统计数据呢?当时财政部有关业务司局起草了关于分税制之后企业怎样处理利润上交问题的文件，但正好碰到国有企业普遍非常困难的局面。朱镕基同志作为一个政治家，为实现历史性的变革，他做了认为必要的妥协，包括以1993年为体制基数问题，向地方做了妥协，才最后保证了分税制在1994年能顺利推出。在这个背景下，领导同志说既然国有企业普遍困难，作为一种让国有企业休养生息、扩大再生产的考虑，利润上交的事情先不要特别强调。结果所有的国有企业，不论是真的过不去，还是假的过不去，都处理成一分钱利润也不交就可以过日子。

从后来的企业利润数据来看，在2002年“三年脱困”见眉目之前，国有企业总体而言利润部分的数量表现是不太大的，但是以后这个利润部分迅速上升。在做这个回顾时，把上述政策色彩很浓厚的处理过程总结起来，我们也注意到它还有理论上的解说。关于理论认识的比较简明的归纳，是一开始就强调要下放权利，而且认为实行权利下放，不能简单地只下放到地方政府，一定要下放到企业，以真正搞活企业。权力下放到企业，引出了所谓政企分开的认识，政企分开的认识又进一步延伸到必须政资分开的认识，即不光是政府和企业要分开，政府和出资人在行使权利上也要分开：政府凭借社会管理者的政治权力所应征收的税收和凭借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出资人)的身份所应收取的资产收益，也应分开，因而要建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才能处理好中国改革必然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建设问题。现在国资委是管理体系中国资出资人代表的身份，真正的出资人则是全体国民和全国人大。

转型中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与国有资产预算框架建设

我们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立了当时的国资局，到了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时候把这个机构取消，事过5年左右新一轮政府换届以后，又按照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必然地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成立了国资委。这方面的理论解说我认为现在仍然是成立的，即不仅要政企分开，还必须把国家这样一个笼统的社会统治者和管理者，区分出它凭借着政治权利应该征收的税收和凭借着全民财产所有者代表身份、作为出资人身份所应当征收的国有资产收益这两个渠道、两种性质的收缴。

前面所说，都可以归结为政策思路探索的主要历史过程这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我认为从2008年开始的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框架，在政策角度来看，其稳定性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已经在讨价还价的历史过程之后，上升到公共预算制度创新、制度建设的框架上来安排处理国有资产管理中的国有企业利益分配问题。在这之前其实已经有一个前奏，就是因为200

1、2002年以后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明显好转之后，以特大型的中石油、中石化企业的收益处理这方面大家关注的问题为切入点，财政部经过一定的研讨、决策过程以后，开始征收特别收益金，就是说因有非企业主观因素的特殊原因，高额收益不能够完全留给企业，有一部分要上交到国库。有这种征收，实际上是将利润上交在预算框架里稳定下来的前奏，当然相应也有特别补助：国际市场上油价变化以后，当时大家也注意到、舆论界也沸沸扬扬讨论过，怎么看起来非常有钱的中石化还得到了特别的补助?就是因为当时的政策规定使购进的原油和卖出去的经过加工处理的成品油之间出现了价格倒挂。这些都是在逐渐进步的框架里所处理的事项。

现在越来越多地面对“规范的公共选择”的诉求

第三个层面，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政府的转型、财政的转型，不论从财政角度来看还是从财政配套通盘改革的角度来看，不可逆转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社会中的公民意识、纳税人意识、公众监督意识的觉醒和民主化、法治化理财的制度建设进程。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问题、国有企业利润上交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面对的是“规范的公共选择”的诉求。现在研究者、学者和专家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跟公众诉求相呼应，相融合、相推动的，而且客观地说，对于决策部门、对于相关业务部门考虑问题时候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这应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值得重视的、需处理好的带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新局面。

刚才江平老师说到了立法，从比较早的法制建设过程到新近还在讨论的有关政府和财政理财的法律，我知道可能还有更多一些与这有关，比如财政方面一直在讨论应该有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不排除来自国有资产的收益部分;还应该有社会保障法，在现在新的文件框架里，已经规定基本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有一部分可以来自国有资产收益，即有必要的时候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方调转。

国企利润分配领域的法制建设

第四个层面，要正面说到法制建设。如果做个展望的话，我觉得势必要在国企利润分配这个领域里，从政策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和宪政建设的层面。上次天则所讨论的时候，有些学者非常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个宪政问题，我赞成这样的认识，当然具体的表述还可以各不相同。我的感觉，在一般的官方文件里，现在还没有用宪政这个表述，但是非常明确地说要实行科学理财、依法理财、法治化、民主化，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央历次主要的会议和主要的文件都反复强调的。

从政策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法制层面、宪政层面来说，对比较理想的状态，现在只能做一个推测。我的展望是这样，在不断改进宪法这一根本大法和其下的其它各项法律的背景下和进程中，是不是在趋势上有可能对国有企业，从它的建立到它的运行，到它的利润分配，我们会越来越接近于市场经济比较成熟国家的那一套“一一有法案对应”的办法。说数量有限的国有企业是一般的国度都不能避免的，都存在的，但它的建立或它的存在必须对应于一个特定的法案。美国、加拿大的国有企业每一家都有它对应的法案，给它明确的法律地位，在法案里关于它的分配问题也在法的层面有一个透明、规范的确立，有了这种透明、规范的法律依据以后，还有公众监督环境，在公众监督之下走完整的程序来确定和实施收益分配问题，即它应该和实际上怎么样处理利润和资产收益。现在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作为一个远景展望，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样根本性、颠覆性的论点可以推翻我们值得争取的这种前景。

积极渐进的法治化和股份制、独资企业的处理框架

第五个层面，对于如何接近理想状态做一点评论。显然，上述比较理想的状态在中国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出现的渐变，总体而言值得肯定。比如现在的国有制经济框架里，大型国有企业在国资委管理的范围内已经收缩到150家左右(一开始接手的时候是196家)，现在的目标还要进一步收缩到100家以内，这就使接近理想目标慢慢的有了一种可能。如果漫天遍野都是国有企业，一家一个法案不可能，收缩到全国就这100家，就有可能逐渐形成一一对应的法案，但现在还不能要求一步做到。

关于现在的渐变：首先要肯定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相关文件里要求有利润上交，是渐变中进步的台阶，虽然5%或者10%的数量界限的合理性是非常模糊的，但是这个事情本身的定性意义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是重要的。再往下，我们对这样一个状态不能满足，应该在渐变过程中争取一些可能的更大步子的进步和可能的局部突变。比如我自己感觉，所谓出资人决定资产的收益分配，这可能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在已经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不论是国有控股或者国有参股，不论是相对控股或者绝对控股，无论怎么说它的收益分配已经有了现在走在比较前面的、执行效果也比较好的《公司法》、以及公司财务制度跟国际财务制度接轨的改革支撑，它们的收益分配处理问题，要按照股份制的标准化的形式处理，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所以在国有企业已经实行股份制改造的这部分，它的出资人代表就是它的股东代表大会和董事会，就应该通过股东会、董事会规范程序决定收益分配的问题。

那么还剩下一块国有独资企业问题。对国有独资企业的出资人怎么认识?我个人感觉不能仅仅满足于国资委作为代表，出资人的问题就解决了，国资委当然有国有资产对下授权经营的管理者身份，但是说到底对更实质的国有资产所有者实体来说，我认为国资委应该是受托于代表全民的立法机构，因为国有资产不可能直接一一对应全民，没法处理，就要有一个代表全民的立法机构，这个代表全民的立法机构在中国现在的框架里就是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再通过一定的程序，实际是授权于国务院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因此，我觉得独资国企的收益分配处理，除了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发挥作用之外，实体上它还应该上升到代表全民的立法机构层面，充分发挥出资人的作用。

就说这些不成熟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三篇：关于公司2016利润分配报告的议案

各位董事：

现拟订了广东嘉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报告，请审议。

一、利润分配的一般政策

1、利润分配顺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1)弥补以前亏损;

(2)按税后利润的10%提取法定公积金，当法定公积金已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50%时，可不再提取;

(3)提取任意公积金与否由股东大会决定; (4)支付股东股利。

2、利润分配说明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

3、股利的发放

公司本次发行后的利润分配报告与发行前将保持一致。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二、利润分配的原则

1、重视股东合理投资回报; 2、兼顾公司合理资金需求。

三、利润分配的方式

1、利润分配的方式

公司以现金利润分配为主，辅以股票利润分配股利。

2、现金分红的条件

公司进行现金分红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当年盈利，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 (2)当年盈利弥补以前亏损后，尚有剩余; (3)保证公司日常经营对现金流的需求;

(4)根据公司战略计划，保证公司下一个会计投资的现金需求。

3、现金股利占当期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比例

(1)公司按照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 10%(含 10%)发放现金股利。

(2)根据公司战略计划和下一个会计的资金安排，决定是否继续发放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

4、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

公司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载明的利润分配原则进行利润分配： (1)每的具体分配方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的经营计划提出，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2)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依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进行派发。

五、利润分配相关的信息披露

1、在公司报告中，披露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对于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公司还应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在本报告期的执行情况。同时应当以列表方式明确披露公司前三年现金分红的数额、与净利润的比率。

2、在公司半中，公司应当披露以前期间拟定、在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发行新股方案的执行情况。同时，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并说明董事会是否制定现金分红预案。

3、在季度报告中，公司应当说明本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议案待公司上市后，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对公司章程相关部分做出修改。

2017 年 6 月 23 日

第四篇：关于中外合资企业分配利润的相关规定

中外合资企业分配税后利润，分配给内资投资方，免交所得税，但需提供：股东会决议，章程、会计报表、税单、汇算清缴表；外资方需补缴10%所得税，但2008年1月1日年以前的不要交

新企业所得税法与旧法相比有很多地方都做了改动，原《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把税后利润汇出给国外的外国投资者这部分所得是免税的，而新法对此作了改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外资企业汇出的税后利润应按照外国投资者的收入全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按照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该外国投资者作为居民所在的国家与我国签订有税收协定，则按协定税率与国内法税率孰优执行。同时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四条的规定：2008年1月1日前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累积未分配利润，在2008年以后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免征企业所得税；2008年1月1日以后年度外商投资企业新增利润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如果有关贸协议的则按关贸协议所定税率预缴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