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作业

犯罪作业（共6篇）

篇1：犯罪作业

未成年人行为问题成因分析

学院：教科院

班级：1121

姓名：秦琼

学号：110920

43未成年人行为问题成因分析

摘要：当今,杜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社会日益复杂，未成年人出现行为问题机率增大，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针对未成年人行为问题成因,本文从未成年人自身、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对解决未成年人行为问题提出对策，防止行为问题的恶性发展，使未成年人健康全面地成长。

关键词：未成年行为问题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使得社会传统价值观念逐渐崩溃。面对日益复杂的多元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多元选择环境,未成年人在思想上的困感、观念上的冲突和心理上的失衡使行为问题日益加剧。未成年人行为问题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是一个杜会问题。

未成年人行为问题也称为“青少年学生的行为障碍”，指未成年学生在身心发展过程中，由于心理冲突、环境刺激或机能失调等原因而导致的偏离常态、违反社会规范的不良心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适当行为。[1]未成年人的心理发展正处于渐趋成熟的阶段，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和不稳定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相对于其他年龄阶段人员来说也更容易出现心理和行为偏差问题。已有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未成年学生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一项对全国 22 个省市的调查显示，我国儿童未成年人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2．97％，在人际关系、情绪稳定和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未成年学生问题主要集中在自卑、抑郁、浮躁、叛逆、嫉妒、自私等方面，由于心理问题而导致未成年学生产生了说谎、逃学、偷窃、暴力行为、离家出走、自杀等问题行为，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着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未成年人行为问题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如下：

主观原因：

首先,未成年人对个人的认知上存在缺陷。未成年人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经历着一个巨变,但由于其生理、心理发展的不平衡性,具体表现为心理发展相对滞后,加之思维的片面性,他们无法对自我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价,极易走向幼稚、荒诞的极端。他们有的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独断专行,听不进别人的中肯意见,有时即使明知自己犯了错也不肯承认,甚至明知故犯,一错再错,最终导致问题行为的发生;还有的就妄自菲薄,他们由于偶尔的一次不被社会、学校认可,就认为自己已经被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于是自暴自弃,并且把自己的蜕变归咎于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的种种不良行为不但毫无罪责感,反而认为是理所应当。

其次,未成年人对他人的认知缺陷。一方面,处于叛逆期的未成年人对父母、老师的教导大多持抵触、逆反的态度,有时,对于长辈的正面规劝甚至会产生敌对!仇恨的情绪。因此,他们拒绝听从长辈的建议,我行我素,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不以为然,并且很为自己的特立独行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随着自主空间的拓展,未成年人易于形成不良的社会交往,如遇到不法分子的教唆和诱导等"由于其年龄、阅历、学识的局限,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发展相对滞后,判断能力和自制能力较弱,往往容易混淆是非,不辨善恶,再加上模仿、从众的心态,未成年人很容易和这些不良团伙混在一起。

最后，未成年人自己的性格特征的影响。研究表明,那些具有人格缺陷和不良心理品质的人,对于社会环境中的不良信息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选择性,并通过进一步的强化和泛化作用而形成某些错误的社会态度、价值观、人生观等, 这

些观念在潜移默化中俯视着未成年人的心灵,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发生扭曲，促进了行为问题的形成。

客观原因：

1、家庭环境因素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其中,家庭的物质环境、经济状况、父母的职业、文化水平、期望水平、生活习惯、兴趣志好、父母的教育态度与教养方式、家庭的情绪气氛、家庭结构、亲子互动以及父母自身的官行等因素的不同组合会使每一个家庭呈现出独特的家庭环境,有力地影响未成年的身心发展,并且由于家庭教育和家庭生活的统一性,家庭的教育形响其有连续性和潜移默化的特征。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类学习多数情况下是在社会交往中进行的,是通过对他人示范行为的观察、模仿进行的。最初的杜会关系和道德关系,开初总是以父母的言行为榜样,以父母的情感、情操为认同的对象,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棋仿、同化、形成自己的行为习惯和道德信念体系。因此,父母的不良育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孩子偏差行为习得的反面活教材。因此,家庭结构缺陷、家庭缺乏教育能力、家庭教育方法不当以及有问题家庭等不良熏陶,都极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行为问题的出现。

2、学校教育环境因素

一是教师管教失当。教师过于放纵可能会让学生行为不检、散漫随便;过于严苛又会让学生恐惧学习或消极反抗,皆会造成师生关系不佳,进而班级气氛低迷,更谈不上学习效果。二是学校政策不佳。因升学率压力给予学生在课业上的过多负荷、教学内容索然无味而使学生抗拒畏惧,进而影响学生身心发展;法令不当、执法标准及教条内容不符合现时潮流,会造成学生压力过大及无所适从,也使学校对学生偏差行为的处理颇感压力及困扰。三是学校环境不良。如校园空气污染或噪音干扰,造成学生学习效果不佳;或都市地区空间拥挤,学生人数过多,无适合场所活动,也会使冲突增加,而导致问题行为的发生。

3、社会环境因素

我国社会正处于历史转型期,人们的各种行为规范、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等都受到新的检验和挑战,社会无序和失范现象普邀存在,如拜金主义思潮泛滥、贪污腐败现象、社会分配不公等种种不良因素的示范效应,为涉世不深的未成年行为问题提供了心理环境和社会土城。同时,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影响已经成为现代教育研究中的焦点。随着现代媒介的发展以及电脑网络的普及,特别是在各种传媒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包括基力、恐怖或色情等,对于未成年人的各种行为问题有不可推卸的贵任。耳濡目染,经由观察、模仿、学习,久而久之,孕育、出现了行为问题。同时,一部分青少年沉溺于网吧、电子游戏厅等游戏场所无法自拔,甚至有人为了上网玩游戏或偷拿父母的钱,或路劫同学的钱,或开始行窃。这些社会不良诱因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未成年。

4、同伴群体因素

在青少年期,父母的影响逐渐让位于同伴、的影响,特别是现代社会中”代沟”现象的存在或者由于许多未成年在家庭中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爱护，他们更倾向于对同伴群体的认同,同伴群体为未成年提供了互相模仿的对象、影响着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和道德行为。研究表明,许多未成年的问题行为是在群体情境中产生的。由于受到同伴压力而做出趋同群体的行为,对群体一致性的寻求常常使其在各方面无条件地遵从群体的理想、行为标准和道德观念。未成年人行为问题的改善对策

1.加强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

未成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主观上需要形成健全的心理健康观念，了解心理健康的基本知识，掌握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懂得心理协调的有效途径。因此，有必要通过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施以有效的影响，使其从思想上形成一套心理健康的理论体系，懂得不同年龄阶段心理发展所存在的针对性问题，学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形成正确的自我评价体

系，真正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从而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

2.实施家庭—学校一体化的培养模式。

健康的心理行为不仅是未成年学生健康成长、安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更是其成年后家庭生活和谐发展、社会工作顺利进行的保证，对于个体的成长、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培养未成年学生健全的心理和行为是家庭和学校的重要职责。家庭、学校应共同努力，为未成年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家庭教育是家长以自己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未成年学生的教育，家长的身心健康状况、人格特征、对待生活的态度、家庭教养方式、夫妻婚姻质量和家庭地位，都对未成年学生心理和行为问题的产生具有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因此，家长要学会真正地理解自己的孩子，接纳自己的孩子，知道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懂得孩子身心发展的特点，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爱，少一分苛求、少一份指责，真正成为孩子的朋友。

3.依据未成年学生不同的个性差异，做到因材施教。

就教育自身的发展来说，我们常说教育有法，教无定法，正处在自身不断发展变化时期的未成年学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自身变化的差异性，因此，针对未成年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教育，无法寻求固定不变的教育模式，需要依据其不同个性特征采取不同的教材和教法，真正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使每一个学生的心理和行为问题都能够得到有效的完善。

总之，对未成年学生的行为问题进行教育，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的行为，是全社会应该关注的事。全社会应借助于各种各样的教育资源，例如医院、卫生所，邀请专家讲座、心理影音、课堂教学、心理咨询、社团活动、同伴教育等，同时通过组织同学参加活动，减少青少年学生的行为问题的产生，为他们身心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 杨鲜霞，青少年学生心理和行为问题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河南洛阳理工学院教学

与管理, 2012（7）：72-74

[1] 陈传锋，武雪婷，严建雯.心理健康服务研究综述.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29（5）.[2] 海慧芝，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问题患病率超国际均值.北京日报，2010-06-10.[3] 静进.儿童行为问题的社区干预.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00（8）.[4] 马佳，孙晓勉，何珊如，等.深圳儿童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社区干预模式探讨.中国妇幼

健康研究，2006.[5] 马什 EJ，沃尔夫 DA.异常儿童心理学（第 3版）.徐浙宁，苏雪云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9.[6] 蒋玲、高守良,中学生行为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1(9):23-25

[7] 李晓蓉,浅析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原因分析及预防思路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05

（6）:12-15

[8] 陈启，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及其心理矫治 郑州大学硕士论文 2010年5月

篇2：犯罪作业

材料一广东省某市公安局的统计报告显示，当前该市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没有预谋的，只是一时冲动而违法犯罪的占82.7%。未成年人步入歧途与不当交友，容易被人利用而意气用事有关，也与旷课、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有关。

材料二2008年初，中央综治办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国进行了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调查，通过对其中2000余名闲散未成年人抽样调查，结果如下：

闲散未成年人犯罪与不良行为的关系 不良行为的开始平均年龄不良行为的数量所占总人数比例

不足12岁的1种10%

12岁以上 不足13岁的3种30%

13岁以上 不足14岁的5种50%

超过14岁的1种10%

（1）材料一和材料二分别阐明了什么问题？

材料一说明该市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其情绪冲动和不良行为有关。材料二说明闲散未成年人走上犯罪违法的道路，是从不良行为开始的，而12~14岁时不良行为的高发阶段。

（2）请综合上述材料，分析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 ①正处于青春期，控制不良情绪的能力较差，容易冲动。②难以拒绝不良诱惑。③自身具有不良行为习惯。④没有及时矫正不良行为。⑤明辨是非和真确选择的能力较差。

（3）要解决上述问题，你有哪些好的建议？

篇3：犯罪作业

首先, 在刑法学研究领域, 对犯罪概念的界定虽然仍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理解, 而且从各国立法实践上看, 不同国家对于犯罪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如德国、日本学者通常认为, 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的、有责的行为。”但是, “作为规范学科, 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是指严重危害社会、触犯刑律、依法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它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这是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概念的形式定义, 虽然近年来关于犯罪本质特征的争论此起彼伏, 但学界对此概念的定义本身却争议不大。”此种观点对于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刑法学的研究目的与学科任务上看, 刑法学更加注重对于行为人的有罪与无罪的认定, 或者触犯的是此罪或是彼罪这类问题。因此, 在刑法学中, 是否构成犯罪必须由刑法 (且只能由刑法) 严格明确。罪刑法定这一普遍公认的基本原则已经在刑法学界得到不容质疑的肯定,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与公众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其惩罚性与严厉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 在罪名刑罚的确定上必然要求严格的法律主义, 并且对事后法 (溯及既往) 、类推解释和绝对不定 (期) 刑也都要求严格的禁止, 举例来说, 在刑法中明文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最低是14周岁, 也就是说, 只要行为人未满14周岁, 其实施的一切行为均不可能构成犯罪。即使该行为人为非作歹, 作恶多端, 或者即使其仅差一天甚至一小时未满14周岁, 该行为人仍然不能受到刑事处罚, 因而其所实施的一切行为仍然不可能构成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如果犯罪心理学对于犯罪概念的界定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严格一致, 那么关于未成年人的越轨行为恐怕难以纳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中。事实上, 在刑法学意义上, 年龄是否已满14周岁是一个严格的划分标准, 这一方面, 是基于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对于法律的认知和对于自身行为的控制方面确与成年人不同;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出于实际操作的考虑虽然对于在刑法中刑事责任能力采取的这种“一刀切”式的法律规定, 在理论上是缺乏合理性的, 但是鉴于刑法实务操作中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测量与认定在目前也没有较为权威的标准与方法, 所以也只能采用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了。在此种情况下, 如果在犯罪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仍然以刑法学的犯罪概念作为自身学科的犯罪概念, 显然是不恰当的。而同样的问题, 也出现在许多认定罪与非罪时具有数额要求的罪名上。例如, 盗窃罪或者侵占罪, 虽然各地的数额标准各有不同, 但是都会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标准, 达到该数额的, 就应当认定为犯罪, 而未达到的, 则不认为是犯罪, 假设某地的数额标准为2000元, 那么盗窃2000元整的行为人就构成了盗窃罪, 而且盗窃了1999元的行为人虽然在数额上只有1元之差, 却不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这种罪与非罪的明确界限在刑法学上是可接受的, 出于具体的刑事审判实际操作考虑, 这种罪与非罪的界定标准甚至可以说是应当的, 但是在犯罪心理学领域, 这种以数额作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显然也是缺乏合理性的。由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是基于法律规定而界定的, 这也是就所谓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但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 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 尤其是即将达到而尚未达到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如杀人、抢劫等严重越轨行为 (此处为了与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做出区分, 而采用“严重越轨行为”的表述方式) , 其行为性质与心理状态与14周岁以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同样的, 盗窃2000元的行为人与盗窃19999元的行为人在行为性质与心理活动方面甚至可能是几乎相同的, 因而都应当作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研究, 如果犯罪心理学以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作为自身理论研究上的犯罪概念。那么, 对于上述例子中的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严重越轨行为等, 都将无法纳入本学科的研究视野, 这是对犯罪心理学研究对象进行的不必要也不应当的限制, 所以犯罪心理学应当从自身学科特点出发, 综合考虑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广泛性, 对犯罪心理学中的犯罪概念进行具有自身学科特点的界定。

与刑法学对犯罪问题的研究方式与角度相比, 犯罪心理学对于犯罪问题的研究方式, 则更关注个体行为人基于特定心理基础或者受到特定的外界刺激而实施了犯罪行为, 进而对他人以及整个社会造成影响的这样一种由内而外的考查角度。由此可见, 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虽然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有着很大的差异, 但却与犯罪学意义上的概念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简单来说, 可以认为犯罪学与犯罪心理学对于犯罪的界定都应当是一种广义上的犯罪概念。当然, 在当前的犯罪心理学研究领域, 对于犯罪概念的界定也可谓五花八门, 目前还未出现学界公认的通说, 如罗大华老师在《犯罪心理学》教科书中指出:“犯罪是刑法学的概念, 一般定义为危害社会的、触犯刑事法律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犯罪心理学中`犯罪'的概念须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相一致。”梅传强老师在《犯罪心理生成机制研究》一书中也对犯罪的概念做出了界定:“犯罪心理学 (Criminal Psychology) 中的`犯罪'概念, 可以表述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 运用社会 (尤其是统治阶级) 不认可且不能容忍的方式满足自己折需要, 严重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社会主流价值, 依法应受到相应的刑罚惩罚的行为。'”还有国外的学者, 如RonaldBlackburn在其《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一书中指出:“犯罪是一个法律概念, `犯罪 (crimeorof-fence) 是指一种可能引起刑事诉讼的法律过错行为 (legalwrong) , 这种刑事诉讼可能导致刑罚。'”由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 一些研究者在追求形式上的“刑事一体化”过程中, 忽视了本学科应当具有的研究视野与角度, 将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意义上的狭义的犯罪概念照搬到犯罪学或者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中来, 但是在自身研究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在广义层面上使用犯罪的概念, 因而造成概念界定和使用上的混乱问题;而相对地, 另一些研究者则注意到了犯罪心理学研究与刑法学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视野与角度的不同, 并且各自对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进行了不同方式的界定。为了解决上述的理论争议, 在犯罪心理学研究当中, 对犯罪概念进行恰当的界定, 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笔者认为, 犯罪心理学中的犯罪概念, 首先应当包含的是社会危害性, 即一个行为是否被认为是犯罪, 应当以其社会危害性作为认定标准之一。如果是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那么即使该行为不符合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 那么即使是在犯罪心理学领域, 也不应认为是犯罪。但是, 社会危害性并不是犯罪心理学界定犯罪是唯一标准, 在犯罪心理学意义上, 也并不是所有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 在具备社会危害性的同时, 还必须是具有一般违法性的行为, 如果一个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 但没有任何现行的法律对其进行禁止, 那么此种行为也不是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值得注意的是, 这样的违法性并不特指刑事违法性, 还包括对于其他各部门法的法律规定的违反。举例来说, 在民事法律中, 一定数额以下的欺诈行为是不必承担刑事责任的, 因而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研究领域是不应界定为犯罪的, 其根据在于其社会危害性并不足以启动国家刑事法律对其进行调整。换言之, 亦即此种行为的严重程度还未达到整个国家与社会无法容忍的地步, 所以, 刑事程序也不应被轻易启动。这种观点在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 但是在犯罪心理学领域, 则不应仅看到该民事欺诈行为并未造成国家和社会所无法容忍的严重后果, 而更应当注意的是行为人在实施欺诈行为时的心理状态等。事实上, 由于我国刑法对许多罪名的构成都有具体数额的限制, 造成许多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并不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 而仅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其他法律进行调整, 因而造成许多在行为上类似甚至基本相同的行为仅因程度上的差异, 使得行为人承担了民事或者行政责任而非刑事责任, 这样就使这类行为在刑法上和刑事诉讼法上都不被认定为犯罪。相比之下, 在犯罪心理学领域, 上述民事欺诈行为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较小数额的盗窃行为、侵占行为、卖淫嫖娼行为、轻伤以下的故意伤害行为等, 无论是在违法性还是社会危害性方面, 都是可以且应当界定为犯罪的, 而不应仅根据其是否触犯刑事法律而对该行为界定为犯罪与否。当然, 不可否认, 上述各种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法学或刑事诉讼法学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比, 的确具有一定的程度上的差距, 正如上文提到的, 其并未达到国家和社会所无法容忍的地步。但是, 我们同样应当看到, 上述的各种违法行为有许多都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的雏形或称幼苗, 如果在这种犯罪的初始形态或者发展形态下对其不加干预, 任其发展, 则很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的上述行为会转化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 亦即犯罪心理学中犯罪行为的完成形态, 举例来说, 当一个行为人挤上公交车准备实施扒窃行为时, 他可能并不知道此次盗窃可能收获的赃款数额, 而在其实施了扒窃行为之后, 我们才可以根据其所得的赃款数额对这次的行为界定为是否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犯罪, 但是在犯罪心理学意义上, 在公交车上进行扒窃行为本身就已经可以认定为是犯罪了。因为, 此种行为不但具有社会危害性, 而且至少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即使其此次盗窃行为一无所获, 也并不妨碍其在犯罪心理学意义上被界定为实施了犯罪行为, 所以无论行为人最后所得赃款的数额多少, 均不影响其实施犯罪行为的性质。同样的, 在民事领域, 行为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方法, 使对方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 此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民事欺诈, 以合同诈骗为例, 行为人假借订立合同, 欺骗对方当事人以获得利益, 在其实施诈骗行为的时候, 也可能并不知道此次欺诈行为可能收获多少赃款, 如果对方当事人较为谨慎, 没有轻易上当, 则欺诈者可能一无所获。但是, 如果对方当事人防范意识不强, 则有可能上当受骗。但是, 又如果该被害人被骗的金额较少, 则可能只能构成一般的民事责任, 而不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所以, 在犯罪心理学领域, 上述的欺诈行为虽然仅构成了民事责任, 但是其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都是明显存在的, 因而也并不影响对其犯罪行为性质的界定。当然, 上述观点可能在刑法学领域被视为主观归罪的倾向, 这其实是由于刑法学研究与犯罪心理学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造成的偏见, 在刑法学领域, 其学科特点和研究目的在于使刑罚更加合理化与人性化, 慎用刑罚已经是各国刑法学界普遍承认的价值取向。在此种情况下, 必然要求在刑法学研究中坚持客观归罪的要求, 即不仅要以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刑法规定的各种构成要件作为其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 更要看其实施该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是否严重到足以启动国家刑事法律程序对其进行调整。仅从刑法学研究意义上看, 笔者是赞同这种看法的。但是, 在刑法学界, 也同样有着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理论争议, 亦即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 其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对行为规范的违反。此种理论争议其实影响到了犯罪心理学研究对于犯罪概念的界定, 由于犯罪心理学更多关注的是个体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 而不是其在刑事法律上是否造成了足以被判处刑罚的具体罪名, 更应关注的是, 行为人实施一个违法行为时, 其对于行为规范的违反, 而不是该行为在客观上对法益造成的侵害程度。因而, 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 对于实质违法性的理解更侧重行为无价值的理论取向应当是合理的。易言之, 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更应侧重的是犯罪行为而非犯罪结果, 所以这并不是对刑法学上客观归罪和结果无价值理论的反驳, 而只是两个学科间研究角度的差异造成的侧重点的不同。

摘要：犯罪心理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与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中, 也应当对犯罪心理学与刑法学对于犯罪概念进行一定意义上的整合。比较分析了刑法学与犯罪心理学中犯罪概念的界定, 希望可以对犯罪心理学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犯罪心理,犯罪,刑事一体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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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梅传强.犯罪心理生成机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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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犯罪作业

我是一家民用爆破服务有限公司的作业组长。3个月前，我从仓库领取6箱炸药和160枚导爆管雷管来到工地后，因原计划的爆破作业推迟半个月，考虑到将炸药和导爆管雷管退回仓库手续烦琐，遂决定将之就地存放，私自进行保管。谁知，我近日却被法院以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请问：我的行为只是为了图方便，也没有造成任何危害后果，怎么也会构成犯罪？

读者：杨林

杨林读者：

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即你确已构成非法储存爆炸物罪。非法储存爆炸物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爆炸物的管理法规，非法储存爆炸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分别规定：“民用爆炸物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内，并按照国家规定设置技术防范设施。”“在爆破作业现场临时存放民用爆炸物品的，应当具备临时存放民用爆炸物品的条件，并设专人管理、看护，不得在不具备安全存放条件的场所存放民用爆炸物品。”本案所涉炸药和导爆管雷管均属于爆炸物，你并没有按规定将之存放在仓库，且工地作为临时场所，并不“具备安全存放条件”。另一方面，你具有非法存放的故意，即明知炸药和导爆管雷管属于极其危险的物品，却仍希望并实际存放在工地。尽管没有造成任何后果，但不影响定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项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炸药、发射药、黑火药1千克以上或者烟火药3千克以上、雷管30枚以上或者导火索、导爆索30米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定罪处罚。”你存放的炸药、导爆管雷管多达6箱和160枚，应该受到惩处。

江西 颜梅生

篇5：犯罪故意、犯罪过失、意外事件

一、案情

案例1：

被告人胡某，农民。

胡某与本村魏某通奸，达到不可分离的热恋程度。两人预谋毒害胡某的妻子李某，然后结为夫妻。某日中午，胡某从地里回家，见李某在院子里摘豆角，厨房里煮着米饭，认为毒死李某的机会已到，急忙从里屋拿出‚1605‛农药瓶，往饭锅里倒了十来滴，然后往院外走，告诉李某他出去办事，饭做好后先吃别等他。李煮好饭后，正在炒菜，这时胡某的儿子（8岁）从外边玩耍回来，嚷着肚子饿，李某便先给儿子盛了一碗饭，儿子吃了几口，便喊肚子疼，一会儿便死了。

案例2：

被告人谢某，男，30岁，个体出租汽车司机。

被告人尚某，女，31岁，个体出租汽车乘务员。

被告人郑某，男，29岁，个体出租汽车车主。

1997年11月18日晚11时许，被告人谢某驾驶个体出租的小客车，由沈阳返回抚顺。乘务员尚某按车主郑某的吩咐，私自将1.1元的票价提为2元。当尚某向乘客范某（被害人，男，32岁，工人）售票时，范见票价不对，便提出质问，尚某不满地说：‚爱坐就坐，不坐滚下去！‛范某很生气，回骂尚一句，二人遂发生口角。尚某先动手打了范某一巴掌，范某忍无可忍，与尚某还手厮打起来，扭打中，不慎将车窗玻璃撞碎一块。司机谢某即将车停下，手持螺丝刀直奔范某；同时，车主郑某手持空酒瓶，与郑某相识的搭车乘客陈某手持照相机三角架也先后向范某围过来。郑某先动手殴打范某并掐范某的颈部，后经其他乘客劝解放手。车启动后，郑某多次威胁范某说：‚等到站（抚顺火车站）再好好收拾你‛，并让陈某持三角架站在车门处，以防范某下车走掉。当车行至沈阳市东陵区检查站时，范某从车窗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招手呼喊救命，但未引起检查人员注意。当车行经抚顺李石寨交通检查站时，汽车按规定减速行驶，车上好心的乘客劝范某说：‚趁车速慢，快跳车吧，不然，没你的好！‛范某听此话后即在撞坏玻璃的车窗处，先用双方抓住车窗框，然后将身体悬出窗外，准备跳车，此时，一乘客喊‚跳车了‛，尚某和郑某见状，分别对司机谢某喊：‚快点开，摔死他‛，‚快点开，甭管他‛。郑某又喊了一句：‚快点开，别让他跑了‛，谢某遂加快车速，致范某从车上摔下。乘客多人又喊，‚快停车，人趴在地上起不来了！‛三被告人未予理睬，驾车扬长而去。范某因头部摔伤，造成颅骨和颅底骨骨折、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此案如何定性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属于间接故意杀人，应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理由是：被害人范某跳车，是因指责被告人无故提高票价，而招致被告人等围攻、殴打，并在面临到站后将被继续加害的情况下，产生恐惧心理，不得已而为之，被告人当然要对被害人跳车的后果负刑事责任。作为车主的郑某和作为乘务员的尚某，当发现被害人手抓窗框，整个身体悬在车外要跳车时，本该立即通知司机停车或减速行驶，却唆使司机‚快点开，摔死他‛。司机谢某当发现范某要跳车时，理应采取防范措施，避免出事，或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危害后果，相反，却在同伙的催促下加快车速。三被告人明知此时加速，会使被害人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可能出现死伤结果，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只能追究三名被告人的过失杀人罪责。理由是：三名被告人虽因票价与被害人发生纠纷，殴打被害人，并以要继续加害相威胁，但并无杀人的故意。乘务员尚某和车主郑某虽然催促司机‚快点开，摔死他‛，‚快点开，甭管他。‛但同时也有‚快点开，别让他跑了‛的意思表露。这后一句话，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郑某等人的真实动机。因为撞坏玻璃的起因虽然不在范某，但毕竟是范某撞的，郑某并不情愿承受这一损失。可见，郑某、尚某轻信车开快点就可阻止被害人跳车，从而得以到站索赔的想法是合乎情理的，而司机谢某只是听到有人要跳车，并未看到范某已把整个身子悬出车外，加之有郑某、尚某的催促，也轻信加快车速就可以阻止跳车。三被告人都预见到了被害人跳车可能会造成伤亡后果，但又都轻信加快车速就可以阻止被害人跳车，主观上是一种过于自信的心理状态，构成过失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此案属于意外事件，被告不负刑事责任。理由是：三被告人因票价问题与范某发生争执，并对范欺辱围攻，后在他人的劝阻下，已有所退避，矛盾已趋缓和。被告人虽对范仍有语言威胁，以及派人持械把守车门，防备范跑掉等行为，但范某并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也未面临无路可逃的危险。而范某选择跳车的方法离去，这本身就有人身危险性，其行为责任应当自负。也就是说，范某跳车不能认为是被告人威吓、迫害的结果，而是其主观意志的行为。因此，范某跳车的后果，也是自己行为的结果。汽车驶经交通检查站，自然要减速，驶过后，自然要加速，这属于司机正常的驾驶操作。虽然客观上有范某跳车的情节，但法律上并没有特殊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司机要承担某种特定的责任，如：停车或减速缓行等。即使司机按操作常规驾驶汽车，对范某跳车视而不见，对范的死亡也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而不承担法律责任。至于郑某和尚某，虽有对范某跳车幸灾乐祸和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意思表示，但属意思流露，并未付诸行动，既没有亲自驾车超速，也没有将范某向外推搡。郑某、尚某的行为与范某的死亡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当然，也就无刑事责任可言。范某的死，不是出于三被告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而是范某自己跳车的行为结果，这对三被告人来说，则是无法掌握和抗拒的。因此，本案属意外事件。

二、问题

上述两个案例中，被告人是否应当对被害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故意、过失还是意外事件？为什么？

三、研讨

我们认为，上述两个案例都是典型的故意杀人案，被告人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而不是过失，更不是意外事件。

㈠有关犯罪故意的学说

对于犯罪故意，刑法理论上曾有三种学说：一是认识主义，二是希望主义，三是容认主义。

⒈认识主义又称观念主义、预见主义。这一学说认为，只要行为人认识到构成犯罪事实之发生，即可成立故意。因为行为人对犯罪构成事实有认识，而仍然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就表明行为人具有反社会性，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至于行为人的决意如何，动机如何，以及是否积极追求犯罪事实之发生，对故意的成立没有影响。就上述案件而言，按照认识主义的观点，案例1中的被告人胡某明知自己的投毒行为会导致其妻子、孩子的死亡，而仍然实施投毒杀人的行为，其主观上系出自故意；同样，案例2中的被告人郑某、尚某和谢某在被害人范某跳车时明知加速行驶有可能会发生范某死亡的结果，而仍然加速行驶，其主观心理态度仍然属于故意。心理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包括知、情、意三个基本因素，刑法所关心的是人的认识（知）与意志（意）两个基本因素。认识主义仅以‚认识‛为故意的内容，只强调行为人对行为的危害结果的认识，无视行为人心理活动的意志因素，是不妥当的。因为犯罪故意的内容除了认识因素之外，还包括意志因素，故意应当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在意志行动过程中，意志是心理活动的核心，是主观态度的标志，直接决定着行为的发动与抑止，规定着行为的方向和归宿。[1]认识主义因脱离犯罪故意的核心内容-意志因素，不仅无法揭示犯罪故意的价值，还将有认识的过失也包括在故意的领域，扩大了故意的范围，从而扩大了故意犯罪的范围，这是不合适的。例如，保管员某甲为掩盖监守自盗的贪污事实，纵火焚烧仓库。甲知与其友善的某乙在值班室内酣睡，遂大声呼喊救火，欲使乙闻声逃避，不料乙因熟睡未醒而被烧死。按照认识主义的观点，虽然甲之放火，意在掩盖贪污事实而非杀人，但甲放火时，明知乙在值班室内酣睡，预见到乙可能会被大火烧死，故甲仍有杀人的故意。实际上，甲对乙的死亡虽有预见，但是在意志因素方面，甲并无杀乙的决意。因此，甲对乙的死亡主观上系出于过失，而不是故意。[2]由此可见，认识主义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⒉希望主义又称意欲主义、意思主义、意志主义。这一学说主张，犯罪故意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对构成犯罪的事实有认识，而且要求行为人具有希望犯罪事实发生的决意，这才符合犯罪故意‚明知故犯‛的内涵。希望主义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确定故意的内涵与外延，比认识主义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出发点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希望主义的优点就在于将有认识的过失排除在犯罪故意之外。以前举设案为例，保管员甲明知放火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危害结果发生，因而甲具有放火的故意。但是甲却无杀人的故意，因为甲虽认识到自己的放火行为会将乙烧死，但却没有希望或者说意欲乙死亡的意思，乙的死亡是由于甲的有认识过失所致。希望主义的优点由此可见。但是，希望主义也有明显的缺点。就胡某杀妻灭子一案来说，按照希望主义的见解，胡某明知自己的投毒行为会致李某死亡，并且希望其妻李某死亡，因此胡某对于其妻李某的死亡系出于故意；胡某虽认识到自己的投毒行为可能致其孩子死亡，但是并不希望其子死亡，因此胡某对其孩子的死亡系出于过失，而非故意。但实际上，人的意志内容并不是只有希望或者不希望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状态的，而是在希望与不希望之间还有一模糊的过渡状态。在这一状态中，行为人对于犯罪事实的发生，既不是希望，也不是不希望，而表现为一种不介意或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情形的主观恶性与有认识并希望犯罪事实发生的故意相似，而与有认识的过失根本不同。[3]所以，希望主义把希望视为意志态度的唯一形式，忽视意志态度的其他形式，势必缩小犯罪故意的范围，将放任故意摒弃于犯罪故意之外，因而也是不足取的。

⒊容认主义又称为容认说。这一学说将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的区别求诸行为人的心理内容或者感情态度，将行为人对其已认识到有发生犯罪事实可能性的心理内容或感情态度作为区分故意与过失的标准。如果行为人在认识到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容认这种危害结果发生，而实施危害行为的，则有犯罪故意的存在；反之，行为人在认识到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不希望发生危害结果，则否定犯罪故意的成立，而成立有认识的过失。[4]可见，‚容认‛的涵义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在消极的意义上，容认指行为人不介意犯罪结果发生的心理；在积极的意义上，容认指行为人坚持实施既定犯罪行为的态度。[5]因此，按照容认主义的观点，认识并希望其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固然是故意；而认识并且容认其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也是故意。前者一般被认为是直接故意，后者被认为是间接故意。与认识主义和希望主义相比，容认主义较好地克服了两者的不足之处。结合上述两个案例，按照容认主义的观点，案例1中的被告人胡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致其妻死亡，并且希望其妻死亡，因而其投毒杀妻的行为系出于故意；胡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致其孩子死亡，但是容认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因而其投毒杀子的行为同样是出于故意；案例2中，3名被告人认识到加速行驶有可能发生范某跳车死亡的结果，但三名被告人不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显然，三名被告人对范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在主观上是存在容认的心理的，因此，按照容认主义的观点，三名被告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应当是出于故意而不是过失，更不是意外事件。再以前述设案为例，按照容认主义的见解，保管员甲对于放火行为虽然是出于故意，但对于乙的死亡则并无故意，因为甲虽然认识到自己的纵火行为可能致乙死亡，但是甲大声呼喊救火而意使乙闻声逃避，则表明甲既不是希望乙死亡，也不是容认乙死亡，甲对乙的死亡不可能是出于故意，而应当是出于过失。

由于容认主义基本上克服了认识主义和希望主义的缺陷，不仅在理论上借助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合理地说明了犯罪故意的构成因素，而且在实践中注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适当确定了犯罪故意的基本范围，正确地揭示了犯罪故意的内涵与外延，因而这一学说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刑事立法的依据。例如，沙俄1903年刑法典指出：‚不仅在犯罪者意欲犯罪的时候，其犯罪行为被认为是故意，当犯罪者自觉容许犯罪行为的结果发生时，亦认为是故意。‛巴西刑法典第15条规定：‚行为人希望发生后果或冒发生后果的危险的，是故意犯罪。‛ 自容认主义学说在刑法理论上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以后，犯罪故意的界说逐渐趋于统一 ㈡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故意的界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从中可以看出，犯罪故意固然是一种心理态度，又是一定的社会心理，其核心体现在危害社会的结果上。我国刑法之所以谴责并否定犯罪故意，并不仅仅在于行为人明知故犯的心理态度，而在于行为人自觉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主观恶性。犯罪故意不是一般的行为故意，不仅是对行为事实的主观反映，而且要对事实的性质予以评价，也就是要明知结果的危害社会性质。此外，由上述犯罪故意的定义可知，犯罪故意具有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的内容。但是，犯罪故意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其认识因素包括哪些内容？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并未完全达成共识，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⒈犯罪故意的属性

犯罪故意是否仅仅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存在着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故意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心理，而是主观心理与客观事实的统一。主要理由是：犯罪故意是通过支配客观的危害社会行为表现出来的意志倾向。犯罪故意的成立以客观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为前提。犯罪故意不能等同于犯罪意图。犯罪意图是纯粹的心理活动，并不侵害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而犯罪故意则表现在‚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行为上。[6]

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故意只是一种主观心理，不是主观心理与客观事实的统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统一主观心理与客观事实的是故意犯罪。可以说犯罪故意通过犯罪行为表现出来，也可以说犯罪行为是犯罪故意的载体，但不能因此就把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混为一谈，否认犯罪故意相对独立存在的价值。否则，在研究犯罪故意时不能说它是主观心理，在考察犯罪行为时不能说它是客观行为，那么从研究方法论来说，时刻都只能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行为‛这一整体的意义上去谈论犯罪行为，研究是不可能深化的 笔者认为，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两者的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犯罪故意作为隐藏人的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只有通过外在的犯罪行为才能表现出来；而外在的犯罪行为是在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的支配下才得以实施的。从这个意义而言，犯罪行为是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的载体，而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是犯罪行为的内在决定性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两者可以等同，恰恰相反，两者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犯罪故意是且只能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犯罪行为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危害社会的外在身体动静。所以，上述第二种观点的主张是合理的，这其实也是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通说。⒉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

认识因素是犯罪故意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基于对客观事实的认识，从而进一步通过意志，确定行为的方向，选择行为的方式和进程，直至最终达到行为的结果。故意犯罪行为的成立也不例外。如果行为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即对犯罪的客观事实缺乏认识，便不能认为是故意犯罪行为。

对于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即行为人‚明知‛什么才符合犯罪故意认识因素，才可能构成故意犯罪，有学者认为，故意犯罪是主体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自觉的犯罪活动，行为人应对整个犯罪活动有一般认识。从犯罪构成来说，行为人应对除犯罪主观方面以外的一切犯罪构成事实，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其方式、行为、行为对象、结果、因果关系以及实施行为时特定的时空条件等等有认识；对‚明知他人有配偶‛、‚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等法律明文规定必须‚明知‛的事物，也应当要求行为人有明确的认识。[8]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只能是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的事实，与构成要件无关的实际情况，不论行为人是否认识，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由于我国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犯罪构成要件有四个，除犯罪主观方面这一犯罪故意本身所属于的要件外，对其余三个要件是否都要求行为人有认识，对此又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认识三要件说。认为故意的认识包括对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的认识，这种见解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论著中较为常见。例如，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对于构成要件之一切客观行为情状全部有所认识，始具备故意之认知要素。易言之，行为人必须对于不法构成要件所描述之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行为时之特别情状、行为结果等，均有认识，始具备故意之认知要素，而有成立故意之可能。‛[9]在我国大陆的刑法学者之间，也有人持这种见解。[10]

第二，认识二要件说。认为故意的认识包括对犯罪客体或犯罪对象以及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事实情况的认识。概括起来就是对构成要件中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两个要件的事实情况的认识。[11]

第三，认识一要件说。认为故意的认识内容只包括对犯罪客观方面事实的认识。但是，对于犯罪故意是否要认识犯罪客观方面的全部事实，又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故意中认识的实质内容是指，明确认识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以及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当行为人明确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由此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时，才构成犯罪故意的明知。[12]第二种观点认为，明知首先是指行为人知道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次是要对作为某种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有明确认识。例如，构成故意杀人罪，就必须查明行为人对作为该种犯罪构成要件的死亡结果有明确认识。此外，构成犯罪的故意，行为人必须对作为某种犯罪构成的其他要件有明确的认识，这些要件主要是指特定的犯罪对象。例如，构成刑法第312条规定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行为人必须明知犯罪对象是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如果不知道是赃物，便不能构成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13]第三种观点认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只包括对行为的危害结果的认识。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明知’实际上也就是预见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结果。‛[14]

我们认为，在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中，对危害结果必然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明确认识是最根本的认识内容。一种行为之所以被刑法规定为犯罪行为，就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给社会造成了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结果。如果行为没有也不可能给社会造成危害结果，则这种行为是无论如何不会被认为是犯罪的。此外，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也是通过危害结果的发生表现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危害行为所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有明确的认识，那么，行为人对于自己所实施的危害行为的性质、行为对象及行为客体等事实情况也必然有明确的认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犯罪故意的成立，只需要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认识即可，至于行为人对危害行为的性质、行为对象、行为客体是否有认识则是无关紧要的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众所周知，犯罪构成的诸要件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因素如果脱离了与整体的联系，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意义便不复存在。[15]危害结果也同样如此，它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某种结果之所以具有危害性，就是因为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遭受到侵害。离开了犯罪客体或犯罪对象，便不能正确认识行为后果的性质。上述诸说中，‚认识一要件说‛将犯罪客体排斥在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之外，这是不合理的：‚认识三要件说‛则又将犯罪主体的事实情况也列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犯罪故意成立所要求的‚明知‛当然是就已经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而言的，至于犯罪主体对于自己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没有认识，或者认识发生错误，这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并无影响，因此，犯罪主体的事实情况显然不是犯罪故意的认识要素：‚认识二要件说‛的主张相对于前两种主张是比较科学的，但由于其对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中的诸客观事实情况没有进行层次上的划分，所以难免有所缺漏。根据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故意的特征，我们认为，犯罪故意的成立，应当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为核心，但同时也应包括对行为性质、行为对象、行为客体等犯罪构成客观事实情况的认识，具体分析如下：

⑴行为及其性质。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件，无行为即无犯罪。因此，行为人对行为及其性质的认识，是犯罪故意成立首先必须具备的内容。人的行为是受主观意志支配的身体动作，犯罪故意必须通过危害行为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对于行为的认识是成立犯罪故意所不可缺少的。如果虽然有行为，但行为人不认识为自己所为，只可构成过失，但不构成故意。行为的性质是指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性质。如果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没有认识，那么就完全排除了犯罪故意成立的可能性，例如假想避险的情况。所谓假想避险，是指实际上不存在损害国家、社会或他人合法权益的危险，但行为人误认为危险正在发生，因而实施避险行为，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后果的情形。在假想避险的情况下，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相反，行为人却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正当的。因此，假想避险不可能构成故意犯罪。

⑵行为对象。或称犯罪对象，是指犯罪行为所侵犯或直接指向的具体人或物。当刑法规定行为对象属于某一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时，如果行为人对该对象无认识，即不成立故意。例如，故意杀人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杀害的对象是人；盗窃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所侵害的对象为他人的财物；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到其所侵犯的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效益的、并为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⑶危害结果。危害结果是指犯罪行为对犯罪客体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危害结果并不是所有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但是，当危害结果属于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时，即在结果犯的情况下，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认识，是犯罪故意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无认识，则不能成立故意。例如，伤害致人死亡的，由于行为人仅对伤害结果有故意，而无致人死亡的故意，行为人只负伤害（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不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但是，在结果加重犯的情况下，由于法律规定故意犯罪（基本犯罪）所发生之加重结果必须是出于行为人的过失，所以，不能要求行为人对所发生的加重结果有明知，尽管危害结果是结果加重犯的必要要件。

⑷因果关系，即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当危害结果属于犯罪构成要件时，故意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认识，而且要求行为人认识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行为人认识到某种危害结果，但认为与本人的行为毫无关系，那么行为人对这一危害结果就不存在着故意。

⑸其他法定事实。其他法定事实，主要是指被法律规定作为某些犯罪构成要件的时间、地点、方法等。在一般情况下，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等并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例如，故意杀人罪并不以犯罪时间、地点、手段为犯罪构成要件，无论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手段杀人都构成故意杀人罪。所以，故意杀人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对杀人的时间、地点、手段有认识。但在个别情况下，刑法将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等规定为犯罪的特殊要件，因此，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等必须有认识。例如，我国刑法第340条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捕捞水产品的行为是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才具有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故意。

关于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有以下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其一，行为人所认识的犯罪构成事实应与法律规定相一致。换句话说，只要行为人认识的事实与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相一致，即使与实际上发生的事实不符，也能构成犯罪故意。以盗窃罪为例，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盗窃的对象是公私财物。所以，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所盗窃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就具备了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比如，扒手为偷钱而掏包，打开扒窃来的钱包一看，里面没有一分钱但有一条金项链。在这种情况下，所知与所为不一致，但是，无论是金钱还是金项链，都属于财物，而行为人对于盗窃他人财物这一点是明知的，所以行为人的行为仍构成盗窃罪。其二，行为人对于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程度可以区分为一般明知和特定明知。一般明知，是指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对于上述认识因素只要有一个一般的或大体的认识即可，而不必有确切的或精确的认识。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上述犯罪构成因素的认识，不以认识法律的概念及其意义为必要，只要行为人依据日常社会生活中通常所使用的概念，大体上认识到法律的概念及其意义，并进而理解其社会意义即可。特定明知，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要求行为人对某种犯罪构成要件必须‚明知‛的情况。至于什么是明知，要根据各个条文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审判实践经验来认定。

⒊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

意志，即人们在认识基础上的决意，[16]是行为人选择行为方式的心理推动力和主动性，[17]是人们的行为所不可缺少的。犯罪故意中的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基础上，决意实施这种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行为人决定犯罪行为的方向、方式，控制犯罪行为的心理过程。犯罪故意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一，如果说认识因素是犯罪故意成立的前提，意志因素则是犯罪故意成立的标志，是犯罪故意的核心，它在犯罪故意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包括希望和放任两种情况。希望与放任虽同属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但其内容是有较大差异的。希望，是指行为人对于危害社会的结果抱着积极追求的态度，即行为人将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作为其追求的目的。放任，是指行为人有意纵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即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既不积极追求，也不设法避免，而是听其自然。一句话，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并不违背行为人的意愿。

就上述案例的具体情况来看，案例1中的被告人胡某认识到自己的投毒行为是一种杀人行为，也认识到其要杀害的对象是人，并且明知自己的投毒行为可能造成其妻子和孩子的死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胡某决意杀死其妻，希望其妻子死亡，同时对于其孩子的死亡持一种放任的态度。所以，被告人胡某具有杀人的故意，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至于案例2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从前述犯罪故意的特征来看，我们认为案例2中的第一种意见是比较合理的，即此案既不是意外事件，也不是过失杀人，而是间接故意杀人。因为意外事件的损害结果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只有客观上的联系，而没有主观上的联系，即这种结果不是由于行为人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所致，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是不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不认为是犯罪，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过失杀人，是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但行为人主观上既没有伤害的故意，更没有杀人的故意，他本不希望发生死亡的后果。他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只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可是没能避免，还是发生了死亡的后果。而该案的事实却是，被害人范某指责被告人郑某、尚某等人擅抬票价，这指责本属正当有理，却招致郑某、尚某等人的殴打报复，后经人劝解后，矛盾虽有缓和，但对范的人身威胁并未解除。郑某派陈某持械把守车门，范某面临着身受监视且到站后还可能继续受到欺凌与殴打的局面。车上乘客与范某皆不相识，未必能够有人出面为范某仗义解围，范某隔窗呼喊又不奏效，在这种极端恐惧之下，为求避祸跳车逃走，其实质与乘客在没有任何外界影响下，另有所图，自行跳车以致发生死伤后果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三被告人对范某实施了不法侵害，并且这种侵害仍在持续之中，因而对范某为逃避不法侵害而采取的跳车行为及其后果就要负法律责任。这个责任是由前面的不法侵害行为派生出来的，三被告人的侵害行为同被害人跳车被摔死亡的后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三被告人对范某的殴打、恐吓等行为，导致了范某为逃命而跳车；被告人郑某、尚某放任范某的死伤，叫被告人谢某加快车速，被告人谢某身为司机明知加速可能造成范某死伤的后果，却仍然加快车速，导致了被害人范某的死亡。所以三被告人应该对其不法侵害行为造成的后果负刑事责任，不能认为是意外事件。

范某选择的跳车地点是交通检查站附近，选择的时机是汽车减速缓行之时，既考虑了跳车时的安全性，又考虑了跳车后呼救求援的方便。按城市交通规章规定，汽车驶经交通检查站时，时速限制在5公里以内，以便接受交通警察的检查。正常情况下，范某在这个时候跳车，安全是有一定保证的，而三名被告人在发现范某要跳车后，明知加速会产生伤亡后果，还故意加大油门、加快车速，把范某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臵范的死伤于不顾，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具体实施驾车加速的是谢某，但是，致范落车摔死的责任应由三名被告共同承担。因为郑某、尚某不是此案的局外人，他们先是与谢某一起对范某实施了不法侵害，继而，又以车主和乘务员的身份，催促谢某加速：‚快点开，摔死他‛，‚不管他。‛快点开，就可能把范某摔死或摔伤，这便是明知的内容：‚摔死他，不管他‛这便是‚放任‛的实质。谢某果然紧密配合，闻声而动，加快车速，致范某落地摔伤而亡。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郑某、尚某催促司机的话仅仅看作是单纯的意思表示，而是主观犯意与客观行为的统一。三名被告人的行为差异，只是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不同，而对致范某死亡具有共同的犯意，实施了共同的侵害行为，共同造成了危害后果。他们已成为共同犯罪人，理所当然地要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篇6：犯罪学论文性别与犯罪

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班级：电气091

姓名：杨庆旭

学号：2009060101

212010.4.18

摘要：自古以来，犯罪一词几乎只是作为相对男性而言，解释男性行为的。即便有极少数女性犯罪，也被定性为其具有男性特征。法律界一直缺乏对女性犯罪的关注。犯罪的性别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呗忽略。二战以来，随着女性参与和从事社会事务的机会不断增大，女性犯罪也在逐渐增多。但男女犯罪比率的差距依然差异很大。因此，我认为，男女的性别因素，对犯罪发生的频率、性质、心理和后果由着很大的关联。

关键词：犯罪，性别，差异，特征

正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犯罪现象呈现了许多新的规律的特点，而女性主义犯罪学也从上世纪末开始逐渐被提及和关注。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了矛盾的多样性，进而滋生为犯罪。现代社会犯罪学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专业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由于性别差异而造成的犯罪差异的研究话题，越来越被社会学界重视。除了本身的高学术价值原因外，其还有很高的现实意义。早在1899年龙勃罗梭对女性犯罪人做人类学分析开始，就引起了有关学者们的注意。此后各国的犯罪学家、社会学家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对女性犯罪及男女两性犯罪的异同进行研究和探讨，其中德国犯罪学家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在《犯罪学》一书中，就犯罪的性别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和深入的研究。我国法律界和犯罪学很多专家也对这方面有着不同的探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为按照社会群体的性别组织社会预防，而且也是贯彻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重要基础。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务实的态度，投入到性别因素对犯罪的影响的研究当中。

一、男女性别特征的对比

1，女性思考问题总是比较细腻，总是把能够想象的各种备选取方案加于比较，总是把影响自己决择的因素全部纳入自己理性的视野加于考量与权衡。因此她们的思考富有极强的慎密性。与此同时女性具有丰富的感情性，自然把家庭看得比较重。她们在做出行动之前总是把自己置于家庭的背景之中，总是思量自己的行为可能给家庭及其家人带来的各种得失。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女性的感性化使她们的行为更具有理性化。而男性总是在家庭与自己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点在男性操持家务与教育孩子上面体现的尤为突出。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家庭观念对男性的行为的约束力相对于女性而言较低，他们把自己的行为更多地放在个人感受上（比如酗酒）。而女性总能够在社会活动中更多地把关系放在规则之上，把爱护放在公正之上，把亲密放在个性的追求之上。因此女性总能够真正做到“三思而后行”。除此之外，女性的生理特征也是女性犯罪率低于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2攻击性，男性往往比女性富于攻击性

3支配，男性比女性更具有支配欲

4自信，男性具有较高的自信

5移情作用，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移情作用

6暗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暗示

二，各国男女犯罪比率的对比

在美国，从，1932年到1946年，女性犯罪从占犯罪总数的7.4％上升到10.7％。上世纪60年代开始，女性犯罪率不断上升，到1970年女性犯罪率已经上升到15.3％。1971年到1982年，美国的女性犯罪占总犯罪人数的比例一直处于22％～24％之间。不仅美国如此，俄罗

斯1997年女性犯罪占13.6％，到2003年就上升到16.6％。此外，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日本等国家女性犯罪也在10％～20％之间。德国犯罪学家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犯罪学》中也有相关论述，他认为在当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犯罪女性大致为罪犯总数的10％～20％，在发展家则是在3％～5％之间。

在我国，女性犯罪的比率大大低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1950年我国的女性犯罪只占犯罪总数的2％～3％。在改革开放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广泛就业和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同时，女性犯罪也开始逐步上升，犯罪种类涉及经济、杀伤、危害公共安全、性犯罪等方面。我查阅了近几年北京在押罪犯的人数。1996年北京关押的罪犯总数为16309人，其中女性罪犯所在比例为3.26%。2001年北京地区共关押罪犯总数为16919人，其中女性所占比例为5.25%。尽管女性罪犯比例有所上升，但男性犯罪的绝对数目远远高于女性。

三、男女犯罪形式的不同

传统社会中，犯罪无非表现为杀人、盗窃、强奸等形式。这类犯罪行为一般都是“时间短”、“强度大”、“效率高”的“体力活”。因此这类犯罪行为对犯罪实施者的生理素质要求比较高。自然女性无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体质上都不便于完成这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近年来女性犯罪呈上升的态势，而主要体现在高科技犯罪、智能犯罪领域，这也从侧面说明这一点。

随着女性参与和从事社会管理事务的机会不断增加，女性职务犯罪也在不断增多，且在全部职务犯罪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四，男女犯罪特点和犯罪因素的比较

从统计结果看，男犯和女犯为了钱财犯罪均占第一位，说明目前为了钱财的物欲型犯罪仍然占绝大多数。

据了解，1998年女性犯罪类型前十位分别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盗窃抢劫、运输贩卖毒品、组织卖淫、拐卖妇女儿童、诈骗贪污贿赂等。2008年女性犯罪类型前十位分别是运输贩卖毒品、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组织引诱卖淫、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安全、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等。

对于一种犯罪来说，犯罪目的可能只有一个，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由于男女两性在心理特点、思维方式、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男女两性的犯罪目的也有所不同。犯罪目的不同将直接导致犯罪类型、作案手段以及作案地点的选择等方面的差异。目前以盗窃罪为主的财产犯罪是男女犯罪人最主要的犯罪行为。犯罪目的多是谋财，其犯罪手段均是以暴力手段非法抢劫他人的合法财物。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犯罪的暴力性越来越接近男性犯罪，但与男性有所区别的是，由于女性体力不足，实施暴力抢劫时多有同伙相伴，很少单枪匹马作案。女性犯罪占第一位的是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卖淫和性淫乱是近几年女性犯罪的主要类型。透过现象看本质，目前之所以犯卖淫和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女性犯罪人这么多，主要是因为卖淫行为本身是一种无经济投入、且拥有高额回报的特殊行为。正是为了满足赚钱发财的欲望，卖淫现象不仅屡禁不止，而且越来越猖狂。

和男性犯罪不同，女性犯罪表现出了鲜明的性别特点，比如，“利他性”、“顺从性”等等。职业女性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及不良现象时，更容易因为感情、虚荣心或性格弱点等因素失去正确把握自身的能力。

女性犯罪既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也有给社会、家庭和个人造成严重危害的一面。因此，如何降低女性犯罪的发案率，应当引起各方面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般的预防性对策外，有关部门还应针对女性职务犯罪的特点，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与男性职务犯罪不同的是，女性犯罪往往体现出“利他”、顺从、多情的特点

因为女性耐心、细心等特质，女性犯罪更具长期性和周期性，体现出“蚂蚁搬家”、“细水长流”等特点

畸形婚恋是导致女性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减少女性职务犯罪的发案率，应该从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寻找“药方”

由于受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女性在生活和工作中较男性要担当更多的角色与责任，加之女性天生较为脆弱与敏感，使其更容易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因此，首先要在家庭环境与氛围上给予女性更多的关注与关爱，要充分肯定其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体恤她们的辛劳；其次，在社会层面上，应该弘扬正确的婚恋观，这样才能确保女性在人生的道路上健康顺利地发展。

五、男女犯罪的心理差异

1，爱慕虚荣、贪图享受心理成为女性犯罪的第一犯罪心理

根据对琼山监狱1998年7月——2008年7月所收押女性罪犯的分析，女性犯罪呈现出四点明显心理特点，其中爱慕虚荣、贪图享受心理成为女性犯罪的第一犯罪心理。

近年来女性犯罪除故意杀人与伤害居高不下外，贩卖毒品抢劫、盗窃、拐卖妇女儿童以及组织卖淫等以获取利益等犯罪也不断增加。女性参与犯罪人数越来越多，年平均增长14%，涉毒犯十年平均每年增长65人，年平均增长88%。

女性犯罪比例：一，侵占财产的犯罪比例增多。二，涉黄涉毒比例较多。

三、贪污贿赂罪增多。

四、故意杀人居高不下，这些女性罪犯大多数是因为虚荣爱慕心理，向往一些高消费生活，当缺乏经济条件时就以非法手段来谋取所致。

2，脱贫急功近利的心理成为女性犯罪的第二大心理

据介绍，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可避免出现了城乡差距的矛盾，表现在社会行为上，农村女性犯罪人数越来越多。根据琼山监狱近十年来关押女性犯罪情况表明，城镇户口女性罪犯人数近占总人数的20%，而农村户口人数罪犯占总人数的80%。对他们来说，生存的条件还有地域环境制约已经成为女性犯罪原因之一，有部分农村女性向往外面精采世界，渴望过有钱生活，一心想摆脱贫困现状。在我省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一些女性一方面苛求脱贫，一方面又无资金无文化无纪律，近十年来，琼山监狱关的押女性罪犯，无业人员年增加41%，他们为了追求所谓的幸福，变急功近不择手段拐卖妇女儿童，他们普遍将目光瞄准农村妇女儿童，然后以几千元甚至几百元，将其拐卖给所谓经济人，更有甚者，以色情为诱饵事实诈骗和抢劫。

3，盲目听信男人心理成为女性犯罪的第三大心理

据介绍，市场发展外出打工人聚增，这部分犯罪人群中共同犯罪人数称呈大幅上升趋势，主要是交友不慎，盲目轻信他人和依赖男人的犯罪。这些年来女性罪犯属于共同犯罪占总案犯38%，犯罪前他们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和服务型劳动为主的工作，这些在城市女性，大

多租住廉价出租屋或在厂区集体宿舍，收入少生活艰苦，为了多赚钱往往轻信老乡朋友依附他人，没有主见容易上当受骗，甚至为了牟利不惜以身试法。

4，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成为女性犯罪的第四大因

女性罪犯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从琼山监狱女性罪犯分析情况看出，大专以上占押犯总人数3.8%，文盲达到30.5%，小学初中文化达到70.7%。这充分说明女性罪犯受教育程度很低，由于文化水平低自我判断能力差，缺乏理想和目标，只顾目前不想将来，有些女性甘愿堕落追求物质享受，以致走上犯罪道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