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档案记录

犯罪档案记录（精选四篇）

犯罪档案记录 篇1

一、基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之考虑———法律制度设计既要立足现实, 更应指向未来

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是我国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紧迫任务。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 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促进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更应是立法、司法工作的价值追求。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宪法》的原则精神指引下, 借鉴《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劳动法》等法律规范的成熟制度, 并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和司法工作实践, 明确规定封存制度。这既是立足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生活和未成年人特殊群体实际状况, 又是对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长远考虑, 具有前瞻性, 符合现代先进法治理念的逻辑脉络和发展规律。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工作应当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 即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教育与保护相结合。而且还明确指出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这些法律规定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为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了明确规范指导, 更考虑到了中华民族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发展前景。因为法律制度的本真价值不在于有多么严厉, 惩处多少罪犯, 而是在维护社会秩序, 调整纷繁复杂社会关系, 尊重和保障人权, 对本民族未来发展的贡献上有多大作为。这才应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律制度设计水平的根本标尺。

二、基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之考虑———法律制度设计既要着眼一般性, 更应关注特殊性

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是封存制度落地的最大客观依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到底是什么, 实务界、理论界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可谓见仁见智。但通说认为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 易冲动, 情绪化色彩浓厚, 社会阅历较浅, 对社会、家庭责任的理解不够深刻, 容易受到群体行为的影响, 愿意逞强好胜, 逆反心理较强, 缺乏自主选择和独立判断的能力等。但却敢于尝试新鲜事物, 敢于冒险, 不拘泥于教条, 敢于挑战权威, 愿意模仿成年人举止行为, 可塑性强, 感化教育易于接受, 喜欢参与式、互动式、平等式教育等。这些特点很明显区别于成年人。所以要求法律制度的设计既要着眼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特点的一般性, 又要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的特殊性, 做到区别对待、差异化处理, 强化工作的针对性, 提高教育感化的实效性。

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在特点方面还是在成因方面都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显著区别, 所以应当建立符合未成年犯罪人特点的各项司法制度[2]53。封存制度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未成年人群体未来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 具体规定为, 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这一规定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 犯罪的时候已满18周岁, 犯罪记录不封存。因为犯罪时已满18周岁, 我国法律就视其为成年人, 由此认为成年人心智是健全的、成熟的, 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是清晰的、理性的, 对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是能够预见到并可以控制的, 对成年人犯罪记录没有封存的必要性。成年人犯罪了就应对其犯罪后果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 同时还要接受社会公众对其的道德谴责和负面评价。调查显示, 成年人犯罪受到社会因素影响较小, 基本上是自身原因所导致, 犯罪记录不封存是对成年人罪犯本人的一种责难, 更是对社会公众的警示教育。实践证明, 这样做基本能使案件处理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起来。 (二) 对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未成年人罪犯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关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 我们还应注意到各个未成年人罪犯之间的区别差异, 既要着眼一般性, 又要兼顾特殊性。司法实践中, 为了进一步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 办案的司法机关都要来到失足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的环境进行调查走访。实践表明这样的工作很有必要, 不仅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生活学习环境有了直观感性的了解, 更为重要的是为开展感化教育提供了真实素材和思路。

三、基于档案记录制度特殊价值之考虑———法律制度设计既要保证客观、全面、可查, 更应提倡安全、保密、可用

封存制度作为其人生经历的重要档案资料, 既要客观公正全面记载便于查阅, 又要做到安全保密不外泄有效可用。其实该项制度并不否认未成年人犯罪了就什么记录也不应留下, 办完案后将所有关于犯罪的记录全部彻底销毁。有关人生经历方面的档案资料种类繁多, 每种档案资料都有其独特的价值, 这是对此人进行全面真实了解所必须参阅的原始资料, 具有不可再现性, 十分宝贵。如果没有这些档案资料的记载保存, 我们都可以自我怀疑自己身份, 怀疑别人身份或者被别人合理怀疑。同理, 未成年人犯罪档案记录的价值同样有意义。例如, 未成年人犯罪后, 公安机关是怎样侦查的, 该未成年人是否有自首情节, 有无被刑讯逼供情形, 是否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之后如何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 检察机关如何提起公诉的, 再后来审判机关是如何审判的, 是否是依法按照程序进行审理的, 这期间该未成年人是否充分行使了辩护权, 是否获得了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 证据是否充分确实, 是否有从轻减轻量刑的情节, 最后在执行机关执行期间, 该未成年人是否得到了法律规定的待遇, 是否认真接受改造等, 这些记录必须真实全面便于查阅。换个视角来看, 这样的记录过程和形式也是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试想如果该档案记录不完整、不真实, 侦查、起诉、审判、执行过程中是否有违规违法现象就无从可知, 未成年人罪犯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就无据可查, 这本身就不利于对未成年人开展法制教育和引导感化。

封存制度的价值还在于除了司法机关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有权查询之外, 是绝对保密的, 是不允许被社会公众知晓的。也就是说, 该失足未成年人曾经犯过什么错误, 社会不相关人员是无从知悉的。这对未成年人罪犯回归社会后有尊严、自信、体面地生活工作很有积极意义。因为对该未成年人来说, 曾经的犯罪记录如同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会时刻警醒自己、教育他人遵纪守法, 这对其主动而顺畅地融入社会意义重大。

四、基于办案需要和有关部门查询之考虑———法律制度设计既要尊重、保障个体隐私权, 更应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个人隐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平衡, 始终是法律制度设计过程中不能回避的课题。一般认为, 未成年人犯罪档案记录可以被视为其隐私权的一部分, 作为隐私权的内容之一, 有不被公众知晓的权利。但是作为犯罪档案记录由司法机关掌握着, 当事人控制力极其微弱, 所以该项隐私权很容易被侵害, 甚至被人非法利用, 因此需要更严格的制度加以约制。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被封存的, 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依法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予以保密。这就限制了犯罪档案记录可以被查阅的范围、主体和目的, 是很有必要的。但是, 有关单位的范围可以包括哪些, 换句话说, 哪些单位有权利查询未成年人犯罪档案记录, 查询的范围及程度应该在什么限度之内, 如果档案记录被泄露, 相关责任主体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 都需要法律予以明确。

尽管立法考虑到要兼顾社会公共利益, 但是, 笔者坚持认为从此项规定的精神实质上看, 封存制度更倾向于保护未成年人罪犯的隐私利益, 促使他安心接受改造, 刑满释放后回归社会, 重新走向正确人生轨道, 开启新的人生之路。例如犯罪的动机单纯, 系初犯、偶犯、从犯或者是被胁迫后进行犯罪, 在犯罪后自首,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取证, 在执行期间认真接受改造, 积极参加劳动等, 这些重要档案资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来说十分有利, 都应当记录下来并且保存完整真实, 为日后接受社会评价作重要参考。

五、基于构建完整法律体系之考虑———法律制度设计既要善于创新、与时俱进, 更应与现行法律体系相衔接、相协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意味着各部门、各位阶的法律制度都应相互衔接, 相互协调, 不能各说各话, 各管各事。从立法理论上看,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任何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之外的法律在制定、修改时都应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规定创设成封存制度是落实《宪法》原则精神的生动体现。《刑事诉讼法》作为我国的基本法律, 是仅次于《宪法》层次具有较高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劳动法》等都是基本法律之外的法律, 效力层次低于基本法律, 因此它们的修改和调整必须按照《宪法》原则精神和基本法律的规定来进行, 否则就违背《立法法》中的法律效力位阶原理, 就会损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严谨性、完整性。

封存制度作为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亮点之一,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回应了社会公众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的更高期待。作为一项建设性的法律制度设计, 难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 还需要与此项制度相关的法律规范尽快出台或者已经出台的法律应作出适当调整, 与此项制度保持一致, 使各部门、各位阶的法律制度有机衔接、相互配合, 形成推动工作的合力。

参考文献

[1]卞建林, 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立法完善[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2 (1) .

犯罪档案记录 篇2

一、档案与犯罪记录的关系

犯罪记录是指对有过犯罪史的人所作的历史记载, 其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并非全新名词, 例如公安机关在某些情形下会应求职者等的申请向其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但此处的“犯罪记录”一般只是经过了公安机关形式上的审查, 并不等同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中的“犯罪记录”, 且该记录属于对犯罪情况的事后记载, 也不存在封存的必要性。某些犯罪记录之所以要被封存, 是因为其在之前的诉讼活动中已经形成并可被查阅, 由此才会给未成年犯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的说明, “犯罪记录是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人员情况的客观记载”, 或者说是经过了详细登记的犯罪人员信息, 其汇总之后也就形成了犯罪人员信息库, 这类经过专门处理的犯罪记录中涉及轻罪未成年犯的内容当然属于封存的范围, 但应当被封存的“犯罪记录”并不仅限于此。

《意见》中的“犯罪记录”侧重指的是事后专门收集、整理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必然都有原始的来源, 也就是有关犯罪的分类保存的各种文件和材料即犯罪档案, 犯罪档案是反映司法活动的原始记录, 未经过再加工的原本, 不是事后追记、编写或收集来的间接资料, 是原始文献而非派生文献。经过有关国家机关专门整理形成的犯罪信息显然并非原始档案本身。强调犯罪信息并不能因此就忽视对相关档案的封存, 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查阅档案是有关单位对被考察人进行了解的主要途径, 如果不在源头落实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这一制度的初衷也就无法实现。且刑事诉讼法规范的应是司法活动, 事后的犯罪信息登记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活动, 该法相关条文所强调的重点应是司法活动本身形成的相关文件, 这些文件中的大部分在经过归档处理之后也就形成了档案。事实上,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根源于《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 其中的第21条明确规定:“对少年罪犯的档案应严格保密, 不得让第三方利用, 应仅限于与处理手头上的案件直接有关的人员或其他经正式授权的人员才可以接触这些档案。”可见, 《刑事诉讼法》所指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包含未成年被告人自侦查开始至刑罚执行完毕时记载其犯罪情况的全部案卷材料形成的司法档案在内。

二、未成年犯档案封存的具体范围

1. 司法机关应封存的档案。

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 是唯一能够决定未成年人罪犯身份成立与否的主体, 因此, 对由其归档的相应档案进行封存是重点。法院的档案中绝大部分是列入卷宗的各类诉讼文书, 在公诉案件中, 在经过了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之后,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 须将案卷材料、证据和起诉书一起移送, 加上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形成的文书, 法院最终归档的文书材料相当多, 对此由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档案局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对这些文书材料的范围有着明确的界定。除了各类文书材料之外, 证据材料中也有一部分能够随同卷宗归档, 这部分证据材料也应当属于被封存的范围。在自诉案件当中, 所有诉讼过程中形成的文书材料都在法院的全程掌控之下, 虽然《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对于该类案件中需要归档的文书和证物等没有专门规定, 但可以比照公诉案件中归档范围的相应规定, 只是缺少了案件移送书、公诉词等材料, 也即封存的档案范围一般要小于公诉案件。经过了二审的案件, 由一审法院归档的文书更多, 包含了上级法院判决书等, 但由于二审终结之后卷宗会被退回, 其他方面与一审终结的案件并无不同。由二审法院自己归档的文书也与一审有所不同, 例如增加了上诉或抗诉移送书、一审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退卷函等, 归档范围也不包含证据材料, 但不管最终归档的文书材料具体范围如何, 由于其中均包含了未成年犯的犯罪信息, 都应当属于被封存的范围。

人民检察院虽然已将案卷材料和证据一起移送至法院, 但其仍然会留存有相当一部分与案件有关的文书并最终归档, 这其中包括起诉书、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检察机关新认定、补充或否定公安机关原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等作为检查卷的文书, 也包括审查批捕阶段和审查起诉直至法院审判完毕全过程中全部涉及检察机关的文书 (归档时称为“检察内卷”) , 这些档案和法院归档的档案基本上属于对应关系, 毫无疑问也应当封存。此外, 检察院可以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处罚的被告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这部分被告人由于未经法院判决而属于非犯罪人, 因此其本身的卷宗档案并不属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中要求的封存范围, 只有当其属于共同犯罪之时, 才可能因为其他被追诉的犯罪人也是未成年人而会被连带封存。

2. 其他机关应封存的档案。

司法机关以外的机关并不会留存能够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具体信息的档案, 但某些与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材料仍然有可能反映出其具有前科, 这些材料一旦归档虽然不似司法档案那样具体而明确, 但对未成年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司法档案并没有本质区别, 因此也应当予以封存。在实践中, 这类档案常见的包括户籍档案、学籍档案、用工履历表等。不过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确立之后, 除了司法文书之外的文件记载未成年人前科的情况应当被禁止, 对司法档案以外档案的封存适用的应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其他机关已经记载且已归档的相关材料。

三、未成年犯档案封存的具体要求

第一, 应明确档案封存启动的时间节点和程序。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确立之后, 对包括档案在内的犯罪记录的封存变成了有关机关的一项法定职责, 因此, 档案封存的启动应是依职权而非依当事人申请的, 这一点和《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很多地方的试点工作并不一致, 需要引起注意。由于涉案的未成年人是否有罪和应受刑罚处罚是在法院的终审判决作出之后才能够确定的, 因此符合封存条件的案件档案封存决定也应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后作出。至于作出封存决定的期限, 虽然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的要求, 归档的期限要在案件结案以后的一个季度内, 但由于归档之前的司法文书仍然属于犯罪记录, 其被不合理地查阅和档案的效果完全一样, 且各个涉案机关的归档工作不一定是同步进行的, 因此决定封存的时间应在终审判决作出后不久, 这样才能给随后的专门归档工作提供足够的准备时间, 某些省份 (如江苏) 规定的10日时限可以供其他省份借鉴。由于涉案的司法机关不仅限于法院, 为了保证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等机关的封存工作也能够落实, 应由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作为牵头机关负责作出封存决定, 一般也应制作专门的“犯罪记录封存决定书”送达其他机关, 这一决定书的效力当然涉及档案。由于决定书的出现, 符合封存条件的案件档案材料反而有所增多。

第二, 应严格限制对封存档案的查阅和利用。按照我国《档案法》的规定, 对于未公开的档案进行查阅和利用也并不是随意的, 均要履行一定的手续, 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绝对禁止对封存档案的查阅和利用, 要体现封存档案和未封存档案的区别显然就必须在查阅和利用的条件和程序上规定得更加严格。首先, 应严格限制有权申请查阅和利用封存档案的主体范围。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可以对封存档案进行查询, 对于司法机关的利用一般不存在太大争议, 但何谓“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含义较为模糊。由于我国的《公务员法》、《法官法》等法律对特定职业的从业人员资格有着明确限制, 即排除了曾经受过刑罚处罚之人担任相应职位的可能性, 因此这里的“有关单位”应仅限于法律对从业人员资格有明确限制的那些特殊单位, 而绝不能扩展到其他用人单位。从长远来看, 对具体单位的范围应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 而且对未成年人前科记录的查阅规定作更加明确、具体的限制也直接关系未成年犯诉讼程序的完善。其次, 应对查阅和利用封存档案的程序作出特别规定。按照《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 外单位查阅单位要按有关规定办理, 具体到封存档案的利用, 应在遵循有关规定的同时一方面增加对有关单位是否符合查阅条件的严格审核程序, 另一方面让查阅的单位与档案所属单位签订保密协议。

参考文献

[1]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M].新华出版社, 2012.

[2]周振想.法学大辞典[M].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4.

[3]刘水.档案学概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6.

档案犯罪对象的界定 篇3

一、档案的法律定义

在我国, 一般认为, 档案既包括移交档案馆保存的非现行文件, 也包括承办完毕后由形成单位保管的现行文件, 但在档案的定义问题上, 则尚未达成共识。本文认为, 对概念下定义, 目的在于揭示它的本质属性, 以区别于其他事物。对档案概念的界定, 也必须能够揭示其本质属性。人们之所以保存档案, 是因为档案具有证据价值, 这是档案区别于图书、情报等文献的重要特征。而档案之所以具有证据价值, 源于其是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过程的真实反映, 所以, 应将档案定义的属概念界定为原始记录, 用文件来界定档案无法揭示档案的本质属性。至于档案定义的种差问题, 主要涉及定义的精确性问题。在学术研究中, 概念或术语只是一个从事智力工作的工具, 精确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 关键在于定义是否符合我们预期达到的研究目的。本文旨在研究档案犯罪问题, 故而仅简要阐释档案的法律定义。《档案著录规则》规定, 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从事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直接形成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形态的历史记录。《档案法》规定, 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二者的相同点在于, 都把档案定义的属概念界定为历史记录而不是文件, 都认为档案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 档案的形成主体、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定义的种差上, 前者的外延宽于后者, 因为后者强调了档案对国家和社会的保存价值。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异, 源于前者仅是一个技术标准, 而后者则涉及档案管理的范围问题。档案犯罪属于行政犯, 以违反《档案法》的规定为前提, 对档案犯罪中的档案应当根据《档案法》的规定进行理解, 即档案犯罪中的档案只包括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 不宜将档案“泛化”。

二、国有档案的外延

《档案法》把档案分为国家所有的档案、集体所有的档案和个人所有的档案, 但没有规定划分档案所有权的标准, 理论上对国有档案外延的界定也宽窄不一。如, 有的认为, 国有档案是指具有重要保存价值、国家对其具有所有权及处置权的档案[1]717。有的认为, 国有档案是指由国家档案部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管理的档案[2]984。有的认为, 国有档案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由国家 (财政) 提供经费的单位在管理国家事务活动中形成的为国家所有的档案[3]。所有权是民法上的一个概念, 是指所有人对其所有物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 国家取得档案所有权的方式也不外乎这两种。前者如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档案, 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征收、没收的集体档案或个人档案等;后者如国家收购的集体档案和个人档案以及集体、个人捐赠给国家的档案等。这些档案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不存在异议。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强制代管的集体档案、个人档案以及寄存于国家档案馆的集体档案、个人档案, 由于其民法上的所有权并未转移, 能否将其解释为刑法上的国有档案, 刑法理论则存在争议。肯定说认为, 寄存于国家档案馆的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档案, 虽然其所有权并没有转移给国家, 但根据《刑法》第91条第2款“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 以公共财产论”的精神, 应当视为国有档案[4]203。否定说认为, 国家持有的档案与国家所有的档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将非国有档案视为国有档案的情况下, 把国家持有的集体或个人所有的档案解释为国有档案, 存在类推解释之嫌。国家所有的档案只能理解为国家拥有所有权的档案[5]。根据《档案法》第16条的规定, 档案代管是指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为了确保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需要保密的集体或个人所有的档案的完整和安全, 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作出的行政强制行为。档案寄存是指集体或个人档案的所有者, 为了保障其所拥有的档案的安全, 委托国家档案馆代为管理档案的民事法律行为。从民法上讲, 无论是代管还是寄存, 档案的所有者仍然享有档案的所有权, 但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国家档案馆同时也享有对这些档案的占有权。能否将这类档案解释为国有档案,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刑法上的“所有”。刑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保障法的地位, 既对其他部门法具有从属性, 同时也具有独立性。对于同一个法律概念, 刑法既可以作出与其他部门法相同的理解, 也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这是由刑法的功能与目的所决定的。就所有这一概念而言, 刑法一般将其理解为占有或者持有。因为, 刑法不是权利赋予法而是行为规制法, 旨在维护财产关系的稳定和秩序, 而非财产权利的确认和实现。从刑法的目的出发, 若要保护所有权等本权, 首先必须保护占有本身。因此, 刑法学理论认为, 刑法上的所有就是指占有或持有, 既包括法律上的占有, 也包括事实上的占有;既包括合法占有, 也包括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的非法占有。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刑法上的国有档案是指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家档案馆持有的档案。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代管的或寄存于国家档案馆的集体档案或个人档案, 虽然民法上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 但它们同时也属于刑法上的国有档案。

三、档案复制件的定位

档案复制件, 是指通过誊写、拓印等手工技术或者声、光、电等科技手段, 记录、再现、还原档案的内容或原貌而制作的档案原件替代品。关于档案犯罪的对象是否包括国有档案复制件, 刑法学界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三种观点。肯定说认为, 档案犯罪的对象包括国有档案的复制件, 因为档案的价值主要是物质载体上的文字、声音、图像等信息, 行为人抢夺或窃取国有档案的核心目的是获取国有档案物质载体上的各种信息。国有档案复制件是原封不动地从原件上拷贝下来的, 具有与原件同等的价值[6]。否定说认为, 国有档案仅指国有档案原件, 不包括复制件。因为抢夺、窃取国有档案复制件的行为, 虽然违反了档案法规, 但未必违反刑法。在《档案法》中, 档案仅指档案的原件而不包括复制件, 在保护档案复制件的法律规范中都明确列出了复制件的字样[7]。折中说认为, 对于国有档案的复制件能否认定为国有档案, 不能一概而论, 要综合考虑档案的种类、其价值体现物、原件和复制件的数量、是否开放等诸多因素, 从处罚的必要性角度进行实质解释。在一般情况下, 侵犯档案复制件的行为不构成档案犯罪, 但是, 如果档案原件已经灭失, 侵犯档案复制件将使国有单位彻底丧失对该档案的管理和控制的, 则构成档案犯罪[8]。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明确档案复制件的法律地位。《档案法实施办法》第21条规定, 档案复制件载有档案收藏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或者印章标记的, 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的效力。但需要指出的是, 档案复制件的效力不是天然的, 而是法律拟制的。档案作为历史的产物, 在内容和外观上必然烙上浓厚的历史痕迹。档案的凭证价值来源于档案的原生性, 档案的原生性是内容与载体相结合的完整意义上的原生性。失却内容或载体任一方面原生性的“档案”, 已不是原有意义上的档案。档案复制件尽管被法律赋予了凭证价值, 具有原件某些方面的功能, 但档案原件带给人的历史感与真实感是任何复制件所无法比拟的[9]14。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 尽管复制件在法定条件下被赋予一定的证据效力, 但由于它已与档案的原始载体脱离, 丧失了档案的原始记录性, 与档案原件存在本质区别。档案最原始、最基本的价值是证据价值而非情报价值, 刑法设立档案犯罪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档案的实体安全, 而非档案的信息安全。擅自出卖、转让、走私档案复制件的行为, 虽然违反了《档案法》, 但其侵害的是档案的信息安全, 而不是档案的实体安全, 如果构成犯罪, 构成的应是涉密犯罪、信息犯罪或走私犯罪, 而非档案犯罪。因此, 档案复制件无论在本质属性还是价值功能上, 都与档案原件存在重大差别, 二者的法律地位根本无法等同。这也是为什么档案法将档案与档案复制件的交换、出卖、转让条件分别规定的原因。因此, 档案犯罪的对象, 应仅指档案原件, 不包括复制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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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犯罪的法律规范问题研究 篇4

档案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类型，具有着犯罪的一般性质和特点，即具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刑法当罚性，其中具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是犯罪的最明显特点，如果《刑法》没有对某种行为进行规定，即使造成非常大的社会危害结果，仍然不能作为犯罪来认定，不能够处以刑罚的处罚。从法律规范的规则结构上来说，对犯罪的规范规则包括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部分，很多法律规则的规范这三部分没有规定在一部法律当中，而是规定在几部法律当中体现，典型的表现为在刑法典以外的法律规范当中一般都仅仅规定了假定条件或者行为模式，而将法律后果规范在刑法典当中，这种规范模式叫做委托性规范。我国的档案犯罪的立法就属于这种类型。《档案法》第24条规定了八种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形，第一种行为是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第二种行为是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第三种行为是涂改、伪造档案的；第四种行为是违反本法第16条、第17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第五种行为是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第六种行为是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第七种行为是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第八种行为是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在该法的第25条又规定了运档案出境的行为，一共九种行为。而在这九种行为后面，并没有对法律后果进行规定，具体法律后果如何，《档案法》将这九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委托到了《刑法》上，因此，对档案犯罪的分析研究就要以包括《档案法》和《刑法》在内的法律体系的角度来进行。

我国的《档案法》中规定了九种可能构成犯罪的行为，如果这些行为达到一定的违法程度就可以构成档案犯罪。那么这些行为在什么条件下构成犯罪，这些犯罪又应当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就要在刑法当中寻找答案。《刑法》对档案犯罪的规定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以档案作为犯罪对象进行的规定，这类规定在刑法条文中可以找到档案犯罪的完整的条文、罪名等相关内容。在《刑法》典当中体现为《刑法》第329条的规定，该法条中规定了两个档案犯罪的罪名；第二种规定类型是在其他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罪名中，根据对犯罪对象的规定，这些对象当中如果包含了档案的，也属于档案犯罪。在我国《刑法》典当中，这些规定包括《刑法》第324条规定的故意损毁文物罪和过失损毁文物罪，第162条规定的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第三类规定，是指在《刑法典》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罪两个罪名当中，有学者认为如果档案管理人员违反了档案管理秩序，其行为又符合这两个罪名的构成，构成的犯罪也属于档案犯罪。从法律体系角度来看，《档案法》与《刑法》的衔接是不完全的。第一类当中的两个罪名属于明确规定，对于发生在档案管理中的抢夺、窃取、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的，只要严重危害了社会就可以处以刑罚处罚。但是从规定当中可以看出，该条文当中的犯罪对象仅仅为“国有档案”，也就是说抢夺、窃取、擅自出卖、转让非国有档案是不构成这里的犯罪的。而《档案法》第16条、第17条和第24条当中规定的行为对象不仅包括了国有档案还包括了集体所有档案，因此《刑法典》上的这一规定事实上没有与《档案法》的规定完全结合。

《刑法典》第324条规定，故意损坏文物罪和过失损坏文物罪包含了故意损坏档案和过失损坏档案罪的部分行为。然而，故意损坏文物罪、过失损坏文物罪与档案犯罪只是两种有着交集的犯罪类型，即故意损坏文物罪、过失损坏文物罪当中有一部分属于档案犯罪。关于文物的定义，在我国法律上有着明确的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当中就规定，文物包括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纪念品、艺术品、革命文献资料、手稿、古旧书籍资料以及代表性实物，显然部分档案属于这一行列之中，但是大部分档案不属于文物，这部分档案如果被损坏了就不能够按照该法条定罪处罚。从条文当中可以看出，只有毁损了属于文物的档案，才可能构成犯罪，否则即使情节特别严重也不构成犯罪。而《档案法》第24条所规定的行为是“毁损、丢失了国有档案的”，显然这里的“国有档案”的范围远远大于“文物档案”的范围，《刑法》当中规定的范围显然小于《档案法》的规定。在《刑法典》第162条规定的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也有与《档案法》不相接轨的地方。《刑法》第162条规定：“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从条文当中可以看出，《刑法》在这里规定的对象是“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而这些物品在形成以后都会作为档案被保存，如果档案管理人员或者单位在档案管理当中作出了上述法条当中规定的行为，就可能受到刑罚的处罚。而《档案法》当中规定的“销毁”行为的对象是“国有档案”，国有档案显然在范围上也要远远大于此处《刑法》规定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

除了上述规定以外，《刑法典》当中还规定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这两类犯罪是针对具有一定法定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没有履行、不认真履行职权而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行为而进行的处罚，从事档案管理的人员自然也可能构成这一犯罪。但笔者认为这部分犯罪只能属于一般犯罪，不属于档案犯罪，因为此时犯罪对象不再重要，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是否与档案相联系已经不再重要。

从上述分析可以对我国《刑法》和《档案法》当中的档案犯罪的规定有个整体的概括：《档案法》当中规定了九种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行为，《档案法》当中规定的构成档案犯罪的对象除了出卖档案的行为对象包括集体所有档案、个人所有档案和国家所有档案以外，其他的规定当中的行为对戏那个都是“国家所有”的档案，至于哪些行为构成犯罪，《档案法》没有直接给出规定，而是将这部分规范直接指引到《刑法》当中。而在《刑法》当中，除了直接明确规定了抢夺、窃取国有档案和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以外，《档案法》规定的其他行为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从法律规范的实质内容上，我们在故意、过失损毁文物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当中可以找出属于文物的档案以及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档案可以构成犯罪，其他行为均不构成档案犯罪。

二、现有法律框架下的问题分析

首先，档案犯罪的对象过于窄。档案法和刑法当中的所有的档案犯罪的犯罪对象以“国有档案”为主，其他的私人档案、组织及集体档案的保护力度较弱，除了“出卖”以外的行为外没有规定为犯罪。比如，在当前个人信息对商业经营更加重要的当前，出卖个人信息的事件比比皆是，很多互联网的员工以通过网络注册等手段获得个人信息，然后出卖给商业公司，造成了对个人隐私的泄漏，对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但是在当前这些行为却不能够确定为犯罪。因此，笔者认为在信息化的当前应当加大对私人信息的保护，档案犯罪的对象范围应当扩大到私人档案。

其次，由于《档案法》与《刑法》内容上没有做到完全接轨，导致了今天的档案管理当中的很多问题都不能够作为档案犯罪来进行处理，甚至有些玩忽职守罪都作为工作失误来予以解决，这就使得整个档案管理的法律力度降低了。还有一些严重损害档案管理秩序的行为没有得到重视，比如故意毁损国有档案的行为，在法律条文当中并没有予以规定，只能作为损坏公共财物罪认定，这样就造成了在很多情况下这类行为都不被刑法追究的情况。

最后，我国的《档案法》以及《刑法》中对档案管理的规范都集中在档案本身，《刑法》第329条、第324条和第162条的规定所规范的行为都是针对档案本身。而对档案信息的处罚则主要以侵犯内容为依据，主要以侵权法来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力度相对较弱。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电子数码和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对档案信息的侵犯更加容易和更加普遍，造成的后果也更为严重，在立法当中应当有所体现。

档案犯罪是在以档案法和刑法为主的法律体系当中体现的以档案为犯罪对象的犯罪。在当前我国法律规范当中，档案法中规范的行为与刑法并没有完全接轨，同时档案犯罪的对象过于窄，档案信息的保护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档案法的调整力度依然较弱，要在信息化和信息经济化发展的今天更好地规范档案管理秩序，必须在上述三方面着手，以法律体系为视角加强法律之间的协调和科学规范。

参考文献

[1]孙景仙.浅析档案犯罪[J].兰台世界, 2007 (7) .

[2]郝彦收.档案犯罪的罪名和刑罚[J].中国档案, 200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