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法律解释的功能

浅析法律解释的功能（精选8篇）

篇1：浅析法律解释的功能

浅析法律解释的基本原理

[摘 要]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般学者对此却了解甚少。本文试图从法律解释的必要性、法律解释的对象与方法、法律解释的特性以及的法律解释的目标这几个部分对法律解释做一基本的探析。

[关键词]法律解释，法律解释的对象，法律解释的目标

法律解释是从神学解释及哲学解释延生出来的一门古老学问。历史上，法律解释主要见于并依附于民法学说的发展。到近代法律解释已逐渐出现了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倾向。从解释学的发展脉络来看，就是由具体解释学发展到一般解释学。法学解释学与文学解释学及神学解释学共同构成一般解释学的历史渊源。[1]对于法律解释这一概念一般学者虽不太陌生，但却对此缺少全面的了解。本文试对法律解释的一些相关基本原理作一探讨。分述如下：

一 、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在这里，我们必须先介绍一下法的适用。法的适用通常被认为系属于逻辑上三段论法的`应用，也就是法律之一般的规定是大前提，将具体的生活事实通过涵摄过程，归属与法律构成要件底下，形成小前提，然后通过三段论法的推论导出规范系争法律事实的法律效果。[2]法官在法律适用时必须先确定大前提，也就是所谓“找法”。在这一过程中有三种可能：其一，有可适用的法律；其二，没有可适用的法律（即存在法律漏洞）；其三，虽有规定，却因过于抽象，须加以具体化（这种情形则涉及价值补充）。[3]事实上，上述三种情形均是法官经过解释得出的结论。因此，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上述三种情形，即法律解释、漏洞补充和价值补充。

法律解释以法的适用为目的，也是法的适用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法律必须经解释才能适用。法律是由立法者制定的，立法者是人，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而由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然具有局限性。即使立法者是万知万能的上帝，而法律必须最终通过文字、语言表达出来，但文字、语言则不能将立法者的意愿全部的。明确无误的表达出来文字所表现的法律，表面上其意义似极了，无须解释，然一旦欲适用于某种具体事实而确定其意义时，反难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倘不加以解释，则必无法适用。[4]此外，对于同一法律事实，不同的法律也可能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对此拉伦茨先生指出“之所以会对法律文字的精确意义，一再产生怀疑，首要的原因是法律经常利用的日常用语与数理逻辑和科学性用语不同，它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5]所有这些即产生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二 、法律解释的对象与方法

法律解释的对象，又称法律解释的标的，学者对此争论盛大。有学者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为法律文本，即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规范及习惯和判例规则。[6] 有学者认为是法律规范的“条文”和它的附随情况。[7]有学者则认为包括法律文本和法律事实。[8]在这里我倾向于第三种解释。前两种见解其实大通小异，法律解释以文本为对象，解释者如不能确定文本的确切意旨时，必然须借助文本外的附随情况，如立法过程中的一切纪录、文件、立法理由书等资料，但这一切必须以“对一般大众公开者为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附随情况”的考察只是法律解释的依据或者方法，而不称之为对象。但是，法律的适用是事实与制定法的结合，作为解释主体按其权限来说不可能仅就制定法的条文进行解释而不去顾及法律事实。制定法对适用主体来说总是处于流动中，与具体的案件相比较它总处于未定状态中，法律面对历史的变迁应有部分的调适能力，否则制定法便会僵化。所以作为法律解释对象的法律不仅仅是指制定法还应包括法律主体活动所面对的法律事实。法律解释的意义恐怕也在于此，即通过解释者把在事实之先的成文法律与当今现实的案件结合起来，所以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存在两个方面的交流，一方面是解释主体与文本的交流，另一方面是解释主体与案件的沟通。[9]

法律解释的方法（仅指狭义）包括文意解释、体系解释、比较解释、历史解释、合宪解释等方法，其目的旨在澄清法律疑义，使法律含义明确化、正确化。在上述的各种解释方

[1] [2]

篇2：浅析法律解释的功能

浅析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特点和功能

作者：赵富真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7期

[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随着企业业务开展，涉及法律的事务越来越多，迫切需要法律顾问给企业在法律上提供帮助，针对企业的状况，法律顾问也有其自身工作的特点，来实现自身的功能。

[关键词]企业与法律；法律顾问；特点和功能

[中图分类号]F406

篇3：浅析法律解释的功能

2011年司法考试卷四的法理学论述题与时下热点问题联系密切, 讨论的是金融危机背景下, 法院采取灵活执行措施, 取得良好效果的案例。笔者尽管在答题时对材料中法官采取灵活执行措施进行了肯定, 但心中疑虑更多集中于最高法院所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公共政策的进入, 试后上网检索, 发现有类似倾向的司法解释还有很多, 涉及到民事、行政领域关于审判、执行等的各各方面, 尤其是在纠纷多发的涉农民事案件、劳动争议纠纷案件, 相关的司法解释更多。

法律的适用离不开法律解释, 但最高法院如此频繁的发布内涵诸多公共政策考量的司法解释不得不让人思考公共政策渗透到法律解释领域中的多大范围内是正当的?被公众接受的界限又是什么?换个说法, 在多大程度上, 在什么地方应该按照文本主义原则来进行法律解释, 在多大程度什么领域又要接受公共政策标准的介入?

2.公共政策的含义

本文的公共政策是指国家和政党为了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 由国家这个公权力主体制定并负责施行的, 通过确定和调整社会利益, 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目标而采取的各种具体措施和行动。就本文论述的需要而言, 它主要指公权力制定的所有战略计划, 行政规章、文件办法, 声明细则, 行政指导等等, 也包括法律法规在内。它具有权威性、利益性、价值性等诸多特性。

3.共政策进入法律解释的依据

3.1 转型期社会的政治风险和公共政策的灵活性。

中国社会因为频繁进行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体制改革而进入了转型期, 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使原本就非常有限的法律更显得漏洞百出。一方面, 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并十分依赖程序, 使得以灵活著称的公共政策在转型期社会中颇具优势。因而公共政策适当介入司法裁判过程就是合理而恰当的。另一方面, 在转型社会中, 灵活的公共政策使得行为的政治风险显著提高, 从降低风险的角度出发, 最高院在裁决中考量公共政策无疑是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

3.2 非常态的社会现实与常态下的法律之间的冲突。

我国现如今正处在经济迅猛增长、民众需求不断发展和政府职能持续深入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 城市化建设、工业化生产, 带来了诸如拆迁纠纷、环境污染等诸多社会矛盾, 对法治的需求在社会价值和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的今天更加显得尤为强烈。

然而, 立法者出于对法律普适性和稳定性的考虑, 在立法时只能对所调整的对象进行常态化的预设, 然后基于这一常态化的预设来立法, 同时通过“但书”条款或者特别规定来应对少量可预见的非常态情况。但是, 这一常态化化预设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因此, 为了解决非常态社会下出现的各种纠纷, 使司法机关远离的裁判两难处境, 另辟蹊径选择在裁判过程中引入公共政策的考量, 就显得合情合理。

4.公共政策介入法律解释过程的路径与限度

4.1 事实—规范—政策。

前文已论述,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法律解释中进行公共政策的考虑是必然选择, 面对具体的案件, 法官不得不改变应坚持的“原则标准”, 在法律解释过程中一面接受事实对规范的“裁减”, 同时还要接受政策对规范的“解读”。法官不仅要解释法律规范本身, 还要注重加入对公共政策的考量, 从而使整个裁判过程表现为:法官的视角必须同时在事实--规范与政策--规范之间不断的往返流转、反复对照, 进而才能最终获得一个合理的解释结果。具体说来分为如下两个步骤:

第一、政策标准的解释是指法官的视角在“规范--政策”之间反复比较, 并最终达至“重叠共识”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法官在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之间反复比照权衡, 这种共识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在根本价值问题上达至观念一致, 而是仅仅达至一种罗尔斯所言的“重叠共识”程度上的共识。而这种“重叠共识”是法律解释者通过不断的“反思均衡”实现的。

第二、政策标准的解释过程必须在一系列解释性原则的指引下进行。首先, 坚持以“原则标准”为基础, 原则标准是建立政策标准的根本, 坚持以“原则标准”为基础就是要坚定的遵循法治原则。其次, 毫不动摇的以公平正义为价值指引, 公平正义是法律的生命之基, 是司法的终极诉求。之所以要把公共政策的考量引入法律解释的过程之中, 就是为了防止那些发生在非常态社会现实中的一个个具体案件, 在运用常态下制定的法律规范裁决的时候会产生有失公平理性的结果。

4.2 权利是公共政策进入司法的边界。

权利当代法律的核心概念, 这早已在法学界达成共识。利益是公共政策的核心概念, 它的依托则是权力, 它是通过权力对利益的强制配置来运行的。由于权利又是以利益为基础的, 因而, 公共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就集中表现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法律解释过程中的公共政策考量的焦点就集中于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之上。

德沃金在其书中明确指出, 政策与被其视为权利的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 原则论据的价值比政策论据的价值要高出很多, 其原因即在于原则的论据同样可以作为权利的论据, 而政策的论据则仅仅是关于目的的论据, “原则的论据是为了确立个人权利, 政策的论据是为了确立集体目标。原则是描述权利的陈述, 政策是描述目标的陈述。”概而言之, 德沃金的观点总结来说就是, 某些权利是不能侵害的, 是不可动摇的, 司法裁决只能建立在这些权利的基础之上, 政策的考虑是一种补充考量, 不能改变更不能取代这些权利。

德沃金的观点为公共政策介入法律解释的过程划上了一道权利的边界, 防止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决中可能出现的任意干涉, 同时也为司法机关抵御公共政策过度或者非法干涉司法活动提供了的有力的武器。

摘要：公共政策介入法律解释过程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 尤其是在党和政府大力构建和谐社会, 强调司法判决必须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当下, 这一问题更显得突出和复杂。公共政策因其自身特质加之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介入法律解释自然有其合理性, 但过度介入的法治风险使得法律解释的制定者在考量公共政策之时必须坚守原则, 以权利为边界, 充分进行绩效预测, 在“规范”和“政策”之间通过不断的反思均衡达到“重叠共识”, 以取得最佳的法律解释效果。

篇4：浅析法律解释方法

关键词：法律解释；含义；立法

法律解释是指一定的解释主体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现行的法律的含义及其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内涵外延等进行进一步说明的活动。法律解释方法作为法律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学理论固然精辟高深，但法律条文讲究精辟，概括，并不能完全概括其中，因此，我认为法律的魅力就在于法律的解释，法律解释之精妙也許超乎立法者的想象。所以，我想谈下我对法律解释的理解。

一、法律解释的方法

法律解释的方法有很多，我仅总结一下学理上常见的解释方法：

1.文义解释

也就是对文字的解释，它分为：字面解释，既不扩大也不缩小；限制解释，解释的内容要比字面显示的小；扩大解释，是指解释的内容比字面显示的大。

2.体系解释

是指为了解释一个法律内容，把法律放到整个法典，甚至放到整个法律体系中，联系相关的法条得出含义，是为了防止断章取义的去理解法律。

3.历史解释

是指从法律规定的历史过程所得出的含义。

4.比较解释

是指用外国的法律或外国的判例来解释法律。

5.立法者的目的解释

是指根据立法者的主观意图来解释法律。

6.客观目的解释

是指不是根据立法者的主观意图，而是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社会生活的目的来解释法律。

二、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

法律解释法的方法多种多样，那么我们在法律实务中，面对具体的案情，针对某一具体法律规则或者原则要如何解释，法律解释是不是有效，能不能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和社会中得到认可，从而具有法律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

对法律进行合理的解释，正式我们这些法律学习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和努力钻研的学问。学习法律并不是要把所有的条文都背会，而是能够运用我们所学到的理论方法，以及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来对法律规则进行合理的解释，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法律定纷止争的作用。以下是我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认识：

（1）在法律解释顺序上，通常情况下，要先进行文义解释，在文义解释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或者有违法律的本意时，再运用其他解释方法。

（2）以平等原则为导向来解释具体的法律规制。即统一法律中相同的法律概念，原则上给予相同的解释。对于不同法律中相同的法律概念，立法目的不同，有时不得相互援引，原则上不做相同解释，但也要看两部法律之间的关联性。

（3）同时注意区分对列举性条文和例示性条文的不用解释方法。对于前者，特别是完全列举的情形可以进行反面解释；对于后者，结合概括部分和举例部分综合进行解释。

三、法律解释的作用

我们强调了这么多法律解释，那么法律解释到底什么作用呢？我想法律解释的功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法律解释学试图利用各种解释方法来为规则填补空缺、清除瑕疵，从而使疑难案件的判决能够恢复到大小前提清晰明确的司法常态。另一方面，法律解释学还要利用各种解释方法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随规则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呈现出扩张的趋势，解释方法就被当作一套程序性指令来填补因规则不确定而出现的约束力真空。

四、当前我国法律解释的问题

我国当前法律解释的缺陷的根本在于法律解释归属不明。一直以来，我国采取的是二元化的法律解释体制，一方面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解释法律的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另一方面又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也是法律解释的主体，同样享有法律解释权。这种二元化的法律解释体系，为我国法律解释制度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埋下了制度上的伏笔。

其实法律运行的途径是多样的，除了立法，法律修改，还有就是法律解释。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法律解释的重要作用，投入更多的关注在法律解释方法的学习和研究中，才能更好的发挥我国法律的整体效力和保障其良好运行。

作者简介：

孙阳洋（1987.12～），女，汉族，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法学硕士，诉讼法学专业。

篇5：法律解释的社会建构

「摘要」法律是调整个人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抽象规范。它并不直接指涉具体情境中的个别行为和特定事件。因此，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都必然涉及到解释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法学内部关于法律解释的理论总是带有很强的规范性特征，着力于建立内在逻辑一致的应然规则。从法律自身的性质和目的来看，这种理论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法律理论还应有理解和阐释现实的纬度，以期把握抽象和凝固的法律规则在生动、具体、复杂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中的实际运作状况，从而为应然的规范与实然的社会生活之间的沟通与契合提供知识上的可能性。不幸的是，这种取向的理论资源在法学内部是极为匮乏的。正是出于这种关注，本文力图探寻出一条理解和阐释法律解释实践的途径。通过将法律解释的主体 法官 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在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中，解释主体是一个很少有人试图去开启的“黑箱”），并进而将法律解释视为解释主体在既存制度结构中的有意义的社会行动，从而把法律解释视为解释者与解释规则之间互动的产物。通过这种努力，“生活世界”中的`法律解释这一主题或可得到触及和认知。

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

每条路各行其是，但都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一条路和另一条一样。然而只不过看来如此而已。

伐木人和管林人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走在林中路上。「1」

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写道：“法律不是摆在那儿供历史性地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地有效。”「2」这句话表明了解释对于法律的重要性。然而，作为人类最古老学科之一的法学却未能对解释的一般理论作出什么贡献。相反，通过不断厘定和固防自己的疆界，法学拒绝了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对它的影响。不仅如此，法学家们的努力还使法律俨然成了一个自足的实体，渐渐割断了它在生活世界中的根基。哲学阐释学、文学批评理论和诠释社会学等学科已使人们对解释的理解变得异常深入，而法律解释理论却还固守着自古罗马以来就一直雷打不动的教条。本文不欲提出新的解释教条，而想通过借助其它学科的分析工具，将法律解释置入人们日常经验的世界之中，并指出一种分析视角，以使法律解释的实践能够进入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

一、法律解释的“法学”理论：反思与批评

今天，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法律在中国社会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尊崇地位。而我们赋予法律以这种地位的方式则是强调法律条文的神圣性。为了扩大法律条文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覆盖程度，大量立法成了当然的步骤。相对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无法可依的状况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满足于这种进步，而对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知识根据和社会基础作一番冷静的考察和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固有的“本土资源”其实并不能很好地支持用立法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作法。而我们国家在大量借鉴西方立法技术和法制模式的过程中，也并未对它们在西方社会赖以产生和存续的知识背景进行认真的思考。

随手拿起一份我国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便会看到这样一种固定的格式：

原告诉称：……

被告辩称：……

本院查明：……

根据……法……条……款，现判决如下：……

在这样一种叙述方式背后，潜含的基本预设是：

1. 在一个案件中，有两个各自独立的领域，即：事实和法律；

2. 事实是绝对客观的，而人类理性把握客观实在的能力也是足够的。执法者通过遵循特定的程序，采用特定的技术，可以完全地揭示事实真相；

篇6：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

著而有定者，律之文；变而不穷者，法之意。(1)

民国那阵儿，学者费孝通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文字下乡》。在这篇文章里，费先生说过这段话：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 ? 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也不是，汽车夫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2)

这段话极有意思。费先生用一种巧妙的解构方式，颠覆了不少人具有的乡下人和城里人之间的“愚智对立”观念。更为有趣的是，费先生告诉我们，城里人和乡下人各自的想法是一类知识的区别，而不是智力高低的区别。城里人有自己的知识传统，而乡下人也有自己的知识传统。

说来，在文化语境中，前述那类自觉高人一等的“城里人视界”蛮多。在法律圈子内，随着专业化、职业化、理性化的法律现代性膨胀，“法律知识”把持者，似乎也或多或少有了“城里汽车夫”的脾气。不过，虽讲这等把持者多“懂得法律”，但在一关键的法律实践活计上，人们照样可以适用费先生的解构策略。这一活计便是“法律解释”。

在本文中，笔者借用一个法律实例作为叙事平台，先说明“法律解释”的纹路，次之说明其中的“暗道机关”，然后，再看看何以能够套用费先生的解构策略。最后，说说接下去的理路思绪是什么。

一

法律解释，在这里，大体是指对法律文字作个说明。法律文字这东西有个毛病。它是普遍性的，不会瞄着具体人物说个“法律命令”，也不会盯着具体事件讲个子丑寅卯。这样，“普遍性”的文字和社会具体对象之间，时时不能丝丝入扣。

看实例。

前两年直到眼下，出现过所谓的“私家打假现象”。这类“打假”，蛮有意思。第一，打假者以“消费者”名义，知假买假，然后搬出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非要卖假者双倍赔偿。而那条法律文字恰好说，只要经营者卖出了“假”产品，消费者便可以没商量地要求双倍补偿。第二，打假者常常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不仅在一区、一市、一省来回折腾，而且时时跨省穿梭出击。但是，他们终究全然不和质检“官府”相互通气儿、共同打假，倒是每每“暂”借“官府”质检图章，获得索赔的结实证据，然后，转向商家“要钱”进账。第三，此类打假，商家极为头痛，而平民百姓大多则是雀跃欢呼，尤其那些曾饱受假劣产品坑害的小民，更是拍手称快。第四，另有旁人说，这打假，本身就是“假”，因为不是为“消费”去买消费品，而是为了双倍进账才动手的，其动机，居心叵测，在道德上更是一准儿和“知假卖假”同样可恶……

现在，可以清楚地发现，第 49 条法律文字需要解释。

怎样解释 ?

有人说，别将“消费者”这词儿限定得那么死，硬说它指自我消费者。相反，咱们应该大方地解释该词，要高瞻远瞩、放眼全国，在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背景里来理解这词的意思。大多数消费者喜欢打假，而官府打假举措，说来已有多年，却迟迟不见殊效，私家打假无形中帮了大忙，使卖假商家诚惶诚恐。这使假劣产品的蔓延受到了扼制。对此，小民高兴。如此，将“知假买假打假者”说成“消费者”，便可使其获得双倍赔偿，而双倍赔偿的激励，便会更为鼓励打假运动。最后，得益的终将是大多数消费者。这般解释“消费者”蛮舒服，而且，符合“人民的利益”。

有人说，不成。法律文字的解释要钉是钉、铆是铆。第 49 条的“消费者”就是“自我吃掉(食品)”、“自我使用(餐具)”之类的人物。除此便是另有图谋的人士。买东西送人，或者买了存而不用，都不属严格意义的“消费”，由此，更别说“知假买假打假”了。除此之外，观看一个“法律事件”，不单要看与其有直接关系的法律文字，而且要瞧“周边相关法律的条文文字”。这是说，有时，看似有关的法律文字兴许不能管用，而其他“稍远”的法律文字则可派上用场。那第 49 条不太顶用，可是，《民法通则》里的文字可以发威。《通则》文字说，买卖东西时双方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如果不真实，买卖行为算是瞎忙了。专业词汇说：“这叫无效民事行为”。知假买假者购买假劣商品，显然没有“真实”的买意，没有买意还去交易，便是法律上的无效操作。无效操作的结果则是双方返还原物。这里，依然没有“知假打假者”捞取便宜的地方。

或者，不是单看直接的法律文字，也不是单看周边的法律条文文字，而是直指法律“实质”，追觅法律的原则、精神，或者立法原意一类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解释方法。

大抵可以发觉，这些“解释”能够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众平民式”的法律话语释放，一类是“法学精英式”的法律话语释放。

“大众平民式”的法律话语，随意、常识、开放，并时而带有情绪化。它对法律文字的态度可说“潇洒”。在“知假买假”案子里，这类话语不会死咬法律条文的干巴字眼儿，也不会太在意法律本身的原则、精神、立法原意之类的“大东西”。换句话说，它不

会，而且也不太希望在法律的“内在秩序”之中转来转去。相反，它的叙事出发点，倒是民众的现实需要。它以为，“法律地盘”应该扩张，法律家族谱系大体也应无限。因为，法律的目的不在法律，而在其外的大多数民众意愿。

反过来，“法学精英式”的法律话语则是“刻板”、专业、拘谨了。它时时是理性化的。就“知假买假”而言，它乐意或者习惯于在法律的“内在秩序”之中兜来兜去，要么死扣字眼，要么搜寻其他条文，要么探察法律原则、精神、立法原意，等等。这是“学科知识”紧箍咒的控制结果。此类精英话语认准，法律应该画地为牢，法律家族的谱系，也应有始有终。

二

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法学精英式的解释有何不妥 ? 对“知假买假”，人们就法律文字争得天翻地覆，精英话语的解说，不正可以显露权威、一言九鼎 ?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乃至法学都是“职业性”的，就像医疗和医学一样，它们可以充作“专业”上的指路明灯。由此，为啥不能像病人求医一样，将法律上的糟心事儿或难事儿交给精英话语的操持者，让其诊断一二，开个药方 ?

这些是人们最为容易提出的问题。

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法学专家，都说精英话语式的解释理所当然。他们以为，在法律“内在秩序”之中来回穿梭，就“法治”而言，乃是不能丢掉的“万变不离其宗”。而对比来看，大众话语式的各类解释则是旁门左道了。如果有人听从那些解释的意见，便是似乎有些患病去寻江湖巫医的意思，全然属于误入歧途。

这类看法，犹如前面提到的一准儿认定城里人是个“智”、乡下人是个“愚”，将精英话语式的法律解释，奉为了“解释的知识贵族”，而且断定，那类解释具有“正当性”。

现在，瞧瞧这看法的毛病。

法律解释的意见，如果想要成为真“智”，或者具有“正当性”，在法律的语境中必须符合一个条件：和法律文字捏攒者的原来意思相契相合。这里有层关系需要道来。

法律解释符合原意，这可说是“政治道德”(politicalmorality)的基本要求。现代人们已经咬定，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开是天经地义的。立法者只管“书写”文字，司法者只管“执行”文字。这样，才会避免政治学时常唠叨的“专横跋扈”——专制。同时，司法者还要尊重立法者，凡事要唯“立法原意”是举，不能自作主张。当法律文字不太“清楚”时，更要如此。眼下，出现了解释麻烦，司法者不去追觅法律文字“书写者”的原意，而是“另辟蹊径”，我行我素，这便等于司法者自己“既扮钦差又当皇上”，将立法权和司法权偷偷地共同按在了自己帐下。此等作为，和“书写者”自己书写后再去自己执行，殊途同归，或说同为专制。落在咱们第 49 条上，可以认为，解释者在这条意思上“自作主张”，便等于是断案过程中新立了“另一第 49 条”，这是既司法又立法，叫人不堪忍受。

显然，这层关系预示，要想标榜自己的解释具有“正当性”，则必须证明自己找到了立法原意。而其他任何解释方法，只要不能衔接“立法原意”，自然都是没有“正当性”。

三

然而，能否找到这个原意 ?

回答如果是肯定的，我们的讨论就此应该打住。相反，回答如果是否定的，我们便会摸向费先生的“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解构路标。

可以认为，至少能够搜寻两个理由，表明这个“原意”极为可能无法找到。先说头一个。“原意”，大体是指“原有的意思”、“原有的意图”。此处的“意思”或“意图”，是个心理学的词语，它们在示意个人心里想啥琢磨啥。打这点出发，在和某人对话时，咱们自然可以反复盘问这人说话的“本意”，从而挖出他(她)的心理观念。但是，现代社会的立法机构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人组成的一个实体。讲一伙人想啥可不同于说一个人想啥。此外，人们显然不易像盘问个人一样，追问立法机构的意图。当然，如果一伙人会像一人一样思想行动，倒也未尝不可去讨个“立法机构意图”。问题是，一伙人时常不会像一个人那样众口一辞、“说一不二”。在“书写”法律文字的时候，情形更会如此。立法机构里有起草者、投票者、签署者和公布者，实在难以想象，他们会在法律文字上面像一人一样，“心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更为吃紧的是，对“知假买假”这类事情，立法成员“书写”法律文字(比如第 49 条)时兴许连想都未想过。

再说第二个。法律文字是个“文本”。而对“文本”，有个“主观”的解释。“主观”是说解释者头脑里有自己的“前结构”，“前结构”包括了“知识状态”、“价值偏见”、“叙事立场”……等等。这类前结构，在不同人那里，自然具有不同的品性，从而操纵左右了解释者的解释。对法律文字是这样，对找到的所谓“意图”那玩意儿，同样如此。就第 49 条文字来说，有人可讲，那里边的“意图”就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啥叫“保护” ? 怎样才算“保护” ? 人们找到的“意图”，也需用文字来表述，而凡是用“文字”来表述的东西，难免遭遇解释者“前结构”的翻弄把玩。于是，假如宣称找到了一个“立法意图”，谁能确保这“意图”是立法者的，而不是解释者自己的 ?

篇7：法律关系客体的名词解释

包括(一说)：

1 物(物权法律关系)

2 给付行为(债权法律关系)——积极行为、消极行为

3 智力成果(知识产权法律关系)

4 人身利益(人身权法律关系)

5 权利本身(权利质权关系)

篇8：法律解释作为法律发展的中心

关键词：法律发展,法律危机,法律解释

一、法律发展的危机

“我感到我们正处在法律价值和法律思想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在这种危机中,我们整个的法律传统都受到挑战。”[1]伯尔曼这一满怀忧患的论断警醒着世人:西方法律价值和法律思想所锻造出的千年传统已经被人淡忘,曾经的法律制度、法律价值和法律概念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我们发现,政治势力可能在法官选任过程中系统地进行意识形态测试以筛选候选人。[2]

(一)西方法律发展危机的表现

外部因素与内在逻辑的共存与竞争意味着,如果政治等外部因素强势地驱使法律前进,那么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将会受到排挤而趋向边缘化,人们便会将对法律本身的注意力转移到外部因素上,放弃对于法律的尊重。伯尔曼的忧虑正在于此。

(二)西方法律发展危机的后果

也许有人会用这样的社会法学观点,为外部因素的干扰而辩护:法律是满足社会需要的重要手段,人类社会在近百年来急剧变化,法律亦随之发生变化,此乃理所当然之事。但是,这一看法未能准确地说明法律的功能,因而也无法意识到法律发展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为,法律的主要功能并不在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3]

(三)中国的法律发展危机

西方学者对于西方法律发展的忧虑,引发了我们对于中国法律发展的思考。中国究竟有没有遇到与西方相类似的危机呢?通说认为,基于中西方的这些区别,断言西方法律发展所面临的危机会在中国产生,恐怕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法律发展就不会面临危机:首先,在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其超长时间的了解导致人们对历史上法律表现出的局限性极其熟悉,还导致一种安全感,这促成人们患上对其益处的健忘症。其次,法律体系是静态的,尽管它能对外部因素造成的些许限制,还远远不能凸显出动态的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最后,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结合以上三点可以发现,中国法律发展所面临的危机甚至比西方更为深重。

二、化解危机的三种方案

“一个社会每当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就会本能地转眼回顾它的起源并从那里寻找症结”,[4]西方还可以从自身的历史中寻找化解危机的方法,而中国将如何应对呢?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提出三种化解危机的方案。

(一)限制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是妨碍法律发展内在逻辑性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能否采取措施限制政治权力以保护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呢?政治权力以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还是侧重于在静态的法律体系下限制自己的权力,而并非意味着在动态的法律发展中就一定会尊重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因此,以限制政治权力为中心,树立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不符合政治权力的特性,不适合作为化解危机的方案。

(二)扩大司法权力

在维护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时,司法权力有显著的优势。然而,应当注意到:第一,司法本身即具有被动消极的特征,不利于其如同政治权力一般,主动出击,大包大揽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第二,司法权力的管辖事项是有限的。一旦当事人将其争议提交法院,他们极有可能参加到了一种零和游戏中,必须要分出输赢胜负。[5]另外,盲目扩大司法权力,使其参与到自己无力解决的社会事务,甚至会导致司法权力与政治权力相混同,非但起不到确保法律发展内在逻辑性的作用,反而为政治权力干预司法权力打开了缺口。

(三)依靠法律解释学

法律解释肇始于古罗马。《十二铜表法》见证了法律解释与法律发展的紧密联系。古罗马法学家在解释《十二铜表法》的过程中,引申出大量的多种多样的连编纂者都梦想不到的法律准则。就这样,直到一千年后《国法大全》颁布,《十二铜表法》也未曾更改过一词,但人们总能从中读出新鲜的精神。[6]解释发展了《十二铜表法》,使其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而在当代,法律发展所遇到的危机,也可以利用法律解释加以解决。中国的法律发展应当以法律解释为中心。

三、法律解释的三重优势

可以预见,法律解释将凭借着这三大优势推动中国法律发展,而法律发展也只有以法律解释为中心才能使外部因素、内在逻辑形成合力,平稳地渡过危机。

(一)解释原则的优势

一般认为,解释原则有合法性与合理性两种。两种解释原则的适用孰先孰后,涉及了政治权力与司法权力的范围。正确理解解释原则,能够修正限制政治权力、扩大司法权力的危机化解方案。

解释的合法性原则是指立法居于司法之上,因此法官的法律解释必须受到法律文本的约束和限制。但是它具有很大的缺陷:第一,崇尚立法至上。第二,不能认识到良法恶法的区别。第三,脱离现实情况。

解释是否超出法律的限制,这一问题往往只有凭借合理性的判断才能回答。法律不可能成为绝对的指南,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应在何时选择这条或那条既有规则解释或指引判决。而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稳定人们的预期,使大家接受一种相对合理的变化。因此,解释的合理性原则应当位于合法性之先,只有依靠合理的解释才能发展法律。

(二)解释主体的优势

虽然法律解释主体非常广泛,可以包括法官、学者、其他法律职业者乃至于普通人。但是法官在法律解释上占据主导优势,这使得法律解释不会成为学者的专利。具体来说,法官之所以在法律解释上占据主导优势,是因为:第一,从思维上看,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法官面对的是现实案件,而非像学者一样进行沉溺于大量的虚拟案件之中。第二,由于法律解释活动蕴含主观色彩,因而不同学者可能会在同一解释问题上给出南辕北辙的答案,这会动摇人们对于法律解释的信心。第三,只有法官的解释才能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此,法律解释的适用主体应当是法官。通过法官的法律解释才能真正联结立法、司法和法学三个维度,促使法律有机发展。

(三)解释方法的优势

可以说,法律解释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但是它借助了一套独特的方法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包裹起来,这就使得法律解释避免了外部因素对法律发展的直接干预。它仍然重视既有法律,同时注重法律对外部因素的适应,真正维护了法律发展的内在逻辑性。

四、结语

法官的法律解释具有独特的优点,能够调和法律发展中内在逻辑性与外部因素的矛盾,稳定人们的预期,化解中国法律发展所面临的危机。中国法律发展,应当抓住法律解释这个中心。因此,法律的发展需要依靠漫长的司法实践、依靠一代又一代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法律解释。

参考文献

[1][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8,39.

[2][美]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M].李桂林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38.

[3][4]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7.

[5]王利明.从足球裁判看司法公正[N].人民法院报,2012-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