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共7篇）

篇1：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李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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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由于传统的儒家“交邻”之术与近代外交理论格格不入，这就使得李鸿章的外交实践成效甚微。但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平等独立地位所作的理论探索及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在很多方面却具有开拓性，并值得我们借鉴。

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内政外交紧密地联系起来。无论他在早期提出“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或是晚期提出“外须和戎，内要变法”的主张，都渗透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那就是:“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其寓意很清楚:第一，内政是外交的基础，一个制度健全、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和实力鼎盛的国家，才有可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一国政府之所以能够经常性地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并从其他国家的进步实况获得借鉴，或将不利的国际形势转变为有利的局面，缔结商约，发展贸易，都有赖于运用灵活而结构健全的外交。

一、洋务运动

1862年，李鸿章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在此期间，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二、外交事件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李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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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731010 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他的笔下应运而生，并非出自他己愿。在民族危机日蹙的形势下，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促使他开始揣摸中西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方法和途径。李鸿章认为，同洋人打交道，既不能像“沪道媚夷，失之过弱”，又不能像“汉道抗夷，失之过刚”，而应介于两者之间，采取“刚柔调剂”、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儒家信条“忠”、“信”、“笃”、“敬”四字处之。可以说，将传统儒家学说应用于复杂国际背景下近代外交领域所谓的“诚信相交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强敌压境，而我又无实力以对的情况下，运用外交手段，力保和局，避免战争，“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加紧练兵制器，变法自强，以准备与外敌决战的时机。这种和战论，构成了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策略方针。

三、洋务重臣

李鸿章一直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及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兴趣，这是他与大清国其他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李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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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731010 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诫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李鸿章在列强眼中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总而言之，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最基本立足点在于“弱国”与“和戎”两个方面。所谓“弱国”，是相对于以科学、民主和机器大工业为主要特征的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言。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劳动人民曾经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但是到了十八、九世纪，当欧美国家大踏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代之时，中国却仍滞留在中古的发展水平上。李鸿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像大多数抱残守阙的封建士大夫那样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而是能够体认到世界的发展大势，对于中西关系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敢于将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范围中，从而意识到一个相当简单、却又是大多数封建儒学者所不愿接受和不敢承认的道理:既然长矛短铳不能与洋枪大炮敌，舢板骡车不能与轮船火车比，手工业小农经济不能与机器大工业比，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的落后，欧美国家的先进，就得去旧图新，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通过“和戎”，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以保证国内自强新政的顺利进行。而中国的自强之日，也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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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摘要】：周恩来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也是闻名世界的杰出外交家。在他26年的外交生涯中,形成了一套具有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本文尝试从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四个方面并以求同存异为重点浅析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及谈下本人的一些粗浅感受。

关键字：周恩来、外交、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正文：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然而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杰出外交家,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之父”、“外交之魂”。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在长达26年之久的外交活动中,他一人身兼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种身份,充分运用其异乎常人的精力、才能和智慧,同毛泽东一起,运筹帷幄、破旧立新,为新中国制定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他善于吸取别国外交经验用于本国实践;善于把握形势,提出适合的外交政策;善于调查研究,勇于创新,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并且能够促进世界外交理论发展的外交理论。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

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国内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人和论著也都很多。我的体会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有四个方面：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这四点贯穿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始终，既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一系列外交方针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独立自主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臵身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我们与这些国家“并不是没有差别，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丧失掉”。他始终以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反对强权政治，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并且不论国家大小强弱一律把其放在一个独立国家的立场上平等对待。

而平等相待正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周总理主张各国主权平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对大国、强国要讲平等，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对发展中国家更要讲平等，要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不要强加于人，而这种原则在当今世界仍是不可或缺的。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点。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针对会议上出现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新殖民主义”、“颠覆活动”等不和谐音符，他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给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稿．并干当天下午做了关于求同存异思想的著名发吉。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他的求同存异思想。这一思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终于使会议达成了一致见解，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亦称万隆精神）。

和平共处作为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最具创造性、代表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之一，不仅对当时和当今的国家外交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诚如当下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笔者认为，其实质即是一个推进、实现“求同存异”的过程。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而当今社会，在利益已经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挑战来自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就急需“求同存异”。

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彼此依存，这决定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利己必须以利他为条件。在现实中，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时必然要受到他人同样追求的限制，因此，“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达到共赢的最佳效果。

同时“求同存异”也是重要的处世原则。因为每个人的见识、性格、经历和人生体会都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强求他人与自己观点或者为人处世的态度完全相同，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应该采取一种踏实而积极的态度，寻找彼此间的共同点。否则，一味坚持自己的立场，对不同的意见听而不闻，交流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亦无法达到求同的目的。

“存异”反映出一个人的风度和广阔胸襟。正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尽管现实情况不可能让每个人的想法或者行为方式都相同，但我们仍然要尽力保证足够的发挥各自个性的空间，尊重对方的不同观点，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意见。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中庸的做法，是缺乏原则的表现。其实，“求同存异”这一原则并非如此简单，它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和艺术，是一种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处世态度。这是人与人合作的基础，也是成大事的必然选择。我们随时可能需要他人的鼎力帮助，需要与他人合作。那种想凭借一己之力，靠单打独斗成事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步伐。不与人合作或者不会与人合作就不可能成大气候。而与人相处的“求同存异”原则是两者合作的基础。

苏轼就曾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个体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人有多重性格、多个侧面。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别人，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们在为人处世的时候也应该学习这种宽广的心胸，容纳不同的意见，尊重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些人却一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认为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便是错误的，甚至不予理会。

树立敌人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况且多一个朋友多条路，何不用宽广的胸襟接纳他人的观点，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如果对方有不同的观点，先静静地听他的观点，理解他的观点，不要急着反驳。不要把对方的反驳当成是对自己的人身攻击，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每个人也有尊重他人观点的义务。

篇3：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清朝末年,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一直做着天朝上国美梦的晚清政府已经毫无抵抗之力,这时李鸿章开始意识到“洋人论势不论理,视我国势之强弱,我自当自强,而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萧条,洋入也必隐图其狂逞。”李鸿章意识到惟有让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才能够更好的避免外国入侵,所以李鸿章同时提出了“和戎”,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和教育理念,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当时他认为从海禁开通之后,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日益密切,而中国过于传统,墨守陈规,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李鸿章提出识时务者当知所变,从而让自己国家富强,希望以“和戎”为表,“自强”为里,进而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李鸿章“和戎”与“自强”的外交策略并没有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仅仅是将变革停在学习洋务的基础上。

二、“循理外交”的外交思想

李鸿章在晚清政府和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中非常重视“势”、“理”、“情”的运用。他认为只要据理不让,然后动之以情辅之以利,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处理中国和外国之间的矛盾。随着李鸿章与西方接触次数的增加,他也逐渐的研究出了一条经验:对付洋人就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洋人口口声声的说万国公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会引出万国公法,那么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按照万国公法与条约办事,提出了“循理外交”的观点。李鸿章认为,中国和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虽然有很多不平等的地方,尤其是洋人在中国一些特权变得合法化,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些条约也一样约束了洋人不能够任凭他们的心情来提出其他的条件。

但是循理外交的政策,在李鸿章30多年的外交实践中都没有获得很好的效果,这主要因为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他在外交活动中并没有认清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真正目的,没有认清西方列强之间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是李鸿章作为封建王朝的一名重臣,必然受到了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在他所进行的外交活动中一味的对清政府愚忠,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压,李鸿章还以为可以采取“讲人情、言苦衷”的策略,但是这样做却暴露了自己的谈判筹码,让他自己在外交活动中经常处在被动状态。

三、“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

“以夷制夷”可以说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现实方法,这是把古代以夷制夷与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通过远交近攻的外交原则,让强敌之间相互对立和制约,从而艰难的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作为一种处理晚清政府和西方各国之间关系的方法,以夷制夷的说法源于春秋时期,在清朝末年的外交活动中,这一思想又被重新的提出来。林则徐认为,应该允许西方的其他国家和中国进行通商,从而牵制英国;阮元提出用美国来牵制英国;而魏源则认为在陆地上应该和俄国结盟,从而更好的威胁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在海上和法国美国结盟,进而对英国形成联合攻势。当时李鸿章深刻的认识到外交必须要有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但是当时晚清政府却缺乏能够和西方列强抗衡的实力。在当时强敌如林的国际形势之下,清政府要获得一个在国际上平等的地位,就必须要制定出一种有效的策略。因此,李鸿章尽力的希望能够借助传统的合纵连衡之术,同时结合西方的均势理论,他希望能够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甚至希望通过和某一强国结盟的方法,来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

四、结语

篇4：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思想；社会背景

李鸿章的时代性是他的变局思想产生的背景，而他的变局思想，是他的外交思想不同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所在，是他的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外交观念的出发点。在现实生活中要评价一个人物并不容易，尤其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复杂人物。为了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们必须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把他放回他那个时代的背景，这样看的话，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李鸿章是指导洋务运动的开明官员。不能否认，李和洋务运动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还有第一支现代海军都是他的功劳，由此看来，如果没有李鸿章，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将会延迟几十年。因此，李鸿章在这方面是应该得到正面评价的。“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日本一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撤，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睢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开始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里首先是由于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活动中采取了“合作政策”。他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利益，在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的侵略目的。在列强虎视耽耽之下，清政府亦强烈的感觉到“彼族深阴狡黯，遇事矫执，或条约中本系明晰，而彼必曲伸其说，或条约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据以为词，极其坚韧性成，得步进步，不独于约内所已载者难稍更动，且思于约外未载者更为增添。”然而，此时清政府已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只能是卑躬屈膝，对外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在这种所谓的“中外和好”的“和局”面前，经历了绞杀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的高官大吏，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流亲眼看到了西方侵略者船坚炮利的“长技”，从而预感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1860年《北京条约》签署后，曾国藩就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纤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1861年3月，曾国藩又再次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乃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进而主张应“广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存远略。”而李鸿章则更因在1862年率领淮军到达上海与英法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向太平军进攻时亲眼看到外国军队的“落地开花炸弹”而赞不绝口，视为“神技”。他为此也曾给曾国藩写信哀叹到“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转而愤言到“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押处荤毅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外国猖撅至此，不函函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川在这里”，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中国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地落后于西方，故转而欲继承早年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且极力把这一思想主张付诸实践。他们“师夷长技”的目的，一是为平定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维护清朝的统治，二是要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免遭沦青。关于这一点李鸿章有过告白“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似当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总的来说，李鸿章之流就是要“讲求洋器”，平定發捻，自立自强，抵御外患，重点是放在购船、造炮、练兵等军事方面。“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指导思想就成为此些人等的大兴办理洋务的纲领，并历时三十余年而不衰。而正是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篇5：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开战，由于中国军队装备落后，很快便败了下来。1895年2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不得不同日本政府谈判，并准备接受包括割地求和在内的屈辱条件。几天后，李鸿章应召到京，清政府任命他为全权代表与日本进行谈判。李鸿章身感责任重大。他就日本提出的条件，先后同军机处、美、英公使馆进行商议，但均不得要领。3月2日，奕向李鸿章传达光绪口谕，授予他以商让土地之权。同日，李上摺提出对议和的看法，认为割地之事，古今中外皆有，“但能力图自强之计，原不嫌暂屈以求伸”，只是地有多寡要次之分，须力与争辩，朝廷必须密为筹备，防止日军直犯京畿等等。至此，以能看出李鸿章割地求和之心，同时李也为自己的罪行找到了一个借口。

3月14日，李鸿章率参议李经方、参赞马建忠、伍廷芳、罗丰禄，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一百多人，前往日本马关春帆楼议和。20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在春帆楼会谈，双方交换全权证书。李鸿章劝日本不要“寻仇不已”，要求先议停战条件。次日，双方举行二次谈判，商议停战之事。伊藤提出包括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解除三地清军武装，日军管理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清政府负担战时日军所有军费等条件。李鸿章鉴于这种情况，又要求先谈议和条件。24日，李鸿章意外遭遇枪击，从而迫使日方无条件停战。4月1日，日首次公布议和内容。4月21日，李鸿章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不仅使中国失去大片土地，还令中国开放长沙、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并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这是中国签定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清政府也是中国人民的莫大耻辱。

19世纪末，山东农民成立“义和团”，树起“助清灭洋”的旗帜，打击外国列强。然而，正当“义和团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之时，却受到以李鸿章为首的清军及“八国联军”的围攻和镇压。在内外夹击下，“义和团运动”以失败告终。就在“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当天，“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西太后和李鸿章开始逃亡。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为攫取更大的利益，又要求清政府与其议和。199月7日，清政府派全权代表李鸿章、奕匡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十一国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派头等使者到德国谢罪，在杀死公使之地立纪念碑;惩办支持或协助过“义和团”的官员;派官员为专使到日本谢罪;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划定外国使馆区，各国可在此区驻兵等。

《辛丑条约》的签订，将外国列强与清政府的关系完全确定下来，公使团成了清朝的“太上皇”，清政府彻底成了“洋人的朝廷”。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清朝建立后，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这一政策阻碍了中外联系，影响了中国吸收引进世界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从而导致清朝在强盛之后迅速走向衰败。19世纪60-9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时任清政府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无论是拯救民族危亡还是维护自身统治，都必须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开始。

“洋务运动”初期，是在“自强”的口号下，以筹建近代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军为主的。1865年6月，李鸿章、曾国藩在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苏州洋炮局的人力、物力和技术经验的基础上，收购了美国在上海虹口创办的旗记铁厂，又将在美国购买的“制器之器”一并归入，正式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共建工厂15个，增设旅馆、炮队营、工程处、翻译馆各一个及各种附设机构十多个，主要从事军火生产、轮船修造、科技书籍的翻译和培养外语人才。1875年，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等人准备在南、北、粤洋创建三支海军，由于财力有限，先创设了北洋水师一军。李鸿章掌握海军大权后，从德国购买两艘铁甲舰。于1881年组建北洋水师。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 。中法战争爆发后，南洋、福建海军遭受重创，只有北洋海军保留实力。李鸿章又从欧洲购买了多艘战舰，北洋海军实力大增，排名升至远东第一，世界第四。1876年，李鸿章筹办开平矿务局;1879年，从大沽和北塘架设电报台到天津;1880年，又在天津设电报总局。

篇6：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 晚清进士, 早年入曾国藩幕。他创建淮军, 镇压太平军和捻军, 赢得慈禧的信任。他勇于学习西方的新鲜事物, 积极创办洋务事业。主持清末外交近30年之久。暮年的他曾经这样概述自己的一生, 分为“少处科第, 壮年戎马, 中年封疆, 晚年洋务”四个阶段。其实, 他创办洋务事业是从其封疆开始的, 而其封疆之时也正是他戎马倥偬之际。所以其戎马、封疆及洋务之间是紧密相连不可截然分开的。李氏若不办洋务, 就不可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 也就不可能得慈禧的依赖而官运亨通, 把持清末外交达30年之久。

从上述经历我们可以看出, 李氏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复杂奇特、而又难以简单评价的人物。对其评价的问题, 向来是毁誉褒贬不一。随着时代的变迁, 政治的需要和评价标准的不同, 对他的评价结果也就不同。中法战争期间, 因李氏曾一意主和, 就有人上奏弹劾他, “张夷声势, 恫吓朝廷”。甲午战败, 李氏的声望一落千丈, 这也是他一生荣辱的转折点。当时从多廷臣纷纷要求给予严惩, 甚至有人叫着要把他明正典刑以谢天下。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 革命党人出于反满革命的需要, 把李氏斥为“汉奸”。建国后, 对李氏全盘否定居多。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对李氏的评价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但总体上趋向客观和公正。

以上是有关李氏生平和对其众多评价的一个简单述评。下文就其外交上提出的“外须和戎, 内须变法”的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三位一体的外交思想

1870年李氏出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 开始接手清朝的外交事务。从国内来说, 当时距离太平天国的补镇压不过是六七个年头, 清政府在经历了历时14年之久、席卷18个省的内战后, 国力已经被消耗殆尽了, 八旗、绿营也彻底崩塌, 整个国家处于一种积贫积弱的状态。放眼寰球, 国际形势更不容乐观。此时的欧美列强大多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 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 强行同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在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条约的墨迹还未干透的时候, 腐败的清廷沉醉于“同治中兴”的迷梦里, 幻想凭借半部《论语》就可以退敌。与此相反的是, 李鸿章等少数官僚却清醒而又深刻认识到, “欧洲各国百十年来, 由印度而南洋, 由南洋而东北, 闯入中国边界腹地, 凡前史之所未载, 亘古之所未通, 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远, 胥集于中国, 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在这样的变局前, 中国人是没有历史可以参照的, 更不可能叩问祖宗先辈, 所以也不可以盲目地把列强看成“蛮夷”, 把他们的侵略看成是对天朝的“犯顺”。任何无视现实的强硬做法, 都将会带来更不幸的结局, 因此李氏是极不赞成不顾实力盲目地谈论战争。他认为“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 尤为驭外良谟”。在他看来, 那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 才是战争中最上的用兵之道。即使是在有实力的情况下也不能轻言战事, 更何况在这处千年变局面前, 中国并无充足的实力和强大的兵力,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而中国面对的却是西方强大而又陌生的敌人, 出于此种考虑, 他便提出:“战守无具, 不能不以和, 允为御侮长策。”任何政策的提出都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和局的求得目的是为了自强。于是李氏说:“处今时势, 外须和戎, 内须变法, 若守旧不变, 日以削弱, 和一国又增一笔矣。”这里李氏在和局之外提出了对内变法的思想。他认为如果只求和局, 苟安于短暂的和平, 而不同时变法自强, 尽快摆脱困境, 和了一国只会徒增一敌, 而后还得再次求和付出代价。如若“中国诚能以闲暇, 选择练兵, 通商裕饷, 内外同心, 切实经理, 休尝不争雄于各国?”所以他一再强调“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很明显的是, 在此李氏的对外和局是为了能够自强而达到御侮的目的。如果在外有和平的国际环境, 内又能有安定的社会, 那么政府就有切实改除积弊学习西方先进事物的时间和精力。如果真能如此中国何尝不能反弱为强, 清朝何尝不能与各国争雄, 华夏又何尝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自强, 就能够洗刷耻辱, 不能及时的自强, 等待的只有被瓜分。为了实现自强的远大理想, 为求得和局付出暂时的代价是值得的。而其主张改革科举考试的某些内容, 因为“以章句帖施于洋务, 隔膜太甚”, 不能选拔出切合时代需要的人才。

说到这里, 不难发现李氏的和局自强和御侮思想是同属一个体系的, 其实这三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对外有和局, 才有条件和时间实现自强;内部实现了自强, 才能对外达到御侮的目的。否则, 不能自强又何谈御侮?

三、我的标准

首先, 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 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 标准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笔者认为, 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众多人物的评价, 近代化是个更趋合理的标准。综观近代史, 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反帝还是反封建, 无论是用阶级分析还是生产力标准, 都是在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如何实现近代化。因为反帝和反封建为的是求得民族独立, 民族独立就得发展生产使国力强大。近代中国的发展以谁为标准?选择西方是很自然的。当然以西方为参照不代表西化, 而是扬弃古今中西所有事物, 不可言必称西方, 也不可死守传统不放。

在这个标准下, 我们说李氏在外交上的“和戎”, 不能单纯的说是卖国妥协。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使中国变成近现代化国家成为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好, 创办洋务“自强”也罢, 都是这种时代潮流的产物。诚然, 李氏外交思想指导下的外交实践在当时不算是成功之举, 但对此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注意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间的背离, 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天我们评价李氏时, 不能将清末外交的失败简单归咎于李氏一个。在他那个时代, 李氏煞费苦心地谋求一个内外安定和平的环境, 发展以自强为基础的外交策略是值得认可的。环顾当今世界, 全球化日渐的今天, 这一思想难道不无借鉴意义!

摘要：李鸿章是近代史上一个较为复杂而奇特的人物, 他镇压屠杀过人民, 却勇于学习西方新事物, 倡办军、民用企业, 曾把持清末外交30年之久, 对内要求“变法”, 对外主张“和戎”。以李氏的外交思想为主, 对其加以简单的评述, 提出自己评价近代人物的标准。

篇7：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思想；现代化；借鉴

一、李鸿章洋务思想所形成的时代背景

清朝初期社会和经济比较发达，经历过“康乾盛世”的阶段，然而从乾隆末期开始，社会的经济政治日趋落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生产力水平不断下降，政治腐败，社会的风气每况愈下。当西方爆发工业革命的时候，清王朝开始“闭关锁国”的政策，逐渐与世界脱轨。

二、李鸿章洋务思想其基本内容

（一）军事自强

购置海外枪只弹炮、造器练兵、筹备海防等等是其军事自强思想的主要表现。李鸿章认为：“国家百用可省，独练兵设备万不可省”。这之后，他着手筹办西方枪炮，开办军事工业，其中包括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这些军事工业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我国军事近代化的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起，他开始积极筹备海防，并开办近代海军[1]。出发点则是防御国外侵略势力。他的军事自强思想还表现在革新军制方面。他了解到旗兵、绿营军的朽败、武器的落伍，深感到实行变革刻不容缓。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变革的举措大多没有得到落实。

（二）经济自强

“求强”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主题思想，其实现的主要方法就是军事强盛，他以为国力强盛、军队强大是实现经济方面的自强与富有是的条件和根本。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机械炼铁、交通运输、纺织产业等民用企业都是其陆续成立的。他在这期间成立的民用企业分别是：一是轮船招商局；二是开平矿务局；三是上海机器织布局；四是天津电报总局。我们可以看出，他成立许多的民用企业，粗略一看貌似是以帮助解决军事方面的资本、燃料、拓展兵饷等矛盾为出发点，然而从细细挖掘和思考，更显露了其经济主张，他最后的目标是社会经济可以富裕，财政可以丰盈。只有这样才可以足够有效的抵御外侮。

中国第一家海运公司出现即轮船招商局，建成了首条专业的轨铁路即唐胥铁路。我国内陆兴办最早的煤矿即开平煤矿建成，也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的电报业。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推行了“官督商办“的发展体制，并逐步尝试进行对外通商、引进西方技术。这些改革办法，符合我国近代经济发展这一潮流，推动着我国近代经济不断繁荣。然而，这些措施是为了巩固风雨飘摇的腐朽的封建统治，所以他的经济思想和措施也多少会包涵着历史的印记。

（三）文化自强

李鸿章以为西方的自然实证教育和中国的经书史籍教育有着很大差别，西方的自然科学教育酝酿了新的科学技术，发明了伟大的物质财富。他主张革新考查内容与方法，还给出了详细的建议：一是在海防省份，创设洋学局，有格致、测算、兵法等门类，希望有选出有能力的人进入，依照他们工作的表现，奏奖升降。二是设立学馆、报社，培植精通他国语言及精于算法、天文、测海、制船等精英。三是指派留学生出国研习。所以说李鸿章开辟了革新教育制度的开端，现代科学在国内得到广泛宣传，推动着我国近代教育的繁荣和兴盛。

（四）外交自强

李鸿章在与西欧国家打交道中，渐渐明白清朝仅仅是世界浩繁国家之一。因此，处理好外交关系是清王朝安稳进行洋务运动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的话语权是由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的，然而中国的经济和军事都相对处于疲软状态，李鸿章不得不实施弱国外交政策。在双方交涉过程中采取求和姿态，力求约法三章，不搭理其他国家的挑拨。尽量减少矛盾，不卑不亢，以防与列强产生冲突，保护本土的权益。

三、李鸿章洋务思想的特点及评价

（一）其思想的特点

1、它继承并深化了“师夷长技”的思想

鸦片战争爆发后，一些地主阶级的先进代表例如林则徐，魏源等意识到了历史的大变革的来到即西学东渐。“闭门造车”的天朝上国于是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飘摇的时代让经世致用思想的意义有了新的改变。“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渐渐出现并逐步辐射全国。

2、将中国古老的封建文化同西方理性思想结合

李鸿章以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因而，他是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和条件下学习和接受西方思想的。这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二）李鸿章洋务思想的评价

1、李鸿章洋务思想的意义

第一，其洋务运动开始走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学习西方优秀事物，设立了许多新式工业，不断开启着中国人的民智。

第二，涌现了许多科技人才，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在国内开始得到普及。李鸿章努力创办洋务企业，并且在国内设立新式学堂，培育科技人才，尤其是派遣人员赶赴国外留学，现代知识开始渐渐在中国得到传播。

第三，中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提高，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并得到发展。李鸿章创办的许多洋务企业，客观上推动了国内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成长。随着自然经济的经济形式的解体，一些地主和富商开始投资洋务企业并获得超额利润的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现代企业的萌芽和发展，客观上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2、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当代意义

首先，正确的政治制度可以为促进变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虽然洋务运动以来，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经济领域也赢得了巨大的成果，然而较少于政治方面进行变革。因此一定要重视制度领域的变革，变革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制度。

其次，注重人才的教育和培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急需大量的精英分子和高端技术。因此我们既要引进外国的发达技术，又需要积极培育自己的精英科技，努力进行自主创新，提升科技研发能力。完全依赖于外国技术只能死路一条，所以一定要自主研发，保证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避免受制于人，才能朝着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发展。

最后，养晦韬光的外交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斥和欺凌，被迫只能采取“养晦韬光”的外交政策。要抓住机遇求发展是重点，绝不能意气用事，争锋相对。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综合实力得到了很大增强，国际地位也极大提高了，有了保护国家利益的实力，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维护国家权益和利益。

3、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局限性

我们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产生，发展，及洋务实践不难看出，尽管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依然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一方面，他的改革建议不够全面，改革的方案也仅仅局限于教育和人才方面，军队的建设和训练，和鼓励商人同外国竞争。另一方面，李鸿章的思想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没有触到中国社会与政治最深层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未缺乏关心行政和政治改革的道德心理和情感。

四、结论

鸦片战争像平地一声春雷，惊醒了睡梦中的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清王朝开始开眼看世界，发现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一些有志之士痛定思痛，发起了洋务运动，开始了寻求自强之路。其中，李鸿章起着主导地位。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涵括经济、军事、教育、外交四个方面，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紧密地相联系，互相促进，用以拯救满目疮痍的清王朝。虽洋务思想在某些方面有其历史局限性，洋务运动最后也以失败告终，然而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史意义不可磨灭。

参考文献：

[1] 李鸿章.海军函稿：卷3[A].李文忠公全集[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15-29.

[2] 李鸿章.译署函稿：卷14[A].李文忠公全集[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7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