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与沈从文小说艺术风格之异同(陶建秋)

论汪曾祺小说与沈从文小说艺术风格之异同(陶建秋)（通用1篇）

篇1：论汪曾祺小说与沈从文小说艺术风格之异同(陶建秋)

论汪曾祺小说与沈从文小说艺术风格之异同

陶建秋

摘要：汪曾祺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小说艺术风格，他们的小说大多是在乡村和城市题材的空间里，通过对人性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地探讨认识，讴歌健全的人生形式，从而表现出了相同的艺术风格；沈从文是30年代“京派”作家，而汪曾祺是80年代作家，两个人处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同时汪曾祺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小说家，其作品与民俗关系之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创作比其师沈从文更深，就使得两个人的艺术风格有了差异。

关键词：艺术风格 语言艺术特色 审美态度 淡化主题 反抒情

一

汪曾祺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小说艺术风格，他们的小说大多是在乡村和城市题材的空间里，通过对人性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地探讨人生，讴歌健全的人生形式，从而表现出了相同的艺术风格。

汪曾祺与沈从文在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上有相同的地方。小说语言都别具一格，简洁明快，古朴简约。汪曾祺的《受戒》中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相对的话语；《大淖纪事》中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的一段悄悄话，都极为简洁平常，然而仔细回味，其中韵味绵长，不仅精到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同时使你读出了叙事中的诗意美来。沈从文的《边城》描写翠翠的一段文字：“翠翠在风日里长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接站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瞬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件，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段文字句式参差简峭，绘形传神，古朴清新，富有表现力。他俩的小说注重以人物语言，动作和细节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表现一个至善至美心灵世界的良好艺术风格效果。

在审美态度上，两个人的小说中业体现出来了相同的艺术风格。他们的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汪的《受戒》和《大淖纪事》等作品看似有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实则正是作者对于健康人性的呼唤和追求，是合乎人们传统美德的理想规范的。沈的《边城》、《丈夫》表现的也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 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体现着人性美和人情美。汪和沈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假善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他们既重视小说的创作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成为他们小说创作的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

从总体风格的角度考察，他俩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携永，淡薄高雅的风格化效果。汪曾祺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烂熟于心，《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富有别种风情的风俗描写。《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趣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恒恒地定格在读者视觉中。沈从文是从湘西风情，构建了他的湘西世界。他的《边城》头三章集中笔力描绘了湘西水图画和风俗习惯。幽壁的远山、清澈的溪水、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篁等山水风景于端午赛龙舟，捉鸦子比赛及男女唱山歌等民族风俗。整整三章用万字篇幅介绍湘西风情，而没进入情节叙事，让我们充分地感到了边地的安静和平、淳朴浑厚的文化氛围。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的“边地”小说，使得他俩的小说中，浓重的乡土风俗和氛围和在这种氛围中活动着的人，相互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自然天成，别具情趣和意味。

二

汪曾祺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小说家，其作品与民俗之间的关系之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堪称首屈一指，创作比其师沈从文更深，再加上有不同的出身背景，不同的时代，使得小说风格有了差异。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是淡化主题。在他的作品中，塑造有个性的人物基本上不是他的艺术追求。有过长篇编剧经历的汪曾祺，是在有意地反戏剧化。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矛盾，没有戏剧冲突，更没有戏剧高潮，甚至没有大部分小说通常具有的吸引人的情节。所以他的小说就呈现出“散文化”、“笔记小说”的特点。他淡化了矛盾、淡化了冲突、淡化了高潮、淡化了情节，常常离题万里，因而作品有一种未完成感。总体来说，他的不妨称为散体小说。

其次是反抒情。这也是一个会令许多读者感到意外的看法，正是因为汪曾祺的大部分读者正是被他小说的浓郁抒情性所吸引。正因为汪氏小说的反抒情性，所以他说：“小说不宜直接抒情的，否则就会滥情乃至煽情的俗套。”

再次，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如在《八千岁》中，作者随心所欲地描写离题甚远的贩马人“宋侉子”、旗人娼妓虞子兰、土匪军官“八舅太爷”，真是扑朔迷离，峰回路转，最后才写到“八千岁”，然而这些人物并不是展示他们与“八千岁”故事的因果链条关系，而是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中寻觅一种健康人性的诗意美的境界。

而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如《丈夫》中，乡下女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卖身进城，而丈夫目睹妻子受辱而不能救助，这是多么严酷的现实！然而，作者在铺陈悲剧故事的情节时，却不是严正地直诉苦难和血泪，而是采用漫不经心，甚至是幽默径轻的笔调，让读者从笑中落泪，喜中见悲，这又是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所贯用的一种独特的艺术。

其次，作者采用荒诞手法来写人记事，因而使他所描述的人和事物便显得荒唐而可笑。妓女春明明卖身是一种肮脏低下的事情，但作者却以轻松的口吻调侃道：“船上人，把这件也象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他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不违反健康”。女人卖身与做生意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码事，把这二者硬扯在一起加以类比，使人感到荒诞滑稽。

最后，小说还使用夸张类比刻画人物，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小说《丈夫》中，在旧社会，水保只是一个够不上品级的芝麻绿豆官，但作者却故作惊人地写道：“他（指水保）的权力在这些小船上，比一个中国的皇帝、总统在地面的权力还统一集中”，尔后，又再从丈夫的角度看水保，称他做“伟人”，说他是“一个督府的派头，一个省长的身份”，这种将水保跟皇帝、总统作如此耸人听闻的夸张和类比，既显示了水保在船户妓女心中的显赫威严，也表现了丈夫的卑微低下，两相对照，相映益彰，使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三

总的来说，汪曾祺与沈从文的艺术风格有许多异同，就看读者怎样去理解，各有各的见解和看法。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93-300 [2]《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12-250 [3] 沈从文《沈从文短篇小说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8-55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