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遥小说的苦难主题

第一篇：论路遥小说的苦难主题

余华小说的苦难意识

从苦难中来，到苦难中去 ——论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意识

摘要：“苦难意识”是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无论是在其前期还是在后期的创作中，对“苦难”的书写都是他在文学创作中亘古不变的追求。从早期的代表作《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到《在细雨中呼喊》，然后再到《活着》、《兄弟》、《许三观卖血记》等等，现实的“苦难”性都是那么旗帜鲜明的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关键字：余华

苦难意识

背景

重复

黑色幽默

阅读余华的小说，它总是能在平凡的故事中给人带来异常沉重的思考。他的小说，离不开对人性的揭露，离不开对悲剧的再创造，也离不开对现实的嘲讽。他的小说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丑陋，也看到了别人的丑陋，还看到了世事的悲凉。那么，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意识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下面，将进行大致的分析。

一、余华的小说中苦难意识的来源和他早年时期的生活背景有直接的联系。首先余华的父母都在医院工作，甚至曾全家搬到医院里居住过，而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年幼的余华在这种环境中接触到了人世间最悲痛凄凉的生死离别之景，这些死亡的映像在他脑海里深深扎根，以至于后来，他极力的在作品中把这种苦难以夸张的形式传达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苦难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然后，从余华自身性格方面看，他喜欢在医院里随意游玩，司空见惯了爸爸双手鲜血淋漓的从手术室走出来，司空见惯了太平间里面色如铁的死尸，也听惯了病房里凄惨的哭声······这些，无疑都为余华的创作奠定了感情基础和积累了创作题材。在《活着》中，对于有庆的死，作者故意把场所安排在医院里，又把死因编写为为老师献血后失血过多而死，给悲惨的故事笼罩上一层浓重的血腥味。而女儿凤霞的悲惨命运同样是在医院里结束的——难产而死。又比如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对在医院里卖血场面的多次描写，对医院门卫李血头的人物刻画，这些应该都是和余华童年时期的生活背景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二、余华的小说是以不断重复的悲剧故事堆砌起来的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是将人类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余华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无疑是在进行一种无情的毁灭，即有意识的让苦难无数次在同一部或其他小说中人物的身上上演，直至把人物推向死亡的深渊。而这种毁灭是以重复的规律进行的。首先，是故事情节上的横向重复。在《活着》里面则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主人公徐富贵他很努力的同命运做抗争，可是他还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身边的亲人相继离世。当最后只剩下孤老的自己和一头同样孤老的耕牛时，富贵反而有了笑看云淡风轻的人生态度。与其说徐富贵的命运是被作者刻意安排好的，不如说是上天早已注定的。他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是一个在磨练人、考验人的“炼炉”里挣扎的悲剧。小说中一幕幕重复发生的悲剧：老态龙钟的双亲、儿子有庆、妻子家珍、女儿凤霞、女婿以及孙子苦根的相继意外离世，对富贵来说是最大最大的打击和折磨。如果说死去是一种解脱，那么看着身边的亲人相继死去便是一种折磨。更何况，这是一份加重了的折磨，恐怕这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过这样悲惨的经历。而正是由于作者巧妙的实用了这种重复的手段，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由自主的产生了一种快要压抑、窒息的感觉，时刻都在为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而担忧。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同样是通过把主人公许三观卖血的相同情节有意识的重复了三次，相当于利用放大镜吧放大了的痛苦展现在读者的眼前。然后还在于创作历程的纵向重复。即在其创作过程中，苦难意识是在一步步加深的，明确的说是在九十年代转型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苦难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意义。早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反应的是在生活中处处布满诱人的陷井，逐渐长大的人总是要经历这些陷阱才能得到人生的历练。而他更多的是揭露了少年纯真世界的结束，即意味着人生苦难的开始。而在后来的一系列作品中，比如《兄弟》，虽然仍然续了以往的苦难主题，但是这种苦难是多方面的，有来自生活的困苦、有来自人性的欲望、有来自迷乱的社会等等，给人展现出来的是心灵的绝望。

三、 在余华的小说中，无论故事的经过如何的惨绝人寰、凄惨悲凉，小说的最终结局总会有那么一点吝啬的转折，仿佛在黄昏的晚霞中倾泻出隐约的朝霞。让读者也感到一丝丝的欣慰，内心的纠缠中稍微松了一口气。

四、 余华还惯常以“黑色幽默”的笔调来进行书写，将人生的苦难用喜剧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他对苦难意识的另一种巧妙的表达方式，造成一种让人含着眼泪哭泣的效果。电影中福贵听见枪声吓得尿裤，回家庆幸自己当初的输光家产。在对社会进行揭示的过程中，依然运用喜剧化的模式来探析命运的不幸。当我们看到那块集千家万户之铁炼出来的大铁蛋，看到福贵很郑重的把皱皱巴巴军队开的证明装裱起来，看到凤霞结婚时大家齐唱歌的表情，看到妇产科医生王斌吃馒头后的表现，当有庆死在医院后，医院的工作人员反而抱怨说谁叫你们只生一个儿子呢?

五、 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创造出一个个挣扎在苦难中的悲剧形象，于无情中却又透露出无限的同情。

第二篇：【读书札记】路遥小说摘抄《人生》

农历六月初十，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盛夏热闹纷繁的大地突然沉寂下来;连一些最爱叫唤的虫子也都悄没声响了，似乎处在一种急躁不安的等待中。地上没一丝风尘，河里的青蛙纷纷跳上岸，没命地向两岸的庄稼地和公路上蹦窜着。天闷热提像一口大蒸笼，黑沉沉的乌云正从西边的老牛山那边铺过来。地平线上，已经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闪电，但还没有打雷。只听见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从远方的天空传来，带给人一种恐怖的信息——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了。

这时候，高家村高玉德当民办教师的独生儿高加林，正光着上身，从村前的小河里趟水过来，几乎是跑着向自己家里走去。他是刚从公社开毕教师会回来的，此刻浑身大汗淋漓，汗衫和那件漂亮的深蓝涤良夏衣提在手里，匆忙地进了村，上了佥畔，一头扑进了家门。他刚站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就听见外面传来一声低沉的闷雷的吼声。

山西太原清徐县清徐县县城第二中学初二:侯翔

第三篇：论小说简爱的哥特风

论《简·爱》小说的哥特风

《简·爱》这部小说想必大家都知道，它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讲述了一位从小变成孤儿的英国女子在各种磨难中不断追求自由与尊严，坚持自我，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简·爱》中的简·爱人生追求有两个基本旋律：富有激情、幻想、反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对人间自由幸福的渴望和对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这本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对孤女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安于现状、不甘受辱、敢于抗争的女性形象，反映一个平凡心灵的坦诚倾诉的呼号和责难，一个小写的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的渴望。而小说中源源不断出现的哥特元素也在很大程度上给读者制造出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

说到哥特式，它作为一种小说体裁，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里。二百多年来，在英美不仅通俗作家热衷哥特作品的创作，许多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如：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等人都要么直接创作过脍炙人口的哥特故事，要么把哥特小说的手法大量运用于创作之中，使哥特小说从通俗小说这一文学领域的“边缘地位”得以进入文学的中心和文学发展的主流，从而英美文学中逐渐形成了十分突出的哥特传统。而哥特式小说其实隶属于浪漫小说的范围，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浪漫主义同步，有些批评家甚至把它看作是“黑色浪漫主义”。虽然它的美学基础是审美上的“崇高”，但是其心理基础则是人类普遍生而有之的“恐惧感”。哥特小说最显著的特征是对神秘而恐怖的气氛的渲染和设计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情节，如在《简·爱》小说里出现的孤独矗立的阴气森森的古堡庄园;由于惊慌失措而在漆黑夜晚狂奔的女子等等，这些典型的哥特小说元素在《简·爱》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示，对小说情节的发展推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简·爱》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死白色的地域、孤寂的墓地、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红房子、鬼哭狼嚎的吼叫、大火、噩梦等等一系列的哥特元素。作者还突出运用了哥特手法，刻画了一位出身贫苦，相貌平平，却敢爱敢恨，具有反抗精神的简·爱及同样具有叛逆精神的罗切斯特，描写了简在残酷、险恶的环境里成长和追求平等爱情的故事。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情节波澜起伏，气氛阴森恐怖，主人公忧伤痛苦，超自然事件神秘难测，这使得该作品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哥特式”特征。小说《简·爱》几乎涵盖了所有促成小说发展的“刺激”成分: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阁楼里的疯女人;不可告人的隐私，图谋杀人的暴力，未果的重婚阴谋。整部作品都弥漫着恐怖、神秘、暴力和性意识。其实，作品在体现哥特风格为主题服务的作用方面采用了生动的语言，奇异的想象，丰富的象征，鲜明的意向和震撼人心的气势等等手法。

除了写作风格，在人物的塑造上也颇具哥特式风格，《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就是这样的一个哥特式“恶棍英雄”。他“中等身材，胸膛宽阔。他的脸黑黑的，五官严厉，露出愁容„„眼睛和皱着的眉毛看上去好像愠怒„„”，“粗粗的浓眉，方方的额头，乌黑的头发„„坚毅的鼻子„„”身体健的他行为多变古怪，心情阴郁易怒。罗切斯特行为性格符合典型的“恶棍英雄”。而且他意志坚强，身残失明后仍然要求每晚在房间里点燃蜡烛，对生命和生活充满信心，这也是“恶棍英雄”的特点。罗切斯特不但外表、性格酷似“恶棍英雄”，从精神方面来看，他既是为害者又是受害者，也堪称“恶棍英雄”。他的“恶”文中只是隐约提及，具有神秘色彩。而被禁锢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则是罗切斯特的直接受害对象：他并非出于爱情和她结了婚，不给她丈夫的关心和照顾，常年在外，在放浪中找乐。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显然罗切斯特自己也是个受害者和被迫害者：他家有钱有名望，可父亲，不给他分家产，还骗他与有遗传疯病的伯莎结婚。新婚不久，伯莎就犯了精神病。罗切斯特得不到爱情的甜蜜和家庭的温暖，还得时时提防疯女人的暴力和凶杀。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他卑劣无聊，只好四海飘荡在寂寞中苦度时光。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和不公正待遇使得他的心灵被扭曲。但是，他的人性并没有丧失，他向往幸福，希望找到真爱。他遇到简并爱上了她，可他有一个疯妻子，他陷入痛苦抉择中。为了爱情，他向贵族社会及其偏见挑战，决定与简结婚。可梅森出来揭发，简为了尊严离开了罗切斯特。他就整日生活在伤心与思念之中，更糟的是，伯莎放火烧桑府，烧得他身残眼瞎。毫无疑问，罗切斯特是罪恶社会和家庭淫威的受害者，具有典型的哥特式人物风格。

另外，在小说中出现的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多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都增强的故事的想象力和虚幻色彩。实际上，哥特小说对广大读者具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源于其深刻的心理和美学根源。哥特小说的心理基础是人生而有之的恐惧感。在阅读哥特故事时，我们既能感到强烈的恐惧，同时又确信自己的安全。也就是说，我们既能在幻觉中置身险境，但又从心底知道危险不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这时，我们就能感到一种强烈的愉悦。《简·爱》就是这样，当我们对疯女人以及怪物感到恐惧时，却又同时会为简和罗切斯特的爱情感到甜蜜。这就是哥特式小说给人带来的特点。

其实，《简·爱》的主题和情节也具有明显的哥特式特征。《简·爱》的主线是简的成长及其与罗切斯特的爱情，其中充斥着暴力和恐怖。围绕着这条主线作者穿插讲述了几个相关情节：如里德太太对简的报复，英格拉姆小姐的婚姻预谋，圣·约翰的无爱求婚，罗切斯特的重婚阴谋及两兄弟对继承权的争夺，疯女人图谋杀人的暴力等，小说中充满了恐怖、阴谋、神秘和痛苦。透过简的遭遇和经历，作者采用哥特式手法把残酷的现实和浪漫的爱情融合在一起，揭露了当时英国妇女和下层人民悲惨的生活处境，揭示了他们不向恶劣环境和悲惨命运妥协的坚强及为了维护自身的人格而勇于抗争的精神;小说还有力地批判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现实，尖锐地抨击了资产阶级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爱情、婚姻、家庭的丑恶。

总之，在小说《简·爱》中尽显了哥特式小说风格，夏洛蒂·勃朗特将哥特式艺术手法移入了现实的土壤，营造出神秘、奇特、阴郁、恐怖的故事气氛，恰到好处地刻画了简和罗切斯特这样典型的哥特式人物形象，还有跌宕起伏的哥特式情节主题，从而使作品展现出别具一格、经久不衰的魅力。

第四篇：论小说中典型人物的特征

在小说作品中，人物和典型(亦称人物、典型形象、典型性格)这两个概念，虽然有些区别，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小说中所有的典型形象(不论它是正面典型还是反面典型，也不论这个典型是主角还是陪衬)，都是人物，而写的成功的人物又都有典型意义。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典型化的程度低一些。有人把典型这个概念弄得很神秘，认为一般读者无法读懂，将典型人物说的高不可攀，这是不正确的。

创造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小说作者最重要的创作任务，也是伟大作家对人类、国家、民族、地区的重要贡献。在文学发展史上，中外的优秀作家们为我们创造了贾宝玉、诸葛亮、李逵、关羽、张飞、孙悟空、阿Q、吴荪甫、堂·吉诃德、保尔·柯察金等一系列不朽的活生生的典型人物。这些典型人物和作家的名字一起，活在广大读者的心里，对他们起着或正面或反面的思想启迪，给他们以无穷无尽的艺术感染和美学享受。

为了读懂典型人物，欣赏典型人物，从而理解小说反映的主题，就必须把握典型人物在艺术创造上的基本特征。

那么，什么是典型人物呢?典型人物有什么特征?这个问题是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之一，评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但一般认为，典型是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有个性的人物，典型是个性和共性的高度统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也可以说，典型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

一、典型人物必须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里所说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就是人们常说的典型性格的共性(普遍性、代表性)，它反映一定的阶级本质和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例如，《水浒传》中晁盖、宋江、三阮(阮小

二、阮小

五、阮小七)、武松、李逵等典型人物，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起义农民的共性：“除暴安良”的革命性和“替天行道”(亦即维护最高统者的利益)的局限性，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阶级的革命要求，也是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力量。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波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底是善良的。而成年闰土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闰土的这一变化是封建礼法观念长期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力，他习惯了消极的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物质的精神的痛苦。“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哭得他像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他的思想干瘪了，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成年润土体现的是当时社会中“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共性特征。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一《家》中的高觉新无疑是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影子，他是一种悲剧，因为他不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而是听从父母之命跟别人结婚。她含泪忍受一切不义行为，不敢吭一声，他活着，只为敷衍，毫无主见，这也是就中国的悲哀。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权利主宰自己的命运，就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好像一切都是父母安排好了，只是为了他们而生活。

鲁迅的《阿Q正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的劣根性。阿Q是愚弱国民奴性人格的典型，他所折射出来的正是当时社会的人性的扭曲和国民的愚昧无知。在那个时代，有多少像阿Q这样的人受到毒害，他们的客观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无产无业，处处失败，常常受人欺侮，但在精神上却时时感到胜利和得意。他们不正视现实，妄自尊大，自欺欺人，自轻自贱，对屈辱非常健忘。作品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未庄为背景，通过阿Q的悲惨遭遇，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农村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等级分明的阶级地位，表现了农民强烈的革命愿望和自身弱点。而阿Q所表现的就是数千年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他是国民性弱点的集中体现者。我们可以透过阿Q这个典型人物形象的描写，看到当时的国民是多么麻木无知，阿Q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胜利法和麻木健忘，是那个历史阶段多少人的精神弱点。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是生活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广大众奴性人格的集中表现。鲁迅正是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强大弱点，他明确地指出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灵魂来”，意在“暴露国民的弱点”。所以主人公阿Q是从作者的生活原型中演化而来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象征性。

再如，鲁迅小说《孔乙己》中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最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孔乙己完全生活在一个敌对的异己环境中。不仅社会权贵与统治阶层专以弱肉强食、欺压百姓为能事，即使是同属被压皮阶级的不同成员之间，也是那么寡情与淡漠。当我们把这篇小说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解释其意义，孔乙己是典型的旧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当我们不把这篇小说局限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来解释时，它就是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这种苦人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这个凉薄的社会，全世界都一样，古代和现代，今天和明天都不会消失。鲁迅表面上写发生在中国清朝末年的社会与中国人，实际他也同时在表现人类及其社会中永恒的一个悲剧。表面上孔乙己是一个受了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他也是普遍性的代表了个人与社会之冲突的多种意义的象征。在任何国家人和社会中，多少人就像孔乙己那样，不为社会所接纳，被群众嘲笑、欺凌和侮辱，只是原因不同而已。从东方到西方，多少人是根据自己的思想、理想、幻想和价值观而生活，而自己又不了解和醒悟他是生活在梦幻中，他生活着的社会根本不能容纳像他那样的人。离开科举的框框读《孔乙己》，我们更能感到这篇小说的意义丰富，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性的意义。孔乙己和卡缪的《异乡人》中的罗梭同样是属于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代表人物。

应该一提的是，在小说创作中，典型形象反映出来的具体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有些典型人物确实明显地代表了他所属阶级的本质特征，读者闻其言，听其声便知它代表什么阶级或社会集团，如《水浒传》中的李逵，《红楼梦》中的贾政，前者具有封建时代农民阶级的本质特征，后者具有封建社会当权阶级的本质特征;这些人物体现了他们所属阶级的本质特点，即使他们有鲜明独特的个性，也是和本阶级的阶级本质高度统一的。但是，小说作品中还有与此不同的典型人物，他们身上的共性并不完全体现他们所属阶级的本质的主要特征。如《阿Q》中的阿Q，他的性格特征显然没有反映、至少没有完全反映当时中国农民的主要本质，也就是说，这类典型人物的共性并不完全是阶级性，起码是不等于阶级性;虽然这类人物身上也有出身阶级的某些烙印，但它的共性却不仅仅是阶级性，而大大超出了他所属阶级的阶级性;从艺术上说，作家概括了的更大范围的某一类人的共同特征。这类典型人物的性格也就不再是其所在时代、所属阶级所独有。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社会生所决定的。因为现实生活的人物，本身是复杂的、多样的，而从实际生活概括和创造出来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也就多种多样;加上作家生活感受的独特性，他所接触的人物的特殊情况，以及他掌握的艺术手法的多样等等，也造成他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不可能时间淡化、单一化，而必然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对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典型人物身上的共性，阶级本身占主导地位，有的典型人物身上的共性，阶级本身占主导地位，有的典型人物则不是这样。鲁迅先生说得好：“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鲁迅全集·文学阶级性》)。在小说的人物创作中，必须抛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错误公式，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真实生动、多姿多彩的典型人物来。分析小说中典型人物的特征，必须了解小说创作中的这个特点。

二、典型人物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所谓个性，就是一个人不同于他人的性格特征。人在社会中生活，在他与周围的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由于个人具体的生活条件、生活道路、社会阅历、文化教养以及生理状态等等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独具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生活习惯，以及体态风度等等。这就是人物的个性特征。所以，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典型必须使人物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小说的重要特点是通过个性表现一般，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来反映事物的本质。所以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是独特的生动的个性，而不可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革命导师恩格斯阐述他对小说人物塑造的见解时，特别强调典型人物的个性特点。他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个单个的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恩格斯非常反对将“个性”消溶到原则里去。可以说，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必须有个性，没有个性就不成其为典型人物。小说创作中所表现的这种个性，是人物身上独有的、具体的，不同于他人的种种个性特点。这种个性特点是通过人物独特的语言、行动、心理、气质、习惯、动作、作风、气派、爱好、外表、服饰等来显现的。

个性是独特的，不可能重复。当然，现实生活中，人物那么多，又常常被划分为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人物个性的某一点或某一些有相似或相近之处是存在的;但认真分析起来，个性完全相同的人则是不可能有的。生活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个性，正如同自然界那么多树木，其叶子没有完全相同的一样。既然生活中人们的个性千差万别，复杂多样，那么小说创作必须把这客观存在真实地表现出来。不但要写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不同个性，还要写出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同一民族、同一阶级的不同个性。事实说明，小说中凡是成功的艺术典型，其个性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

鲁迅笔下的阿Q是个伟大的艺术典型，其个性就很独特，他的外表，他的语言，他的行动，他的经历，他的心里状态，他的思维方式，都是他独有的。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境地，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他自欺欺人，自轻自贱。面对一次次的屈辱和失败，阿Q别无选择，只能靠一种自譬自解的方式进行解脱，得以在想象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他麻木健忘，保守愚昧。阿Q面对残酷屈辱的现实，往往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在遭受外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以后，借助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他总能够神速而完全的忘却过去的种种不幸，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麻木和健忘成了他生活中积久难改的痼疾。当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他觉得“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此“深恶而痛绝之”。他妄自尊大，畏强凌弱。虽然不名一钱，但他并不佩服有钱有势的赵太爷和钱太爷，还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他对强者怯懦卑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对比自己弱的，却蛮横霸道。

阿Q这一人物不仅和鲁迅其他小说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不同，就是和《阿Q正传》中同一阶级或同一类型的人物如王胡、小D等也不同。关于阿Q这一形象的塑造，鲁迅先生是有他独出新裁的设计的。他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鲁迅全集》第六卷117页)由于作家紧紧抓住并赋予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独特个性，所以阿Q这个人物，也就给读者以独特而深刻的印象，成为小说中创作上不朽的典型。 孔乙己是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又一典型人物，他自命清高而又可怜可笑，他“站着喝酒”已说明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像那些身穿长衫的阔绰者一样，踱进酒店去慢慢地“坐喝”，只能以“短衣帮”为伍;但他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说明他是多么迷恋于自己头脑中虚幻的“高人一等”的身份。他那“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那“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谬论，那见缝插针地向“我”卖弄学识的沉醉神态，都足以显示出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近乎疯狂般的固守和痴迷。但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这就决定了他只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就连加入“短衣帮”的资格都已失去，成为人人轻视与耻笑的对象。

同孔乙己自明清高的特点不同，《范进中举》中的典型人物范进面对周围人的侮辱、轻蔑和嘲笑，则表现得低三下四，默默地接受，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例如，在他中了秀才之后，胡屠户依旧说他是“现世宝”，他居然拿“唯唯连声”，不做辩解;为参加乡试去借盘缠，又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他听着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又仅止于“摸门不着”而已，如此低三下四，简直到了麻木的地步!可谓卑怯之至，屈辱之至。

同为读书人，同样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历经“磨难”，但由于各自的个性不同，所以，孔乙己自是孔乙己，范进也自是范进，他们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自然是分明而深刻的。

在小说创作中，典型人物不但应该有独特的个性，而且，这个个性还应该突出鲜明。还以阿Q为例，如前所述，他的个性是丰富多彩的。但其中又以他的精神胜利法为主要特点。“精神胜利法”在阿Q这个任务和其他典型人物相比较，这个“精神胜利法”又是阿Q所独有，因而也就构成了他和其他典型人物不同的个性了。由于有了“精神胜利法”，使得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个性非常鲜明而突出。同样，《水浒传》中的李逵，其个性特征也表现在多方面，如性格火爆，在战场上杀起人来不分良莠，性格率直等等，但其中革命坚决、心地善良、知错就改又是他个性的主要方面，给读者以突出鲜明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探讨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共性和个性，将两者分别加以论述，是为了更方便的说明问题，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领会人物的共性和个性的实质。并不是说，典型人物的共性和个性是有机的高度统一在一起的，是不可能割裂开来的。小说中完美的成功的艺术典型，其共性和个性往往辩证地胶合在一起，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个性是共性的存在形式，共性又寓于个性之中，共性只有通过个性才能表现;反之，如果个性不表现共性，小说中的典型也就不存在了。总之，小说作品中的典型是小说家从生活实际出发，运用艺术典型化手法塑造出来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人物形象，它既有独特鲜明的个性，又概括了某一类的共同特征，从而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本质，以及生活的发展规律。只有具备这些条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才称得上是艺术典型。

第五篇：浅论明清小说叙事的诗化特征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时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形式而言，明清小说更是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广阔社会生活场景、丰硕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明清小说的叙事以情节为中心，虽然在内容的结构编排及语言的锤炼上都比前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其中也出现了一股“复古”的潮流，那就是诗化小说的诞生和风靡。 具有诗化特征的明清叙事小说一种追求诗美效果的小说。是小说和诗融合、渗透后出现的一种边缘体裁。从理论上来看，有着诗意美的小说，具有一种从有限的形象画面，升华到无限的思想、理念的升腾力，一种从具体的人物情节提高到普遍的意蕴、诗情的概括力，它既有生活的具体实感、美感，又有引人思索的丰厚、博大的思想内涵。小说家不再让具体事件捆绑、摆布自己的思想，常常在小说中像诗那样运用情绪的流动，内心的独白，放射性的结构，思维空间大大开拓，能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旨蕴意念。它的抒情性的因素突破了严密的结构框架，冲淡了完整的情节密度。将以上比较抽象而又理论化的解释用自己较为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作家在叙述故事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自身的联想与想象，运用喜爱的诗歌形式流畅而又大胆的吐露自己的情感与内心，并在具有丰富感染力的渲染下放大和扩宽其小说的抒情特质，从而使小说叙事的环节功能得以弱化，做到能带给人深刻情感共鸣的叙事性。 明清小说《聊斋志异》是一部固来以其结构叙事的艺术特征而被大家所推崇的作品。《聊斋志异》小说中将诗词化的语言运用其中，还不乏完整的诗词曲，它不似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那般几乎全数直接引用已有的前朝诗作，也不像魔幻神游小说《西游记》完全是以作者吴承恩的角度来进行描写叙述，纵观《聊斋志异》四百三十八篇短篇作品，蒲松龄很多是按照每个故事的人物来进行特定的创作，而且也与作品中人物的身份、思想、性格以及自身所处的环境等有机结合在一起。《连琐》中连琐的诗“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被杨生续上两句“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合乎故事意境和发展的诗词也是连接两位主人公感情衍生的纽带。《公孙九娘》中的主人公九娘原本是一位破落的大家闺秀，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和才学，称是“诗词俱大高”，因于七一案而被举家牵连，与她的母亲一同“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刭。”她在临淄城郊与莱阳儒生举行冥婚之时，“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乃不成眠，遂占两绝云”：“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站在九娘的生命经历中看，一方面是她画阁生春，阳台作云的新婚之景;另一方面却又有露冷枫林，血染罗裙，白杨风雨绕孤坟的凄凉诡异之感，看似及其矛盾不协调的氛围却交织在了一幅场景中，但不可否认，这也就是九娘的真实呈现，是在考究身份、遭遇及特定的情境下思想感情的复杂融合下看似凸显矛盾却又暗藏合理性的存在。《宦娘》中的《惜余春词》则是极大推动了故事的发展来到。“因恨成痴，转思作想，日日为情颠倒。海棠带罪，杨柳伤春，同是一般怀抱。甚得新愁旧愁，划尽还生，便如青草。自别离，只在奈何天里，度将昏晓。今日个，蹙损春山，望穿秋水，道弃已拼弃了!芳衾妬梦，玉漏惊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说长宵似年，侬视一年比更犹少，过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这首词也成了温如春与良工的红线媒人。《聊斋志异》中的诗词各有其具体的艺术作用，既不是多余的赘述，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在帮助塑造人物形象，渲染故事氛围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上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语言上匠心独运、精雕细琢，是明清时期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反映了明清时期小说的诗化语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