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

汪曾祺小说（精选8篇）

篇1：汪曾祺小说

汪曾祺小说三篇

《求雨》

昆明栽秧时节通常是不缺雨的。雨季已经来了，三天两头地下着。停停，下下;下下，停停。空气是潮湿的，洗的衣服当天干不了。草长得很旺盛。各种菌子都出来了。青头菌、牛干菌、鸡油菌……稻田里的泥土被雨水浸得透透的，每块田都显得很膏腴，很细腻。积蓄着的薄薄的水面上停留着云影。人们戴着斗笠，把新拔下的秧苗插进稀软的泥里……

但是偶尔也有那样的年月，雨季来晚了，缺水，栽不下秧。今年就是这样。因为通常不缺雨水，这里的农民都不预备龙骨水车。他们用一个戽斗，扯动着两边的绳子，从小河里把浑浊的泥浆一点一点地浇进育苗的秧田里。但是这一点点水，只能保住秧苗不枯死，不能靠它插秧。秧苗已经长得过长了，再不插就不行了。然而稻田里却是干干的。整得平平的田面，晒得结了一层薄壳，裂成一道一道细缝。多少人仰起头来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蓝得要命。天的颜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蓝了。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雨呀，雨呀!

望儿也抬头望天。望儿看看爸爸和妈妈，他看见他们的眼睛是蓝的。望儿的眼睛也是蓝的。他低头看地，他看见稻田里的泥面上有一道一道螺狮爬过的痕迹。望儿想了一个主意：求雨。望儿昨天看见邻村的孩子求雨，他就想过：我们也求雨。

他把村里的孩子都叫在一起，找出一套小锣小鼓，就出发了。

一共十几个孩子，大的十来岁，最小的一个才六岁。这是一个枯瘦、褴褛、有些污脏的，然而却是神圣的队伍。他们头上戴着柳条编成的帽圈，敲着不成节拍的、单调的小锣小鼓：冬冬当，冬冬当……他们走得很慢。走一段，敲锣的望儿把锣槌一举，他们就唱起来：

小小儿童哭哀哀，

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乌风暴雨一起来。

调子是非常简单的，只是按照昆明话把字音拉长了念出来。他们的声音是凄苦的，虔诚的。这些孩子都没有读过书。他们有人模模糊糊地听说过有个玉皇大帝，还有个龙王，龙王是管下雨的。但是大部分孩子连玉皇大帝和龙王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天，天是无常的。它有时对人很好，有时却是无情的，它的心很狠。他们要用他们的声音感动天，让它下雨。

(这地方求雨和别处大不一样，都是利用孩子求雨。所以望儿他们能找出一套小锣小鼓。大概大人们以为天也会疼惜孩子，会因孩子的哀求而心软。)

他们戴着柳条圈，敲着小锣小鼓，歌唱着，走在昆明的街上。

小小儿童哭哀哀，

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乌风暴雨一起来。

过路的行人放慢了脚步，或者干脆停下来，看着这支幼小的、褴褛的队伍。他们的眼睛也是蓝的。

望儿的村子在白马庙的北边。他们从大西门，一直走过华山西路、金碧路，又从城东的公路上走回来。

他们走得很累了，他们都还很小。就着泡辣子，吃了两碗包谷饭，就都爬到床上睡了。一睡就睡着了。

半夜里，望儿叫一个炸雷惊醒了。接着，他听见屋瓦上噼噼啪啪的声音。过了一会，他才意识过来：下雨了!他大声喊起来：“爸!妈!下雨啦!”

他爸他妈都已经起来了，他们到外面去看雨去了。他们进屋来了。他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斗笠和蓑衣上滴着水。

“下雨了!”

“下雨了!”

妈妈把油灯点起来，一屋子都是灯光。灯光映在妈妈的眼睛里。妈妈的眼睛好黑，好亮。爸爸烧了一杆叶子烟，叶子烟的火光映在爸爸的脸上，也映在他的眼睛里。

第二天，插秧了!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了，到处都是人。

望儿相信，这雨是他们求下来的。

《迷路》

我不善于认路。有时到一个朋友家去，或者是朋友自己带了我去，或者是随了别人一同去，第二次我一个人去，常常找不着。在城市里好办，手里捏着地址，顶多是多问问人，走一些冤枉路，最后总还是会找到的。一敲门，朋友第一句话常常是：“啊呀!你怎么才来!”在乡下可麻烦。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比如说是王庄吧，到城里去办一点事，再回来，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怎么走的，回来时走进一个样子也有点像王庄的村子，一问，却是李庄!还得李庄派一个人把我送到王庄。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不善于认路的人，大都是意志薄弱的人。唉，有什么办法呢!

一九五一年，我参加土改，地点在江西进贤。这是最后一批土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土改。参加的人数很多，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宗教界的信徒、诗人、画家、作家……相当一部分是统战对像。让这些人参加，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是让这些人参加一次阶级斗争，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锻炼，改造世界观。

工作队的队部设在夏家庄，我们小组的工作点在王家梁。小组的成员除了我，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不久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一个法师。工作队指定，由我负责。王家梁来了一个小伙子接我们。

进贤是丘陵地带，处处是小山包。土质是红壤土，紫红紫红的。有的山是茶山，种的都是油茶，在潮湿多雨的冬天开着一朵一朵白花。有的山是柴山，长满了马尾松。当地人都烧松柴。还有一种树，长得很高大，是梓树。我第一次认识“桑梓之乡”的`梓。梓树籽榨成的油叫梓油，虽是植物油，却是凝结的，颜色雪白，看起来很像猪油。梓油炒菜极香，比茶油好吃。田里有油菜花，有紫云英。我们随着小伙子走着。这小伙子常常行不由径，抄近从油茶和马尾松丛中钻过去。但是我还是暗暗地记住了从夏家庄走过来的一条小路。南方的路不像北方的大车路那样平直而清楚，大都是弯弯曲曲的，有时简直似有若无。我们一路走着，对这片陌生的土地觉得很新鲜，为我们将要开展的斗争觉得很兴奋，又有点觉得茫茫然，——我们都没有搞过土改，有一点像是在做梦。不知不觉的，王家梁就到了。据小伙子说，夏家庄到王家梁有二十里。

法师法号静溶。参加土改工作团学习政策时还穿着灰色的棉直裰，好容易才说服他换了一身干部服。大家叫他静溶或静溶同志。他笃信佛法，严守戒律，绝对吃素，但是斗起地主来却毫不手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把我佛慈悲的教义和阶级斗争调和起来的。花腔女高音姓周，老乡都叫她老周，她当然一点都不老。她身上看不到什么洋气，很能吃苦，只是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总以为土改应该像大歌剧那样充满激情。事实上真正工作起来，却是相当平淡的。

篇2：汪曾祺小说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

一、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1）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又如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鳌、螺蛳、蚬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久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瞎！”一声“瞎”韵味无穷，意境高远。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中于此。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更胜一筹。这是因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的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在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3）我认为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读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地激动。汪曾祺小说散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方言，文章读来琅琅上口，倍感亲切。汪曾祺对吴语非常稔熟，颇知其传神妙处。他在小说《星期天》、散文《安乐居》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上海方言。如“操那起来”、“斜其盎赛”等，既有地方色彩，又写活了人物，吴地读者赏来自有动人情趣。在上海，卖糖炒热白果的小贩在街头吆喝道：“阿要吃糖炒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那句中的“糯”字，使汪曾祺竟“嚼”出细腻柔软而有弹性的韵味来，他在形容女作家铁凝的小说《孕妇和牛》的语言风格时，便油然想起吴语里的这个字：糯。他怕这位北方作家不能体会这种语感，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到上海去，我买一把烤白果让你尝尝。”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富情趣。运用方言实际是用了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贴近生活，象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是唾手可得的。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1950年在北京做过《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只是民间的戏曲、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一派出所墙上写的一条宣传夏令卫生的标语“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在吃！”；八面糟附近的一家接生婆的门口的“广告”：“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做竹藤活的写的：“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绷 ”。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由衷地赞美说，“这都是很好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4）在《说说唱唱》当编辑的那几年，汪曾祺更从赵树理身上看到民间文学对一个作家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本来就对民间文学有浓厚兴趣的汪曾祺在赵树理为人及作品影响下，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汲取甘美的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5）多年以后，当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后，在谈及创作经验时，他总不忘记强调民间文学对自己的影响。汪曾祺八十年代重出文坛时有人惊呼“原来小说也可以这么写！”我想人们惊叹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汪曾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风格吧！

二、吸取古典文学营养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找资源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取得营养。汪曾祺的语言传承了唐宋散文流风，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他一再提到明代作家归有光的几篇散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诸篇，由于归有光“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从中得益匪浅。“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6）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溶入汪曾祺的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秘密就在其中。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这是一段大白话，白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白得有一种风情。倘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我以为不难发现《受戒》这段大白话的节奏、韵律与《寒花葬志》有自然相通之处。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了无痕迹。反过来，痕迹非常明显地以文言直接入白话文的做法，他也不忌讳，不但不忌讳，相反，大张旗鼓。举《端午的鸭蛋》一文中的一段：“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沙多。蛋白柔软，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札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水乳交融，自自然然，一点不勉强。再如《观音寺》中这样的行文：“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

一、桌

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也是白话，但有股文人气。这种带股文人气的白话又和五四之后的“旧白话”不同，没有那种半文半白带来的遗老遗少味儿。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这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者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烘托出来，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的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你会发现两者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在文学创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认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吧。

三、突破了诗歌、散文、小说界限的语言汪曾祺作品打破了诗、散文、小说的界限，去除了诸般文体间的话语禁忌，以其浓酽的意象化和诗化特征，体现出东方美学之风神雅韵。“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复仇》）“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这不是小说，这是诗，是韵文，是行云流水。“正街上有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着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去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榆树》）。看“驴打滚”，这叫小说吗？不叫。“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晚饭花》）。一个小小子，看见一个姑娘，后来这个姑娘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这叫小说吗？不叫。小说照例是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有一种清新自然美。汪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7）“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着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十二月上旬，葡萄入窖。------”（《葡萄月令》）散文《葡萄月令》更象是一首一往情深的劳动赞美诗。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对人生、对生活的挚爱之情。汪曾祺的小说散文如同简洁疏朗的水墨画，更如同朦胧幻美的成人童话，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审美对象。

篇3：汪曾祺小说

1、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清新淡泊、平静自然

汪曾祺总习惯于在闲情逸致中对语言文字精心雕琢, 注重组织文学, 追求一种淡泊清新淡泊、平静自然的语言风格。他不断地研究诗歌、散文和小说等语言之间的联系, 希望能找到三者之间语言的共用性, 因此, 他在排列小说的语言时均是采用大量的隔断和跳跃, 尤其喜欢采用短句, 这样就使小说的语言显得剔透、空灵。相比于沈从文先生的小说, 他在小说的用词方面则更强调节卷气, 在淡泊雅致中又多了一份别样的韵味。例如, 在他的短篇小说《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老白粗茶淡饭, 怡然自得, 化纸之后, 关门独立。门外水长流, 日长如小年。”其语言十分简单, 短短几个字就向读者展现出一幅恬静优雅的画面, 在视觉上出现的是一位闲适平静的老人, 在听觉上传达的是宁静自然的生活环境, 二者相得益彰。

2、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散文化

汪曾祺的小说在描写人物上, 在运用了小说中传统的白描手法的基础上, 还采用了大量的散文中人物描写手法, 并且还适当地渗透一些绘画手法, 最终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独具匠心的人物写作手法。汪曾祺认为如果一篇小说的故事性过强, 反而会显得比较虚假。他在对小说的布局上, 提倡信马由缰, 为文无法, 因此读他的小说就有一种清新自然、仿佛漫步于田野中的感觉。汪曾祺的性格比较随意温和, 这就造就了小说的叙述结构极具散文化。尤其是在汪曾祺的关于市井风情的小说, 其结构随性松散, 故事传说、天文地理、风俗人情等巧妙地融入其中, 让人从表面上觉得小说的主次迷糊, 细心体味就很容易发现小说散文化的语言风格别有一般韵味。

3、汪曾祺小说选材来源于现实生活, 富有亲切感

汪曾祺大部分的小说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实物为背景的, 再加以主观修饰, 使人们在阅读他的小说时感觉是在阅读现实生活。小说中有很多人物, 但是以社会最下层的知识分子和最底层的三教九流等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小说中, 这些小人物过着安适宁静的普通生活, 随性处事却执著坚韧, 不同的人物都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 将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体现了自己对人生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寄托了自己对淡泊闲致生活的强烈向往。

二、汪曾祺小说对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创作的影响

1、散文化文体对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创作的影响

汪曾祺在创作小说时, 花费大量的心思研究小说、诗歌、散文等语言上的联系,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散文化小说文体。他的小说随性、简单, 长短句结合, 使语言富有节奏感和跳跃感, 且小说的篇幅通常比较简短, 文字也较朴素, 但是向读者传达出来的情感却十分丰富强烈。他的小说更多描述的是现实生活实景, 所以在组织小说结构时大多是遵从生活的多维化。先交代小说背景, 然后介绍人物及与人物有关的事, 再具体描写一些细节。其次他的市井小说更是灵活多变, 内容丰富多彩。这就给当代小说家很深刻的启迪, 让他们在创作小说时, 不要太过于追求小说的故事性, 也不要使结构和情节太过曲折, 最重要的是要擅长从现实生活中取材, 能传达出对社会、对人们的深刻认识, 只有这样的小说才能避免出现华而不实的后果。中国当代小说文体, 也可以尝试借鉴一下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 用简单的几个字生动地描述一幅幅安静闲适的生活场景, 这样会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还能使小说语言妙趣横生。

2、汪曾祺小说极具独特性却不偏离传统

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创作时, 始终不会脱离优秀的传统文化, 因为传统文化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最深处。汪曾祺的小说文体虽极具独特性, 但仍沿着传统文化的轨迹前行。任何作家只有先继承传统, 再加以主观改造, 才能创造出一篇具有生命力和价值内涵的文章。如今, 很多小说家很容易被世俗同化, 已经很难静下心来做文学创作, 进而使创作出的小说文体没有任何文化气息。他们应该多研究优秀的传统文化, 小说中多增添自己的深刻见解。

三、总结

汪曾祺的小说可谓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文化瑰宝, 其小说独创的文体风格、简单朴素的文字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创造。因此, 建议当代小说家多潜心深入地研究传统文化, 多阅读前辈优秀的作品, 并从中不断寻求启发, 创造出既具文化底蕴又不脱离传统的小说文体。

参考文献

[1]王柏华.汪曾祺小说的“传统”与“现代”——从《聊斋新义》谈起[J].北京社会科学.2003 (02)

[2]柯玲.汪曾祺创作的现代意识[J].盐城师专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04)

[3]钱振文.“另类”姿态和“另类”效应——以汪曾祺小说《受戒》为中心[J].当代作家评论.2006 (02)

篇4：汪曾祺小说的用词特点赏析

关键词：汪曾祺 词语运用 准确简练 个性化 小说

汪曾祺小说产生巨大影响，倍受青睐，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独特而有个性的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的丰富表现力和巨大的艺术张力，使得其小说形成意境深远的格调，具有一种越嚼越香的魅力，能给人持久的回味。研读汪曾祺的小说，其小说语言具有丰富的表现潜力和巨大的艺术张力与弹性，让我们回味无穷，他个性化的用词值得探究。

一、方言和口语词的运用

在具体创作中，汪曾祺充分挖掘民间口语和方言的特点，借用方言、口语含蓄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经验、情感态度等特点，把人们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囊括其中，既精准又简练，还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生活情感。如：

阳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岁寒 三友》）

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受戒》）

方言语汇“滑溜溜”，使人们能够形象地联想到鞋底叫秋草浓汁磨后的情态，也从侧面烘托了陶虎臣放焰火场面的精美和盛大，以及大家争相拥挤着去观赏的情景。《受戒》运用“梳上头了”“这一头的好头发”等民间口语，“滑溜溜”“格挣挣”等方言，民间口语和方言的掺入，不仅朗朗上口，还直观准确地刻画了小英子姐妹俩出彩的形象。

二、拟声词、叠音词

拟声词虽是摹仿自然的声音，却有很大的主观性。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极其善用拟声词，通过描摹事物的声音来增强文章的形象感，给人们以直观地感受。如：

远远听见大闸的水响，支渠的水温静地，生气勃勃地流着，“活—活—活”。风吹着庄稼宽大的叶片，沙拉，沙拉。（《看水》）

阅读这段文字，文字的形象感直接传到受众心里，让读者进入他模拟描绘的世界。“活活活”流水的声音，“沙拉，沙拉”叶子吹动的声音，直观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此种语言描绘，既富于音乐感，也勾起了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产生身临其境地感觉。通过准确而得当地的运用拟声词，把富于情感的声响直接传达出来，赤条条地显露给读者。

叠音词，是重复一个音节所构造的词。汪曾祺小说中有大量的叠音词，而且这些叠音词的运用非常的灵活，不拘于常规，有个人的创造，适应表情达意的需要，独特而鲜明，具有积极地意义。

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岁寒三友》）

从这段引文直观地感受到汪曾祺使用叠言的老练与纯熟。简单地两句话，却安排了四处叠言。从形式上看，使句式整齐，增强了小说的节奏感。内容上，增加了一种浓厚的氛围，起到了一种强调的作用。“白蒙蒙的热气”表明了热气的浓厚;“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说明这种气味已经雕刻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来来往往”“亲亲热热”，把农闲时人们聚到一起，叙说家长里短的闲适场面准确传神生动形象地陈列在读者面前，作者抓住了叠言的神与骨。

2.3其他实词

汪曾祺小说中运用的词汇丰富而精练，恰到好处地描写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使诸多人物的音容笑貌、性格特点栩栩如生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他笔下描述的人物性格、说话、动作各具特点，十分富有特色。他运用的实词，极富表现力和艺术张力。

从一些简单的實词中，就能透析出丰富的情感。如：

一二十人走成一串， 步子走得很匀， 很快。（《大淖记事》）

一个简单的发音和缓的“匀”字，就能让读者感受到女挑夫步伐的稳健，她们的老成与干练，继而读者就能感受到女挑夫步伐上的节奏美。

汪曾祺小说实词使用的准确性，往往还体现在写景状物上， 这些实词，能够惟妙惟肖、神态毕现，准确的表现事物固有的形态，以及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

拎都不用拎，凭眼睛，说得出这一趟鸭一个一个多重……一惊，鸭毛就紧了，贴在身上了，这就看得哪只肥，哪只瘦。 （《鸡鸭名家》）

一个“紧”字和一个“贴”字， 就准确精当的表达了鸭子在受到惊吓之后，原本蓬松的羽毛迅速收拢、紧紧地贴在在身上的一系列动态过程，惟妙惟肖的展示了鸭子收缩羽毛的景象。读者根据作者流动的语言，在头脑中想象并勾勒一幅美妙的鸭惊收羽图。仅两个字，表达效果出乎意料。

汪曾祺的语言十分巧妙，看似运用的是一个词，实则把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生活情感都囊括于其中，把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事物的形态、发展变化以及自我对生活的理解都包裹在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充分调动读者的生活情感和激发人们丰富的想象。

篇5：汪曾祺的小说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坛著名作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在小说、散文、戏剧创作领域皆卓有成就。他的创作生涯持续了40余年，从1940年的第一篇小说《钓》开始，汪曾祺一生创作了小说180余篇。

短篇小说

《 受戒 》《 大淖记事 》《 鸡鸭名家 》《 异秉 》《羊舍一夕》

小说集

《邂逅集》《 晚饭花集 》《 茱萸集 》《初访福建》

迄今最全的汪曾祺小说集 新增篇目多作于民国时期

此版《汪曾祺小说全编》比1998年版的《汪曾祺全集》增加了27篇小说，其中24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是迄今搜罗最全的汪曾祺小说总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李春凯介绍，新增篇目有些是学者发现的，有的是汪曾祺家属找到的。小说集以最初发表的版本为底本，个别未发表的篇章以手稿编入，并对底本错漏难解之处进行了订正，确保为读者提供一个原汁原味而又编校精良的汪曾祺小说读本。

在汪曾祺小说中，江苏高邮、西南联大、农科所、京剧院，是经常出现的四大背景。高邮是汪曾祺的故乡，1920年他在那里出生，那里的风物人情构成汪曾祺小说最鲜明的艺术特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他接受高等教育，又获得现代的、世界的眼光以及文学写作技艺。

汪曾祺小说创作即起步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出版方评价，本辑新增补的24篇早期小说中的《翠子》《除岁》《灯下》《最响的炮仗》《驴》等，都是很圆熟的短篇精品，与《鸡鸭名家》《老鲁》《落魄》等同样写于40年代、早已被公认的名篇具有相同的品质，也不输于他后来赢得文坛声誉的《受戒》《大淖记事》等。

民国文脉遗存 “京派作家”最后的余韵

评论家王干认为汪曾祺的作品打通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汪先生早期小说是现代派的，写得非常时尚，非常酷。但是他后来注重的不是外国小说的形式，而是借助小说的灵魂表达对人的关注，对人的悲悯，他把中西方文学打通了。”王干直言，汪曾祺属于大器晚成的作家，在文学史的评价中，他是一位被“遮蔽的大师”。

学者杨早补充汪曾祺还做到了“南北打通”。“中国南北之间差异非常大，作家的写作对象与风格也有南北之分，但是不管是从文化还是从口味上，甚至到方言上，汪老都能够做到拿来主义，他对中国不同地域的文化把握是比较深的，这是汪曾祺先生的巨大特色。”

杨早回忆年少时随父亲拜访汪曾祺，获赠一句题字——“小说是删繁就简的艺术”.“这一点上他与很多同时代作家构成鲜明的对比。这套《汪曾祺小说全编》，上册收录的是1949年之前的作品，中下册是1949年之后，恰恰分别构成了汪曾祺的多重角色。他曾经是民国文学的文脉当中活跃的一个人，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曹雪芹，在第一本的时候他是大观园里的`一份子，他是京派作家最后的余韵。”杨早说。

汪曾祺作品里写了众多市井小人物和社会民情，有很多生活细节，他的后期写作更与日常生活、民间风习、悠远传统亲昵亵玩。杨早将其比做“文学社会性的材料记录”，“从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出发，把它铺开去，我们可以慢慢的从文学、历史、社会的角度还原出民国的世界。”

文学大家的生活日常 “在家没地位，但乐在其中”

虽然文坛上声名在外，但子女们谈起汪曾祺的生活趣事，却说他在家里是“非常没有地位的”。

“我们这些子女、孙辈全都‘欺负’他，我妈妈完全也不拿他当回事，但是他乐在其中，他每篇东西都让我们看，而且很认真的听取我们的批评意见。虽然我们水平都很有限，但对他毫不客气。他喝点酒会说，我的东西会流传下去的。我们说行了吧，老头儿，你别臭美了!”女儿汪朝的调侃让现场读者忍俊不禁。

汪朝回忆起父亲每天虽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不觉得他有一点点紧张，总能保持悠然自得的一种精神情绪，并且还能写书、画画，非常充实。

汪曾祺是出了名的“吃货老头儿”，他的平易近人也表现在笔下的食物上，萝卜、豆腐、野菜、韭菜花这些很亲民的食材都能呈现出兴味盎然的丰富意趣。

王干回忆起与汪曾祺一家人的交往，笑称据汪朗统计，自已可能是“吃汪老做饭最多的人”，“汪老是美食家，别人在他家吃一顿都觉得是很新鲜的事，我有一段时间在北京，经常周末到他家蹭饭。”

在儿子汪朗眼中，有这么一个父亲非常幸福。“他一辈子没有给我一次难看的脸色看，从来没有对我们沉下脸。”

汪曾祺小传

汪曾祺(1920-1997)，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级作家，在小说、散文、戏剧创作领域皆有成就。1940年开始文学生涯，起点高，创作时间长，创作门类多，作品质量高。代表作有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京剧剧本《沙家浜》(主要编剧之一)等，在国内及海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当代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

小说写作

篇6：汪曾祺小说《受戒》教案

江苏高邮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家庭环境民主。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

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纪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二）《受戒》

以独特的叙述方式：顺其自然、随意漫谈、闲话文体、插入叙述，讲述了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之间朦胧的爱情故事。（1）“荸荠庵”名称的来历。

世俗生活、充满了泥土气息，温馨回忆的情调。

（2）明海“当和尚”：为生活所迫，出家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

（3）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介绍小和尚的生活：清闲

连带插入叙述其他几个和尚的特点：

仁山：当家的，管三本账（经账、租账、债账）

仁海：带家眷

仁渡：年轻、聪明精干

和尚的生活：吃水烟、打牌„„

小结：人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和自然的本性。（4）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温饱不愁，男耕女织。

小英子家的环境：世外桃源般清雅。

小英子家的生活：纯朴、温馨 “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颗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椹，三颗结白的，三颗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院墙下半截是砖砌的，上半截是泥夯的。„„隔扇窗上各嵌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明亮亮的，——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房檐下边种着一颗石榴树，一边种着一颗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

“赵大伯是一颗摇钱树，赵大娘就是个聚宝盆。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5）明海与小英子一家的关系及受戒过程。

明子和小英子之间萌发了朦胧的爱情。“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总评：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点

（1）语言：人物对话，采用口语、短句，简洁生动；

韵味无穷，精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

流畅自然，纡徐平淡。

闲话文体的叙述方式；富于诗意美。（2）小说具有散文化与诗化的特征。

打破了传统单调的情节性的小说模式，淡化情节；

优雅的审美情趣与叙述风格；

（3）寄予“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

人物自由自在快乐的生存方式；

朦胧的爱情；

篇7：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杯淡淡的茶，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品味。在质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自己的独特乐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他的笔下有住在庵里的和尚、串村走户的女挑夫、手艺了得的锡匠、掏粪工、赶牛人，也有西南联大的文嫂、金昌焕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都不是什么达官显贵，都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有的只有平平淡淡的不同的人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写的很真实，并不是好人全好，坏人全坏，写十一被打后，老锡匠去找人算账，打十一的那人也会害怕，村里的干部也对施暴的人进行了惩罚，《胡里杂记》中的那些富人小姐们去庙里的时候也会施舍给叫花子们一些钱。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讽刺意味。如：明海和尚虽然是当家和尚，可是他距离那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的标准还差的很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都不具备，可是他还当得好好的。在《七里茶坊》中的赶牛人们在大雪天还要坚持把牛赶下山去，其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头两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煮烂，大伙儿，吃！那会吃了个痛快，这会儿，想吧！”这其中就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讽刺，还有《胡里杂记》中的李三，本来他应该管理市井中的叫花子的，可是对于有一批人他不管，而是在他们“收获”后去管他们要钱，讽刺味十足。

篇8：汪曾祺小说的风俗描写

汪曾祺, 中国当代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一直坚持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 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烂熟于心, 以生花妙笔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风俗世界。但是这些风俗描写, 绝非停滞于风物志、风情志的叙述, 而是积淀了深刻的人文内涵, 并且对其小说独特艺术风貌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他真正的目的是透过风俗写人情, 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 并在与假恶丑的对立中寻觅一种健康人性的诗意美的境界。在汪曾祺小说中, 浓重的乡土风俗的氛围与在这种氛围下活动着的人, 相互形成有机整体, 自然天成, 别具一番情趣和意蕴。

二、“我的小说里有风俗画”

汪曾祺在《谈谈风俗画》中开篇就说:“有几位评论家都说我的小说里有风俗画。这一点我是原来没有意识到的。经他们一说, 我想到是有的。”[1]的确, 汪曾祺的作品描绘了很多风俗画, 虽然一开始他没有意识到, 但是他的审美直觉却是早就选择认同了风俗画。因为他曾说:“我是很爱看风俗画的。”[2]在他的作品中, 自然景物、民间风俗和人事命运有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高邮风俗画卷。

汪曾祺的小说从来就不是靠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和意蕴深广的哲理取胜, 而是靠那一幅幅打动人心的风俗画卷打动读者。当然, 最能衬托地方风俗的自然是故乡的美丽风景, 只有在特定的自然风光中, 才会形成具有地方色彩的民风民俗。汪曾祺就特别注重对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自然风景的刻画, 在他的笔下, 自然风景与当地的民风民俗有着浓得化不开的关系, 自然与风俗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美丽的风俗画。“一篇作品里的地方色彩浓厚, 往往能够吸引读者注意”[3], 因为有地方色彩的自然环境描写, 可以增强画面的美感和力度。

《受戒》就像一幅清丽的水乡风俗画, 明海和小英子好像只是嵌在画中的点缀而已, 人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纯然的人情人性的美和水乡情趣盎然的景色, 这一切都充满了诗情画意, 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 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 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 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 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4]的确, 在这片优美的水乡风景的衬托下, 当地的风俗也充满了诗情画意。

晚上, 他们一起看场。———荸荠庵收来的租稻也晒在场上。他们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 听青蛙打鼓, 听寒蛇唱歌, ———这个地方以为蝼蛄叫是蚯蚓叫, 而且叫蚯蚓叫“寒蛇”, 听纺纱婆子不停地纺纱, “唦———”, 看萤火虫飞来飞去, 看天上的流星。

“呀!忘了在裤带上打一个结!”小英子说。

这里的人都相信, 在流星掉下来的时候在裤带上打一个结, 心里想什么好事, 就能如愿。

读者的眼前仿若有一幅画面, 在夏日的夜空下, 萤火虫飞来飞去, 在青蛙、寒蛇的伴奏下, 少男少女对着流星许愿, 他们的感情是那样的纯真, 净化了无数读者的心灵。在这夏日的夜景下, 流星许愿这样一个风俗被他们演绎得如诗如画。一看到流星, 很多人下意识就会双手合十, 对着天空许愿, 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 但是在这里, 又多了一道程序, 那就是在裤带上打一个结, 这是当地所独有的特色。从古至今, 人们总是在寻找可以寄托期待的事物, 例如菩萨、神仙, 而这里, 是流星。根据古老的说法:因为一颗星坠落就必须有一份灵魂补上去, 所以人死了灵魂就升天。升天时也就把你的愿望带给上天了。对流星的崇拜实际上是一种灵魂信仰民俗, 灵魂其实是民俗信仰的崇拜对象之一, 对着流星许愿, 就是希望每颗流星中的灵魂能够为他们传达美好的愿望, 天上的神仙能够为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水乡夜晚中, 明海和小英子也把他们的愿望寄托给了流星, 这一瞬间, 优美的夏日景色, 特有的许愿风俗和纯真美好的人情人性构成了一幅夏日晚景图, 我们好像能够感受到夏日的阵阵凉风, 拥有无限美感。

汪曾祺对故乡的一草一木、民风民俗都充满了感情。乡土风俗的展现, 增强了小说的诗情画意, 而水乡风景的衬托又有利于乡土风俗的深入刻画, 加重了乡土风俗在读者中的印象, 两者相互映衬, 与美好健康的人情人性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清新隽永、生趣盎然的风俗画卷。

三、“写风俗, 目的还是写人”

汪曾祺自十九岁出外求学、谋生, 辗转漂泊一辈子, 历经坎坷, 晚年乡情尤盛。“人到晚年, 思乡之情变得强烈了”, “这些年, 每逢工作之余, 故乡的风土人情, 家乡劳动人民勤劳朴实的感人形象, 总是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 使我产生了写作欲望”。[5]他写生根之地美丽怡人的水乡风光, 也写在这风光中生活着的乡亲们。写他们的生活, 写他们的爱情, 写他们的手艺, 也写他们的秉性。作家把这一切都融化在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节日、仪式、习惯等风俗之中。但是他又绝不仅仅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 风俗描写在他的小说中其实只是一种表现方式, 其真正的目的还是写人。“小说里写风俗, 目的还是写人。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 那样就不是小说, 而是风俗志了。……写风俗, 不能离开人, 不能和人物脱节, 不能和故事情节游离。写风俗不能留连忘返, 收不到人物的身上”。[6]

在他的笔下, 人性是其极力表现的重要内容。汪曾祺说他的小说是“写美、写健康的人性”。[7]他的小说中的人都是带着明显地方特色的人, 风俗描写与人物已经融为一体, 写风俗即写人, 写人即写风俗。《受戒》中大英子的“准婚礼”仪式充满了乡间风情, 在这个漫长的赶嫁妆过程中, 大英子日常生活的节奏完全改变了, 她惯常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模式不再持续, 她的生活已被剪裁与刺绣所填满, 即便如此, 她却忙得心甘情愿。因为婚礼是人生仪礼中的一大礼, 所以历来都受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对于女性而言, 婚礼更是她们一生的转折点。大英子也不例外, 在这整个过程中, 她都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与重视。在看过对方正是她的幸福所系之后, 接下来就是赶嫁妆了。从看人到赶嫁妆, 大英子没有屈从于所谓的伦理道德, 而是全程地主动掌控了这一切。她的人性没有受到扭曲, 是健康而美好的。在这个“准婚礼”仪式中, 小英子和明海也报以极大的热情, 鼎力相助。他们是那么的无私与美好, 身上仿佛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美好健康的人性通过这一婚嫁风俗展现无遗。

对健康人性的追求只是汪曾祺风俗描写的目的之一, 他还传达出对美好人情的向往。刘绍棠就指出:“汪曾祺的小说不仅追求人性的复苏, 还表现了纯净美好的人情, 从而鞭笞了扼杀人性、缺乏人情味的人和事。”[8]汪曾祺的另一部杰作《大淖记事》就不仅仅停留在对人性的呼唤上, 而是通过风俗描写唱出了追求真正的情爱和个性解放的颂歌。大淖的婚嫁风俗异常独特, 这里的姑娘们不会遵循所谓的嫁娶风俗, 她们有自己的标准, 即“情愿”, 实际上就是真情至上。她们崇尚情感自由, 只要相爱了就可以在一起, 那些俗世的仪式都是虚假的, 徒具形式而已, 因为这些形式化的东西根本无法保障她们的幸福。大淖的姑娘没有所谓的贞洁观念, 她们可以在家生私孩子, 还可以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 个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总之, 这里的婚嫁风俗就是两个字:情愿。正是在这样一种乡风民俗里, 纯洁美丽的巧云和小锡匠十一子相爱了, 但不幸却也同时降临于她, 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 “没有淌眼泪, 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 只是想“为什么是这个人”而不是十一子?巧云的爹也只是拿着刘号长留下的十块钱,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并没有去找刘号长算账拼命, 邻居们也并未多加议论, 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他们也没有因为巧云的失节而排挤、辱骂她, 因为在这里, 他们并不看重贞洁, 他们只注重真情。他们的惋惜也只是因为巧云并不爱刘号长, 再一次我们感受到作者对人性的尊崇, 对所谓的伦理道德无情的鞭笞。这里的人们自在快乐地生活着, 他们崇尚自然、自由, 崇尚舒舒展展、无拘无束, 任性而为便是他们的生活准则。

四、结语

汪曾祺在高邮长大, 他的情感和意识都受到该地风土人情的熏陶, 其作品也带有高邮风俗的烙印。但是, 汪曾祺并没有为写风俗而堆砌风俗, 风俗是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 表达了对人性的复归和美好的人情的追求, 他着力将敦厚质朴的人们的身影融会于清丽恬淡的自然风光里, 交织在古朴宁静的乡镇风俗中。一切都是那么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自然、风俗、人情相互之间形成了有机整体。他以清新质朴、如话家常的笔墨勾画了一幅幅明丽而又富有动感的水乡图景, 使其透露出一股清水芙蓉的芬芳的诗味。

参考文献

[1][2][6]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59-66.

[3]刘兰英.中学教材中鲁迅作品关于风俗的描写[J].文学教育, 2008, (1) :21-26.

[4]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249.

[5][8]刘绍棠.乡土文学四十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136-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