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精选8篇）

篇1：“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东莞市轻工业学校 赖 超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汪曾祺的小说与“水”的关系。如“水的存在给人的印象如此深刻，和情节的联系又如此紧密，有时简直起了主角的作用。”（1），“用‘水’作为汪曾祺小说风格的直观化诠释，真是抓住了关节。不过除了‘柔软’，‘和平’之外，似乎还应该加上‘明彻’、‘鲜活’以及‘天籁自然’。”（2）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是没有人从创作论的角度深入探索汪曾祺小说与“水”是如何发生并融合成风格独特的“汪体小说”的。下面我试图通过全局观照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和他的人格气质的影响，探讨“汪体小说”的“水”的风格的形成。

（一）法国学者安妮·居里安认为汪曾祺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种说法是完全贴切的。纵观汪曾祺小说，“水”的表现至少有两层特征： 其一，显层特征。主要表现在有关“水”的语言文字。《大淖记事》写道：“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乎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许多紫红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挑鲜货是她们的专业。大概是觉得这种水淋淋的东西对女人更便宜，男人们是不屑去挑的。这些‘女将’都生得硕长俊俏，浓黑的长发上涂了许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的很！”《受戒》结尾写道：“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苇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鸡鸭名家》里放鸭的白莲湖。此外，其他小说中提到的高邮湖，泰山庙前的澄河，澄河里的“黄瓜鱼”，隋唐时的临运河，到处都是水的语言和水的意象。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这种韵味就是语言的流动性。“语言是活的，滚动的。语言不像盖房子，一块砖一块砖叠出来的。”（3）汪曾祺说：“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虽然有时“水”对小说的情节、主题并未起多大作用，但我们

１ 所触目之外皆润润的一汪水，苏北水乡的情景萦绕脑海浮现眼前。在这里，“水”主要起营造一种氛围的作用。其

二、隐层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小说的人物具有“水”的性格特征。《受戒》中的小英子“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她赤着脚走在柔软田埂上，留下一串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他觉得心里痒痒的。”她的一举一动，姿态优美，性格开朗，全身都散发着农村水乡少女的气息。《大绰记事》中的巧云“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目希 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活脱脱一个水灵灵的少女。不仅大绰的女人是水做的，而且水边的男人也浸透出一种特别的灵气来，如十一子“长得挺拔厮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全身衣服整齐合体。天热的时候，敞开衣扣，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脯，五寸宽的雪白的板带煞得很紧。高抬脚，轻着地、麻溜利索。”《名士和狐仙》里杨渔隐和水莲子不避世俗，追求自由生活是作者理想中的静态人生体现。《鉴赏家》里季陶民与叶三是一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千古知己。其他如《故里杂记》的李三，侉奶奶；《故乡人》中的金大力，钓鱼医生王淡人；《八千岁》中的“八千岁”；《薛大娘》中的“薛大娘”；《桥边小说三篇》中的詹大胖子，都隐约表现出一种恬静如水，与世无争的理想人格来。第二，小说的结构松散、随便，如行云流水般自然。《受戒》题目是“受戒”，但作者一开始从庵赵庄写起。介绍这个地方“出和尚”，然后讲荸芥庵，讲和尚可以娶老婆、吃肉、赌博，拉拉杂杂，一直写到明海与小英子朦胧的爱情，最后只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才写明海的受戒。《异秉》同样是这样，讲王二，扯到源昌烟店，又扯到保全堂，直到结尾才借张汉轩之口讲出“异秉”的缘由。《大淖记事》简直就是江南水乡风景画和民俗风情画。“美的形式是自由形式。”汪曾祺倾向“为文无法”——随便。他尤其向往苏轼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明袁宏道要求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王国维说：“古今之大文学家无不以自然胜。”中国优良传统艺术都是鄙视矫情伪饰，推崇真实自然的。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不赞成把小说的结构规定出若干公式的。„„我

２ 认为有多少篇小说就有多少种结构方法。我的《大淖记事》发表后，有人认为小说的结构很不均衡。小说共五节，前三节都是写大淖的风土人情，没有人物，主要人物到第四节才出现。„„我认为一篇小说的结构是这篇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所决定的。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4）汪曾祺在《小说的散文化》一文中说：“大概传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说则像水。”

（二）上面简要分析了汪曾祺小说的中“水”的表现特征，但是“水”这种物质载体是如何和他的小说结合得如此完美而自我一格的，即“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究竟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从他的小说创作过程来看,我认为他是有意为之的；同时由于他的人格、气质又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潜意识地靠近“水”。汪曾祺出生于一个殷实家庭，祖父汪嘉铭中过清朝末科的拨贡，父亲汪淡如也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汪家虽然没有出过大官，却还有些文化，家里人大都读过书，书画、字贴之类的物件也不少。这一点对爸爸走上文学之路不无影响。”（5）汪曾祺的儿女们如是说。的确，汪曾祺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以后的人格气质的形成以及对创作的影响都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汪曾祺说过：“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些人尽管没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6）书香世家的门第以及良好的艺术训练（书法、绘画、戏曲都懂一点），使得以“情趣”、“乐感”为主要特征的精神闲游成为汪曾祺更为倾心的境界。他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7）汪曾祺的确是一位淡泊宁静的性情中人，他的这种平和随意的性格得益于他的家庭环境和受父亲的熏陶。他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指他的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可见他的父亲是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应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像亲兄弟般无说不谈的。汪曾祺后来回忆说：“他的这种脾气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所写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他的儿

３ 女们叫他为“老头儿”，“多年父子成兄弟”是老头儿父亲的话。到了爸爸这儿，不仅“父子成兄弟”，而且父女也成兄妹了。他把我们当伙伴，当朋友，从不摆“父亲”的架子。我们叫他“老头儿”，他叫我们“大狗、二狗、小狗！”（8）中国古语“文如其人”，用在汪曾祺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汪曾祺的这种恬淡和谐的性格气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像柳青一样写充满阳刚之气的《创业史》，他不具备“对这个世界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问和卡夫卡式的阴冷的怀疑”，他只能抒写一种“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的阴柔小品。中国传统艺术风格的审美取向似乎更倾于简淡、空灵、自然一类的阴柔品格，这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因此在艺术形式上更看重“芙蓉出水”的自然风格。林语堂对此有深刻的见解，他说：“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许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女性型’这个名词为唯一足以统括各方面情况的称呼法。心性灵巧与女性理性的性质，即为中国人之心之性质。中国人的头脑近乎女性的神经机构，充满着‘普通的感性’。”（9）可见，汪曾祺被定性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正是因为他骨子里就流动着“知者乐水”的士大夫雅趣。但是汪曾祺一生真正与“水”结下不解之缘还是在碰到沈从文之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受沈从文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中文系，师承沈从文，与他的关系很密切。两人经常下饭馆、泡茶馆、吃小吃，情如父子。无论从人格性情和创作上都直接影响了汪曾祺，当时他发表在一些报刊上的文章大多数是经沈从文这手介绍出去的。但汪曾祺一开始写作并未受他多大影响，从40年代写的《复仇》、《小学校的钟声》、《鸡鸭名家》等来看，显然更多地接受了从西方引进的意识流手法。汪曾祺真正继承沈从文的风格并把它发扬光大是在几十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老树开花”，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三）汪曾祺说过，作家所偏爱的作品往往会影响他的气质和创作，并成为他个性的一部分。“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较深，我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讯、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阿左林。”（10）相比之下，他还是受沈从文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受他的“水世界”的影响。他几乎是继承并发展了沈从文的风格，改革开放之后，沈从文就在汪曾祺的血

４ 液里复活了。请看沈从文有关“水”的叙述： “到十五岁之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无从分开„„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的性格。„„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11）“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波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裂。我的学校可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12）“在我的一个自传里，我曾经提到水给我种种的印象。„„我学会用小小的脑袋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13）“水的德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14）汪曾祺也常常提到“水”对他的创作的巨大影响作用。“我的小说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15）“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16）“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17）比较上面文字，沈从文“水”的叙述与汪曾祺“水”的叙述竟是如此的相近，不得不令人相信汪曾祺是有意向沈从文靠近。其实汪曾祺也并不避嫌地承认了这一点，他曾多次谈到“小英子，巧云身上隐隐约约有翠翠、三

三、夭夭的影子”。他不太同意有人把他的小说归入乡土文学行列。他说：“我的小说有点水气，却不那么土气，还是不要把我纳入乡土文学的范围为好。”（18）看来，汪曾祺是有意要把自己从乡土文学中拔出，另立“乡水文学”一派了。他说：“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19）可见汪曾祺并非一味地继承沈从文的风格，他有自己的见解。

５ 他把沈从文埋藏在作品中浓郁的忧愁和孤独冲淡了，融入自己清新和明彻的人格和气质，同时为百花齐放的新时期写作添上一些新的东西，使他的作品具有一股更健康的活力，更能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他是有意为之的。这就是汪曾祺的创新。但“水”的影响，从沈从文到汪曾祺，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如果说沈从文写“水”寄托了一些更深沉的宇宙人生认识，那么汪曾祺的“水”则更加流畅、活泼、轻松、平淡了。

（四）汪曾祺非常清楚自己的性格和气质，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一个人的气质：不管是由先天或后天形成，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的人，我永远只是个小品作家。”（20）因此他的小说读来如潺潺流水，宁静冲远，他赋予小说一种“淡泊”的旨趣，抒写的是一种静态的水的人生关怀。《异秉》里说的是王二艰涩的发迹史，但小说却写的平淡冲远，知足常乐。《岁寒三友》写的不过是开绒线店的王瘦吾，开炮仗店的陶虎臣和画画的靳彝甫三个平凡人的生活经历，其中有欢乐、有泪水、有好运、有困顿，但他们经历了冷暖世事后仍保留着一分真诚的友谊。还有像《皮凤三楦房子》里的高大头，是一个无欲无求，天然恬淡的“活庄子”，《徙》中的教师高北溟一生经风历雨，浮浮沉沉，但他都坦然面对。“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子里，然后缓缓化解成一种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得意忘形。他习惯于勇敢地承受事世，然后涵化丑，融化恶，这使他的文学具有了独特的人格力量。”（21）他喜欢写旧社会的生活，回到童年的回忆。因为他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 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伤感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22）汪曾祺的这种大和平心，使他的小说像一条河流，一潭池水，“发纤禾农 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达到了“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高远境界。注：（1）安妮·居里安《笔下浸透了水意》，《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2）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10期

６（3）（4）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5）（8）《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汪朗、汪明、汪朝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6）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北京文学》，1983年第2期（7）《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年出版（9）《吾国与吾民》，林语堂著，华龄出版社，P80（10）《谈风格》，《塔上随笔》，群众出版社（11）（13）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12）《从文自传》沈从文著（14）《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15）（18）汪曾祺《菰蒲深处·自序》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16）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17）汪曾祺《自报家门》（19）（22）《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汪曾祺（20）《晚翠文谈·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21）《永远的汪曾祺》徐卓人，《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７

篇2：“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一、“表现的深切”----独特的题材、眼光与小说模式

1、开创“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2、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人（知识者与农民）的精神“病苦”。3“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

二、“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1、借鉴西方小说形式，通过自己的转化、发挥以及个人的独立创造，以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例如：《狂人日记》（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等。

2、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例如：《故乡》里那幅“神奇的图画”、祥林嫂最后的“肖像”等。总上，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独特的取材，视角和模式，向人们展示了其“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内蕴；所建立的中国现代小说新形式，既是自觉地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结果，也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经验的结果。因此，不愧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标志。《呐喊》《彷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光辉传统．《呐喊》《彷徨》的重要地位还表现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作者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法，开拓了多中创作方法的源头，革新了中国短篇小说的结构形式。3阿Q的形象1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等种种方法自欺自慰，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阿Q无法清醒认识自己的悲惨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做出改变自己境遇的反抗斗争。

2、阿Q还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深恶造反、“男女之大防”。是个集中了较多国民劣根性的艺术形象。

3、阿Q革命观中还夹杂着许多落后的观念。阿Q形象的塑造和精神胜利法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因此，阿Q是一个“现代的我们的国人的灵魂”。4狂人日记的思想艺术成就《狂人日记》的思想是：“暴露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弊害”，揭露得异常深刻

1、揭露了礼教的“吃人”本质。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最深刻最本质的揭露，是对封建统治者以仁义道德“吃人”的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最深刻最本质的揭露。

2、揭露了封建礼教毒害之深广。人人“吃人”也“被人吃”。吃人者不仅有封建家族制度象征的大哥；也有妇女和下层人民，他们是受礼教残害最深重的；也有青年和小孩。3作品通过塑造狂人形象，表现对封建传统的大胆怀疑和批判精神，也表现出严格的自审精神，寄希望于未来，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狂人是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封建叛逆者形象，是清醒的启蒙主义者形象。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狂人日记》思想上的深刻性和对民族现状和前途的“忧愤深广”的特色。代意义。

2、艺术形式上，西方现代主义方法象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心理的细致描写，日记体的格式，成熟的白话，具有现代意味。5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1）鲁迅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特征。作品为我们塑造了阿Q、孔乙已这些鲜明、独特的艺术典型。艺术形式上的主要特点：1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结合。现实主义，作品真实地描写了一个患“迫害狂症”者的故事，人物和环境都具有真实性。同时作者运用了象征和暗示等手法，赋予人物和环境以象征意义。

2、运用日记体形式；以心理描写为主，是**的心理描写；简练的白话语言。文学史上的意义：《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成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的标志：

篇3：“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在汪曾祺小说搁浅的这段时间里, 可谓是经历了其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快乐的、惨痛的、激动的、平淡的生活影响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促进了他独具风貌的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

一、民间文学素养和风格的形成

汪曾祺很小的时候就对民间文化十分感兴趣, 这在他解放前的小说创作中就已有体现, 比如短篇小说《复仇》、《鸡鸭名家》、《老鲁》等。1950年开始担任编辑后, 他有了更系统地接触民间文学的机会, 其民间文学素养也在这一阶段逐步得到提升。

民间文学素养和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对解放前部分文风的一种继承;《民间文学》这个平台为他提供丰富的民间素材;特殊时期良师益友的重要影响。前两者不必赘言, 特殊时期的良师益友是指除沈从文之外的两位大家赵树理和老舍。赵对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作品中浓郁的民间色彩、土地风情以及他本人散发出来的强烈的农民气息和农民式的幽默。而他从老舍身上所获得的更多的是一种民间气质:平易谦逊的人格以及认真的治学态度, 这是汪认为最为珍贵的处世之道和为学之法。此外也有沈从文自始至终的民间味道、热情与希望的影响。他的这一重要创作风格体现尤为突出的是他的“高邮系列”小说。他在1979年之后的创作更多用一种平凡笔触描写平凡的民间生活, 展现民间生活的力与美。

二、主题和素材的填充

汪后期短篇小说创作主题和素材的丰富除了得益于他对民间风格的追求和对故乡的了解外, 近30年的人生经历也具有极大的补充作用。汪从1950年的编辑生涯到1957年对其《惶惑》的批判, 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 两年下放劳动, 1960年摘掉帽子去农科所, 文革时期今天“进牛棚”明天“上天安门”的起落及粉碎四人帮后对他的清查……, 这些经历构成了他后期短篇小说中极其庞大的故事阵容和创作主题。

他曾说过他“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 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而具体到每个作品时, 有其自我主题的相对不确定性和丰富性, 比如政治的、社会的、小人物生存的主题等。这种特性正在于他在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中体察到的社会不同侧面的迥异特征。他的小说选材本着一个原则:写出真情实感, 非沙上建塔, 很多事物都存在原型, 比如汪家的“保全堂”、《大淖记事》里的十一子、《钓人的孩子》中的郑振铎等等。

三、思想情感的裂变

汪曾祺通过这段小说创作空白期的思想情感裂变后最终找到了出路。

第一次裂变是从淡然地无视政治到慢慢地关心政治。汪一度想远离政治, 做个潇洒文人。而经历近三十年的政治风暴无法自拔之后, 他发现人是不能脱离政治而孤立存在的。新时期的到来使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汪曾祺认为应该为社会发展和大众精神进步作出一点贡献。第二次裂变是从平和淡然到痛苦茫然的裂变。他在解放前期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寂寞和温暖》就是书写他当时心境的一部作品。深受恩师沈从文、妻子家人和朋友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帮助, 他才学会用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面对困苦的境遇, 具有淡淡悲观色彩的观念逐渐走向平淡地感受美和希望的生活态度。《羊舍一夕》其实是他情感变化的一个过渡阶段——逐渐由年轻时的轻狂和激进走向成熟后的平静和思考, 思考新的生活观、创作观和作品的现代意识。

四、“新角度看旧生活”创作观的形成

“以新角度看旧生活”的创作观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汪后期小说的色彩、背景、情感等重要因素的成熟。其意义即以新时代的感情写旧社会。这其中有理性的思考和权衡, 也有感性的方便快捷。汪曾祺则用一种新的发现美和希望的方式去解读旧社会普通人的生活。

能够形成这种观念, 总的来说是他善于发现美好事物的心灵与新旧两段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相结合的结果。首先, 旧社会是他深刻经历和思考过的社会, 那里有他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其次, 他的这种和谐、淡雅、唯美、充满希望的现实主义的新角度是深受他的这段历练过程影响的。第三, 这也是经过他对未来创作之路不懈探索而最终发现的一条适合自己、适合新时代的创作之路。他决定用当下的心态写他熟悉的生活, 以宽大的胸怀容纳旧社会里、民间生活里的一切, 比如《大淖记事》、《受戒》、《故里三陈》等, 以及他改写过的诸如《异秉》等一系列小说。杨红莉认为“他试图通过‘改写’小说, 达到‘改写’人的生活模式的目的……表征着他独特的艺术观和生活观。”他把曾经对于世事的无奈、彷徨、疯狂和想象转化为对穷苦人们的深切同情、对人物命运的深刻关注、对美和人性的大力颂扬。

五、结语

长在旧社会, 活在新时期, 作者正是在那期间度过了自己从青年到壮年再到中年的难忘岁月, 它完全可以代表作者心智从懵懂走向成熟的过程, 预示了八十年代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的大爆发。

摘要：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生涯中有一段特殊时期——1950年到1979年。这段时间, 他的小说创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但时空的力量巨大, 三十年的时间他进行了丰富的积累, 为其小说创作高峰的到来打好了基石, 无论在创作风格、主题素材、情感和创作观念上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时空,汪曾祺,空白期,小说创作

参考文献

[1]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158, 76.

篇4：浅谈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风格

汪曾祺“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大淖记事》中的小锡匠十一子受了无数的委屈与苦难，当他与巧云的爱情受到挫折时，他的心却丝毫未变。这篇小说的闪光之处也恰恰表现在十一子的超越世俗而对爱的忠贞不渝之中。小说的情调就是在这种境界中升华出来的：

十一子要进一点饭食，能说话了。巧云问他：

“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么？”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么？”

“我值。”

“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

十一子与巧云的对白，表现了人性中最动人的乐章，在汪曾祺看来，这是人的天然之情，是属于人的最原本的东西，它可以在人的内心深处得到健康的发展。这种童贞感是汪曾祺创作中十分注重的，这也正是汪曾祺作品中展现的人性美之所在。

汪曾祺继承了鲁迅先生常用的白描和“画眼睛”的方法，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动作细节、肖像特点和个性化语言，以简练的笔墨进行勾勒，创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大淖记事》中十一子被打昏死后，巧云为了救他而喂他喝尿碱汤时，“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一感人的细节描述，虽短短数语，未有抒情的笔法作铺陈，却生动有力地表现了巧云对十一子赤诚真挚的情爱，生动地写出了巧云内心丰富的感情活动，深含了无穷的韵味。巧云不慎落水，被十一子救起，装作昏迷，让十一子横抱在怀里，“紧紧挨着他，越挨越紧。”这一简短的细节描述，又把少女的爱、少女的矜持统统体现了出来。这些细节描述，虽寥寥几笔，却达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汪曾祺还善于用“众星拱月”法即烘托的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他不直接写人物，而是通过周围其他的人来烘托出所要写的人物的特征。《大淖记事》中写巧云的美就是通过周围人的反映来显示的。她在门前编网席，“就有一些少年人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梳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块，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都比别人多，东西都比别人的好”，以至大娘大婶们都托她买东西；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扛了板凳去，她却散着去，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座”，台上的戏很热闹，但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通过对众人的这些描写，就从侧面烘托出了巧云的美丽。

汪曾祺的小说最令人赞叹不已的是那精妙的洁净的“雅味”，寥寥数语中凸现出淡远的诗情和画意。他的语言也具有散文化的特征。首先，他的语言具有清新明秀的特征。如《大淖记事》中写大淖的姑娘媳妇也能挑货的文字：“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女的特有的服饰。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莲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这样如诗般如画般的语言文字，给人的是一种清新舒畅的感觉。还有《大淖记事》中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的一段悄悄话：“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的得快。”“好，亲你！”这两段对话极为简洁平常，然而仔细回味，却蕴味绵长，不仅精确地刻划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同时使你读出了叙述中的诗意美来，读出小说中语言的节奏、色彩和音乐美来。语言的独特是形成汪曾祺小说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在新时期文坛上，汪曾祺独树一帜，他努力地探索追求，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为新时期文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篇5：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

一、叙事语言

语言是叙事的工具，叙事学的文本分析是从文本语言的有机构成开始的，而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首先表现在文本语言方面。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有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开头：“傅玉涛是‘写字’的。”(《子孙万代》)“祁茂顺在午门历史博物馆蹬三轮车。”(《祁茂顺》) “瑞云越长越好看了。”(《瑞云》)“张大眼是个催租隶。(《樟柳神》)“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干净、简约、恬淡的风格，正如他在(《小说笔谈》)中写到的：“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惟一标准是准确。”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外表上语言的行云流水和漫不经心掩藏着极深的技巧。

汪曾祺这种语言上的讲究，并非字句上的雕琢，而在于句与句整合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其表现在叙事文本的两种类型(隐喻与转喻)中。在叙事文本中，隐喻是以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体和它的比喻词的代用词之间发现的相似性为基础，本质上来说是“联想式”的。转喻是以主体与它临近的代用词之间的接近或相继的联想为基础，转喻和隐喻并非截然分开，在实际的叙事文本中，这两种叙事文本的类型是相互结合，相互使用的。如《受戒》的结尾：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芦棒，通红的，象一枝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景色的描绘，实际写的却是明子和小英子。这里虽然没有一句明子和小英子的形象，但又句句都向读者暗示了他们的恋情，芦花才吐新穗，让读者联想到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刚刚开展。其次，这段话中表示颜色的词：“紫灰色、银光、通红、青、紫、白花”暗示着明子和小英子今后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但生活中也有坎坷的时候，如“长脚蚊子、水蜘蛛”，被惊起的青桩扑鲁鲁鲁飞远了，通过自然的突变，我们理解明子和小英子的关系引起的波澜，比如英子的家人，寺庙的主持，特别是世俗的眼光。这段景物描写实际上是作者赞同明子和小英子的恋情，充满生气地发展、开花、结果。

我们看到汪曾祺的语言在字里行间留下空白，由读者去联想、替换、加入解释、完成意义。如：“这两个老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他们的光景过得么样了呢?” (《鸡鸭名家》)“团长觉得怪委屈。”(《故里三陈》)“你怎么了。”(《瑞云》)“今年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老鲁啊，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呢?”(《老鲁》)

特别是在文章的结尾，有些语言有一定的哲理性。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鸡毛》)“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黄油烙饼》)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一种庸俗的处世哲学，写小说就必须这样。李笠翁云，作诗文不可说尽，十分只说得二三分，都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汪曾祺的小说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二、回忆的视角

海德格尔说：“回忆就是告别尘嚣，回到敞开的广阔之域。”所以，汪曾祺的小说多是以回忆的视角抒写传统的价值，比如他复出的第一篇重要作品《受戒》写的是几十年前一个故事，以一个世俗化的佛门故事，来抒写普通人的人生欢乐，以“远视”回忆的方式来观照世界，抒写自己少年时代的人事和风俗习惯，中华民族的勃勃生机在处于中心的城市里失落，因此他将“回忆”的焦点放置于民间。作者曾说：“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汪的启蒙老师就是《徒》里清绝一时的人物高北溟，他教汪曾祺读归有光和“五四”作家的作品，归有光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情，亲切而凄婉，和汪曾祺气质酷似，他的小说里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从《徒》里面的句子直接可见汪曾祺回忆的内容：“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歌，但很贴切，朴朴实实，平平常常，和学校很相称。一个在寺庙的`废基上改建成的普通的六年制小学，又能写出多少诗情画意呢?人们有时想起，只是为了从干枯的记忆里找回一点淡淡的童年，在歌声中想起那些校园里的蔷薇花、冬青树，擦了无数次的教室的玻璃，上课下课的钟声，和球场上像烟火一样升到空中的一阵一阵的明亮的欢笑……”

从生活心理和情感归宿层面上看，汪曾祺把小说视为回忆并不令人费解。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寻求到足以使自己感到满足的情感空间时，寻找其他精神寄托也便成为必然。经历了解放后各种政治运动并深陷其中，遭遇了几番沉浮的汪曾祺，对严酷而无可改变的现实，唯一的出路是“逃”，“逃”向何处呢?他的气质及经验和文化情结为他指明了方向，即“逃”向魂牵梦绕，曾给了他太多温情与关爱的“故乡”，逃向原来未被“社会化”时代的回忆中，以上例举的《徒》就是明证。

古往今来，因对现实的不满而选择逃避的人物有很多：有的选择虚空的想象世界，如屈原、李白;有的遁入山林与自然为伍，如王维、孟浩然;有的逃离本行，选择与政治无任何瓜葛的行业，如沈从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具体的路径不尽相同，相同的是他对知识分子立场和操守的坚立态度。

而汪曾祺则不同，他的个性、气质和经历以及在情感方面对故乡充满了温馨气氛的市井生活根深蒂固的认同感，使他在失望于现实的时候，轻而易举地投身到记忆中的故乡怀抱，在汪曾祺的记忆里故乡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也太美了。

三、叙述方式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指出：“小说有三个基本的可能，讲述一个故事菲尔丁;描写一个故事福楼拜;思考一个故事穆齐尔。”

汪曾祺在叙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对环境、风物、风俗、风情的细致描写。环境就是环绕着人物一切外部境况的总和，汪曾祺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既是风景画，又是风情画、风俗画。

他的小说，很少采用开门见山的写法，作品的开头总有大段的关于环境、植物、风俗、典故等描写，比如：《冬》“冬天的荒野一片白，就只有一个字：雪。要那样才叫雪，什么都没有，都不重要。只有雪，天白亮白亮的，雪花绵绵的往下飘……”《翠子》“夜，刚才还藏在墙面的青苔深处，这时偷偷地溜出来，占据了空空的庭院，天上黑漆漆的，星星一个一个地挂起来……”《鸡毛》中关于西南联大校院的描写，《戴东匠》那间小店所处的方位，及其左邻右舍的描写，《职业》关于文林街从早到晚各种吆喝声的描写;尤其是《大淖记事》的开头，从对“淖”字的考证，写到淖中的沙洲，及沙洲上的茅荻和四周的炕房、浆坊、鲜货行、轮船公司、码头……然后又写到四连接锡匠和东边的挑夫，而人物的出场还在后边，他总是通过风土人情(环境)，尤其是通过人物的谋生方式(劳动)表现存在的空间，给人物展示广阔的生活天地，从而使人物左右逢源，处处触到生活，不容置疑地宣告自己的真实性。内陆的人物总是融汇在作品中，诸多风俗画所集成的背景氛围之中洋溢着浓郁的乡俗风情和民间信息。

《受戒》中写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环境，充满诗意的美：“房檐下一边种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这清新自然的景物和真正普遍意义的民间有很远的距离，构成了世外桃源般生活居所的象征。

汪曾祺小说中的环境描写随处可见。特别是自然环境描写，简直就是陶渊明《桃花源》的一个翻版，只不过多了一些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而已，可以说是汪曾祺心灵中的一片净土。

篇6：汪曾祺的乡土民情小说教案

教学目的

1、理解汪曾祺创作的特点及文学史价值

2、学习比较阅读的方法，并能运用这种方法去阅读欣赏具体作家作品。教学内容

1.了解汪曾祺的生平创作情况和短篇小说观。

2.掌握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特点、散文化的结构和由独特的语气、语调和语感形成的语言风格。

3.通过《受戒》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影响，了解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以及汪曾祺在废名、沈从文与阿城、贾平凹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教学重点

掌握汪曾祺乡土民情小说的主要特点 教学难点

汪曾祺在当代小说文本上的自觉创造意识。教学方法

讲授法、比较阅读法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今天我们讲当代文学中很重要的一位作家——汪曾祺，主要围绕着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来谈一下汪曾祺在当代小说文本上的自觉创造意识。

本节课的讲授要点主要有三个内容： 1.了解汪曾祺的生平创作情况和短篇小说观。

2.掌握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特点、散文化的结构和由独特的语气、语调和语感形成的语言风格。

3.通过《受戒》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影响，了解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以及汪曾祺在废名、沈从文与阿城、贾平凹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汪曾祺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1.生平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县人，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先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调北京市文联任《北京文艺》编 辑、1955年调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先后任《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1997年逝世。汪曾祺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邂逅集》、《晚饭花集》、《汪曾祺文集》（五卷本）、《汪曾祺全集》（八卷本）等。短篇小说《大淖纪事》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童年生活对汪曾祺的气质和审美情趣的形成有很大影响。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沈从文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很大，汪曾祺精通多种艺术，被人誉为“才子”。（汪曾祺的书、画）

2.小说创作概况（1）40—60年代

1949年出版的第一个小说集《邂逅集》 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文革”中汪曾祺是革命样板戏的主要创作人员，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现代戏《沙家浜》。

（2）80年代以后

1978年重新开始写作。1980年后发表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是其代表作，也是他的获奖小说。有赞誉也有争议。创作日益活跃，有《异秉》、《岁寒三友》、《八千岁》等一系列故乡怀旧作品的发表。

80年代中期以后，小说创作渐少，以散文为主。

汪曾祺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童年、写故乡，写记忆中的人和事，写出了家乡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色彩，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在淳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境，表现美与健康的人性。

三、《受戒》及汪曾祺小说创作特点 小说《受戒》

小说内容： A明海和小英子朦胧的爱情是主线。这种爱情是自然的、健康的，如田野的春草，无拘无束的萌发。

B描绘一幅勤俭质朴、自在闲适的风俗画。由三方面构成：一是江苏北部黑下河地区特有的丰饶而美丽的水乡自然风光，一是农家勤俭有序而又自足悠闲的田园生活，一是充满世俗气息的寺院生活。

主题意蕴： 小说通过一个世俗化的佛门故事，描写了普通人的人生欢乐，表达了作者对原始淳朴的民间日常生活的肯定与赞美，同时也含蓄的表现出对清规戒律的否定和批判。

讨论：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表达作家怎样一种审美追求？和《受戒》有什么共同之处? 1.用“回忆”书写生命“内在的欢乐”  宣扬一种自然的、健康的、美的人性。

 汪：“我写《受戒》主要是说明人事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没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汪曾祺，《上海文学》中《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1988.4）

 小说中自然淳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洒脱、仁爱的生活理想的一个表征。

 佛教教规与作品中和尚的生活比较：

佛教的清规戒律（出世）——禁欲、素食、念经打坐、与世隔绝的寺院生活——枯寂的人生——反人性

荸荠庵的和尚（世俗）——漫不经心的念经、杀猪吃肉、谈情说爱、家庭生活——生意盎然的人生——健康的人性

 超脱了世俗的名利，充分享受生命的欢乐和生活的欢乐。2.“风俗画”小说

 风俗最能体现民族的独特性，最能表现民族的文化精髓。

 汪曾祺小说中特别重视对风俗的描绘。他的小说或以风俗作为环境背景（如《大淖记事》），或以风俗成为人的活动和心理活动的契机（如《受戒》），或写风俗分身就是写人（如《岁寒三友》）。

 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保留了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汪曾祺 3.“散文化”小说

松散自由的结构师汪曾祺小说文体的主要特点，同时兼具散文化与诗化的特征，去追求一种近似随笔的风格，往往采用淡化情节、重写气氛和情绪的散文化的处理方法。

（1）重氛围描写：《受戒》开篇用了几千字来写庵赵庄一带的风景：“出于生计当和尚”的习俗以及佛门净地的人间烟火，真正写主人公明 海与小英子的文字并不多，这样就消除了一般小说中的“戏剧化”设计，显示出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

（2）轻情节结构：汪曾祺小说的结构大都散漫随便，貌似随笔，无拘无束，随物赋形，一地一景一人一事娓娓道来，其间还插入一些风俗故事的片段，等到人去事散后，小说也在读者的不知不觉中结束了。

（3）散文化的语言（下面谈语言）4.语言的艺术化

 语言风格平淡、自然、朴实。一方面讲求语言的精、雅，另一方面也追求一种鲜活、自然的语言境界。

 汪曾祺有自觉的汉语写作意识，“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 思考问题：语言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何在？

四、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 当代小说的故事体传统模式在新时期中受到两次较大的冲击：

第一个冲击是以汪曾祺、贾平凹、阿城为代表的对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笔记体小说文体的重新发现与改造，一散文笔法写小说；第二个是以王蒙、张承志、刘索拉、马原等为代表的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借鉴与改造。（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的章节再做讲述）

第一个冲击使“意境”这个中国传统文论的美学范畴从诗歌走向了小说，并同“典型”一起成为小说创作的最高美学范畴。

 小说自身审美功能的回归（和谐之美的追求） 小说观念上的平和疏散和叙述上的平淡

五、小结

六、课后作业：

对比阅读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小说《受戒》。

七、板书

汪曾祺的乡土民情小说

一、汪曾祺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二、《受戒》及汪曾祺小说创作特点

三、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附：《汪曾祺的乡土民情小说》教学课件

授 课 人： 田 颖

指导教师：徐晓云

授课班级：中文系08—2班

授课时间：2010年6月7日 5

篇7：汪曾祺谈创作

愚昧是什么？愚昧是一种特殊的知识。愚昧是一种当时令人绝望而事后让人发笑的知识。

我经常告诉我的儿子，无论多大的事情，哪怕这件事看上去远远超出了你的能力，你都不要惧怕它。“不可能”时常是一个巍峨的假象。在它启动之后，它一定会产生顽固的、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惯性，你自己就是这个惯性的一部分。只要你不停息，“不可能”只能是“可能”，并最终成为奇迹。

最后说两句：

一、有人问我，如何成为一个作家？我说，坚持写30年，不要停止；

二、我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说，我最大的、最可以依赖的才华是耐心。

在水上行路的人都有流水一般的耐心。水从来都不着急，它们手拉着手，从天的尽头一直到另一个尽头。

汪曾祺 《捡石子---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可以说是我的文学主张。我说我说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不应该排斥，拒绝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或多火烧，都要掺进一点非现实主义的成分。这样的现实主义才能吸收一点新的血液，获得升级。否则现实主义就会干枯，老化，乃至死亡。但是我的作品的本体，是现实主义的。。我所用的方法，尤其是语言是平易的。我的小说基本上是直叙。偶有穿插，但是还是脉络分明的。我不想把时间程序弄的很乱？有这个必要吗？我不大运用时空交错。我认识小说是第三人称的艺术。小说如果出现“你”，只能是接受对象，不能作为人物。“我”作为读者，和作品纵有个距离的。不管怎么投入，总不能变成小说中应该用“他”来称呼的人物，感觉到他的感觉。这样的做法不但使读者眼花缭乱，而且阻碍读者进入作品。。修辞立其诚，对读者要诚恳一些，尽可能写的老实一些。

。。似乎有所开悟：作品的空灵，平实，是现实主义，还是非现实主义的，决定于作品所显现的生活。生活的样子，就是作品的样子。一种生活，只能有一种写法，这样，一个作品才能多样化。《天鹅之死》的跳芭蕾舞的演员和天鹅，本来是两条线，只能交织着写。《小芳》里的小芳，是一个真人，我只能直叙其事。虚构，想象，夸张，我觉得都是不应该的，好像都对不起这个小保姆。

《汪曾祺》文集自序 小说

得有思想性。

小说当然要有思想。我认为，思想是小说首要的东西。但是必须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一个小说家对雨生活要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的独特的感悟。对雨生活的思索是十分重要的，要不断地思索，一次必一次更深入的思索。一个作家于常人的不同，就是对生活思索的更多一些，看的更深一些。《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文学传统》

我这几年比较注意传统文学的继承问题。我自小接触的两个老师对我的小说是很有影响的。中国传统的文论，画论是很有影响的。归有光。每天读一篇桐城派的文章。桐城派是中国古文的集大成者。不能完全打倒。他们讲文气贯通，注意文章怎样起怎样落，是有一套的。中国散文在世界上是独特的。“气韵生动”是文章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年轻人只从翻译小说，现代小说来学习写小说，忽视中国的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太可惜了。

《道是无晴却有晴》

生活是第一位的。有生活，就可以头头是道，横写竖写都行；没有生活，就会捉襟见肘，或者，瞎编。

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于所写人物的态度，感情。对于人或者事的态度，感情，大概有这么三种表达方式。一种是“特别的说出”。作者唯恐标人不理解，在叙述，描写中拼命加进一些感情色彩很重的字样，甚至跳出事件外面，自己加以评述，抒情，发议论。一种是尽可能地不动声色。许多西方现代小说的作者就尽量不表示对于所写人物，事情的态度，非常冷静。比如海明威。我是主张作者的态度是要让读者感觉到的，但是只能“流露”，不能“特别的说出”。作者的感情，态度最好融化在叙述，描写之中，隐隐约约，存在于字里行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小说笔谈》

倾向性不要特别说出。

怎样表现倾向性？中国的古话说的好：字里行间。

《小说创作随谈》

第三我谈谈结构技巧问题。。他讲了一句话，对我的整个写作是很有知道作用的。“要贴到人物来写”这是什么意思？以我的理解，一个是他对人物很重视。我觉得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或者是主导的，其他各个部分是次要的，是派生的。当然也有些小说不写人物，有些写动物，但那实际上还是写人物；有些着重写时间；有些小说甚至也没人物，也没时间，就是写一种气氛，那当然也可以，我过去也十堰过。但是我觉得，大量的小说还是以人物喂猪，其他部分如景物描写等等，都还是从人物中派生出来的。现在谈我的第二点理解。。我认为第二册鞥意思是指作者和人物的关系问题。作者对人物是站在居高临下的态度，还是和人物站在平等地位的态度？我觉得应该和人物平等。当然，讽刺小说除外，那一般是居高临下的。因为那种作品的人物是讽刺的对象，不能和他站在平等的地位。但对正面人物是要有感情的。沈先生说他对农民，士兵，手工业者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我很欣赏温爱这两个字。他没有用“热爱”而用“温爱”表明与人物稍微有点距离。即使写坏人，写批判的人物，也要和他站在比较平等的地位，写坏人也要写的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还可以有一点“同情”。这样，这个坏人才是一个活人，才是深刻的人物。作家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要和人物融为一体。我说大部分时间，不是全过程，有时要离开一些，但大部分时间要和人物贴的很紧。人物的爱了就是你的爱了。不管叙述也好，描写也好，每句话都要从你的肺腑中流出，也就是从人物的肺腑中流出。这样紧紧地贴着人物，你才会写的真切，而且才可能在写作中出现神来之笔。第三，沈先生所谓“贴到人物写”我的理解，就是写其他部分都要附丽于人物。比如说写风景也不能于人物无关。风景就是人物活动的环境，同时也是人物对于周围环境的感觉。风景是人物眼中的风景。大部分时间要用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去停声音，用人物的感觉去感觉周围的事件。你写秋天，写一个农民，只能是农民感觉的秋天。如果贴着人物写景物，那么不直接写人物也是写人物。我认为“气氛即人物”，讲明白一点，即是全篇每一个地方都应浸透人物的色彩。叙述语言应该尽量于人物靠近，不能完全是你自己的语言。对话最好平淡，简单，就是普通人说的日常化，不要在对话里赋予很多诗意，很多这里“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另外谈谈语言的问题。我的老师沈从文告诉我，语言只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准确。一句话要赵一个最好的说法，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结构。大体上是两种结构，一种是比较严谨的结构，一种是比较松散的结构。我倾向于松散，主张按照生活的本身形式来结构作品。。我欣赏中国的一个说法，叫做文气，我觉得这是必结构更精微，更内在的概念。什么叫文气？我的解释是内在的结构。“桐城派”提出，所谓的文气就是文章应该怎么起，怎么落，怎么断，怎么怜，怎么顿这样的一些东西，讲究这些东西，文章内在的节奏感就很强。。我觉得如果掌握了文气，比讲结构更容易形成风格

“揉面”----谈语言

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口语最大的不同是精炼。其次还有字的颜色，形象，声音

小说的语言是视觉语言，不是说他没有声音。前文已经说过，人的感觉是相同的。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对文字训练有素的人，是会从字上看出他的声音的。中国语言因为有调，即四声，所以特别富有音乐性。讴歌搞文字的人，不能不讲一点声音之道。“前有浮声，则后有切想”，沈约把语言声音的规律概括的很扼要。简单的说，就是平仄声要交错使用。一句话都是平声或者都是仄声，一顺边，是很难听的。写小说不比写诗词，不能有那样严的格律，但不能不追求语言的声音美，要训练自己的耳朵。

关于小说语言（札记）语言是本质的东西

“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闻一多：《庄子》

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的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

“文气论”是中国文论的一个渊源流长的重要的范畴

韩愈提出“气盛言宜”作家思想充实，情绪饱满。他第一次提出作者的心理状态与表达的语言的关系

篇8：“水”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1、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清新淡泊、平静自然

汪曾祺总习惯于在闲情逸致中对语言文字精心雕琢, 注重组织文学, 追求一种淡泊清新淡泊、平静自然的语言风格。他不断地研究诗歌、散文和小说等语言之间的联系, 希望能找到三者之间语言的共用性, 因此, 他在排列小说的语言时均是采用大量的隔断和跳跃, 尤其喜欢采用短句, 这样就使小说的语言显得剔透、空灵。相比于沈从文先生的小说, 他在小说的用词方面则更强调节卷气, 在淡泊雅致中又多了一份别样的韵味。例如, 在他的短篇小说《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老白粗茶淡饭, 怡然自得, 化纸之后, 关门独立。门外水长流, 日长如小年。”其语言十分简单, 短短几个字就向读者展现出一幅恬静优雅的画面, 在视觉上出现的是一位闲适平静的老人, 在听觉上传达的是宁静自然的生活环境, 二者相得益彰。

2、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散文化

汪曾祺的小说在描写人物上, 在运用了小说中传统的白描手法的基础上, 还采用了大量的散文中人物描写手法, 并且还适当地渗透一些绘画手法, 最终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独具匠心的人物写作手法。汪曾祺认为如果一篇小说的故事性过强, 反而会显得比较虚假。他在对小说的布局上, 提倡信马由缰, 为文无法, 因此读他的小说就有一种清新自然、仿佛漫步于田野中的感觉。汪曾祺的性格比较随意温和, 这就造就了小说的叙述结构极具散文化。尤其是在汪曾祺的关于市井风情的小说, 其结构随性松散, 故事传说、天文地理、风俗人情等巧妙地融入其中, 让人从表面上觉得小说的主次迷糊, 细心体味就很容易发现小说散文化的语言风格别有一般韵味。

3、汪曾祺小说选材来源于现实生活, 富有亲切感

汪曾祺大部分的小说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实物为背景的, 再加以主观修饰, 使人们在阅读他的小说时感觉是在阅读现实生活。小说中有很多人物, 但是以社会最下层的知识分子和最底层的三教九流等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小说中, 这些小人物过着安适宁静的普通生活, 随性处事却执著坚韧, 不同的人物都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 将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体现了自己对人生和人性的深刻思考, 寄托了自己对淡泊闲致生活的强烈向往。

二、汪曾祺小说对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创作的影响

1、散文化文体对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创作的影响

汪曾祺在创作小说时, 花费大量的心思研究小说、诗歌、散文等语言上的联系,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散文化小说文体。他的小说随性、简单, 长短句结合, 使语言富有节奏感和跳跃感, 且小说的篇幅通常比较简短, 文字也较朴素, 但是向读者传达出来的情感却十分丰富强烈。他的小说更多描述的是现实生活实景, 所以在组织小说结构时大多是遵从生活的多维化。先交代小说背景, 然后介绍人物及与人物有关的事, 再具体描写一些细节。其次他的市井小说更是灵活多变, 内容丰富多彩。这就给当代小说家很深刻的启迪, 让他们在创作小说时, 不要太过于追求小说的故事性, 也不要使结构和情节太过曲折, 最重要的是要擅长从现实生活中取材, 能传达出对社会、对人们的深刻认识, 只有这样的小说才能避免出现华而不实的后果。中国当代小说文体, 也可以尝试借鉴一下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 用简单的几个字生动地描述一幅幅安静闲适的生活场景, 这样会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还能使小说语言妙趣横生。

2、汪曾祺小说极具独特性却不偏离传统

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创作时, 始终不会脱离优秀的传统文化, 因为传统文化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最深处。汪曾祺的小说文体虽极具独特性, 但仍沿着传统文化的轨迹前行。任何作家只有先继承传统, 再加以主观改造, 才能创造出一篇具有生命力和价值内涵的文章。如今, 很多小说家很容易被世俗同化, 已经很难静下心来做文学创作, 进而使创作出的小说文体没有任何文化气息。他们应该多研究优秀的传统文化, 小说中多增添自己的深刻见解。

三、总结

汪曾祺的小说可谓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文化瑰宝, 其小说独创的文体风格、简单朴素的文字已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当代小说文体创造。因此, 建议当代小说家多潜心深入地研究传统文化, 多阅读前辈优秀的作品, 并从中不断寻求启发, 创造出既具文化底蕴又不脱离传统的小说文体。

参考文献

[1]王柏华.汪曾祺小说的“传统”与“现代”——从《聊斋新义》谈起[J].北京社会科学.2003 (02)

[2]柯玲.汪曾祺创作的现代意识[J].盐城师专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04)

[3]钱振文.“另类”姿态和“另类”效应——以汪曾祺小说《受戒》为中心[J].当代作家评论.2006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