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在小说创作的影响

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在小说创作的影响（共7篇）

篇1：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在小说创作的影响

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影响

摘要：施蛰存的小说创作融汇了中西文学的传统，不仅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质。本文试从施蛰存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以及受传统文化的制约等三个方面，来分析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施蛰存 小说 传统文化 汲取 反叛 制约

施蛰存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之一，其小说创作在文化取向和审美选择上鲜明地呈现出了有别于其他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特点。他不仅灵活地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对人物进行细致的心理分析，充分挖掘人物的潜意识，成功地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心理分析小说，而且其小说也明显地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印记，无论是表现都市快节奏生活下分裂的人格，还是回望乡镇惆怅忧伤的往昔，或者是审视遥远历史人物内心的苦闷，都表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的特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传统文化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对这种影响的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施蛰存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的汲取

施蛰存小说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创作时所带有的传统文化心理，而这种传统文化心理与其早年的乡镇生活经验和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密不可分。施蛰存原籍浙江杭州，幼年随父母迁居苏州，八岁时又迁居松江，中学时学作旧体诗，取法黄庭坚，后来转而学唐诗时又喜欢李贺、李商隐。早年乡镇生活的经历以及古典文学素养的积累对他后来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则是创作方法上始终注意传统的写实手法的运用，注意抒情写意，重视含蓄之美的表现，有时流露出感伤与怀旧的乡土情结，在含蓄优美的语言中传达出诗意的美，这也是其传统美学思想和文化心理的自然流露。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早期的小说集《上元灯》。这里面的作品大多是对苏州古城和松江小镇早年生活的怀旧和感伤。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大多在一个追忆性的叙事结构中，纳入诸多怀旧感伤的情绪，小说常常在追忆中开始，又在惆怅中结束，而整篇小说则在意境的营造或意象的选取等方面表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短篇小说《扇》，文中所描绘的清丽的月色，静穆的花圃中的蛙鸣虫噪，以及少女珍官小小的倩影，无一不具有传统文化美的印迹，而一对少年男女在花前月下以团扇追扑流萤的意境，更是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牧的《秋夕》。再如《上元灯》也描写了少年男女纯真的爱情，他们把仿北宋南院画本画起来的上元灯当做爱情的信物，柔婉含蓄地表达爱情，荡漾着古时文人幽远的惆怅和浓重的怀旧情调。

除了早期的作品之外，施蛰存在后来的表现心理分析的作品中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例如《梅雨之夕》一篇，主人公由偶遇的少女、初恋的情人和现实中的妻子这三个女子联想到“担簦亲送绮罗人”的诗句和日本画伯铃木春信的一帧题名叫“夜雨宫谐美人图”的画;《魔道》中的主人公看见村姑洗衣，浮现在脑中的则是“休洗红，洗多红色浅”的古谣句;《将军底头》开篇即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由此可见，对传统文化的汲取贯穿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始终，在早期的感伤与怀旧的作品和后来具有明显现代色彩的作品中均能寻找到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

二、施蛰存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的反叛

施蛰存在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和汲取的同时，也热衷于在创作中另辟蹊径，引用西方现代主义创作理论，用精神分析学说剖析人的行为，还神和英雄以人的本来面目，这种对传统创作手法的颠覆和在创作中打破传统历史定论的理念则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叛。

首先是对传统手法的颠覆。施蛰存曾有过这样的自述：“二十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接连出版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集子，这一时期的小说，我以为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①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新兴的创作方法，本是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施蛰存却说将其纳入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这无疑是创作手法上的颠覆。在创作实践上，尤其是《将军底头》和《梅雨之夕》这两部小说集，确实是施蛰存运用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施蛰存成功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内心独白、联想、虚构、象征、荒诞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着重揭示主人公性欲与文明相冲突所导致的精神病态与精神分裂。

除了创作手法之外，施蛰存小说对传统文化的反叛还表现在打破几千年来传统历史的定论，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将神和英雄化为凡人，还以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如《李师师》一篇，历史传说中的宋代名妓李师师本也是才貌双全、孤傲高洁的女子，然而到了施蛰存笔下，李师师则成为一个充满着底层人的俗气和世故的妓女，看到“痴呆地沉睡着，打着雷针般的鼾声，嘴角边淌着好色的涎沫”的巨商赵乙，她本是觉得“铜臭熏人欲呕”，“即使那样的豪富，一个市侩总无论如何是个市侩”，满是对市侩的不屑和鄙薄。可是当得知这个嫖客赵乙原来竟是当今天子之后，其态度马上由先前的厌恶变为曲意逢迎，甚至做上了被娶进宫的美梦了。另外，在《将军底头》《鸠摩罗什》《石秀》等小说中，施蛰存也对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分析，消解了英雄的崇高和伟大，揭示了他们掩饰在光鲜外表下不光彩的内心世界，还原了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关于这些作品的论述颇丰，这里不再赘述。

三、施蛰存小说创作受传统文化的制约

施蛰存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除了表现出其对传统文化的汲取与反叛之外，还表现为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如果说汲取和反叛均是有意为之的话，那么这种制约则是被动的了。这种制约可以理解为施蛰存对传统文化的汲取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的不彻底性的表现。

这种受传统文化的制约的情况主要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从这些形象入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魔道》一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我”在去朋友陈君的寓所度假过程中看到黑衣老妇后一系列奇怪而诡秘的遭遇，在这一连串的遭遇中，“我”的荒诞恐怖的怪异心理其实都是都市人内心焦虑的外化。尤其是在主人公幻想自己与陈夫人“已经在接吻”的时候，脑海里立马闪现出“我犯了罪，会得到天刑吧，也许我立刻会死了的”的念头，这便表现了主人公这一形象被中国封建传统束缚而不能自拔。另外，正如施蛰存自己所说，《将军底头》所表现的是种族和爱的冲突，《鸠摩罗什》所表现的是道德和爱的冲突，这种冲突也正是作品中人物形象内心原始本能在传统文化的制约下力图冲破束缚的结果。

除了上述一些作品之外，这种受传统文化制约的人物在《善女人行品》这个集子里表现的更加彻底。“善女人”中的“善”字有着深刻的含义，“善女人”指的就是安分守己、严守三从四德、遵从传统道德的女性。作品中表现的善女人，她们在中国传统礼教的束缚下，不仅神态举止都严守规矩，长期以来的束缚甚至使她们最原始本真的欲望都变为收敛和力求适度的了。《周夫人》中年轻寡居的周夫人，常年谨守妇道，压抑自己的情欲，虽然内心的欲望因见了一个相貌颇似亡夫的12岁男孩而被诱发，甚至出现变形，表现出恋童的倾向，但是这种爱恋也仅是停留在意识的层面，绝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越轨行为。又如《雾》这一篇，素贞小姐虽然对异性充满憧憬，但当她得知这个男子是个电影演员时，却骂他是一个“下贱的戏子”，通过对素贞小姐的心理分析，以及前后态度的鲜明对比，这种封建守旧思想深入骨髓的情况可见一斑。再如《春阳》里面的婵阿姨，在未婚夫死后，竟然抱着牌位与“丈夫”结了婚，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三千亩田的合法继承权。婚后面对族人对财产的虎视眈眈却依然吝啬度日，以为“既然牺牲了毕生的幸福以获得了此产业，那么惟有刻意保持着这产业，才比较的是实惠的”。在上海的街头上行走时虽然有“一阵很骚动的对于自己的反抗心骤然在她胸中灼热起来”，也曾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和自己挽手并肩走在和暖的太阳下，让她觉得通身的轻快，但当看到令自己心动的银行职员开口叫自己太太并只同她谈存款业务，却以“密司”来称呼另一个艳装女郎时，立刻感到一阵冷，随即坐车回昆山准备依旧去过孤苦吝啬的生活了。这位与丈夫的排位结婚甘愿去过没有真正幸福的生活的婵阿姨，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颇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给自己戴上了一副黄金的枷锁。七巧即便在不幸婚姻的折磨下心理扭曲变形，破坏儿子和女儿的幸福，却也曾有试图与季泽亲近的勇气，而婵阿姨则怕是要在自己的金牢笼中孤苦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了。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一方面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一方面又将触角向外伸展，实现了对中西文学传统的融汇。正如杨义所言，“施蛰存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较深，他从江南带书香味的城镇走出来，站在现代大都会的边缘，窥探着分裂的人格，怪诞中不失安详，在中外文化的结合点上找到了相对的平衡。”②也有学者对其创作流变过程进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划分，他后期出版的《小珍集》，“已经从现代主义又较多地回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了”。③这种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不无关系。应该说施蛰存是较早认识到现代派需要有中国特色并付诸实践的一个作家，他不仅吸取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技巧，丰富了小说创作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而且积极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创作特色与文化品格，体现了立足传统、兼容并包的现代性视野与开放的文化姿态，开辟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特色的文学艺术之路，其小说作品和这些作品中洋溢的创作个性都将散发出持久的艺术魅力。

注释

①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②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二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P647

③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P134

参考文献

[1] 施蛰存.世纪文学六十家·施蛰存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5)

[2]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二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8)

[4] 徐敏.都市边缘的乡土回望——论施蛰存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特征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5] 李夏.浅论施蛰存小说中的传统文化 安徽文学2011年第4期

[6] 单昕.施蛰存都市题材小说对中西文学传统的融汇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篇2：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在小说创作的影响

如果说起张爱玲的小说，人们往往无法回避的是，张爱玲所最钟爱的两套书，即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张恨水的若干作品。然而尤以曹雪芹的作品影响最为深刻，张爱玲就曾说人生三恨中有一恨为红楼未完，甚至还写下一本《红楼梦魇》来考据《红楼梦》，可见其对《红楼梦》痴迷之深，喜爱之狂热。那么这本中国文学史上的巨著带给张爱玲的难道仅仅是考据的欲望么？我想，《红楼梦》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同样有一定的影响。

一、环境的架构——家族

《红楼梦》中分别写到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以贾家为主，作为故事发展的场所和背景，而王史薛三家为辅，交代和推动故事的发展。并且这样的家族是由许多小家庭构成的，大家长的子嗣娶妻生子开枝散叶，从而构成了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例如贾府荣国公贾源这一脉中，其子贾代善与史太君生贾赦贾政贾敏，二儿一女，贾赦生贾琏、迎春，一儿一女，贾琏与王熙凤生巧姐。贾政与王夫人生贾珠、元春、宝玉，与赵姨娘生探春和贾环，贾珠与李纨生贾兰，宝玉也与宝钗育有一子。贾敏外嫁，自此不谈。由此可见，红楼梦中的大家族是以封建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一个个小家庭为基础组成的。

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构架了一个家族——白家，白家这个没落的家族居住在家族世传的老公馆中，外表虽说光鲜却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全靠典当祖上传下来的物品过活。这个家由老母亲白老太太，三儿子与四儿子的家庭以及三个女儿构成。还有如《金锁记》，《怨女》等故事都是发生在中国旧社会的大家族中。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小说，其发生的背景，以及故事的架构，对张爱玲的小说都产生了影响。同时，以家族小说为背景，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为家庭成员，小说的情节多以家庭纠纷为主。

二、人物的共通

（一）男性角色

1、父亲角色的弱化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父系血缘为纽带，以主要的男性成员为框架，形成了中国社会中的家族。男性角色，尤其是父亲的形象，除了承载着传统社会赋予的权利、责任、义务等社会性特征外，还被作家赋予了与此相协调的“高大”、“果断”、“威严”、“勇猛”等自然性特征。然而在《红楼梦》和张爱玲小说的写作中，这样的特征却有所流失。

《红楼梦》中，代表贾府这一大家族威望的是贾母，然而对于从父系社会名义上而言的家长贾赦和贾政的描写多为面目可憎的。详见《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谁知雨村那没天理的听见了，便设了个法子，讹他拖欠官银子，拿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阶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爷拿着扇子问二爷说：“人家怎么弄来了？”二爷只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弄的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老爷听了就生气了，说二爷拿话堵老爷。因此，这是第一件大的。还有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了，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

由上可见，贾赦为了一把扇子，便唆使贾雨村，使得石呆子坑家败业，不知是死是活。然而贾赦在面对儿子贾琏指责时，显得不以为然后来更是恼羞成怒，与几件小事凑在一起，便打了起来。然而这样一个设定，这样一个有关于父亲的形象，是不符合一个中国传统所谓“诗礼簪缨之族”的。

作者曹雪芹在描写主人公贾宝玉时，除去描写其与丫鬟姐妹的嬉戏，还常常描写到贾宝玉与其父亲贾政的冲突。如在《红楼梦》第三十三回中，贾政几欲打死贾宝玉。第三十六回击鼓传花时，花传到贾政手中，贾政讲了一个怕老婆的人，舐老婆脚的笑话，这个笑话是相当恶心的，可见贾政品味之低级。更由俞平伯先生所说，贾政之名谐音为假正经，并且通过其周围其他人的描写对他进行烘托，如门下清客之流。

张爱玲的作品中对父亲形象的淡化较之《红楼梦》更甚，在《红楼梦》中，作者对于父亲的形象架构并不高大，但是却给予了父亲在家族中一定的地位和权威，对于父亲形象的架构，张爱玲继承和发展了《红楼梦》的这一特点。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她进一步的淡化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影响，对于子女的影响。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白家这个靠着夕阳余晖而生存的家族，并不存在一个定名为父亲的大家长，这个大家长留给儿女的除去一些回忆，没有任何在精神上的影响。相反，白家中的白老太太虽少发一言，却仍然居于核心地位。《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她们都是张爱玲笔下由于家族中男性大家长的缺失，而自动扮演家族权威的女性。这样一个与《红楼梦》相似的架构，则反映出张爱玲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抽离了男性父亲的形象。

2、其他男性形象的塑造

《红楼梦》和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家族作为事情发生的背景，家族中有男性有女性，然而不论是《红楼梦》还是张爱玲的小说她们都对男性形象产生了变化。

⑴、男性形象的坦诚化

《红楼梦》中的男子并不同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平面形象，他们有更多的欲望，或许是拿不上台面的欲望。而《红楼梦》中的男子，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荣耀之极的大家族中，则给了他们更多的欲望和实现欲望的手段。比如其书中好色如贾琏，“在情操的表现上是动物似的人，连欲望都是动物似的，因为没有矛盾冲突的内心，常能在性生活上得到肤浅的快乐，对他所接触的女性，不论凤姐、平儿、多姑娘、鲍二的前妻、尤二姐、秋桐，他所表现的一样糊涂而简单，永远是饿狼般的饥不择食。他所沉迷的性的对象，是没有选择、没有品位的。”贾琏则是个“身处在不幸之中而自身已经麻木的精神病患者”。再如呆霸王薛蟠，他为因香菱而引发的纠纷而打死对方，体现出其“愚而好强”的性格。可见曹雪芹对于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与读者坦诚相见的，曹雪芹写这些男性的好色与愚昧，同时也写到了他们身上的优点，例如贾琏对于贾雨村强抢石呆子家的扇子来巴结父亲贾赦的行为不屑一顾。同时曹雪芹也写到了这些人身上有趣的现象，比如贾琏和薛蟠同时惧内，贾琏惧王熙凤这样的女强人，而薛蟠则惧夏金桂这样的悍妇。可见曹雪芹并未将男性形象平面化，而是使其丰满起来。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张爱玲也以毫不掩饰的方式描写了一系列的男性形象。比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范柳原放浪形骸，四处留情，收买女人的心。但是通过与白流苏的调情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范柳原对于女人爱情的一种需求，这是否可以归结于由于范柳原私生子的身份，而导致其对于人间温情的缺失，一方面他渴望体验所谓温情，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负责任。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调情或者说是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心理在范柳原的身上不断交织。可见，范柳原这个形象，是一个坦诚的形象，对于男性心理需求和心理缺陷的正面描写，使得这个形象丰富起来，与读者坦诚相见。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怨女》中的姚二爷是一个残疾或者说是从生理到心理的畸形人。这样一个畸形的，无法满足女性对于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的幻想的男性，张爱玲对其的塑造也是非常坦诚的，不加掩饰的。尤其是姚二爷在于其妻子的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既希望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但又沉湎与现状的状态。

⑵ 男性职能的弱化

针对男性在家族中的职能，《红楼梦》中的描写却没有女性的那么多，例如，红楼梦中重点描写了王熙凤管理家族，但是却没有重点写道贾琏所做的事情，对于贾琏的工作着墨不及王熙凤得多。贾府的核心人物也是贾母而非其他的男性家长，那么，男性职能的弱化有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如何体现的呢？张爱玲塑造了一系列的被畸形化、残疾化和根本就不存在的男性形象。例如《怨女》中的姚二爷，《花凋》中的郑先生。通过对这样一些从身体到精神都残疾的男性形象的塑造，来淡化男性在家族中的职能，凸显了女性的作用。

（二）女性形象

1、女性作用的强化 伴随着男性形象的淡化，女性形象开始强化起来，在红楼梦中，最为令大家津津乐道的的金陵十二钗，或是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曼桢或白流苏这样的人物。可见，女性在小说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红楼梦》中，贾母就作为贾府的权威人物人物而存在，而故事的主体架构则是由一群女子来撑起的，这就与传统的父系家族形成了矛盾。《红楼梦》中的女子形象比比皆是，最著名的有金陵十二钗，围绕着这金陵十二衩，发生这故事，金陵十二钗之间也发生着故事，这些小故事便构成了《红楼梦》。并且在曹雪芹的笔下，着墨最多的仍然是女性，钗、黛、湘云不提，也有元、迎、探、惜，以及众多丫鬟。都是有血有肉，有才情，有思想的人物。

篇3：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在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小说,题材,典型人物,语言,地域文化

叶梅, 原名房广兰, 土家族, 出生于湖北恩施。主要作品有小说集《五月飞蛾》、《撒忧的龙船河》、《最后的土司》、《花灯, 像她那双眼睛》、《妹娃要过河》, 长篇纪实《第一种爱》、《九种声音》, 散文集《大翔凤》、《我的西兰卡普》等。她的多部作品被转载、翻译, 并获得多种奖项。其中小说成就最高。其短篇小说集《五月飞蛾》获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获《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

作为土家族作家的叶梅, 其小说创作深受恩施地域文化的影响。叶梅将恩施绮丽的山水、朴实的民俗民风、典型的人物形象和极具地域特色的语言, 纳入了小说的创作之中, 写出了一系列彰显独特的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

1、创作题材的地域性倾向

叶梅小说的创作题材大部分来源于恩施地域文化。恩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河流都是叶梅创作灵感的来源。中宣部文艺局副巡视员梁鸿鹰指出“叶梅小说多以鄂西的文化、风情为底色, 实乃出于作家对那片土地刻骨铭心的感情与对当地文化长久的认同。”[1]

鄂西喀斯特地貌发育, 峡深谷幽, 峰奇洞异, 这些独特的鄂西山水成为叶梅小说创作的丰厚宝藏。在《撒忧的龙船河》中, 奇险刁钻的龙船河日夜奔流, 趟过水怪獠牙般的礁石, 水流变幻莫测, 滔滔不绝, 仿佛一首无尽的歌谣。龙船寨四周是黑黝黝的高山, 猴儿在满山松杉翠柏里嬉戏, 夕阳渐渐隐没, 余晖静静照着山下青翠的麦苗和金黄黄的油菜花。叶梅呈现奇险又和谐的场景, 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体会龙船河的惊心动魄, 感悟龙船寨大山的静谧与岿然。《青云衣》里描绘的三峡三道滩, 狼牙般的礁石, 蛟龙吞吐似的漩涡, 狂奔乱撞的江水, 风貌绝美的山峦, 都是其小说展开的背景要素存在, 恩施鄂西的山山水水, 仿佛是流在叶梅身上的血, 离开了这些, 她的血会冷、会干的。

土家族有着祖先崇拜, 梯玛巫术等地域性很强的民间信仰, 这些民间信仰的内容直接构成了叶梅小说创作的题材。土家人通过庄严虔诚的宗教仪式来表达对神灵与祖先的崇敬, 同时又通过祭祀来祈福消灾。在《最后的土司》里写到龙船河的人们在举行祭祀仪式, 场面空前盛大, 龙船河的人们极端虔诚, 丝毫不敢怠慢, 取最洁净的水, 不敢有半点脏污。可以看出土家人对祭祀仪式很看重。也体现了本民族的宗教情感在叶梅心中的神圣地位。

梯玛信仰是土家族民间信仰的核心。“梯玛”是土家族人的巫师, 一般土家人举行的祭祀仪式都是由梯玛主持的, 承载着土家族神秘古老的巫术文化。在叶梅的小说中, 梯玛还是土家地区的政治文化领袖, 体现着土家地区古老的传统文化。“在土家族历史上, 土王曾经是最大的梯玛, 最大的梯玛是氏族或部落里的王, 战时他还是军队里的统帅。氏族的王或部落里的酋长既是世俗生活中政权的掌握者, 又是宗教生活中神权的掌握者……是土家族历史上一种古老文化的人格化显现。”[2]梯玛信仰在小说文本中的建构体现了叶梅对土家传统文化认同。

哭嫁是土家族婚姻中的特殊习俗。在土家姑娘婚前一段时间, 亲邻少女妇妪每天黄昏都聚集到出嫁姑娘家里痛哭, 一直到深夜方休。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在结婚这个大喜的日子, 而土家人却哭得肝胆倶裂。其实是因为他们懂得乐极生悲的道理, 明白事物发展有两重性。在《最后的土司》中, 伍娘嫁给李安之前, 覃家大屋的哭嫁歌一波接一波, 转瞬间震天动地。虽然只是一笔带过, 但却让我们迷失在土家人的哭声里无法自拔。

跳丧是土家族古老的丧葬仪式歌舞, 粗犷豪放, 纯朴中包含着土家人特有的阳刚气质, 在叶梅小说中反复被演绎。在《撒忧的龙船河》中, 覃老大过世后, 土家汉子在灵前恣意的扭动腰胯, 癫狂跳丧, 气势非凡的为覃老大送行。土家人的跳丧也折射出了土家族豁达的死亡观。真切凄凉的哭嫁歌与粗犷豪放的跳丧是土家族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 叶梅的小说与这些民俗活动的互文加强了小说的地域色彩。

2、典型人物身上的地域性特征

叶梅立足于恩施的大地, 刻画了一系列鲜明丰满的典型人物形象 :被封建礼教捆绑的土家女性形象, 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新土家女性形象, 阳刚粗犷的土家汉子形象都在叶梅的小说中呼之欲出。

叶梅作为女性作家, 有着鲜明的女性立场, 对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土家女性的命运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 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土家族女性习惯了相夫教子, 逆来顺受。《最后的土司》里的伍娘虽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哑巴, 但她的命运却掌握在土司的手里。土司将她许配给了外乡人李安, 又以初夜权的名义夺取了她的贞操, 使她痛苦的生存在土司与丈夫之间的夹缝中, 最终不幸沦为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牺牲品。伍娘作为一个哑巴的形象, 也暗喻了传统土家女性沉默、逆来顺受、无法被表达的命运。《花树花树》里的太也是一个封建礼教控制下的牺牲品。她与荣哥儿结合之后, 荣哥儿背井离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而太因荣哥儿选择的道路遭到“敌人”的报复, 太还是依旧守着等待荣哥儿回来的诺言, 然而命运却捉弄了这个可怜的女人, 最终她等来的却是荣哥儿的背叛。

叶梅对这些女性饱含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悯, 正如她自己所说 :“作为女人, 我更牵挂着那些熟悉或陌生的山里女子, 看那一道道山的褶皱就像是女人们饱经风霜疲惫的脸, 令人酸痛而又感伤。他们无声无息地在大山的某一侧缝或谷地里生活着, 劳作、生育、劳作, 直到死去。她们的世界很小, 她们其实都美丽过, 就像山里的花儿, 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3]叶梅反思着这些土家女性的悲剧命运, 指出在男尊女卑的背景之下, 女人要想逃过悲剧的结局, 她们只有敢于反抗, 敢于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 将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才能真正解决她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土司制度废除后, 土家族人受到汉文化更多的影响, 一些土家女性也在新时代的变革下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叶梅的小说里。她们不甘心做男人的附属品, 敢于打破封建习惯势力, 极力想要摆脱束缚在她们身上的枷锁, 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花树花树》中的昭女高中毕业, 思想上积极进取, 不屈村长要当教师就必须嫁给他的儿子的威逼而直接到镇上找乡长, 当上了民办教师, 之后与乡长相恋, 但是乡长根本没有想过牺牲前途与昭女在一起。当乡长得知昭女有个县长姑姑之后, 却突然转变态度, 愿意抛弃妻子娶昭女, 但此时的昭女已经看清楚了乡长的真实面目, 她不屑接受乡长有目的的爱情, 于是毅然选择离开, 搭上去城里的班车参加成人高考, 实现自己的价值。《五月飞蛾》里的二妹有一定的文化, 为了实现自己理想不顾父亲的反对, 扑向了城市, 并在城市中完成了人生的蜕变。

昭女、二妹等土家女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家女性, 而是在经历蜕变之后意识到自我重要性的新土家女性。从她们身上也体现了叶梅对土家女性命运的新思考 :作为新时期的土家女性, 应该要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 这就需要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解放, 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叶梅笔下粗犷勇武, 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土家汉子是生活在鄂西这块特定地域的人, 对这类人物形象的描写增加了小说厚重的地域色彩。龙船寨的桡夫子覃老大作为《撒忧的龙船河》里面的主人公是土家汉子的典型, 粗犷豪放, 勇敢阳刚。一次覃老大被毒蛇咬到了, 覃老二一刀就砍下了他的大半截胳臂, 他都未曾哼一声。在巴茶祖祖的丧事上, 覃老大壮实的腰杆如柔韧的藤条, 随着撒儿嗬强劲的动律和狂放的风格, 跳出了雄壮勇猛的阳刚之气。龙船寨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龙船河, 而龙船河奇险刁钻, 迫以生计, 覃家两兄弟经常撑着豌豆角到县城采购必需品, 赤裸着古铜色的肉体与龙船河斗争, 世世代代的存活下来, 龙船河的奇险刁钻打造了覃家兄弟浪里钻水上走的硬汉。这些土家汉子融入骨子里的顽强执着的秉性与鄂西的山水融为一体, 渐渐沉淀于他们的内心深处, 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3、小说语言的地域性显现

叶梅小说中的人物说着方言, 准确的传达了民间气息, 增强了作品的民间文化色彩。在《花树花树》中, 贺幺叔对瑛女的辱骂 :“说你妈的痴话”, “小婊子, 你敢打人, 老子今天饶你一回, 你要再敢这样我揍扁了你!” [4]又比如在《山上有个洞》中, 大嫂对田快活破口大骂道 :“扯你妈的骚!你一双狗眼长着往哪里看?”“田快活, 你日后得个儿子没得屁眼” [5]通过这些夹杂着方言的恶毒语言, 贺幺叔不负责任、俗不可耐、心肠狠辣 ;大嫂泼辣恶毒、小肚鸡肠的乡土形象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方言的运用使得小说的人物形象更加具有地域性特征, 也使得作品更加具有乡土气息。

封闭落后的土家族常常通过巫术的方式发泄对生活的不满, 巫术咒语在叶梅的小说中保持着土家文化的原汁原味, 强化了小说的地域特征。比如在《撒忧的龙船河》中, 巴茶对客家妹子的诅咒“……你到河里呢, 水老倌扯住你的腿哟——!你到山上呢, 妖精拖住你的腰哟——!你到屋里呢, 吊颈鬼拖住你的脑壳哟——!你看了我的男人瞎眼睛, 你亲了我的男人烂舌根啊……”[6]这样恶毒的诅咒让人听了不禁心里发憷。这些咒语也恰恰真实的传递了土家族古老的巫术文化, 还原了鄂西土家族的原始风貌, 揭示了不被人们意识到的民间世界, 给叶梅的小说增添了浓厚的地域色彩。

丧鼓歌和哭嫁歌是土家族独特的民间歌谣, 内容极为丰富, 这些歌谣中表现出来的人生哲理, 是土家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独特民间色彩虽在的小说中呈点缀式出现, 但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歌谣成为地域性特征显现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比如《花树花树》中的哭嫁歌 :“娘啊, 你一尺五寸把儿生啊, 盘得门高树大送出啊门。你盘得一身养老病啊, 没得一个养老的人……”[7]倾诉了娘养育的苦心, 唱的人揪心, 也唱出了现实。叶梅在小说中加入对这些歌谣的描写, 丰富了小说文本的地域性与独特性。

综上所述, 地域文化在叶梅小说的创作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叶梅的小说在创作题材上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倾向, 通过描绘鄂西独特的山水风光, 土家族古老的民间信仰及特殊的民间艺术来展现鄂西的神秘与独特魅力。通过对封建礼教捆绑的土家女性和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新土家女性的描写, 体现了叶梅作为女性作家的鲜明的女性意识, 表明了对土家女性命运的关注, 对粗犷阳刚土家汉子的刻画, 充分展现了土家人独特的民族性格。方言俗语、巫术咒语及独特的丧鼓哭嫁歌谣的穿插运用, 使小说呈现一股浓郁的地域氛围与乡土格调。

注释

1[1]吴道毅.巴楚文化的深情礼赞——叶梅文学作品学术研讨会综述[N].湖北日报.2010年1月8日第014版

2[2]张应斌.土家族土王与梯玛关系管见[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第5页

3[3]叶梅最后的土司·后记[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

篇4：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在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贵州；蹇先艾；精神联系；贵州风情；创作风格

引言

贵州，这片美丽而神秘的土地，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意蕴深厚、特色鲜明、绚丽多彩。以其独特的风韵、秀美的山川、神奇的美景和多彩的民风在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的中国独树一帜。贵州作家和诗人在所处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中，形成了特定的精神气质、生存哲学、审美理想、语言风格和艺术趣味。

贵州地域文化包括了贵州山地文化、贵州世俗文化、贵州通道文化以及边缘文化。蹇先艾的作品中的独具贵州特色的地理风貌、民俗风情、人性关怀、生命挣扎都体现了贵州地域文化的影响。贵州之于蹇先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贵州山地文化、世俗文化、从根本上影响着蹇先艾的小說创作题材和风格，奠定了他的创作之路。

一、蹇先艾与贵州的精神联系

贵州，这块充满了神秘色彩的红土地，滋生了蹇先艾的故乡创作。正是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俗风情，奠定了蹇先艾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之路。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蹇先艾可称得上是最早勾勒“贵州的高山峻岭，和在那悬崖峭壁之下的苦难的人间”的作家。

蹇先艾，贵州遵义人，1906年出生于四川越隽县，辛亥革命时随父母返回遵义。但是，蹇先艾的童年时光不是在贵州度过的，1915年，才从四川随父返回老家遵义。在贵州生活没几年的他，在十三岁时，又被父亲送到北平读书，他的求学生涯几乎是在北平度过的。在此之前，蹇先艾都是在家里学习，极少接触社会。又由于家里发生极大的变故，亲人离世。所以，他的早期创作是在意向的孤独和丧亲的悲痛中展开的，作品充满着怅惘、忧愁，多为个人抒情。直到1928年返乡结婚。这次返乡促进了蹇先艾对贵州较为全面的了解，扩展了他的小说创作的视野和题材范围。1928年到1937年间，蹇先艾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达到了一定的社会深广度，同时，还体现了国民苦难的共时性。《水葬》、《盐巴客》、《在贵州道上》、《盐灾》、《乞丐》、《倔强的女人》、《初秋》等诸篇小说，就是最佳力作。

二、蹇先艾小说中的贵州风格

大山使人们贫穷，却也让人们愈加刚毅坚强。高山险阻的确阻碍了前进的脚步，但也提升了灵魂的高度。蹇先艾的小说作品在抨击黑暗压迫，军阀专政的同时；也展现了高山的险，流水的急。

譬如，《在贵州的道上》描写了贵州山路的惊险和迂回。“尤其是踏入贵州境界，触目都是奇异的高峰；望望三个山峰相并，仿佛笔架；三峰之间有两条深沟，只能听见水在沟内活活的流，却望不到半点水的影子。中间是一条两尺宽的小路，恰好容得一乘轿子通过。”“有的山路曲折过于繁复了，远远便听得见大队驮马的过山铃在深谷中响动，始终不知道它们究竟来自何处。从这山到那山。看着就在眼前；但中间相距着几百丈的深壑，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对面。”这样的描写一点不夸张，山路十八弯正是形容黔北一带的险峻地势。小说中对贵州奇险高山的描写，并不只是简单的环境描写，而是通过描述贵州的险峻地貌，来反映当地劳动人民生活的艰难。

所谓的贵州世俗文化，主要就是当地的封建陋习文化和官僚文化。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贵州，民不聊生，乌烟瘴气，官商勾结、军阀专政现象严重。《水葬》中的骆毛，一名无辜的贫苦农民，因当地一位高权重的绅粮周德高（曹营长的舅爷，称霸一方的封建小军阀）断了他的活路，出于悲愤，跑去偷他们家的东西，可不料，被家丁逮到之后处以水葬。水葬，是贵州的一种处置犯人的刑罚，将人押到指定的一条河流边上，然后捆上一块很大的石头，最后将人推向河里，任凭水性再好也难逃一死。于是，骆毛就这样葬送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三、蹇先艾小说的创作风格

蹇先艾对于山里的一切美好与不美好，一切善良与邪恶都尽收眼底，对于那些目无军纪的军阀强权、冷酷无情地主豪绅、道貌岸然的盐商烟商，进行赤裸裸的揭示性叙述，体现了他身上质朴率真的贵州文化品格。蹇先艾写作的语言简谱，少修饰，叙事范围较为狭小；手法倾向于“白描”。写作风格较为大气深邃，故事没有太离奇的情节，没有烦琐的心理描写，没有过长的对话及华丽过分的辞藻。

善于运用讽刺的手法批判罪恶的嘴脸，丑陋的现实，腐败的社会。从侧面歌颂了穷苦百姓的忍辱负重，善良隐忍，赞扬了母性之伟大，人性之关怀。蹇先艾在描写土地豪绅、封建军阀、黑心奸商的骄奢淫逸的同时，也不忘描写穷苦百姓的贫寒疾苦，二者形成极大的对比。讽刺了所谓的上层社会的黑暗腐败、冷酷无情、为虎作娼，也歌颂了受压迫的劳动者的善良隐忍、诚实勇敢、朴实亲切。

结语

贵州孕育了蹇先艾的文学创作，他的灵魂，他的情思都铭刻着贵州的烙印。蹇先艾的小说最触动人的便是浓厚的贵州情结，让人在触摸文字的同时感动于深藏在作品中的故土情怀。贵州是蹇先艾的根，蹇先艾的精神源泉，蹇先艾的“大山世界”饱含了沈从文对贵州故土的深厚情意。如今，蹇先艾与贵州嫣然成为一体，提到贵州文化，人们就会想起蹇先艾。

地域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个性化的文化意蕴是蹇先艾小说的创作源泉，生命之本。在蹇先艾的贵州世界里，我们可以真切的体会到贵州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个奇美的世界里的高山流水、人生百态都赐予蹇先艾美妙的灵感和丰富的情感，他将故乡赠予他的一切，怀着感恩之心反馈给大山。蹇先艾倾心于表现贵州地域文化，他对地域文化的浓厚兴趣、准确把握，使得贵州这块美丽而神秘的土地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展现在世界的面前。

参考文献

[1]蹇先艾：《蹇先艾.代表作.水葬》华夏出版社，2011年

[2]蹇先艾：《蹇先艾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3]王鸿儒：《蹇先艾笔下的黔北风情》山花出版社，1984年

[4]易闻晓：《黔学论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

作者简介：王敏，女，西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3）班

篇5：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在小说创作的影响

莫泊桑的婚姻爱情观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大学语文论文

莫泊桑的婚姻爱情观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黄菊

摘要：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法国作家莫泊桑一生创作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和六部长篇小说。在他的作品中描写爱情和婚姻题材的小说占有很大的比重，然而浪漫甜蜜的爱情和美满幸福的婚姻却是少之又少。他的作品总是充满对爱情和婚姻丑恶内幕的洞察和彻悟，散发着浓浓的悲观主义气息。文章从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一生》入手，分析其婚姻爱情观的形成及其对他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莫泊桑婚姻爱情观创作

19世纪末叶，有一位作家如同流星一样进入法国文坛，他的创作生涯犹如流星一闪而过般的短暂，然而这颗流星却如此耀眼，不仅让法国人惊叹，也让全世界瞩目，他就是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他一生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和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他通过对人情世态敏锐的观察，描摹出一幅幅有声有色的法国社会风俗画卷。他的作品中描写爱情和婚姻题材的小说占有很大的比重，然而浪漫甜蜜的爱情和美满幸福的婚姻却是少之又少，他的作品总是充满对爱情和婚姻丑恶内幕的洞察和彻悟，散发着浓浓的悲观主义气息。文章从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一生》入手，分析其婚姻爱情观的形成及其对他创作的影响。

一、婚姻爱情观的形成

《一生》是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是他仅有的六部长篇小说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小说以朴实细腻的笔调，描写一位出身没落贵族家庭，对生活充满美好憧憬的少女在步入婚姻后，遭遇丈夫背叛、父母去世、独子离家出走等一系列变故，在失望中逐渐衰老的幻灭过程。根据《莫泊桑传》中的描述，小说中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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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娜的故事大多都和莫泊桑母亲洛尔的经历不谋而合，约娜的婚姻悲剧就是莫泊桑母亲悲剧的真实写照，约娜的原型就是他的母亲，而于连正是他生身之父的原型。小说中，“约娜天真善良，很有教养，既不庸俗也不虚荣，她对人对事明达宽厚，没有狂暴的激情，没有过分的欲望，她的全部追求不过是做一个幸福的妻子，一个幸福的母亲。”[1]（P8）而她的丈夫于连则自私贪婪、悭吝猥琐、厚颜无耻。结婚之后，他如同演员扮演完一个角色般地恢复了真面目，他接管了全家的财产，苛刻地对待下人。他诱骗家中的使女，让她怀了孕，然后把她赶走。和小说的背景相似，莫泊桑也出生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的母亲出身贵族，酷爱文学艺术，是莫泊桑的文学启蒙老师，与福楼拜是莫逆之交。他的父亲则生活浪荡，整日与女仆们鬼混，穷奢极侈地耗尽自己那份遗产，还企图侵吞妻子的财产，最后导致夫妻关系决裂。莫泊桑曾在一封信中谈到他的母亲时感叹道：“唉！可怜的女人，她结婚以后就不断地经受伤害、折磨和虐待。”[2]（P68）约娜的婚姻不幸，原来都实际发生在莫泊桑母亲的身上，难怪他写来如此栩栩如生，情真意挚。莫泊桑把自己童年的家庭生活生动细腻地再现在长篇小说的处女作中，由此可见父母婚姻的破裂给他留下的深刻的童年回忆。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说，“一种强烈的现实体验唤起了作家对先前体验的记忆（通常属于童年期），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了一个在作品中获得满足的愿望。”[3]（P106）“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有创伤的经验而发生根本动摇，确也可以丧生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发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4]（P219）按照弗洛伊德的定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这种经验便可称为‘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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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218）父母婚姻破裂不仅给母亲带来了伤害，也给小莫泊桑留下了童年的“创伤”记忆，影响了他的婚姻爱情观的形成及创作。这一推断我们可以在他的另一篇自传性小说《堂倌，来一大杯！》中得到证实，在那篇小说里他罕见地以第一人称描写了“我”所目睹家庭悲剧的一个场面：

爸爸气得发抖，转过身去，揪住妻子的脖子，用另一只手对准她的脸使劲地抽打妈妈的帽子掉在地上，头发散乱；她想躲开丈夫的抽打，可是办不到。而爸爸呢，像发了疯似的，继续打呀，打呀。妈妈滚倒在地上，把脸躲在两只胳膊中间。然而他把她翻个仰面朝天，拔开她护着脸的双手，又打起来。这时，我好像觉得永恒的法则已经改变了，世界就要完蛋了。我所感到的震惊，是人们面临超自然的事物、面临巨大的灾难、面临不可弥补的祸害时才会有的。我幼稚的头脑迷乱了，恐慌之极。我用尽全部力气喊叫起来，也不知为什么，只是感到一种恐惧，一种痛苦，一种可怕的惊慌。父亲听见了我的喊叫声，转过身来，看见了我，于是直起身，向我走过来。我想他一定是来杀我的，便像一头被追逐的小鹿似的逃开，一直向前跑啊，跑进树林……[2]（P15）

如此细腻真切的描写可见童年的记忆对他是多么浓重的阴影。

如果说父母婚姻破裂给莫泊桑造成的“创伤”回忆给他婚姻爱情观的形成播下了种子，那么成年后的经历则是他婚姻爱情观形成的土壤。成年后，莫泊桑出人意料的继承了父亲的风流习性，他在巴黎出任小职员时的爱好就是划船和与各种姑娘鬼混。在小说《苍蝇》中，莫泊桑就叙述了他们划船的一伙人长期与姑娘们厮混的往事。他通过自己纵情声色的生活体验和对当时世俗社会爱情婚姻的观察，逐渐成为一个看透爱情和婚姻内幕的洞察者和彻悟者。他在一篇题为《决裂的艺术》的专栏文章中声称：“理智地看，既然有那么多妩媚动人的女人，我易读文库

们总不能至死只忠于一个女人”“每当我们随便选择了一个女人，这只不过是对全体女性表示的一种敬意。既然我们无法同时摘取所有的花朵，天性就赋予我们以狂热，赋予我们以疯狂的短暂冲动，让我们去轮流地追求。”[2]（P64）后来，他甚至由婚姻爱情上的悲观主义发展到极端的玩世不恭，他毫不隐讳地宣称：“我的朋友，床铺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生于斯，爱于斯，死于斯。”[2]（P65）福楼拜作为他的良师益友，奉行独身主义，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效仿的榜样，他坚定地把婚姻视为枷锁，终身不娶，长期和各种女人鬼混，把自己的各种风流韵事作为素材写到小说中。

二、婚姻爱情观对其创作的影响

莫泊桑创作的三百多篇小说中，描写爱情和婚姻题材的小说占有很大的比重，但要想在他笔下找到甜美的罗曼司却是非常之困难。爱情和婚姻在他的小说中总意味着幻灭、充满着丑恶。《漂亮朋友》中男主人公为了在巴黎出人头地，利用自己英俊的外表和取悦女人的手段勾引猎获一些上流社会的贵妇，并以她们为阶梯向上爬，最终走上了飞黄腾达的道路。《温泉》中克里斯蒂娜和丈夫到温泉站疗养，丈夫一心只顾自己开建温泉站的投机生意，妻子沦为花花公子保尔的情妇，保尔在对其厌倦后又去勾引新的对象。《像死一般坚强》中画家给伯爵夫人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像，这幅画使伯爵夫人爱上了画家并成为他的情妇，多年以后当伯爵夫人的女儿出落得越来越像画像中的女人的时候，画家发现自己爱上伯爵夫人的女儿。《我们的心》中那个爱好文学的单身汉游离在一个贵妇人和一个年轻女子之间，他在与贵妇人的交往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而在年轻女子身上获得肉体的满足。《两兄弟》中哥哥因为嫉妒弟弟享有一份朋友的遗产，经过调查得知弟弟其实是母亲与遗产赠与人的私生子。《遗产》中男女主人公为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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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姑妈的遗产迅速结婚，不惜靠妻子和别人通奸怀孕，最终获得巨额的遗产。《修软垫椅的女人》中卑微的女匠人将一生的积蓄赠予心上人，而那个心上人却在欣然接受钱财的同时将之视为陌路。《勋章到手了》中，一个小职员为了获取日思夜想的勋章，让自己的妻子成为一名官员的情妇。《一个女常年》中的农场主娶了女雇工，婚后得知自己不能生育而妻子在婚前另有私生子，他竟在惊喜之余决定让这个私生子继承自己的家产。《珠宝》中的丈夫在妻子去世后，发现妻子收藏的“假珠宝”原来是真的，为了继承财产，他只好隐忍并接受由妻子的不忠带来的财富。《遗嘱》中的那对因金钱利害而结合的夫妇，互相背叛，以致妻子在死后还要通过遗嘱对丈夫加以报复。莫泊桑笔下的畸型婚姻道破了婚姻的真相，原来那些外表体面的幸福家庭全都由金钱来奠基和维持，所谓的幸福的婚姻只是虚假的幻象。此外，由于他从小就痛彻地体验到父母不和造成的家庭悲剧，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私生子的故事，“据统计，他以弃儿和私生子的悲剧为题材的小说作品，竟达32篇之多！”[2]（P15）。由此可见，悲观主义的婚姻爱情观已经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和生活。然而，矛盾的是，他在小说中对遗弃私生子女的行径痛加谴责，自己却有三个私生子只供养不承认。

弗洛伊德特别强调作家早期个人经历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一个文本背后潜伏着的往往是作家残存的童年记忆，这残存的记忆掩盖了他心灵发展的轨迹。爱情和婚姻是莫泊桑大部分小说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中却很少有甜美悦耳的乐曲与颂歌。他对生活的悲观感悟正如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的：“生活既可怕，又温情，又无望。”文章通过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一生》结合《莫泊桑传》分析其婚姻爱情观的形成及其对他创作的影响。通过莫泊桑多篇小说的题材和主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莫泊桑悲观主义的婚姻爱情观对其小说创作和人生轨迹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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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影响，沉湎声色的放荡生活给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却让他过早地付出了健康和生命，成为文学史上一颗过早陨落的流星。

注释：

[1]盛澄华译，莫泊桑：《一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张英伦：《莫泊桑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

[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篇6：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在小说创作的影响

沈从文出生在沅水流域的凤凰县,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处,是苗、侗、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几千年来,这里聚集了古楚文化、蜀文化与苗族文化,进而形成了特殊的湘西文化,也因此造就了湘西浓厚的文化底蕴。沈从文从小生长在这样的氛围下,形成了喜欢探索自然、思索自然的敏感性格,也因为湘西文化及人民的朴实、抒情、唯美及温暖,让他儿时便在心里种下了湘西的种子。由于他受湘西地域文化的影响,便在鲁迅带领的“乡土小说”的树枝上长出了一个新杈,开创了独特的地域“乡土文学”道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湘西的山水经历对他的创作题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论是孩提时代的游玩,还是从戎之后的奔波,都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感受最多的便是湘西山水题材。沈从文的创作题材主要为湘西生活和都市生活。不难想象,湘西故土从正面影响了他的湘西生活题材,从反面成就了他的都市生活题材。家乡湘西及湘西的民俗成为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和支撑点,他从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中,提炼出饱含深刻寓意的意向母体,将民俗文化摄入作品并使之具体化、艺术化、形象化,从而使他的湘西地域小说具有丰厚的审美内涵。

二、自然、淳朴的民风民俗对沈从文创作的启发及影响。

湘西是一个静谧、和缓、永恒的世界,那里有独具特色的湘西地域和永远奔腾不息的浩荡沅水和沅水文化,有优美迷人的自然风光。那里的人展示着最本真的生活态度及最本能的真善美。“爱美”表现于妇女的装束方面给人一种简单、朴素、异常动人的印象,“热情”多表现于歌声中。沈从文敏感而善于捕捉个人感受体验,他继承了湘西人激情、质朴、敏锐的特性,喜欢接触新事物,害怕沉溺于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沈从文在湘西度过了童年和少年,这十几年的生活无疑是他人生带来很大障碍。教育部16号文明确规定要加强“双师”型素质教师的引进与培养,而企业经验是作为“双师”素质教师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我们在进行师资队伍建设时,可考虑借鉴NYP的做法,比如在引进教师时,把企业经历的时间和业绩作为衡量的条件,同时适当放宽学历条件,真正引进一批富有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打造“双师”型教学队伍。

此外,在校内分别建立课堂教学及实践教学相对独立的教师团体,也可以相互交错,进行课堂教学的教师专注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课程改进等,进行实践教学的教师可以专注于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借助良好的企业关系网,引进好的项目供学生校内实训或校外实习等,这样可以很好地实现教师的“专能专用”。

新加坡相对成熟、注重实践的职业技术教育经验和方法告诉我们,加强对学生操作性、技能性的培养是高等职业教育与现代化工业发展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提出“教育中最美好的时光,这段时光成为他人生后几十年的思念和回忆,也是他创作的出发点和支撑点,儿时的经历及积累使他生发出创作文学的念头,也使他创作时有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弗洛伊德和阿德勤在他们的心理哲学主张中都一致认为,一个人童年时代的美好与丑恶的记忆会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脑海中,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那些美的记忆会变得更加美好,丑的也变得更加丑恶。这句话在沈从文身上无疑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在他的心中,湘西什么都是好的、美的,加之传奇丰富的经历,给他的创作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艺术积累和自觉的美学意识。他在《从文自传》里写道:“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刑场,便应当溯源到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极明显,对于后来用笔有显著影响。”由此看来,湘西故土浓厚的地域气息和文化底蕴,儿时的积累和独特的性格,对沈从文走上创作道路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他的创作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湘西地域文化对沈从文创作风格及题材的影响。

沈从文的湘西文学是原生态的文学,其主要源于湘西这片神秘而富于想象色彩的土地,因而湘西的地域文化与沈从文的创作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因为这样,使得地域“乡土小说”派的沈从文有着与他人不一样的独特的创作风格。

沈从文是一个紧紧拥抱故土地域不放的作家,他的作品带着湘西所特有的风采,篇篇都充满了湘西浓厚的地域气息,充满原始而神秘的恐怖,交织野蛮与优美。沈从文独树一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构建了绮丽的、令人炫目的湘西文化,其中在他的一系列“湘西小说”中,充满着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其湘西及湘西的民俗成为他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和支撑点。他置身于湘西的山水之间,用自己的生命感知湘西人最平淡的日常生活,因而能够以大大高于生活真实的形式创作出高度艺术真实的湘西。

“人情美”与“人性美”是湘西存在的生命形式。而沈从文对“人性”极力推崇,说明湘西地域文化对他的影响极大。首先,沈从文的作品,内容唯美、阴柔、抒情,纯朴而不失粗犷,文字朴实无华,语言表现出口语化、生活化。其次,沈从文笔下人物,都是一些不入“崇高”之流的小人物。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是中华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只有加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才能培养出满足现代化工业发展需求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Z].2006-11-16.

[2]余君英.发达国家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研究及启示[J].职业教育研究,2006,(3):11-13.

[3]张世华.对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认识与启示[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9):17-18.

[4]刘琳.高职教育工学结合人才培养途径探讨[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0(11).

[5]姚晓峰.浅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教育模式[J].法制与经济(下旬),2011(02).

王尔德童话中的死亡情节

杜欣润

陈冬蕾

(河北联合大学迁安学院,河北迁安

摘要:王尔德的童话故事除了遵循一般童话中的惩恶扬善、锄强扶弱、劫富济贫及褒美贬丑等主题外,还以唯美主义观点探讨“幸福”、“真爱”、“心灵之美”、“灵魂”等重大命题。王尔德的童话故事颠覆了以往传统故事的模式,在传统的童话故事中往往都是以喜剧结尾的,但是在王尔德的故事中死亡却很常见。本文分析了王尔德童话中的死亡情节,阐述了其对读者产生的心灵震撼,从而发现其童话的崇高目标。

关键词:王尔德童话故事死亡

王尔德先后共出版了两本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集》及《石榴之家》是唯美主义童话的代表作,童话写作形式和内容表达两方面都取得突破,堪称“世上最美的童话”。巴金先生曾经说过,他曾经起过翻译英国诗人王尔德童话的念头,却始终不敢动笔,因为王尔德那美丽完整的文体,尤其是那富于音乐性的调子,他无法忠实地传达出来;王尔德有着丰丽的辞藻,而他自己用的词汇却是那么贫弱。巴金先生说,他喜欢王尔德的故事不仅是因为语言韵律美,更是因为故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崇高的灵魂。

但是,和传统童话不同的是,王尔德的童话故事中有很多死亡意象,很多善良的事物却最终死去,我们可以把他故事中的死亡分为两种。一种死亡是复活。在王尔德的童话中,上帝的身影随处可见。例如在《快乐王子》的结尾处,上帝要求他的天使从城市中找出两件最宝贵的东西,天使找到了一颗铅心和死去的小鸟。上帝说:“你选得不错,我可以让这只小鸟永远在我天堂的园子里歌唱,让快乐王子住在我的金城里赞美我。”耶稣在王尔德故事的结尾处出现的另一个例子就是《自私的巨人》。出现的那个孩子是因为他的双掌上面和小脚上面都有钉子的印记,称之为爱的印记。这些都暗示着他就是耶稣。孩子笑着对巨人说:“你让我在你的花园里玩耍过一次,今天我带你到我的花园里去,那就是天堂。”那天下午当其他孩子跑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巨人已经死了,他躺在树下,身上覆盖着白色的花瓣,死得安静、唯美,巨人升到了天堂获得了重生。

另一种就是无意义的死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尔德著名的关于真爱的童话《夜莺与玫瑰》当中红色玫瑰花之死。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学生爱上了教授的女儿。王子要举办一场舞会,教授的女儿向年轻的学生承诺说如果他能够给她一朵红玫瑰,她就会和他跳舞一直到黎明。但是,天气太冷了,年轻的学生无法找到一朵红玫瑰,于是他放弃了。看到这一切,夜莺想这个年轻的学生至少还是一个心中有真爱的人,所以她决定牺牲自己为他寻得一朵红玫瑰。最后,夜莺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一朵红玫瑰,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当这个年轻的学生拿着这朵鲜红的玫瑰花送给教授的女层,身上葆有淳朴善良正直的人性美、勤劳、勇敢。他总是用平凡的人物或故事展现崇高的主题,达到他所倡导的“人性”。

沈从文小说的题材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之美。都市小说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这两类小说的美学追求是一致的,运用两种题材作品在对立互参中清楚地体现沈从文的“人性”追求。在优美、宁静,自然、古朴的爱与美的边城世界背后正是那个物欲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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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她却拒绝与他跳舞,因为御前侍卫的侄儿已经给了她一些珠宝,在她的心目中,珠宝要比鲜花昂贵多了。在这个故事当中,夜莺因为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她的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最后女孩拒绝了这朵玫瑰花,学生也最终意识到爱情是很傻的事情,还不及逻辑学的一半有用。夜莺用生命换来的玫瑰花最终葬身在车轮下的水沟里,夜莺的死无疑是毫无意义的。

《忠实的朋友》讲述了关于友情的故事。梅花鹿为了教训河鼠讲了一个磨面师和小汉斯的故事。故事当中,富有的磨坊主人是一个贪婪、无情、自私的商人。他总是自诩为汉斯最忠诚的朋友,同时却又不停地从汉斯那里索取各种东西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一个暴风雨的晚上,磨坊主的儿子从梯子上面摔下来受伤了,磨坊主自己不亲自去找医生而是要汉斯去。天气非常恶劣,小汉斯向磨坊主借灯笼用怕迷路,却遭到了拒绝。小汉斯在一片黑暗中去找医生,最后找到了医生,救了磨坊主儿子的生命。但是在回家的路上,风暴越来越大,他迷失在荒野中,最后在一个洞里淹死了。磨坊主总是告诉汉斯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根本就不是一个朋友应该有的。可怜的汉斯直到死都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个不停宣扬真正朋友的人导致了他的死亡,但是他的死又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的死并没有对磨坊主产生任何的影响。在汉斯的葬礼上他居然还说以后给人东西要三思,因为太慷慨总是让人受痛苦。河鼠听完这个故事却为磨面师惋惜,当梅花鹿让河鼠仔细想想故事的道德意义时,河鼠却很生气,它告诉梅花鹿说如果事先就告诉它故事当中有教义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听。汉斯的死是没有意义的,根本就没有唤醒磨坊主和河鼠的良知。

所有这些看似无关轻重的死亡都会让读者感到不公和愤慨,通过这种震撼,心灵也得以净化,从而实现悲剧的目标。

伯克说:“如果危险或者痛苦太过迫近我们,那它就不能给我们任何愉悦,而只是恐惧;但是如果保持一定的距离,再加上一些变化,它们或许就会令人愉悦。”这就是说,崇高感的形成既要使人感到危险,又要使危险不太紧逼,相隔一定距离,不致成为真正的危险。这样,由于危险受到缓和,加上其他原因,崇高对象引起的恐怖便可由痛感而转化为一种愉悦,也就不会有崇高的感觉。王尔德充分运用童话故事的这些特点为读者营造一种有距离的危险感。例如《少年国王》的故事就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国王忏悔改变的故事:轻的国王一连做了三个梦,他为了登基,下令要金线织的袍,头顶嵌了红宝石的桂冠,还要用珍珠串成的手杖。梦里他看到了自己所要得到的东西,都是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他最终意识到他奢华的生活都是以人民悲惨的生活为代价换来的,少年国王一声大叫,幡然醒悟,他头顶荆棘冠,身披粗羊皮,手持牧人杖,走向了教肮脏丑恶、人性扭曲的城市世界。由此可见,沈从文的文学创作题材大部分来源于湘西地域文化。

沈从文的小说,既真实而又艺术地再现了湘西的传统文化,将落后闭塞的湘西推到了世人的面前,向人们展示了湘西的真、善、美。他研究了湘西人的传统,当地方言、民间传说、宗教习俗与山地人民关心的事情;他写出了那些铁匠、船主、水手、渔民、官僚政客、妓女、巫师,把他们写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对湘西城市风光与地域生活精雕细刻,创造了灿烂的地域文学,而且数量繁多,被斯诺称为“中国的大仲马”。

摘要：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乡土小说作家,在中国文坛有“乡土文学之父”的美誉。他的乡土小说带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他是湘西地域文化的抒写者。文章论述了湘西地域文化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篇7：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在小说创作的影响

租界小资情调泛滥的文化语境酿造成的空虚孤独、颓废放浪的世界末情绪为张爱玲坦露女性情欲诉求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氛围，张爱玲四十年代小说对女性情欲世界呈现的主题、细腻纤巧的女性化叙事风格与租界文化气息营造出的“男女情感肉欲之乡”的语境相契合。

浮华魅影的上海租界这一特殊的文化语境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张爱玲，她是租界文化合适的女性代言人之一。张爱玲的前半生，除了在天津住过两年，在香港住了三年，一直都住在上海。毋容置疑，租界欲望化的风气对张爱玲小说的欲望化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所谓欲望化叙事，是指在文学创作中以人的情感欲望作为文本表现的主题，文本内容局限于狭隘的情欲世界，带有宣泄情欲化诉求倾向的叙事模式。一般而言，在欲望化叙事中，作家最先注意的是叙事动力的寻求与表现，在一些以宏大叙事为主题的作品中，叙事动力往往表现为对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或者人性与道德冲突问题的展现与探究。不同于以宏大的主题作为叙事动力的文本的叙事模式，张爱玲的小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以女性婚恋纠葛、情感世界为关照对象的狭隘的欲望化叙事策略，她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大都是情欲自由的倡导者，同时又为情欲所主宰，成了情欲的奴隶。从某种意义上讲，租界相对宽松的文化语境与欲望化、颓废糜烂的气息对张爱玲小说欲望化叙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文化的塑造与主体的接纳

租界文化是李永东先生提出的概念，“是指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外国租界的相继开辟，在以上海租界为主的租界区域逐渐形成的殖民性、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租界文化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汇、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租界文化对作家的影响在于中西杂糅的文化特质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冲击，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流传深远的文化对呈现异质形态的租界文化会形成一定的反驳，二者之间的张力给身处租界的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与维度。然而不同的个体，置身租界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是不同的。究其原因，在于租界中西杂糅的双重文化气息对主体文化身份的确认设置了障碍以及不同的文化接受心理导致主体在接纳异质文化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情感体验。不同个体，置身租界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情感体验、生命体验是不同的。同样，对自幼生长于上海的张爱玲来说，她受到租界文化的熏染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她对租界文化的体念较之于鲁迅等上海的“外乡人”应当更加透彻，而在上海租界“只有女性的情爱与生活细节，是殖民者最不觉得具有威胁，最不愿费力气去管的，所以在战争与殖民的夹缝里,男人的厮杀呐喊没有留下来，反而是女人的悲欢种种留下来了”。租界相对宽松的文化语境给张爱玲坦露女性的情欲诉求提供了适宜的文化语境空间，并对她小说的欲望化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用学者于青的话说:“是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让她大显身手，肆意实现对文学的狂喜享用。”而张爱玲自己也承认上海独特的文化气息带给她独特的体验，她曾说：“我喜欢上海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可见，张爱玲对呈现出中西杂糅形态的文化是持一种欣赏态度，她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女性大胆坦露自己情欲诉求的叙事特征与租界欲望化的文化气息相契合。此外，上海租界的文化消费心理需求也为张爱玲的小说欲望化叙事提供了一定的市场。如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成话剧的《倾城之恋》由大中剧艺公司在上海新光大剧院上演，连演八十场，票房“雄视全沪，唯我独尊”。话剧《倾城之恋》的成功上演以及在票房上所取得的不俗成绩正反映了张爱玲的叙事风格符合上海租界文化消费心理需求。由此可见，除了租界文化气息充溢的上海，同时期的其他城市是不会那样欣赏充满世俗性的张爱玲。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租界文化影响了张爱玲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租界体验给她小说创作提供一个展现文学才华的机遇，成就了她在文学史上不俗的地位。

二、情欲世界的沉溺与呈现

张爱玲四十年代小说欲望化叙事的特征在主题上表现为对情欲世界的呈现，在叙事手法表现为纤巧细腻的女性化风格。在张爱玲四十年代的小说中，欲望化叙事成了其创作的主调，女性欲望化心理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以女性的情感欲望作为贯穿小说情节主线，并对因欲望的泛滥而导致女性悲剧命运的揭示的叙事模式是独具一格的，这也是她区别于一般女作家的特点所在。“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神经质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人生的小小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也注意研究它们的动。”张爱玲对女性追求情欲自由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她的主题多是呈现都市男女之间的婚恋情感世界，内容大多局限于男女两性情感与日常生活的小圈子里，多少带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意味，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除了受租界盛行的沉迷于个人小天地享乐的世纪末情绪的影响外，也与她的个性有关。胡兰成在回忆张爱玲时曾说：“她（张爱玲）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胡对张的评说或许有失公允，但张爱玲局限于女性自我情感世界的倾向是明显的，当然这种倾向并非张爱玲所独有，像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作家苏青、梅娘等，在作品中都透露出这种女性化的倾向。从生理学角度上讲，女性化的倾向与女性的生理、心理特点密切相关。《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有着正常情欲需求的女性，常年瘫痪在床的丈夫无法满足她这种需求，她渴望着从自己的小叔子季泽身上得到满足，可未能如愿，长期以来对于金钱的欲望一直压抑着正常的情欲，最终使她变成了一个畸形化的欲望女性。一方面追求情欲的自由，一方面又被情欲所禁锢，成了情欲的奴隶，这似乎反映了张爱玲作为一位新女性前卫姿态以及作为传统女性身份局限性的矛盾心态。这种对待女性情感世界大胆裸露的时代气息与现代化特征与上海租界的文化特征是不谋而合的，上海是一个因租界而繁荣的大都市，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是一派畸形繁华的局面，金钱、享乐、肉欲、颓废、暴乱各种色调充斥着色彩驳杂的上海滩，作为一位生性敏感、观念开放、姿态前卫的新女性，张爱玲是不可能不感受到租界这种肉欲颓靡的气息，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女性追求自由情欲的展现持一种肯定包容的态度，这与租界既是开放自由同时又肉欲颓废的气息是相契合的。可见，张爱玲小说中的欲望化叙事与作者的租界体文化验紧密相连。

总之，租界小资情调泛滥的文化氛围所酿造成的空虚孤独、颓废放浪的世界末情绪为张爱玲女性情感的自由抒发提供了合适的社会环境与氛围，张爱玲四十年代小说对女性情欲世界呈现的主题、细腻纤巧的欲望化叙事风格与租界文化气息营造出的“男女情感肉欲之乡”的语境是相通的。

[1]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陈子善.在惘惘的威胁中——张爱玲与上海殖民都会[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3]转引[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