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庐隐小说创作的悲剧艺术

2022-09-10

庐隐 (1898年~1934) , 原名黄淑仪, 又名黄英。福建闽侯人, 是“五四”新文学拓荒时期的重要女作家。她不仅擅长诗歌、散文创作, 而且在小说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在短短的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 庐隐以其生命中不断闪现出的才华和光艳、以她多舛的命运和悲苦的生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广大读者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风格特异的艺术作品。而熔铸于其作品中的不安、忧患、热情, 以及独特的文学魅力, 也赢得了包括茅盾及同代人冯沅君、苏雪林、刘大杰在内的文学家、评论家的欣赏和赞美。

翻开庐隐的小说, 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股悲凉哀怨之气,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在人生苦海中挣扎着的苦闷的灵魂。读庐隐的小说, 总是伴随着抑郁难平、苦涩凝重的心情, 以及挥之不去的伤感。究其原因, 在于庐隐小说的悲观情调、郁闷氛围。就连庐隐本人也说:“无论什么东西, 到了我这灰色的眼睛里, 便染上悲哀的色调了”, “我无作则已, 有所作必皆凄苦哀凉之音”, “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 (《庐隐自传》)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庐隐的这一创作风格呢?又是什么促使作者对社会和人生怀有如此的悲观态度呢?

1从时代氛围看, 庐隐生长于有着浓厚悲剧色彩的时代

维新惨遭横刀, 帝国主义铁蹄践踏, 辛亥革命失败, 军阀割据。五四落潮后, 中国大地上更是有着“说不尽的无限惨淡”。时代的悲剧似乎还不仅仅在于中国人反抗斗争的一次次失败, 更在于这一次次失败所造成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悲观心理。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给几近窒息的国民带来些许新鲜的空气。这个充满屈辱和忧伤、希望和失望的时代, 给庐隐的心灵投下了忧郁的阴影, 这在无形中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

2庐隐的个人遭际坎坷多舛

童年的不幸经历, 使她“明澈的双眼蒙上了一层灰暗的泪翳”。庐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决定了幸福将和她无缘。由于她出生那天是外祖母的忌日, 而被母亲视为不祥之物加以冷落。从此, 厄运不断降临到庐隐的头上。在这个生活还算富裕的小康之家, 她过的却是“没有爱, 没有希望, 只有怨恨”连奴婢都不如的日子。庐隐的父亲去世之后, 全家寄居在北京舅父家中, 她又被弃于亲戚之间, “下流、愚笨”便成了她“人格整个的象征了” (《庐隐自传》) 。九岁她就被送进了几乎不交学费的条件极差的寄宿学校, 生活苦不堪言。

母亲的严威与呵责, 亲戚的冷眼与歧视, 不公平的待遇, 使得庐隐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摧残, 她说:“在我小小的心灵里, 虽然没有自杀的清楚认识, 不过我也模糊的觉得, 假使死了, 也许比这活着快乐吧。” (《庐隐自传》) 不幸的童年, 对于庐隐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她的悲观自卑的性格在这一时期就奠定了基础, 以至于影响了她以后作品的基调。

成年后, 庐隐虽然也得到过爱情的欢欣, 但是更多的则是爱的痛苦与矛盾。爱情的挫折使她饱受磨难。如果说与徐氏解除婚约, 已经给庐隐的爱情心理投下了阴影的话。那么, 与郭梦良恋爱的酸甜苦辣, 则蕴涵着内心的隐痛。面对郭梦良的死, 庐隐的悲哀达到了极限。她总是感到再度与男性结合将给他们带来不幸。李唯建的爱, 似乎抚平了庐隐的内心创伤, 但悲哀仍然存在。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薄时时刺激着庐隐异常敏感的神经, 让她时刻处于矛盾之中。坎坷不平的遭际, 黯淡的心境, 不可能不投射到她的作品中, 而她的小说, 又多取材于自己的生活, 具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所以, 庐隐的作品中始终笼罩着悲哀郁悒之气, 就不难理解了。

时代的屈辱、童年的不幸、爱情的挫折, 这重重的精神创伤, 最终内化为一种心理定势而成了庐隐创作中的一大审美趣味和审美习惯。“无论什么东西到了我这灰色的眼睛里, 便都要染上悲哀的色调了” (《创作的我见》) 。因此在人的一切情感中, 庐隐最为推崇的就是悲哀, “一颗因悲哀而落的眼泪, 是包含人生最高的情绪”, 并且只有悲哀, “能与超乎一切的神灵接近” (《创作的我见》) 。在庐隐看来, “悲切的哀调是最美丽的诗篇” (《创作的我见》) 。她甚至愿意自己“永远是一出悲剧的主人”。她还认为“喜剧的描写, 易使人笑乐, 但印象不深, 瞬息即沓, 因喜乐的事, 其性不普遍, 故感人不切, 难引起人的同情, 至于悲剧的描写, 则多沉痛哀戚, 为举世的人, 上为贵族, 下为平民, 惨凄苦痛之事则无人无之, 所以, 这种作品易感人, 而能引起人的反省” (《创作的我见》) 。因此, 她极力推崇悲哀, 赞美“悲哀是一种美妙的快感……当你用怜悯而感伤的泪眼, 去认识神灵的所在, 比你用浮夸的享乐的欲眼, 要高明得多” (《寄燕北故人》) 。

所以悲哀美成了庐隐创作的基本美学形态。悲哀美属于悲剧美的范畴, 包括悲壮美、悲哀美乃至颓废美, 悲壮美积极向上, 颓废美消极绝望, 而悲哀美既积极又消极, 既失望又希望。作为五四的产儿, “觉醒了的女性”, 庐隐作品里的悲哀美, 既是个人主体刻骨铭心的悲哀情感的外化、物化, 又是时代苦闷与女性苦闷的“感性显现”。

时代环境影响了她社会意识层面的悲哀, 被五四浪潮从封建堡垒中解放出来, 成为觉醒的知识女性, 其悲哀首先是面对黑暗现实产生的不满而又无力改变现实的痛苦, 故使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社会中找题材”, 如写被黑暗现实扼杀的村姑的《一封信》。但庐隐绝不满足于这种对现实的表相描写, 童年情结、心灵创伤与自我意识的萌发让她“改变了方向”, 那就是对生命意识和女性深层意识的剖析。庐隐执着于“个性解放”, 声称“不仅仅做女人, 还要做人”, 可是她却饱偿个性解放失败的苦闷, 《海滨故人》既是“个性解放”的赞美诗更是其幻灭的悲音。最终她发出“做人苦——人生没意思”的慨叹, 透出“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苍白无力的一面, 这是弱者难于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哀和对人生的无奈。身为女性、弱者的双重身份, 她将女性意识的深层一面揭示出来。首先是女性性爱苦闷的心病, 这不同于丁玲笔下沙菲叛逆的苦闷, 而是新旧交替年代, 觉醒了的女性既扮演时代女性的角色, 又扮演传统女性角色的两难处境与矛盾困惑挣扎的心境, 并将这种性爱的苦闷与时代病融合, 形成其独有的悲哀美。她对女性意识思考的更深处是对女性归宿的焦虑。不同于“泛爱论”的冰心“女人活着是为了爱”, 将女性依然纳进婚姻家庭, 只不过是新式的;庐隐对女性“何处是归程”充满疑惑, 例如《前尘》, 新婚带给女子的仍是悲哀。在他看来, 觉醒女性的追求无止境, 结婚仅仅是实现理想的第一步。

悲哀几近贯穿庐隐的全部创作, 并成为她迥异于时人的独特悲哀美。“她的悲哀, 并非淡淡的, 而是浓烈有强的震撼力。正是这些悲哀的持续性、浓烈性与凄美形态, 构成新文学的独特景观, 成为庐隐献给新文学的一束饱含悲哀美的花朵”。

摘要：作家的审美选择, 受主体和客体诸多因素的制约, 其中个人经历、心理素质在其审美选择中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庐隐的小说创作既纳社会人生于笔端, 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又以明显的主体意识融入作品, 描写了“五四”一代知识女性的苦闷、挣扎和追求以及她们在爱情婚姻上的种种烦恼与不幸。本文意在从庐隐的生命遭遇、生活经历来揭示其小说创作的悲剧艺术。

关键词：庐隐,小说创作,悲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