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的语言特色（精选6篇）
篇1：汪曾祺散文的语言特色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特色
汪曾祺(1920-)，江苏高邮人，当代杰出的散文家，小说家。在读他的散文集《寄意故乡》之前，以前也曾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和散文，他独树一帜的文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汪曾祺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深得沈先生的真传，他的代表作品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文笔，优美富有地方色彩，那方水土那号人，有点像《边城》，但不少地方有所创新。
读汪曾祺的散文，觉得他的语言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作为一个家学渊源的作家，他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有人说他的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这我并不完全同意。我认为只能够说他的散文是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优秀传统，植根于我们民族精神土壤之中。正如汪曾祺自己说的：“一个当代作家的思想总会跟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有些血缘关系。但是作家的思想是一个复合体，不会专宗哪一种传统思想。”所以我认为把汪曾祺的散文称为真正的文人散文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他的语言平淡、质朴、简炼，是一种提纯度很高的语言，绝无文人的“掉书袋”之嫌，相反倒是贴近生活的。
如描写净融法师，只在结尾用寥寥几笔作人物肖像描写：净融瘦瘦小小，但颇精干利索;面黑，微有几粒麻子。见《净融法师》
描写铁桥和尚的情人：铁桥有一个情人，年纪轻轻，长得清清雅雅，不俗气。见《铁桥》
描写三圣庵：三圣庵在大淖西边。这是一片很荒凉的地方，长了一些野树和稀稀拉拉的芦苇，有一条似有若无的小路。
三圣庵是一个小庵，几间矮矮的砖房。没有大殿，只有一个佛堂，也没有装金的佛象。供案上有一尊不大的铜佛，一个青花香炉，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见《三圣庵》
描写家乡的运河：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过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见《我的家乡》
抒写内心胸臆：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见《牙疼》
可见汪曾祺无论是描写人物，还是描写环境，人物心理，都文笔洗练，惜墨如金，但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比起西方现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他描绘人物工笔刻化服饰，眼睛、眉毛、胡子、面容动辄洋洋数百近千言，看多了给人以昏昏欲睡之感，相比之下，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汪曾祺谈到沈从文教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在写作过程中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了，大概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汪曾祺本人散文用语也能做到贴到人物来写，即使文中没有人物，我们难道不能说，作者本人就是文中所说的人物吗，这样，他的写风俗，读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家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娓娓到来，如话家常，创造的是真境界，传达的真感情，真正做到了文章不写一句空。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也是流动的，中国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这是非常贴切的。
有一位评论家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下来没有什么，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语言的美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而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他的字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觉得怎么美，甚至很不平整，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汪曾祺的文学语言也是这样的。
汪曾祺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仅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本体，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语言后面有文化的积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所传达的信息就会更多。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兼具南北神韵，打通古今脉络，才气学识与高超的文字工夫将现代中国文学提高了境界，丰富了现代汉语和文字的表达方法，自有一种超迈古今的旷达和淡泊。他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论乡情民俗，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散文的经典和高峰。
篇2：汪曾祺散文的语言特色
——以《受戒》为例
摘 要 汪曾祺的作品向来为广大读者群所喜爱。其文学创作语言十分注重对中国传统的民间的语言文化的记录、传承，在文学作品里，作者擅于散文化的笔调勾勒一幅幅民间风俗画，充溢着一股浓浓的地道的“中国味儿”。其小说创作充分利用民间生活语言，语言白话到极致、随意而为、直白通俗，却又不显得粗俗、浅薄、简陋。其作品读来让人觉得清新、自然、生动、传神、鲜活，更有通常只有文学性语言才能达到的绘画美和音乐美的艺术效果。正是这种俗白平淡与雅致惊奇的矛盾统一，形成了汪曾祺小说创作所独有的一种语言艺术特色。本文以《受戒》为例，简析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 汪曾祺；受戒；语言；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于1980年，正式发表于《北京文学》10月号上。[1] 汪曾祺是江苏高邮县人,从小在传统民间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从小的耳濡目染为他的文学创作中语言的灵活运用打下基础。《受戒》中描写的明海（小明子）出家的荸荠庵也是有迹可循的，抗战期间战事日紧，汪曾祺曾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受戒》中作者通过语言文字对周围环境的描写得细致入微、活灵活现。思想等都是要以文字为载体的，都是通过语言特色传达出来的。简析《受戒》语言特色主要有一下几方面：
一、娓娓道来的叙述式语言描写
作者不急不缓、随意而为，不矫揉、不造作。就那样自然而然地交代待着，不厌其烦地交待着，交待这、交待那、交待来、交待去，小说就结束了。《受戒》从开始交待荸荠庵名字的由来、明海出家的原因、明海学做和尚、荸荠庵里的和尚和日常琐碎事务、明海与小英子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到最后明海受戒等，作者都一一交待清楚，小说也就结束了。事务巨细，一一说明。如：
“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 [2] ……
这样琐碎的叙述没有让广大读者厌烦，因为留给他们的是一幅幅鲜活的画卷、是一份深思回味。
二、俗白平淡与雅致惊奇的矛盾统一
一部小说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语言成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
[3]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优秀作品大多使用华丽的辞藻、或是典雅的言语、或是繁复的修辞等等，无非是一些文学性较强的语言。或者有那么些作家擅用白描手法，通俗白话语言的，但都得十分小心翼翼的用词造句，以免于流俗。汪曾祺的《受戒》语言却刚好相反，俗白平淡到极致的同时，也用得随心所欲，毫无雕琢修饰痕迹。《受戒》中甚至出现了“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俺日你奶奶！俺不烧了！”等纯民间老百姓的日常粗言粗语。作者都能将其利用起来，化腐朽为神奇，给人一种真实、纯净之感。小说全篇基本采用的白描手法，语言通俗直白易懂。里面却是蕴含着一种雅致、惊奇。形成这种俗白平淡与雅致惊奇的矛盾统一，读来朗朗上口，却暗藏玄机。
三、民间化的口语化的“中国味儿”语言
《受戒》中反复出现一些民间的口语、地方说法、歌谣等具有浓厚“中国儿”的民间传统语言文化。如：
“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
……
“仁山，即明子的舅舅，是当家的。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
……
“姐和小郎打大麦，一转子讲得听不得。听不得就听不得，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
“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4] ……
大量使用民间地方说法、民间传唱的歌谣。读来亲切自然，贴近生活。为文本增添活力，清新别致，而不显得呆板死硬，枯燥无味。
四、诗化的语言，具有音韵美和节奏美
这里的“诗化”并不是指精雕细琢刻意而为之的“诗歌”，而是一个个平凡的词、一个个平淡的句所串联起来的长长短短的话语，读来有种诗化感，充满音韵美和节奏美。擅用长短句，最短的可以短至一个字，长长短短字数不等，错落有致、相映成辉；擅用叠音词、排比句，节奏明快，音节的效果更能强化音韵和节奏美。如《受戒》：
“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 ……
“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
……
“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 [5]
……
上面所引句式长短错落有致、读来节奏明快。排比句式既能强调，也能增加节奏感、韵律感。“清亮亮”、“滑滴滴”、“格挣挣”等叠词，形象生动，新颖别致。
五、散文化的笔调
小说不是散文，它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有自己的特点。小说本长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注重故事情节的发展。《受戒》这篇小说，读来却会让人产生这是一片散文的幻觉。这源于汪曾祺在文本中大量散文化笔调的使用，笔墨重点没有明显地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曲折发展上。《受戒》中，汪曾祺用散文化的笔调为读者勾勒一幅又一幅的风俗画，如：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
这几荐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6] ……
寥寥几笔便能勾勒出风俗画。汪曾祺的笔墨多用在环境景物、人文风情的描绘上，却也没影响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受戒》简单的情节也能引起读者的续读欲望。在高潮的时候却戛然而止，采用“留白”的手法，并未交待明海与小英子的结局如何，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思考。汪曾祺人物形象的塑造，他笔下的每个人物虽着墨不多，却活灵活现。如明海的三个师傅，每个人几句话就让人印象深刻了。如：
“仁山所说当一个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自己其实一条也不具备。他的相貌只要用两个字就说清楚了：黄，胖。声音也不像钟磬，倒像母猪。聪明么？难说，打牌老输。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对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着。他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呣——呣——’。
二师父仁海。他是有老婆的。……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的洗涮。傍晚的时候，坐在天井里乘凉。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
三师父是个很聪明精干的人。有时一笔帐大师兄扒了半天算盘也算不清，他眼珠子转两转，早算得一清二楚。他打牌赢的时候多，二三十张牌落地，上下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他就差不多都知道了。他打牌时，总有人爱在他后面看歪头胡。谁家约他打牌，就说‘想送两个钱给你。’他不但经忏俱通（小庙的和尚能够拜忏的不多），而且身怀绝技，会‘飞铙’。……他还会放‘花焰口’。”
[7]
汪曾祺的语言特色是他所独有的，无人能模仿、无人能超越。正如贾平凹评价汪曾祺所言：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8]
注 释: [1]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26.[2]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3—214.[3] 汪曾祺.文论卷[A].汪曾祺文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61.[4]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3—217.[5]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17.[6]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20.[7] 吴秀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
篇3：略论汪曾祺散文的个性特色
应该说:汪曾祺的散文就是他的气质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下产生的。翻开他的散文集, 我们可以发现编者也是有意将其散文分类放置的。大概可分吃食类、玩物类、民俗类、游玩类、忆人写事类这几种。就像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散文集《蒲桥集》的内容简介中所写:“……有集诸篇, 忆人集, 写风景, 谈文化, 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 瓜果事物……”大致如此了。
无论是哪一类, 所叙之物, 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事了。可在汪曾祺的笔下, 这大俗之物却让人感觉到了大雅。例如写鸭蛋:“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 蛋白柔嫩, 不似别处的发干, 发粉, 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外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吱一红油冒出来了。”笔调平淡却亲切细腻, 让人觉得吃咸鸭蛋是有讲究, 是一门艺术, 更是一种生活情趣, 这便是俗中见雅。又如《葡萄月令》中从一月写到十二月, 不紧不慢地叙写了葡萄的十二个月, 他笔下的葡萄不仅仅是一种吃食的水果, 更像是一位老朋友。正是在这种闲话家常的氛围中俗物褪去它物质的外表, 在精神上内化成一种情调, 这种情调在作者的营造下自然而又亲切, 平淡而又优雅, 让人们在体味中感受到了平和优美, 这就是大雅。从美学角度看, 这是一种平和优雅的美, 虽不及崇高的美所带来的激情与冲击, 但却迎合了这个激情淡出的时代。人们从他的散文中获得美感, 寻得慰藉。显而易见, 汪曾祺的气质是适合叙闲的, 也只能叙闲, 传统文化在影响他气质形成的同时又使他自觉地继承了这一审美取向。这种交织让他的文字俗中见雅, 在取材上, 也正是他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
一
汪曾祺在取材上选择了日常生活的平淡事物, 即俗事, 却在俗的物质世界里定下了雅的情调。而直接营造的工具便是他的语言。他独具风格的语言在营造雅境的同时本身也是一股新鲜血液注入了他的散文, 使之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很显然, 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与他的话语内容是非常协调的, 而这种风格就表现在语言的温柔敦厚、高雅淡远, 在有限中营造了无限。
总体而言, 汪曾祺的语言简约而生动, 古朴而高雅, 时若涓涓流水, 不动声色却流入你的心田;时若一壶清茶, 啜一小口, 余香绕齿。那么这种“闲”的无限性的语言的艺术张力是如何表现的呢?
1. 语言的诗化。
想用白话文写出诗化的言语, 营造诗化的氛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要做到这点, 古典文学的修养、古文语言的吸收是必需的。汪曾祺具备了这一条件并进行了“汪曾祺式”的处理。总的来说, 他散文的语言短句居多, 句与句之间跨度很大, 经常几字为一句, 这使得他的语言逻辑性不强, 带着一种散漫的主体意识。如《天山行色》第五篇《伊犁河》:“人间无水不朝东, 伊犁河水向西流。……在河边小作盘桓。使我惊奇的是河边长满常所熟悉的水乡植物。芦苇、蒲草, 蒲草甚高, 高过人头。”这段文字跳跃性就很大, 作者在意识的流动中营造了诗化的氛围。
2. 语言的平淡敦厚, 在平和缓慢中见悠云野鹤。
中国古代文人向来把内心到达的一种平和状态当作是一种高的境界, 要达到平和, 须冥思。冥思须静, 而静的获得须走出社会, 走入山水田园, 所以中国有一种特别的人群叫“隐士”。隐士写出的文章便也带了“静虚”的东西, 因此内心的平和淡远带来的文字大概是“竹篱茅舍、小桥流水”, 若想读到惊天动地、汹涌澎湃是不可能了。但是若以为写出质朴平和的语言是一件容易的事便大错特错了。要在质朴平淡中现“闲”的内涵是困难的, 汪曾祺做到了。如《泡茶馆》里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姓陆的同学, 是一个怪人……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 然后坐下来, 泡一碗茶, 吃两个烧饼, 看书, 一直到中午, 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 又是一碗茶, 直到吃晚饭, 晚饭后, 又是一碗, 直到街上灯火阑珊, 才挟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这段文字是质朴极到了, 不懂的人若认为它是段流水帐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整个一段就是写陆同学喝茶、吃饭、睡觉, 似乎觉得很啰嗦可笑, 可是在叨叨絮絮中, 用一种不带表, 温和平淡的语调叙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对陆同学的“泡馆”功夫是佩服的。
汪曾祺的这一文风是与他的创造思想、审美取向密不可分的。本身带有闲者味道的语言在某种氛围的浸泡中冲出了语言的单一平面, 在遐想上有了更大的空间。造成这种氛围的便是叙“闲”之情。
二
不可否认, 江曾祺的散文是找不到任何激情的, 但是如果连任何情感也读不到, 那便是我们的愚钝了。因为汪曾祺摒弃了激情, 却重拾了中国传统中一个古老而有生命的美学命题, 那便是“感动”。他总是温情脉脉地抒写着他所钟情的人、事、物, 对什么都保持着一份“感动”,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那么这种感动是如何融入他的散文作品, 又如何在审美和人生哲学中最终完成了他追求“闲”的理想之路呢?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寻得得蛛丝马迹。
1. 感动于人, 浓郁的士大夫情结。
在他缓慢和平淡的笔端中, 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的人格理想, 看见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忧国忧民精神不正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一个追求吗?我们常常把这类人叫做“士大夫”, 进则忧国忧民、兼济苍生, 退则寄情于山水、淡薄名利。两种状态的把握以至达到一种理想的结果不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闲”的境界吗?江曾祺处于一个令文人尴尬的商品经济时代, 他的个人气质与性格决定了淡泊的生活取向。在这样一个时代, 汪曾祺的散文都似乎尽量在冲淡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 在淡化人们对于物欲横流的世界的诱惑, 在回避着人们对于钱、权欲的追逐。在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样一个文化的缝隙中, 他想到了传统文化, 在传统文化身上打了一个洞, 流出的营养滋润了他, 成就了他, 可见他是很有意识地去继承传统文化的, 或许那些东西亦平静了他的心。
2. 感动于生命。
古往今来, 千古风流人物在成就自己辉煌一生的同时, 却对“生死”问题耿耿于怀, 帝王们孜孜不倦寻求长生不老之术, 文人们默默感叹弹指一挥间白发苍苍。时间的无情流逝, 人的“生与死”的思考一直是中国文学中的古老的母题。那么汪曾祺是怎样来回答自己的呢?仍是“感动”。
儒家认为“死”并不可怕, 但在“生”中应该有所为。孔子说:“未知生, 焉知死。”“朝闻道, 夕死可矣。”在看来, 只有明白了生的意义, 死就无可惧了, 这正是从生的自觉中消除死的恐惧, 从死的自觉中体会生的意义。或许汪曾祺正是明白了儒家解释死生的真谛, 他从不回避生死问题, 相反, 谈之亦如谈吃饭谈睡觉, 一样的从容, 一样的豁达。或许正是他对“生命”抱着一种感动, 因此他觉得活着就是好的, 活着就应该快乐着。生病、老去、死亡是无可避免的, 因此要在活着的每一天感受活着的幸福, 他在这种感动中形成了对生老病死的洒脱豁达的态度。在他的《对口》、《牙疼》、《疟病》等“旧病杂忆”散文中, 可以看到他对于疾病是很乐天的。
显然, 汪曾祺对于人生看得如此通脱和深入, 既是他知心所性, 又是他心境趋于中正和平所使然, 这种对生命以静制动的心态不正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虚静”的一种境界吗?他对生命的这份知性, 这份自适, 这份淡然, 使他从心境上真正走上了“闲”之路。
综上所述, 汪曾祺散文动人独到之处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和有机继承。他从生活中、文学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从而从他的笔端流出来的都是传统美感的动人篇章。他用自己的笔连接了中国散文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追求传统中“闲”之境后的这一审美精神在散文中的断层, 再次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美闪烁在当代散文中。
摘要：汪曾祺将传统文化融入散文中, 形成了轻淡闲适的风格。他在融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机统一地融进了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本文分析了汪曾祺散文的个性特点, 它的动人独到之处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和有机继承。
篇4：汪曾祺散文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汪曾祺 散文 文化修养
【中图分类号】I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4）02-0007-01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个诗意的作家，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经历过乱世求学，经历过建国盛世，也经历过十年浩劫，他的经历如此纷繁复杂，但他笔下的文字却疏朗自然，云淡风清。他的散文，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人间烟火味。他写家乡，写故乡的食物，写多年父子成兄弟，写随处可见的时令青蔬，让你觉得人人都能写，真要提笔来写时，又没有了他的风格与气质。他的散文就像缓缓流过的水一样，湿了土地，太阳将它晒干，留下了淡淡的水印，拂去表面的忧伤，他的文字仍然有滋有味，情趣盎然。
少年时期，他对《史记》、桐城派散文、归有光散文等十分喜爱，其中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的《沈从文小说选》对他影响极大。后考入西南联大，在这个充满自由和民主的环境里很快地成长并成熟起来，成为“较早地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作家”。正是有了西南联大的影响，他才完成了一系列不同于多年来流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作品。他的散文的语言朴实，越读越有味。在《北京的秋花》里，他这样描述爬山虎。“近年北京种了很多爬山虎，入秋，爬山虎叶转红。沿街的爬山虎红了。北京的秋意浓了。”没有过多的语言描写，没有抒情，只是写爬山虎的颜色变化，却勾勒出一幅浓浓的秋意图。在汪曾祺的散文中随处可见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却极少见到那种雷霆怒吼的壮观场面。在其名作《翠湖心影》中把他的审美理想表达得特别清晰：“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小了，不够游；大了，游起来怪累。湖的周围和湖中都有堤。堤边密密地载着树。树都很高大。主要是垂柳。‘秋尽江南草未凋，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如果说汪曾祺在他的山水游记中是把儒家思想寓于澄澈、宁静的大自然的话，那么他的另一些写人记事的散文则是直接挥洒这种人文精神。
汪曾祺散文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语言的诗化。他的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很大，逻辑性并不强，却能充分的展示作者的主体意识，如下面一段文字“栏杆外面，竹树萧然，极为幽静。桃花源虽无真正的方竹，但別的竹子都可以看。竹子都长得很高，节子也长，树叶细碎，珊珊可爱，真是所谓修竹。树都不粗壮，而都甚看。……竹叶间有小鸟穿来穿去，绿如竹叶，才一寸多长”。（《湘行三记》）整段文字显得十分雅洁、清幽，营造出一种淡远的意境；多用四六句式、琅琅上口，表现了汪曾祺十分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同时还注重吸收民间大众的语言，为我所用，常常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这种典型的北京市民语言，活脱脱地展现了胡同文化的堕落。还有许多记载家乡风俗人情的散文，常糅进民歌民谣、笔记记载等，活泼、自然，从众而又脱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汪曾祺对语言的要求为：“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他认为：文学是视觉的艺术，不是听觉的艺术。“有的作家的语言比较接近口语，比如老舍。即使是老舍，我们可以说他的语言接近口语，甚至是口语化，但不能说他用口语进行写作，他用的是经过加工的口语。”陈建功、林斤澜等人的小说有北京人说话的神气、劲头、味儿，他们在北京人说话的基础上创造了各自的艺术语言。汪曾祺则强调语言的可视化，认为有的诗是专门写来朗读的。但是有的朗读诗阅读的效果比耳听更好一些。“有文学素养”的人虽能听懂某些诗，他们听时“还是把听觉转化成视觉的，实际还是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几个字。”或许可以说，听诗歌是属于听觉的，看诗歌则属于听觉和视觉的，中国的语言文字既表音、表形，还表义，既有形与义的关联，还有音与义的对应，韵律、语调构成节律，节律也是文学的美。早期新月派诗人提出了衡量诗律的“三美”。语言是需要磨练的，是需要学习的。汪曾祺主张首先是向群众学习，其次是读书---读古文，背诗词，读戏曲、曲艺、民歌，应随时锻炼自己的语言，即使是写一份检查，也要力求语言准确合度，还要“研究研究老作家的手稿，琢磨他为什么改两个字，为什么要把两个字颠倒一下。”他肯定的地说：“语言是艺术！”。
具体如何操作语言呢？汪曾祺有自己的定义，他主张“揉面”和“自铸”两个方面。他说“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揉倒了，才软熟，劲道，有劲道味，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粉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汪曾祺写文章是下笔前先打好腹稿的，他说：“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写小说、散文也要把全篇大体想好，怎样开头，怎样结尾，都想好。在每一段之间，我是想得几乎能背下来，才写的”。“自铸新词”是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说“一个作家要养成一种习惯，实时观察生活，并把自己的印象用清晰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汪曾祺先生是这样说的，他的文字也是这样写的。你说不出他的散文的具体好处，却在他的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一种韵致和味道浑然天成。
篇5：朱自清散文的语言特色
一、平白如话、毫无雕饰之感的文字
朱自清的许多散文作品中都有这类文字，《背影》、《给亡妇》更是以这类文字为主的优秀代表。《背影》中叙事的文字，如“我们过了江、进了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等短短几言，既交代清楚所叙之事，又使读者瞬间引起共鸣，于普通中见真情，更能打动读者的心。《给亡妇》用第二人称，平白如话，如泣如诉地抒发了对亡妻的深切怀念，真实感人。
二、叠词的大量运用
朱自清散文语言的另一特点是叠词的大量运用。《莱茵河》中描写两岩的古堡，用“高高下下的，错错落落的，斑斑驳驳的”三个叠词将古堡的形态、分布和古老刻画得淋漓尽致。写梅雨潭的“绿”用了“闪闪的”、“汪汪”“松松地”、“滑滑地”、“清清的”，赋予梅雨潭醉人的美。朱自清笔下“脉脉的流水”(《荷塘月色》)、“油油的绿意”(《绿》)、“酽酽的歌喉”(《威尼斯》)、“涓涓的东风”(《歌声》)、“薄薄的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都是因叠词的运用而增添了几多诗意和神韵。
三、动词的精心选择
朱自清散文对于动词的精心选择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准确性。如“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拥着。”(《绿》)一个“拥”字，体现了三面围的状态。“仿佛蔚蓝的天空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绿》)一个“融”字准确生动地描绘出天与水融合为一体的画面。“(黑影)和(倩影)像是画在荷叶上的”(《荷塘月色》)一个“画”字写出了投在荷叶上的月影之真之美。2.动态化。“这个亭踞在突出一角的岩石上”(《绿》)和“(月光)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荷塘月色》)两句中，“踞”和“泻”两个动词分别使“亭”和“月光”富于动感。3.人格化。“梅雨潭的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绿》)“招引”使梅雨潭更具人情味。《匆匆》里的“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跨过”、“飞去”、“遛走”、“闪过”把时光写成了似梦幻、转瞬即逝的精灵，表达了在飞逝的时光面前欲留不能、欲追不及的心情。
四、形容词的创造性使用
朱自清在散文中，除了将许多形容词重叠起来起修饰作用外，还善于将量词活用作形容词。如“一丝颤动”、“一带远山”、“一道波痕”、“一两点灯光”、“一团烟雾”、“一粒粒明珠”(《荷塘月色》)、“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一角的岩石”(《绿》)、“一片飞烟”(《白水漈》)等，都生动地起了丰富、润饰和强化形象的作用。关于形容词的精心择炼和创造性使用的例子有很多，如“恬静的红、冷落的紫和苦笑的白与绿”(《歌声》)、“别致的威尼斯”、“简截不啰嗦，痛快之至”的建筑(《威尼斯》)等，这些词语既不怪诞，又不是对象固定不变的修饰语，朱自清先生将其巧妙地挪一挪位置，或赋予其某种感情色彩，它便又有了新的含义，而这些新含义又为其修饰对象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五、人物语言的揣摩
朱自清的散文写景抒情的多，叙事的少。而在他的叙事散文中，人物的语言描写也很少。但是，作品中人物的语言都是经过精心选择提炼，最后才出现在作品中。一般来说，朱自清散文中人物的仅有的几句话，都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个性和思想。可以说，朱自清对于人物语言的揣摩和取舍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如《给亡妇》中，朱自清只引用了亡妻的三句话：“我死了，这一群孩子可苦了。”“还不知能不能再见了?”“没有书怎么教书?况且他又爱这个玩意儿。”充分表现了她气质的淳朴、善良、无私以及对丈夫和孩子们深深的爱。另外《我所见的叶圣陶》一文中引用叶圣陶先生短短几句话，便将一个心胸宽广、反对虚伪的形式主义、具有高超的文学技艺以及独特个性的老先生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阿河》和《飘零》中他用了大量的人物对话，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朱自清散文对人物语言的.揣摩艺术可见一斑。
六、丰富的文化底蕴
朱自清的《你我》一文深刻地剖析中国的称谓文化，博古通今，从口语到书面语，从中国到外国，不但列出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称谓，更深刻地透视了这些称谓所体现的深厚文化背景。由于此文的丰富文化底蕴，只有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能深刻理解此文的含义，那些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朋友是很难理解的。相对而言，《欧游杂记》中的多篇散文，字里行间渗透着丰富的欧洲文化。所写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等都是欧洲的文化名城，在描绘和说明这此城市时，都或多或少带着某种文化的气息，而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文章才跟所写的城市一样，充满独特的艺术魅力。《博物院》一文更是精妙。以博物院为中心，将各国文化进行一次大比拼。语言上，自是各有各的风味。另外《乞丐》、《圣诞节》等文也展示了朱自清对欧洲文化的独特理解，表现在语言上，显现了丰富的文化底蕴。
总之，朱自清散文语言的“新而不失自然”，典雅清丽、蕴藉深厚、雅而不俗、柔而不媚，与其刻意出新的口语化、叠词的大量运用、动词和形容词的精心选择、人物语言的揣摩以及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荷塘月色:阅读和写作(第一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版),19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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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实秋.论散文[J]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38-39.
篇6：朱自清散文语言特色探究
【内容提要】: 朱自清先生是语言艺术家，他的散文语言清丽朴素，形象生动，意境优美，用词准确，善于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多用叠词，富有音韵美。在他的散文中能够将古典诗词的风格融入其中，写景抒情，这是现代散文家绝少有的独特现象，他用语言塑造了美的人生。当然，这种人生适合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所以散文附着上了个人的浓厚色彩。从色彩上看，不同心境下的散文，表现出不同的色彩，或为明丽，或为灰暗，也许就是先生的不同的人生际遇。本文主要是从修辞多样，用词灵活；景语为情语；朴素又创新；口语化程度高；深刻的阅历烙印；鲜明的个性特征等六个方面来论述他散文的语言艺术特色。【关键词】:
多样朴素口语化个性特征
有人说，朱自清先生的文章“节奏平缓刻板，抒情浅显啰嗦，技巧浅显平易，基调阴柔，缺少丈夫气慨”；有人说，先生的文章“交代过于平白直露，行文平起平落，欠缺吞吐开阔之气”，更有甚者云“（先生）抱其佛脚而大嚼其中三味，秉其衣钵而自以为得其嫡传”。而本人却认为先生的语言平实自然,清新质朴,富有柔情，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一、修辞多样，用词灵活
(一)叠字叠句，是我们汉语特有的一种修辞方法。先生是巧用叠词的高手。在先生的笔下，一个个看让人毫不起眼的词语都能运用得恰到好处。恰似一条水晶项链中嵌着一颗珠光宝气的蓝宝石，显得那般的光彩夺目，那般的非同凡响，那般的高雅尊贵。而将词用得最传神的当数《荷塘月色》了。“蓊蓊郁郁”的树，写出了树木的繁茂。“曲曲折折”的荷塘，表现出荷塘的形状，使读者产生空间的想象。
以“田田”形容荷叶的密度，以“层层”刻画出荷叶的深度，让人眼前展现出荷叶的风致。“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则反映树的错落有致，开阔又有立体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平实自然的叠词，都产生了鲜明的实观效应，同时，朗读起来富有节奏感。相信读过朱自清先生的作品的人都深有体会。“阴森森”的小径，“淡淡”的月色，以寂静的氛围，衬托出作者淡淡的哀情。真是所谓“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啊！“悄悄”出门，“轻轻”进门，反映了作者不影响家人而放轻动作以及表现了一种孤寂的心态，让一字一句都令人回味。“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薄薄”二字，写出了雾的轻飘，营造出一种朦胧的气氛。散文《春》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几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草“偷偷地”“钻出来”，写出了小草在人们不在意的时候破土而出，就像孩子捉迷藏时从暗处钻出来，充满了孩童情趣。“坐着”、“躺着”、“打滚”、“踢球”、“赛跑”、“捉迷藏”，一连串动词无不童趣盎然。“两个”、“几脚”、“几趟”、“几回”这些不定量的数量词，表明孩子们在天然的运动场上随意玩耍，直到尽情尽兴为止。“轻悄悄”写出了春草的柔和，“软绵绵”写出了春草的柔嫩孩子们在草地上玩耍的舒服劲儿表现出来。叠词的运用。表现春天给孩子们带来欢乐，孩子们为春光增添无限生趣，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画面跃然纸上。
从以上例子可看出，叠词的使用能令文句的准确性大大增强，勾勒事物不遗余力，并能丰富语句的内涵，使文章生色添彩。而在《春》中，先生用“悄悄”、“软绵绵、表现出早春时节春风的和畅之美；“软绵绵”给人轻柔温暖的质感；读起来悦耳动听，韵味无穷。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读来音节和谐，琅琅上口，令人拍案叫绝。
综上所述，朱自清散文中富有特色的叠词使用，使他那精雕细琢的作品更添光彩，使他的作品的文学艺术形象更上一层楼。叠词不但把静态的景物写实了，而且把动态的实物写神了，既加强了语意，又使文气舒展，读起来音节和谐，琅琅上口，再三品味，词简意深。试问一下，没有朱自清先生妙笔生花的神来之笔，又怎能把一组组叠词运用得此般巧妙，此般恰如其分呢？
(二)比喻：它是人们说话和写作时使用最普遍的修辞方式。先生在《山野掇拾》中说：观察的仔细，目的在于要从对象身上辨别出“新异的滋味”，从而取得“独得的秘密”；又说文章应“于人们忽略的地方，加倍地描写，使你平常身历之境，也有惊异之感”。因此，先生的比喻，大都是匠心独运，另辟蹊径，出神入化的。他很少用别人的比喻，而是在仔细观察生活的基础上，选择别开生面的角度，巧妙地抓住客观事物的相似点，给以新颖的设喻。例如：在《荷塘月色》中有这么一句“叶子出水很高，象婷婷的舞女的裙”，看似平淡无奇，可在先生的笔下，却可体味到一种不同寻常的修辞韵趣。当我读到此句时，自己心中那种长期对荷叶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痛苦豁然冰释。先生把“出水很高的荷叶”比作姑娘在跳舞时张开的鲜艳的舞裙，不仅突出地形容了荷叶又圆又大，而且显现了荷叶舒展着，摆动着的姿态，仿佛凌风飘举，翩翩欲舞一般。让人自然而然地想到“荷叶罗裙一色裁”的画面，相信其他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另外，在描写月色下的荷花之美时，作者将它比喻为明珠，碧天的星星、出浴的美人；在形容荷花淡淡的清香时，又用了“仿佛远处高楼上飘过来的渺茫的歌声似的”一句，以歌声比喻香气，以渺茫比喻香气的轻淡，这一通感手法的运用准确而奇妙。
二、景语为情语
《春》所描绘的景物充盈着跃动的活力与生命的灵气。“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在朱自清先生的笔下，春天的“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太阳的脸也红起来了；“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春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作者用心灵去感受春天的景物，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其中，通过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使景物变得鲜活生动，形象逼真。朱自清先生曾经说过：“‘逼真’等于俗语所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而且活像是真的。”可以说，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达到了化景语为情语很高的艺术境界。应该说好的散文本身就是一首“诗”，抒情散文尤其如此。所谓“诗”，在散文中当指真挚浓郁的情感及情景交融、含蓄蕴藉的意境；所谓“画”，在散文中即指作家精心结构、精心设色、精心描绘出来的生动景观。“诗”与“画”的和谐统一，集中表现在缘情作文，“文中有画”，融情于景，情景交融。情感是散文的生命。无论写景叙事议论，都须有作家真挚浓厚的情感作灵魂，否则技巧再高明，语言再漂亮，也不过是蜡制美人。先生是个感情丰富且细腻的人，其笔下的事物同样也充满感情。在长期的追求中，先生描写的造诣很深，在他笔下，无论是梅雨潭的绿色还是清华园的月光，都写得逼真如画，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而秦淮河的夜景，那六朝脂粉气的遗迹，情景交融，真实而得体。在《绿》一文中，先生在极尽描绘了梅雨潭“醉人的绿”之时，喜爱之情不可抑制，奔腾汹涌着倾泻于笔端，此时最能体现其感情的人称是第二人称“你”，一连用十多个“你”，便把他对绿的深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起到了升华感情的作用。他用语言的丹青点染的风景化比喻丰美，想超拔取胜，将自己内心细腻而真挚的感情合盘托出，如水晶般纯洁通透，似骄阳般温暖人心，像清泉般沁人心田。
三、朴素又创新
“真挚朴实”是朱自清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朱自清为人正直、淳朴，他的文章也散发出率真的气息。朱自清有许多记人记事的作品，大多写亲友的交往，家庭的琐事，这些平凡无奇的小事在朱自清朴实无华的笔下真实感人，催人泪下。比如，《背影》里的父亲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在为“我”买桔子回来过铁道的时候，“他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那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普通的老人的背影，看似平常，但在平常中孕育了深厚的父子情深，多少年了，无人超越，不知道感动了多少做儿女的人。类似的篇章还有很多，它们写的都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人说：“朱自清的文章，„„不大谈哲理，只是谈一点家常琐事，虽是像淡香疏影似的不过几笔，却常能把那真诚的灵魂捧出来给读者看。”这是先生散文的一大重要特点。正如李广田所说“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是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1]”。这在《荷塘月色》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如早春晨曦，如夏日凉风，如晚秋山泉，如寒冬骄阳，给人以无限清新自然的感觉。先生喜欢直接从现实生活取材，写景散文，语言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善于以精雕细刻的工夫，准确、具体地表现描写对象的特点，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正像他在探讨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时所说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
四、口语化程度高
与一般的作家不同，先生是个对汉语颇有研究的作家，对口语体语言的研究，是他语言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记述口语体语言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他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说：“用口语为的是求真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又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效果，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基于对口语体语言的研究，基于对“求真化俗”审美目标的追求，先生创作伊始，便注重北平的方言，以北平话做底子，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成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文学语言的口语化迈进，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堪称典范的独具个性的白话文学语言——“谈话风”的艺术语言，这种语言“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 [2]”，虽说仍系知识分子化的口语，却亲切自然，鲜活上口，幽默风趣，雅俗共赏，这就使得他的散文比起当时一般作家的作品来，拥有更多的读者，缩小了新文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距离，而这正是他高出一般作家的地方，也是他为现代文学，尤其是为现代散文语言的建设所作的开拓性贡献。他对散文创作的基本主张是：提倡写实，要求深入观察生活，崇尚革新。他在好多篇作品里都主张“以文载道”，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这个基础上，他竭力提倡“写实的文学”。他在好多散文中也采用外来句法，如某些复句，也选用古典词语，如某些叠词，但都以符合口语为准则，从中采取有效的表现形式。朱自清主张文章语言要象“行云流水”一般自然，他曾说：“文章如果能达到行云流水的境地，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这种谈话式的抒情方式，也正是他自己散文创作所追求的艺术境界。一位著名散文评论家曾经说：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谈到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朱自清散文的语言文字特色，就在于全写口语。试读他《给亡妇》里的一段文字：
后来你天天发烧，自己还以为南方带来的疟疾。一直瞒着我，明明躺着，听见我的脚步，一骨碌就坐起来。我渐渐有些奇怪，让大夫一瞧，这可糟了，你的一个肺已烂了一个大窟窿了！大夫劝你到西山去静养，你丢不下孩子，又舍不得钱，劝你在家里躺着，你也丢不下那份家务。越看越不行了，这才送你回去。明知凶多吉少，想不到只一个月功夫你就完了。这一段文字，全写的是口语，“谈的是家常话，倾诉、安慰，好象在灯下和家人喁喁细雨。是那样的一往情深。文字老老实实，自自然然，绝无一点矫揉处”。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不同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写口语却是他创作的基本追求。即使他比较注重修辞，被人们认为“不怎么自然”的文字，如《匆匆》、《荷塘月色》、《春》等等，在优美中也含有朴素的风味，而无过分雕琢、涂饰之感，恰恰相反，以口语为基础的各种语言冶于一炉的文字，似乎更别有韵味；朴素常使人感到真实、亲切、自然，足以沁人心脾，这就是他“不自然”的文章却深受读者青睐的原因。
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中又说“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一般最大的缺陷是对于文学所用的语言缺乏研究和努力”，但是朱自清先生“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很可观”。先生的“可观”的成就，突出地体现在“谈话风”的艺术语言的建树方面，这是其散文创作的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也是他对现代散文美学的又一贡献。
五、富于变化的长短句、鲜活生动。
朱自清写作散文，非常注意句式安排。‘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的安排最难。于是想方法省略那三个讨厌的字，例如：‘楼上正中一间大会议厅’，‘楼上正中是——’，‘楼上有——’‘——在楼的正中’，但用第一句，盼望给读者整个印象，或者说更具体的印象。再有，不从景物自身而从游人说，例如“天尽头处偶尔看见一架半架风车”。正因朱自清如此精心安排句式，推敲文字，他的散文语言才呈现出一种“语言的音乐旋律”。《匆匆》里，“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吧：哪又是谁呢?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哪里呢?”这篇散文巾，大部分句子只五六个字，常常形成排比问而不答，飘忽即过。词语的色调也极婉转，轻盈的燕子，婀娜的杨柳，娇艳的桃花。组成一幅多美的画图。“去——来”、“枯——青”、“谢——开”既有词义上的对比，又有音韵平仄上的变化，再加上以“了”“呢”等的语气词缀在句尾，从语言的音乐性上，赋予他的艺术语言以“既能悦目，又可赏心，兼耳底，心底音乐而有之”的美感特征。《看花》里“有些爱花的人，大都只是将花栽在盆里，一盆盆搁在架上：架子横放在院子里。院子照例是小小的，只够放下一个架子，架子上至多搁二十多盆花罢了。有时候院子里依墙筑起一座‘花台’，台上种一株开花的树：也有在院子里地上种的。”
作者围绕“花盆——架子——架子——院子——花盆”的顺序清楚地将一般家庭“爱花”的方式列举出来，层次清楚。又使文章回还往复，音韵之美，自然天成，美不胜收。
六、鲜明的个性特征
首先，先生的全部思想感情、人格，表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了强烈的自尊意识，更是真实而具体，融情入景，极为成功。他用中国知识分了的传统气节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求得自我人格的自洁和自尊。因此，强烈的自尊意义也就充溢流贯于他的一些散文之中。先生的自尊，常常表现为在自我解剖中描画“思想感情中的争斗”，所以真实、诚恳，毫无矫作与伪饰。他敢于肯定思想中积极的东西，敢于否定思想中消极的东西，在肯定和否定，先生为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在拒绝领取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了名，并且在临终前还嘱咐家人“不要买政府配售的美粉”。这些，在他的文章当中都有体现。因此，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赞他“有骨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其次，先生在强化自尊意识的同时，也强化着他的博爱意识。自尊是爱自己，博爱是爱他人。这些先生都盘托出自己一颗多棱的灵魂。
朱自清先生在创建我国民族风格的全新的白话文学中，以其开阔的想象和非凡的驾驭文字的功力所创建的“绘画的美”，对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作风也正影响着当代并将影响着未来。“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去了罢，现在又到哪里呢？”先生的句子永远这么意味深长。是啊，燕子会再来，杨柳会再青，桃花也会再开，而聪明的我们也应该，并且一定会对先生的文章继续探究，并且发扬光大。
总之，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以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为建立中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树立了”白话美文的模范”。学习朱先生的散文，在欣赏品味其情景交融的散文意境、生动绝妙的语言艺术的同时，在取材方面、立意方面、结构方面等对于创新文章无疑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引文: [1]李广田:《〈朱自清选集〉序》[A]第2页,开明书店,1951。[2]叶圣陶:《朱佩弦先生》[J]第267页,《中学生》,1948(9)。参考文献: 陈孝全 : 《朱自清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1年3月一版。廷敬理、徐行编写 :《朱自清散文》（上、中、下）,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1994年8月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