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对策

我国当代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对策（共6篇）

篇1：我国当代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对策

我国当代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对策

一、当代我国存在的行政监督问题 1.行政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

我国的行政监督主体应说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也具有一定的效能，但是我国的行政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存在着行政监督主体多元无序、缺乏核心和专门监督、受制于监督客体等问题，由此导致“虚监”、“弱监”、“漏监”、“难监”等问题。

首先，党对行政机关的领导应体现在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上、国家的重大方针决策上、干部的任免上，而不是越俎代庖，直接干预每一项具体的行政事务。现阶段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党政不分情况，使执政党的外部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类似于行政监督的内部监督，且都附属于行政机关，降低了行政监督的独立性。

其次，国家立法、司法机关是行政监督的主体，但是客观上由于人员编制、财政预算等一系列问题受制于同级行政机关，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因而在监督同级政府时感到力不从心，有畏难情绪。

第三，人民大众在监督中尚有难度，原因有：（1）由于行政权力的单向性，使拥有权力者和不拥有权力者之间不完全平等，即使是在社会主社会，行政权力的主体与客体虽然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但在作用方面也是不同的。（2）由于政府的“暗箱行政”，群众知情权难以保证。事实上，“对透明度的任何限制都只能是特殊的不能是一般化的或制度性的，而且这种限制必须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非特殊情况下，群众对政府行政行为享有不可剥夺的知情权，而知情权又是行使监督权必不可少的基础。

第四，舆论监督中也有一些难点。如缺乏宽松的社会环境，屡屡出现记者被刁难、干扰、威胁甚至被打的情况，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势必影响新闻工作的开展，无法形成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有利监督。

2.行政监督立法滞后

监督形式和渠道虽然很多，但制度安排不够合理。例如，我国现阶段对执法权力的制约，无论是在制约机制的设计上还是运行中。都存在羞明显的缺陷。首先，立法对执法缺乏有效制约，既无财政和人事任免等方面的直接有效控制权。又无审计监督和其他有效手段，无以制约执法过程，致使人大监督缺乏力度；其次，执法权力内部缺少相互制约机制，除了办理刑事案件中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存在一定程序的相互制约以外，其他执法活动都只有本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权力行使的单向监督，执法权力间的平行或交叉双向制约均不存在；再次．执法机构的配置与运行缺乏相互制约，导致为政不廉，工作低效，执法不力，执法效果不佳等。

3.网络舆论监督缺乏效力 目前，我国的行政监督制约机制并非完美无缺。机制自身存在的缺陷或弊端是制约行政监督效能得以充分发挥的首要因素。行政监督主体和部门虽然很多，但缺乏科学的配合与协调，各种监督机关整体合力的发挥不够。我国行政监督的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监督的人民主权原则。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各行政监督主体之问存在着职责交叉难以配合与协调的问题。在我国，除了司法机关、监察机构和纪检机构相互间职权分明和协调密切之外，其他的监督，例如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新闻媒体和公民个人的监督，实际上处于分散化运行的状态。各种监督主体监督权的分散化运用。一方面使其势单力薄，监督能力有限，很难发挥监督体系所蕴畲的最大效力；另一方面，由于各自都有自己的监督机构，不仅造成行政监督机构重叠、监督成本上升和监督资源浪费，而且造成各监督机构分工不清，职责不明，有些问题、有些领域谁也可以监督而又谁也可以不监督。形成许多行政监督的“盲区”

二、解决行政监督的对策

1、提高行政监督机关的独立性

如果行政监督的主体本身受制于行政机关，那么，再美好的行政监督构想也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要加强立法．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各监督主体的权限、职责、地位及活动范围、方式、程序等，惟有如此，才能明确各主体之间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关系，才能建立起切实有效的责任追究制，才能保证行政责任的正确实现和追究。否则，在出现“监督乏力”或“监督真空”时，监督主体的监督责任难以落到实处。因此，监督主体如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应移出行政机关系统，转入国家权力机关系统；法院体制的改革应当割断行政机关可以控制的各种权力关系等等。

2、完善行政法规

第一，加快行政立法进程。加快行政监督立法，重点是加强操作性强、实践迫切需要的、群众千呼万唤尚未出台的《行政监督程序法》、《新闻渤、《监督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第二，修改现有的行政法规，主要是把已过时的已经不再适应当前实际的行政监督法规进行修改和重新公布。把那些运行更好的、效能较高的法规、规章以更高的法律形式加以取代；把那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以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形式固定下来，以确保行政监督的公开、公平、公正。

3、加快监督法律体系建设步伐

加快监督法律体系建设步伐，使行政监督有法可依。一是要加强监督立法研究。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立法机构建设，组织力量认真研究行政法律监督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有关问题。二是国家应当尽快出台统一的《监督法》。制定和颁布一部作为调整和规范监督关系的基本法律(即《监督法》)，是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是解决行政监督乏力的根本措施。三是制定与《监督法》配套的各项单行专门法规，如《监督法实施细则》、《“两错”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行政程序条例》等，在此基础上及时形成较为完备的监督法律体系。在监督法尚未制定前。地方政府人大可以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行政监督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地方行政监督上的一些难以操作的问题，使监督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4、完善政务公开，加强行政透明度

解决行政监督深层次的问题，必须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奠定有效行政监督的制度基础。“暗箱行政”是与现代民主政治背道而驰的，现代民主政治必然要求政务公开，每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利益攸关的政府信息，以便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监督。为此，近年来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严格的确保政务公开的法律。如美国的《情报自由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等，要求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开其除机密以外的文件，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建立财产申报制，公开公务员的财产收入，增加行政工作透明度，保证每个公务员时刻处于严密的社会和舆论监督之下。就我国政务公开现状来讲，尽管科技发展已为政务公开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持，但政务公开的制度尚不完善，主要是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为此，建议制定关于政务公开的基本法律即《政务公开法》，对敢务公开的范围程度、程序规范、内容方式、政府积社会监督机构在政务公开中的权利义务等进行详细的界定。有了《政务公开法》,社会公众及新闻媒体就可以依法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来直接全程参与行政监督活动，实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监督。出台《政务公开法》是全面发挥公民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社会监督作用的长远之计。

5、加强网络舆论监督

传统的行政监督更侧重体系内的监督，强调由有权主体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因为要强调其监督的效力性，因此在许多时候则丧失了时效性，许多行政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互联网信息平台为实现公共监督提供了技术途径，使公民对行政权的监督更容易在公共空间得到充分的表述；有关行政权运作的信息更容易在公共空间交流，在信息传播方面互联网有着传统媒介不具有的快捷性，社会公众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接收到信息并借助一定工具进行传播，比如前面提到的微博；网络能保证社会公众所获得的信息是多元化的，不受政府或主流媒体的控制的，信息也更容易通达到被监督者，更容易被监察机构和司法机构知晓，因此更容易取得监督的实效。总之，要完善传统行政监督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就需要进一步的加强行政权的网络监督，从而实现行政权的良好运行。

篇2：我国当代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对策

从行政监督领域中存在的难题看，我们要实现依法治国的奋斗目标还有相当艰难的 路要走。

1.抽象行政行为的产生过程和产生结果是司法监督的死角。

依法行政指的是国家政府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管 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职责。依法行政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要依据法律符 合法律；二是政府一旦作出违法的行政行为能依法予以纠正；三是应该由政府负责做而政府 不做的失职行为，法律能及时的制裁并给予责任追究。依法行政，强调的是法律在约束行政 行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法的严肃性和法的权威性既体现在政府的行为依据上，又体现在纠 正偏差行政行为的能力上。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要有法律依据，要受到法律的监督，政府违 法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既然抽象行政行为是政府的行政行为，那么，其产生的过程和结果都 有个法律认定的问题。比如，是否遵守了法定的权限和办事程序，是否经过了论证、规划、起草、协商、讨论、协调、审查、审批、备案、公布等等，都应该受到法律监督。

2.司法权和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滞后。

依法行政的“法”指的是由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所形成的全社会都必须普遍遵循的行为准 则。值得研究的是，行政机关自己制定规范，自己执行规范，自己裁决因执行规范而发生的 争议，这种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方式，决定了权力拥有者可以以国家名义强制 被管理者服从，政府官员所从事的行政管理行为拥有对社会财富的支配权。而“一切有权力 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 力”。(〈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3.公众监督权力没有被置于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

公众监督权力是民间的个体的监督政府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具备国家强制力，在监督效 果上无法直接对监督对象的违法后果实行惩治。由于政府的行政权具有强制性和不可控制性，以及司法和执法部门受利益驱使容易产生腐败，使公众的监督权力非常容易流于形式。另 外，公众监督权力在行使的时间上，都是在公共权行使违规后对其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在权 力行使前的预防阶段，行使中的控制阶段，公共权力的拥有者不愿受到监督，公民个人不知 道情况不能监督，知情者看到监督风险太大不敢监督，社会其它监督机构形不成合力无法监 督。

4.行政权力过分集中给政府官员腐败埋下祸根。

行政权的运行采取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机制，在权力运行中“家长制”的现象 十分严重。这种权力运行的异化问题出在权力运用的过程之中：一是在权力的授予环节上，存在着暗箱政务；二是在权力的使用环节上，信息错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积极介入社会资源分配的做法，导致了企业行为的扭曲。当政府 掌握着资源配置生杀大权时，试图谋取某种私利或特权的企业或者个人，其首要任务就不再 是通过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到市场上争取，而是以各种手段去拉拢收买控制资源的政府官员和 部门，通过走捷径去获取利益。

5.行政监察机关的权力行为不受人民司法的监督。

我国的行政监察机关设在政府系统内部，隶属于各级人民政府，独立行使行政监察权，其监 督的功能是：保障功能，从权力运行机制内部去规范和制约被监督者的行为；防范功能，防 止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发生；控制功能，对偏离正轨的行为给予及时制止；揭露惩戒功能，对违法行为按法律规定予以制裁；威慑护善功能，维护、保护、弘扬廉洁奉公行为。但是，监察权的行使不受人民法院司法监督的独立性却弱化了这些功能，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 条第4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行政监察法》第41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项规定，即使由此 引起了行政纠纷，也只能由上一级监察机关或者监察部以复核决定的方式予以最终解决，而 不能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监督的方式解决。这就是说，行政监察机关永远不能成为行政诉讼 的被告。行政权的相对人即使不服行政机关做出的“最终裁决”，也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6.行政权运行的监督机制不健全。

我国的《行政监察法》虽然对监察机关的职责权限、监察程序、法律责任等作了严 格的法律 规定，但是，其规定并没有解决一级政府组织权力的主要行使者受到监督的问题。《行政监 察法》对监察机关的职能规定是只能对本级政府任命的公务员实施监督，本级政府的领导成 员由上级政府的监察机关实施监察，这就形成了权力行使单位的主要领导在本级监察机关眼 里是垂直上级，对其无权行使监察权，他们只能由上级监察部门对其监察。而他们的上级对 其知情的程度和监察的力度却没有硬性规定，这种监督的后果是给行政权滥用留下了空间。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由行政组织外部的异体监督和行政组织内部的同体监督两部分组成。外部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内部有群众的监督、社会舆论 的监督。这些监督打折扣的原因：一是专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客体，缺乏相对独立的权力 和能够与同级或上级组织抗衡的权威；二是监督权处于事后行使，没有进入到权力行使的过 程之中；三是监督主体自身的评价机制不健全，上级行政监督机关对下级行政监督机关缺少 工作政绩的评价机制，一级行政机关发生非法行政的现象，该级的行政监督机关应该受到何 种失职追究不明确。

7.行政权缺乏责任追究的法律规定。

就我国权力运行过程而言，一个比较突出的弊端是权力和责任相分离，对于权力界 限范围，权力行使主体如何对自己的权力行为承担责任、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邓小平指出：“各 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 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 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0.)缺乏责任制的权力运行机制，极易导致权力滥用和权力腐化。在廉政建设中，对腐败 行为的追究基本上只追究当事人，而几乎从不追究当事人的领导责任，只强调领导干部要自 身廉洁自律，而忽视对该组织领导者的责任追究。在用人方面，对违反干部政策，不按规定 行事造成失误的，缺少追究责任的法律依据。对推荐失误，考查失误，任用失误的，难以按 法律处罚。在项目投资方面，资金批出去收不回来却难以依法追究审批者的责任。

8.行政权行使程序违法的现象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国行政程序建设的一大特征就是制度化与法治化特色不明朗，随意行政和恣意 行政现象 严重。”(张正钊，韩大元.比较行政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99-600.)行政程序，指的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开展行政活动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定方式、步骤、顺序以及时限的规则。行政机关和行政权相对人双方对行政程序的认同和遵守是衡量一个 国家行政法治的基本尺度，严格按照程序办事是依法行政的起码要求。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用 权，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其行为给权力滥用留下空间。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 法典，办事程序五花八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人民法院判决撤消或者部分撤消，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这是目前立法形 式明确地将违反法定程序作为认定行政程序违法的标准和依据。但是，《行政诉讼法》颁布 至今14年来的相关资料表明，司法审判实践中未出现过一起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消行 政行为的审判。没有这种案例并不能说明各级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都符合程序规则，相 反，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现象并不鲜见。既然违法，又得不到纠正，原因就在于对行政程序 违法缺乏实质的认定标准，没有法定的标准。

9.透明行政的法规建设滞后。

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经 常保持同 人民的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宪法的规定，为行政公开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人 民把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交给了政府，当然有权了解政府行使权力的质量和过程。现实状况 是，人民的这种知情权缺少法律保障，政府侵害公民知情权的法律界定不明确。

篇3：我国当代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对策

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听证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听证,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听证;而狭义的听证仅指行政听证,是指行政机关以听证会的形式听取当事人意见的程序,是一种正式听取当事人意见的形式。我国《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听证是指“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之前,由行政机关指派专人主持听取案件调查人员和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及其证据进行陈述、质证和辩论的程序”。即通过公开、合理的行政程序实现行政行为的公开、公平、公正,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实现行政管理的公平与公正是行政听证的最高价值与目标追求。

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它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即“任何权力都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该原则是“英国皇家法院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时,要求它们公正行使权力的原则”。它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的程序方面的规则”,“也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1)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他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2)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1](P152)自然公正原则在行政实践上表现为:行政机关决定对当事人产生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能片面认定事实,剥夺对方辩护质证的权利。

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27条第二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些规定是行政听证制度公开、公正、参与原则的宪法依据。

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10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些是我国建立行政听证制度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我国现行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199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前的听证程序,标志着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开端。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制定,使行政听证从具体行政到抽象行政再到行政立法领域的过渡与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特别是依法行政、民主行政、公开行政、公平行政、公正行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我国行政听证制度起步比较晚,主要是借鉴西方的行政听证制度,要在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吸收、发展,加上我国立法制度的缺陷和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我国现行的行政听证制度还存在许多不足。

(一)我国现行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1. 适用范围过窄,且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不能满足现实需要

《行政处罚法》仅规定“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适用行政听证程序。除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会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外,还有其他的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收费、行政给付,即使是行政处罚,未把限制人身自由这一最严厉的行政处罚纳入行政听证范围之内。《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这项规定意味着,行政机关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不适用听证程序。人身自由利益价值高于从事特许行业进行劳动的利益和财产利益,位阶更高的利益却得不到听证这一公正程序的保障,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正的,而且这显然与《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目的和初衷相违背,特别是和设立听证程序的目的和初衷相违背。

《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时适用听证程序。但“较大数额罚款”是多少,由哪些机关作出明确规定,标准是什么,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如:《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暂行规定》第二条对“较大数额罚款”是以行为作为区分标准:“对非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处1000元以上的罚款,对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处30000元以上的罚款,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而1997年10月22日甘肃省人民政府第五十五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规定》也是“对公民处以1000元以上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30000元以上的罚款”。但是笔者认为,上海和甘肃两个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差甚远,所在地区的人们对“较大数额罚款”的概念和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其造成的影响也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所以,必须以该罚款给当事人造成的实际损害程度和当事人对罚款的接受程度为标准,确定一个科学、合理、公平的系数。

2. 听证代表的选任缺乏科学、合理的标准

目前法律上对听证会代表的产生没有作具体的规定,行政机关拥有选择代表的权力。在行政听证实践中,听证代表的选任存在产生方式、遴选标准不明确,听证会代表结构比例严重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可见听证会代表是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聘请的,有的完全由行政机关即听证组织者指定产生的。如2002年9月“兰州市公交车调价听证会”的31名代表全部是由物价局选定的。某些价格听证会对代表的选择不是公开操作,而是行政机关凭其喜好进行“挑兵点将”。“兰州市公交车调价听证会”听证代表,除了5位普通的消费者代表外,其余26位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务员、校长及高级工程师等都是社会高层次人员,而他们大多不是以公交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由这样的听证代表结构组成的听证会到底能听到现实中以公交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普通百姓的多少呼声,究竟能“代表”和反映多少社情民意,让人产生疑问。

3. 行政听证相对人信息不对称

在价格听证上,本来是邀请各方代表对调价理由、必要性、可行性、调价幅度进行充分沟通、交流,对经营方提出的证据进行辩证,使各方利益得到权衡,提高政府制定价格的科学性、全面性、公平性、公正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许多问题。首先,由于业务、技术和主观方面的原因使听证双方在信息把握上不对称。经营方由于对本职业务非常熟悉,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出现故意缩小、屏蔽、隐瞒或歪曲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夸大、虚报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普通百姓往往因业务、技术方面的缺乏,对经营方使用的各种专业术语和各种成本报表难以真正看懂、理解透彻,更别说进行质辩或提出意见。其次,在实践中,听证会拟订的讨论方案不事先公开或太晚公开,有的价格听证组织者直到听证会举行之前的几天才将相关材料交给与会的消费者代表,使其缺乏足够的时间掌握与听证事项有关的信息,没有足够的时间深入查阅、学习和研究各种资料进行成本核算和民意调查,撰写具有高质量的听证发言报告,使普通消费者代表往往无法与经营者就实质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被动接受经营方的调价方案,使长长的听证会变成了没有约束力的“咨询会”和“信息发布会”,未能实现价格听证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如每年春运铁路、公路、民航运输的涨价,电信邮政资费的调整,城市公交、燃气、水电费用和著名景区的价格调整,一般都是“逢听必涨”。

4. 听证主持人产生和管理机制不科学、合理

听证主持人是负责整个听证活活动的组织、调解和控制,使听证活动按照法定程序高效进行的工作人员,在听证过程中,他指挥听证的进行,询问当事人或听证代表,询问证人,安排证据的调查顺序,对妨碍正常听证的人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听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是整个听证活动的核心人物,其独立性和公正性会直接影响听证的进程和实际效果。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第24条第4款规定:“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这一规定说明了我国行政听证程序中调查人员和主持人员采用的是内部职能分离制,初步体现了程序公平和公正,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上的进步。然而该法条对于听证主持人的规定过于简单,听证主持人的法律地位和独立性得不到保障。现行法律规定听证主持人是隶属于该行政机关的,其主要身份是行政机关的内部成员,工资、福利、考核、任免、职务升降都受到该行政机关的控制和行政首长影响,而且任免某次听证会的主持人亦由行政机关“指定”,并未规定严格的任用程序,“由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明显不足,缺乏严谨。对听证主持人和案件调查人员是否为行政机关同一部门的工作人员并未作出明文规定,如果听证主持人和本案调查人员同属一个部门,就很难防止与其单方面接触,即使没有实际的单方面接触也难以保证听证主持人对案件的结果没有某种价值和利益偏好,未能完全实现职能分离的真正功能价值与意义。还有《价格法》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为听证主持人,但是,价格主管部门与国有垄断企业之间常常有联系密切的利益关系,由价格主管部门主持价格听证会很难保证听证结果的公正性。

5. 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缺失

听证笔录是对听证整个过程的全范围记录,其所记载的证据是经过当事人质证和辩论过的,其目和作用就是用其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实现科学行政、合理行政、民主行政、公正行政。

我国最早规定听证制度的《行政处罚法》只对听证笔录作了简单性规定。《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而对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却只字未提。《价格法》第2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同样对价格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也是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导致行政机关对听证笔录的使用上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上容易使听证会只“听”不“用”,形同虚设、摆摆花架子、走走过场,使行政决定有失公平、公正,甚至容易给违法的行政决定披上“合法的外衣”,欺骗当事人和广大人民群众。

我国《立法法》第58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但是,就我国的立法情况而言,我国行政立法程序中一般性的征求各方意见,可由行政机关视情况自行决定,无论是否采取听证或采取听证了但是否参考、采纳听证笔录均不影响立法活动的效力。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们尚未真正建立起对行政立法行为的听证法律制度。

(二)我国现行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1.“重实体,轻程序”的落后法制观念

在过去的行政行为上,只注重行政权的实现,而不管行政行为在程序上的合法性,一味地追求行政行为的效率性而忽视其公正性,对行政程序、行政效率的影响有太多的偏见与误解,未对行政程序的核心价值和实际效益充分地理解。

2. 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特别是行政听证程序法律规范和体系

虽然国务院和各部委对行政听证制定了一些规定和实施办法,但是这些规范缺乏统一的标准,过于笼统,不够详细,不利于有效实施,难以真正发挥行政听证的价值和作用。

3. 行政听证形同虚设

长期的形式主义思想和缺乏对行政听证的有效监督机制,使行政听证在实施过程中只是走过场,摆花架子。

通过以上对我国现行行政听证制度的考察分析,可知我国现行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其原因包括传统思想、现行立法、监督体制等。

三、完善我国听证制度的对策

面对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为保障行政行为中的公平与公正,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落实依法治国战略,发扬民主正义精神,使我国行政听证制度更能满足现实需要,真正充分体现其价值和作用,需对我国行政听证制度不断进行完善,笔者提出如下对策。

(一)明确规定行政听证范围及其标准

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对行政听证制度的规定采用的是单行分散立法的模式,听证程序的规定比较笼统,不够明确、具体,没有较强的标准性和可操作性。笔者认为,一方面在我国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有必要对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作明确的规定,明确适用听证和不适用听证的标准和范围,使其周边的界限明显清晰。另一方面,考虑行政管理事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某些特殊、重要的行政事务在单行法上加以规定,如《行政许可法》、《土地管理法》等,形成一个以行政程序法为核心,以各单行法典为基础的行政听证法律制度。

具体来说:第一,将《行政处罚法》“行政拘留”纳入行政听证范围,因为行政拘留是限制人身自由,在行政处罚中是最为严厉的,对相对人的影响也最为严重。第二,根据地区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对“较大数额罚款”进行科学合理确定,并确定相应系数,各地依照进行;将没收的较大数额的“非法收得”、“非法财物”纳入听证范围。第三,将行政征收、行政征用特别是行政补偿纳入听证范围。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听证代表选任机制,平衡听证相对人信息资源和听证地位

首先,建立科学合理的听证会代表产生机制,明确产生方式、遴选标准、结构比例,使听证代表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笔者建议,选任代表的权力不应只由行政机关独自掌控,而由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和第三方(如司法部门)共同拥有,三方各有一定的提名权限和提名名额。其次,平衡行政听证当事人双方的信息资源和地位,比如,在价格听证上要求行政机关对价格调整的必要性、科学性、合理性进行明确、详细的说明,尽量使用普通听证代表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语言,提前将听证议案及其相关的重要问题告知听证代表,使其具有足够的时间对听证议案进行阅览分析、调查取证、撰写听证发言提纲,使行政听证相对人双方具有对等的信息资源和地位,使相对人的主张和异议得到充分的表达,使各种各方利益可以得到充分的权衡,实现行政听证的真正目的和宗旨。

(三)完善行政听证主持人制度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第4款规定:“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这一规定说明了我国行政听证程序中调查人员和主持人员实行内部职位分离制度,但是要保证听证主持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公正,尚未能实现。美国在保证职能分离的原则的真正落实方面,值得称赞。美国对听证主持人由具有专有名称的“审查官”到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听证审查官”再到1978年国会给予承认的“行政法官”,听证主持人名称的演变反映了其地位日渐独立、日渐脱离行政机关的控制的过程。行政法官的薪酬、任免不受行政首长的掌控,实行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确保其公平、公正地进行听证主持,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在我国应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稳定的听证主持人队伍,要求听证主持人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和若干年以上的行政管理工作经验,并具有一定的主持技能,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资格证书,然后与其所在的行政机关脱钩,由各级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局对本地区的行政听证人员进行统一管理、监督。每一次具体的行政听证主持人由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共同选定,而且该行政听证主持人在该次行政听证主持的整个过程接受所在人大和法制局的监督、考核。

(四)坚持“案卷排他性原则”,确定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

行政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是听证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能否真正达到行政听证目的和作用的本质问题,是关系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的根本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表现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听证笔录对行政机关决定具有一定约束力,行政机关应斟酌参考听证笔录再作出行政决定,但行政机关并不是必须要以听证笔录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德国、韩国、日本、瑞士等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属于这种模式。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69条第一款规定:“官署应斟酌全部程序的结果,决定之。”韩国《行政程序法》第35条第5项规定:“行政机关充分讨论听证笔录及其相关资料后,若认为决定有相当理由,应在处分时,积极放映听证结果。”另一种是听证笔录是行政机关作出决定时的唯一依据,这以美国为代表。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将听证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所谓正式听证即法律要求的必须在听证会之后,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决定的程序,这就是美国行政听证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则”,又叫“唯一专有记录”[2](P169)。所谓“案卷排他性原则”就是指行政机关按照正式听证程序作出的行政决定只能以案卷为根据,不能以案卷以外、没有经过听证、以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和材料为依据,否则行政决定无效。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正式听证的核心和生命线,我国应该坚持和完善这一听证生命线。值得肯定的是,我国2003年12月(下转第71页)(上接第75页)出台的《行政许可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应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行政听证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则”。然而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盖章。”并未明确说明行政决定要以行政听证笔录为依据,《行政许可法》也未对行政听证的笔录的法律效力进行明确说明,听证笔录的效力没有得到真正的保证和体现,所以应该加以补充和完善。第二,要对听证笔录的标准进行规范,如听证笔录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标准格式等进行详细规定,以保证听证笔录的真实性、全面性和权威性。

摘要：行政听证是行政程序的核心,是实现法治行政、民主行政、正义行政的关键。文章通过简述我国目前的行政听证制度,分析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探寻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行政听证制度,问题,成因,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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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惠基.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8]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篇4：我国当代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对策

关键词：行政执法；监督；分析；对策

一、行政执法监督的含义、特征及作用

（一）行政执法监督的含义

广义的行政执法监督包括司法机关、监察机关、媒体舆论等多方面的监督，狭义的行政执法监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内设的负有监督职责的部门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是否符合行政法律规范进行监察与督促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的活动，本文研究重点在后者。

二、当前我国行政执法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行政执法监督的现状仍然不乐观，特别是在食品安全管理、价格管理、旅游市场管理、城市管理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领域的行政执法监督明显不到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监督人员素质不高，制约监督效果。一些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督人员理论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不高、思想素质不到位，存在“外行监督内行”现象以及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监督不当等，制约了行政监督的效果。

（二）主动监督有所弱化。个别执法部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从本地区、本部门利益出发开展执法活动，把执法职权作为生财的“后盾”，出现“有利乱作为，无利不作为”的状况，内设的监督部门也不可避免地如同虚设，只有被媒体曝光后才启动问责。

（三）责任追究力度不够。一些执法单位的问责多数仅停留在绩效考核、通报批评等内部处理上，惩处力度不大，存在以教代罚甚至以罚代刑，“乌纱帽”、“铁饭碗”很少触动，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违法的成本低，风险小。

（四）监督主体独立性不够，制约监督效果。作为行政监督的重要力量，行政机关内设的行政监督部门不独立，甚至与执法部门受同一领导分管且存在机构规格低、人员少等现象，导致监督工作监督缺乏力度。

（五）缺乏事前预防。监督工作的重点偏重于追惩性、补救性的事后监督，没有把事前预防作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目标，造成被动的不利局面。

三、我国行政监督存在问题的对策分析

从现实情况看，解决以上行政执法监督问题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加强立法建设

国家层面要加快行政监督立法，制定统一的执法监督法律或行政法规，重点是操作性强、实践迫切需要的《行政监督程序法》，以立法形式明确监督主体的权限、职责、地位及活动范围、方式、程序等；同时，地方政府人大可以以地方法规形式完善《监督法实细则》等，使行政执法监督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避免监督无据、监督随意、监督不力问题。

（二）提高行政监督机关的独立性

各级政府通过探索建立执法监督部门（或法制员）委派制或派驻制方式，将从属于行政执法机关内部的监督主体相对独立起来，在人事、财政上由上级政府任命和解决，由上级政府统一考核并对上一级政府负责，以解决同级监督部门不敢监督、不好监督的问题。

（三）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

将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新形势下各级政府机关探索和完善行政权力规范运作与强化监督机制的着力点。

一是确定每个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的职责权限、执法标准、工作程序、工作制度以及保障实施的措施，明确每个工作节点所对应的各项质量标准、时限要求、监督内容等，同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办理、谁负责”的原则，确立执法单位主要负责人为依法行政的第一责任人，将执法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

二是完善执法责任考核评议机制。科学设定评议考核体系内容和考核的量化标准，如执法队伍能力标准、行政执法投诉率、败诉率等量化指标，通过评议考核，全面、客观、公正评价行政执法主体及其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全过程，达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惩处违法违纪行为、监督执法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严格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水平。

三是落实行政执法公开明示制度。将各项行政执法活动以及违反公开明示规范的责任追究等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开明示，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达到防止腐败，杜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情代法，徇私枉法等“人治”现象。

四是完善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执法行为过程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造成行政执法行为违法或产生社会不良的，直接责任人员和直接主管人员应明确承担的行政责任，实现行政执法从“权力行政”到“责任行政”的提升。

（四）落实重大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和备案制度

通过落实事前审查和事后备案制度将监督关口前移。一方面，监督部门对执法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前进行合法性和适当性审查并提出意见。另一方面，落实备案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在重大行政决定作出后及时报上一级政府法制部门备案，主动接受执法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侵权和行政争议案件的发生。

总之，只有强化监督机构自身建设，完善执法监督理论体系，落实具体实施保障制度，才能更好发挥行政执法监督在规范行政执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温龙行.我国行政监督的疏漏及其对策[J]，政法论坛.2003（1）：04-05

[2]薛瑞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2）：22-25

[3]宋佳蔓，现阶段我国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长春大学学报，2004

篇5：我国当代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对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新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为之努力奋斗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也是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根本要求。能否全面贯彻依法行政，是直接关系到我国法治国家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问题。无可否认，经过近些年来的努力，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逐步走上正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行政不断暴露出一些缺陷和不足，还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依法行政进程和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因此，研究和解决当前我国依法行政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依法行政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法制建设特别是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依法行政的观念日益深人人心，政府依法行政的状况不断改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立法力度，为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20多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职能迅速转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上来，为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在行政执法方面，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真正做到有法必依。特别是近年来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实行收支两条线，罚款与罚没财物全部上缴财政；在行政执法的一些领域，如城市管理等进行了相对集中的行政执法权试点，减少了职责交叉造成的乱执法现象；减少事前审批和发证，加强事后监督检查，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加强行政执法程序的制度建设，推进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化；采取考试录用行政执法人员的办法，提高了行政执法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等。

在行政执法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行政执法监督体系也不断完善。国家颁布了许多有关行政执法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了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机制。在行政机关外部实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在行政机关内部，实行审计、监察等专门机关监督、上级对下级监督，还有对抽象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法规规章备案制度和对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行政复议制度以及执法监督检查制度。不少地方还建立了行政执法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行为备案审查制度等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开始从不同角度对行政执法予以监督。

然而，我们在肯定行政法制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不可否认，在现阶段的依法行政活动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缺陷和不足，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立法的不规范和不完善

依法行政的前提和依据是要有健全和完善的行政法律体系。我国目前行政立法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一是行政立法不规范。尽管我国二十多年来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但行政立法仍然很不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做到依法行政，必须限制行政机关的自我立法，减少地方立法。由于行政立法权在“依法行政”口号下日益膨胀，加上行政立法法治监控机制的残缺，行政立法显露出架空、取代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危险倾向，因而行政法律规范急剧增多；行政法律粗疏，由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规章补充、细化，甚至取而代之，这就难免形成行政执法机关为自己制造执法依据的不正常现象，出现了政府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又是市场中的“运动员”和“裁判员”。二是行政立法不完善。一些领域还没有相应的行政法律、法规来加以调整，致使法律出现了一些空白地带，特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的一些法律、法规尚未出台，以至于行政机关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严重影响了依法行政。

（二)行政执法机构不健全。职责不清

首先，行政执法机构不健全，行政执法机关设置不完善。有的法律、法规规定应该设立的机构没有设置，不该设置的机构、部门又到处设置，致使行政机构重叠、部门林立，层次过多，而机构臃肿又导致人浮于事、运转不灵，出现工作上互相推诿扯皮、官僚主义以及沉重的财政负担等弊端。其次，行政执法机构之间权限不明，职责不清。在我国的执法体制中，长期存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限不分的弊端。行政职能与企业职能合而为一，管理权、经营权与行政处罚权集于一身，这样很难做到自己监督自己和公正执法。这样的后果是，好管的、有利可图的，各执法部门都要争着管，出现行政执法的“密集地带”；不好管的、责任大的、无利可图的，各部门都不去管，互相推诿，出现了行政执法的“空白地带”。(三)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否则就会被滥用。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行政系统内外结合的监督体系，有党的监督、人大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专门机关以及上下级的监督，还有民主党派、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但这些监督却没有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并未真正促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腐败现象依然严重，行政侵权、越权、违法事件时有发生，阻碍了依法治国建设的进程。目前我国行政执法监督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政监督立法残缺。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行政监督法》及与其配套的法规、规章来统一规范行政监督主体与客体的权利和义务、程序和时效及法律责任，我国一些有关法律法规或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或职权重叠交叉而使有关监督主体互相推诿，监督不力。二是执法监督机制不尽合理。不少监督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地位低、权力小、权威性差。监督工作未能切实做到经常化、制度化，靠搞突击检查，未建立并认真实行监督责任制，当出现执法违法行为时相互推诿、无人追查。三是社会监督、民主监督的力度不够。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往往因经费不足、实际法律地位低等原因不能或不敢去行使监督权。在西方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舆论监督，也因种种原因而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监督职能。

(四)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低、数量少

法律需要有人去实施、去操作，而依法行政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日趋专业化、复杂化，因此对执法人员的要求很高，不仅要具有较强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要有较高的法律素质。目前行政人员的分布极不合理，较高素质的行政人员主要集中在高层行政机关，而基层行政机关的行政人员不仅文化素质低，而且法律意识淡薄。行政人员素质的低下，在执法中往往会出现重视权力和局部利益，忽视执法责任和义务；不依程序执法、随意性大；野蛮执法、滥用职权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我国执法人员的数量少，而行政执法范围广、数量大，任务繁重，这也直接影响到行政执法的数量和质量。一些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顶岗执法，既严重影响行政执法机关的形象，又增加了执法的成本。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不仅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低，而且严重。

(五)依法行政的保障制度不健全

授权不充分是保障不力的重要表现，也是导致权责不对称的重要因素。依法行政的成本应该由国家来解决，不能由行政机关自行解决。而目前的情况是不少执法单位实行“自费执法”，即实行自收自支，以收费和罚没收入作为经费来源，甚至有的地方政府给执法部门分配罚款任务，有些单位将罚款与执法人员收入和奖金挂钩。对行政执法人员的人身保障制度也不健全。在依法行政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遭到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对侵犯执法人员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不严格、不具体，以致在很多情况下严重影响了依法行政的顺利开展。

二、全面推进我国依法行政的主要措施

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依法行政顺利发展和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如期实现，必须下苦工夫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解决当前依法行政存在的突出问题，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一)加强和完善行政立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1．加快立法步伐，改变执法依据不完备状况。首先要加快制定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把国家的有关政策尽快上升为法律法规，使政策法律化，从而避免因无法可依造成的行政执法职能混乱；其次要改变实施细则滞后、法规不配套的现象；再次要加快制定和完善行政执法本身的法律规范。

2．改进立法工作，增强执法依据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执法依据的规定要明确、具体、可行，要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适应，要处理好职能、权利和义务、责任的关系，加强对违法行为制裁的力度。

(二)改革行政执法体制，为行政执法提供有利条件

我国目前依法行政存在的诸多问题和我国行政执法体制不科学、不合理有很大关系，因此必须从改革行政执法体制人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学的行政执法体制。我国行政执法体制问题的核心在于行政执法的机构设置和权力配置，当前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明确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清理和整顿行政执法机构。健全行政执法体制首要的事情就是要有合理科学的机构设置。第一，行政执法机构设置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无须要求上下对口，整齐划一；第二，规定行政执法机构限额、各级人员编制总额和各部门编制人数，规定机构层次，减少运转环节。对于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人员，要坚决将其清理出行政执法队伍；第三，实现行政执法体制的法律化、制度化，真正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调整行政执法权的配置，从横向适当集中行政执法权，从纵向适当分解行政执法权。

(三)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强化行政执法的监督

1．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首先，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实行执法与执法监督的职能分离，组建专门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专门监督机构实行垂直领导体制，改变其对同级行政机关的依附地位，使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赋予其较高的地位和权威，使监督机关不受同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的干扰，独立开展工作。其次，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的各种具体制度。包括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及持证执法制度、行政执法督查制度、行政执法统计制度等。再次，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和行政执法监督队伍。2．强化行政执法的外部监督机制。一是加强和改善人大监督，确保人大监督的权威性。监督一府两院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能。可在人大常委会中设立专门负责行政执法监督的机构，为人大监督职能的落实提供组织上的保证，以确保人大监督行政执法工作的经常性和有效性。该机构应对行政执法中的重大个案事项直接进行监督，同时解决各监督主体在行政执法监督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强化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自上而下垂直的司法系统，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加大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和范围。三是加强舆论监督。要建立完备、合理的新闻法律制度，加快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立法，扩大新闻舆论监督的范围，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增强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和实效性。四是加强群众监督。让群众参与领导干部的公选，群众意见应占任免干部决定权的相当分量，多数群众不满意不能任命。

(四)加强依法行政法律制度保障，确保执法人员人身、财产安全

如前所述，授权不充分是保障不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授权不充分往往出现下列两种情况：一是国家行政机关在其决定得不到切实执行甚至束手无策时，只有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效率。二是国家行政机关在采取行政强制执法措施时无法可依，往往容易侵犯公民的正当权益，并且国家利益有时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国家应得的收入无法上缴国库。因此，可以通过制定《行政强制法》来解决上述问题。拟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应增加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限，扩大行政强制执行范围，设立必要的法律监督制度，以利于行政执法主体准确执法。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自费执法”，可以通过加强对行政处罚行为的财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尤其是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设机构在监督行政执法主体行政处罚中的重要作用。在依法行政过程中还存在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对行政执法人员的人身、财产保障制度不健全。这就要求加大对威胁行政执法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使行政执法人员能够放心大胆地投入工作，积极主动地提高依法行政的积极性。(五)强化法制教育。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识

依法行政的深刻内涵是法律高于行政，具体地说是行政权力要依法设定，即行政组织与职权必须由《宪法》和法律设定。任何行政活动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不能违反、超越《宪法》和法律，或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事务时，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行政权的行使不得侵犯或损害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没有《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行政机关不得限制、剥夺公民的权利，不得增加公民的特定义务，也不得为任何特定的人设定权利或免除特定的义务。因此，依法行政的本质是要求行政机关培养法律高于行政的行政执法意识。这需要不断加强宣传教育，要将法律知识作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考核的重要内容，做到学法日常化、培训制度化、考核经常化。对行政执法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地强化严格依法办事的教育，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政权受制于法律规定、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观念。

（六)加强队伍建设，建立高效率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1．要坚持不懈地抓好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思想道德教育，不断增强法治意识，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正确处理好严格行政执法和自由裁量权的关系，坚持合理性原则，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2．要更新行政执法理念。首先要树立社会主义的人民主权观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权力高于一切，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依法治国的出发点和归宿，树立社会主义的人民主权观念；其次要大力宣传公民权利本位的思想。现代法治是以制约权力和保障权利为核心，公民是权利的主张者和维护者，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公民享有更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最后抛弃群众运动式的执法思维。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限制部门权力扩张为核心，充分发挥法律规范性、稳定性等效能，克服政策抽象性、随意性的缺陷，将社会管理、经济调控的活动由政策型向法律型转变。进一步限制、减少并最终取消各种行政执法中的群众运动式的做法，充分赋予并发挥行政职能部门的日常管理和执法的规范性操作的作用。

篇6：我国当代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对策

【摘 要】行政监督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保证行政管理活动正常运行的必要手段，是行政管理活动取得成效和行政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和关键因素，它对国家的法律、法规的正确贯彻实施和维护党的方针、政策，惩治腐败，促进政府机关的廉政勤政建设，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行政监督体制存在着多种问题，没能完全地、充分地发挥出行政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监督体制，更好的发挥其积极作用，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

【关键词】行政监督体制 现状 问题 完善 建议

一、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

行政监督这一概念，多年来一直是学界所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如何定义行政监督，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解，例如美国学者古德诺曾在《政治与行政》中提出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的著名论断，其将行政从政治中脱离出来后，从此人们逐渐认识到对于行政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论述[1]；美国著名行政学家马歇尔·E·狄莫克认为，行政监督是行政机构中某些人对另一些人进行指导的工作，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并且帮助他们去做；另一位美国学者凡德色尔认为监督系发动行政人员在最有效的情况下同心协力完成组织所担负的任务[2]。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认识到，“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3]因此，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着手从制度与实践两个层面建设行政监督体制。通过多年的努力，如今我国已拥有了中国特色的行政监督体制，该体制是由外部行政监督和内部行政监督构成的。

外部行政监督是指行政机关以外的监督主体，为保证行政工作的正确性、合法性及社会效益而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我国外部行政监督系统，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各民主党派的政党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监督和人民群众、社会团体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外部监督是内部监督的补充，有利于行政监督的完善及自我弥补。

内部行政监督，是在行政组织内部建立的系统有效的自我监督。我国内部行政监督系统，包括国家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行政监察机关的专门监督和审计机关的特种监督。内部行政监督是行政组织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其主要工作和目的是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制度，内部行政监督是外部行政监督实现的有效条件。尽管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完整的内外双层的行政监督体制，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现实中，由于整个监督体系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并且监督体系庞大杂乱，行政监督体制还存在一系列的难题、问题，“难监”、“漏监”、“虚监”的现象还大量存在。

二、我国现行行政监督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虽然非常符合我国国情, 但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现行的监督体制也暴露了一系列的缺陷和不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行政监督体系整体功能不强。

通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依然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多元化的行政监督体系。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政府机关内外监督之间存在一定的摩擦，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理顺，监督主体之间各自的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不够明确具体，相互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因此，在工作实践中往往各自为战，不能做到运行高效、分工合理、协调互动、严密有序的方针，往往使监督工作不能顺利的进行或完成。

（二）监督机构缺乏独立性。

“任何权力制约机制的有效运行都毫无例外地取决于其地位的独立，独立性是行政监督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 [4]在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中，缺乏合理的制约机制去约束监督机关和行政机关，监督更是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必要的独立性。首先，监督主体在监督实践中的实际权力较弱。例如，人大对法律的监督，理论上拥有的权力与现实中实际拥有的权力相差甚大。同时，政党监督、行政机关专门监督、司法监督也存在同样的在现实中权力弱化的现象。其次，监督机构的工作环境不够独立。监督部门的负责人一般是由同级党委或政府部门任免，因此同级党委或政府的主要领导不仅能在经济上控制监督部门，而且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干预监督部门的工作，致使监督部门形同虚设。

（三）行政监督缺少法律法规的引导。

行政监督的无法可依，使行政监督缺少必要的指导性依据，导致了监督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因此，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是建立和完善行政监督机制的前提和保证。特别是在我国现行行政监督漏洞百出，行政监督的法律法规又比较匮乏，有些领域甚至还是空白的情况下，建立一整套有关行政监督的法律法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偏重事后监督，缺少监督的预防。

依据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实施监督的阶段不同，行政监督可以划分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三个阶段。然而，在实践中我国的行政监督却是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往往是采取“亡羊补牢”式的监督，忽略了对行政机关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和对其在实施过程中的控制，导致了大量的行政行为的偏错，而监督机构又忙于“纠错纠偏”，这种循环往复的结果就是监督机关的被动消极监督。因此，在行政监督中应当及时有效地发现并纠正行政决策与执行中的错误和偏差，促进行政目标的实现，行政监督应该以“防患于未然”为主，同时加强行政过程中的控制，使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三位一体，提高监督效能。

（五）对行政人员的道德监督机制不健全。

监督主体的素质与监督工作的效果和质量有着紧密的联系。当前，我国处于一个比较极端的功利主义社会时期，监督人员的素质一旦受到功利主义的侵入，往往就会出现腐败的现象。而目前就我国监督主体的道德监督上还没有一个良好的机制能够来对其进行限制或者约束。对行政道德的理解仅限于几条职业公德规范，甚至和行政法规混为一谈，道德监督成了法律监督的辅佐。因此，在探讨监督体制问题时，不能只顾着解决外部监督系统和内部监督系统存在的问题，建立道德监督机构同样也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健全和完善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建议

（一）建立行政监督体系的协调机制，增强行政监督的整合力。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前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列为“加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四项内容之一[5]。而在上文中我们也谈到行政监督体系的不协调以及没有协作的法规等问题。因此，要使各系统的监督主体协调一致，互相配合，形成合力，就必须要建立内部与外部监督体系的协调机制。尉健行同志曾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集中力量查办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要加强同经济管理和监督部门的联系，加大对重点经济领域监督检查的力度，通过执法监察、专项检查和巡视等各种方式，主动发现大案要案线索。要健全查办大案要案的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协调小组的工作。各级纪检、法院、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部门要紧密配合，形成查办案件的整体合力。” [6]而要做到建立行政监督体系的协调机制，就应采取以下方法：首先，要确立行政监督权力机关的核心地位。其次，建立相互协作的制度，使各监督主体之间能够做到克服实际存在的相互封锁、排斥等错误倾向，达到相互相互配合的目的。最后，建立一个综合性协调机构，负责进行总体把握以及具体指导，从而达到综合协调的效果。

（二）加强行政监督立法。

有法可依可以对行政监督起到指导作用，也是实行行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通过立法来完善和明确监督主体的各自权限、地位、职责及活动的方式、程序和范围等。要明确规定立法监督、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三项内容,并把执法监督和守法监督作为重点。目前，我国的行政监督没有很完善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无法为行政监督提供一个系统的指导方针，因此，只有加快建设行政监督的立法规定，才能避免或者减少监督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根据我国现状、我国国情及行政监督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情况来看，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具有严密的、有高度可行性、具有专门的监督法律、法规的制度体系。特别要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可操作性，这是一个制度能否真正被运用于现实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只有有了一个完整有效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行政监督的正确实施和有效运行。

（三）增强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监督主体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就是要求监督客体切实处于监督主体的监督之下，并且监督主体的监督活动不受监督客体的直接制约和干扰，以保证监督主体能充分行使监督权。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的内部监督。然而实践证明，双重领导的内部监督体制由于监督主体的地位不高，很难容易受到人情世故的影响，易导致监督效力弱化。而建立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外部监督体系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因此，必须重视加强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相互协作关系，要重视创新行政监察部门的职权。

（四）注重事前的预防和事中的监督。

“预防往往必打击更为重要。”注意加强行政监督的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有利于改变我国长久以来的偏重于事后惩罚性的监督方式，有利于改变现行的监督体制事后“亡羊补牢” 的做法。在实际的监督活动中，应当以“防患于未然”与加强事中行政行为的控制为主要任务，从而改变行政监督的消极被动的局面。而且，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提高行政监督的效率及效果。

（五）注重行政监督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培养。

行政监督人员是行政监督的直接实施者，也是行政监督体系中最主要的主体，因此，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对提高行政监督效是成正比的。作为行政监督人员不仅要拥有过硬的业务水平、还要拥有较高的道德素养，不仅要不断的接受业务培训，还要积极地加强思想道德的修养，从而达到内外兼修的层次，成为一个具有高尚的行政伦理精神且拥有超高业务水平的行政监督人员。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要行政监督人员完全依靠道德素质发挥行政监督的作用，而是要学习古代检察制度的“教之以礼，裁之以法”的监督思想，做到提高业务水平与道德素养的同时，更进一步的完善法律制度，使自律与他律有效结合，从而形成有机的统一体，使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能够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