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共8篇）

篇1：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问题：

根据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数据分析，当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设计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主要包含生活压力感、生活安全感、社会稳定感、风险认知、幸福感等，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包含个体或群众对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对社会行为、矛盾和冲突的应对策略和人际沟通模式等。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感受的生活压力感明显增大，尤其近两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走高，影响到了许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的购买，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其次生活安全感方面，由于受到几乎存在于中国整个奶业的三聚氰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居民民众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担忧，导致了居民评价的各项安全感基本上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市民对社会信任得分仅为62.90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极低信任”的最下限。两年来国家统计局2010年11月11日数据

本文所说的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正因如此，“民意”、“民心” 的重要性总是作为执政者的行政基础不断被提及。可以说，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要构建和谐社会，没有和谐的社会心态是不可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心态中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设法引导。

一、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通常把社会心态分为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策略，但实际上这些内容时刻是融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目前社会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社会心态问题。

（一）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4月在全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但54.8%的居民表示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一般”，仅有14.2%的人表示难以承受。2010年10月中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再次进行了类似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分别有49.8%、40.5%和47.7%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或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方面。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已趋终结，而填补单位社会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二）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最担心食品安全的比例为72%，担心社会治安的比例为67%，担心医疗安全的55%，担心交通安全的51%，担心环境安全占39%。

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2010年1—10月全国发生矿难22起，死亡人数456人，仅3月份就发生5起，每期最高死亡46人，最低死亡10人，共死亡111人。

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三）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的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等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等的遵从。

虽然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与其说现代社会存在着信任危机，不如说当前社会存在社会信任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社会信任不断降低与社会信任重建艰难。信任可分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两大类，水平信任是指对周围他人的信任, 比如人际信任，垂直信任是指对层级机构或领导者的信任。第一个困境可以看做水平信任的问题。

社会信任的第二个困境是民主和信任的矛盾。这是关于垂直信任的问题。沃伦指出，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这说明，信任和民主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垂直信任高低的优劣。

研究者发现, 信任在个人、组织等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转移, 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层级化社会组织的信任, 比如对各级政府机构和管理者权威的信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组织机构某些工作人员、公共权力机关某些权威的不信任也可能转化为对于机构、行业、组织和政治的不信任。

社会信任重建是全社会的事，既包含了水平信任的重建，也包括了垂直信任的重建。在一定意义上，垂直信任的重建更为关键，直接影响到水平信任的建立。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交易将无法进行。

（四）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2010年8月的调查中，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认为自己“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为59.2%，两项相加得到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的居民比例为74.2%； 13.6%的人选择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说不清”；但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五）底层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极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相对剧烈，社会阶层的差距也逐渐拉大。然而，多年来，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变化很小，居民的阶层认同偏低，多数人自我认同为中等和中下等。我们要警惕底层认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2007年一位记者要写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个月时间采访了50位他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甚至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认为。多年来的调查都是类似的结果，好像这种阶层认同已经定型化，阶层认同一直偏低，出现了较大比例的底层认同。

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低有关，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流动机会越来越难，而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在预期与现实的距离长期得不到拉近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体会到一种人生的“挫败感”。

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3日，短短50天时间国内接连发生6起针对幼儿园或小学学生的恶性凶杀案件。这些血案的凶手的行为都属于报复性的攻击行为，也就是具有受挫经历的人在一些刺激因素激发下采取攻击他人的行动。除了警惕产生“挫败感”后的极端行为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惨案后的社会反应，许多人流露出对于行凶者的理解和同情，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把孩子作为报复对象，而应该针对贪官。这种同情心态的出现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相同的“挫败感”有关。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更容易同情有挫败经历的人。

共同的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的群体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桑斯坦认为，“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也就是说，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倾向，造成明显的一边倒，加强原来的态度强度，可能出现风险性更大的决定。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无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逐渐失控的。

（六）群体性怨恨可能成为社会情绪“我爸是李刚”，这是2010年最触犯众怒的一句话，这个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这种“群体性怨恨”是“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的反映。

近年来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存在几个指向对象，一是对于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是“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公共权力机关。

在最近山西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的案件中，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2009 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案件一发生民众就表达了对司法机关的不满。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投射出的社会心态更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用个人的不满解读发生的事件，表达出对于司法部门、公共权力机关的不满情绪，形成群体性怨恨。

群体性怨恨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个人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等因素密切有关。调查中发现，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其次是义务教育，而城乡之间的待遇被认为是最不公平的。除“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间。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的正是对于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

一些现象被解读为“仇富心理”，但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态”。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列入富豪榜的人受到明星一样的追捧。也就是说，民众的怨恨针对的是富人的不良行为。

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化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七）利他行为的主动性、习惯性不足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的灾难让民众看到了许多感人的助人故事，但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昆明、青岛、南京、北京等地区的“血荒”却拷问了我们社会的利他行为和鼓励利他行为的机制。

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特点，一是大事件激发下的利他行为踊跃，二是经过组织的利他行为仍然是多数，也就是利他行为缺乏主动性。

社会的慈善观念还需要逐步树立，鼓励利他行为的社会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建立，社会存在一些不良的风气有待消除。我们看到民众对于一些富人、名人、企业捐赠金额表达不满；把慈善仅看成是富人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的自我排除现象大量存在；一些企业的慈善行为成为一种表演和形象推广；甚至出现所谓的“诈捐”……

（八）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暴露，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

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调查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上访策略，即“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别为33.5%和29.2%。采用上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比例为26%。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和0.1%。

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原因：

1.文化断裂与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断裂，西方文化与部分西方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譬如体现在“家庭与婚姻观念”和“中西方节日特别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观念”等等，使许多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陷入了一种“纠结”和“无所适从”的境地之中。

2.当代中国之发展：当代中国之发展日新月异、成效显著，然而，飞速发展的背后难掩其问题重重：诸如发展不平衡（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发展模式单一和不稳定；发展中急功近利之思想盛行；社会竞争不公平、激烈和失业率高等。在这样的一种大社会环境中，许多年轻人特别是身处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总难免产生迷茫和担忧的情绪，然拘于当下社会和大学之现状却又多少无可奈何，这样“对当下状况之不满，对未来生活之迷茫”的现状让他们多了焦虑、浮躁，少了冷静、憧憬。

3.个人因素：当下中国社会，人民物质生活已非常丰富，然这些丰富的物质对许多青年人特别是像如今许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而言却成了对他们的极大的诱惑，他们往往溺于享受和消遣这些新奇的事物，这方面的事例诸如“网瘾”、“网恋”等等不甚枚举。最终，他们耽搁了自己的学业，缺失了对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和照看，而出现了对当下生活的浮躁和对未

来生活的焦虑等等不良心态。归根结底，则是这些人缺乏对自我的约束和律省、对未来生活没有明晰的理想和目标、意志力不坚定等等。

篇2：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社会心态问题，影响着人们对待社会的态度。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这必然会带来不同社会阶层以利益为核心内容的矛盾更加复杂化。社会心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形态，给创新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社会心态是社会状态的反映。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态最主要的变化实际上就是把利益分配的旧机制打破了。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因工作、生活、前程、财富，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焦虑症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心态。而且，社会心态中不公平感增强，弱势心理在社会各阶层滋生蔓延，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都存在着特定的压力感，社会诚信缺失带来的心态变化不容乐观，社会“群体性怨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认为这就是当前我国普遍的社会心态。

产生当前社会心态的主要原因，首先来源于经济上的不公平感。经济上分配的不平衡、不公平、不合理，当然会导致不公平感，甚至于仇富、炫富。计划经济时期，大家都是同一个级别，同一个待遇，一看工龄就知道你拿多少钱，平均主义“大锅饭”，虽然穷但基本没有差别；而现在大家已经相互不清楚收入有多少，特别是我们国家东中西部地区、城乡、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拉开了，所以大家有比较强烈的经济上的不公平感。

其次，来源于社会上的不公平感。比如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公平；公有单位编制内外身份不同导致的待遇不同；腐败分子权钱交易，少数官员目中无人、欺压百姓；还有人们常说的“官二代”、“垄二代”、“农二代”等社会阶层固化，这种不公平感自然就会产生。

第三，文化上的迷茫空虚感。主要是缺乏主流价值观，不知道哪个方向是对的，哪个方向是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没有建立健全，且远未深入人心，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在这种文化空虚迷茫的情况下，焦虑浮躁、抱怨冷漠、“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不良心态就必然产生和蔓延。

第四，政治上的失望感和无助感。部分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得不到及时帮助，找不到有效畅通的渠道来表达，因此有失望感、不信任感、无助感。近年来，一些地方强拆民居，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失，政府管理上一些信息、政策不公开、不透明等，当然会使部分人产生不信任感，甚至仇官恨官，只要是官方说的一概不相信，先骂了再说。

所以，从以上四方面找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焦虑浮躁、抱怨冷漠、仇富恨官、群体性怨恨等社会心态了。

面对当前的普遍社会心态，我觉得应该从一下几点予以解决。

1经济层面，就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社会分配关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加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这肯定有利于淡化仇富的心态，有利于老百姓心态平衡，也有利于今后经济精英按照正常合法合规的渠道赚钱。

2社会层面，要进一步消除社会不合理不公平的弊端，重点是抓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要继续抓好就业，如果大家有活儿干，有饭吃，就不会出现中东那种情况，包括英国最近闹事，也基本上是失业、半失业、移民的孩子在那儿闹。还有就是要继续打破社会层面的二元结构，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让贫穷家庭和低收入阶层二代、三代有人能够上升到社会的中上层。

3文化层面，一是要从娃娃抓起，幼儿园、小学得搞出有针对性的、浅显易懂的、培养好品德的教育材料，持之以恒抓下去；二是要抓精英共识的形成，核心价值观一定是上口、好记、入耳、入脑、入心的东西，首先要为精英们所认可和接受，进而能够逐步推广到广大人民群众中。

4政治层面，可以由浅到深，首先公开“三公经费”这个事要抓到底，同时进一步抓好反腐倡廉；还有就是人事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将真正有能力的干部选拔出来。

篇3：浅析当前我国社会心态问题

关键词：社会心态,精神面貌,思想观念

一、分析社会心态问题的必要性

“社会心态”是反映的特定环境中人们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 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人们的心理状态。社会心态的产生往往会与国际国内政治动向、经济动向、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社会心态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以及社会的价值取向, 进而还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 影响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国际形象。具体来说有三大必要性:

(一) 社会心态健康有利于促进国民个人的身心和谐。一个人的身心和谐首先取决于人自身心态的和谐。心态健康才能正确认识自我, 正确处理学习工作中的问题, 全面的看待事物。一个拥有正常健康的心态的人会有更高的幸福指数, 更容易做出成绩。

(二) 社会心态健康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和谐。社会心态严格意义上属于意识形态, 对经济社会会有强大的反作用力。人作为生产力的核心, 其心态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健康的社会心态能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不健康的国民心态则会使人精力分散、行为过激, 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国民的心理素质, 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和风气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利条件。

(三) 社会心态健康有利于国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当前, 中国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要求对外交往、交流、合作的增多。中国的国家形象会与国民的言行密切联系, 国民的心态常常会被放大和上升到国家层面, 在不经意间影响到国家形象问题。言行的得当与否, 主要还是取决于社会心态。良好的社会心态自然会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认可, 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当前我国社会心态的现状分析

首先,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流心态是健康的, 从整体上来说更多的体现出一种成熟自信、开放包容、理性和平、务实进取、积极向上。比如说国民不再简单的为经济增长沾沾自喜, 而是学会了冷静与理性的思考。

其次, 人们参与社会舆论积极性高涨, 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国家大事。在人们积极参与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也引导更多的人崇尚新风正气。反应出人们坚持真理、追求正义的追求。

在经济生活中, 产品信用、商业信用、金融信用, 都出现了种种恶劣表现。近年来发生的, “周老虎”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等违约、造假、欺诈的故事几乎时有发生。老百姓中间“讲信用会吃亏”的社会心态有所抬头。第五, 群体性不满情绪一定范围内存在。在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着“仇富仇官”或贫富差距的话题, 对贪污、腐败、权利得不到保障产生强烈不满, 总认为自己“怀才不遇”。第六, 浮躁的心态成为通病。很多人急功近利, 为了达到目的总是幻想投机取巧、不劳而获、钻制度的空子。

三、如何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的调整, 需要我们正视以上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也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才能切实改变这些问题失衡的状态。具体来说应着手从如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 政府应当及时监测民众心态, 及时性把握社会心态变动的规律, 与宏观决策联系建立科学的预警系统。国家要及时发挥科研院所的力量, 及时了解公众社会心态的波动, 随时分析其中反应的问题, 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科学的建议与技术的支持。及时探讨公众不满情绪的化解渠道与方法。

(二) 尽快完善就业制度与民生保障制度。有效的解决就业问题, 让社会成员能有稳定的生活来源, 从而安人心, 缓解社会焦虑。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 加大正面宣传力度, 引导人们科学的理性的去看待社会体制问题。

(三) 建立良好的心理疏导机制。畅通全社会沟通机制, 了解公众的心理诉求, 为社会群体的交流搭建有效的平台, 变“堵”为“疏”, 让人们的消极情绪得到释放。如可以建立各种心理热线、信访机构、公众听证、调查系统、媒体公示。要密切联系群众, 走群众路线, 要通过相关的政府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去作解释。

(四)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以党心换民心。腐败问题对社会心态很容易造成恶劣影响。严重损害党的形象, 形成大众性的逆反心理, 所以反腐败问题上要细微处花心思, 多在见实效上用工夫, 尽可能推进各项社会事务公开透明, 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让人们找到国家主人翁的感觉。

(五) 管好新闻媒体, 发展专门的心理卫生机构。利用新闻媒体向大众宣传心理健康知识, 教会社会民众个体自我调节方法。针对公众事件作正面积极的宣传与引导, 结合各种社会机构组织建立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中心。建立心理卫生整体网络。鼓励学者专家研究出版技术性、技巧性的个人心态调节知识与方法方面的书刊, 教给社会成员如何克服认知不协调而造成的社会心态问题。

篇4：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关键字:社会公德 缺失 原因 对策

一、公德概念的提出及特点

公德指“益群、利群”,即对群体有益处的道德,也是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与之相对的概念是私德,即私人生活中的道德。

传统意义上对公私的理解:“众所同共谓之公”、“己所独断谓之私”实际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私;现代意义上的公德指必须由公众参与、决策实施并为公众服务的道德。其特点是共有、公开、透明,以分工为基础,以理性为纽带,以制度为载体。

二、我国社会公德意识缺失的原因

公共精神(社会公德)是指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的主观认可和客观行动上的遵守、执行。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看:

1.历史原因。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私为本位差序格局的社会,这就决定了公共意识很难产生。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结构,人与人之间仅靠世俗人情建立关系。传统的以孝亲为本的仁爱道德本质上是亲疏狭隘的差等之爱,道德选择仅仅限于血缘的区域内。而且这还是传统中国社会集权专制的需要,权力过分集中,公私对立是集权专制的需要。

传统文化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个体”被弱化,封建国家制度和权力阶层的支配与制约,使人们自然形成崇拜权力的意识和仆从习惯。独立的人格精神建立在“个体”发达的基础上,强调“自我”在人格组成中占主体。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培育独立的人格精神方面有所不足,在人格组成里面包含着很大的他人成分,强调“做”一个人,而忽略“是”一个人。

所以,中国传统道德发达实质是“私德”发达而“公德”薄弱。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物的态度。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深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国民,缺乏公共精神也是不足为奇的。

2.现实原因。解放后实行的计划经济政策不利于公德的产生。加之多次的政治运动降低了社会信任度。社会治理理念影响公德的产生。首先,重视群体轻个体;其次,治善优先取代了正义优先,强调善不强调正义,重善轻正义;最后,等级逻辑取代了平等逻辑,只讲义务不讲权利。

经济转型过程中滋生的不良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不良影响和渗透,一些人为了一己之利丧失了社会公德和社会的责任感。同时由于我国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在普及法律意识时,比较强调维权意识,对法律责任义务强调得少一些。总之,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导致公共意识缺失的原因之一。

三、培养社会公德的对策

道德教育是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和起点,根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把“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作为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

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公德教育和道德实践教育。利用舆论宣传大力弘扬高尚文明行为,批评不道德、不文明行为,使公共精神培育对每个人都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此外,要重视道德实践教育。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道德实践教育。“使许多人体验到人间的困苦,同时也使他们体验到能够帮助他人的那种人间真情和乐趣”,“强化义务思想”,“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实践要求有现代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的支撑,需要与之相应的道德教育理念和运作体系。在向市场经济转变之后,强化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不同社会成员的共同身份——“公民”的角色。要及时跟着转变思路,转变到公民教育上来。

提倡自主自律,加强公共精神的自我修养。公共精神提倡自主自律,对待公共事务不是看别人“脸色”,而是要看事情本身对错与否,即是以内省的方式审视是否违背自律的原则。培养人的公共精神意识,单靠外在的道德教育,是无法完成的。他律必须转化为自律,才会有内心永恒的精神法则。增强人格独立意识,树立正确的公共精神价值观。首先,每个人应该自觉培养独立的人格、良好的自我意识、独立的价值判断、明确的兴趣志向、较强的实践能力等心理品质。其次,应该树立正确的公共精神价值观。公共精神旨在使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成员适合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与健全公共生活的需要。它既责成我们追求社会共同体普遍幸福的律条,又让我们善于感受随之而来的个人幸福的保障。

篇5：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社会建设包含的内容：一是发展社会事业 社会事业是关系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公共事业

二是优化社会结构 建立同我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

三是完善社会服务功能 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我国正在凸显

四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健康的社会发展

社会建设重点解决的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建设最重要的领域，主要是三个方面，即基本民生建设、社会安全建设和 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建设，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

篇6：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新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为之努力奋斗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也是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根本要求。能否全面贯彻依法行政，是直接关系到我国法治国家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问题。无可否认，经过近些年来的努力，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逐步走上正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行政不断暴露出一些缺陷和不足，还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依法行政进程和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因此，研究和解决当前我国依法行政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依法行政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法制建设特别是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依法行政的观念日益深人人心，政府依法行政的状况不断改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立法力度，为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20多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职能迅速转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上来，为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在行政执法方面，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真正做到有法必依。特别是近年来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实行收支两条线，罚款与罚没财物全部上缴财政；在行政执法的一些领域，如城市管理等进行了相对集中的行政执法权试点，减少了职责交叉造成的乱执法现象；减少事前审批和发证，加强事后监督检查，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加强行政执法程序的制度建设，推进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化；采取考试录用行政执法人员的办法，提高了行政执法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等。

在行政执法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行政执法监督体系也不断完善。国家颁布了许多有关行政执法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了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机制。在行政机关外部实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在行政机关内部，实行审计、监察等专门机关监督、上级对下级监督，还有对抽象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法规规章备案制度和对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行政复议制度以及执法监督检查制度。不少地方还建立了行政执法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行为备案审查制度等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开始从不同角度对行政执法予以监督。

然而，我们在肯定行政法制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不可否认，在现阶段的依法行政活动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缺陷和不足，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立法的不规范和不完善

依法行政的前提和依据是要有健全和完善的行政法律体系。我国目前行政立法还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一是行政立法不规范。尽管我国二十多年来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但行政立法仍然很不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做到依法行政，必须限制行政机关的自我立法，减少地方立法。由于行政立法权在“依法行政”口号下日益膨胀，加上行政立法法治监控机制的残缺，行政立法显露出架空、取代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危险倾向，因而行政法律规范急剧增多；行政法律粗疏，由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规章补充、细化，甚至取而代之，这就难免形成行政执法机关为自己制造执法依据的不正常现象，出现了政府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又是市场中的“运动员”和“裁判员”。二是行政立法不完善。一些领域还没有相应的行政法律、法规来加以调整，致使法律出现了一些空白地带，特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的一些法律、法规尚未出台，以至于行政机关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严重影响了依法行政。

（二)行政执法机构不健全。职责不清

首先，行政执法机构不健全，行政执法机关设置不完善。有的法律、法规规定应该设立的机构没有设置，不该设置的机构、部门又到处设置，致使行政机构重叠、部门林立，层次过多，而机构臃肿又导致人浮于事、运转不灵，出现工作上互相推诿扯皮、官僚主义以及沉重的财政负担等弊端。其次，行政执法机构之间权限不明，职责不清。在我国的执法体制中，长期存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限不分的弊端。行政职能与企业职能合而为一，管理权、经营权与行政处罚权集于一身，这样很难做到自己监督自己和公正执法。这样的后果是，好管的、有利可图的，各执法部门都要争着管，出现行政执法的“密集地带”；不好管的、责任大的、无利可图的，各部门都不去管，互相推诿，出现了行政执法的“空白地带”。(三)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

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控制，否则就会被滥用。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行政系统内外结合的监督体系，有党的监督、人大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专门机关以及上下级的监督，还有民主党派、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但这些监督却没有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并未真正促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腐败现象依然严重，行政侵权、越权、违法事件时有发生，阻碍了依法治国建设的进程。目前我国行政执法监督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行政监督立法残缺。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行政监督法》及与其配套的法规、规章来统一规范行政监督主体与客体的权利和义务、程序和时效及法律责任，我国一些有关法律法规或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或职权重叠交叉而使有关监督主体互相推诿，监督不力。二是执法监督机制不尽合理。不少监督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地位低、权力小、权威性差。监督工作未能切实做到经常化、制度化，靠搞突击检查，未建立并认真实行监督责任制，当出现执法违法行为时相互推诿、无人追查。三是社会监督、民主监督的力度不够。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工青妇残等社会团体往往因经费不足、实际法律地位低等原因不能或不敢去行使监督权。在西方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舆论监督，也因种种原因而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监督职能。

(四)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低、数量少

法律需要有人去实施、去操作，而依法行政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日趋专业化、复杂化，因此对执法人员的要求很高，不仅要具有较强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要有较高的法律素质。目前行政人员的分布极不合理，较高素质的行政人员主要集中在高层行政机关，而基层行政机关的行政人员不仅文化素质低，而且法律意识淡薄。行政人员素质的低下，在执法中往往会出现重视权力和局部利益，忽视执法责任和义务；不依程序执法、随意性大；野蛮执法、滥用职权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我国执法人员的数量少，而行政执法范围广、数量大，任务繁重，这也直接影响到行政执法的数量和质量。一些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顶岗执法，既严重影响行政执法机关的形象，又增加了执法的成本。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不仅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低，而且严重。

(五)依法行政的保障制度不健全

授权不充分是保障不力的重要表现，也是导致权责不对称的重要因素。依法行政的成本应该由国家来解决，不能由行政机关自行解决。而目前的情况是不少执法单位实行“自费执法”，即实行自收自支，以收费和罚没收入作为经费来源，甚至有的地方政府给执法部门分配罚款任务，有些单位将罚款与执法人员收入和奖金挂钩。对行政执法人员的人身保障制度也不健全。在依法行政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遭到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对侵犯执法人员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不严格、不具体，以致在很多情况下严重影响了依法行政的顺利开展。

二、全面推进我国依法行政的主要措施

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依法行政顺利发展和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如期实现，必须下苦工夫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解决当前依法行政存在的突出问题，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一)加强和完善行政立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1．加快立法步伐，改变执法依据不完备状况。首先要加快制定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把国家的有关政策尽快上升为法律法规，使政策法律化，从而避免因无法可依造成的行政执法职能混乱；其次要改变实施细则滞后、法规不配套的现象；再次要加快制定和完善行政执法本身的法律规范。

2．改进立法工作，增强执法依据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执法依据的规定要明确、具体、可行，要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适应，要处理好职能、权利和义务、责任的关系，加强对违法行为制裁的力度。

(二)改革行政执法体制，为行政执法提供有利条件

我国目前依法行政存在的诸多问题和我国行政执法体制不科学、不合理有很大关系，因此必须从改革行政执法体制人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学的行政执法体制。我国行政执法体制问题的核心在于行政执法的机构设置和权力配置，当前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明确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清理和整顿行政执法机构。健全行政执法体制首要的事情就是要有合理科学的机构设置。第一，行政执法机构设置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无须要求上下对口，整齐划一；第二，规定行政执法机构限额、各级人员编制总额和各部门编制人数，规定机构层次，减少运转环节。对于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人员，要坚决将其清理出行政执法队伍；第三，实现行政执法体制的法律化、制度化，真正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调整行政执法权的配置，从横向适当集中行政执法权，从纵向适当分解行政执法权。

(三)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强化行政执法的监督

1．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首先，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实行执法与执法监督的职能分离，组建专门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专门监督机构实行垂直领导体制，改变其对同级行政机关的依附地位，使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赋予其较高的地位和权威，使监督机关不受同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的干扰，独立开展工作。其次，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的各种具体制度。包括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及持证执法制度、行政执法督查制度、行政执法统计制度等。再次，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和行政执法监督队伍。2．强化行政执法的外部监督机制。一是加强和改善人大监督，确保人大监督的权威性。监督一府两院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能。可在人大常委会中设立专门负责行政执法监督的机构，为人大监督职能的落实提供组织上的保证，以确保人大监督行政执法工作的经常性和有效性。该机构应对行政执法中的重大个案事项直接进行监督，同时解决各监督主体在行政执法监督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强化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自上而下垂直的司法系统，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加大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和范围。三是加强舆论监督。要建立完备、合理的新闻法律制度，加快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立法，扩大新闻舆论监督的范围，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增强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和实效性。四是加强群众监督。让群众参与领导干部的公选，群众意见应占任免干部决定权的相当分量，多数群众不满意不能任命。

(四)加强依法行政法律制度保障，确保执法人员人身、财产安全

如前所述，授权不充分是保障不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授权不充分往往出现下列两种情况：一是国家行政机关在其决定得不到切实执行甚至束手无策时，只有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效率。二是国家行政机关在采取行政强制执法措施时无法可依，往往容易侵犯公民的正当权益，并且国家利益有时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国家应得的收入无法上缴国库。因此，可以通过制定《行政强制法》来解决上述问题。拟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应增加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限，扩大行政强制执行范围，设立必要的法律监督制度，以利于行政执法主体准确执法。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自费执法”，可以通过加强对行政处罚行为的财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尤其是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设机构在监督行政执法主体行政处罚中的重要作用。在依法行政过程中还存在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对行政执法人员的人身、财产保障制度不健全。这就要求加大对威胁行政执法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使行政执法人员能够放心大胆地投入工作，积极主动地提高依法行政的积极性。(五)强化法制教育。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识

依法行政的深刻内涵是法律高于行政，具体地说是行政权力要依法设定，即行政组织与职权必须由《宪法》和法律设定。任何行政活动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不能违反、超越《宪法》和法律，或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事务时，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行政权的行使不得侵犯或损害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没有《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行政机关不得限制、剥夺公民的权利，不得增加公民的特定义务，也不得为任何特定的人设定权利或免除特定的义务。因此，依法行政的本质是要求行政机关培养法律高于行政的行政执法意识。这需要不断加强宣传教育，要将法律知识作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考核的重要内容，做到学法日常化、培训制度化、考核经常化。对行政执法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地强化严格依法办事的教育，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政权受制于法律规定、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观念。

（六)加强队伍建设，建立高效率高素质的执法队伍

1．要坚持不懈地抓好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思想道德教育，不断增强法治意识，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正确处理好严格行政执法和自由裁量权的关系，坚持合理性原则，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2．要更新行政执法理念。首先要树立社会主义的人民主权观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权力高于一切，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依法治国的出发点和归宿，树立社会主义的人民主权观念；其次要大力宣传公民权利本位的思想。现代法治是以制约权力和保障权利为核心，公民是权利的主张者和维护者，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公民享有更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最后抛弃群众运动式的执法思维。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限制部门权力扩张为核心，充分发挥法律规范性、稳定性等效能，克服政策抽象性、随意性的缺陷，将社会管理、经济调控的活动由政策型向法律型转变。进一步限制、减少并最终取消各种行政执法中的群众运动式的做法，充分赋予并发挥行政职能部门的日常管理和执法的规范性操作的作用。

篇7：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文章类型：政府信息公开发表时间：2007-12-10 16:52:04浏览：265次

企业申请行政许可的注销，是根据《行政许可法》的一般条件，以企业自行提出申请为前提而提出退出市场的注销。此种行为是企业的主动行为，是市场主体合法退出市场的一种情形。由于我们长期注重行政许可的实施，偏重于把好市场主体“准入关”，而忽视了市场主体

退出环节的监管,行政许可注销很不规范，造成名存实亡的经济主体大量充斥市场，增加了市场交易风险，并且带来社会信用危机。

一、因行政许可种类和事由的不同，而使注销具有不同意义

《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五）项把行政许可分为五种，一是从事特定活动的许可；二是赋予特定权利的许可；三是获得资格资质的许可；四是对相关物品检测、检验和检疫审定；五是确定主体资格的登记。第五种主体资格的许可被注销，意味着主体资格的消亡，必然伴随主体债权债务的转移、清算、失等问题。只有在这些问题理清或责任明确后，才可以办理注销手续。而其它非主体资格许可的注销，仅代表特定

活动匮资格的终止，主体资格并不消失。

现行我国企业的注册登记，登记时同时核准了企业的经营和主体两种资格。在登记阶段并没有把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登记分开，但是在注销过程中，由于注销事由不同，经营资格与主体的消失可能出现不同步的情况。当企业在经营期间主动申请注销登记，经营和主体资格同时消亡，当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经营资格被取消，不得继续从事经营活动，而主体资格仍然存在，之后办理注销手续，才宣告主体资格的消亡。

二、行政许可注销登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注销登记少，吊销企业日益增多。近年来，企业停止营业退出市场后由于种种原因往往采取不主动申请注销登记，还有一些市场主体基于拖欠银行贷款，逃避债务的目的，拒不办理注销登记，而是利用企业年检时被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方法来寻求“解脱”。吊销营业执照本来是工商行政部门对违法主体的处罚形式，部分企业却对此行政处罚抱有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采取故意不申请注销登记，不参加年检的方法来等待登记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据统计，2005、2006两年，武义县局根据《企业检验办法》，正常注销企业226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324家。采取吊销方法退出市场的企业数不断有上升的趋势，每年公告吊销给登记机关带来大量的工作量和高昂的费用成本。

（二）部分“开关”企业，难以正常办理注销。当地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采用多种方式来进行招商引资，虽然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有些部门为了完成下达的指标任务盲目引进，事后许诺的条件因种种客观原因不能兑现，造成一些企业已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难以退出市场。另外一部分国有、集体企业由于国家现行的政策法规落后，且债权债务不能清理，难以改制又难以注销或吊销，造成空挂户头。年

年年检，年年“通过并保留”，给工商部门带来大量的工作量。

（三）注销手续繁琐，强制手段缺乏。《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规定有六种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但通过注销登记正常退出市场手续繁琐、周期长、成本高。按规定，公司申请注销登记首先要成立清算小组清理公司财产，清缴所欠的税款，处理公司未尽业务，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并于清算组织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九十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整个注销过程至少需90天以上的时间。而企业选择被吊销执照的方式来退出市场，一经吊销可谓是“一了百了”。工商部门对这部分企业缺乏有效的惩治

机制和措施来督促其办理注销手续。

三、行政许可注销登记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登记机关对市场主体“重准入，轻退出”，忽视对市场主体退出的监管。《公司法》第五十七条，《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等对营业执照被吊销的法律后果，都有相关规定，如对法定代表人的任职限制，被吊销企业的名称三年内不得使用等，但实际情况来看，很少有被吊销企业和个人承担上述法律责任，致使市场主体无序退出市场的情况越来越多。

（二）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注销与吊销的关系问题。登记机关在实践中执行也较为混乱。目前只有《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还需办理注销登记，但对其它类型的企业没有此项规定。

（三）现行法律法规对注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缺乏有效的清算监督规定。在登记注册实践中，对注销登记的企业会有清算要求，但登记机关

对注销企业的清算报告是否有审查业务，应有哪些审查义务，现有的法律法规对这方面的规定也不够全面和明确。

（四）现行法律法规对无序退出的市场主体缺乏有效惩戒手段。从最近几年情况来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用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手段来注销企业的市场经营主体资格，但这对惩戒恶意退出市场的企业本身没有实质性意义，有时公章、营业执照也没能及时收回，仍继续经营。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市场主体退出的规定，具体操作性不强，处罚种类不明确，缺乏强制措施。仅有的市场禁入条款，也只限于部分有不良行

为记录的法定代表人，而除此以外的其他企业负责人以及投资人却不受该条款约束。

四、完善行政许可注销的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与《行政许可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目前《行政许可法》中规定了市场主体退出的六种注销情形，其中包括了被依法吊销，但登记机关在实施行政许可中所颁发的营业执照，既确认了市场主体的法人地位，还赋予了其经营资格。从目前情况来看，不注销就会产生一大堆留问题而难以处理。因此，必须将法人资格与经营资格区分开，理顺吊销与注销的关系。同时，还应建立统一的市场主体退出的条件和程

序，使之规范化，有利于有效地实施监管。

（二）建立统一的市场主体诚信监管体系。要加快“企业信用工程”等信息化基础工程建设，建立无序退出市场主体警示信息库，实施全方位的网络监管，使其无处藏身。要严格市场禁入制度，不仅企业法定代表人要把关，其他市场主体负责人也要加以限制。为落实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当前，可考虑试行企业法定代表人资格随同企业年检制度。最后还要完善个人信用记录信息库，对无序退出市场主体责任人员(企业法定代表人、投资人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按责任大小实施不良行为记录，作为信用评价依据。对拒不办理注销登记，继续经营的要加大处罚力度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共同治理市场主体无序退出行为。工商行政管理、公安、司法、银行、税务等部门要强化信息的交互功能，实行资源共享。利用“经济户口”软件，建立被吊销企业和拒不办理注销企业的“黑名单库”。并通过警示形式向社会公布通报，相关行政部门也应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对其实施全方位的制约和惩戒，防止不良企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真正切断无序退出市场的源动力，从而确保市场

篇8：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1]时代决定心态, 心态映照时代。社会心态虽然产生于个体心理, 但又以整体的形态存在和出现, 进而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影响着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大局。大学生是拥有知识、继往开来的年轻一代, 他们是祖国的未来, 是建设强盛国力的生力军。他们即将进入和融入社会, 他们的心态健康与否关系着我们国家的未来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现阶段大学生社会心态研究的主要成果

1. 对社会心态与和谐社会关系的研究较为充分。

学术界均认为人的心理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健康的社会心态是心理和谐的重要内容。我国学者程家明认为:社会心态的良性状态必然是社会存在的良性状态决定的, 我们能够争取形成良性状态, 维持中性状态, 避免恶性状态, 从而形成和谐社会。[2]还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要在不断地优化影响社会心态消极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实现社会心态的动态和谐。

2. 对大学生畸形及不良社会心态个案的研究较为详实。

近年来, 由于通信技术的进步, 一些社会事件常常会通过媒体的报导得到广泛而迅速的传播, 尤其是大学生畸形社会心态的个案事件往往容易成为媒体争相报导的新闻素材, 成为社会的热衷话题, 引起人们的关注。李伟, 王桂菊研究认为转型期大学生的不良社会心态主要表现为:炫富心理作祟与仇富心理滋生, 怀旧心理泛化与弱势心态萌生, 焦虑情绪的纠缠与倦怠心态的困扰, 对“体制内”的盲目迷恋与对政府公信力的非理性质疑心态。[3]学者郑元凯对当前经济全球化, 政治格局多元化, 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大学生的不良的社会心态进行了系统的归纳, 认为大学生不良的社会心态主要为盲目的社会否定心态, 强烈的个人主义心态, 极端的商品交易心态, 夸大的“无政府主义”心态, 理性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心态。[4]

3. 对大学生社会心态培育途径层面的研究较为全面。

学者郑权认为对大学生和谐心态的培育要以创新和活力作为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5]同时, 学者马向真认为:确保培育和形成和谐心态的基本路径需要实现由微观到宏观的逐层递进, 尤其要强化对个体、群体、社会三方面的心态健康构建。[6]此外, 还有些学者认为积极心态是大学生成长所必须的心理素质, 应该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角度和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提出培养大学生社会心态的途径, 以塑造大学生积极的人格品质、增进大学生积极情绪的体验。提出社会心态研究既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又是大学生群体心态急需调整和优化的现实问题。

三、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1. 对大学生畸形社会心态的表象研究较多, 对大学生畸形社会心态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不足。

首先, 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形成离不开其成长的家庭环境, 父母对大学生社会心态影响的作用不可小觑;其次, 当前的社会文化是大学生社会心态形成的时代背景, 对于具有好奇心、善于模仿、而鉴别能力和社会经验欠缺的大学生来看, 社会文化的影响是绝不可以忽略的;最后, 学校教育和心理疏导是培育大学生健康社会心态和纠正大学生不良认识的重要场所, 学校教育和心理疏导在大学生社会心态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是需要得到确定和肯定。

2. 重视对大学生畸形社会心态个案的描述和大学生畸形社会心态事件的渲染和传播, 而忽略对大学生中现存的健康社会心态的发现、挖掘、鼓励和宣传。

大学生中还存在着许多好的社会心态, 他们中这些好的健康的社会心态需要我们去肯定, 去弘扬, 去表彰, 去推广。单独一味地从负面去研究和推断, 常常收效甚微, 甚至还可能激发其抵触情绪, 所以就需要从正面去肯定它和研究它。社会心态的形成不仅要预防不良社会心态, 更应该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

3. 研究问题的角度呈现单一性。

仅仅从某一方面学科的角度去研究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当前研究多从心态史学、社会心理学、哲学等一个学科角度研究, 大学生社会心态是一个多元因素作用下的产物, 因此研究者的角度应该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各个方位加以分析和阐述。这一点在目前大学生健康社会心态的研究方面是欠缺的, 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大学生社会心态研究需要重视的方面

1. 加强社会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心态影响的研究。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社会心态需要文化教育的正确引导, 当前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网络文化。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广泛普及, 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借助网络文化的力量影响着网民。大学生是当前上网的主体人群, 当前, 网络文化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部分大学生受错误的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的影响, 价值观出现了被“物欲物”、“功利化”, 思想上出现被“西方化”、“庸俗化”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大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力度, 用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

2. 关注家庭因素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研究。

一个人的品行与道德, 人格与心态无不与其家庭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良的家庭环境因素, 容易造成家庭成员的心态异常, 家庭环境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父母的教养方式。首先是父母的语言和行为对孩子社会心态的影响, 对于信任父母而又社会经验缺乏的孩子, 父母对社会的心态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孩子的社会心态;其次是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也对孩子的社会心态产生相应的影响, 经济状况差及社会地位低的家庭社会心态容易失衡。

3. 重视学校教育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研究。

学校是纠正大学生畸形社会心态和培育大学生健康社会心态的最理想场所, 也是大学生进入社会之前最能够接受全面系统教育的地方。家庭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 一些父母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 在教育孩子方面存一些误区, 从而出现放任自流、疏于管理, 或者误引误导的现象。而学校凭借其群体的力量和专业的优势正能弥补家庭教育的缺陷和不足, 给学生以专业的、全面的、系统的引导和教育。

4. 拓宽研究视野, 形成学科协同研究效应。

大学生社会心态有其错综复杂的成因, 其心态形成无不与当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因此, 仅从单一角度去研究和分析这一问题, 只能说是窥豹一斑。如以一孔之见而加以推断则会有失偏颇, 而以一己之见加以力行则难免会有误信误导之嫌。预防大学生畸形社会心态, 培育大学生健康社会心态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各专业人员协同努力,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方法上的科学性, 措施上的可行性, 效果上的显著性。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12-11-18.

[2]程家明, 陈家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心态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8 (1) :176.

[3]李伟, 王桂菊.转型期大学生不良社会心态的表现、成因与治理[J].中国青年研究, 2013 (9) :91.

[4]郑元凯.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影响[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 34 (3) :128.

[5]郑权.和谐心态是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石[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6 (6)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