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创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2009年以来，尤溪县按照国家人社部和福建省、三明市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围绕“建设创业文化，弘扬创业精神，增强创业本领，投身创业实践”的尤溪创城理念，致力开拓创新，先行先试，全县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群众创业本领不断增强，逐步形成了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格局。
第一篇：创业论文范文
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
内容提要：推动农民创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而创业学习有助于提升农民创业者创业机会识别概率。本文根据创业机会识别理论构建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中介效应模型，通过收集六省农民创业者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SPSS和AMOS软件实证分析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关系。结果表明：创业学习及各维度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创业学习及各维度对创业警觉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业警觉性及各维度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创业警觉性在创业学习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提升农民创业创业者机会识别能力，推动我国农村创新创业型经济发展。
关键词：农民创业;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创业机会识别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农民创业予以高度重视，将促进农民创业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一系列促进农民创业的政策大幅度提升了全国农民创业的氛围，有效改善了农民创业的环境，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复杂的环境中，创业者准确识别创业机会尤为重要，然而，对于知识水平有限的农民创业者而言，识别创业机会并成功践行创业活动仍面临较大挑战。为什么有些农民创业者能够识别创业机会，而有些农民创业者却不能?怎样提升农民创业者的机会识别能力?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关于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因素理论研究较为深入，其中包括先前经验、创业警觉、社会资本和个人认知特征等[1-2]。在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创业警觉性是必要条件之一[3]。要提升创业者的警觉性，仅仅依靠其自身的经验和能力是不够的，创业者必须不断进行知识的积累和学习[4]，不断进行创业学习对于创业活动顺利进行起着关键性作用。只有通过创业学习，创业者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对创业活动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不断思考[5]，带动创业者警觉性的提升，进而提升机会识别和资源获取的能力[6]。
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创业机会识别可以通过“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创业机会识别”这一路径而实现，但是，对于农民创业机会及创业机会识别的研究尚不多见[7]。而且对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多数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实证研究较为匮乏;第二，实证研究只关注农民创业者的先验知识、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8]，缺乏对创业学习和创业警觉性作用的研究。第三，少数学者虽然注意到创业警觉性对于其创业识别的重要作用[9]，但只将农民创业者创业警觉性的来源归于其自身的先前经验和社会资本等，并未充分考虑到创业学习这一重要前因变量。鉴于此，本文将农民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在收集和分析数据基础上，考察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前因变量，探讨创业学习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机理，并引入创业警觉性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关系模型，旨在揭示从创业学习到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转化路径，以及创业警觉性的中介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创业学习
创业者需要对其创业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提升构建创业网络的能力，获取创业环境中的资源，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创业团队，这就要求创业者不断进行学习。通过进行创业学习，创业者可以快速适应创业環境的变化，进而识别出创业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10]。创业者不仅需要对自身创业成功的经历和经验进行总结，还要吸取以往创业失败教训[4]。本质上，创业学习是不断开发和积累创业知识并增强创业者信心的持续过程，所有形式的创业学习都要经历“学习-错误-学习”的过程，创业者需要在不断学习中检验并纠正其在创业过程中出现的错误[11]。创业者通过创业学习不断获取新知识，并在创业决策中对这些新知识进行合理运用[12]。可以说，这是创业者对创业知识的获取、积累和创造的过程。在学习的过程中，创业者的创业经验不断转化为学习结果，为解决创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提供知识积累[13]。坚持创业学习意味着创业者以动态视角来分析创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4]。Lumpkin和Lichtenstein(2005)提出，行为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是创业学习的重要构成部分[15]。单标安和蔡莉(2014)将创业学习划分为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三个维度[16]。
总之，创业学习是创造知识的持续动态的过程还是获取创业知识的途径并未达成一致。虽然对创业学习内涵的理解存在分歧，但是学者普遍认为创业知识是创业学习的结果。本文认为，创业学习是指创业者为提升其运营和管理新企业的能力，以及快速识别复杂的创业环境中的创业机会而进行的学习，创业学习贯穿于创业活动的全过程。
(二)创业警觉性
创业警觉性是一种能力，具备此能力的创业者可以轻易辨识被忽略的机会而无须进行刻意的机会搜索，进而形成对创业企业未来发展想象的动机倾向。这种动机源于特定创业者对于创业环境的独特知识。在复杂的创业环境中，创业者基于其独特的灵敏感知力，对创业相关因素进行精确判断，从而识别其中的创业机会[17]。学术界对创业警觉性的定义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创业警觉性是一种对创业信息的特殊感知能力和对该信息持续关注的倾向，这些创业信息通常包括客户信息、市场信息、创业资源信息以及所在行业新的发展动向等信息[18]。另一种观点认为，创业警觉性是一种心智模式，通过这种模式，创业者对搜集到的创业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形成对创业环境的合理和准确推断。还有学者认为，创业警觉性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对特定行为或事件等信息的察觉能力的具体体现。Yu( 2001)在研究中指出，创业警觉性不仅包括对新机会的警觉，还包括对别人已发现的机会的警觉[19]。基于先前学者观点，本研究将创业警觉性定义为创业者在创业环境各因素变动的过程中，充分结合搜集到的创业信息，对市场供需状况等创业相关要素的认知能力。
关于创业警觉性的维度，有学者认为应从开放警觉性和阅读警觉性来划分创业警觉性的维度，但其结论被Buseniz(1996)证实不成立。杨玲(2013)基于中国情境和相关研究，从感知、思维和反应三个方面研究创业警觉性[20]，将创业警觉性划分为感知警觉性、思维警觉性反应警觉性。感知警觉性与创业者收集到的创业信息数量与种类、创业者信息搜索能力息息相关，它强调创业者获取创业信息(包括有形信息与无形信息)的心智模式;思维警觉性是创业者对所拥有的各类创业信息进行加工、重组、整合的能力;反应警觉性是创业者在对创业信息加工重组后，对其持有的态度与采取的行为方式。
(三)农民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机会嵌入于创业环境中，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创业者都具备等同的发现几率[21]。值得注意的是，具备更多敏感度的创业者更易辨识创业机会。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者对其所处的复杂环境中的机会进行感知并概念化的过程，旨在实现价值增值。创业机会识别的效果往往体现在创业者开创新企业、新产品以及新服务的数量与效率上[22]。创业机会识的形成是一个过程，随着创业者从事的活动的不同，这个过程会呈现多个阶段，而机会的发现和识别是最为主要的阶段[15]。有学者认为，个体在识别机会过程中对市场趋势的产生特定认知，将现有资源与需求进行匹配，进而创造新产品与服务以满足这种匹配。创业者在复杂的创业环境和众多创业信息中不断进行机会搜寻、辨识与评价[23]。也有学者认为，机会识别的本质是创业者的感知，创业者感知到创业机会，进而创建新企业。通常体现在创业者对现有业务潜在利润增长的可能性的感知[24]。也可以将创业机会识别理解为一种商业概念，创业者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对商机存在与否的合理判断，即创业者对当前产品或服务的潜在增值空间的一种感知[15]。有学者认为，理解创业机会识别构念的内涵，不能忽视盈利性和可行性两个基于认知图式的特征[25]。其中，盈利性识别强调创业机会识别的新颖性、潜在性和持续性特征，而可行性识别强调创业机会识别的实践性、独立性和可取性特征[26]。
综上，本研究认为农民创业机会识别是农民创业者对创业资源、创业信息、行业动态等创业关键要素的感知，通过这种感知，农民创业者得以发现新的产品、服务和市场趋势，进而促进创业企业价值的提升。
(四)创业学习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
在创业过程中坚持创业知识的积累与学习，有助于提升创业者对创业机会识别的概率[27]。通過积累创业经验和学习，创业者会追求有市场潜力和价值的机会。不断进行学习也是创业者提升自身能力的重要途径，这其中也包括机会识别能力。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要求创业者必须不断获取信息，积累知识并对知识进行转化[22]。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过程与创业者动态学习的过程密不可分[28]。要将先前的创业经验转化为知识，创业者需要不断学习以获取信息，这些信息有利于创业者识别潜在的机会[4]。创业学习促使创业者将创业信息与先前经验进行结合，并提炼成为自身经验[22]，进而从过往的经验中提取知识以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以将其运用到识别机会的过程中[12]。在创业机会识别的初期阶段，创业学习的作用更为明显。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是创业学习的主要方式，由于创业环境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创业者基于对其自身成功与失败经验的总结而实现的知识积累，对其识别环境中的机会具有重要作用[29]。认知学习往往涉及创业者在观察其他创业者的过程中而实现的知识积累，在不断观察和模仿过程中，创业者的机会识别的概率得到提升[30]。此外，创业者在创业实践中所获得的感悟与理解，必然会应用到包括机会识别在内的创业活动中。通常而言，正规的教育是积累创业知识的重要方式，但是，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而言信息渠道比较单一，农民创业者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能够有效识别出创业机会较少，这就要求农民创业者必须提升创业学习的自主性，通过创业学习积累知识，以提升其识别创业机会的概率。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创业学习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1a：经验学习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1b：认知学习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1c：实践学习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五)创业学习与创业警觉性
创业者面临的环境复杂多样，在创业的过程中，创业者必然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不断进行学习有利于对创业经验进行积累，提升创业者自身所具备的创业知识，这使得其在创业过程中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保持较高的警觉性[19]。创业的成功得益于创业者自身具备的能力，其中也包括对环境的警觉能力。这些能力对于大多数创业者而言都不是先前拥有的，而是在持续学习中获得[31]。创业者必须注重提升自身对于市场变动的敏感性。一般而言，创业者对企业战略问题进行思考，对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学习，会提升其对环境中可能出现的机会或潜在威胁的警觉能力[32]。创业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创业者的警觉性的提升非常重要。创业者对于经验总结与知识积累而进行的学习可以增进其对外部环境的警觉[33]。通过创业学习，创业者会不断关注市场动态及行业内标杆企业，在学习中积累的创业知识也有助于创业者认知能力的提升，进而促进创业警觉性的提高。创业者在创业实践中不断进行知识积累，这些知识使他们面对创业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与环境过程中更加警觉，进而使其对于商机和市场动态的警觉性可以得到提升，创业警觉性的影响因素较多，但创业学习是其重要前因变量，创业者对创业信息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在不断学习中得到不断提升。创业者通过对自身经验进行反思，可以获取产品、社会网络、商业技能等创业知识，这可以提升其对环境的敏感性，进而使其创业活动更具有优势。创业者在从事创业活动中需要观察其他创业者的行为和实践以获取创业知识，这种认知学习在中国情境下是相对廉价的，为创业者对潜在机会洞察力的提升提供空间，从而促进创业的成功[34]。此外，创业者在创业实践中不断对已有的创业知识进行弥补和纠正，也可以提升其对复杂的创业环境的警觉。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创业学习对创业警觉性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2a：经验学习对创业警觉性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2b：认知学习对创业警觉性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2c：实践学习与对创业警觉性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六)创业警觉性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是创业者寻找商机并依靠资源与团队利用商机的过程，只有具有高度创业警觉性的个体才可能识别更多有价值的机会。创业者对于环境和机会的警觉受到创业环境和个人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同创业者的警觉能力各有不同，相对于警觉性较低的创业者，具备较高警觉性的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的数量和质量更高。可以说，创业警觉性是创业机会识别的重要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35]。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机会识别高度相关，前者对后者具有重要影响，且这种影响是积极的[36]。若创业者的创业警觉性较高，其创业机会识别能力通常较高[37]。也就是说，创业警觉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识别[38]。如果没有创业警觉性，创业者对创业过程中的风险和机会缺乏警惕，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便不会顺利，难以取得创业成功。Valliere( 2013)在决策理论和图式理论的基础上，对创业机会识别的权变变量进行丰富和拓展，对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机会识别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予以肯定[39]。创业者对于创业环境中显性或隐性的商业信息的感知是其进行机会识别的主要来源。创业者基于自身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对所获得的信息和资源进行加工和整合，可以有效提升机会识别的可能性。反应警觉性决定了创业者对于信息和资源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其机会识别过程。对于农民创业者这一特殊群体而言，要进行创业活动，创建企业并促使创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识别创业机会，较高的创业警觉性是保证农民创业者进行创业机会识别的重要因素[9]。从已有文献中来看，一些学者在理论上对创业警觉性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予以关注，但并未展开相应的实证研究。具备一定的警觉性对处于农村的农民创业者而言至关重要，只有具备警觉性，农民创业者才能在国家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发展环境中迅速识别出创业机会。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创业警觉性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3a：感知警觉性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3b：思维警觉性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3c：反应警觉性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七)“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作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活动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對农民创业者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对创业机会进行准确识别显得尤为重要。Ardichvili(2003)构建了创业机会识别理论分析框架，在框架中明确提出创业警觉性是创业者准确进行机会识别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他并没有运用一定数据在实证上予以验证[35]。Tang等(2012)从浏览与搜寻、组合与联想、评价与判别出发研究创业警觉性并构建模型，进而验证了创业者对于经验总结与知识积累而进行的学习对于创业警觉性具有重要作用。先前学者对于“创业警觉性-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之间关系的研究证明，创业警觉性对于创业者进行机会识别具有重要影响，而创业警觉性可以通过创业学习而得到提升。即，在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极有可能存在一定逻辑关系，但学者们鲜少对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解析，对于农民创业者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虽然现有文献对三者之间的关系缺乏实证研究，但是从已有文献分析中可以推测三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农民创业者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提升其对于创业信息的敏感性和警觉性，进而使其迅速发现在复杂的信息中所隐藏的商业机会。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4：创业警觉性在创业学习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由于创业学习与创业警觉性都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创业学习可以有效提升创业警觉性，本文以创业警觉性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将农民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对吉林省、辽宁省、山东省、河南省、安徽省和江苏省的农民创业者进行调查，具体包括网络调查和实地调查两种方式。在正式进行调研之前，先对吉林省的部分农民创业者进行预调研，以在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之前对题项进行修正。为防止受访者个人因素对于调研结果的影响，所有受访者均以匿名方式填写本问卷，在确保受访者所填信息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对其信息进行严格保密，问卷于2016年10月发放，于2017年1月回收。共发放问卷530份，回收问卷496份，剔除无效问卷28份，共回收有效问卷468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88.3%。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数据显示，农民创业者以男性居多，这可能是由于男性愿意从事创业活动以挑战自己，同时，农民创业者普遍集中在25岁到35岁，这说明年轻的农民更易于接受新思想、敢于创新，且具备一定学习的精力和能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这对其进行创业机会识别具有一定阻碍。
(二)变量度量
为确保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采用国内外创业领域学者开发的成熟量表。创业学习量表借鉴单标安、蔡莉(2014)的研究，从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具体包括12个题项，如“本企业持续不断地反思之前失败的行为”、“本企业常与行业内专业人员进行沟通与交流”等。创业学习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76。创业警觉性量表采用苗青(2009)的研究，从感知警觉性、思维警觉性和反应警觉性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包括13个题项，如“我总是尝试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商业信息”、“我能够发现他人忽略的要点”等。创业警觉性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780。创业机会识别量表借鉴Bhave(1994)和Medin(1989)的研究，从创业机会可行性识别和创业机会可盈利性识别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包括7个题项，如“我所识别出的创业机会可操作性很强”、“我所识别的创业机会带来的产品或服务能够为企业带来较高的收益和回报”等。创业机会识别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973。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式对以上题项进行测量，所有被调查者根据自身创业过程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为最大限度避免偏差，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确定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将Cronbach’s α值作为测量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和创业机会识别三个量表信度的判断标准，并运用SPSS19.0对信度进行检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结果中可以发现，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Cronbach’s α值均在0.7以上，同时，在删除任意题项后并不能使得Cronbach’s α值显著提高。此外，显示的KMO值中可见，三个变量的KMO值均高于0.7，这说明量表的整体信度较高，且具备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本研究在调查过程中采用国内外学者开发的成熟量表，并于正式调研之前在吉林省进行预调研，为保证调查问卷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在预调研的过程中对题项进行反复修正，并在收集数据后，对样本进行因子分析，从表3中可见，本研究所涉及的三个变量AVE均在0.5以上，且多数因子载荷在0.7以上，这说明其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同时，利用AMOS17.0对三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和创业机会识别的判别效度，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本研究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χ2/df=2.25，RMSEA=0.05)，这表明该中介效应模型的判别效度较好。
(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进行正式调研之前，调查问卷已经得到反复修正，但由于对于农民创业者的调查环境可能具有同一性，同时，在数据来源上也可能出现此种情况，并不能完全排除本问卷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对于这一问题，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的方法进行分析。本研究对问卷中涉及变量的全部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未旋转的情况下，结果显示，问卷中的全部题项自动聚合成3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也在结果中显示，为60.076%。分析结果显示，第一特征根的值为6.737，方差贡献率为28.354%，所占比例在总解释变量的一半以下。通过对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方差膨胀系数VIF值均在2以下，同时，变量间的容忍度均在0.6以上，这说明本研究并未严重受到共同方法偏差和共线性的影响。
(三)假设检验
1.相关分析
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和创业机会识别的相关系数在表3中显示。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年龄(β=0.07)和性别(β=0.05)与创业学习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受教育程度(β=0.43，p<0.01)与创业学习显著相关，这说明不同教育背景的农民创业者在创业学习上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结果显示，创业学习及其维度、创业警觉性及其维度、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及其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进一步探究以上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本研究将对创业学习、创业警觉性以及创业机会识别三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对假设进行检验。
2.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本研究构建13个回归模型。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创业学习与创业机会识别的回归结果见表4中的Model1、Model2、Model3和Model4。创业学习有效解释13.7%的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变异，且二者正相关关系显著(β=0.598，p<0.01)，经验学习(β=0.514，p<0.01)、认知学习(β=0.631，p<0.01)和实践学习(β=0.479，p<0.01)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的假设H1及其子假设H1a、H1b、H1c成立。
创业学习与创业警觉性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从Model5、Model6、Model7和Model8中可以看出创业学习及其维度对创业警觉性的影响得到了验证，创业学习有效解释17.9%的创业警觉性变异，创业学习与创业警觉性存在显著正相关关(β=0.626，p<0.01)。此外，经验学习(β=0.713，p<0.01)、认知学习(β=0.437，p<0.01)和实践学习(β=0.525，p<0.01)对创业警觉性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的假设H2及其子假设H2a、H2b、H2c成立。
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机会识别的回归结果见表6中的Model9、Model10、Model11和Model12。结果显示，创业警觉性有效解释22.3%的创业机会识别变异，且二者正相关关系显著(β=0.462，p<0.01)。此外，感知警觉性(β=0.483，p<0.01)、思维警觉性(β=0.437，p<0.01)和反应警觉性(β=0.425，p<0.01)对创业警觉性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的假设H3及其子假设H3a、H3b、H3c成立。
表7中显示本文中介效应模型中的中介效应验证结果。Model13将创业学习与创业警觉性同时作为自变量与创业机会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创业学习对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正向作用显著，但是回归系数却降低了(从0.598降低到0.289)，影响效果明显减弱，这说明创业警觉性在创业学习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形成机制的中介效用模型，利用多个省份的农民创业者的調查数据，分析创业学习和创业警觉性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创业学习及各维度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创业学习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Holcomb(2009)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致。同时，相对于认知学习和经验学习，实践学习对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正向作用更显著，这表明创业实践是创业机会识别的重要路径，通过在创业实践中不断学习，农民创业者更易于识别出创业机会。第二，创业学习及各维度对创业警觉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Tang(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不断进行创业学习可以大幅度提升农民创业者的创业警觉能力，增强其对复杂多变的创业环境的警觉。这种创业警觉性并不可能完全由先天形成，可以通过不断学习而获得。第三，创业警觉性及各维度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这与Baron(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这也说明，高度的创业警觉性可以增加其识别创业机会的数量和质量，是影响农民创业者识别创业机会的重要因素。要成功识别创业机会，农民创业者必须在其创业过程中注重自身创业警觉能力的培养。第四，创业警觉性在创业学习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能够解析创业学习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影响的具体路径。相对于其他类别的创业者，由于农民创业者自身知识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其对创业机会的识别能力普遍较低。农民创业者可以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身对于创业知识的积累，促进自身创业警觉性的提升，进而提升其所识别的创业机会的数量与质量，这对我国农民创业者创业成功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結论对政府制定促进农民创业政策，提升农民创业者的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具有重要启示：第一，要加大对农民创业学习的支持力度。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为农民提供创业学习平台，拓展农民创业者学习渠道，使其快速积累创业知识。同时，要加大对农民创业者的培训力度，对从事创业的农民或有意从事创业的农民进行培训，提升其认知水平和创业警觉性，进而提升其有效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第二，鼓励取得一定成绩的农民创业者担任创业导师，建立创业导师制，提升农民创业者的感性认识，提高其创业警觉性和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第三，提升农民创业者创业学习的自主性。农民创业者要加强创业知识学习，提高应对创业环境变化的警觉能力，从而提升其创业机会识别的数量和质量。第四，对有意从事创业活动却没有创业的农民，可以先选择自身感兴趣的领域就业，在实践过程提升自身识别机会的能力，为日后开展创业做储备。
参考文献：
[1] D.Ucbasaran，P.Westh，M.Wright.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by experienced entrepreneur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9，24(2)：99-115.
[2] 张玉利，杨俊，任兵.社会资本、先前经验与创业机会——一个交互效应模型及其启示[J]. 管理世界， 2008，12(7)：91-102.
[3] A.Ardchvili.R.Cardozo，S.Ray.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18(1)：105-123.
[4] Minniti M，Bygrave W.A dynamic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1，25(3)：5-16.
[5] 张秀娥，邢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体制机制建构[J].理论探讨，2015(3)：79-82.
[6] Man T W Y.Exploring the behavioral patterns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 competency approach[J].Education Training，2006，48(5)：309-321.
[7] 孙红霞，孙梁，李美青.农民创业研究前沿探析与我国转型时期研究框架构建[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0，32(6)：31-37.
[8] 郭红东，丁高洁. 社会资本、先验知识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11(3)：78-85.
[9] 郭红东，周慧珺.先前经验、创业警觉性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一个中介效应模型及其启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4)：17-27.
[10]王明杰.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建设比较研究——以德国、美国、英国、法国为例[J].行政论坛，2016(2)：99-104.
[11]Petkova， A. P.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rom performance Errors [J].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Journal， 2009，5(4)：345-367.
[12]Holcomb， T. R. Ireland， R. D. Holmes Jr.， R. M. Hitt，M. A. Architecture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Exploring the link among heuristics， knowledge， and action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9，33(1)：167-192.
[13]Man T W Y.Developing a behaviour-centred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2012，19(3)：549-566.
[14]蔡莉，汤淑琴，马艳丽，等.创业学习、创业能力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4，32(8)：1189-1197.
[15]Lumpkin，G.T，Lichtenstein，B.B.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the opportunity-recognition proces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5，29(4)：451-472.
[16]单标安，蔡莉.创业学习的内涵、维度及其测量[J].科学学研究，2014，32(12)：1867-1875.
[17]Gaglio C. M.， Katz J.A.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01，16(2).
[18]王雨帆.基于現代学徒制的城市云创业平台构建研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6(5)：97-102.
[19]Yu T F L.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nd discovery [J].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2001，14(1)： 47-63.
[20]杨玲.先验知识、创业警觉性、学习风格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研究[D].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2013.
[21]Shane，S.， S.Venkataraman.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1)：217-226.
[22]Gorbett A C.Experiential learning within the process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5，29(4)：473-491.
[23]Lindsay N.J.，Craig J.A.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entrepreneurs versus private equity financiers[J].Journal of Private Equity，2002， 6(1)：13-24.
[24]Shane， Scott，Venkataraman S.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1)：217-226.
[25]Baron R A.Cognitive perspective：a valuable tool for answering entrepreneurship′s basic why questions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4(19)：221-239.
[26]苗青.企业家的警觉性：机会识别的心理图式[J].人类工效学，2008，14(1)：6-9.
[27]Bhave，M.P.A.process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e creation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4(9)：223-242.
[28]Ravasi， D.， Turati， C.Exploring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ject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5(20)：137-164.
[29]张红，葛宝山.创业学习、机会识别与商业模式——基于珠海众能的纵向案例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37(6)：123-136.
[30]陈文沛. 关系网络与创业机会识别：创业学习的多重中介效应[J].科学学研究，2016，34(9)：1391-1396.
[31]Rasmussen E，Mosey S，Wright M.The evolution of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university spin -off venture emerge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1，48(6)： 1314-1345.
[32]Tang， J.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 of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nd commit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2008，14(3)：128-151.
[33]Tang.J.K.M.Kacmar.L.Busenitz.Entrepreneurail alertness in the pursuit of new opportunitie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eing，2012，27(1)：77-94.
[34]蔡莉，汤淑琴，马艳丽，高祥.创业学习、创业能力与新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14，32(8)：1189-1197.
[35]Additively A，Cardozo R，Ray S.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3，18(1)：105-123.
[36]Wang C L， Rafiq M.Organizational diversity and shared vision： resolving the paradox of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J].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9，12(1)： 86-101.
[37]张秀娥，王勃.创业警觉性、创造性思维与创业机会识别关系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3(1)：78-84.
[38]王沛，陆琴.创业警觉性、既有知识、创业经历对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5，38(1)：160-165.
[39]Valier D.Towards schematic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3，28(3)：430-442.
作者：张秀娥 徐雪娇
第二篇：优化创业环境 强化创业服务 促进全民创业
2009年以来，尤溪县按照国家人社部和福建省、三明市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围绕“建设创业文化，弘扬创业精神，增强创业本领，投身创业实践”的尤溪创城理念，致力开拓创新，先行先试，全县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群众创业本领不断增强，逐步形成了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格局。两年多来，全县新培育私营企业527家，个体工商户增长3854家，全县创业贷款总量达到9143.5万元;建立创业孵化基地4个，征集创业创业项目123个;组织创业培训1801人，创业培训合格率达98%，创业培训成功率35%以上;创业企业生存指数45.62%;创业带动就业13615人，创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42.05%以上，创业环境满意度、创业活力、创业效率等指标基本达到国家级创业型城市标准。
1.政府推动，全员参与。把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摆上政府工作重要议程，由县政府整合资源、明晰责任、协同推进。通过广泛宣传，使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工作以及相关的优惠政策、扶持措施等家喻户晓;采取部门联动，明确联席会议和组成单位职责范围，各成员单位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使分工协作、合力共为形成共识;强化责任考评，县政府与乡镇、部门签订责任状，将创城工作目标纳入就业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创城各项任务真正落到实处，全民创业氛围日益浓厚。
2.立足县情，引领创业。把开展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一是发展第三产业带创业。抓住近年来县城扩容、人员聚集的有利契机，在城乡结合部的西城镇建立了“农村及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创业一条街”，在新开发的城关镇大儒名城建立了“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小区”，引导各类创业人群，充分发挥个体工商户投资小、经营形式灵活的特点，自主创办微小企业。二是立足产业特色抓创业。充分利用尤溪县“两叶两柑两竹一油一稻”八大农业特色产业优势，鼓励返乡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开展农业特色产业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创业活动。为起到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尤溪县建立了4个创业示范乡镇，并在国家级闽湖水利风景区设立“库区移民创业园”，制订出台各项扶持措施。众多农村劳动力依托全县18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到生猪、渔业养殖及金柑、芦柑、竹业、油茶种植等农业创业项目上来，实现了自主创业。三是发挥“三大三小”抓创业。围绕尤溪“三大三小”(三大：矿业、纺织、林业;三小：水电、鞋业、食品)产业格局，鼓励有资金、有技术的各类人员领办、创办企业，2009年至今，全县新增私营企业527家，带动就业1万人以上。
3.强化扶持，优质服务。重点是加强资金扶持，制订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小额担保贷款管理积极推进创业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将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的对象、范围扩大到城乡九类人员。同时增加担保基金，提高个人小额贷款额度。县创业指导中心简化办事程序，与各金融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并指派专门人员负责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的申请、审核和审批，着力提高小额贷款的创业扶持成效。为扶持创业，全县各相关部门还充分利用国家的各项扶持政策，为各领域创业人员提供资金扶持。
4.强抓培训，增强本领。确定尤溪县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尤溪职业中专学校为创业培训基地。在组织培训的过程中，将创业培训与项目开发、专家指导、小额贷款、政策扶持有机结合起来，要求各培训机构按规范要求，提出开班申请，尤溪县创业指导中心进行跟踪督查和考核考评。两年多来，各培训机构严格按照SIYB的教学课程、教学时间进行规范培训，学员在授课老师的指导下能独立完成《创业计划书》的设计。我县特别注重创新培训模式，开展了“专业+创业”培训、“课堂+现场参观”培训模式，并确定了4家创业实训(见习)基地，在组织创业培训的基础上，组织创业培训人员到孵化基地进行见学和实训，进一步提升了创业人群的创业本领。
5.典型示范，形成氛围。以“海西应先行、创业在尤溪”为主题，大力宣传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的内容和优惠政策，群众对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不断提高。注重树立典型。在创建过程中，全县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功创业人员，我们及时进行总结和推广，在《三明日报》、三明创业网、尤溪电视台等媒体上宣传报道了数十位优秀企业家、成功创业人士和创业事迹，进一步激发了劳动者的创业原动力，在全县上下形成了“干部创事业，能人创大业、企业创新业”的良好氛围。
尤溪县的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创建工作，通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下阶段，尤溪县将对照国家级创业型城市考核标准，以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强劲的推进措施，认真抓好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创建工作，为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城乡劳动力收入水平，促进尤溪县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尤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篇：创业政策、创业能力对女性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摘 要：本文研究创业政策对女性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以创业能力为中介建立研究框架。通过SPSS和AMOS软件对346份问卷数据的分析得出创业政策对女性创业企业绩效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创业能力在政策与女性创业企业绩效关系间确实起到中介作用。建议政府完善女性创业支持体系，构建符合女性特点的培训体系，解决女性创业实际难题。
关键词：创业政策;创业能力;女性创业绩效
0 引言
据《2017-2018年全球创业观察报告》，全球女性创业率增速是男性的9倍左右，我国女性也正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这促使许多学者不断地参与到女性创业的研究之中，探究影响女性创业绩效的因素，旨在促进女性创业，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方向。但是创业政策传导机构对女性创业者关注较少，导致创业政策对女性创业的促进效果不明显，且现有的创业政策对于女性的需求也缺乏精准性，难以提升女性创业绩效。事实上，《全球创业观察(GEM)2017/2018中国报告》指出我国创业环境在创业教育质量和创业服务方面有待提高，改善创业教育和服务能有效提升创业绩效，但创业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是最直接有效的。所以，提高女性创业能力也是促进女性创业必不可少的一环。
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1 文献回顾
1.1.1 创业政策
全球创业观察(GEM)根据创业政策所起的作用不同，将其划分为11个指标，学者Lundstrm和Stevenson(2001)认为创业政策是能同时影响创业动机、创业机会和创业能力的措施，从而能使人们积极创业，激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两种对创业政策的界定和划分被国内学者参考较多，本文结合前人的分析和我国创业环境现状，将创业政策分为创业教育和服务政策。
1.1.2 创业能力
Eckhardt&Shane(2003)和Ardichvil等(2003)基于机会理论认为创业能力主要体现在机会感知能力和抓住机会的能力。而Baker&Nelson(2005)基于资源理论认为创业能力主要是资源利用能力。Man et al.(2002)将创业能力划分为机会、关系、概念、组织、战略和承诺六个方面，唐靖、姜艳福(2008)在此基础上将其分为机会能力、运营管理能力。本文借鉴唐靖、姜艳福(2008)的成果，结合女性创业者社会网络特点，将创业能力划分为机会、运营管理和商务关系能力。
1.1.3 女性创业绩效
Ford 和 Schellenberg(1982)通过文献回顾得出定义绩效的三种方法：目标法、系统资源法和构成法。Ruekert等(1985)从效率，有效性和适应性三方面定义绩效。Chrisman和Bauerschmidt(1998)以及Chandler(2001)认为对于新创企业来说，生存和成长是首要目标。鉴于女性创业企业多属于生存型，行业多为传统行业且女性创业者的目标是实现自我价值。所以，本文将创业绩效生存、成长绩效和生涯满意度。
1.2 假设提出
1.2.1 创业政策与女性创业绩效
创业政策实施对激励创业、激发创业精神、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我国女性很少得到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是导致其无法获取创业资源，进而影响创业绩效的原因之一，创业政策增大创业者获取创业资源的便利性：完备的基础设施、低成本便利化的办公空间、商业咨询、创业培训。这是企业建立合法性、进行良好运作的基础。因此，创业政策对女性创业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很重要。由此得出假设：
H1：创业政策对女性创业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2.2 创業能力与女性创业绩效
创业能力对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以提升创业绩效的影响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证实，理论基础丰富。我国多数女性由于缺乏管理知识和经验、社会网络具有规模小、同质性高、质量不佳的特点，这导致创立企业规模偏小、客户群小，很难发展壮大，也是其创业绩效比男性低的原因。张秀娥等(2017)也分析得出创业者网络异质性对企业绩效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机会的识别和利用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得出假设：
H2：女性创业能力对其创业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2.3 创业能力的中介作用
创业政策本质是服务于创业者，通过提升创业者能力和改善创业环境来激励人们创业、提升社会创业质量。创业培训使个体获得创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有助于在创业过程中整合利用资源、学习新技能和积累经验，这些独有的资源可以形成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帮助创业者更好地洞悉市场需求，发展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创业绩效。通过创业教育和服务提供资源获取创业知识能提高创业能力，改善创业绩效。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创业能力在创业政策与女性创业绩效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问卷设置主要事借鉴学者成熟量表，结合女性创业者的特点进行修改和小范围测试，形成问卷。
问卷发放采取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微信和微博等社交软件发布;第二种是通过微博搜索“创业者”的用户，筛选女性创业者填写问卷;第三种是线下走访填写。一共发放问卷498份，有效回收316份。
2.2 变量测量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开发的成熟量表并采取likert—5级量表，1到5分别表示从完全不认同到同意。
2.2.1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创业政策，主要划分为创业教育和创业服务政策，参考任胜钢(2017)、常荔(2015)设置创业政策的问卷。
2.2.2 因变量
本文将女性创业企业绩效划分为生存、成长以及生涯满意度。题项设置参考谢雅萍(2016)、Chen et al.(2017)。
2.2.3 中介变量
创业能力题项设置主要参考Chandler&Hanks、贺小刚(2009)等人开发的量表。
2.2.4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企业性质、教育背景、女性婚姻状况和所属行业等都会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故将此作为控制变量。
3 实证分析结果
3.1 信度和效度
(1)信度：本文使用 Cronbach's α 系数检验各量表信度。创业政策的克隆巴赫系数等于0.82，女性创业能力为0.893，女性创业绩效的为0.894，全部超过了0.7，量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数据质量好。
(2)效度：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得出：CMIN/DF为1.265<3， GFI、AGFI、NFI、IFI、TLI、CFI分别为0.901、0.904、0.979、0.908、0.977、0.979，均大于0.9，RMSEA为0.028<0.08，因此，指标符合一般SEM研究的标准，模型效度良好。
3.2 相关性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创业政策、创业能力和女性创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
3.3 假设检验与结果
利用AMOS26得出了模型估计结果，如图2所示。第一，创业政策显著影响女性创业企业的生存和成长，但对生涯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假设H1不完全成立。第二，创业政策对女性创业能力影响显著，女性创业能力对其创业绩效有显著影响，因此假设H2全部得到验证。采用Bootstrap抽样法检验中介效应，自抽样2000次，置信度95%。表2是加入中介变量后变量间关系的显著性，可看出在加入创业能力这一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创业政策对女性创业企业绩效而维度的影响仍然呈现显著状态(P<=0.01)，说明创业能力在创业政策与女性创业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3成立。
4 结论
总体来说，创业政策对女性创业绩效有显著影响，且能显著提高女性创业能力。但是与生涯满意度和商务关系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政策渗透力度不够以及创业者参与度不高。商务关系能力对女性创业绩效的影响最大，因此，可加大对女性构建异质性网络的帮助和鼓励。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加大联合，建立符合女性特点的培训服务体系，着重提高创业能力，提升其创业绩效。
参考文献
[1]谢觉萍，王云峰.创业女性机会识别与创业过程管理多案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04)：144-148.
[2]穆瑞章，刘玉斌，王泽宇，等.女性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融资劣势——基于PSM方法和众筹数据的经验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08)：80-85.
[3]李纪珍，周江华，谷海洁，等.女性创业者合法性的构建与重塑过程研究[J].管理世界，2019，35(06)：142-160+195.
[4]Lundstrom A， Stevenson L A.Entrepreneurship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M].Berlin：Springer，2005.
[5]Ford， J， D， et al. Conceptual Issues of Linkage in the Assessment of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2.
[6]唐靖，姜彥福.创业能力概念的理论构建及实证检验[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08)：52-57.
[7]郭润萍，蔡莉.双元知识整合、创业能力与高技术新企业绩效[J].科学学研究，2017，35(02)：264-271+281.
作者简介：肖成英(1995-)，女，汉族，贵州福泉人，管理学硕士，西安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方向：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
作者：肖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