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

第一篇：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价值

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

瑶族是我国南方一支历史悠久的山地游耕民族，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共有瑶族人口263.74万人，主要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北起湖南辰溪，南至广西防城，东达广东南雄，西及云南勐腊，广泛分布在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江西的五岭、十万大山、雪峰山等高山密林地区，自古便有“南岭无山不有瑶”的说法。

一、瑶族村寨文化景观的构成

村落文化景观是指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村落为中心的文化景观的一种类型，通常反映出在特定的环境制约条件下,可持续利用土地的先进理念和具体技术,同时折射出建立这些文化景观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特点和限制。村落文化景观是建立在土地的持续使用(农业)基础之上的一种人与自然的关联,它不仅包括自然要素,而且还包括人工要素。受自然因素、民族习惯的影响和制约甚大,从而具有极大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差异。村落文化景观的特征是人类对自然长时间的干涉和使用中形成的,因此有别于人类有意设计的园林、广场等景观,也有别于鲜有人类改造印迹的自然景观，集中反映了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人们生产、生活、生存的实际要求,如耕种、狩猎、捕鱼、放牧等各种广义上的农业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乡村社会结构等重要信息。

长久以来，我国一直片面地将民族村寨作为文物建筑及建筑群来看待。然而，完整的村落构建，不仅仅单单只有村落的建筑，还应包含了风景林、梯田、古道、民居、古墓及村寨内的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等，同时又与民族艺术、民族习俗传统、民族传统技艺等共同形成民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

(一)悠久的历史源流

瑶族历史可追溯到五帝时期的远古时代，是与炎帝、黄帝并称华夏文明三始祖之一的蚩尤的遗裔。九黎在远古时代是一个部落联盟，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今湖北、湖南及江西一带，江汉之区皆为黎境。《国语•楚语》注中所载：“九黎，蚩尤之徒也”。蚩尤与炎黄逐鹿中原，其部落为黄帝所败，部分遗裔汇入南蛮部落，逐渐形成了三苗的部落群体，而三苗正是瑶族、苗族与畲族共同的先祖。黄帝之后，舜、禹继续对三苗发动战争，并因夏、商、周等中原政权的持续影响，瑶族先民由此分化汇入到夷、蛮地区，在闽浙会稽山地区和两湖荆襄地区建立了新的聚居区。瑶人多自称绵、尤绵,绵乃蛮之转音，而自称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反映，可见瑶族是源流于蚩尤、南蛮文化的，是长江流域农耕文化的传承者之一。

生活在洞庭湖南部的瑶族先民，秦汉称长沙蛮、武陵蛮，隋唐称“莫徭”，宋称“梅山蛮”。《宋史•梅山蛮传》记载：“上下梅山峒蛮，地其千里，东接潭(潭州，今长沙)，南接邵(邵州，今邵阳)，其西则辰(辰州，今沅陵)，其北则鼎(鼎州，今常德)，而梅山居其中”，即以今天的新化、安化为中心的洞庭湖以南、南岭山脉以北的湘水、沅水、资水流域与雪峰山区，活动面积将近5万平方公里。从唐末乾宁四年(897)到宋熙宁五年(1072)的时间里，瑶族先民与南方土家族、苗族、畲族等共同在梅山地区进入了一个多民族安定共处、和谐发展的时期。1995年，在广西恭城发现的明清时代的瑶族文物画卷《梅山图》，栩栩如生地记录了瑶族先民在梅山地区生活的场景，向世人展示了唐宋瑶族社会经济、生活、生产、文化、宗教信仰的情况，再次证明了瑶族先民在梅山地区已发展了有别于中原汉文化的灿烂文化。自宋以后，随着中央政权对南方的持续开发并且实施压迫性的民族歧视政策，瑶族先民不得不离开梅山地区，最终在都庞岭千家峒地区开始分化，通过南岭走廊、湘桂走廊继续向南方纵深迁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生之旅。现代瑶族普遍将千家峒作为本支系的发源地，瑶族后裔向往和崇拜的圣地，其不单指的是地理概念，更是瑶族人民追求祥和、安定与幸福生活的心理归宿。瑶族各支系在不断分化和迁徙过程中，虽然存在与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长期交流，却始终同而未合，归而未化，并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在谋求生计方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使自己适应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在南中国广大山区和丘陵接合地带产生了以生态系统来区别的各种不同瑶族集团的亚种族，最终形成了现代各瑶族族群分支。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瑶族族群分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获取着维系民族生存的基本物质，努力培植和延续自己的种族，使瑶族成为具有坚韧不拔生命力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二)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

瑶族人民在长期的迁徙和生产生活中发展并流传下大量民间文学、历史文献和口头文学，少量诗歌或神话传说还遗存有汉文手抄本或唱本，不少作品受中原文化影响还融入了汉文化诗歌体裁、道教经文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元素，共同构成了瑶族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瑶族的文学作品主要产生于汉晋以后，创作内容广泛，不仅有涉及到历史迁徙、族群发展、文学宗教、医学和农事的民间作品，还有记叙民族起源、历史迁徙等重要信息的《过山榜》、《祖图来历》、《千家峒源流记》等历史文献，是瑶民族一套完整的“百科典籍”。

在口头文化中，以创世史诗《密洛陀》、《水淹天》和《盘王大歌》最为著名，其中《盘王大歌》通篇长达数千行，描绘了民族历史和文化生活的广阔画面，是瑶民族文化的恢弘叙事史诗，瑶族人民通过节日祭祀、生产劳动和社交活动,以歌唱的形式讲述出来，使民族历史传统得以一代代流传至今，对后世的瑶族歌堂文学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多元性的宗教信仰传统瑶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南方山区，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制约，同时由于对自然现象缺乏科学认识，认为山水万物皆由神灵主宰，继而产生对山、水、天、地等自然元素的原始崇拜。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盘瓠祖先的图腾崇拜、对诸多自然神灵的自然崇拜、对鬼巫的灵魂崇拜和道教崇拜，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互相吸收，构成了瑶族宗教文化的基本框架，逐渐形成了带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多元性宗教信仰传统。

其中，对先祖盘瓠的信仰崇拜是瑶族人民家庭生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盘瓠，亦称盘王、盘护、盘古等，是神话传说中龙犬的名字，是瑶族的始祖。瑶民把他当作始祖神加以崇拜、祭祀与供奉，并形成特定的祭祀性节日——盘王节。节日期间，除杀猪宰羊、宴请宾朋外，还要诵经作法，祭祀神灵，跳盘王舞，唱盘王歌等。湖南的泸溪县是盘瓠文化唯一有古迹可考的发源地，县内沅水流域地段至今仍遗存有关于盘瓠先祖的大量历史遗迹和文化建筑，有盘瓠洞、盘瓠山、盘瓠墓、盘瓠庙、辛女村、辛女岩、辛女祠等一批文化遗迹点，是瑶族先民蛮瑶在梅山地区生活与发展，盘瓠文化产生与源流的有力见证。

瑶族对盘瓠祖先的崇拜不仅植根于本民族，同时对汉民族的先祖崇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民族的神话始祖——盘古便是以瑶族先祖盘瓠为原型创作流传下来的。三国时期吴人徐整所作《三五历记》，是我国最早记叙盘古神话的典籍，文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填补了鸿蒙时代的空白，经过历代民间润色与流传，使盘古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卵生文化基础。

(四)绚丽多彩且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

早在古代，瑶族先民就有“好五色衣裳、衣斑布、色斑斓，对襟齐领，椎髻跣足”的习俗，拥有挑花、织锦、编织、刺绣和蜡染等特色民族的传统工艺。经过近代学者的初步调查统计，录得瑶族服装的款式就有100多种，头饰也不下100余种，这与瑶族内部支各系的不同和经济基础，生活环境，风俗习惯以及审美观念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

瑶族服饰的演化发展过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集中反映了瑶族人民的生活与历史变迁过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原始文化心理结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情况，生活方式

的开放程度等信息，承载了对原始神灵的崇拜、对祖先的纪念、对图腾文化的信仰。瑶族服饰文化是瑶族文明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在外在形式中涵盖了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宗教的、习俗的等诸多情感元素，彰显了瑶族人民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

(五)人文、自然景观遗存良好的民族村寨

在瑶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战乱、民族压迫、生存压力等影响，瑶族先民向华南地区不断迁徙，形成了诸多支系的定居区和文化圈。因各定居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民族交流差别，各定居区逐渐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村寨。

坐落在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南岗镇海拔800多米高山上的南岗老排，不仅是连南八排瑶著名的八大排的典型代表，也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特色最鲜明的瑶族古寨。其所在地自然风光优美，有典型山地农耕文化特色的层层梯田、茂密林区、陡峭峡谷，兼具了生产生活、环境美化、御敌防卫等多种功能。据考证，南岗排始建于宋代，据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又名行祥排。明末清初时期，南岗排最为鼎盛，建有房屋700余幢，人口1000多户7000多人，山寨面积159亩，历史上以其规模大、人口多，被誉为连南八排的首领排。经过千百年的演变，目前南岗古寨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建筑轮廓，并且保存着368幢明清时期的青砖瓦屋，是排瑶村寨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富川凤溪瑶寨，始置于元朝末年，坐落在五岭中的都庞岭余脉凤溪山，距县城富阳15公里，全村有盘、陈、蒋、岑、麦、翟、李等7个大姓，是一个典型的平地瑶族古村落。凤溪瑶寨内木楼民居沿溪顺山势栉次鳞比，建筑古朴典雅，青石街高门楼，天井石条铺花，窗棂雕龙刻凤，照壁楹联意境雅致;寨内陈,岑、蒋、翟四大姓氏的祠堂风格别致，各具特色;朝阳风雨桥和福寿风雨桥横跨凤溪村江上，两桥相依，遥相呼应;富含民族特色的古戏台肃穆庄严。这些古色古香的门楼屋宇，神庙寺观，祠堂戏台，风雨桥等多出自明清时期，具有重要文化价值，构成了凤溪村瑶寨独特的村寨文化景观。

除此之外还有江永兰溪勾蓝瑶寨、桂林龙胜金坑瑶寨、隆回虎形山花瑶瑶寨等景观保存良好，文化传统丰富的瑶族古村落，与连南南岗千年瑶寨、富川凤溪古寨一样,都是瑶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化发展、交流的艺术结晶。

二、瑶族村寨文化景观的世界遗产价值

文化景观1992年12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是当前比较新颖同时具备独特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目前，我国已逐渐针对少数民族村落文化景观开展了大量调研工作，不仅推动了中国的民族考古研究，还为我国少数民族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和利用带来了积极影响。苗岭山区雷公山麓苗族村寨和六洞、九洞侗族村寨均已在当地政府和学术界的积极推动下对其文化遗产价值进行了详细评估和科学规划保护，并且作为“黔东南苗族村寨”、“黔东南侗族村寨”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瑶族先民们所创造的优秀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民族技艺和民族历史是在瑶族村寨中传承、发展起来的,是瑶人文化遗产的根基。以湘西盘瓠洞、江永千家峒、金秀大瑶山瑶寨、连南南岗千年瑶寨为代表的瑶族村寨群，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共同杰作，见证了瑶族社会发展过程中，为战胜居住地恶劣自然环境的影响，合理利用和适应环境的进化演变过程。这些村寨具有着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变异化和即将消逝等多种具有突出代表意义的特点，同时是村寨文化景观的重要载体，见证了汉民族中原文明与其他少数民族对瑶族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方面的影响。

中国瑶族村寨文化景观世遗价值在于：

(一)一种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的有力见证

瑶族文化因受到现代强势外来文化和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正与我国其他传统民族文化遗产一样面临着迅速退化乃至消失的危险。传统的民族建筑因费时费力，逐渐被水泥屋

瓦所替代;生产建筑、农业设施也因失去原有功能而被废弃和拆毁;村寨生态环境景观也因经济利益的驱使而遭到破坏;更为可怕的是，大部分瑶族村寨青壮年人口逐渐向城市迁移，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行为习惯、模式和传统工艺、思想观念、理论哲学、典章制度、语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歌舞娱乐、宗教信仰、礼仪风俗等非物质文化出现了无人传承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本民族自我认同感的丧失。江永千家峒、金秀大瑶山瑶寨、连南南岗瑶寨、隆回花瑶古寨等正是这类逐渐消失的村寨文化景观的幸存者，为瑶族丰富灿烂的民族文明提供了一种特殊见证，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将对瑶族文化传统乃至于南岭走廊各民族古村落进行科学保护、发展和利用均有积极意义和影响。

(二)一种具有突出代表价值的文化景观的杰出范例

瑶族村寨文化景观的突出代表价值有：①良好的自然景观和村落格局。瑶族传统民居建筑或沿溪流岸山脚，或接近山顶的山腰，或接近悬崖峭壁，或沿山势而建,因此对周围自然空间环境景观的影响比较小，充分借助了原始的风水理论，选址与建设都与山水相协调，借助自然景观来保护居住环境的整体美观，体现了与当地生态和地理环境矛盾与和谐的统一;②富有地方特色和建筑艺术特色的建筑景观。各地区瑶族分支产生的强烈地域色彩的独特民族文化，同时在建筑风格和建筑偏好上体现出来，形成了有吊角楼式、天井门楼式结构等风格迥异的建筑风格;③底蕴丰富的民族人文景观。瑶族人民创造的丰富饮食、服饰、节日、传统技艺、宗教信仰等民俗文化，是瑶族村寨人文景观的文化基础，体现了瑶族人民敬畏神灵、敬重祖先、尊重传统和聚族而居的族群特点，反映了瑶族人民尊重并顺应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互帮互助、团结协作、顽强生存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智慧，与自然和谐平衡发展的价值理念。

以江永千家峒、连南南岗瑶寨等为代表的瑶族村寨文化景观是人文景观、人居建筑与自然景观相融合、因地制宜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互为依存、和谐、统一的关系，展示出人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变迁，是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到定居精耕细作阶段农业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历史见证。

(三)是中华文明农业文化的突出见证

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瑶族自身生息、繁衍和创造出来的独特炫丽的民族文化，是对南方农耕文化的传承，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作出了独到贡献。以江永千家峒、连南南岗瑶寨等为代表的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是农耕文明在南中国传承发展的有力见证，对再现中华民族多元化演进、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三、结语

瑶族文化景观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瑶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详细记录了瑶族社会进步与发展中自然生态、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情况，传递着瑶族特有的文化信息，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并作为一种客观历史物证，将瑶族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直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研究瑶族村寨文化遗产就是对人类发展历史的反思，没有这种载体，人类的精神家园将会变得无根无基。对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的研究，探索瑶族智慧和文明的轨迹，旨在为该民族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只有正确、全面了解瑶族的过去、现在，积极抢救收集瑶族文化遗产，并在原有基础上创新和吸收外来先进有用有益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进一步保存和发展瑶族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一个支流,瑶族文明不仅是创造者更是实践者和参与者，在不断的迁徙与发展中，在征服和改造大自然的历史进程中，既汲取了我国南方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又继承了祖先的文化特点，创造和积累了丰富多采的民族文化，是农耕文明在我国南方地区发展传承的历史见证，同其他民族一道为缔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对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发展刻不容缓，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当前的必然选择。其

中，盘瓠文化的发源地湖南泸溪盘瓠文化遗址群、瑶族人民的精神家园江永千家峒遗址群、以南岗瑶寨为代表的瑶族村寨建筑群都应作为瑶族村寨文化景观遗产的重点项目进行研究、保护和申报。

第二篇：中国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价值

丽江古城，又名大研镇，始建于宋末元初(公元13世纪后期)，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丽江市，坐落在丽江坝中部，与四川阆中、山西平遥、安徽歙县并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它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唯一没有城墙的古城，据说是因为丽江世袭统治者姓木，筑城势必如木字加框而成“困”字之故。丽江古城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丽江古城是一座具有较高综合价值和整体价值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从城市总体布局到民居建筑、院落装饰既融合了汉、白、彝、藏各民族精华，又保持着纳西族的特质。丽江古城全面反映了纳西族和其它世居在丽江的少数民族多元的文化艺术形式，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之一。在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的现状下，丽江古城却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做出了典范，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城镇建筑中所特有的人类创造精神和进步意义，是不可多得的重要遗产，为研究中国城市建设史、建筑史、文化史提供了例证。

丽江古城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艺术与生活的有机统一。丽江古城有别于中国任何一座古城，城中无规矩的道路网，无森严的城墙，古城的建城理念打破营造自己的小环境、小庭院的布局，完美地将山、水、田园、城镇结合在一起形成整体空间形态。古城的建筑、历史、文化、社会形态等遗产在一段时期内对纳西族的文化、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等产生过重大影响，为传统人类居住地、土地使用提供了杰出范例。其中部分遗产价值为人类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着独特的历史见证，至今依然发挥着其价值功能。

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与纳西族特殊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纳西族民族个性、文化特质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纳西族语言、口头传诵和表述、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而存在，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至今，它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伴随着纳西族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是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在全球文化趋同的困境中，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丽江古城开放、和谐、注重历史的文化价值观和地域群体的文化凝聚力，这正是它作为世界遗产为人类所贡献的突出普遍价值所在。

自丽江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够在丽江古城找到自己心灵的栖息。人们行走在丽江的蓝天白云下，享受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漫步于古城古老宁静的街巷中，体味着岁月的流逝和生命的不老„„丽江古城塑造出的境界使人忘却了古代和现代，忘却了文明和野蛮，享受着和谐、宁静、健康、快乐。丽江古城为人们创造的精神家园是对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尽情诠释。

第三篇：学习世界文化遗产与旅游管理的心得与体会

本学期选修了世界遗产与旅游管理这门学科，感触颇多，尤其是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深以为自豪，同时对中国当前旅游管理存在的问题感到担忧。

随着世界经济与科学文明的发展，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越来越受到广大规划界的关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问题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热点话题。寻求适于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模式，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进行适度的旅游开发，促进遗产地经济的繁荣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已经成为现代规划师肩负的一大重任。遗产保护和发展旅游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在现实中如何协调处理这种关系，两者能否取得双赢，如何有效合理的开展文化遗产旅游等问题一直受到大家广泛关注。本人作为当代大学生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为一方面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而深感愧疚，同时又在逐渐了解的过程中深深自豪。中国，一个疆域辽阔、河山锦秀的国家，全世界691处遗产地中，中国拥有27处，其中4处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世界遗产，是自然以及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保留下来的杰作，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留下许许多多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更是丰富了世界文化历史。关于“世界遗产”，联合国曾经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世界遗产,特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人类罕见的且无法替代的财产，……由世界遗产委员会确定并作为全人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有着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多样的文物古迹遗类的共同遗产加以保护。即使在战争中,也不能成为军事攻击目标。”近年来，由于追求经济效益，国内一些地区对世界遗产存在着开发过度、保护不力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很多。游客素质不高，乱抛垃圾、乱刻画，破坏世界遗产景区的环境，是国内世界遗产保护遭遇的一大难题;世界遗产正面临着旅游超载、错位开发的严重威胁，所谓旅游威胁，除了黄金周时的“人满为患”，更严重的是世界遗产景区内的“楼满为患”，也就是遗产地的“商业化”、“人工化”和“城市化”问题。目前国内的世界遗产地附近、周围，以至景区内，几乎到处都有喧嚣的商业街、土特产市场，游客一到景区，就不断有商贩前来拉客，强行推销住宿、旅游商品;目前相关部门对世界遗产的财政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近年来，世界遗产地的申报成功不断造就我国新的一批著名旅游目的地。世界遗产的申报成功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巨大利益面前，申遗难免迷失初衷，申遗艰难成功之日，就是旅游疯狂开发之时。像云南丽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仅2000年就接待海内外游客25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3.44亿元。遗产不幸成了“唐僧肉”之后，毁坏是必然的：武当山遇真宫毁于大火;孔庙元代“御赐尚飨奠之记”碑被车撞成六大块;泰山修建了索道像一把把匕首直插泰山心脏;武陵源不断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天梯直上云霄……

世界遗产不仅仅是一种理念的传播与接受，更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与提升。在实践上，世界遗产为人类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确定了一个全世界文明国家共同遵守的标准，使我们从世界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使遗产保护有了生动而具体的标准和前所未有的激励与促进。

从中国社会的现状来看，以自然和文化遗产拉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原本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这样的动机与世界遗产公约的初衷存在着一定的裂隙。比如说，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原本就十分脆弱，如果当地旅游业真的因为申遗成功而受到“极大刺激”，大熊猫的生存和繁衍必定也相应受到刺激，在缺乏有力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申遗成功未必不会演变为大熊猫的噩梦 。一旦进入世界遗产目录，遗产所在地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历史与现实责任，也就是说，要保证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世界遗产”就仿佛是一根文化的接力棒，人们希望以这种形式来保存人类文化的类别与差异，保持文化的多元性和文明的多样性，使人类文明长存。

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天然就存在着辩证的张力，如何处理好这一对矛盾，是对我们民族智慧的考验。当我们为世界遗产申报成功而欣喜的同时，我们决不能忘记光环上所承载的沉重责任;当遗产地正准备“趁势而上”大干一场的时候，他们更应该好好温习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世界遗产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开发。公司经营世界遗产的现象必须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此外，我国在世界遗产保护法制化、民众特别是官员素质的提高、管理体制的理顺、对外合作交流的开展等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尚待改进与完善之处，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世界遗产”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应当世世代代完美无缺流传下去的大自然或祖先留下的杰作，“世界遗产”并不只供我们这一代人所享用，当代人有更大的责任将这些“世遗”真实、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应该指出，“申遗”工作是与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的思想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对于文化遗产，应该始终将保护放在第一位，没有很好的保护，就根本谈不上开发利用，如果只“申”不“保”，不把“申遗”当作一种责任的话，则有可能落下个千古骂名。

人类不可再生的世界遗产的未来命运掌握在年轻人手中，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珍惜与行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97年起，就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在青少年中进行世界遗产教育的一系列活动。《世界遗产与年轻人》这个世界教育项目已经激励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年轻人，他们积极投身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并以活跃的宣传者、鼓动者的姿态将保护的观念传递给周围的人们。如今伴随着《世界遗产与年轻人》中文版的诞生，伴随着中国世界遗产国际青少年夏令营活动的举办，拥有27个世界遗产地的中国从此拥有了首批世界遗产青年保卫者，相信在以后的中国世界遗产与经济一起想更加康庄大道迈进。

第四篇：语言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析论文[推荐]

摘要：土家语是土家族民族文化的最核心成分，它在语言学相关理论研究的创新和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地位两个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土家语言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关系的视角出发，旨在从土家语言资源中挖掘和创造代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符号”，以加强和拓展文化符号研究的方式保护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纵横两个维度采取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

关键词：土家语;土家语言资源;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符号

一、引言

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曾指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我国语言学家罗常培也曾说过，“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部长、国家语委主任袁贵仁也提出要“开发民族语言资源”。世居在湘、鄂、渝、黔毗连的武陵山区的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其历史文化口口相传。本文从语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土家语在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地位。

二、土家语言资源

(一)土家语

作为苗族代表的湖南湘西永顺县的田心桃在1950年9月28日参加国庆观礼活动时说：我不是苗族，我是“毕兹卡”。从此，“毕兹卡”受到严学窘、潘光旦、向达、王静如、汪明瑀等一大批语言学家们的关注。尽管王静如(1955)、田德生、何天贞(1986)、何天贞(2003)等著文讨论过土家语的支属问题，但至今尚无定论。土家语的资源性表现在以下方面：1.语音资源据《土家语简志》载，土家语共有25个音位，其中19个辅音音位中，有14个与汉语拼音方案完全相同。土家语的元音在充当韵母时有22个，分单元音韵母、复合元音韵母和鼻化元音韵母等。22个韵母中，有17个与汉语拼音方案基本相同。土家语有舌面鼻辅音[捱]、浊擦音声母[奕]，汉语拼音则没有;土家语有舌尖前音[z]，无舌尖后音[鬫]，汉语则有[鬫]无[z]。徐世璇(2012)观察到外来语音系统性的增加和固有区别性特征的消失是土家语音变化的两大表现;向亮(2012)发现南部土家语正经历着高元音舌位“i>匏>扪”的渐变式后移过程。这些声母、韵母和声调变化反映了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正向汉语趋同，为进一步做语言接触研究和演化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语料支撑和事实证据。2.词汇资源土家地名是土家词汇的重要代表。一个地名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经济等一切包括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在内的文化、地形、位置等都有着密切联系。地名具较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称得上是研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地名往往与历史名人和行政建制有关，如湖南龙山县的“洛塔”就是以土家首领八部大王的名字命名的，“洛”是他的官职。地名还与经济、地形地貌、当地景物等有关，如湖南石门县泥沙区苏市乡的“苏步”，在土家语里指“板栗”，因土家人爱种板栗树;湖南慈利县的“热市”，即“酒市”。湖南溆浦人严如煜《苗防备览》共记录140个土家语词汇和陈廷亮(2010)的校释都是研究土家语不可多得的资料。3.语法资源叶德书(2006)发现土家语的肯定判断句有隐性判断和显性判断两种。南部土家语是OV型语言，即动词位于宾语之后。但能愿动词又位于主要动词之后，构成“宾+动+能愿动”的格式。随着语言接触的产生，汉语否定词“不”的进入，又形成“能愿动+宾+动”的格式。4.语义资源相同事物之于不同语言可能会“名”异“实”至。以“梯玛”为例，谭志满(2001)认为是“非敬神的人”，是“女神”;而叶德书(2003)则认为是“敬神的人”，是“男巫”。土家语共有5个颜色词“黑、白、红、黄、绿”，其内涵和外延并不完全等同于汉语的相应词素，但却能完成对色谱的区分和色彩的表达需要。

(二)土家语言资源

上述属于狭义的土家语言资源。而土家语不仅是土家族人的交际工具，承担着传递信息的重要功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它还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和传承的媒介。因而广义的土家语言资源，还应包括与之相关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如土家族民间文学、传统戏剧、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1.民间文学土家族先民们居住在武陵山区，这一带自然条件恶劣，山大人稀，猛兽出没。如何生存和繁衍便是土家先民们首先要思考和解决的根本问题：一方面借助生产劳动;另一方面祈求于自身生命之外的神秘力量，即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原始巫术。迄今为止土家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有21项，其中民族文学类的有3项，分别是都镇湾故事、土家族梯玛歌和土家族哭嫁歌;被湖北、湖南、贵州以及重庆等列为省级或直辖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别有24项、19项、11项和14项，其中也不乏民族文学类项目。2.传统戏剧武陵山区少数民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土家族的传统戏剧有：恩施的灯戏、思南的花灯戏、恩施和鹤峰的傩戏、来凤和咸丰的南剧，以及永定的张家界阳戏。土家族傩戏是土家族人为了迎傩神驱疫消灾、酬傩神还愿而唱的戏。3.土家族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永顺土家年被列为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巴东土家族民间历法、恩施土家女儿会和五峰土家族告祖礼仪被列为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八部大王祭、古丈跳马节、土家糊仓习俗、土家族过赶年和土家族舍巴日等被列为湖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土家族过赶年和下洞祭风神被列为贵州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见，土家族非物质遗产的产生、发展、实践和传承与土家语密不可分，且通过口传延续。正是语言这一要素把土家族的各方各面串联起来。土家语言及其资源无疑是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核心部分。

三、土家语言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面对“土家语的使用区域正在缩小、使用人数逐步减少、使用者年龄趋于高龄化”的现实，我们认为可从文化符号视角出发实施其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一)确定“非遗”符号

在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之际，响起了让濒危语言也加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呼吁之声，这有悖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条文。从语言学角度而言，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具有系统性和规范性，但却是以言语的表现形式存在，且时刻有新的元素进入，不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所必需的稳固性。但是这并不影响土家语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首先，从研究角度出发，土家语是重要的语言资源。叶德书、田德生等学者对土家语较详实地描写为建设土家语语料库提供了原始的语言资源。据此学者们可从历史比较语言学、跨语言比较、语言类型学等角度多方面、多维度地进行语言学理论研究。其次，从文化符号角度出发，土家语言资源为今人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符号。如“女儿会”、“龙船调”———崇尚自由平等的生活观符号、“哭嫁”、“陪十姊妹”———以哭代喜的婚姻观符号、“西兰卡普”———纯朴自然的审美观符号、“廪君崇拜”、“摆手舞”、“茅古斯”———慎终追远的信仰观符号等。从土家语民间文学和口传作品中挖掘更多地反映土家族的文化符号，使之能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正如被韩国人称为“妈妈的味道”的泡菜，不仅仅是一道道小菜和代代相传的技艺，更是一种力量、一种文化的体现。韩国泡菜文化也在2013年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二)研究“非遗”符号

虽然土家族已有21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但还存在纵深空间，能挖掘出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认为可以从土家语言资源方面进行开展。1.人生观符号———“撒叶儿嗬”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共有8个部分，除了第4部分外其余部分都由丧鼓歌或跳丧描写开始。整个小说中丧鼓歌共出现了8次、跳丧场景出现了7次。如小说的开头覃老大跳丧，随后整个激情狂欢的跳丧场景表现出“乐死”的死亡观，与“死亦我所恶”、“人之所恶，死甚矣”、“恶其死”等儒墨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土家人看来，死亡是今生苦痛的终结，是来世轮回的起点。因而死亡是“白喜事”、“红丧”、“喜丧”。土家族人还为尚在人世、身体健康、年过六旬、儿孙满堂，且父母已故的老人，用丧葬撒叶儿嗬的仪式作为寿诞生辰庆贺，即土家人的“活丧”、“生斋”。因为在土家人看来寿命的长短是上天所赐。一般情况下，父母已故且儿孙满堂的60岁以上的人会认为多活一天都是上天的恩赐，值得庆贺。不管是亡人灵魂之彼岸生活的喜丧红丧，还是在世之人的生辰寿诞的活丧生斋，“撒叶儿嗬”已然成了土家族重生乐死的人生观符号。不仅歌词众多，还具有一定程式，如“开场”、“拜殿”、“封棺”、“入土”等。鼓师们还现场创编较为有韵的唱词与衬词。唱词多以七字上下句结构，也有三字、五字的。唱词与衬词穿插进行，或领唱，或帮和。歌师们则双槌击鼓，鼓点或急或缓、或重或轻，多为二拍子、三拍子节奏。即使没有对跳丧的描写，没有对鼓歌的引用，小说《撒忧的龙船河》的故事情节一样是完整的。文化符号“撒叶儿嗬”在小说中的大量运用，无疑是为了加强小说的地域色彩，为小说营造一种神秘的氛围。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不同作品对“撒叶儿嗬”等民俗的具体描写会有差异，但是土家文化中诸如“撒叶儿嗬”等展现出的民族优秀品质的核心内容是不会改变的。换言之，像“撒叶儿嗬”这样的文化符号正是在与其他文化优势的接触、互动过程中不断发展，和谐共存的。2.身份观符号———“毕兹卡”“毕兹卡”被当代的土家族青年诗人应用到了诗歌的殿堂，成为他们本土诗歌写作的代码和民族诗人的身份象征。如王世清的《献给毕兹卡》易红杨勇：土家语言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达了诗人对自己民族的崇拜之情。诗歌中“毕兹卡”的出现，闪烁着夺目的民族光彩，表达了诗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的精神守望。孙健忠《甜甜的刺毒》中“起疑”、“打栏”、“背时的”、“生怕”等词语都是湘西土家山民的方言土语，极具乡俗;“低声絮语”、“封”、“溜”等带文学色彩的词语夹杂运用正好实现了孙健忠的创作梦想“一点湘西味”、“一点山味和野味”、“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成就孙健忠成为“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

(三)传播“非遗”符号

土家族文化符号的传播也可以通过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纵向方面指的是文化符号的传承和延续。2008年文化部出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认定和保护的办法，希望用法律的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代延续施以保护，同时辅之以数字化、音像技术等来进行保存并传播。但是随着“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以及年经人快速接受外来文化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轻视本族文化的现实，一些“文化符号”很快就消失了，如“薅草锣鼓”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而走向了消亡。一些“文化符号”是小众传播，其覆盖的区域也逐渐缩小，传播半径也逐渐减小，也就逐渐失去其张力。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延续也不是没有对策。如在第十四届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撒叶儿嗬”组合获得了原生态唱法金奖。这些舞台上的撒叶儿嗬表演体现了曲目选用上的去禁忌化、演出方式的去仪式化和演出目的娱乐性等特征，古老的文化符号被书写了新的时空内容。横向方面指的是文化符号的扩散过程。如恩施台一档全媒体新闻方言直播节目《新闻六口茶》，和一档以展示恩施本土文化、宣传推介恩施旅游资源为主题的恩施文化旅游电视品牌栏目《幺妹带你耍》就是典例。通过横向地向周边扩散的过程，提升人们对土家族文化符号的认知度，从而产生认同感。

四、结论

土家先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拓了光辉灿烂的历史进程;土家子民，颠沛流离，迁徙融合，形成了丰富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文化。要让“口耳相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必须提炼文化走出去的“符号”名片，加强对文化符号的研究，使土家文化始终成为中华民族璀璨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员，和谐发展，共闪光芒。

第五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耦合思路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拥有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该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提出采用民间艺术团、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农家乐、历史文化名城、博物馆等形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结合起来，实现保护与开发的良性耦合与互动。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人类文化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各种保护措施。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文简称“恩施州”)拥有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对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笔者提出应采用民间艺术团、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农家乐、历史文化名城、博物馆等形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结合起来，实现保护与开发的良性耦合与互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同时也为恩施州旅游业的发展提升文化品位，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双赢的目的。

一、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一)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恩施州位于鄂西南，地处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的武陵山区，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之2一。这个地带被专家学者盛赞为“古老文化沉积带”，沉积着丰富的土家、苗、侗、汉等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规定中阐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五大类的类别，①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类如下：第一类：曲艺。土家族有“南、堂、灯、傩、柳”五种地方戏剧剧种及傩面具的制作技艺。

第二类：舞蹈。土家族舞蹈很丰富，有著名的撒叶尔嗬、摆手舞、巴山舞、毛古斯舞、麻舞、八宝铜铃舞、肉连响、地盘子、地龙灯、靠灯、草把龙、板凳龙、耍耍、猴儿鼓等，礼仪有过年过节礼仪、婚丧嫁娶礼仪、农事礼仪等。

第三类：音乐。土家族打溜子，薅草锣鼓、情歌、哭嫁歌、儿歌、利川小调、②建始丝弦、民间宗教音乐、恩施扬琴、竹琴及其制作技艺等。

第四类：口传文学。土家族的口传文学有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谚语、山歌、儿歌、笑话、儿童游戏等。

第五类：工艺。土家族吊脚楼建筑工艺、风雨桥建筑工艺、石雕、木雕、竹编、藤编、棕编、民间各种工匠的技艺、髹漆工艺、刺绣、服装、土家织锦(西兰卡普)、剪纸、纸扎技艺、咂酒、药酒制作技艺、各种土家族特色饮食品的制作技艺，如油茶汤的制作技艺等。

(二)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1)传统戏剧失去文化生存空间。电视、音响、卡拉OK等现代娱乐设施普及后，人们的娱乐方式彻底改变，对传统戏剧的需求消失，传统戏剧失去了需求市场，其生存的文化空间随之消失。故恩施州引以为豪的“南、堂、灯、傩、柳”五种地方戏剧，基本上处于濒危状态。(2)民间舞蹈及社会礼仪消失严重。恩施州民族民间舞蹈十分丰富，通过多年的抢救与保护，撒叶尔嗬、摆手舞、毛古斯舞等已经得到了相应的保护与利用，但是麻舞、地盘子、地龙灯、靠灯等舞蹈对人们来说已经很陌生。现今恩施州过年过节的礼仪意识十分淡薄，婚丧嫁娶的礼仪也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异。特别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土家族哭嫁婚礼习俗已经渐渐退出了婚礼仪式，沦为景区表演化的项目。(3)土家族建筑技艺生存告急。华中理工大学古建筑学家张良皋教授认为，恩施州土家族吊脚楼是中华建筑文化的重要源头，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③土家吊脚楼饱含文化交融信息，具体说来，是巴楚两大文化直接交融的结晶。楚建筑曾深切影响汉以后中国官室传统和生活方式，土家吊脚楼是楚建筑的活化石，而且像遗存于巴人旧乡号称“活化石”的水杉树④一样，有潜在的强大生命力，值得人们另眼相看。[1]但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恩施州境内吊脚楼建筑技艺正在流失，它所承载的土家族传统文化也将随之消失。(4)土家族口传文学濒危。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早期的文学作品靠口耳相传，文人文学用汉语记录。

在远古时代，土家先民创造了本民族的创世纪史诗《摆手歌》、大量的神话、传说和歌谣。文人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一席地位，最有代表性的是恩施鹤峰容美土司田氏诗人群留下的大量优秀诗文。唐代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发端于土家地区建平郡民歌，此后在中国文学史上才出现竹枝词曲牌。但是这些口传文学已远离当今恩施自治州人民的日常生活。

2.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举措。恩施州州政府于2003年提出了建设文化大州的战略构想，修建了“民族大观园”，规划了20个“恩施州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了民间艺术大师命名机制，制定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出台了《恩施州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虽然做了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但力度不够，成效甚微，致使恩施州没有一项遗产列入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第

二、三批国家名录中，才有相关的项目列入。

二、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结合的理论

依据旅游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着多重影响：一是旅游开发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旅游开发为了获取经济效益的目的，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化、商品化甚至庸俗化，其多样性和文化空间遭到破坏;二是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产业结构的调整，旅游所带来的实惠和经济价值能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资金，同时旅游开发带来的市场价值可以激发相关人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与创新。三是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文化旅游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成为文化旅游业开发的重要目标。四是当今已进入遗产旅游时代，凡进入世界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便具有了世界性或者国家性的“金字招牌”，文化品位随之提升到国际的或国家的水平，将成为旅游地的文化旅游品牌，产生品牌效应，增强吸引力，促进旅游发展。所以在原生态环境不断受到冲击、环境日渐多元化的当今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方式也必然多元化。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不失为增加景区文化底蕴的好方式，同时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生存土壤，最终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景区发展双赢的格局。在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把握好一个“度”，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趋利弊害，将保护与开发融为一体，开发与保护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开发是手段，目的是为了保护;而保护是开发的目的。

三、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结合的思路结合

恩施州实际，对该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上的耦合互动作出思考，探索如何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链条，力争做到既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又不至于流失其“真魂”。

(一)民间艺术团与旅游结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恩施州丰富的民间戏剧与民间音乐在传承上存在着巨大的危机，而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主要应该依靠民间与民众来进行，民众替人类承载了整个人类文化的使命，民众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所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应该充分发挥民众和民间社会的积极性，让他们成为保护自己文化遗产的主人。更重要的是，让资源地的民众实现民族文化的自我传承能保护民族文化根的纯正性。恩施州对“南、堂、灯、傩、柳”等地方戏剧及民歌的传承，除恩施州民族歌舞团的传承与创新外，还应该大力发挥民间民众的力量，鼓励民间艺术团结合恩施州旅游发展的实际对地方戏剧及音乐进行传承和创新，借民间艺术团的力量打造恩施州民族旅游演艺品牌。

(二)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恩施州为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成立了20个民族文化生态村，但封闭的保护将难以为继，必须开放式进行，既要达到保护的目的，也要实现发展。除了由各村寨确定自己的发展模式外，在离城镇较近的地方可以进行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建设，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结合起来进行，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推行“土风计划”⑤的陈哲认为“文化在劳动中生存，血脉便在其中传递。传承必须社会化，通过社会化形成补血机制，这样才能把传承、人才培育、促成文化产业等联系在一起，并吸引相关利益群体将这些„品种‟打造成品牌，加以利用，转化成社会成果而惠利本土”。

(三)城郊农家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农家乐成了城郊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模式之一，这无疑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结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数千年农耕时代，农村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广大的农村至今还保存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根脉，以及丰富的文化遗存，包括村落的规划、各类建筑、历史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各类民俗、民族语言、生活民居、民间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武术、医药和各种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在农村，文化的多样性在农村，民族之根深深扎在农村。由于各个民族各地域的文化都是那一方水土独特的精神创造和审美创造，它又是人们乡土情感亲和力和自豪感的凭藉，以及永不过时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2]恩施州各县市城郊在制定农家乐发展规划时，应该把恩施州农村鲜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展示出来，在农家乐旅游中全面地展示农村的规划、建筑，在生活状态中展示民俗、节庆、舞蹈、民歌及其各种民间传统技艺，尤其是土家族、苗族、侗族和汉族的各种特色饮食技艺应充分挖掘和利用，这对游客是最具吸引力的亮点。而民族风格的建筑与自然环境的相得益彰与和谐也是农家乐发展规划的一个重点。农家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能提升农家乐的文化品位，增加农家乐旅游的吸引力。

重要的是，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原生态保护，即在其生存的文化空间中传承与保护。

(四)历史文化名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恩施州首府恩施市是湖北省九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湖北省唯一的一座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历史文化名城。把恩施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利用起来，丰富文化内涵，拓展文化空间，发挥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性，把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其具体做法，可借鉴成都在武侯祠旁打造的浓缩成都历史民俗的休闲一条街——锦里⑥的做法。锦里是成都地标性建筑之一，文化与旅游交相辉映形成绝佳风景，是文化旅游产业“四川模式”的典型代表。恩施市可充分借鉴锦里的经验，逐步恢复古街区、古建筑和名胜。在以六角亭为中心的西门、南门、东门、北门及西后街、胜利街上建设几条民族文化街、风味小吃街、民族工艺品街，在这些特色街展示土家族、苗族、侗族、汉族的民族文化，引入身怀绝技绝艺的民间艺人和民间大师，传承民族民间文化，开发民族民间工艺品，使这里成为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中心。[3]同时也为民间艺术大师提供一个传承绝艺绝技的舞台。地方风味小吃街把土家族、苗族、侗族等民族民间特色饮食和小吃进行集中展示，让游客和市民在这里享受到美味丰富的各民族饮食。民族工艺品街把恩施州各民族的特色工艺品集中起来进行展示和出售，形成旅游体验购物街。历史文化街区能集中展示民间技艺、饮食、工艺品，方便游客和市民游览、观赏、休闲和购物。这样的方式既提升了旅游的文化品位，也丰富了市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得到了活态的保护与传承。

(五)博物馆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旅游是几十年以来国内外逐渐兴起的一种新兴旅游形式，它使得旅游活动由一般的游览观光上升到高文化含量的游憩活动。博物馆和旅游融合为双方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日益壮大的旅游业将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文化旅游者引进博物馆，有助于培养公众的“博物馆意识”，并促进一个新的文化——博物馆旅游文化诞生并发展;另一方面，博物馆也为文化资源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景观，使得旅游业文化体验更加丰富多彩。[4]博物馆的性质与职责中包含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方互动的过程;博物馆的“物”，即可移动文物中的藏品和不可移动文物，其自身也有诸多的非物质文化因素。博物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四大优势：一是人才和科研优势;二是保护、保存和收藏优势;三是展示优势;四是坚实的群众或观众基础。而博物馆也是一个地区重要的旅游部门，把旅游与博物馆结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博物馆结合起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旅游三者的良性互动。[5]恩施州在充分发挥州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旅游的基础上，利用民族大观园这个民族旅游景点来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鼓励民间成立私人博物馆及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来保护恩施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用民间艺术团、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农家乐等方式对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原生态保护，将恩施州历史文化名城及恩施州博物馆旅游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能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有机耦合，相得益彰，互相促进，良性发展。

注释：

①一是各类戏曲和相关的面具、服装制作工艺;二是舞蹈，如民族民间节日舞蹈、祭祀舞蹈、礼仪;三是音乐，如各类民族民间音乐以及乐器制作工艺;四是口传文学，如神话、传说、史诗、游戏和故事;五是各种精湛杰出的工艺、手工艺，如针织、织染、刺绣、雕刻、竹藤编织、面人制作、玩具制作和剪纸等。

②著名的土家族民歌《龙船调》来源于利川小调。③“巴峡何方觅楚宫，舟人指点有无中。层轩曲槛依然在，但越巴山又一重。”出自张良皋《吟土家吊脚楼》。

④这水杉树是指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的“三峡附近的那棵树”，在恩施州利川市谋道。

⑤“土风计划”是音乐人陈哲发起并推动的一项原生态文化传承行动，是一项旨在保护濒临失传不可再生的民族文化资源，探索良性发展，促进民族资源优势转化为民族文化产业优势的系统保护工程。

⑥成都锦里这条古街，集纳了川茶、川菜、川酒、川戏和蜀锦等古蜀文化，游人在短短350米的距离内，就能享尽原汁原味的四川文化。这条街的打造十分成功，平时游人如织，周末与节假日更是热闹非凡，其带动的旅游消费与经济效益十分可观。锦里是成都地标性建筑之一，文化与旅游交相辉映形成绝佳风景，是文化旅游产业“四川模式”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1]张良皋;李玉祥摄影.老房子·土家吊脚楼[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12.

[2]冯骥才.文化遗产日的意义[J].新华文摘，2007，(7)：25.

[3]彭振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思考：以湖北省恩施自治州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6，(6)：35-38.

[4]戴昕，陆林，杨兴柱，王娟.国外博物馆旅游研究进展及启示[J].旅游学刊，2007，(3)：86.

[5]赵冬菊.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的互动[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文化研究，200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