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社会发展之公平优先

当下社会发展之公平优先（通用7篇）

篇1：当下社会发展之公平优先

当下社会发展之公平优先

我认为政府在行使社会职能时，应该优先考虑公平，其次兼顾效率。

政府的社会职能有四：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社会公共服务职能。上述社会职能的名称中，就可以直接体现一点——政府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其基本要求为公平公正，这样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政府作为人民的公仆，其政府人才必定也是通过公平公正的选拔方式而来。当下社会提倡精简政府部门，其中有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而考虑，然而我认为政府部门的精简恰恰是政府行使社会职能的公平体现，它保证了政府人才来源于公平公正的选拔；提供人民公平公正的监督渠道；体现政府倡廉执政，保障社会公平。

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基于中国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国家政策号召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了“效率优先”原则，这是对当时我国国情的一个正确判断。在改革进入中期，党中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新思路，力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优化结合。但也正是当时“先效率后公平”的政策，市场经济追求效率，导致了如今社会分配不公，人民收入差距过大，影响国家经济平稳良好发展。从十六大到十八大，在分配上越来越强调公平问题，主要是指收入分配的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公平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关系到社会的和谐。

基于当下改革正处于水深火热阶段，我们的社会发展理念就应该进行相应调整——由“量”的扩张走向“质”的提升。这里的“质”主要是指社会品质——公平正义。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及“公平”达20多处，并明确强调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这就明确彰显了公平正义的执政新蓝图。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政府行政讲究公平优先，在文化教育方面同样一丝不苟。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体现了古代朴素的教育民主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被认为最早提出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民的教育权利。现下，我国教育不断改革，从优先到公平，不仅是教育领域的进步，更是社会发展的进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一项项关乎教育公平的新政，无不着眼于固本培基，从百姓最关注的教育民生出发，让促进教育公平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而温暖。

综上，公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社会财富越增加，公平越重要。当下社会发展需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篇2：当下社会发展之公平优先

文学院09级汉语言文学1班 刘盛华 学号：2009300290029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期，我国秉持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在多年的社会发展和实践中我国国力节节攀升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由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直至今日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们又提出了“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方针，但是似乎并未起到明显效果，贫富差距问题依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是社会问题的危险地带，这不禁引导我们重新审视、考量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只有在对其关系正确理解的前提下才能做出正确的决断，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问题，真正建设和谐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结合我在本课堂上的学习体会，我的观点如下：

首先，我们需要把公平提到一个更加值得我们重视的高度，而不只是作为社会稳定的一道防线，一味地替效率的副作用埋单，显然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来说公平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应该兼顾公平，重视公平原则，否则我们会为片面追求效率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前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对传统分配政策造成了巨大冲击，可以说是对过去一直处于压制状态的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劳动、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竞相汇聚，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些都是积极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改善的，应当继续予以鼓励并加以肯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因追求经济效益而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问题、生态破坏触目惊心；因操之过急进行的迅速改制造成的分配不公积聚了人民的诸多不满；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战略造成了国民道德失范、情感荒漠化„„因为过分追求效率，我们损失的恐怕不只是社会的公平，还会反作用于经济效率，影响生态环境、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我们发展和谐社会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对和谐社会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地反思。

其次，我们要明确公平不同于平等，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因噎废食，因为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就完全不顾效率的存在，我们应该看到效率的重要性。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分配制度上不平等但相对公平的社会，然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或某一范围上出现了分配制度上的既不平等又不公平。如果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那么公平强调是某种“异”。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平等注重的是结果，而公平不仅注重结果而且更注重过程。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但实际上却搞的是“大锅饭”、“平均主义”，其实质是平等但不公平的分配原则。这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配模式只能带来效率的低下、物质的匮乏和人们的贫困。不重视效率，社会整体发展处于滞后状态，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试问社会如何和谐？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再走“平均主义”的老路。

再次，我们应该看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二者兼顾，二者并重。公平与效率之间在本质和主流上不存在此消彼长、二者择一的冲突关系，而是体现出互动互补的统一关系。一方面，公平制约着效率的变化。低效率是由不公平造成的，而高效率是由公平带来的。如果社会或政府为每个经济主体创造出一个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那么这种公平将不仅能带来持久的高效率，也能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效率影响着公平的实现。效率可以为公平提供物质基础，只有不断提高经济效率，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人们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推动社会的全方位发展和各种制度的进步与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

篇3：浅评当下社会之道德观及其教育

人的道德观是从小就开始并慢慢形成, 而非一朝一夕就成型的。因此, 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 应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 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是与社会教育相对的概念。专指受教育者在各类学校内所接受的各种教育活动, 是教育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说来, 学校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学生在学校接受知识、技能教育。一方面是文化知识的汲取和积累, 另一方面就是道德的传承和形成。而现在的学生能够接触或学习专门的道德教育的阶段基本上分布在初等教育这个阶段, 且重点在初等教育的头一、两年, 也就是小学一、二年级左右, 因为这个阶段的教育还没有太大的考试和升学压力, 在学校领导的重视下, 学校应该会严格按照新课程标准来进行课程设置。故而学生在这个阶段能够更多地接触和学习到中国的传统品德思想。而学生一旦到了中高年级, 因为面临着考试和升学压力, 加之学校的轻视和专职老师的欠缺, 品德课程作为一门副课几乎形同虚设, 为学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部分学校可能会让品德课为主课让路, 学生也就没有更多地机会和时间来学习中国传统的优良的品德思想教育。

学生到了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 品德课那是更加被弃置一旁, 因为那时的课程更加有针对性, 也更加专业化, 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学习都来不及, 又怎么会花费本就不多的时间来学习思想品德课呢?

(二)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指家庭中的父母及其成年人对未成年孩子进行教育的过程。

家庭教育, 是大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 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家庭教育是终身教育, 它开始于孩子出生之日 (甚至可上溯到胎儿期) , 婴幼儿时期的家庭教育是“人之初”的教育, 在人的一生中起着奠基的作用。孩子上了小学、中学后, 家庭教育既是学校教育的基础, 又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伸。著名心理专家郝滨老师曾说过:“家庭教育是人生整个教育的基础和起点”。确实, 家庭教育是对人的一生影响最深的一种教育, 它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一个人人生目标的实现。

当下社会的家庭为了基本的生存、更好的生活, 父母在外努力拼搏赚钱, 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小孩能够受到更好、更高的学校教育, 殊不知慢慢轻视了父母应该起到的教育义务。古人云:养不教, 父之过。其本意是仅仅只是供养儿女吃穿, 而不好好教育, 就是父亲的过错。前几年的“我爸是李刚”事件, 去年的“李天一”事件, 都鲜明地印证了这句话的正确性, 同时也恰恰印证了现在的家庭教育严重缺失。独苗或者“老来得子”更加重了父母对子女的宠爱, 而严重轻视了父母应对其负有的教育责任。有句话说:现在的小孩在家里都是小皇帝。深刻反映了当下的家庭教育现状。

现在的部分未成年人, 特别是部分经济条件优越的未成年人已经明显显露出道德严重缺失状态。部分家长觉得交了学费, 学校就得完全承担对其子女的教育义务, 而完全忽视了家长这个角色所应承担的神圣教育义务。

二、出现了前面的问题应该如何应对呢

笔者认为, 要应对上面这个问题同样也得从两个方面来入手:

(一) 学校教育

学校是传授知识、技能的地方, 理应担负起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基于上述分析, 我建议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有关部门, 对学校的思想品德课程进行深入的调研, 进而合理设置教学计划。主副课程之间的比例应更加合理化, 人性化。突出主要课程的的同时也要重视思想品德课程的教学、研究。从而丰富并充实新时代下的道德观, 让学生更好地接受掌握, 进而一代一代传承发扬下去。同时, 思想道德教育课程最好能够列为主课, 贯穿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 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古人云:教不严, 师之惰。学校在教授学生知识上, 特别是道德教育, 更应该严格施教, 这样才能让学生重视并更好地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进而才能更好地贡献社会、服务社会。

(二) 家庭教育

为人父母, 不是件容易的事。父母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中来, 就得尽到父母应尽的责任。父母除了为孩子提供必要的吃穿外, 还得教育孩子如何为人处世。如何为人, 就是要教育孩子知识最基本的道德观。作为父母千万不能有轻视或者忽视教育孩子的想法。古人云:养不教, 父之过。父母是孩子接触最早的老师, 同时也是最直接的榜样。父母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每一天的成长。试问:天下有哪个父母不是“望子成龙”?因此, 但愿天下所有父母都能成为自己孩子的严师,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

综上所述, 倘若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这两个环节都能执行到位, 两者之间若能够更快、更好地沟通、协商, 就能够使得每一个学生都能处于良好的道德教育氛围和接受到系统的道德知识教育。笔者认为, 我们国家的百姓道德观会有一个美好地提升并传承下去, 进而能够拥有一个社会和谐、道德优良的国度。届时, 人们通过电视、网络等手段浏览新闻时, 看到媒体关于道德方面的负面报道会越来越少, 而和谐社会、敬老爱幼、尊师重道等正面报道会越来越多。笔者作为一名人民教师, 会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这力, 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张倩.走出我国家庭教育伦理困境的对策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 2011年.

[2]王伟.从心理学视角浅析家庭教育的误区[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18期.

[3]孟红松, 夏文熠.试论家庭教育与学校科学无神论教育协调统一[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3年03期.

篇4：追求教育公平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有人认为，教育公平是对义务教育而言的。应该说，各级各类教育都应体现公平原则，但具体形式或有不同。对高等教育来说，什么是教育公平呢？应该是公民接受教育权利之公平、选拔受教育者的规则之公平和公民获得受教育机会之公平。

权利公平是第一位的，即每个人都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已经体现在我国宪法和相关法规之中了。不仅如此，国家和学校对家庭贫困学生实行的补助政策以及入学“绿色通道”等，都是保障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具体措施。近年来，这一措施的力度不断加大，覆盖的范围从本科生拓展到职专生、高中生和研究生。

规则公平是实现权利公平的必要条件。拿现行高考来说，按志愿和总分顺序录取就是规则公平的一种体现，但不是唯一的体现形式。如，实行“平行志愿”就是一种改进的形式，一些学校正在试行的在高考基础上加试加分录取（俗称“自主招生”）也是一种改进的形式。在我看来，统一高考之公平主要不在于考试的内容、方法和形式，内容、方法和形式关乎的是其合理性，统一高考的公平性最突出地体现其可比性和透明度上。文革期间，上大学的名额被分配到工厂或公社，甚至分配到车间或生产大队，工厂和公社之间即不具可比性。至于名额凭什么分配，不清楚；实行个人报名、群众推荐、组织审查、学校录取的办法，听起来挺好。我连续好几年报名都未能如愿，报名者之间是如何比较的，不清楚；今后该如何努力，也不清楚。1977年恢复高考，我才强烈地感受到什么是公平。各校的招生名额和专业公开的，平等地接受所有考生报名；考试的科目和分数比重是公开的，平等地接受所有考生应考；录取的结果也是公开的。现在要改革高考，要改的应该是考查内容和录取方法，使之更加合理，但它的可比性和公开性则绝不可改掉。

机会公平是权利公平的另一种必要条件。对于如何理解和体现机会公平，还有不同意见。有人不赞成分省考试录取，主张恢复到全国统考统招。这在规则形式上可能是最公平的，尤其是从教育内部来看可能是最佳的。但这个观点忽视了客观存在的地区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其实行的结果极可能是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考生被录取的机会更为降低。我以为，分省招考的初衷是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适配和对区域财政支持区内大学的补偿，因而是具有合理性的。教育的公益性，是其社会性（或称外部性）的体现，因而教育公平不能仅从教育内部来看，而应从整个社会公平的大视野中来观察和思考。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这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对此，教育难道不该有所作为吗？从2012年开始实施的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就是高等教育扶贫的实际行动。两年来，先后有包括所有“211工程”学校和中央部属高校的263所大学参与，面向832个贫困县定向招生，共30000多名学生受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使“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再增加10%以上，使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这显然是着眼于机会公平的新要求，各重点高校已经开始部署相关工作，用实际行动促进教育公平。

“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种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的科学的发展，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硬道理。这个道理也适用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因为公平的实质在于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优质的教育。我们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中考为什么难？显然是因为优秀高中资源不足。高考为什么难？显然是因为优秀大学资源不足。据我所知，2013年全国本科第一批录取率还略低于10%，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100多所高校年度招生总数只有50多万，相对于900多万考生来说，录取机会实在是太小了。就拿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来说，治本之策还是要提高那里的教育水平。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教育是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依然较多的方面之一，并说“民之所望是我们施政所向”，所以，追求教育公平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这是公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公平发展，固然首先要补短板，保住义务教育的底线，同时也要大力促进各级各类教育质量的提高，因为没有质量的公平不是真正有意义的公平。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篇5：当下社会发展之公平优先

省委、省政府日前正式下发了《辽宁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对今后10年我省的教育改革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教育规划纲要》提出20字教育工作方针，即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并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要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基本教育政策，保障机会公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学有所教，人人享有良好的教育;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在实现规模数量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教育质量的提升。

《教育规划纲要》还确定了到2020年的教育战略目标，构建规模适当、结构合理、质量优良、效益显著、人民满意的现代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省，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建成学习型社会。为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教育规划纲要》还分阶段提出2012年、2015年教育发展目标。

同时，《教育规划纲要》还确立了全省教育事业发展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全面普及学前教育，让适龄儿童都能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率先在县(区)域内基本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向市域及更大范围内推进，确保所有学生能够接受公平的和高质量的教育。推进普通高中教育优质特色发展，努力为学生提供多样化、可选择的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增强发展活力，提高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能力。以提升竞争力和服务能力为着力点，实现高等教育率先发展。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事业，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重视特殊教育工作，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帮助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

篇6：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述。。

7月29日，由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所、北京城市学院等单位联合召开讨论会，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

本报记者 柏晶伟

效率优先 增进公平

黄范章(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

最近几年，中央文件开始的提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后来提法变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在思想界、理论界引起了一些误解，认为效率优先不能提了。也有人公开讲改革初期提“效率优先”可以，现在已经不合适了。我的观点是，效率优先，增进公平。

我不否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在改革初期是起到过重大作用的，没有这个提法就没有小平同志讲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当然，现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些公平问题突出了，因此这些年文件里没有提。虽然没有提效率优先，但提了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我很赞成坚持效率优先，然而仅仅提重视公平我感觉还是不足，因为重视公平只是表明市场经济有缺陷的一方面，而且对于政府的操作性不很明确，如何重视没有明确的操作性。因此我提出来要增进公平。

我认为效率优先、增进公平表明效率与公平不仅有负的相关关系，还有正的关系，效率优先是增进公平的前提和条件，而增进公平是效率优先的归宿和目的，效率优先的结果是增进社会公平。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增进公平可以给我们的政策操

作提供一个原则性的导向。

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何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效率优先指的是什么？兼顾公平是指什么内容？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说清楚，讨论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不同观点。我的理解，效率用在经济学上就是劳动生产率。我国的劳动生产率高还是不高？实际情况是，虽然经济的盘子很大，但是效率低下。为什么有人现在反对效率优先，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把效率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把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作为效率优先来看待，因此认为现在只重经济增长不注重社会公平。事实上，GDP的增长不等于效率优先，效率优先可以和经济发展同步。也可以不同步，我国现在是经济发展了，但是效率没有优先，各级政府只注重经济增长，而不注重效率优先。

公平指的是什么？是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比分配公平范围广得多，社会公平是指社会权利平等，不公平首先是指社会利用资源的机遇上不平等、不公平，由于政府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而造成社会成员在资源利用上不公平，结果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最主要的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行政垄断行业的设置使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收入差异扩大，对于这些社会不公平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废除效率优先。现在一些不公平现象，即便是将公平放在优先地位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再分配的问题。初次分配由市场来决定，再分配由政府来做。所以我认为要想解决分配不公不是兼顾效率优先，而是应当对政府进行改革，深化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垄断行业市场化，舆论监督社会化，这才是解决当前

分配不公的最根本的办法。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局限性

吴忠民(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重要价值。但如今的中国改革已经结束了初期的启动阶段，而进入现代制度建设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这个提法就逐渐显示出局限性。第一，这一提法没有区分价值观和具体政策这样两个层面上的公正。第一层面是作为基本价值观的公正，这个公正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现在社会在基本制度建设安排方面必须以公正这样的价值观为基本的依据，在这样的层面上公正是最为重要的，不存在公平和效率谁是优先的问题。第二层面上的公正问题是具体的政策制定，这涉及到我们经常谈论到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经济效率和再分配两者的分量谁轻谁重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解决公正和效率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某个历史时段偏重于效率是正常的，但是这种趋向应以不损

害社会的基本制度为前提。

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这样的定位是不全面的。社会公正是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依据，无论是在社会再分配领域还是初次分配领域都必须遵循，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现在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

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第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政府主要职能的错位。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公正，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扮演着全能型的政府角色，而在开放以后试图扮演经济型的政府，以取代企业家和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一个经济型政府职能定

位的明确表述，这是它的局限。

正是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存在上述的缺陷，所以这一提法对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中国经济发展、对于现代社会的制度建设必定产生不利的影响。现在的制度建设必须以现代的价值观包括现代的社会公正观来进行，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的提法是轻视了现代的基本价值观，尤其轻视了社会公正观，从而会延误中国社会的建设发展。

防止效率和公平双缺失

赵人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我认为，效率和公平兼顾是一个一般规律，但是在发展基本阶段特别是初期阶段要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现在的问题是，目前在中国效率和公平双缺失，很难说哪个优先哪个兼顾。有人认为现在效率问题解决了，要重视公平了。效率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我觉得没有，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廉价劳动力、高能耗、高污染，虽然比起解放以前我们好了很多。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已经沿用了50年，是不是可以从这种思维方式里摆脱出来了？我觉得不要多重视提法，要重视机理分析。马克思分析问题不像斯大林，马克思不在乎表述，而重视机理分析。我们在学经济学的时候，学到关于资本主义的表述，结果从斯大林思维回到马克思思维也找不到具体的经典表述。整个资本论是把剩余价值本身怎么产生、遵循了什么方式进行了分析，是机理分析才创造了这样的理论，而斯大林讲了那么多基本经济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用处却不大，说明机理分析是重

要的。

对效率和公平也要重视机理分析。效率和公平关系实际上是互补的，瑞典的人均GDP原来是世界排名第三名、第四名，后来降到第十六名。瑞典人的健康状况没有下降，可是生病请假的日期越来越多，平均每个人请病假的时间越来越长，结果影响到GDP，说明瑞典的公平搞过了。对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要放在具体条件下分析，不好笼统地讲谁先谁后。

市场主导效率，政府主导公平

王珏(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

效率优先，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效率优先也应该是必须遵循的。今后任何时期没有效率优先就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维持社会公平，所以对效率优先不能产生任何怀疑。

公平问题，严格地说，它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社会的问题，为什么？公平就是起点的公平，从分配角度说它必须是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者的分配，生产资料的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品的分配结构。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垄断了，或者说被有些人垄断了，那肯定就不可能有公平，所以公平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必须多样化，必须对过去的那种所谓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进行彻底改革。市场主导效率，政府主导公平，第一次分配主张效率，第二次分

配应该重视公平。

目前在有关效率和公平的讨论中，有人利用公平领域矛盾过多而主张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个我不能理解。因为我们在改革之前从农村来说有2.5亿人吃不饱饭，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只有3000万人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怎么说我们的改革不公平了？公平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所谓不公平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或者更长远地说是历史遗留

下来的。

效率优先核心是资源配置效率

周为民(《学习时报》总编辑)：

迄今为止，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原则的批评主要的问题在于概念是不一样的，效率指的是什么？很多人理解为仅仅是生产效率，实际上从经济的角度、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讲，所谓效率不仅仅是指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指社会的经济效率，核心是资源配置效率，而资源要达到有效配置必须有良好的制度和机制，也就是说有市场经济。兼顾公平，这个公平指的是什么？指收入分配当中的在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均等，中央的历次文件到十六大报告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用的，所以不能把公平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窄，以至于和社会公正混淆起

来。

有人批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往往是以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相伴，往往批评的就是市场经济，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中央现在强调，根据现实当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要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够简单地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效率优先不对了，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是在改革初期所谓为了当时的什么情况提出的，而是在1993年也就是说改革进行了15年之后提出的，同时中央是在关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中提出的，这就是说，是我们最终明确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提出的。市场经济收入分配制度基本特征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此要否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话必须提出三个证明，才可以有逻辑地否定，这三个结论需要证明：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对的，要证明发展是硬道理过时了。第二要证明不能搞市场经济。第三要证明收入分配制度不是起激励作用，而是首先保证大家分配的均等。事实上，只要赞同机会均等就是赞同效率优先，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也是这样的原则。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所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就是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一个秩序良好、规则公正的市场分配过程，也就是说一定要保证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个原则能够贯彻。所谓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与市场配置资源是同一个过程，所以要否定效率优先，必须否定在收入分配不能搞平均分配，如果不能证明以上三点，就不能否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效率与公平相辅相成 傅正泰(北京城市学院院长)

效率跟公平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公平不等于平均主义。公平说的是公平的竞争、公平的机会。假如没有效率，我们中国就无法发展了。在当前的形势下不搞市场经济是不行的，所以竞争是公平的竞争，国家只有具有竞争力，民族才有生存权。国家只有发展了，社会才有公平，只有有了效率，国家才能发展，我觉得这两点不矛盾。

造成当前不公平的根本原因是腐败，造成垄断的也是腐败。效率和公平是相辅相成的，公平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不同的生产关系上有不同的标准，只有生产发展了，公平的标准才能变化。追求平均主义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现在要大力发展教育，要有更加宽松的环境，使得大家能够参加公平竞争，要反对不公平的竞争，反对垄

断。

公平是相对的。我们可以把公平分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从这种意义上说，机会公平也就是规则公平。平等待人，就是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得其应得，就是按人的能力和贡献分配。机会公平所奉行的是激励原则，它充分尊重主体的选择，最大限度地激发主体的活力。

市场经济就是通过机会公平即平等竞争的原则，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由资源稀缺性和人的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决定的。只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才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

与机会公平不同，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充分考虑人的个体差异，特别是人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人们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是不同的，这是无法选择的。由于人的起点不同，即使是平等竞争，仍然会导致结果的差别：能力强者会获得更多的资源，而能力弱者会获得较少的资源，甚至丧失掉已有的资源。可见，机会公平实际上是默认了“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因此，对于由于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不同所导致的差异，我们必须贯彻补偿原则，“最大限度地增加处于最不利状况的人的期望。”（罗尔斯语）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方式，对于弱者给予补偿，实现结果公平（当然，结果公平决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确保弱者的基本权利）。我们之所以强调结果公平，是由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所决定的。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每个人都应享有基本的权利，即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可否认，强者获得更多的财富固然与他们个人的努力相关，但财富的获得离不开社会，即使强者的先天禀赋也与社会息息相关。所以，对富人征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通过结果公平，使更多的人提高主体选择能力，甚至提升人的先天禀赋的能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动性，从而推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以上对效率和公平的分析表明，尽管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目标，但二者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它们的联系比较复杂，是对立的统一，是动态的平衡。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如果没有效率的提高，就只能是贫穷，而在贫穷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公平的进步。因此，要实现公平的不断发展，惟一的正确途径就是提高效率。效率的提高恰恰依赖于公平。没有平等竞争，就不会产生高效率。所以，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公平，特别是取决于机会的公平，当然也取决于结果的公平。可见，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曲折地表现为效率与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关系。机会公平是通过激励的方式促进效率，结果公平则是通过补偿的方式促进效率。这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表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提高效率，是把蛋糕做大。而提高效率、把蛋糕做大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保证公平，就是把蛋糕分好。也就是说，不是等把蛋糕做大之后再来解决分蛋糕的问题，而是在做蛋糕的同时，就开始了蛋糕的分配（初次分配）。不然，蛋糕是永远做不大的。当然，蛋糕做大之后，也需要进一步解决分蛋糕的问题（再次分配）。由此可见，效率包含着公平问题，公平隐藏着效率问题。效率离不开公平，公平也离不开效率。效率和公平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的关系。我们不能把效率和公平截然分开，更不能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

浅论公共政策选择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

□洪瑞沣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坚持“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这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重要历史经验。当前，随着政府在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中相关职能的转变，公平与效率问题已不仅仅是社会经济运行和资源分配过程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政府公共政策选择的基本问题。

一、公平与效率是公共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目标

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政策一般是指政府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是政府用来调控社会利益的基本工具，公共政策制定必须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优化为根本目标。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必须是体现对人的关怀、对公民权利以及社会进步的关怀。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应把公平与效率问题作为公共政策选择的基本政策目标。公平是从属于价值理性范畴的概念，效率则被定位于工具理性的界限之内，作为公共政策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必须充分认识其本质的涵义。

效率原则是现代公共行政的一项原则，它要求行政主体在公共政策行为的过程中，应当以经济、有效的方式，以尽可能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功效”。而公平作为现代公共行为的基本价值目标，要求公共政策行为体现公平的结果，尽可能满足社会主体（公众）的公平需求，恰当地运用公平原则，统筹短期和长期利益、微观与宏观等因素，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等不同主体的利益主张，平衡与之相关的利益冲突。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共政策带来良好的行政效应。这实际上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包括公共行政主体）不能是价值中立的，他们应当担负起实现社会公平的责任，应当把出色的行政管理与社会公平作为一种新的公共行为的基本原理、应履行的必要职责和应遵循的社会准则，同时，社会公平这一社会准则本身又赋予新的公共行为以新的使命，即它有责任改革那些妨碍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与影响实现社会公平目标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二、公平与效率两者紧密相关，辩证统一

其实，如何看待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社会科学界曾经存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效率和公平无关论，即效率和公平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追求效率不必考虑公平，追求公平也无需关注效率。第二种观点：效率和公平“两难选择”论；认为效率与公平二者不可兼得。上述两种观点，把效率和公平截然对立起来，完全割裂了二者的关系。第三种观点：效率与公平是倒U型曲线论（此消彼长论），即在效率不高的初始阶段，比较公平；伴随效率的提高，贫富差距扩大；只有在效率极大提高的阶段，才能实现公平。第四种观点：效率与公平互动论，即公平离不开效率，效率也离不开公平，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它们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现在学界普遍认同“效率与公平互动论”，这种互动论在公共政策选择上可以理解为：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缺乏效率效应，则政府就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社会将进入无序状态，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人民生活更加贫困，从而必将破坏并无法实现公平。相反，经济效率的提高则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因此可以说，经济效率甚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中贯彻公平理念，则可以博得公众的信任、支持、配合，从而提高政府的威信，取得良好的行政效应。

三、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是公共政策选择的努力方向 高效率的行政活动具有稳定社会经济的作用，并能克服官僚主义“拖拉扯皮”的弊端。但是如果公共政策片面追求效率，则往往会侵犯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因此，行政主体进行决策时，必须做出权衡，在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上不能千篇一律，而应该根据公共政策特有的背景、情势以及轻重缓急来定夺。一个国家的公共行政价值目标，在其国家经济落后或者当公共政策对公众权益影响较小时，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当国家经济发达或者公共政策对公众权益影响较大时，则应当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通常认为，现代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平应当是达到效率目标的公平，现代公共政策所追求的效率应当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效率。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原因：

一方面，公共政策行动中的效率一般分为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等不同的层次。从微观层次上看，每个具体的社会政策行动都有投入和产出的关系，都应该强调少投入、多产出。例如，我们的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社会福利服务部门等都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而提高其自身运行的效率。这与市场经济行为中的效率原则是一样的。从宏观层次上看，公共政策行动的效率涉及到资源投入、资源分配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高效率的社会政策模式应该是在资源投入量一定的情况下，通过更加合理的资源分配和制度安排而达到更好的社会效益。例如，通过合理的资源分配而使社会政策能够在资源投入一定的情况下，更好地达到缓解贫困、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降低文盲和提高平均受教育程度、改善人们的住房条件、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平等和社会和谐等方面的目标。从宏观层次看，公共政策行动中的效率与公平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公平的原则要求社会政策行动始终遵循正确的社会价值目标，而效率原则要求公共政策行动高效率地达到其目标。另一方面，公共政策行动中效率复杂性还表现在其测量和评价体系的模糊性。在市场经济行动中，可以通过同样的货币单位来测量投入和产出，因而比较容易评价其效率(投入一产出比。但在公共政策行动中，投入的资源 经费 可以用货币单位来测量，但其产出的健康、安全、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居住条件、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等无法用货币单位测量，因此也很难对其效率作出精确的评价。这是导致人们忽略公共政策行动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它说明提高公共政策行动效率的难度更大，因而向公共政策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而言之，公共政策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其基本目标，但同时也应该注重效率。一味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做法都有害于公共政策的选择和推行。正确的做法是采用合理的机制，达成公共政策选择上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作者单位：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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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政策制定的原则

第一，民主化原则。

这也应该是公民教育过程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决策的民主化是现代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要体现公共利益,每一个利益主体都能够参与进去,让自己的利益需求都能够得到体现,这样制定的政策才能符合绝大多数的利益,它追求社会公正，强调公民参与。

第二，规范化原则。

制定一个公共政策必须具有严格的规范,不是随意的,也不是任意的。规范化是现代公共政策制定的另一个基本原则。社会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复杂性，都要求遵循规范化原则，不能是拍脑袋决定。比如过去我们南京地区的有些公共政策,现在看起来是缺乏科学的论证和规范的程序,可能是某个领导的主观决定的。如果我们有规范的程序,一些负面的、现实中很难操作的公共政策,可能就不会出台或者会被取消。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规范性行为，必须有严格的规范化的制定程序。

第三、合法化原则。

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符合宪法、法律和相关的法规。公共政策的制定不能违反国家的根本大法,所以公共政策的制定之前我们一定要分析是否符合宪法,符合我们相关的法规。这里所指的法规既有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有地方性的法规,我们在法律效力层次上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宪法效力最高,其次是法律,然后是法规。公共政策应该在次一点的地位上。在法学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个原则：下位法不得和上位法相抵触,那就是公共政策不得和法规相抵触,法规不得和法律相抵触,法律不得和宪法相抵触。我们制定的公共政策也许合情合理,但有可能会不合法。因此，我们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就不能仅仅关注利益,利益有正当和不正当之分,有合法和非法之分。所以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要坚持合法化原则,要坚持把我们正当的利益、合法的利益贯彻到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制定的过程中。

第四，公开化原则。

这个公开化原则要求我们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当中,要透明、公开。这也是民主化的具体要求。听政会就既是民主又是公开，在我们国家的个人调节税法律修改的过程中，就召开了听政会。我们在社区要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也应该事前公告，告诉大家我们要制定一个公共政策，可以进行民意调查，要制定一个初步的意见，请大家参与，一步步的制定草案，制定的规范化内在地要求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化，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避免“黑箱”操作。，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建立容纳多种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科学的论证制度，严谨科学地对待“异见”。

（二）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的咨询系统和信息系统

继续发展咨询机构，可以考虑形成一些综合多学科专家、多种优秀人才的大型智囊机构；建立咨询工作的程序制度、预算制度，增强其独立性；政府要真正重视咨询机构的作用，为专家学者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采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鼓励建立民间的咨询机构等。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

公共政策学：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和方法，对政策系统及其环境之间和政策过程诸环节之间，与系统内外诸因素之间进行因果和相关性研究，探索公共政策的规律，以期改进政策系统提高政策质量。

属性

1、价值相关性。与政策的价值相联系的是其利益相关性，多数公共政策都涉及到对以利益为核心的的社会价值的分配。

2、合法性。政策的合法性应该通过法定程序获得，这种法定程序可以通过立法机关通过，或者经过得到立法机关明确授权的有关部门的认可。

3、权威性。公共政策的权威性与其合法性紧密相关，而权威性又与强制力相联系。

研究对象

公共政策的研究对象是组织而非个人的决策行为；并非所有的组织的决策行为都属于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只有公共组织的决策行为才是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政府组织的决策行为是研究对象的核心和重点。公共政策执行的各种手段。

（1）行政手段——最基本的手段，是行政机关采用规章制度、命令指示、组织纪律等方式来推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具体性、无偿性、发挥作用快等特点，值得强调的是，行政手段容易产生“一刀切”、瞎指挥等现象，因此不能滥用，必须有强而有效的监督。

（2）法律手段——通过法律、法令、司法、仲裁等工作来调整政策执行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除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外，还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程序性的特点。

（3）经济手段——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利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政策顺利实施，具有间接性、有偿性、关联性等特点。（4）说服引导手段——较少有强制性，采取循序渐进、耐心说服的手段，是更易被政策对象接受的执行方式。

篇7：当下社会发展之公平优先

一、关于奥肯平等与效率关系理论的概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5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任职于耶鲁大学、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他长期致力于研究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预测, 专注于政策制订和分析,其学术成果在美国经济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主要著作有《不公平的市场:如何解決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平等与效率》等。

奥肯的平等与效率观集中体现于1977年出版的《平等与效率》一书中。 首先,奥肯明确地阐述了何谓平等、效率。 奥肯认为,平等社会绝不意味着拥有巨大财富或高额收入,这是邪恶的象征和罪恶的行迹,“这是对平等社会的一种误解。 一整套市场经济制度促成了这种不平等,但它们同以平等主义为追求目标的各种法律或政治制度一样,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1]（P5）在平等社会中,各种权利应当得到公正而平等的分配,而不能拿金钱来衡量。 效率则 “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 生产中的投入包括人的努力、机器、厂房等实物资本的服务以及像土地、 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贡献。 产出则是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商品和劳务。 ”[1]（P2）这是奥肯对平等与效率概念的生动诠释。

在奥肯看来,平等具有广泛的含义,即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其与效率相结合就形成了权利平等与效率、收入平等与效率以及机会均等与效率等三对相关关系。

首先,它包含权利平等与效率。 他认为,权利具有以下几种特征:一是它们的获得与行使无需任何货币费用;二是由于权利是广泛分配的,它便无法遵守经济学家的比较利益原则,这一原则告诫人们应专门去从事他们能愉快胜任的职业;三是它们的分配与各种刺激或奖励、处罚不同;四是权利的分配强调平等,甚至不惜以公正和自由为代价;五是权利不能买卖。[1]（P6-8）以上表明,当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公民们提供了广泛的权利分配并且法律上宣布了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但国家的经济制度却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之上时,必然导致公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奥肯希望权利应避免受到市场经济中金钱对它的侵蚀,“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 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1]（P86）也就是说,社会只有划出权利范围和市场的边界线,才能保证权利平等与效率获得正向递增的良性关系。

其次,它包含收入平等与效率。 一定意义上说, 收入分配反映了经济效率。 津贴、红利、利息、租金以及其他资产收入通过经济领域实现了财富分配, 即市场经济制度产生的巨大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收入平等,反过来又影响了市场效率。 在经济领域,购买效率的代价是收入和财富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不平等。 平等权利与不平等收入的结果造成了民主的政治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收入分配的平等(并考虑到作为一种收入形式的闲暇) 与权利分配的平等一样,会成为我们道德上的选择。 对其代价和结果加以权衡, 我倾向于收入上更多的平等而且是完全的、最好的平等。 ”[1]（P45）奥肯肯定了收入平等的重要性,但关键要做的是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中增进平等。

再次,它包含机会均等与效率。 奥肯认为,在机会均等问题上,一步赶不上,便会步步赶不上,机会不均等就等于非效率。 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利和收入上的不平等源于市场上的经济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所反映出来的机会不均等能够通过现行制度结构加以纠正,比如,可以用促进均等化的公共政策来减轻或避免,从而使市场发挥“更大效率及更广泛平等的机会”。 他还用反例指出,工作机会中的歧视产生了弊病的三胞胎:不平等的机会、不平等的收入和非效率。[1]（P75）在奥肯看来,机会均等与效率之间具有一致性。

总之,始终困扰着我们的重大问题是对效率的追求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 鉴于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密切而紧张关系,当政者如何决策才能避免其带来冲突? 换句话说,社会经济改革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以效率为代价多一点平等,还是以平等为代价多一点效率? 为了避免市场对权利的侵蚀,奥肯给出了对策: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而且需要对市场加以约束。[1]（P115）换句话说,他给出了一个中庸式的答案,即保持平等与效率良性互助的动态均衡。 那么应当如何设计呢? 奥肯指出:“如果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面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 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 ”[1]（P86-87）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以多大程度、以多少代价的平等来交换效率? 大多数情况下,对平等与效率之间进行再分配的举措都很难两全其美且争议不断。 对此,奥肯认为,这就需要实现 “更多的平等所增加的好处相当于更多的非效率所增加的代价”。[1]（P88）他进而以“漏桶效应”回应了罗尔斯和弗里德曼关于平等与效率关系的不可化约性, 提出了以增加税收、保障收入和促进转移支付等动态均衡的方案。

二、改革开放以来公平与效率观的认识转向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改革开放政策是在遭受国内外严重危机形势下提出来的,旨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它也被称为 “挽救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在此背景下,我国实施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策略。 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 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提出以“公平与效率兼顾论”代替“效率优先论”的新主张,这是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的一次重要转向和探索。

从改革开放初到党的十七大之前,“效率优先论”得以全面贯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将农民收入同生产效率挂钩,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这种以效率决定收入的分配方式忽视了平等问题。 党的十三大在分配问题上第一次提出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相应的分配政策是“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人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2]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提出的雏形。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的分配制度方案:“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市场经济领域, “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入竞争机制, 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在公平和效率这个两难抉择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十五大贯彻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4]概言之,近30年来,全面贯彻落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自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公平与效率兼顾论”。 十七大明确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首次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5]同时, 这次大会提出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 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次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另一方面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等要求。[5]党的十八大对此补充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6]从“效率优先论”转向“公平与效率兼顾论” 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调结构、转方式、促民生”的基本方针,特别是针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提出4万亿投资计划,改善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缩小了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缓解了基础设施瓶颈等制约因素,从而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了基础。[7]

三、奥肯论题与我国公平与效率观的现实困境

阿瑟·奥肯是较早系统论证“兼顾论”的西方学者,其理论设计是: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主义。 与此同时,奥肯从政治权利、财产收入以及社会发展机会等广泛领域探讨平等与效率关系理论,他力图以动态均衡模式回应决策者在社会经济改革中面临的平等与效率之间的艰难抉择。 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面临着类似艰难抉择,即如何处理好市场效率与政府公平施政的关系问题,因此十七大倡导的“公平与效率兼顾论”与奥肯论题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那么,从“效率优先论”转向“公平与效率兼顾论”是否意味着我国新时期的公平与效率观已能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呢? 国内一些学者也极力倡导“兼顾论”并视其为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较优选项。 李晓宁认为,“效率优先模式只讲效率, 不重公平,导致我国出现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在当前阶段,只有坚持‘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并重’的模式,才能形成符合转轨时期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分配制度的路径依赖,改变收入差距过大所引起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 ”[8]李晓宁以转轨时期分配格局失衡为逻辑切入点,指出了“兼顾论”的益处。 然而,中国国情和发展任务并不仅仅如此,这从新近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5年乃至10年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便可看出。 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9]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根本问题;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非自十四大以来长期主张的“基础性作用”这一创新性理论观点,则更加突出了市场效率在改革发展中的优先性和重要性。 理论和实践业已证明,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而市场配置资源就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这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者的基本共识。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效率优先论”在我国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很有必要,不能以期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而忽视市场效率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先性和主导性, 否则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渐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困境。

困境之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有巨大的国际和国内贸易市场份额,然而国际市场竞争和动荡使得世界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呈下滑趋势,这种不利影响严重制约了经济效率。 比如,市场份额庞大的光伏产业就因欧盟乃至国内市场下滑使得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噩运。 一边是企业利润和生产下滑,一边是就业难、工资低,如何兼顾? 若不积极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怎么可能提高利润和国际竞争力,进而增加工薪阶层的工资福利待遇。

困境之二是公民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日益提高与政治体系有限包容性之间的矛盾突出。 改革开放促进了市场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促进了社会多元利益分化,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与多元社会日益增长的公民民主权利和参政能力诉求不相适应。 因此,当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后,国家能否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政治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充分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和切身利益,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简言之,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平等与国家“政治吸纳”良性互动将成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逾越的重大课题。

困境之三是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同时,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还没有完全转变职能,没有积极参与到现代市场体系之中, 尤其是金融业、旅游业、服务业、教育行业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9]与此同时,明确将政府的职能限定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等五个方面。 而当前新型城镇化改革面临医疗保障、土地产权流转、户籍、就业等重要制度约束, 缺乏统一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这些领域日渐成为滋生腐败、 引发社会矛盾的温床, 其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之间关系离期望的均衡点越来越远。 由此,当务之急便是简政放权与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