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研究述评

幸福研究述评（精选九篇）

幸福研究述评 篇1

对于“幸福感”问题的研究源远流长, 古今中外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其进行过多种阐释, 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 (1970) 提出“国民幸福总值 (GNH) ”概念, 指出国民幸福总值是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和政府善治四个部分组构成的, 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幸福感问题研究浪潮。

Diener (1984) 对幸福感的定义是:“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做的整体性评价。”它主要包含情感平衡成分和认知成分两个方面, 前者主要包括积极情感 (快乐、轻松等) 和消极情感 (焦虑、恐慌等) , 是个体对生活的情感体验;后者又称之为生活满意度, 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综合判断。Revicki (1990) 认为心理健康是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基础, 幸福感受个体的负面情绪影响比较大。而根据Rvff (1995) 的研究成果来看,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受正面心理影响较大, 故幸福感不仅是为了获得简单的快乐而且应包含通过发挥其自身各种潜能从而达到完美幸福生活的各种体验。

由于Diener对幸福感的阐释基本涵盖了幸福感研究的主要内容, 所以得到了我国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景淑华、张积家 (1997) 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人的一种重要态度, 它反映了社会成员对生活的评价和满意程度, 对人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苗元江、余嘉元 (2003) 认为幸福感是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评估, 是人们对生活满意度及其各个方面的全面评价, 并由此而产生的积极性情感占优势的心理状态。陈有真等 (2009) 认为幸福感是一个大的概念, 既包含了人们的情绪反应, 也包含人们对具体领域的满意度和一般生活满意度的整体判断, 是衡量人们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指标。

根据以上的研究, 我们可以得出:幸福感是人们对客观生活状况的主观反映, 它与人们的客观生活条件密切相关, 又反映了人们的需求和价值取向。

2 有关不同农村居民群体幸福感的研究

吴静 (2007) 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农民工群体为对象测量其幸福感, 得出几乎所有幸福感指标上农民工得分都低于总体平均分, 且与其他职业群体的幸福感相比较, 农民工在所处阶层、社会保障等方面指标的幸福感偏低;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 最重要的还要从改善他们生活、工作环境做起。

吴丽等 (2009) 以杭州经济开发区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 通过调查分析得出社会资本对健康、幸福感大体上有着正面的影响的结论, 并提出要关注失地农民社会资本在失地农民安置体系的作用。

张金凤 (2010) 基于对山东省农村老年人的参与观察和访谈, 从农村老人的主位角度出发阐释和研究幸福感, 并认为保障老年人的尊重和幸福感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在农村居民中分化出了一些特殊的群体, 这些群体大多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 他们的幸福程度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实现。上述文献就针对这些群体做了一些有益的研究, 不仅扩展了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研究领域, 而且细化了研究对象, 对以后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现有的研究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①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进行考量, 而没有考虑到这些群体的个体特征, 不利于全面的考察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②现有文献多是针对某一特殊农村居民群体进行调查研究, 缺乏与其他群体之间幸福感对比, 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引入其他群体进行差异性比较, 以更好地服务于政策的制定。

3 对农村居民幸福感评价体系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朱成 (2008) 引入收入满意度这一综合指标研究收入与幸福的相关性, 提出在研究农村居民经济收入增加对幸福的影响时, 应该把收入的增加与负担的增加结合起来考虑, 最后得出结论:①农村居民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②提高经济收入不一定能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二者不具有统计上的相关性, 但经济发展是农村居民幸福的基础。

谢严明 (2009) 以云南玉溪红塔区为例, 采用logistic二元逻辑回归方法, 确定了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并计算各影响因素的权重, 建立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指标体系。该体系主要包括家庭微观环境、个体经济条件、村域宏观环境、个人特征变量等四个主体指标, 并指出当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高有赖于衣食住行、安全需求等较低层次的有效满足, 但未来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高应过渡到社交、自我尊重和实现等高层次需求满足上来。最后, 作者还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提出将民主状况、家庭负债、家庭人口规模及结构、未来收入预期等列入这一指标体系。

王建等 (2009) 采用昨日重现法对四川、山东等三省四县农村居民日常活动进行调查, 通过比较不同日常活动的净效应值量化主观幸福感。统计结果显示, 休闲娱乐类活动主观幸福感最高, 而不得不做的日常活动 (干活、做饭、做家务等) 主观幸福感最低, 建议增加农村地区文化娱乐活动, 提供一些高层次、有品位的娱乐活动, 促进农村地区形成和谐、活跃的氛围。

现有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研究多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 缺乏被调查者对幸福问题的主观描述, 所以建议采取调查问卷和访谈结合的方式, 以便于更直观的了解影响幸福感的各种因子及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

4 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的研究

郑剑虹等 (2007) 构建幸福感阶梯量表, 对湖北西部地区228位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大部分农村居民具有较高层次的幸福感, 但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平均值低于中值水平。

王凡恩 (2010) 通过对河南省各市区调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河南省农村居民幸福感偏低, 幸福度总体平均分仅为66.17分, 且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安春明 (2011) 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连续三年对吉林省农村居民幸福感进行调查研究, 分析了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 得出吉林省农村居民总体幸福感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由于没有统一的评价体系, 所以对于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研究还相对较少,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 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而且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这些研究也存在部分缺陷有待改进, 如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一地区或群体, 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更不利于将各地区和群体之间的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 分析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5 对农村居民幸福感问题的展望

纵观国内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问题的研究现状, 虽然取得了一些喜人的成果, 但这些成果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现有文献大多针对某一特定时间点、特定群体的幸福感问题进行研究, 缺乏对幸福感问题纵向的对比, 所以未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会由横向的比较式研究向纵向的跟进式研究转变。其次, 目前对农村居民幸福感问题的研究多建立在国外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 由于发展程度和文化背景等的不同, 国外的研究成果中含有一些无法客观反映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项目和维度。未来, 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研究应注意结合中国国情, 探索带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感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Diener, E., &Fujita, E.Resources, personal Striving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Nomothetic and Idiographic Approach[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68 (5) .

[2]朱成.浅析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与幸福度相关性[J].理论经济学, 2008 (9) .

幸福感及其测评研究述评 篇2

幸福感及其测评研究述评

当代关于幸福的`许多问题都来源于历史上伟大的哲学理论.采用文献综述法,对幸福感的界定、幸福感测评技术与工具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关于幸福感研究的状况与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思考,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探讨,以期为学术研究者把握幸福感的本质及研究发展趋势提供借鉴.

作 者：朱翠英 付在汉 刘飞 ZHU Cui-ying FU Zai-han LIU Fei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湖南,长沙,410128 刊 名：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2009 10(5) 分类号：G449 关键词：幸福感   测评   研究综述  

幸福研究述评 篇3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四川 南充637009)

近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及人才竞争的日益激烈，硕士研究生在择业、婚恋、生活、学习等方面面临诸多压力，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普遍不高，影响了他们自我潜能的发挥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主观幸福感，就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价。本文拟对近5 年我国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目的在于全面把握我国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进展和不足，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同时呼吁更多的人关注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采取切实措施促进硕士研究生健康成长，从而提升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质量。

一、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概况

1.文献分布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全文”为检索项，以“硕士研究生”和“主观幸福感”为检索词，采取“精确匹配”方式进行高级检索，共检索到2008 年以来的相关文献1 387 篇。根据相关性原则，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30 篇文献进行分析。从文献资料的来源看，在这30 篇文献中，期刊有22 篇，约占73%;硕士学位论文有8 篇，约占27%。从文献的年度分布看，2008 年有4 篇，约占13%;2009 年有4 篇，约占13%;2010 年有8 篇，约占27%;2011 年有8 篇，约占27%;2012 年有5 篇，约占17%。由此看出，近5 年来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2.研究视角

文献表明，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心理学视角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也有个别学者另辟蹊径，从其他学科视角进行创新研究。例如《硕士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1］从体育学的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硕士研究生的幸福观、幸福感及其相关研究——来自湖南四所大学的调查》［2］则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视角进行研究。

3.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只有《当前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析》［3］和《提升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4］运用了理论思辨的方法，其余的都是实证研究，即从当地高校选择一定数量的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开展问卷调查，自编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研究。《硕士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1］运用了访谈法、文献研究法、心理测量法、数理统计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对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实证研究。《硕士研究生学习幸福感调查——以沈阳地区某高校为例》［5］则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沈阳某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进行调查研究。

4.研究思路

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致有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先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调查，然后通过归纳和统计分析(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另一种是通过理论思辨，直接探讨提高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策略。如《上海地区硕士研究生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6］和《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7］等，就是按照前一种思路进行研究的;而《当前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析》［3］和《提升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4］则按后一种思路进行研究。

二、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主要内容

1.关于主观幸福感内涵的研究

许德镇指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体验的主观感受和整体性的评估。它包含三个维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6］冯翠仙认为: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两个成分，前者是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认知评价(即生活满意度)，后者是指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8］黄钧裕等［9-10］也给出了类似的阐述。从中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主观幸福感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

2.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研究

王淑燕等［11-12］使用不同的主观幸福感问卷对硕士研究生进行调查，发现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王玲玲等［13-14］认为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钱宇凤等［15-16］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女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薛本洁［17］以安徽省2 所医学院校硕士研究生为被试，得出医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基本处于中等水平以上。马金凤等［18］通过研究发现新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综合各学者的观点，可以得出当前我国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的结论。

3.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研究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依性别、年级、生源地、健康及婚恋、学校及专业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女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较高。王玲玲在《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一文中指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非常显著，女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男生。［13］这一研究结论与《硕士研究生就业压力、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19］《新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分析》［18］的研究结果一致。

(2)分别来自城、乡的硕士研究生其主观幸福感有明显差异。师保国等在《当代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及其关系》［12］中指出，城市研究生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农村研究生。而文献［13］的结论相反，认为农村生源的幸福感指数显著高于城市生源的幸福感指数。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被试的取样、施测的方法、被试的生活学习环境以及掩饰程度等因素有关。

(3)不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有较大差异。许德镇［6］以上海市硕士研究生为被试，结果发现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随年级的变化而变化，研一学生幸福感最高，研三学生幸福感相对较低;张宁［20］在对西安地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张明明［19］认为，研三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

(4)恋爱中的及生理健康的硕士研究生幸福感较高。学者们普遍认为，恋爱中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单身者或者已婚者;另一些研究表明，生理健康状况良好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要高于生理健康状况欠佳的硕士研究生，如《硕士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社会支持为统计变量》［21］一文，对不同健康状况的硕士研究生幸福感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得出这一结论。可见，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其身心健康关系很大。

(5)重点高校及文科类硕士研究生幸福感较高。《硕士研究生就业压力、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19］一文指出，985、211 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文科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理工科硕士研究生。然而王淑燕［11］认为，理工科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稍微高于文科硕士研究生，两结论之所以相悖，与他们选择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的不同有关。

4.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研究

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颇丰，大多研究者认为，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既受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又受个体心理特征的影响。

(1)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自身因素。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自身因素很多。一是硕士研究生的自尊水平。如《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7］《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及其与自尊的关系》［11］等研究表明，硕士研究生的自尊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自尊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二是硕士研究生的自我效能感。《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13］中指出: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指数、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这3 个维度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这个维度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三是硕士研究生的自我和谐。自我和谐程度不同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自我和谐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强。《汕头大学硕士研究生自我和谐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22］和《医学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17］等文献持的就是这一观点。

(2)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因素。随着研究生教育开放程度的加大，社会对学校和学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生获得的社会支持。冯翠仙等［7，8，23］研究认为: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相关，他们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多，主观幸福感就越强。另一方面是来自社会的就业压力。张明明［19］选取湖北省3 所高校的400 名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研究认为，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就业压力呈显著负相关，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随就业压力的增加而降低。

5.提升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策略研究

很多文献都涉及到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提升策略问题，一般是从社会、学校、个人三个方面探讨增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策略。

(1)社会积极引导，为提升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奠定基础。很多学者都积极提倡全社会一起来关注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首先，利用大众传媒对自强不息的硕士研究生代表进行正面宣传和报道，从而辐射到整个硕士研究生群体，引导他们乐观向上，提升其心理素质。其次，大力发挥社会团体的建设性作用，提供隐性的情感支持，从而使硕士研究生个体在社会团体中获得满足感和归属感。如冯翠仙［8］认为，应建立硕士研究生的社会支持系统;董凤洁［21］则提出了构建良好社会支持系统的策略。

(2)学校高度重视，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感受力。学校可以多开办一些针对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讲座，帮助他们解决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和环境适应等方面的困惑。另外，学校可以结合硕士研究生身心发展特点，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国内很多学者都高度重视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如《当前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析》［3］和《当代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及其关系》［12］等文献，分别强调要对硕士研究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活动。苗元江等在《研究生幸福感指数调查》中明确提出要面向研究生开办心理健康知识讲座。［14］

二是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提高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硕士研究生每天的学习、生活都是在校园里进行的，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他们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学校应该积极组织各项文娱活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鼓励硕士研究生积极参与，从而丰富硕士研究生的业余生活，让他们在宽松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下更好地成长成才。师保国等［12］提出要为研究生建立宽松的校园文化环境。苗元江等［14］也提出要积极加强研究生校园文化环境建设。

(3)研究生积极主动，提升感受幸福的能力。一是培养强健体格，为自己的主观幸福感奠定生理基础。只有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去，才能满怀希望迎接未来的挑战，从而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打下坚实的基础。《硕士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1］和《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社会支持为统计变量》［21］都对研究生身体健康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是塑造健全人格，开发自身主观幸福感的内部源泉。健全的人格是幸福的源泉。作为硕士研究生，要想拥有健全的人格，就要勇于正视现实，积极悦纳自己，正确地认知他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客观冷静地面对一切挑战，进而收获丰盈的人生。《提升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强调，女研究生应该塑造良好的人格［4］。《医学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也提出医学研究生要培养健康的人格。［17］

三是提升综合素质，为主观幸福感提供动力保障。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要加强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要积极协助导师完成科研项目。此外，还要积极投身社会实践，锻炼自身的沟通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灵活应变能力等，从而为就业做准备。《医学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一文呼吁医学研究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来提升综合素质，［17］田丽等［4］诸多学者都认为，研究生应该通过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强主观幸福感水平。

四是学会正确归因，提升自己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能。正确的归因方式，有助于硕士研究生客观分析自己成功及失败的原因，使他们正确认识自我，从而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增强主观幸福感。《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社会支持为统计变量》一文提到:要想塑造正确的归因方式，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归因风格，其次要形成正确的自我概念，最后要形成积极的认知系统，如此才能有效地感知幸福、体验幸福。［21］

三、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评价与建议

我国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促进硕士研究生健康发展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样本的选择、测量工具的使用、研究内容的深化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实证研究中样本的代表性不强。纵观近5 年的文献，可以发现很多研究者在选择被试时，样本数量不够，覆盖面不广，并且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在的地区，带有很明显的地方性、区域性，致使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遍性，难以推广。二是测量工具信效度不高。有些研究照搬国外的量表，有些研究对自编量表未作信度、效度检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相互矛盾。三是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如有的学者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各影响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影响硕士生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因素方面，只提出了社会支持和就业压力两个因素，而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关注力度、研究程度都还远远不够;对研究结论相互矛盾的问题，也缺乏深入的探讨。鉴于此，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1.创新研究思路，拓宽研究路径

与其他研究相反，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是实证研究多，理论研究少。而要从根本上提升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必须有理论的指导。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将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视角探讨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形成机理和提升途径，为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扩展研究内容，提升研究质量

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还有不少空白地带，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拓宽研究视野，可以对不同区域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就婚姻恋爱、人际交往、学业成就、科研能力等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全面探讨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原因等，从而提高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质量，使研究结论在提升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注重研究规范，提高信效度

在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中，一定要遵循科学研究规范，尽量减少研究中的实质性错误，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抽样的方法和样本的容量要满足要求;不宜直接套用国外学者编制的现成量表，而应该结合我国硕士研究生身心发展的特点进行修订，以适应研究的实际需要;自己编制的问卷和量表要多方征求专家意见，通过试测满足信度和效度要求后施测;对收集的数据资料要进行统计检验和科学阐释等。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硕士研究生群体必定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心、研究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问题，硕士研究生就能不断增强抗压能力和主观幸福感，在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下茁壮成长。

［1］ 杜辉.硕士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0.

［2］ 肖乐意.硕士研究生的幸福观、幸福感及其相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3］ 吴昕.当前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析［J］.商洛学院学报，2009(4):75.

［4］ 田丽，王传旭. 提升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4):106.

［5］ 姜毅超，李娜，孙慧.硕士研究生学习幸福感调查——以沈阳地区某高校为例［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207.

［6］ 许德镇.上海地区硕士研究生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J］.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4):25.

［7］ 杨东蕾，王志中.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2):1481.

［8］ 冯翠仙.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J］.晋中学院学报，2008(4):109.

［9］ 黄钧裕.医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2012:12.

［10］赵泓.在校研究生感戴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关系［D］.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12.

［11］王淑燕.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及其与自尊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10):753.

［12］师保国，肖敏敏，陶晓敏，等. 当代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及其关系［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5):61.

［13］王玲玲.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D］.南京:南京医科大学，2010.

［14］苗元江，郑霞，罗佳.研究生幸福感指数调查［J］.医学研究与教育，2010(1):41.

［15］钱宇凤. 关于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现状的实证研究［J］.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62.

［16］范琳洁，张术霞，王冰.女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人口学变量影响因素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11):92.

［17］薛本洁.医学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D］.蚌埠:蚌埠医学院，2011.

［18］马金凤，谢慧玲. 新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分析［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1(9):1025.

［19］张明明.硕士研究生就业压力、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20］张宁.西安地区硕士研究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4.

［21］董凤洁.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D］.青岛:中国石油大学，2011.

［22］钟艳兰，赖小林. 汕头大学硕士研究生自我和谐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1):1.

主观幸福感跨文化研究述评 篇4

关键词：幸福感,主观幸福感,跨文化

“幸福”是一个老生长谈的话题。如何获得更多的幸福?如何提升幸福感?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一主观幸福感的定义、结构及特点

西方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从1967年被提出开始就没有间断过, 但是学者们却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主观幸福感定义。主观幸福感, 在英语中可翻译成well-being、subjective well-being或者happiness。现在被普遍接受的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是Diener提出的:主观幸福感 (以下简称SWB) 主要指个体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

关于SWB的结构, 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见解。Costa等的研究发现幸福感的结构可以由文化因素和生活方式决定。Andrews等的观点是将SWB划分为正性情感、负性情感以及认知水平三个维度。而Diener在综合分析了有关SWB结构的各方观点后, 认为它应由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体验、负性情感体验三个维度构成。这一结构说是目前中国心理学界普遍认可的。

按照Diener的观点, SWB具有主观性、相对稳定性、整体性的特点。其中, 主观性是指个体幸福感水平的评估与测量, 是以其自身而非外部其他食物为标准的。相对稳定性指SWB是个体对他所处整体生活状态的评价。整体性指SWB是一种既包括认知因素也包括情感因素的综合性心理指标。

二国内外SWB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 在生活质量研究运动和积极心理学运动的联合推动下, 西方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了。按照Diener的说法这一研究已经历了描述性比较阶段和理论建构阶段进入了测量发展阶段。描述性比较阶段的研究只是先对幸福感简单测量然后对其水平进行描述, 而没有考虑到测量时无关变量的控制与信、效度的检验。随着对SWB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研究的角度也越来越多, 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并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各自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人格理论、目标理论、比较理论、特质理论以及动力平衡理论等几种。

相对于国外, 国内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开始得较晚, 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有少量学者陆续开展这一研究。从初期的引进理论与研究工具到今天的本土化, 从描述主观幸福感状况到探讨影响因素, 在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下, 中国心理学界在SWB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测量工具的运用方面, 已经在国外的基础上开始了符合我国情况的本土化量表的编制。

三国内SWB跨文化研究的现状

我国学者已经意识到文化对SWB的重要影响。严标宾等对中国大陆、香港、美国三地大学生的研究表明, SWB各维度均差异显著。郑雪等关于中国留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 其文化认同和社会取向均可直接影响幸福感水平;另一项研究则显示在不同文化中个体文化取向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国外有研究显示SWB不仅在不同国家间的存在文化差异, 而且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间也存在文化差异。我国学者的一些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种媛的研究结果显示藏、汉、回族中学生在SWB各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杨俊敏等对维族、汉族大学生的跨文化比较也证实SWB存在民族差异, 汉族学生高于维族学生。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 人们对幸福感的研究已经逐渐成熟, 各项理论也已经建构完成, 进入了完善阶段。研究对象涉及各种人群, 测量工具也越来越成熟。学者们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推动了各国对人们幸福感的重视, 甚至有人提出以国民幸福感指数取代GDP指数, 我国也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在未来五年提升国民的“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正在实现着由原来的理论研究向社会应用的跨越, 这就要求以后对于人们幸福感的研究应注重各民族的文化差异, 只有这样才能为各族人民幸福感水平提升措施的制定提供建议、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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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万金.积极心理健康教育[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

[3]吴明霞.三十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J].北京:心理学动态, 2000 (4) :96～97

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述评 篇5

参照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 的观点, 我们可以认为:“道德哲学时代”的人们追逐权力和荣誉给人类带来的无尽灾难导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盛行, 而从18世纪中叶开始, 视赚钱为“一种温和的欲望”的思想又导致了道德情感主义伦理哲学的诞生。这个时期, 伦理学也开始从研究“神”转向研究“人”, 从谋幸福于神转向谋幸福于人。斯密师徒及好友发起和倡导道德情感主义的根源正是赫希曼所讲的:“人们期望通过巧妙地利用一种欲望抵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 二者之间真正的内在思想联系应该是这样的: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 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 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将会调节其的欲望, 抑制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 使人变得能自制, 有美德, 进而能幸福。而且, 斯密还相信这种满足和调节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这就是斯密著作体现的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

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 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 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 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 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 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边沁认为, 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 促进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才能实现, 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为衡量快乐制订了七大标准, 同时列举了14种快乐。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 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 用效用计算幸福, 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是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 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进行数学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穆勒的修正和完善之后, 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穆勒用幸福主义对边沁的快乐主义进行了修正。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区分。穆勒同边沁的区别在于:边沁认为人类的行为动机仅受自我满足的欲望驱使, 而穆勒认为边沁忽略了人们出于自身目的对美、荣誉和其他目标的追求, 人们不仅要关心享乐的数量, 也应关心享乐的质量。穆勒这一思想表现在他对一个著名论断的引用:“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 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可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 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白痴。”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 幸福是一个具体的整体, 也是一个多元的概念, 爱音乐, 追求健康, 崇尚德性, 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 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 也是可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这里, 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标准, 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边沁计算快乐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 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 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 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 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 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 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 (幸福) 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

1、效用函数: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表达

杰文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年) 继承了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 认为“经济人”之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其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用:“个人需要的任何物……必须具有效用。在经济科学中, 我们尊重人的本性, 而不是要求人应该怎么样。”其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只有理性的、计算最大化的行为才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为了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满足——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需要———即快乐最大化, 就是经济学问题。”

杰文斯对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贡献, 可用他自己的话说来概括:“财富和价值的性质要用无穷小快乐和痛苦来解释”, “我主张所有科学导向的经济学者必须掌握数学。”

2、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幸福计算机

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年) 对功利主义经济学及其幸福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理性经济人”的界定。

马歇尔所谓“经济人”的理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经济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第二, “理性”的“经济人”重视道德和法律的制约, 是一种温和与开明的自利。第三, “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也包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 而物质利益通常也能带来精神需求的满足。

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以“理性内涵”, “不仅构筑了现代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 而且还规定了市场经济下‘理性经济人’的道德出发点”。自此以后, “经济人”的概念逐渐被“理性经济人”所取代。

3、偏好和理性选择:使幸福的比较、计算和交换成为可能

马歇尔的另一大成就是通过偏好和理性选择的论述, 提出了较为完善的需求理论, 并将其与效用理论相结合, 使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按照马歇尔的理论, “理性经济人”对幸福 (效用) 的偏好、欲望和需求, 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操控, 在经过市场的计算、比较和交换之后, 最终能得以实现。

4、市场均衡:厂商和家庭的幸福最大化

马歇尔认为, 财富的积累一般是享乐的等待。人们总是考虑进行合理的交换, 以使得劳动带来的痛苦最小化或是避免因获得来自消费品的快乐而进行等待。劳动者进行效用计算, 决定忍受多少痛苦的工作;而资本家进行效用计算, 决定忍受多久的痛苦等待。“一个谨慎的人会努力把他的财产分配于一切不同用途———现在和将来的, 以使他的财产在每一用途上都有相同的边际效用。”因而, 效用最大化的计算掌控着从家庭部门到厂商部门的劳动和资本服务的实物流, 以及从厂商部门到家庭部门的消费品实物流。

三、福利经济学幸福理论

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基础上, 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精致、匀称、美丽、令人满意的演绎及数学大厦。福利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研究, 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如虎添翼, 达到了发展的巅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 (A.C.Pigou, 1877—1959) 基于功利主义幸福理论和个人效用可以比较的假设, 提出了社会总效用可以计算并可最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但当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效用不可比较之后, 庇古的理论被贴上了“旧福利经济学标签”而遭冷遇。而新福利经济学基于帕累托最优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 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均衡和最优状态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1、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帕累托最优概念的提出, 导致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诞生:在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 每一个完全竞争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 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不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 每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也都是相对于某一价格组合和某种资源的初始分配的一个完全竞争状态, 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黄有光教授甚至证明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部门、一个国家 (或者一些国家) 得到了诸多改善, 他人也会从中受益”的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告诉我们, 任何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同时, 总存在一个资源的初始配置使得市场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即便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不能完全满足, 只要通过“帕累托改进”能使一个人的福利有所提高, 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 这也是最为可取的最佳选择。一个人的福利的提高, 致使他人福利也得到改善的情况尽管与帕累托最优原则相矛盾, 但也不失为一种从个人最大化走向社会最大化的证明。

帕累托最优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使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达到了发展的顶峰:自由市场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配置资源, 分配收入, 并且在消费者中分配消费品, 以至于没有任何通过消费、交换或生产上的变化实现的资源再分配能够明显增加正在生产和交换的商品价值。帕累托最优标准和帕累托改进表明了社会从资源和财富分配中所能获得的最大福利, 即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实现理论上的可能性。

只要人们接受现在的资源和财富分配, 那么, 个人最大化行为自动促使社会达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 必然实现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 这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著作中被认为是“极乐点”或“受约束的极乐点”, 类似于圣·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教义中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2、次优理论:帕累托最大化幸福梦想难真

福利经济学关于市场最优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严格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的私人所有制、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完全的市场信息等等。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享特 (E.K.Hunt) 则更为详尽地列出了福利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全部假设。第一, 大量的买卖者, 任何人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对均衡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二, 任何企业都能容易地进出一个行业。第三, 投入和产出是同质的, 且能分成任意大小的单位。第四, 对未来没有不确定性。第五, 对生产和消费的所有可能选择具有完全知识。第六, 生产函数满足“合适的二阶最优条件”。第七, 同样合适的效用函数在整个时期都是稳定的。第八, 生产率一般不受财富、收入和权力分配影响。第九, 只有那些外部经济和不经济 (或“外部性”) 可以通过税收、补贴或者新产权的创造得到纠正或抵消。第十, 市场总是均衡的, 有所变化都是从一种静态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静态均衡状态的瞬时变化。

3、不可能定理:个人最大化未必社会最大化

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个人福利最大化必然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 然而, 在次优理论证明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虚幻性之后, 阿罗不可能定理又进一步证明了从个人最大化到社会最大化不仅没有必然性, 甚至没有可能性。

阿罗 (Kenneth J.Arrow) 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 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偏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命题。阿罗列出了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或社会偏好必备的五个条件, 基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数学推理, 阿罗发现, 任何社会选择规则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结论证明了从个人福利函数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不可能性而被人们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y) 。阿罗不可能定理实际上证明了福利经济学从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条“必由之路”是根本走不通。

四、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评价

1、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 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 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

2、有限理性

理性和非理性的并存, 决定了人类不存在完全理性。因此, 赫伯特·西蒙 (Herbert Simon, 1916—2001年) 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理性的限度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的, 即人脑不可能考虑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及有关行为的所有方面……人类理性是在心理环境的限度之内起作用的。”“理性在它缺乏全知全能时是有限的。不能全知全能大多是指不能知道所有选项, 相关外生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不能计算后果。”西蒙还指出, “有限理性应作为对传统全知全能理性的替代”, 事实上, “实际商业决策形式非常符合有限理性, 但和完美理性假设不相符合。”

3、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市场

在主流经济学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 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家们证明是不存在的。现实的市场是非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以及外部性等共同决定了真实的市场是一个不完美的市场, 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竞争市场使资源均衡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市场能力, 实际上并不存在, 市场失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的经常状态。这一点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无法回避的现实。

4、满意化和最大化

主流经济学信奉最大化原则, 隐含前提是个体可以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方案, 即人是无所不知, 绝对理性的。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经济学最大化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内涵:在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期望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西蒙认为由于信息、时间、认识能力等方面的限制, 人的理性有限, 现实中不可能找到最优方案。在经济学教科书中, 最大化的计算是一个简单的要求结果为零的一阶求导过程。但是, 在现实世界中, 许多情况的真正最优化, 在可行的容量限度内, 简直是不可计算的。

纵观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现脉络, 我们不能不承认, 以幸福为使命的经济学已经偏离了走向幸福的方向, 距离我们追求的幸福目标已渐行渐远。如何重建经济学幸福理论, 是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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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金艳、李凯、李亚宁:行为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重新审视[J].商业研究, 2006 (5) .

幸福研究述评 篇6

1.1 休闲动机概念的界定。

休闲动机指引起、引导和整合个人休闲活动，并导致该休闲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内在心理过程，它是产生休闲活动的主观原因(李仲广等，2004)。本文中对休闲动机分类的理论基础来自于认知理论中的自我决定理论。自我决定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Deci提出的。Deci和Ryan (1985)认为，自我决定不仅是个体的一种能力，而且是个体的一种需求。个体拥有一种基本的内在自我决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引导人们从事感兴趣的，有益于能力发展的行为，以便适应社会环境。

1.2 休闲满意度概念的界定。

有关休闲满意度的研究中，研究者大都采用Beard和Ragheb提出休闲满意度的定义。Beard和Ragheb (1980)认为休闲满意度是个体在进行休闲活动时所获得的正向看法或感受，它是个体对自己目前一般休闲经验所感受到的整体满意或满足的程度，并提出休闲满意度包括6个结构，分别是：心理层面、教育层面、社会层面、放松层面、身体层面、美感层面。本文采用Beard和Ragheb提出休闲满意度的定义。

1.3 主观幸福感概念的界定。

对主观幸福感的理解，本文采用Diener (1984)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即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的评价，它包含两个主要成分：情感与认知。情感成份是个体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情绪体验，分为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正性情感包括诸如愉快、高兴、兴趣等情感体验。负性情感包括忧虑、抑郁、悲伤等体验。Diener提出的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实证支持。郑雪等(2001)认为，主观幸福感是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黄希庭等(1999)认为，幸福感是人们根据个人的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的整体性的、肯定的评估，它包括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

2. 休闲动机、休闲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及相互关系的研究

2.1 有关休闲动机的研究。

近年来，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休闲动机展开了研究，其中主要集中在休闲动机的分类和特点上。

2.1.1 休闲动机的分类

2.1.1. 1 一般休闲动机分类。

Tinsley等(1979)以因素分析的方式，从45种休闲需要中提取9种动机因素，分别为自我实现、友谊、权力、补偿、智力提升、社会服务、运动、自尊与自我控制。

2.1.1. 2 具体休闲领域休闲动机分类。

国内外对具体领域的休闲动机的实证研究多针对某一特定的休闲活动，如旅游、体育运动等，通过对参与休闲活动的特定人群的调查，分析其参与休闲活动的动机。Beard和Raghed (1983)对120位16岁以上的游客进行旅游动机调查，发展出了一套测量儿童休闲动机的方法，他们将游客的旅游动机归纳成知识性动机、社会动机、主宰的诱因和逃避的诱因四类。

2.1.2 休闲动机特点研究

陈文长(1996)以德国慕尼黑大学学生为研究样本，探讨其运动性休闲参与动机的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年龄及不同参与兴趣的受试者在休闲运动的参与动机方面达到显著性差异。

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对休闲动机的分类研究大都集中在特定休闲活动上，较少有研究考察一般性休闲动机的分类，从休闲动机的特点研究来看，研究者所选取的样本主要来自国外以及中国中国台湾地区。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此外，还缺乏以中国内地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

2.2 有关休闲满意度的研究。

有关休闲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特点和影响因素上。特点的研究集中在对性别特点的考察上。Riddick (1986)认为：休闲满意度在性别、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罗明训(1998)以分层随机取样法对1025位桃园县国小六年级学生休闲活动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女性在美感方面的休闲满意度高于男性。

2.3 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果颇多，本文着重讨论其影响因素。许多学者很早就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诸多方面展开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分为以下五种：人格因素、社会关系因素、文化因素、经济收入因素和休闲因素。本文着重阐述休闲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休闲时间越来越多，物质享受不断得到满足的现代社会，休闲生活的品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有不少研究证明休闲与积极情绪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例如：Lewinsohn和Graf的“愉快活动疗法”(1973)发现，休闲活动能对被试的情绪产生积极影响。为了证明休闲与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Balatsky和Diener用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结论，休闲活动是主观幸福感的最重要来源(转引自邱林，2004)。各种具体的休闲活动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是休闲生活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具体涉及体育运动、看电视、听音乐、旅游度假等。Hills和Argyle (1998)用牛津幸福感问卷对经常参与运动、看电视、上教堂和听音乐的人，以及不怎么进行这些休闲活动的人进行调查，发现经常运动的人的幸福感显著高于不常运动的人。因此，度假，以及对假日的期盼所引起的放松和其他的良好情绪成了生活中幸福感的经常性来源。

综上所述，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正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休闲生活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从休闲生活方面考察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更多的研究集中于具体的休闲活动方式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而从休闲的其他方面，如休闲动机来进行的研究几乎没有。

2.4 休闲动机、休闲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三者关系的研究。

我在对休闲动机与休闲满意度的关系研究中发现，休闲动机与休闲满意度存在显著相关。Kao (1993)指出，休闲参与时的内在动机与休闲满意度呈正相关。Deci和Ryan (1987)也说明了内在动机与休闲满意度的关系，指出如果个体越了解自我内在需求，则越可能在休闲时找到适当的方式满足其需求，从而获得更高的休闲满意度。此外，休闲动机也会对休闲活动参与有影响。黄仲凌和高俊雄(2005)在对中国台湾大专学生休闲动机与休闲满意度的关系研究中指出：休闲动机的五种型态与休闲满意度存在显著相关，其中无动机、外在规范与休闲满意呈负相关，投入规范、认同规范和内在动机与休闲满意度呈正相关。

在休闲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中发现，休闲满意度是测量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Iso-Ahola (1980)认为休闲满意度越高，主观幸福感也就越高。Mannell等(1997)认为，当个体获得较高休闲满意度时，对整体生活会有较高的幸福感。黄长发(2006)在有关中国台湾大学生休闲满意度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大学生的休闲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吴崇旗等(2006)在探讨休闲参与、休闲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三者的线性结构关系时发现，休闲满意度可以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

3. 对已有研究的总结

从关于休闲动机、休闲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文献中不难发现，在它们各自的或两两关系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参考和启示，但是已有的研究中对它们三者及其关系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1 从休闲动机的特点研究来看，研究者所选取的样本主要来自国外以及中国中国台湾地区。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此外，还缺乏以中国内地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

3.2 已有研究明确了休闲动机与休闲满意度存在相关，且休闲满意度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但休闲动机是如何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并不明确。

因此，以中国内地大学生为样本探讨休闲动机、休闲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路径是有研究价值的。

摘要：我国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5天工作制, 它意味着大部分的人将有1/3的时间在休闲中度过。大学生群体是一个休闲时间相对较多的群体, 他们的休闲动机有什么特点, 其休闲动机对其休闲满意度又有何影响, 他们的休闲动机是否通过影响休闲满意度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这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大学生,休闲动机,休闲满意度,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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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虚研究述评 篇7

一、谦虚的概念及功能

谦虚作为中国的传统美德, 古代称其为一种“道”, 是一种悟道得道, 是一个人举止风貌、人格形态、行为准则所达到的精神境界。《辞海》将谦虚定义为:虚心, 不自满, 肯接受批评[4]。谦虚涵义为不夸大自己的能力或价值;没有虚夸或自负;不鲁莽或不一意孤行, 不自以为高明, 与谦逊同义, 其反义的概念有:傲慢、骄傲、自傲、高傲、自满。《诗·小雅·角弓》“莫肯下遗”汉, 郑玄笺:“今王不以善政启小人之心, 则无肯谦虚以礼相卑下, 先人后己, 用此居处, 敛其骄慢之过者。”宋, 苏辙《龙川别志》卷上:“上以谦虚为贤, 下以傲诞为高。”《易经》中《谦》卦:“谦, 亨, 君子有终, 天道下济而光明, 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亏盈而益谦, 地道变盈而流谦, 鬼神害盈而福谦, 人道恶盈而好谦, 谦, 尊而光, 卑而不可逾, 君子之终也。”谦虚必须以出自内心为前提, 以保持始终为规范;谦虚不是无原则的退让, 而是积极的进取[5]。

国内学者认为“谦”包含两层涵义:意志层面, 谦虚要克制个体的欲望和冲动, 具有明显的自抑性;行为层面, 谦虚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自觉地隐藏和回避自身优势或成功的态度与行为[6]。国外学者在谦虚概念的界定意见尚未统一。如Driver认为, 谦虚的人低估其自我价值,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对自身价值的一种无知。Flanagan提出, 谦虚的人能准确地感知自身的成就和价值, 但却不高估它们。Nuyen认为, “谦虚与尊重个体自身所取得的成就是可以获得平衡的”。他指出, 做到谦虚就是做到公平, 做到公平意味着“积极主动地检验一种特殊贡献的形成条件”。Schueler提出, “谦虚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含义, 已经取得并意识到实在的成就, 但不在乎人们是否因为这些成就而对其进行高度评价。一个谦虚的人总是展现出一种‘对他人会因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对其自身进行何种评价漠不关心’的态度”。国外学者们就谦虚内涵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但结果却不让人满意, 最终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够为众人所信服[7]。

谦虚是一种人格, 一种互通, 一种信任, 一种尊重;也是一种动力, 一种支持, 一种能量, 一种精神。谦虚的人, 是在学识、智慧与道德的修养上达到身心和谐自在, 面对弱点有自知之明, 经得起别人的批评, 敢于自我批评的有道之人。首先, 谦虚是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进步与成功面前, 谦虚是一种清醒剂, 是一个加油站, 是一股原动力, 它推动奋斗者在取得初步成功以后继续向着新的目标前进。其次, 谦虚也是优秀人格的基本要素。在现实生活中, 谦虚谨慎者往往能够虚怀若谷, 顾全大局, 尊重他人, 团结协作, 遵纪守法, 严以律己。其原因是, 在胜利、顺境、成绩面前, 谦虚犹如一个冷静的使者, 它教人自省自问, 与心灵对话。而骄横跋扈者常常好大喜功, 寸利必得, 目中无人, 唯我独尊, 狭隘浅薄, 自吹自擂。谦虚谨慎者向善向美, 骄横跋扈者从丑从恶。谦虚是内涵于人品所应具备的基本咫节, 谦虚是一个人必备的基本情操。

二、谦虚的类别与测量

作为一种人格特质, 谦虚是可测量的。在国内谦虚有“实性”和“虚性”之分, 在国外有内部导向和外部导向之分。

我国学者胡金生将谦虚分为“实性”和“虚性”两类, 前者是自己永远觉得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学习态度。后者是印象管理策略, 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自我控制行为[8]。国外有研究支持了“实性”谦虚和“虚性”谦虚这个观点。如根据动机的不同, 可以把谦虚分为亲和性谦虚和防御性谦虚。前者是指向他人的, 以维持人际和谐为目的;后者是指向自我的, 以自我保护为目的[9]。

国外学者Garcia也将谦虚划分为两种类型, 即内部导向谦虚和外部导向谦虚。内部导向谦虚是指个体赞同自己及自身为人羡慕的特征时所呈现的一种心理状态;外部导向谦虚主要包括个体对他人评价自己的成功或贡献所表现出的行为倾向性反应[10]。

国外最具代表性的谦虚测量工具为《谦虚反应量表》[11], 该量表包含21个项目, 分为三个分维度:谦虚倾向、谦虚的社会期望性和对谦虚的厌恶, 其中, 谦虚倾向10题, 谦虚的社会期望性6题, 对谦虚的厌恶5题。本量表采用7级评分, 要求被试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七个等级上评价自己, 谦虚倾向、谦虚的社会期望性采用正向计分, 对谦虚的厌恶采用反向计分, 分数越高, 谦虚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总样本上的克伦巴赫a系数为0.83, 在不同的群体中, a系数在0.78~0.85之间变动。

国内相关的测量工具有学者胡金生和黄希庭编制的大学生自谦认同度问卷和自谦动机问卷[12]。自谦认同度问卷包含15个项目, 3个维度, 分别为:防御性、自我完善、提升形象。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0, 问卷的信度可以接受, 同时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自谦动机问卷包含三个维度:规范性、防御性和真诚性, 共10个项目。该问卷在大学生样本、职业群体样本上的a信度系数分别为0.78、0.7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自谦动机的3维结构在职业群体和大学生中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三、谦虚研究的成果

谦虚行为是亲社会行为之一, 其研究源于对说谎的理论研究。早期皮亚杰对儿童的说谎概念发展进行了研究。其研究中涉及的亲社会说谎正是谦虚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内学者傅根跃、陈伟伟对7~11岁儿童进行谦虚道德评价研究, 发现11岁儿童呈现出“后谦虚”观念, 即认为人做了好事就应该承认, 没有必要谦虚;儿童的谦虚行为不仅与年龄有关, 而且会受到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13]。不同的情境 (公众和私下) 对儿童的谦虚行为道德判断、评价及其归因会产生不同影响。家长的集体主义倾向对其子女的谦虚观念有显著影响, 集体主义倾向越强的家长, 其子女的谦虚观念也越强[14]。

文化相关假说强调, 谦虚乃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所至;而文化含蓄性的观点则认为, 谦虚是策略式的自我提升。而应引起重视的是, 越来越多的研究对文化层面的宏观设计提出质疑。因此, 对谦虚的解释还必须考虑亚文化的特点及个体差异。

Xie等对多国大学生的研究表明, 个体水平价值取向比文化水平能更好地预测谦虚, 而自我觉察到的优越感和表现欲会显著降低个体的谦虚水平[15]。Banerjee发现, 谦虚以社会认知和社会动机的发展为基础, 与个体的自我监控、人际敏感性和情绪表现密切相关[16]。Sakamoto等[17]的研究表明, 影响谦虚的因素有:新奇性, 指不熟悉的、规则暧昧的交往情境;未知性, 指与陌生人初次交往的场合;正规性, 指有严格的交往规则和礼仪要求的交往场合;地位从属性, 指由于地位的不对称, 需要遵从权威期望的交往场合;瞩目性, 指被众人关注的交往场合;相异性, 指与交往对方的态度、信仰和价值观不同的交往场合。此外, 在社会比较中获得比较标准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 而暧昧的评价标准则可以为谦虚提供更大的空间。Karasawa等[18]发现, 谦虚可能不具有领域普遍性, 在核心性、可变性和重要性低的领域比高的领域会更明显。

四、谦虚的应用研究

以往对于谦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谦虚概念的探讨, 对谦虚的应用研究不是很多, 主要涉及与自我、认知方面的关系研究。从广义上来讲, 自我可被看作是一个用来评估、组织及调节行为的结构化综合系统。自我对认知有着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对自我与个人的社交界有着重要作用的认知。一项大型传统研究结果显示西方的自我增强与认知相联系[19]。而谦虚是东亚人自我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成分, 这就是说它不只是一种社会交流规则, 也与人际和谐及自我改善的目标有着重要的联系。Kulkofsky和Wang提出谦虚会影响个体的归因、自传记忆及道德判断, 尤其是关于真理及说谎的判断。

Kulkofsky等对谦虚与自我、认知的关系研究发现, 东亚人的自我对理解和预测在许多认知过程中跨文化差异有着重要意义。东亚人更可能将个人的成功归于外在因素, 将失败归于内在因素;他们还比西方人表现出更少的以自我增强为目的的记忆偏向;他们对于说真话和说假话持有不同的道德推理。在所有的情形下, 谦虚自我都以促成人际和谐与自我改善的方式来驱动有关自我和他人的认知。

在东亚文化中谦虚得到了明确的认可, 但在认知的背景下, 将其作为自我的重要维度之一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后续研究中清晰地检测谦虚与认知机能的联系, 将对认知过程中自我的角色有更深的理解, 也能为在独立-依赖对比下存在的文化差异提供更彻底的解释。

谦虚与心理健康方面的关系研究表明, 谦虚可能是一种符合文化期待的自我实现方式。如Kuroda等[20]的研究表明, 谦虚提高了日本人的主观幸福感、自尊、充实感, 降低了抑郁倾向。然而, 某些“虚性”谦虚可能会带来自我和谐的危机。亲和性谦虚有利于降低青春期的疏离感, 避免自我同一性混乱, 而防御性自谦则相反。因为, 防御性自谦者很可能是压抑者, 强烈的自我压抑不利于身心健康。学者吴佳辉认为, 谦虚是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 这种中庸思维能够正向预测生活品质, 增进个体生活满意度[21]。

五、谦虚研究的未来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迅猛发展, 谦虚正越来越受到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 未来走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发展谦虚的理论框架与测量技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者对谦虚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概念的界定是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 因此明确及整合谦虚概念将有利于后续研究的进行, 这是未来谦虚研究的重要任务。另外, 谦虚本身极端主观、缺乏客观效标的特性及概念与方法学上的种种问题都为其有效评定造成了困难, 因此, 开发谦虚测量工具, 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二, 拓展谦虚相关研究与应用领域。目前对谦虚的相关变量的研究不多[22], 比较局限, 一方面, 谦虚与其他积极心理品质 (诸如希望、乐观等) 的关系探讨;另一方面, 谦虚产生的心理健康、幸福感、工作绩效、学业成就等积极结果, 均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第三, 加强本土化研究, 古为今用。中国文化中, 谦虚的研究可谓博大精深。古语云:满招损, 谦受益, 器虚则受, 实则不受, 物之恒也。《易经》说“拻谦, 无不利”, 既要积极奋斗, 又要谦虚自守;谦虚不是什么也不敢做, 而是积极行动中保持谦虚, 既是果敢的行动者, 也是态度谦虚的, 这就是君子之风。老子在《谦虚谨慎》一章说道:“善为道者, 微妙玄通, 不欲盈故能蔽而新成。”

财务监控研究述评 篇8

一、财务监控机制研究

国外企业财务监控机制与其经济理论有一定的关系, 如美国的许多学者主张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对经营者的财务监控问题。J.Fred Weston等人 (1990) 强调了经营者市场的监控作用, 认为报酬契约和经营者市场的监控可能会缓解代理问题, 当管理者市场无法解决代理问题时, 公司或市场监控将会发挥作用。Anup A-grawal等人 (1998) 研究了经营者面临接管的威胁, 认为经营者市场将影响公司内部契约和监控的有效性。Peter C.Kostant (1999) 认为, 增加更多利益相关者和监事会的监督, 能够提高董事会的效率和公平。Hartzell and Starks (2003) 认为机构投资者在经理补偿方面起到监控的作用, 其研究了1992~1997年间的1914家公司, 发现在股权集中与公司经理补偿对绩效报酬的敏感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Hartzell (2005) 借助于一个程式化的模型, 研究了机构监控对经理补偿的影响。该模型预测, 当机构的隐性监控成本较大时, 经理对绩效报酬的敏感度及其补偿水平就会变低;当企业特定的监控成本较高时, 这些影响就会减少, 实证结果表明了独立的投资顾问和投资管理者在监控公司管理上处于有利地位。

阎达伍、宋建波 (2000) 认为企业中客观存在两个主体, 即企业所有者和受托经营者, 双元控制主体构架下现代企业的财务监控必须以“协调”作为目标, 设计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控制思路和方法, 并建立多层次的监控体系。张双才 (2001) 将财务监控中的主体视野拓宽, 不仅仅局限在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将委托代理冲突涉及到不同证券持有者之间。唐清泉 (2002) 研究了信息与激励监控问题, 指出监控是有效的, 也是必须的, 提出了一种考虑监控的激励机制的理论模型。王砚书、郭立田 (2004) 认为监控不是简单的监督, 也非一般的控制, 而是在监督基础之上的控制。程新生 (2002) 通过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 指出公司治理监控模式分为单层监控模式和双重监控模式, 在单层监控模式中,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由董事会对经营者进行监控, 双重监控模式是由董事会对经营者进行监控以及监事会对执行董事、经营者进行监控。傅元略 (2003) 就企业信息化环境下的财务监控做了探讨, 提出了二层级治理模式。吴文俊 (2004) 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应走共同治理并着重强调债权人利益的模式, 同时提出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监控密不可分。林钟高 (2005) 等指出了财务监控权配置主要有四大主体分享体系, 分别是市场分享体系、政府分享体系、出资人分享体系和内部人分享体系, 并指出了中国财务监控模式的合理选择是监事会与审计委员会并行的模式。周立宁 (2006) 探讨了公司监事会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就监事会主导的公司内部财务监控机制在制度设计假设、监控主体即监事会人员构成、监控关系即监事会的权责安排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

二、财务监控信息系统研究

Robert M.Bushman等人 (1995) 研究了公开报告财务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与监控过程中的作用, 分析了会计信息系统在管理补偿计划这一特殊控制机制中的作用, 并指出了财会信息影响监控机制与其他影响因素的异同。William T.Dickens等人 (1989) 研究了企业实施监控系统的必要性和监控系统的模式, 以及该模式失效的几种可能。Stanly Baiman、Madhav V.Rajan (1994) 研究了无条件监控系统的使用。Anil Arya等人 (1997) 研究了信息系统设计与激励监控之间的关系, 指出信息系统的选择影响监控水平, 得出结论最优的信息系统应集整体信息、事后信息、监控信息与自报告信息于一体, 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有助于实现对管理者的监控。由于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的冲击, Bodnar、Hopwood (2001) 等学者从信息技术的视角开始探索现代企业财务监控问题, 一种新的财务控制观—实时财务监控观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备受关注, 并推动着财务监控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向纵深发展。

傅元略 (2003) 的研究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方面进展很快, 但对国外先进的公司治理实务和财务监控技术的引进相对滞后。提出加深对财务监控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积极将网络技术与先进的财务监控思想结合起来, 建立适时财务监控体系。王鑫 (2005) 以代理理论为基础, 以信息不对称和目标不一致为出发点, 以企业利益相关者各自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进行了经营者财务监控系统的设计。李宏伟 (2007) 提出了ERP环境下会计信息系统成本差异实时分析监控模型。

三、财务监控研究结论及未来研究方向

财务监督与控制理论研究的深化, 为解释现实经营者财务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现有的研究在深入探讨监控因素相互作用机理及各监控主体对整个经营者财务监控系统影响方面还不够。一是综合性研究及监控手段研究的不足。国内学者围绕监控系统的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 论述某一主体在监控系统中如何发挥其作用以及如何完善其功能, 但很少有全面、系统地研究各利益主体在整个监控系统中动态的相互作用。综合性研究明显不足, 如政府审计、社会审计、证监会与审计委员会、监事会、内部审计的协同问题, 尚无系统的研究成果。二是缺乏模型研究。由于财务监控是多主体协同作用下实施的, 建立模型及量化分析难度很大, 故财务监控模型研究不够深入。笔者相信, 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 深层次矛盾凸现时, 财务监控问题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可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从研究范围来看, 可将财务监督与财务控制结合起来辩证研究。财务控制代表着所有者的利益及企业的整体利益, 财务监督则代表着社会公正。通常内部控制强于外部控制, 外部监督强于内部监督, 控制中的监督与监督中的控制不能分离。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 涉及财务监控客体的一般表述问题。其次, 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财务监控模式, 涉及到财务监控客体的具体表达与实施问题。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遵循动机——行为——结果理论, 以激励约束契约作为财务监控实施的基本保障, 对内部财务监控主体的激励约束契约分别从报酬契约、股权契约、债务契约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对外部财务监控主体的激励约束契约从强制性监控市场与竞争性监控市场角度分析, 然后依托一定的平台 (包括组织平台、制度平台与网络系统平台) 实施财务监控。该逻辑结构重在强调财务监控机制保障是财务监控活动有效开展的关键, 当然监控方法如会计、审计、预算、预警、绩效评价、制度控制、激励约束控制、授权控制等融合其中, 建立在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基础上的预算、预警、绩效评价不再是孤立的系统, 而是按事前、事中、事后构成一个循环系统, 在承担各自职能的基础上实现整合, 并进行实时监控。可进行董事会、经理、监事会、CFO、BFO、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及财务人员之间的多阶段动态财务监控权优化配置博弈研究, 恰当地选取监控变量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阎达五、宋建波:《双元控制主体构架下现代企业会计控制的新思考》, 《会计研究》2000年第3期。

[2]程新生:《对企业会计组织监控的若干模式解析》, 《会计研究》2002年第6期。

[3]傅元略:《企业信息化下的财务监控》,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林钟高、王铠等:《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5]Anthony, R.N., and J.Dearden: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9th ed.Mc GrawHill Publication, 1998.

广告美学研究述评 篇9

关键词：广告美学,创造性,多元化,美学价值

广告美学是研究广告中审美现象和审美规律的学科,是广告学和美学相结合的边缘性学科,是指导广告创作的基本理论,具有社会使用功能和社会市场价值,广告美学服从美学的基本原理。本文就学习和研究多位学者关于广告美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以期对广告美学的认知更加深化,从而在实践中实现对广告美学多元化、互动化、人文化的理解。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一)广告美学著作方面

王世德教授的《商业文化与广告美学》一书,理论根基深厚,立论高屋建瓴,是我国第一部正面论述商业文化学和广告美学的学术专著,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思维缜密,理论性强,是这本专著的一个鲜明特色。视野广阔,内容丰富,广泛借鉴现代哲学、物理学、心理学、符号文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本书的又一大特色。此外,研究深入细致,注意用生动的事例来说明广告和商业的审美规律,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特点。作者用了三章的篇幅来具体分析广告和商业中的审美规律,这是本书的主题部分,也是本书最有实践价值的部分。

刘泓在《广告美学》一书中认为,广告传播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传播现象。面对广告传播的发展,我们显然必须在经济营销、媒介传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当中去寻求其美学意义的系统结构及其发展过程。这篇著作在讨论广告美学基本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变迁与广告美学的发展,提出了广告的社会责任与“消费美学”的崭新认识,同时,还分析了印刷广告、电波广告、户外广告、网络广告等美学特点以及广告创意表现与广告审美心理等,并进一步展望了广告发展的当代美学趋势。

张薇编著的《广告美学》里介绍了广告美本质的多维透视、广告主体活动美、广告载体要素的组合美、广告美的价值功能、广告审美心理、广告审美意象的创构、广告的艺术形态学考察、广告美发展的动力学分析等。基础性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恒定性,正是这部分内容构成学科的基础,教材内容反映现实的前沿性发展,实现了教材基础性内容与前沿性内容较好的结合。将前沿性内容融入基础性内容的框架系统中。

(二)广告美学论文方面

宋顺清的《广告美学初探——从美感谈开去》讲述了在人类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因为劳动促进了大脑功能不断优化,从最初的感觉、感知、潜意识,发展到能动脑筋利用、制作、使用生活生产工具,并模仿和辨别自然界及其人类行为,从而产生了喜怒哀乐等等复杂的情感。这种心理现象的变化和发展,是伴随人们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行为而渐渐的发展变化的。美感是大众认知自然界及社会生活的一种心理现象。美学与心理学是有必定的关联和影响的。

吴志翔在《广告美学:符号的创世纪》里写到:“传媒时代,一切都在迅速地流变。哲学语言被稀释,以最简易、最媚俗的方式被理解和传播。”这是吴志翔这位学者的洞察和感慨。在当今的信息网络时代,社会的一切都在快速地发展。符号的隐喻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包括了一种价值上的傲慢和偏见。这种隐喻性最直接地从广告中扩散开来。广告形象是当今时代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有力符号。大众化的广告传媒把很多变成了可能,它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符号创世纪”运动,所有投身其中的人可以说是“形象设计者”,他们在创造美妙的世界形象。

崔银河的《试论广告美学与受众审美接受》指出,广告就其本身来说有商业化、社会化或公益化信息传播的意图,与此同时也是有着明确的审美价值属性的艺术作品。策划广告的设计者人设计和创作广告作品的同时,也应该将其广告作品的审美切入点考虑其中,这样才会因其广告创意自身的独特而深深地吸引住人们的主义,才能使消费者因为对广告作品的独特而去喜欢上该广告作品,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化。

二、研究述评

综合上述学者和专家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在国内方面王世德、刘泓、张薇等对广告美学的研究真正地将美融入到实践活动中进行探讨,抓住广告及广告美学的行为化、关联化和互动化。有效地对广告和广告美学进行了开拓性地研究和深入。崔银河指出全面考评广告作品所富含的美学涵义应当从广告美学的维度深入。这不仅要求把作品作为鉴赏的判断来考评,而且要从观看者自身的精神情感出发,主动联系到诸多美学现象并进而去做综合的评价,这样的判断对于广告美学研究的深入进行是有非常的积极意义的。傅娣指出真实性是广告美的生命基石,是根本性规律;科学性是广告美的坚实保证;广告审美因素是构成广告艺术形象美学价值的要素;广告创意是表现广告主题的、能有效地与受众沟通的艺术构思;广告美学在当代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绩效化、互动化、人文化等趋势,广告创意要走健康、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王世德.商业文化与广告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2]刘泓.广告美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1.

[3]张薇.广告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4]宋顺清.广告美学初探——从美感谈开去[J].山西:山西财经大学出版社,1984(2).

[5]吴志翔.广告美学:符号的创世纪[J].上海:天涯,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