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粮食生产

2024-05-03

山西省粮食生产（精选八篇）

山西省粮食生产篇1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东缘、黄河流域中游, 位于E110˚14΄16˝~114˚33΄4˝, N34˚34΄8˝~40˚43΄4˝之间, 因地处太行山以西而得名。省边境山环水绕, 构成与邻省的天然分界, 北邻内蒙古自治区, 南与河南省毗连, 东以太行山与河北省为界, 西与陕西省隔黄河相望。全省的国土面积15.63万km2,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6%, 全省耕地面积521.53万hm2,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26.7万hm2以上, 2012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329.153万hm2。而旱地种植面积约占70%, 山西省处于半干旱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分温带、暖温带, 年降水量有400~600mm, 平均降水510mm, 而水分年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3~4倍, 全省水资源总量为142亿m3。

近几年山西省的粮食生产形势大好, 2012年, 山西省粮食总产、单产双双再创历史新高, 实现九连增, 全省粮食总产量为127.4亿kg, 增长6.8%, 高出全国平均增幅3.6%, 增幅居全国第三。粮食平均667m2产258kg, 比2011年增加16kg。其中, 夏粮、秋粮两季都增产, 秋粮首次超过百亿千克。全省11个市全面增产, 其中有8个市创历史新高。围绕特色农业现代化, 山西省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 2012年又出台了小杂粮、设施蔬菜、规模养殖等十项扶持政策大礼包, 累计达50多项之多, 资金总额达到50亿元, 补贴范围之广、含金量之高、受益农民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山西省的粮食生产存在问题

盛况之下有隐忧, 仔细分析, 山西省的粮食生产还存在一些问题:近年来种植业虽然连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实现了粮食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的目标, 但是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以小麦为主的细粮不足, 油料短缺, 同时, 山西省十年九旱、耕地和水资源紧缺、自然灾害频发, 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投入不足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这些因素还在困扰全省粮食产量的继续稳定提高。那么就山西省的粮食生产现状, 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思考和战略部署呢?

2 思考和战略部署

2.1 支撑山西省粮食生产大发展的方法与措施

我们应该找到支撑山西省近几年来粮食生产大发展的一些行之有效方法和措施。根据近几年粮食生产的经验:惠农政策、农业科技和气候条件成为粮食丰收的主因。2012年初, 中央财政增拨粮食补贴资金10.03亿元, 省财政新增补贴资金2.4亿多元, 专项用于粮食补贴标准提高和补贴范围扩大;2012年又是山西省农业科技促进年, 按照产业发展需要和农民需求, 开展了全年全程科技服务, 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 提升农业技术应用和服务水平;春播以后, 全省充沛的降水成为作物向好生长的重要保证;夏粮生产期内光、温、水匹配良好, 病虫害发生程度较轻, 有利于小麦出苗、返青、拔节、孕穗和灌浆;进入9月, 全省大部气候稳定, 有利于大秋作物的成熟, 各地秋粮作物长势喜人。根据这些成功的经验, 所以我们就首先应该就这4个有利方面继续加大贯彻和利用的力度, 助推山西省的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

2.1.1 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 继续落实强农惠农政策

充分调动各级政府重农抓粮和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开展高产创建活动, 发挥骨干示范效应, 并且根据条件适时推广, 这一点非常重要, 比如山西省2012年粮食产量较2011年增产大约9亿kg, 而2012年23.3万hm2“万亩玉米示范田”就贡献了4亿kg, 占到近一半;利用中央财政旱作农业科技推广和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推广地膜覆盖, 为增产增收发挥重要作用。

2.1.2 抓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以宣传、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为契机, 进一步加省、市、县、乡四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2013年, 山西省农业厅印发了《2013年山西省种植业十项主推技术和十个主推品种》, 这些技术和品种近年来在山西省的粮食生产上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 利用成熟技术集中连片示范推广。

2.1.3 大力加强基本农田水利建设

纵观山西省农田水利设施, 大部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农业时代的产物, 有的年久失修, 有的超期服役, 我们不能有总靠好运气来靠天吃饭, 不可能总碰上风调雨顺, 气候适宜。万一碰上不合适的天气状况, 农业生产还必须有可靠的农业设施作保证。

2.1.4 建立建全粮食生产安全应急预案

山西从南到北粮食生产的自然条件迥异, 并且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省份, 雨水多病害多发, 雨水少有旱灾、虫灾。只有建立、健全完备的各种灾害的应急预防体制, 才能确保本省的粮食安全生产水平。

2.2 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

现化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良的种子, 但现在有好多优良的种子都是国外的, 这很不利于山西省甚至我国农业的长期发展, 我们应该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要推进现代种业向纵深发展, 加强与有关部们的沟通和协商。好种子是丰收的前提, 假种子可是农业生产的灾难。一定要加强种业的全程监管, 严格种子市场准入, 加大种子质量监督抽查力度, 加强种子纯度的田间种植鉴定和真实性分子检测力度, 确保农业用种安全。

2.3 抓好粮食病虫害防控工作

抓好粮食病虫害防控工作对粮食生产的意义也非常大。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 为确保粮食安全、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做出积极的贡献。完善防控工作机制, 各级政府应成立农作物重大病虫防控指挥机构, 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要求;加强农作物重大病虫监测预警体系建设, 准确掌握重大病虫发生动态, 适时发布趋势预报, 科学指导病虫防控。

2.4 加强耕地生产能力建设

这项工作是提高山西省粮食生产能力的一项长期有效的举措。在全省的粮食种植面积约有326.7万hm2, 其中大部分是旱地, 是中低产田。如果这些地能得到改善, 无疑会对山西省的粮食生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稳步推进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大有可为。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 改善和保养土壤能力和地力。开展土壤有机质提升工作, 推广秸秆腐熟还田。抓好旱节水农业工程建设, 重点推广秸秆覆盖蓄水保墒培肥、少耕穴灌聚肥节水、水肥一体化及膜不滴灌、“W”型膜盖集水沟播等农田节水技术模式, 使山西省的土壤肥力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3 总结

江西省应对粮食安全问题对策建议篇2

摘要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已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江西是我国南方的重要农业省份,建国60,对国家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近些年,江西粮食生产出现了新情况,面临着新挑战.本文在简要回顾江西粮食生产巨大成就、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了粮食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确保江西粮食安全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江西粮食粮食安全

粮食是人类生存之根本,粮食安全是一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尽管我国的粮食安全现状有所保证,但长远来看仍面临着粮食生产资源不断减少、粮食供应存在结构性短缺、贫困人口数量仍然巨大等严峻挑战。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自建国以来从未间断向国家提供商品粮源的省份之一的江西省,担负着国家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重任,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粮食问题上不仅要保证自身粮食的供给,更要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尽最大的努力!我省应立足省情,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增强忧患意识、敲响粮食安全警钟,努力肩负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尽的一份责任,积极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挑战。

一、江西粮食安全问题的形势判断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江西省粮食安全问题的形势

江西省自古就有江南粮仓之称,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江西农业在全国经济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农产品产量进入全国前 10 位,并由部分调入转变为全部净调出。50年间累计净调出的商品粮达 1200 多亿斤,以占全国2.5%的耕地面积提供占全国4%的粮食,人均拥有量为全国第八位。由此可见,江西粮食安全对保障全国粮食安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们从下面的表格直观的来看看我省粮食问题的现状:

表1中数据显示:从2002年至2007年间,我省粮食总产量和播种面积连年递增,每公顷单产稳中有升。从以上各项指标来看,我省粮食情况基本面较好,各指标均呈上扬趋势。目前我省不存在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粮食问题基本面较好。

(二)当前我省已显现的粮食安全隐忧

从全国甚至全球的视角审视江西农业时,压力与动力共存:一方面,江西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七成,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不间断输出粮食的省份之一,全国粮食主产区的地位从未改变;另一方面,食品安全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如何冲破层层技术壁垒,顺利走向市场,是江西农业长期必须正视的问题。作为产量大省的江西在充分肯定粮食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更要清醒地看到当前粮食生产仍面临许多不利因素。

(三)多方面因素造成我省粮食安全隐忧

目前我省粮食安全隐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7个方面:一是,然灾害呈多发态势,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损失影响较大。二是,农村劳动力短缺现象突出,种田农民的数量和质量显著下降。三是,我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多,基础设施薄弱,物质装备落后。农田、池塘水利设施老旧、毁损严重,一半以上耕地得不到有效灌溉,每年因水利设施损坏报废减少的有效灌溉面积数量巨大。四是,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等农资产品价格上涨,使得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粮食生产收益降低,进而影响了粮食产量。而国家的政策效应难抵成本上涨,农民种粮积极性难以有效调动。五是,按计税面积实施粮食直补方式,不利于稳定粮食种植面积。现行的粮食直补政策是根据面积而不是产量进行补贴,由此产生的不良效应是,农村应税耕地面积上不论种什么作物,甚至荒芜都可照领粮食直补,领粮食直补的农民,与种不种粮食、卖不卖粮食给国家都没关系。这种方式显然没有让农民对种地燃起更大的积极性,更不能杜绝抛荒。六是,个别地区和部分企业对粮食库存管理工作重视不足,管理松懈。近年来粮食库存管理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突出表现在,个别地区和部分企业对粮食库存管理工作重视不足,管理松懈,粮食库存账实差数大,质量和储存安全存在隐患,有的甚至出现虚列虚报库存、擅自动用储备粮、违规销售导致粮食库存亏空等违规违法问题。七是,粮食经纪人队伍不规范。虽然我省粮食经纪人发展的也比较快,但由于粮食经纪人是新生力量,其发展刚刚开始起步,经纪人队伍在发展中还存组织程度不高、人员素质不强、监督管理不力等问题。

二、立足江西省情,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挑战的对策性思考

建议我省从产、购、销、储四环节着手分析对策,应对我省粮食安全问题。

(一)产——粮食生产环节

在粮食总产连续创历史新高后,江西省应毫不放松粮食生产,围绕完善政策、稳定面积、抓住重点、主攻单产、增产增效、防灾减灾,确保江西粮食主产区地位不动摇,确保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不减少。

1.完善政策:坚决落实国家各项农业扶持政策,完善各类政策,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贯彻落实国家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最低收购价等各项扶持政策,全面采取“一卡通”的方式将各项财政补贴直接兑付到农民手中。调动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改善农村劳动力短缺现象,逐渐杜绝目前我省已出现的农田抛荒、水稻“双改单”的粮食安全隐忧问题。

2.稳定面积、抓住重点:稳定播种面积,抓住重点,加大对我省粮食优势产业带的扶植力度,确保我省粮食产量

坚决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大力实施“造地增粮富民”工程,谨防各种形式非法占用耕地,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力争完成我省今年新增耕地10万亩的预定目标。进一步完善支持奖励政策,加大对我省粮食优势产业带——鄱阳湖平原、赣抚平原、吉泰盆地粮食主产区和赣西粮食高产片的转移支付力度。

3.主攻单产、增产增效:加大政策和投入支持力度,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我省粮食单产数量和粮食质量

加大农业科研投入,提升科技对农业的支撑能力,不仅要多种粮还要种优质粮。加快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强农业生产、科研、推广的协作,加快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重视农业人才的培养,对于优秀的人才给予就业、提拔、待遇方面的政策倾斜。

4.防灾减灾:提升抗御自然灾害风险能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健全自然灾害预警机制,提升抗御自然灾害风险能力。强化惠农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职能部门应对我省农业基础设施、水利工程进行一次大的排查,对老旧、毁损严重的水利设施进行集中修建、修葺,对于修建无法完成灌溉功能水利设施必须重建,各级政府应该在自身财力允许的情况下拨出相应的资金支持。

(二)购——粮食收购环节

粮食收购是农村粮食流通的主要环节,对促进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是,各县市粮食单位组织人员开展粮情调查,深入乡间农户宣传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发放宣传资料,提供市场供求信息。二是,各地要积极搞好腾仓并容,做好卫生清理和空仓消毒工作。在收粮前期要举办验质员、司磅员、结算付款员等各种培训班。做好收粮器具的维修和检测工作。三是,各地收粮单位要积极主动与农发行沟通协调,申报收购资金计划,确保不向售粮农民打“白条”。四是,建立具体的粮食经纪人管理制度和准入标准,大了对粮食经纪人的监督和管理。五是,为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强化粮食经营者的质量责任意识,不断提高粮食质量安全水平。六是,在粮食收购期间采取中午不休息的弹性工作制,方便群众集中售粮。

(三)销——粮食流通销售环节

1.探索适合我省农业发展的有江西特色的粮食经纪人模式

近年来农村粮食经纪人的快速发展,成效是明显的,促进了收购市场主体多元化,有利于搞活粮食流通。但我省尚未形成真正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粮食经纪人体系亟待规范和完善。应借鉴兄弟省份的成功经验,结合我省粮食生产、粮食经纪人发展特点,探索出一种适合我省农业发展的有江西特色的粮食经纪人模式。

2.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打造品牌、争创名牌,提高我省粮食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从2006年9月起,全国启动创建绿色食品标准化基地活动,对绿色食品生长环境的大气、土壤、水质进行严格检测,江西省已达标面积500万亩,遥遥领先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已成为江西省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大优势。所以作为全国的粮食主产区,江西省不仅要多卖粮,还要卖好粮。然而,西有湘米涌入,北有鄂米夹击,我省粮食市场的基本态势决定了市场竞争将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打造品牌、争创名牌,提高我省粮食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储——粮食储备环节

粮食储存主要分为两个主体,一是以国家粮库为主的粮库储备库,二是农户自身储存。

1.加强粮库储存(国家粮食储备库)粮食库存监督检查。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对粮食库存监督检查工作的领导。强化责任,建立粮食库存管理和监督检查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落实相关制度,确保粮食库存真实可靠。完善检查方式方法,努力推进粮食库存检查工作科学化。

2.指导农户科学储粮,保障农村粮食产后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占当年粮食总产量50%以上的粮食由农户家庭储存,由于农户储粮装具简陋、储粮技术水平低等原因,农户储粮损失较大,平均损失为5%-8%左右(含收获损失)。农户储粮损失在我省农村也是屡见不鲜的。为解决我省农户储粮环节损失问题,今后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大力推进农村粮食产后减损安全保障工程,改善户储粮设施条件。二是,进一步加大粮食产后减损综合技术研发力度、提高农户储粮技术水平。三是,加快建立农村科学储粮技术服务体系,强化农户科学储粮的指导。

参考文献:

[1]江西省历年统计年鉴.

[2]龙方.新世纪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探究.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03.

[3]肖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安全问题.财会研究.2008(3).

[4]王文龙.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治标更要治本.统计与决策.2008(4).

[5]王静玲.粮价波动与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生产力研究.2007(1)

[6]江西省粮食局.江西省粮食安全整顿工作实施方案.

山西省粮食生产篇3

近几年, 我省粮食产量稳定在100×108kg左右。正常年景小麦产量在25×108kg左右;玉米产量65×108kg以上;杂粮产量10×108kg。全省粮食消费量在110~115×108kg, 缺口10~15×108kg, 自给率90%。粮食需求中, 以小麦为主的口粮约70×108kg、饲料粮约25×108kg、加工用粮约15×108kg、种子用粮约2×108kg。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饲料粮和加工用粮将会增长。

玉米、小麦是我省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从产需平衡分析, 总量不足, 结构性短缺矛盾突出, 以小麦为主的细粮缺口较大, 以玉米为主的粗杂粮剩余。近几年, 全省小麦产量稳定在25×108kg左右, 仅能满足消费量的50%, 每年调入25×108kg左右;我省水稻种植面积很小, 大米几乎全部从省外调入, 每年调入10×108kg左右;玉米产大于需, 每年调出20×108kg左右;小杂粮供需略有剩余, 每年销往省外5×108kg左右。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粮食消费呈逐年增长趋势。我省目前每年新增人口近20万人, 按目前的人均占有量计算, 每年需增加粮食产量6000×104kg, 如果加上畜牧业发展和工业用粮对粮食需求的增加, 每年消费量将至少增加1×108kg。但我省粮食生产基础条件较差, 加上我省农业生产率不高, 农业劳动力流失与老化以及耕地面积连年减少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粮食总产和单产增长难度较大, 实现产销基本平衡的目标十分艰巨。

2010年、2015年和2020年, 我省粮食需求量将分别达到115×108kg、120×108kg和125×108kg, 通过各种措施粮食总产量分别达到105×108kg、110×108kg和115×108kg, 每年的产销缺口在10×108kg以上。

二、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分析

受自然条件以及技术推广、资金不足、劳动力素质下降等因素影响, 我省粮食生产水平低而不稳。2006年全省粮食单产近300kg, 但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5kg。1997年我省小麦单产达到244kg的历史最高值, 但此后的10多年除2004年外, 其他年份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制约我省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有:

(一) 自然资源。

一是水资源。我省降水量偏少, 水资源短缺。全省多年平均降水量508mm, 水资源总量123.8×108m3,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381m3。比较干旱的西北六省区人均水资源量为1300m3, 也高于山西,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 世界平均水平的1/25。我省亩均水资源量180m3,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全省年供水量约为60×108m3至65×108m3, 人均供水量180至200m3, 不到全国人均值440m3的一半。我省地下水严重超采。1971年全省地下水年开采量约为11×108m3, 而近年来的年开采量已达40×108m3, 累计超采109×108m3。

二是土地资源。按相关部门提供的数字, 2008年末我省耕地面积为405.33×104hm2 (6080万亩) , 按全省总人口平均人均0.12hm2 (1.8亩) , 按乡村人口平均0.17hm2 (2.56亩) 。高产田主要分布在上党盆地、晋南盆地、晋中盆地、忻定盆地、大同盆地等5大盆地, 土地肥沃, 水利设施较好;中产田分布在太行山沿线及部分山区的沟坝地、下湿地;低产田主要分布在吕梁山沿县及丘陵山区的坡耕地, 产量低而不稳。

三是热量资源。我省平均海拔在1000m以上, 南北横跨6个纬度, 无霜期110~220天, 南长北短, 平川长山地短。年平均气温在-4℃~14℃之间, 且由南向北、自平川向山地逐渐递减。在光热资源充足的南部地区可以一年两作, 小麦收获后复播玉米等作物, 而在北部一些高寒冷凉山区只能种植荞麦、燕麦、莜麦、糜子等小日期作物, 产量偏低。

(二) 农业生产设施。

我省受自然条件限制, 农业生产设施比较脆弱, 物质技术装备落后, 防灾减灾能力不强, 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现有农田水利设施大多数是上世纪50、60年代修建的, 由于年久失修, 损坏严重, 功效已大大降低。耕地中旱地面积大、中低产田比例高, 旱地面积占到耕地面积的70%, 中低产田面积又占到耕地面积的70%, 而且地力较差, 粮食生产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年际间波动很大。目前, 全省农机总动力达到2288×104k W, 亩均400W;机耕、机播和机收面积分别占到全省的56.8%、42.6%和16.9%。这些措施, 使得我省农业具备抵御中等风险的能力。

(三) 农业生产灾害风险。

山西农业生产面临的最大自然灾害是“一旱二寒”, 加之近年来气候变化和结构调整的影响, 病虫害发生也有加重之势。一是干旱频繁发生, 危害严重。山西水资源十分短缺、降雨偏少, 十年九旱, 春旱几乎年年发生。一般年份, 粮食作物受旱面积在133.33×104hm2以上, 不能适期下种或下种后出苗断垄严重的在33.33×104hm2以上。二是局部地区的冻害时有发生。南部麦区易受晚霜冻危害, 北部玉米主产区后期极易遭受早霜冻危害。2009年春季小麦遭受严重冻害, 造成水旱地小麦群体不足, 亩均减少5—10万穗, 是小麦减产的主要因素之一。三是病虫害呈加重发生之势。病虫害总的趋势是发生种类多, 发生时间早, 发生面积大, 危害重, 我省小地老虎、玉米红蜘蛛和草地螟等病虫害时有发生, 对粮食生产造成很大损失。

(四) 农业科技。

我省粮食单产水平提高慢, 除受生产条件制约外, 新品种新技术推广覆盖面小, 推广速度慢也是主要因素。从品种上看, 玉米品种多、乱、杂, 一个县种植的玉米品种在上百个, 最大的种植面积也仅有6.67×104hm2, 农民选择品种无所适从, 耐密型玉米品种面积占不到玉米种植面积的20%;小杂粮大多为传统农家品种, 产量偏低;脱毒种薯面积占不到马铃薯种植面积的10%。从技术上看, 目前我省玉米种植密度在2500—3000株, 比最佳密度少500—1000株, 地膜覆盖、少耕穴灌等技术还没有在适宜区普及。同时, 积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线断、网破、人散”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 不能给农民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

三、粮食生产发展的潜力分析

(一) 耕地潜力。

我省耕地面积呈逐年减少趋势。据统计局年报, 1978年我省耕地面积为392.34×104hm2, 到1995年下降到364.51×104hm2, 年均减少1.64×104hm2;1996年农业普查后, 耕地面积变更为455.63×104hm2, 到2005年下降到379.32×104hm2, 年均减少8.48×104hm2, 尤其是2000年以来,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占用耕地大幅增加, 加之退耕还林政策实施, 耕地面积减少速度明显加快;由于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 近两年耕地面积基本实现占补平衡, 2006年、2007年分别为4.5.43×104hm2和4.5.34×104hm2。目前我省耕地面积处于动态平衡,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 占用耕地不可避免, 而是大都是质量较好的地, 而补充耕地质量较差, 加之耕地后备资源不足, 因此靠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粮食产量难度很大。

(二) 结构调整。

从近年的情况看, 由于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粮食补贴政策, 粮食面积保持稳中有增。粮食品种结构, 受比较效益的影响变化较大, 总的趋势是小麦、杂粮减少, 玉米大幅度增加。我省小麦由于单产水平低, 市场竞争力不强, 面积逐年大幅减少。1998-2007年全省小麦年均种植面积79.31×104hm2, 比1988-2007年平均水平下降19.89×104hm2, 超过同期粮食面积减少的总数;由于畜牧业、加工业发展对玉米需求的快速增长, 加之玉米比较效益提高, 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 1998-2007年全省玉米年均种植面积100.97×104hm2, 比1988—1997年平均水平增加32.59×104hm2, 比1978—1987年平均水平增加40.29×104hm2, 2007年达到131.33×104hm2的历史最高水平, 2008年首次超过133.33×104hm2;杂粮 (包括大豆、薯类) 由于种植区域退耕还林还草, 市场销路不畅等原因, 种植面积也减少较多。

我省粮食品种结构调整, 重点是稳定小麦面积, 扩大玉米面积, 减少小杂粮面积。特别是玉米种植, 我省仍有潜力, 北部地区推广地膜覆盖, 南部地区调整复播作物品种结构后, 还可再增加玉米种植面积上百万亩,

(三) 生产技术。

我省粮食单位水平较低, 从技术上看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可选取先玉335、郑单958等耐密型玉米品种, 并提高脱毒马铃薯应用面积与小杂粮新品种面积使用面积, 这样全省可增产粮食6×108kg以上。地膜覆盖、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等推广还有很大空间, 特别是近年来的少耕穴灌、渗水地膜技术还没有大面积推广应用。通过努力, 力争使科技对粮食的贡献率由目前的38%提高到50%以上。

(四) 防灾减灾。

我省的自然条件, 决定了必须始终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放在首位。切实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加快大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淤地坝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水利工程建设, 充分发挥现有水浇地的生产能力。大力发展旱作农业, 加快中低产田改造, 提高农业抗灾能力。

四、发展粮食生产的思路和措施

(一) 发展思路。

粮食生产发展要致力于加强耕地生产能力建设, 调整品种结构, 发展高产粮食作物, 提高单产水平, 确保粮食总量基本平衡。山西粮食生产必须保持粮食总量90%以上的自给率, 其中小麦保持50%以上的自给率。为此, 必须守住400×104hm2 (6000万亩) 耕地面积的红线,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20×104hm2 (4800万亩) 以上, 其中小麦面积稳定在66.67×104hm2 (1000万亩) 以上。

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要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通过改造大面积的中低产田, 增强耕地地力, 提高粮食的单产水平;二是从调整品种结构上入手, 在稳定小麦面积的同时, 实施玉米丰产增粮计划, 拓展玉米种植区域, 建立一批优势粮食产业带和产业区, 提高玉米单产水平。

(二) 主要措施。

一是强化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抗灾能力。二是实施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应用工程, 提高粮食生产科技含量。三是强化政策扶持, 构建发展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四是切实加强对粮食生产的组织领导。

五、政策建议

(一) 对重大技术实行物化补贴。

目前良种补贴已在小麦、玉米和水稻等主要作物上实行全覆盖, 建议对地膜覆盖、有机肥及配方肥等增产效果显著的重点实行物化补贴。

(二) 扩大粮食作物的良种补贴范围。

目前, 脱毒种薯推广面积小是制约马铃薯产量提高的主要因素, 建议对马铃薯实行良种补贴, 大幅度提高马铃薯的单产水平。

(三) 加大中低产田改造的投入。

山西省粮食生产篇4

1 研究内容及所用软件

以山西省各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 首先根据1999年到2009年的人口数据与粮食产量数据, 对粮食产量及人口数量变化趋势进行统计分析。

针对山西省主要粮食作物, 近5年的产量对其进行空间统计分析, 研究山西省各农作物的产业集中度及食物供给时空格局。

以人类生存所需的三大类营养成分——热量、蛋白质和脂肪的供给量为指标, 将所有作物产量折算成营养成分含量, 从食物营养的角度来分析山西省的食物供给状况。通过一定的人口预测方法来预测2031年的人口数, 根据人均所需营养成分标准, 研究未来粮食最大需求情况。使用聚类方法对各县粮食供给需求之间的差值进行分析。

该研究所使用的软件主要有ArcGIS、SAS JMP, 其中Arc GIS包括ArcMap、Arc Catalog、ArcToolbox 3个基本模块和多个可选扩展模块, 是信息存储、管理、分析和显示的强有力工具。JMP软件是SAS公司开发的统计分析软件, 旨在从运行速度、分析能力及易用性上帮助全球的用户在其海量的数据中取得有意义的发现。

2 数据整理及相关处理

2.1 数据来源

该文数据均来自《山西省统计年鉴》。搜集整理了1996年—2009年山西省的县级行政单元人口调查数据, 包括年末总人口、乡村人口;2005年—2008年山西省县级粮食作物产量, 包括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燕麦、荞麦、糜黍、大豆和马铃薯等9种粮食作物产量;2000年—2008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统计数据。所用图像为2000年山西省县级行政区域边界矢量图。

2.2 数据处理

根据人口、播种面积与粮食产量数据, 计算各县、市人均粮食产量、粮食单产, 统计近5年各类食物所能提供的最大、最小、平均能量值 (包括热量、脂肪量、蛋白质量) 。根据相同属性字段ECNTY (县名称) , 运用ARCGIS中的Join方法将各种粮食产量、人均粮食量、供应营养值、人口数等数据分别与图像进行挂接。

3 粮食需求情况分析

3.1 历年人口变化趋势

山西省1999年—2009年人口变化趋势见图1。各县变化趋势有所区别, 稳步上涨期间个别年份有所下降, 但总人口数在整体上呈稳步增长趋势。其中, 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

3.2 人口空间分布情况

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各市市区, 2009年人口超过50万人的市有太原、朔州、大同、阳泉、长治, 以及榆次区、运城盐湖区、临猗县、忻府区、临汾尧都区、洪洞县及临县。

3.3 人口预测

人口增长率预测模型是根据计划生育有关指标进行的一种人口预测方法。数学公式表示为:

式中:P——规划期总人口, 人;

P0——规划基期总人口, 人;

ΔP——规划期间人口机械增长数, 迁入人口减去迁出人口;

n——规划年期;

k——规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 (出生率与死亡率之差) 。

保持现行计划生育实施情况, 在不考虑未来国家政策改变的情况下进行预测。

以2000年人口数据作为原始数据进行计算, 运用人口增长率模型预测, 到2031年, 全省人口预测值为41191014人。

3.4 粮食需求分析

不同生活水平下人的生活所需营养成分见表1, 由上文推算出的山西省2031年人口数来讨论所需各营养成分量, 分温饱、小康、富裕水平的最大营养成分需求量, 得出2031年不同生活标准下全省所需营养成分量见表2。

4 粮食供给情况分析

4.1 各类农作物分布情况

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燕麦、荞麦、糜黍、大豆、马铃薯为山西省的主要粮食作物。针对这9种主要粮食作物进行分析讨论。

使用高—低聚类分析工具, 分析特定区域各类粮食作物的聚合程度。经分析, 小麦、谷子、高粱、燕麦、糜黍产区分布密集, 呈高聚类分布;玉米、荞麦聚类程度适中;大豆、马铃薯聚类程度最低, 分布较离散。

4.2 粮食营养供给能力分析

人类生存所需三大类营养成分——热量、蛋白质和脂肪。主要食物营养成分见表3, 将所有作物产量均折算成营养成分, 从食物营养的角度来分析山西省的食物供给状况。计算各县、市近5年来所产粮食的最大能量、最小能量、平均能量 (包括热量、蛋白质、脂肪量) , 讨论最大营养成分、最小营养成分、平均营养成分供给的能力。全省营养成分供给能力见表4。

5 全省粮食产需情况格局

设定公式:

式中:Mi——营养成分的供需差;

Si——营养成分供给量;

Ni——2031年人口对营养成分的需求量。

对差值Mi进行聚类分析, 热量供给格局见图2, 蛋白质供给格局见图3, 脂肪供给格局见图4。满足2031年小康水平的热量、蛋白质、脂肪3种营养成分的供给状况, 图中浅灰色区代表营养供给充足的地区, 深灰色区代表供给不足的地区。

山西省粮食作物出售与收益统计分析篇5

本次调研时间为1987年~2012年, 调研样本涉及山西省所有地区, 全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共调查953个样本户, 样本分布如图1.家庭常住人口3 628人, 平均每户家庭人口3人。

2 粮食作物出售状况分析

2.1 出售粮食数量状况分析

在粮食作物出售情况分析中, 出售粮食数量状况在在2012年最高, 为1 927 376kg;其次是2011年的1 692 745kg;两个年度相差234 631kg。同时2002年最低, 为337 711kg;其次是1997年的511 328kg;两个年度相差173 617kg。分别低于2012年的1 589 665k和2011年的1 181 417kg;2004年和2006年处于中间水平, 分别低于2012年的927 572kg和2011年的582 519kg, 高于2002年的662 093kg和1997年的598 898kg, 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出售粮食数量状况变化趋势符合y=83 012x-4.9E+5。

2.2 出售粮食金额指标分析

在粮食作物出售情况分析中, 出售粮食金额在2011年最高, 为3 482 686元;其次是2010年的2 845 078元;两个年度相差637 608元。同时2012年最低, 为10401元;其次是2002年的392 644元;两个年度相差382 243元。分别低于2011年的3 472 285元和2010年的2 452 434元;2005年和2004年处于中间水平, 分别低于2011年的2 413 392元和2010年的1 538 866元, 高于2012年的1 058 893元和2011年的913 568元, 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出售粮食金额变化趋势符合y=-97369x-4.0E+5。

2.3 国家定购粮食数量指标分析

在粮食作物出售情况分析中, 国家定购粮食数量在2012年最高, 为4 083 459kg;其次是1997年的277 263kg;两个年度相差3 806 196kg。同时2002年最低, 为473kg;其次是2004年的3 800kg;两个年度相差3 238kg。分别低于2012年的4 082 987kg和1997年的273 463kg;2007年和2003年处于中间水平, 分别低于2012年的4075271kg和1997年的259495kg, 高于2002年的7716kg和1997年的13968kg, 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国家定购粮食数量变化趋势符合y=66 188x-8.9E+5。

2.4 国家定购粮食金额指标分析

在粮食作物出售情况分析中, 国家定购粮食金额在1997年最高, 为370 810元;其次是1998年的351 624元;两个年度相差19 186元。同时2002年最低, 为472.5元;其次是2004年的5 580元;两个年度相差5 108元。分别低于1997年的370 338元和1998年的346 044元;2007年和2012年处于中间水平, 分别低于1997年的358 860元和1998年的337 374元, 高于2002年的11 478元和2004年的8 670元, 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国家定购粮食金额变化趋势符合y=-21 100x+4.9E+5。

2.4.1 出售小麦数量指标分析。

在粮食作物出售情况分析中, 出售小麦数量在1997年最高, 为136 066kg;其次是2003年的133 887kg;两个年度相差2 179kg。同时2010年最低, 为2 650kg;其次是2002年的7 800kg;两个年度相差5 150kg。分别低于1997年的133 416kg和2003年的126 087kg;2008年和2004年处于中间水平, 分别低于1997年的109 879kg和2003年的107 587kg, 高于2010年的23 537kg和2002年的18 500kg, 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收回借出粮收入变化趋势符合y=-125.80x+319.1。

2.4.2 出售小麦金额指标分析。

在粮食作物出售情况分析中, 出售小麦金额在1997年最高, 为20 240元;其次是1998年的187 892元;两个年度相差14 515元。同时2010年最低, 为4 980元;其次是2002年的7 867元;两个年度相差2 887元。分别低于1997年的197 427元和1998年的180 025元;2009年和2004年处于中间水平, 分别低于1997年的165 427元和1998年的150 157元, 高于2010年的32 000元和2002年的29 868元, 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出售小麦变化趋势符合y=-11 092x+2.8E+5。

2.4.3 出售玉米数量情况分析。

在粮食作物出售情况分析中, 出售玉米数量在2012年最高, 为1 844 777kg;其次是2011年的1 609 296kg;两个年度相差23 5481kg。同时2002年最低, 为159 096kg;其次是1997年的245 470kg;两个年度相差86 374kg。分别低于2012年的1 685 681kg和2011年的1 363826kg;2004年和2006年处于中间水平, 分别低于2012年的975 458kg和2011年的633 781kg, 高于2002年的710 223kg和1997年的730 045kg, 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出售玉米数量变化趋势符合y=95 264x-8.6E+5。

2.4.4 出售玉米金额情况分析。

在粮食作物出售情况分析中, 出售玉米金额在2012年最高, 为3 848 706元;其次是2011年的3276804元;两个年度相差571902元。同时2003年最低, 为154907元;其次是1997年的279346元;两个年度相差124439元。分别低于2012年的3 693 799元和2011年的2 997 458元;2004年和2006年处于中间水平, 分别低于2012年的2 832 617元和2011年的2 133 681元, 高于2003年的861 182元和1997年的863 777元, 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出售玉米金额变化趋势符合y=-1.9E+5x-2.2E+6。

2.4.5 出售大豆数量指标分析。

在粮食作物出售情况分析中, 出售大豆数量在2004年最高, 为15 320kg;其次是201 1年的14 080kg;两个年度相差1240kg。同时2002年最低, 为4 078kg;其次是2008年的4 090kg;两个年度相差12kg。分别低于2004年的11 242kg和2011年的9 990kg;2012年和2010年处于中间水平, 分别低于2004年的6 195kg和2011年的3 220kg, 高于2002年的5 047kg和2008年的6 770kg, 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出售大豆数量变化趋势符合y=230.90x+4 718.1。

2.4.6 出售大豆金额指标分析。

在粮食作物出售情况分析中, 出售大豆金额在2011年最高, 为58 145元;其次是2010年的47 920元;两个年度相差10225元。同时2002年最低, 为9375元;其次是1997年的11217元;两个年度相差1842元。分别低于2011年的48 770元和2010年的36 703元;2005年和2007年处于中间水平, 分别低于2011年的33 387元和2010年的19 452元, 高于2002年的15 383元和1997年的17 251元, 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出售大豆金额变化趋势符合y=-2 021.3x-9 650.6。

2.4.7 出售薯类数量指标分析。

在粮食作物出售情况分析中, 出售薯类数量在2003年最高, 为125 930kg;其次是2004年的86 325kg;两个年度相差39 605kg。同时2010年最低, 为18165kg;其次是2012年的18 500kg;两个年度相差335kg。分别低于2003年的107 765kg和2004年的67 825kg;2011年和2007年处于中间水平, 分别低于2003年的95 970kg和2004年的48 590kg, 高于2010年的11 795kg和2012年的19 235kg, 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出售薯类数量变化趋势符合y=-9 784.9x+2.6E+5。

2.4.8 出售薯类金额指标分析。

在粮食作物出售情况分析中, 出售薯类金额在2003年最高, 为216 080元;其次是2004年的201 348元;两个年度相差14 732元。同时2011年最低, 为69 640元;其次是2010年的80 350元;两个年度相差10 710元。分别低于2003年的146 440元和2004年的120 998元;2009年和2005年处于中间水平, 分别低于2003年的119 675元和2004年的77 078元, 高于2011年的26 765元和2010年的43 920元, 表明山西省固定观察点“十村千户”出售薯类金额变化趋势符合y=-15 099x+4.5E+5。

结束语

粮食出售状况既可以反映农民收入状况的好坏, 也可以反映农民经营农作物理念的变化, 从调研结果来看, 出售粮食数量呈现出快速升高的变化, 这与粮食收获量的增加以及农民粮食消费意识的转变有直接的关系;出售粮食金额升高幅度较大, 特别是2011年, 相对于2010年来说升高幅度非常大, 这可能与粮食价格的快速升高有关, 这也反映了农民收入资金的升高;国家定购粮食数量不同年份差异较大, 仅在2012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其余年份相对较少;国家定购粮食金额呈现出快速降低的变化, 特别是在2005年之后始终保持在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从出售小麦数量上来看, 2003年之前数量较大, 2004年之后降低比较显著, 近8年始终处于较低状态, 证明了小麦出售量正在显著降低;由于小麦出售量的降低, 也导致了出售小麦金额的持续走低, 说明了在山西省种植小麦的收益正在快速下降;玉米出售量与小麦相反, 表现出快速升高的变化, 特别是在2005年之后, 升高幅度逐年加大, 这与农民栽培农作物以吃饭为主正在转向获得资金收益为主;出售玉米金额升高幅度低于出售量, 这也反映了玉米栽培的经济效益呈现出降低的趋势;从出售大豆数量上来看, 虽然不同年份出售量存在差异, 但是总体呈现出升高的变化, 同时, 大豆出售的资金收入也在升高, 升高幅度高于出售量, 说明大豆经济效益正在快速升高;从薯类出售数量上来看, 2003年之后表现出快速降低的变化趋势, 2012年降至最低, 说明农民栽培薯类的积极性在显著降低, 从薯类收益来看, 尽管销售数量降低显著, 但是收入降低并不显著, 说明薯类收益较高。综合分析认为, 山西省农民粮食经营理念正在发生转变, 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引导。

摘要：粮食出售状况既可以反映农民收入状况的好坏, 也可以反映农民经营农作物理念的变化, 从调研结果来看, 出售粮食数量、出售粮食金额、国家定购粮食数量、出售玉米数量、出售玉米金额、出售大豆数量、出售大豆金额均呈现出快速升高的变化趋势, 而出售薯类金额、出售薯类数量、出售小麦金额、出售小麦数量、国家定购粮食金额表现出快速降低的变化趋势。综合分析认为, 山西省农民粮食经营理念正在发生转变, 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引导。

清代山西粮食流通路径及成本分析篇6

清代山西省分为四道,由北到南分别是归绥道、雁平道、冀宁道和河东道。归绥道为乾隆六年(1741)置,领归化城厅、绥远城厅;乾隆二十五年(1760)增领萨拉齐厅、清水河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光绪年间共增领丰镇厅、宁远厅、兴和厅、陶林厅、武川厅、五原厅、东胜直隶厅。雁平道截止雍正三年(1725)领大同府、朔平府、宁武府、代州、忻州、保德州。冀宁道截止雍正二年领太原府、汾州府、潞安府、泽州府、辽州、沁州、平定州。河东道又名河东盐法道,截止嘉庆十二年(1807)领平阳府、蒲州府、解州、绛州、隰州、霍州。①随着时间的变化,不同府州的领属关系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是整体的政区划分是相对稳定的。

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之上,地势险要,虽然山脉很多,但在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长治、晋城、阳泉、寿阳、襄垣、黎城等地均有盆地,是山西省内重要的粮食产区。“土瘠民贫,勤俭朴质,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这一整体的自然环境已经决定了山西省的道路主要以南北向的道路为主,东西向的道路比较少。

当时,山西省内粮食市场的行情与粮食运输情况密切相关。由于清朝的经济发展使得交通运输非常便捷,所以降低了整个市场的交易成本,同时扩大了交易半径,加深了不同市场之间的联系程度。山西作为内陆省份,主要的运输方式分为陆路运输以及水陆运输。陆路运输中,我们依托清代的驿路进行分析。水路运输主要以黄河、汾河为主,在此基础上主要分析当时的内陆水陆运输。

二、山西省官道分布情况

清代前期,山西省内共有125 处驿站②,到了雍正年间,“新旧共五十七驿,十二边站”。乾隆年间驿站情况为“驿五十七,军站十,边站十二,塘站二十八,边外各厅站七,蒙古站四”③。同时在省内要隘共设置七处总卡,对过往行商征收货厘药税。这几处分别是平定府的槐树铺、潞安府黎城县的东阳关、泽州府凤台县的拦车镇、解州平陆县的茅津渡、蒲州府永济县的风陵渡和忻州的忻口镇。清代的驿路依照重要程度分为“大驿”、“次冲”、“偏僻”三种。直隶经井陉县—平定州—太原府—临汾县—侯马县—永吉县—陕西,这条驿路为大驿;太原府—潞安府—泽州府—河南,这条驿路为次冲,其余各条驿路皆为偏僻。省内由省城到四至分别有七条驿路,分别是东路、西路、北路、东南路、西南路、东北路、西北路。其中太原府的阳曲县寿阳驿站为众多官路的交通枢纽。除了省内的驿路,还有省城太原到京师、绥远城到京城等多条驿路。

东路从太原府开始,经过榆次、寿阳、孟县到平定州,最终进入京师直隶的井陉县(今河北井陉县)。驿路一路向东,横穿太行山脉,整体长度为四百里。东南路方向的驿路从阳曲经过徐沟、祁县,经过绵山,过武乡、沁州、襄垣到达长治盆地后,经过屯留,到长子县,之后由高平到达山西省边境的凤台县(今晋城境内),最后进入河南。西南路为太原府向西南方向,从阳曲临汾驿站开始,经过徐沟、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州、洪洞、临汾、太平县(今汾城县)、曲沃、闻喜、安邑(运城盐湖区)、临晋(今临猗县)、永济,之后进入山西潼关。西路从阳曲县出发,同样是经过徐沟、祁县、平遥、汾阳、永宁州(吕梁市)到达陕西吴堡县。北路从阳曲县起,经过忻州、崞县(今原平)、代州(今带线)、山阴、应县、怀仁、大同、左云、右玉、宁远厅、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最终到达绥远城。此条驿路上大同处有一岔路通向丰镇厅,而在右玉有两条岔路,一条经过和林格尔分别成人字形通入清水河与托克托城;另一条从右玉经过百余蒙古站与萨尔沁蒙古站到归化城蒙古站。东北路的驿路前三百二十里与北路第一条驿路相同,到达了代县雁门驿站之后经过繁峙、灵丘县进入京师的直隶地界广昌县(今属涞源)。西北路前四百五十里与北路的驿路相同,到达朔州之后,经过神池、五寨、河曲(今属忻州)、保德后进入陕西省府谷县。

太原到京师的驿路由阳曲起,经过寿阳、孟县、平定州到达河北的井陉,过正定、新乐县、望都、满城、清苑、安肃、定兴、涿州、良乡到达京师。还有另一条路线是绕道雁门关然后再去京师的。“自阳曲县临汾驿起,七十里阳曲县成晋驿,七十里忻州九原驿,八十里崞县原平驿,一百里代州雁门驿,一百二十里繁峙县沙涧驿,七十里繁峙县平行边站,七十里灵丘县太白驿入直隶界,九十里直隶广昌县香山驿,一百二十里易州上陈驿,九十里易州清苑驿,四十里涞水县涞水驿,九十里涿州涿鹿驿站,七十里良乡县固节驿七十里京师皇华驿。共计一千一百五十里,按日行六百里计共限一日十一时。”④

表1 是根据《晋政辑要》整理的各个县府到太原府的距离,其中的间隔驿站数并不包括首尾的驿站数,各个驿站的距离并不是直线距离,而是沿着相邻的驿站的驿路长度。

清代的度量衡管理早在顺治时期就开始实施,直到康熙年间基本实现。根据《大清会典》记载,清代的主要计量单位是尺,尺分为两种,横黍尺和纵黍尺,其中纵黍尺又成为营造尺,尺的原器放在工部,由工部负责制造相同的复制品发放到各省的布政使,即所谓当时的衡量的标准。当时一里为180 丈,一丈为10 尺,换算为现在的单位,一里为621米。得到上述数据之后我们通过抽样对上述的数据进行验证。我们抽取古建筑较多的三个城市进行距离验证。因为古建筑越多的城市的政区变动越小。首先,长距离验证,选取太原到大同的距离,现在太原到大同的距离是355 公里,比385 公里少30 公里,偏差度为8%左右。其次,中距离验证,选取太原到雁门关的距离,从太原沿国道以及部分高速行驶的话,距离为181.1 公里,比当时的199 公里较短,也基本符合实际情况。最后,短距离验证,选取太原到榆次的距离,现在的太原市中心到榆次市中心的距离为30 公里。我们发现距离越长,整体的距离和现在的距离相比的偏差度就越大。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距离是依托高速公路计算所得,因此比当时的距离短。所以上文的距离计算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山西省的驿站之间的平均距离是34 公里。依照当时的资料显示,平均每个驿站就会有一个县或者州存在。

三、山西省水运分布情况

山西处于内陆,所以山西的水路运输主要是河运。山西省境内有黄河、汾河等多条河流。清代山西的内陆水运主要沿黄河,由河套经过包头、托克托、保德、兴县、吉县、河津、永济、茅津渡等地通向河南、陕西等省份。保德州方志中有记载,“保德州赖有黄河,北由包头,南去河南,运输便利,商多受其利”。⑤黄河上游地处高寒地区,一年中仅六个月可以行船,而中下游一年中有十个月可以航行。由于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泥沙较多且植被被破坏,使得黄河成为地上悬河,其整体的运输状况并不良好。清朝历位皇帝都派人调查黄河是否可行船。调查结果显示,湖滩河朔(今托克托)—山西吉州的埽上(今吉县)可以顺水行舟,也可以逆水行舟;除了吉州埽上—吉州七狼窝、河南陕州(今三门峡)—河南孟津不可行舟外,其他河段可顺水行舟,也可以逆水行舟。船只通过吉州时会将船只拉上河岸,拖行十里左右再次下水航行,所以,通过吉州(今吉县)的船只基本不会返航,而是就地拍卖,增加了水路运输的成本。

黄河两条重要的支流汾河、渭河在水陆运输上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渭水上游淤塞,不能行船,宝鸡以东到郿县“河深水平,重船无阻,可以挽运。”雍正年间对汾水进行了疏通,可以沿着河津—绛州(今新绛)—汾州(今汾阳),将粮食运入山西内部的河东道。清代山西省内的水运主要以黄河与汾河为主。

当时黄河上粮食船大多从归化、托克托到山西其他路或者从陕西与河南运入山西。“道路崎岖,不点通商,虽丰稔之年,米价视别省加贵,一遇歉收,仓石小米即每石至五两六两不等,……闻归化城、托克托城一带连岁丰收,米价甚贱,荞麦价值不足抵偿收获工价,竟有弃荞麦于田而不收者。如此狼藉,不独谷贱伤农,亦暴殄天物。”⑥由此可见,当时归绥道的托克托城、归化城的粮食产量较为丰富,而山西的粮食虽然丰收,但由于道路不便,使得粮食价格也相对高于其他省份,而如果欠收,则会出现大的灾情。乾隆八年时,山西省境内粮食欠收,政府将托克托的粮食经过南下的路线运到山西境内,接济各府州。

“黄河自托克托城河口村起,至保德州之天桥,计水程四百八十里,又自保德州天桥过兴县、临县,至永宁州之碛口,计水程四百八十里。碛口陆运至汾州府,计二百八十里,运至太原府,计四百百十里,此处即可接济汾州、太原二府。又自碛口过石楼、永和、大宁至吉州之塌上,即禹贡之壶口也,计水程六百一十里。此处必须起岸陆行十里,至吉州之七狼窝下水,又一百二十五里,至河津之仓头镇。自仓头镇以下船只甚多,可以接济绛州、平阳、臣州、解州等处,无不毕达,且由河入渭,并可接济陕西矣。”这条航路分为三段,托克托—保德航行四百八十里;保德—永宁州(今吕梁市)航行四百八十里,由此处陆运至汾州太原府;永宁州—吉州(今吉县)—河津,航行七百三十五里,包括陆上托运十里,由此处可以通过河运接济周边多个府州,并且可以入渭河接济陕西地区。

由于黄河自然条件的限制,很多的船只在黄河上难以长途行驶。当时的河运“唯有乘大青山木筏之便带运米石,然木筏每年为数有限,故带运米亦不多。又有商人造船载运,因黄河之水建瓴而来,河中又多沙碛湍急,运米之船只能顺流而下,不能复逆流而上。所以商人所造之船,行至河津县之仓头镇,即需拆板变价,每船七八十两,成造者只能变价十数金,常苦不能往回转运。”⑦

乾隆八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在兰州见到百姓用牛皮混沌在黄河上运输粮食,“虽惊涛骇浪中,无倾覆之患。”于是刘于义购置了20 个牛皮混沌运回山西。每个牛皮混沌造价为7 钱,可以装2 石仓米,以三十多个编为一筏,每筏需要水手4 人。每个牛皮馄饨在水里可以运输6—7天,然后就需要用干的牛皮馄饨接替,每个牛皮混沌可以使用6—7 次。

除了牛皮混沌外,乾隆时期有很多“圆底船”前往归化地区运输粮食。运输路线基本相同,圆底船在大跌峭处需要上路行进三十里,然后继续下河航行,整体航线从归化—永济,“约计每市石是陆运费不过四钱内外,商民获利颇厚。”⑧

四、运输速度及成本分析

清廷饬令全国各大盐区在指定地区的运输速度不得低于指定的要求,同时要求连续运输。“其经由路程各定远近时日,不得延迟违限。”康熙二十七年(1688),河东运使参照外省之例,明定运盐程限。运程分路程和水程,各定速度。水程以船只载运池盐,每日航行不得少于50 里;路程用车运盐,牛车日行不得少于30 里,骡车日行务足50 里。这是当时的最低日行距离,但一般来说应该是比这个距离要更长一些。而且当时规定不得饶近舍远,必须沿规定路线行进。根据盐路北路的距离统计,政府规定平均每日需要前行50—60 里(31—37 公里),但是整条线路是沿着运城盆地—临汾盆地—太原盆地,所以整体的运输较为便利,如遇到山路,整体的速度将会下降。官方的信使在山路时通常由日行六百里降低为日行四百里或者更低。所以我们按照降低三分之一的比例应用到货运运输上,这样算来货运山路应该日行33—40 里(21—25 公里)。

《祁县茶商大德成文献》中记载了茶商行进的速度以及整体的休整情况。“祁(县)至三十里子洪,四十里来远打尖,三十里至土门宿,四十五里西阳打尖,六十里沁州宿,六十里至褫亭宿,六十里至乔村驿宿,六十里至泽州府宿。祁(县)至泽(州)计陆路五百八十里。”⑨陆路五百八十里行进了五天,我们可以看到在盆地运输时每天行进100 里左右,而在山地行进的时候每天行进为60 里,平均每天行进80 里(50 公里)。综合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发现盐商的速度是最低限制,而且路线不可以自己选择,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地点,而茶商的路线是实际行进的长度,而且路线经过了取舍,所以我们最后认为当时平地的行进速度为每天100 里(62 公里),在晋城等丘陵每天行进的距离为60 里(37 公里),而在道路特别难以运输的山脉地区每天行进距离为48 里(30 公里)。按照当时运盐的记载,陆运与水运的最低限制均为50 里,其中陆运根据情况可能低于50 里,我们参照当时两者的最低限制,推断正常情况下水陆运输应为每天120 里(75 公里),同时吉州旱地行船的路程可能会需要1—2 天,如果在运输高峰,由于运力有限,所以延误的时间可能更长。

山西境内的粮食价格普遍高于相邻省份,运输成本对其影响很大。山西地处内陆,小农经济的模式,使得该地区一方面依靠本地生产,另一方面依靠托克托等地的周济。曾有记载,山西地区发生过数次灾害,清代政府从河南、山西、托克托等地运粮入山西,康熙四十年(1702),清政府下令河南“三年之内截留糟米六十万石,贮之陕州,为秦,晋适中之地,预防灾侵。”光绪三年(1877)“,查晋省灾区南路最重,需粮亦以南路为急,此项奉拨糟米亟宜于开河后由东省派员从临清入卫河,运至河南之道口交卸……惟晋南形势以平阳为适中之地,西至隰蒲,东至潞泽,南至绛解,北至汾霍,均不过三四百里,分匀接济四面皆周。而由道口至平阳,陆路将九百里,中间清化至翼城四百余里,皆系山路,车行不便,专恃骡驴驮运。”所以应该更加重视运输成本对于粮食贸易的影响。

运输成本通常包含三项,人力成本、畜力成本、运输工具成本。人力成本主要是运输人员在路途中的食宿成本;畜力成本主要为运输动物的食物;运输工具成本主要是计算运输工具的折旧费用,单次运输来说陆路运输工具成本远远低于黄河的水路运输成本。

我们假定当时的人力为同质的劳动力,并且引用当时军队的粮食标准进行计算。《御制亲征平朔漠方略》中规定,“兵丁以仆从一人算,每人给马四匹,四人为一朋,一朋合帐房二间、罗锅二口、搭连四个、锛斧锹镢各一柄。一朋八口,拴带八十日口粮,四石二斗。以十五斛算,重六百三十九斛有余。盔甲四副,重一百二十斛。合帐房两间,连舂,二梁柱,重五十斛。箭二百二十枝,重二十二斛。大小锅二口,重十五斛。锛斧锹镢重九斛。搭连四个。栳斗、皮、稍马等杂物,重一百二十斛。连米共重九百七十五斛零。本身与仆从骑坐八匹,所余八匹。每批原以驮一百二十一斛余算,后每朋增给骡子一匹,故每匹以驮一百七斛算。”根据文献记载,八个人八十天的粮食为四石二斗,总计504 斤。清代的1 石为10 斗、1 斗为12 斤,一石相当于现在的70.8 公斤,一斤相当于现在的590 克。所以总计需要量是297.36公斤,平均每人每天需要粮食0.4646 公斤粮食。当时的粮食价格大约为每石二两一钱,每公斤粮食需要0.02966 两白银,每人每天的人力成本为0.01378 两白银。

这里我们需要考虑不同种类运力的消耗。当时存在很多的驼帮以及马帮,他们会收取一定的“脚费”帮助人们完成运输的任务,这样的话脚费基本囊括运输费用,但是如果不请马帮或者驼帮进行运输,就需要自己进行运输,当时的行商基本上依靠自己进行物资的运输。如果使用马匹进行运输的话,马匹的运输能力为每匹负重八十公斤。《武夷文史资料》中记载,冬春两季由骆驼运输,每峰骆驼可以驮运二百五十公斤。我们参考茶商的情况进行统计可以得知,马匹每天的运输成本相当于人的四分之三,而骆驼的成本相当于人的五分之四,也就是说,马匹每天的运输成本约为0.010335 两白银,骆驼每天的运输成本约为0.011024 两白银。

运输工具的成本主要是水路运输工具的成本。由于黄河特殊的自然状况,导致很多渡过吉县段的船只都无法返航。所以船只运送到目的地之后需要在当地处理掉。无形中会提高粮食的运输成本。“又有商人造船载运,因黄河之水建瓴而来,河中又多沙碛湍急,运米之船只能顺流而下,不能逆流而上。所以商人所造之船,行至河津县之仓头镇,即需拆板变价,每船七八十两,成造者只能变价十数金,常苦不能往回转运。”康熙三十年,西安发生旱灾,康熙皇帝令巡抚叶穆济于船窝里修造了200 艘载重100 石的木船,南下赈灾。载重100 石的木船在当时应该是载重比较大的。我们取80 石为平均的载重数量,如果每次使用完之后都在当地变卖,那么每船都会增加60 两左右的额外成本,所以每石的粮食将增加0.75 两白银。乾隆八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建议用“牛皮混沌”进行运输,但是每个牛皮馄饨只能使用6—7 次,所以尽管牛皮混沌可以运回去,但也同样是存在运输工具成本的。“每牛皮馄饨一个,价银七钱,可装仓米二石,……每牛皮混沌一个可用六七次。”每个牛皮馄饨成本为0.7 两白银,以可以使用六次计算,每次的成本为0.12 两,每个每次运输2 石粮食,则每石粮食增加了0.06 两的成本。相比于平常的船只运输工具降低了0.69两白银。但是文献中有记载“陆运至汾州,每石较市价可减四钱,陆运至太原,每石可减二钱,似于百姓有益。”也就是说平均降低三钱左右,所以牛皮混沌的人力成本等其他成本需要4 钱左右。

五、结论

如果我们以两个州府之间的粮食价格波动作为两个府的粮食市场情况的评判标准,太原府到汾州府的整合情况大致为两个月。汾阳县与太原府相距270 里,两个县城均处于太原盆地上,运输速度以每天50 里计算,粮食在路途上需要五天左右。也就是说太原府的粮食到达汾阳之后需要5 天左右的时间才可以将这个信息传递到整个市场上,信息传递效率非常低,造成整个粮食市场产生较大的价格波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摘要：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之上,地势险要,东邻太行山脉,西接吕梁山脉,省内还有恒山、五台山、中条山、太岳山等,从而造成了物资运输困难。相比南方的水陆运输,山西地区的运输条件处于劣势,使得清代山西的粮食成本较其他省份要高,造成整个清代山西粮食市场价格波动都比较大,流通路径和运输成本是造成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清代山西,粮食,流通路径,成本分析

注释

11数据来自行政区划网清代山西地区http://www.xzqh.org/old/lishi/11qing/07.htm

22 《晋政辑要》卷三十一,兵制邮政

33 光绪,《山西通志》

44 《晋政辑要》卷三十一,兵制邮政

55 《保德州乡土志》光绪商务

66 —8《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山西巡抚刘于义为筹划将口外之米以牛皮混沌运入内地事奏折》”,乾隆八年

抓好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篇7

一、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

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良好, 但今后一段时期, 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粮食消费需求继续刚性增长, 资源环境对粮食生产的约束增强, 加上种粮比较效益低, 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难度加大, 促进粮食生产稳步发展, 保障粮食供求平衡的压力增大, 我国粮食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

1.粮食产需缺口扩大。

粮食供需区域性和结构性矛盾突出。我国粮食生产重心北移, 南方销区粮食产需缺口扩大, 资源条件较差的西部及西南部分地区也存在缺口;随着饲养业发展, 玉米消费较快增长, 产需关系趋紧;大豆、食用植物油国内生产潜力有限, 目前食用油自给率仅为40%左右, 稳定和提高自给水平难度很大。同时, 目前农户存粮数量逐年减少。从国际市场看, 粮食供求也是总体偏紧, 我国利用国际市场来弥补国内个别品种供给不足的难度加大。上述这些因素, 都将加大粮食供需总量平衡和市场调控的难度。

2.气候变化增加粮食生产不确定性。

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性极端天气增多, 对粮食生产威胁极大, 我国亦然。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显示, 近5年来, 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达1000亿斤左右, 为粮食总产的10%。主要表现在:一是气候变暖导致极端灾害性天气多发、频发、重发。二是气候变暖导致病虫害发生规律性变化。三是气候变暖影响种植制度。此外, 气候变暖还常常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农药、化肥施用量增加, 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相互作用, 相互交织, 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错综复杂的现象和结果。

3.外资粮商加速渗透增加市场调控难度。

外资粮商已经或正在全面进入我国大豆、玉米、小麦、稻米等主要粮食品种的收购、加工和终端销售领域。这些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 有利于促进行业竞争、提高加工水平和技术进步, 但也在市场调控、保障供应、稳定价格及维护产业安全等方面带来影响。

4.耕地减少、水源不足等问题不容忽视。

目前, 在“推进城市化、城镇化”的热情支配下, 我国一些地方存在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大量耕地被占用现象。国土资源部调查显示, 1997年至2009年, 全国耕地减少和补充增减相抵, 净减1.23亿亩。除此之外, 我国目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欠账严重,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未来气候变化会增加我国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我国每年农业缺水仍达300亿立方米以上;大部分农田水利工程运行时间长, 老化失修严重, 高标准的旱涝保收田比重偏低。水利建设薄弱, 尤其是部分地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严重滞后, 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 将对我国的粮食安全产生巨大的挑战。

5.种粮比较收益长期偏低。

尽管近几年粮食价格稳步上升, 但农民种粮收入仍然不高, 我国粮食生产比较利益太低, 新的工农“剪刀差”出现, 即种粮收入与种植经济作物收入、外出打工收入与种粮收入愈拉愈大, 粮价上涨速度一直赶不上农资上涨速度, 特别是与从事其他产业相比, 种粮比较效益明显偏低, 一些地区出现了粮食“副业化”等趋势。这些因素对进一步稳定和发展粮食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使粮食供应问题愈来愈严重。而低粮价战略的实施导致一些地方粮食生产越多反而越穷, 很多粮食生产大县成了财政穷县。最重要的粮食反倒最便宜, 从长远来看, 这种低价的粮食安全战略是不可持续的。

二、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

为促进我国粮食产业稳定发展, 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供求平衡, 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 落实粮食安全责任, 强化生产能力建设, 完善粮食市场机制, 加强粮食宏观调控, 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1.建立耕地保护与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

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 稳定播种面积是粮食增产的保障。要坚决守住耕地18亿亩红线,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确保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从我国人多地少、城乡差距大的基本国情出发, 不仅要从经济学规律和理论角度去评判我国耕地利用与粮食安全的战略问题, 而且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不愿种地的深层问题。建议充分发挥土地利用规划的调控与引导功能, 加强土地用途 (空间) 管制;围绕“保面积、攻单产、增效益”目标, 以明晰土地产权为前提, 建立稳定粮食生产的政策体系, 以及集约利用土地和保护基本农田的长效机制;有效整合多渠道的农业资金投入, 建立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基金, 加大农田整理与中低产田改造力度, 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2.健全和完善我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

当前, 按照耕地面积发放“粮食直补”的办法, 忽视了耕地资源的利用环节, 结果是撂荒农民也可领到政策性补贴, 这不仅浪费了国家宝贵的惠农资金, 而且难以起到激励种粮的效果。因此, 要进一步完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等各项对农民收入的补贴制度。将按耕地面积直补, 改为按粮食产量直补, 将农业政策鼓励改为产粮奖励;完善反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水平变化因素的农资综合补贴调整机制。国家根据年度收成和非农就业收入, 适时浮动补贴标准, 多种多产多补, 让种粮者长期受益;强化对粮食补贴资金的监督检查, 防止截留、挤占挪用补贴资金, 保证补贴资金能够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

3.切实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力度。

农业自然灾害主要是旱涝灾害, 因此防御自然灾害主要是新修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和重修农村原有农田水利设施, 真正实现其原有的防洪灌溉功能, 因而加强与完善农田水利建设则成为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针对目前农田水利建设欠帐多的实际情况, 要把加强农田水利作为今后若干年的重大事项、基础工作来抓。一是要制定农田水利建设投入规划, 并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计划,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确保落到实处。二是要健全农田水利设施管理维护制度。三是要完善农村“一事一议”, 保证农民每年都有合理的工日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四是要加大农田水利建设“以奖代补”力度, 以更大程度地调动农民从事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通过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增加旱涝保收面积, 改善粮食生产条件。

4.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调剂国内粮食余缺。

根据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情况, 粮食供求将会在近中期呈现偏紧的态势。从中长期看, 我国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 而大米的口粮消费比重逐步提高, 稻谷供求总量将长期偏紧, 玉米由于饲料与工业加工需求逐年增加, 其供需关系也将日趋偏紧, 我国玉米出口的贸易格局将发生变化。为此, 要在保持稻谷和小麦自给、玉米基本自给的基础上, 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供需。通过政府间合作, 与主要的产粮国建立长期稳定的粮油贸易合作关系, 并基本稳定粮食进出口贸易。要继续发挥国有贸易企业在粮食进出口中的作用, 同时允许其他国内粮食企业渐进参与粮油国际贸易, 稳步发展粮油产品的期货交易。要有针对性地控制外资在粮油期货市场上的行为, 在准入门槛与交易规模上加以规范。

5.提高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

粮食价格, 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证粮食播种面积最有力的杠杆。从农民积极性来看, 一方面要继续帮助农民减少种粮成本, 规避生产风险;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粮食价格, 增加种粮比较效益。目前粮价与生产成本、调动农民积极性相比, 还是偏低, 需要逐步提高。从调动地方积极性看, 要对主产区予以倾斜支持, 扩大产粮大县补贴规模, 减少农业大县的财政负担, 切实改变“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现象。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政策, 支持主产区发展粮食加工业, 延伸产业链, 促进主产区经济发展。同时, 要全面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强化粮食生产责任。要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食安全分级责任制, 明确各地的粮食发展目标, 层层分解任务, 确保粮食安全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姜长云, 张艳平.我国粮食生产的现状和中长期潜力[J].经济研究参考, 2009, (15) :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