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产权改革（精选十篇）
土地产权改革 篇1
(一) 城镇化建设与耕地保护矛盾。
一方面人多地少是中国土地资源的特征及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中国人口多, 人均耕地少,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地生产资料, 也是农民最可靠的社会保障。而城镇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都在不断地减少耕地,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摊煎饼”式的外延扩张, 而且城镇规划贪大求全, 导致我国的城镇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耕地面积迅速递减、土地资源极大浪费的问题。
(二) 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征地, 农民失地现象严重, 征地拆迁引发各类社会矛盾。
目前, 全国每年新增征地大约300万亩左右, 每年有200~300万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大部分的农民没有专长、文化知识层次低, 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土地一旦被征用, 他们就面临失地、失业的危机。因此, 土地被征用已经成为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途径, 征地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团结。
(三) 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 损害了农民利益。
土地转让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但在分享土地的转让收益时却往往忽视了土地的天然拥有者—农民的利益。据调查显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 有20%~30%留在乡以下。其中, 农民的补偿款占5%~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20%~30%;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开发区、外商投资公司等等, 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 占40%~50%。
(四) 土地管理者的缺位造成土地抛荒或土地利用价值降低。
政府为控制土地一级市场, 保障城镇化建设统一规划而大量征用土地, 将农村土地纳入政府控制之中, 实行土地储备制度。于是, 许多没有项目、没有规划的征用土地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征用后仍在耕种甚至抛荒的景象。而当政府急于推出土地开发, 廉价出让给开发商时, 有些开发商并没有及时投资, 或者稍稍开发以表样子, 结果出现了大量空置土地, 这可能是开发商资金不够, 也可能是等待地价上涨再转让以赚取暴利。
二、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状
(一) 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清与产权残缺。
第一, 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等重要法律都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里的“集体”既可理解为村民小组, 也可理解为村委会, 甚至可以理解为乡 (镇) “集体”。这种不明确的土地所有权主体界定, 使多元的所有权代表对土地物权、财产权模糊不清, 影响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明晰化和土地流转。第二, 土地所有权主体与使用权主体之间“责、权、利”界定不清。土地使用权主体在名义上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经营权, 但他们无法拒绝各级所有权主体代表对其土地使用权行政的、政治的干预, 这必然会侵蚀农民的承包经营收益。第三, 集体土地所有制存在产权残缺。目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仅仅是一种在土地上耕作的权利,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权, 除了承包土地的行为权利明确属于农民外, 有关转包、租赁、抵押、转让等其他土地权利均未进行设定, 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的行为主体也未明确。
(二) 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土地流转机制的不健全, 使土地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日益加强。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基础要素不能自由流动, 必然影响农民向非农业生产转变, 从而增强农民对农业和土地的依附感, 降低农民非农业就业的积极性和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自由转移, 并最终影响我国的城镇化建设。
(三) 现行农村土地产权中蕴涵过多的行政权力。
土地产权应该是单纯的经济权利, 而不包括超经济的行政等权利。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 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乡村组织自身利益的迅速膨胀,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权大于土地所有权的习惯性势力有增无减, 造成各地非法“圈地运动”愈演愈烈。截至目前, 《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有一年多了, 但从各地执行的效果上看很不理想, 我国的行政权大于土地所有权的习惯性势力仍然广泛存在。
三、深化改革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促进城镇化建设健康发展
(一) 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向国家所有转化
首先,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已经不适应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实行土地国有化, 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传统理论, 避免了土地私有化可能带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 相对降低了改革的政治成本;同时也强化了国家对土地的宏观调控权, 可更加有效地遏止土地产权市场化改革后可能出现的诸如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
其次, 实行土地国有化有利于稳定现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2002年11月4日, 新华社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做好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 强调为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要纠正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如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关系, 强行将农户的承包地长时间、大面积地转租给企业经营, 借土地流转之名, 随意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等。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不彻底斩断基层政府或集体伸向农民承包地的“黑手”, 《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保护农民利益的立法本意就未必能够实现。
再次, 农村土地国有化有利于理顺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实行土地国有化后, 国家面对的农村“集体”包括两类, 一类是社区性的村民自治组织;另一类是农民在新的土地关系下组建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与村民自治组织不再发生经济交易, 村委会纯粹为社区公共事业和社区公共管理而存在, 同时, 国家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视同“企业”。农民和村委会的关系在村民自治的原则下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规来规范, 农民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则以《公司法》、《企业法》或仿照《公司法》、《企业法》来规范。最后再把“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升格”为“国家和公民”的关系。这样, 在农村土地流转中, 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就明朗化了。
(二) 确定国家所有权主体属性, 强化所有权职能。
。应当在法律法规上明确国家土地所有权主体代表的身份, 使其具有独立完整财产权利的法人实体, 赋予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分配和处置权, 通过对土地的发包、出让、出租、入股、抵押等实现土地使用权再配置。
(三) 明确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主体及其法律地位, 赋予农民土地使用物权。
法律确认农民土地使用物权, 从层次上说, 使将政策和有关规章认可的农民通过承包获得的土地实际占有、利用、收益和包括承包期内继承、转让、转包、入股、交换、出租、联合经营等处分权在内的使用权上升为法律, 使“农民土地使用物权”符合“法定主义”原则;从内容上说, 就是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有关专家和学者认为, 给予农民承包土地抵押权能充分扩大农村内需市场, 鼓励农民积极拓展非农业生产, 对于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战略任务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 健全土地使用权市场体系, 对农地征用实行市场化运作。
(1) 加强土地的资产和价值双重管理, 使土地取得价值形式, 成为有价商品。 (2) 实行土地交易 (包括国家征用) 的市场化, 提高农民放弃土地的收入, 实现“以农村土地换取城市生活保障”。要把现在村集体的土地出让权利和收益享有权利完全拿掉, 以后但凡土地 (或土地使用权) 转让, 必须让土地的受让方与农民直接谈判或交易, 真正体现农民对自己承包的土地的相关权益。 (3) 合理界定土地使用权流转收益, 着重考虑农民利益。现在的制度弊端导致村集体的干部非常容易拿集体土地做交易, 中饱私囊, 是侵害农民利益、导致各种矛盾的根本原因。
(五) 强化土地产权管理, 完善产权管理制度。
调研文章——农村土地产权改革调研 篇2
一、存在问题
（一）确权颁证
1、权属来源不充分，界定标准较广泛。
按照《四川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农村居民或回乡落户的干部、职工、城镇居民修建住宅，凡是能利用旧宅基地的，不得新占土地。确实需要新占土地的，由本人提出申请，经乡（镇）人民政府同意，村镇规划管理部门许可，土地管理部门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宅基地面积：20-30M2/人，四人以上的户按四人计算。扩建住宅新占的土地面积应当连同原有宅基地面积一并计算。新建住宅全部使用耕地、林地以外的土地的，用地面积可以适当增加，但增加部分每户最多不得超过30M2。通过查阅各区（市）县确权颁证相关资料和实地调查发现，农户颁证的资料中基本都未提供原宅基地或建房批准文件，宅基地部分都是普遍按照1987年以后建房的30-35M2/人确权颁证，1987年以前建房的按原宅基地面积确权颁证（建房时间不明的由村组集体提供证明予以确认），存在确认标准失之广泛的问题。
2、先行颁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可能留下遗留问题。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确权颁证方面，由于二调成果未正式出台，集体土地所有权证书要结合二调数据和权属界线确认来颁发，现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大部分暂未发放；集体土地使用权证颁发方面也担心颁证
1面积超过二调确认面积，各区（市）县仅有选择性地颁发了小部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都打算待二调成果正式出台后再全面铺开。
所有权清晰是使用权确权的基础，但各区（市）县为加快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工作，完成各区（市）县政府的目标任务考核，在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证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时，就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这不但与集体建设用地确权颁证的规定相矛盾的，且易引发权属纠纷。
3、整理项目区域内土地权属调整未及时到位，为今后土地权属纠纷埋下隐患。
整理项目修建的中心村和聚居点，因未进行权属调整，跨村（组）安置户每年都要以支付一定租金或者给予青苗补偿费的形式补偿给被占地的村（组）村民，集体建设用地确权颁证工作无法进行，为今后权属纠纷留下隐患，也因新增耕地无法确定权属，给耕保基金发放工作带来影响。从法律规定来看，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红火村安置户占用棋盘村土地且直接发放土地证书，从现行法律来看存在障碍。
4、山区宅基地复垦难度较大，复垦耕地不易达到验收标准。政府是落实复垦责任主体，农民自行复垦时间不够明确。山区宅基地复垦，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是灾后，农民无更多资金和精力投入到复垦中，而对硬化地面的处理和大量建渣的搬运处理都无相应机具，大大增加了复垦难度。
5、林地问题影响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推进。
近几年来，林业部门对农村宅基地的林盘地发放了林权证，并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使农户同一块林盘地既有林权证又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部分耕地退耕还林后，林业部门也对其发放了林权证，但以前的承包经营权证未经合法部门注销，造成这部分农户手中同时拥有林权证和承包证，直接影响耕保基金的发放。
二、建议措施
1、加大对农村沉淀土地问题的研究解决力度
建议加大基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解决农村矛盾的作用，采取通过将耕地保护责任直接落实到以组（社）为单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发放耕地保护基金，再按照村民自治通过组（社）集体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和耕保基金到农户的方法，由基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消化其内部人地不均等矛盾，从而加快耕保基金发放工作的推进。另外各区（市）县政府应加强对因土地整理、挂钩项目区实施跨村组安置农民的区域，进行土地权属调整的工作，市农业部门研究出台权属调整、确权颁证指导性意见。
怎样施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篇3
关键词：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 D6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432（2013）-24-07-1
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众多，要解决温饱问题就要向土地要效益，要产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时期，农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对土地的大量需求，由土地利益引发的矛盾也层出不穷。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以及土地引发的纠纷？这就涉及到土地产权制度了。然而，我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发端于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脚步。
1 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弊端
（1）土地产权不明确，归属不清。这是土地制度最主要的一大弊病。我国农村土地大部分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只有土地承包权，没有土地财产权。来自土地的财产权益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有一些土地边界不清，使得部分农民常因此产生纠纷。这不但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增加了农村社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上访事件不断增加，增加了政府和基层的维稳压力。
（2）土地的承包有期限，包涵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同时也挫伤了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不能达到土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为承包的土地只能在有限的期限里供承包人使用和获得收益，农民都只为眼前着想，为获得土地收益最大化，甚至不惜破坏土壤的土质搞掠夺式开发，在农田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致使土地板结或土地沙化，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可预计的负效应。虽然在短时间内呈现出农业增产增效的结果，但从长期来看，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办法，万不可取。
（3）在城镇化过程中，原有的集体土地划分模棱两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县改市，村改居后，原有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其归属，一些原有的集体土地还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也许是城中村的一个来由；还有一些原有的集体土地变为了城市土地，肥了开发商，喜了地方政府，苦了农民群众，致使农村土地资源大量流失，导致了城乡失衡的局面。
（4）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已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这样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土地的自由流通，农民因没有土地的主动权而出现弃农现象，导致农民外出务工，而务工挣回来的钱也不能取得土地和房屋的产权，致使部分农民对土地失去信心，影响了农民的消费和扩大再生产。
2 如何才能让土地制度为农村经济更好的服务
（1）要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并理清归属。在土地承包制的前提下明确农民对集体土地按份额享有的所有权，让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权能，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既没有改变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又可以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
（2）向农民宣传和传授可持续发展土地的科学方法，以绿色耕种为宗旨，改变农民用化肥和农药的堆积来增产的思维和生产方式。让农民在获得土地收益的同时，也不再局限于承包期限，摆脱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境地，规避承包制的风险和弊端，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让农民成为新时期的土地开拓者和建设者。
（3）在城镇化进程中，明确集体土地的划分。让原来属于农民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土地产权更加明朗，不再出现模棱两可的现象，这就需要制定出相应的制度，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使其上升到法律的层次，让土地权属有可靠的保证。
（4）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真正成为土地的调度者，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可以探索建立农民土地产权市场交易制度。让一部分有意愿、有条件迁居城镇的农民将其土地产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农村土地产权市场上交易出售，变现为资本，使农村经济快速流动起来，变活，形成良好的经营氛围。
我们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加快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进程，加快推进农业向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为农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徐汉明.中国农民土地持有产权制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邹秀清.中国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江西人民出版社.
[3] 赵德起.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
[4] 洪名勇.马克思土地产权制度理论研究——兼论中国农地产权改革与创新.
[5] 汪丽娜.中国城市土地产权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缺陷及改革思路 篇4
一、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缺陷
土地产权是人们在土地占有、使用、转让、收益分配方面的权利关系, 产权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 权责对称的产权安排可以成功的使外部性内部化。能够形成有效激励的产权结构具有完整性、排他性、明晰性、可分割性、可转让性和稳定性。当前的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及其派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着严重的产权缺陷。
1、农地产权主体模糊
《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从法律条文上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界限十分清楚, 然而事实上,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不明确的, 产权是虚置的, 对所有权权能的实际支配权掌权在基层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手中。村民委员会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而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我国乡村自治发展还很不规范的情况下, 村委会自治职能与政治经济职能不分, 必然产生代理问题, 不可能完全代表农民集体利益, 必然带来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犯, 这也是造成近年来土地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2、农地产权权能残缺
在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下, 农地产权权能表现出以下两个层次的残缺。
(1) 农地集体所有权权能残缺。理论上, 农村集体拥有法定所有权, 集体应当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完全权利, 但是客观事实上, 我国的农地集体所有权是一种不完全的权利, 我国的法律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属性作出了多方面的限制。如《土地管理法》规定, 农村集体所有者不能买卖土地产权, 只能依法在一定期限内有偿出租或让渡土地使用权;农村集体所有者不能随意改变所属耕地的用途, 因特殊情况确需征占自己所有耕地时, 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可见, 农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最终处分权属于以各级政府为代表的国家,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最终处分权和部分经营收益属于国家。
(2) 农民承包经营权权能残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法学界一致认为, 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为物权而非债权。作为物权, 就应该尊重农民拥有的权利, 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抵押权、入股权等处置权不受侵犯。但在实际运作中, 由于农地产权不清即土地最终处置权由政府和村集体所有, 这常常使农民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受损。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不稳定, 在相对较短的土地承包期内, 农民承包的土地面临着随时被收回的可能。农民的土地处置权不充分, 农民承包土地除在用途和权属转移上受到国家的终极控制外, 抵押的权力也被严格限制。在土地财产权利分配中, 农民完全处于弱势, 必然导致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受侵犯。
二、农村土地的流转困境
1、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困境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形式主要有转包、出租、入股和互换, 其共同特征是不改变农地的农用用途。通过土地流转, 可以使土地的使用权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 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推动农业科技进步,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目前, 我国农地还没有真正流转起来, 现代意义上的集中经营更是很少发生。原因就在于在现有的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 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在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情况下, 土地使用权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承租人租期的长短, 租期越长, 土地的使用权价值越大, 租期越短, 土地的使用权价值越低。我国农地承包期限不过二三十年, 土地的使用权价值较低, 由此导致土地交易的低收益, 抑制了农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由于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不完整, 集体组织有可能随时对所辖土地经营权进行分配调整甚至回收, 由此导致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契约缺乏稳定性, 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目前我国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土地仍被视为农民的社会保障。
2、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困境
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流转主要发生在农村土地的非农化使用。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现有的国有土地存量是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建设需要的, 必然要占用大量的农业耕地。但是《土地管理法》规定,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者不能买卖土地产权, 也不能随意改变所属耕地用途。对此我国《宪法》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 并给予补偿。据此, 征用土地成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的唯一方式, 也成为各类项目取得新增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 而且客观上将“公共利益”需要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扩大到了包括非公共利益性质项目在内的所有建设用地项目。
土地在转为非农用地以后, 会产生巨大的土地所有权增值收益, 作为村集体成员的农民应该得到合理的部分。但是土地征用制度是一种非市场化的土地制度, 它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将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 虽然给与一定补偿, 但补偿费用较低。事实上, 在现行体制下, 农村土地的财产权掌握在地方政府和村委会手中, 各级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利税动因及政绩效应, 其自身利益很容易与资本的逐利动机整合, 动用征地权帮助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 攫取大量的土的所有权流转收益。征地成本与出让价之间的巨额收益, 使地方政府有着巨大的拓宽征地范围的冲动, 占用了大量耕地, 土地浪费现象严重, 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腐败现象。随着农民土地的大量征用, 由于补偿费用过低, 越来越多的农民陷入了贫困境地。据统计, 失地农民中, 生活水平较征地前提高的不到10%, 而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水平降低的失地农民则占到60%。
三、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思考
实践证明, 现有的土地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土地作为一种资本要素的市场化流动, 浪费了稀缺的耕地资源, 阻碍了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实现。必须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共识, 但是究竟应该如何改革, 学术界则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思路。
1、坚持农地使用权物权化改革方向
概括而言, 学术界提出的农地制度改革思路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跳出现有法律的框架, 采取激进的改革;二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 进行渐进的改革。
实行土地私有制, 把土地还给农民或者是实行土地国家所有下的农民永佃制均属于激进的改革观点。农村土地私有化方案的优点是, 能真正还地权于农民, 抑制村组织和基层政府对农民利益的损害, 但该方案实际上无法操作。在我国基本社会经济制度框架下, 农地所有权的变更需要支付巨大的交易成本, 土地私有化更面临着强大的意识形态阻力。农村土地国有化虽然意识形态阻力小, 但国家所有的制度安排同样可能成为一种虚置的所有权, 处于社会结构最高层次的国家面对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 制度运行中的交易成本甚至会高于集体所有的制度安排。
渐进的改革方案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 将已经给予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长期化, 即土地使用权物权化、长期化, 强调弱化集体所有权, 强化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渐进的观点认为, 在形式上, 应该以“农民土地使用权”这一具有现代产权色彩的概念代替“承包经营权”这一债权特点明显的概念, 并以法定的形式确立我国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 明确土地使用权的内容。物权是指公民、法人依法享有的直接支配特定物并对抗第三人的财产权利, 物权的权利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直接依法占有、使用其物, 或采取其它的支配方式;可以对抗一切不特定的义务人, 除物权人以外, 其他任何人都对物权人的权利负有不可侵害和妨害的义务。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物权是对农民使用的土地要素内含的各种财产权利的度量, 包含对土地排他占有、使用和收益的完整权能和有条件的土地处分权。与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相比, 物权化的土地使用权权能更加完整, 相对于土地所有权也更加独立, 更为重要的是其使用期限是长期的。农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 是保持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 延长土地的租用期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渐进式的改革方案针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利被严重侵害的事实, 以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为出发点, 提出了在淡化所有权或不触动所有权的前提下, 寻求一种相对独立的、稳定的、扩张的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思路。该思路避免了所有权变更带来的巨大交易成本, 使之具备了现实操作的可能。在当期, 坚持农地使用权物权化的改革方向是现实选择。
2、建立有利于保障农民权益的征地制度
征地权是国家的强制性行政公权, 只能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这是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国家的征地权应严格限制在公益性项目用地上, 经营性项目用地只能通过有形的土地市场, 以平等交易的方式获得。因此, 改革征地制度首先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防止公权私用;其次要完善征地程序, 引入监督机制;第三要按照被征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市场价格给予被征地农民公平合理的补偿。
对于经营性项目用地, 政府不能动用行政权力进行征收, 而应该在本地发展规划所允许的范围内, 由用地企业与农民平等协商, 按市场原则公平交易。在实现土地使用权物权化以后, 农民在土地征用和征购过程中就具备了与地方政府、企业平等的法律地位, 有权出卖土地使用权。政府在非公益性土地的交易中的作用, 仅仅是维护交易的公平性和合法性, 依法严格限制土地用途的变更。
3、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妥善安置失地农民
目前, 土地对于我国农民具有双重功能, 既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随着越来越多的农地被征用, 大量的农民将失去土地,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弱化和部分替代土地的保障功能, 促进土地流转, 同时这也是消除城乡差别, 实现社会公正的内在要求。
农民失去土地以后, 就面临再就业的问题, 对此必须给予妥善安置, 以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要改革货币补偿安置办法, 一方面要创造就业条件, 鼓励多渠道就业;另一方面要拓宽安置渠道, 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多种途径安置。
参考文献
[1]周天勇:农村的土地资源、技术、规模和土地制度[J], 理论视野, 2005 (2) .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探讨 篇5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探讨
2007-12-27 00:00:00
[摘要]产权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由于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产权问题，所有权主体虚置，使用权缺乏自主性、稳定性，收益权被分割，缺乏独享性，转让权不自由，由此引发了困扰“三农”的一系列问题。为解决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多元化，即国家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农民土地实际所有权即农村土地私有、农村公共领地的集体所有权。而要实施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改革，则必须在明晰农村土地产权的同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进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使法律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相协调，建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或机制。
（中经评论·北京）
一、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引发的问题
产权问题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新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进一步稳定与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等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时至今日，农村土地产权模糊状态还没有根本转变过来。国家赋予的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或曰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权，或曰法律规定的占有、使用、收益、处置、转让、抵押、继承等权利屡遭侵害，究其原因就是农村土地产权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表现为所有权主体虚置，使用权缺乏自主性、稳定性，收益权被分割，缺乏独享性，转让权不自由，并由此引发了困扰“三农”的诸多问题。
（一）农民难以真正获得土地所带来的收益。
有关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是哪一级，法律规定得较为含糊。如《宪法》笼统界定为集体所有；《民法通则》中界定为乡（镇）、村两级；而《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界定为乡（镇）、村或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七由于土地所有权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复存在，农村县、乡（镇）、村的基层政权组织成了事实上的土地产权所有者。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被层层分解，国家作为超经济主体对土地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控制、处置农村土地，如国家或公共权力机关随意征用或过度使用土地，资本大力圈占土地。代表集体行使土地实际所有权的基层政府主管部门及领导也时常侵占农民的利益。农民仅凭使用权很难有话语权，土地收益几乎被各利益部门掠去，农民所获补偿甚微。
（二）农村土地流转受限，土地市场被割裂、扭曲。
国家以垄断身份处置农村土地，规定农村土地不准买卖，土地的唯一买者只有国家，农村土地市场的微观主体难以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统一的农村土地市场无法形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不确定，其所有权被分割，为众多的行政村或村民小组所掌握，造成行政村（或村小组、社区、城乡）之间的壁垒，土地产权市场被割裂、扭曲。与实际市场行为相背离，使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打破。而真正的所有权主体（农民）又缺位，被剥夺以土地要素进入市场交易的权利，不可能很好地履行土地流转和土地市场运作的权力，仅有土地使用权（以契约方式订立的土地承包权，其内容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土地的流转受到极大限制，因而造成农村土地资源浪费或低效配置。
（三）农业规模效应和可持续发展难以保证。
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不确定性和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频繁调整，土地租赁市场无法正常发育，种地农民的利益很难得到保证，种地能手无法扩大经营规模，即使有些地方搞了规模经营，也往往受政府部门主导或强制，这种非市场行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交易成本很高，农业效率令人质疑。又因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农村土地增收的空间有限，农业变得无利可图，农民只好弃耕或离开农村沦为被雇用的“农民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土地增值、获利减少”的效应会不断加剧，农村日渐失去内在的发展冲动。另外，使用权不稳定也影响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尽管政府一直强调不准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合同，但土地使用权“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现象十分普遍，影响了农民对农村土地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同时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者的短期行为，进行掠夺性经营。
（四）农民的经济预期具有不确定性。
政府承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长期不变，但土地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又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均分土地（增人增地，减人减地）获取保障是农民群体的不断要求。然而农民土地使用权自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不可能获得土地要素收入，农民无法以土地作抵押，农村金融资本不能发挥作用，仅靠农民漫长痛苦的自身积累发展（规模）农业、调整农业结构或转为其他行业，对于目前处于窘境的一般农民群体来说很难有现实的可能性。农民心态表现为，“既想离开土地，又要守住土地，既小愿种田，又不能不种田，受这种心态支配，自然会出现一些短期行为，有的粗放耕作，只保口粮和地税，不愿在改良土壤方面下本钱。有的农民虽另有职业，但不能不留后路，准备归田还农。大批农民工进城就业，但很难落下常住户口，随时有被遣返风险。所以，农民对农村、农业发展的预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二、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的考辨
针对上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大致五种改革思路和主张：（1）土地国有制；（2）土地集体所有制，包括按份共有制、股份合作制、强化承包权或承包权永久化、集体所有制下的自由式；（3）土地私有制，包括土地私有、自耕农所有制、有限私有制、农村土地家庭财产权或土地家庭所有制；（4）两级或复合土地产权制，包括国有与集体所有制、集体与私人所有制、国家与个人所有制；（5）多级土地所有制。以上研究各有侧重，论述也似乎各有其理，但从解决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存的问题考虑，本文认为，必须明确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第一个层次
必须弄清以下两个问题：
（1）农村土地产权到底归谁合理?从产权经济理论看，产权是一组权利，由法律明确界定，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不同的产权安排会有不同的经济效率，而私有产权的效率是最高的，只要产权明确界定为私有，无论采取哪一种合约，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都会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同样，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回归农民，使农民能够成为真正
完整独立的经济主体，在法律的保护下自主决策、权衡利弊，放心大胆地行使土地财产的“三权”（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和转让权），符合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从历史角度来看，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尽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实上二地私有制根深蒂固，具体的土地财产权私有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以“耕者有其田”号召进行民主革命，认大量流离失所的农民获得二地，并在建国后得以实现，然而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前苏联“集体农序”模式的影响，土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导致农村土地产权长期处于模糊状态，这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且有悖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从现实看，1979年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自主支配土地的权力，但仅有使用权的土地在其绩效最大限度发挥之后，随着社会转型、断裂与分化，原订的制度效应逐渐弱化，“三农”问题日益突显。意政府虽识到了产权问题，却只在使用权上做文章，土地承包期一再延长，到目前承诺永久不变，其本意也是土地回归农民，然而没有最终所有权的实现，结果必然是农民的土地被大量侵吞、占有和流失，农民的利益屡遭侵害。从国外实践看，除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土地公有制之外，其他国家部实行土地私有化，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却很低。同外实践证明，土地私有化后，土地便于流转，土地必然向耕种能手集中，土地的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效率也不断提升。所以，实现土地产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就是土地回归农民。
（2）产权归属清晰能否有效解决存在的问题?许多人认为，产权回归农民不可能解决因产权模糊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不否认产权回归会产生问题，但相比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产权回归农民至少有以下好处：其一，提高农业效率。上地产权私有是土地市场化的基础，能使土地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不但有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破解、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其二，减少政府干预。土地产权回归能增强农民与政府博弈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集体以公共利益名义侵害农民土地，如“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其三，保障农民利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如果把土地私有了，村民会自发维护自己的权益，土地不会被轻易出卖；土地补偿费会给每一户村民，乡村官员失去了一大人块腐败的机会，这对于村民权益，对于廉政建设都足有好处的”。
（二）第二个层次
如果农村土地产权农民所有是一种理性回归，那么必然要理清学术界争论最为激烈的几个问题：
（1）产权回归是否会造成土地兼并，出现社会危机?许多人认为，农民一量有了私有权就会失去土地，就会发生土地兼并，出现社会危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如果国家允许土地私有化，必然会带来频繁的土地兼并，很多干部会成为大地主，很多农民会因天灾人祸而失去土地，成为佃民；土地的自由买卖将彻底完成国际资本与新兴资本对土地的占有和瓜分，形成金融资本兼并士地。事实上农村土地私有化小会出现土地兼并和大量无地农民，“土地兼并主要由于政治势力的介入，例如封赐、圈地、投献豪门等。若非政治势力介入，土地私有制也不会导致土地高度兼并和社会**”；旧中国的农村上地私有制所出现的‘土地集中兼并’或‘农民两极分化’的现象，根源不在于土地买卖与产权流转，而是政治强权造成的”。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出卖土地是非常谨慎的，如果“农民卖地完全是自愿的选择，就像城市居民不会为了变现把私有住房卖掉向露宿街头一样”，各国经验证明，在民主与法治条件下，可以防止土地恶性兼并现象发生，“土地的适度集中，小仅不会导致社会冲突，反而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
（2）产权回归是否会导致农民失去保障?许多学者认为，农村土地私有化后农民将失去社会保障。其理由是，中国农村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基本条件，基国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农民的就业保障和绝人多数农民的谋生手段；如果赋予农民土地私有权，贫困的农民面对孩子上大学、病人住院或家里有何人赌博、喝酒时，别无选择，只有卖地，没有了土地，其生存会失去保障。仅就这些问题而否定农村土地私有，“在逻辑上完全不能成立，二者没有必然联系，历史上土地并没有起到保障作用，土地也不应该成为农民的生活保障（应由国家或社会提供）”。如今农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土地作为生存保障也只有在贫困地区或西部地区，对绝人多数地区的农民而言已不把土地作为生活保障，农业通常是弱质产业，许多地方种地反而亏本，农民收入主要来自第二、三产业，农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主要依靠打工收入。就许多发达同家来说，农民的保障小是靠土地，而是靠政府的再次分配即政府的补贴。
（3）产权回归是否会使规模经营难以进行?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条件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营，因为农村土地私有会使农民惜售心理增强从而阻碍土地的转让与集中，即使人部分收入来自非农产业，一些农民也宁可粗放经营甚至撂荒而不愿出让土地，造成农村土地小规模经营的凝固化，阻碍农业规模化的发展；即使规模经营，其追求规模扩张的具体过程必然是大农场击垮小农。这里要弄清两个问题：其一，哪种产权更有利于规模经营，足政府（公有）主导好，还是私人（个体）主导好?其二，规模经营足“大”好，还是“小”好?众所周知，政府能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规模经营，但其效益却不乐观。实践证明，许多政府主导的规模经营都失败了。至于规模“大”好，还是“小”好，要因地而宜，因人而宜，因时而宜，二者是相对和可变的，有的地方适宜“大”，有的地方适宜“小”，“规模的‘大’不是通过主观改造或行政赐予，而是通过竞争由‘小’发展而米，‘小’是‘大’的基础，‘大’是‘小’的发展”。所以，农村土地私有与规模经营并不矛盾，农村土地私有可以使农民成为自主决策的市场主体，在市场运行机制完善的基础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使农民不断成熟起来，逐步实现适宜的农业规模经营，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通过分析，各种改革思路和主张孰优孰劣，不言而明。纯粹的农村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已经被证明足发展的死胡同；纯粹的私有化在中国又不具有现实性，强烈的路径依赖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国有或集体主导下的实现形式难以根本突破公有制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强化农民私权的两极或多极所有制不是最好的方案，但应是最优的方案，应成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三、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探究
笔者主张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多元化改革，其一，国家土地的终极所有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二，强调农民土地实际所有权即农村土地私有，这是改革的核心部分，也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其三，农村公共领地的集体所有权（主要包括公共的水塘、水库、山地、森林、墓地、祠堂、试验田等），这是出于对改革的路径依赖、村庄公共治理、基层公共服务的考虑。实施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具体建议如下：
（一）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
明晰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并确定产权主体对土地的权利、义务、利益和责任的限度，使产权主体行使相应的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1）国家土地终极所有者的权能。国家拥有土地的宏观调控权，通过决策、计划、指导、协调、审批、监控来规范农村土地的基本用途、土地流转及征地行为，特别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决策及执行活动予以监督、规划、约束，即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保障农民土地私权的享有。（2）集体（乡、镇、村或村小组）享有对农村部分土地的所有权，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履行对自己产权领域的职责，对农村的土地由过去的产权土体和直接参与者转变为农民权力行使的维护者、监管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3）农民个人或家庭对自己的土地拥有绝对所有权。国家要明确农民土地私权的范围、国家公共利益的边界，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让农户享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继承权、收益权、流转权，即包括所有权在内的所有权能，使农民拥有独立的经济主体地位和权利。
（二）转变政府职能与干部政绩观，进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
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改变农民绝对弱势地位，必须在明确农村土地产权的基础上进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把土地资源市场化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实施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国家对土地履行规划、管理、调控和监督职责；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使地方政府从上地交易中退出，把精力主要放在上地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上，充当纯粹的服务者、监管者和仲裁者；创新政府官员的考评机制，转变政府政绩观。只有这样，政府职能才不至于缺位、越位、错位，才能有效摆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三）加强和完善土地立法，使法律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相协调。
中国拥有最严格的立法，但土地违法却令人触目惊心。其原要在于，只有严格的土地审批法，却没有约束政府行为失范的法；只有保护公共利益如何实现的法，却没有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法；现有的土地立法足粗线条的，弹性大，没有更为细致和专门的立法，而且已有的立法存在相冲突的地方，对土地关系的处理方面主要依靠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政策来调整，而不足靠具体的法律来严格规范、界定、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所以，一要通过立法来确定各产权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规范其土地使用、流转和补偿等行为，依靠法律规范、界定国家土地管理部门的权限、义务及行政行为。二要完善现有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如解决《农村土地承包法》表述过于宽泛、缺乏实施条例的问题，统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中的相关规定，解决中国征地制度中存在的“二律背反”现象；优化土地征用的审批程序；制定土地抵押贷款的法律等。三要进行司法制度改革，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当农民土地权益遭受侵害时，要有能为农民提供救济的制度与机制，如法院不受地方政府控制，拥有独立审判权，能相对公平地裁判农民与地方政府间的土地纠纷。
（四）建立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或机制。
土地产权改革 篇6
[关键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10-0037-03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趋势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收入带来了积极影响，但也必须直面土地流转中的新情况和疑难问题，寻求农民财产性收入可持续增长的途径。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积极效应
从历史上看，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从1953年开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进入了合作化阶段，在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土地依然属于农民所有，到了高级社时期，土地所有权收归合作社所有，有效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后生产力大发展的目标。到了1958年，“合作”效应带来“大合作”的愿望，农村土地实行人民公社所有，逐步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产权体制。然而，随着形势发展的不可逆，土地等生产资料“一大二公”体制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农民不仅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连在土地上解决温饱都成问题。1979年末，安徽小岗村农民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勇气和胆识开始“分田到户单干”的试点，交足国家和集体的，剩余的都是自己的，一举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得到普遍推行，初步形成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构架，农民获得土地的经营自主权，极大激发了生产积极性，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收入也稳步提升。
历史证明，任何改革举措的推行都必须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一旦原有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就要改善生产关系，使之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时代改革发展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对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诸多良策，免除农业税、给予农业补贴、鼓励农业规模化、推进城镇化、解决城乡二元矛盾等等，由此带来“农民进城打工、农村土地抛荒”的新问题，土地流转这一新举措浮出水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更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性决策。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农民土地产权的实现形式，各有优劣和侧重。
上海郊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从自发到有组织、从试点到规范，不断地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到2013年底，全市有43个镇（含街道、工业区）的242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了237家有限责任公司、社区股份合作社或经济合作社。2014年，又有510个村启动了改革。到2017年，上海将基本完成村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并开展镇级改革的试点。
以上海远郊金山区的土地流转为例，探索出了如下路径和模式：一是从大农户到家庭农场的转型升级，确保粮食生产稳产稳增;二是从家庭农场到集体农场的拓展深化，向规模要效益，向市场要收益，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三是成立村级经济合作社，农户享有集体资产股权收益（2015年3月18日，金山区山阳镇杨家村作为首家经济合作社，已经实现了第二年的年度分红。全村农龄股民共分红127.49万元，每股分配比上年增长10%，村民获得更多改革红利）;四是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获得流转费和股权分红的双重收益。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增收的难点
（一）农民土地财产收益的比较差距依然较大。 使农民在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利益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横向比较，农民的土地财产收益差距较大。无论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市民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农民收入差距，都存在极不平衡现象。这既与土地的市场化水平紧密相关，也与现行土地产权制度紧密相关，还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弊端紧密相关。纵向比较，在持续惠农政策的扶持下，农民的收益大幅增长。其收入来源主要有三部分：土地流转租金收益、务工工资性收入、务农农产品销售收入。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获得相对简单而稳定的现金收入，相比之下，务农收入的占比非常小，而土地流转收益是在政府指导价格下的基本固定收益。因此，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增加了，但土地的财产性收益并不明显。
研究表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通过交易和分工效应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收入较高，主要是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但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民收入的组织化效应和抵押效应仍未显现。换句话说，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中，农民的收入依然较少。原因如下：一是农民在征地中获得的补偿偏低，土地收益差距较大。土地二元结构中的征地制度导致新的“剪刀差”，大量农村土地资源低价流向城市，肥了开发商，喜了地方政府，而农民从被征用土地中获得的补偿普遍仅为政府通过招拍挂卖出土地收入的5%左右。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低，对村集体的补偿金额甚至出现“有帐无钱”的窘境。农民说，土地财政使政府得大头，开发商得中头，农民得零头。二是表面规模实质分散的土地经营，农户获益不多。通过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有很多，其中最典型的是，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种植和经营，增加土地收益。现实中发现，即使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所谓的规模经营只是形式上的集中和规模化，实际上土地依然处于分散状态，细碎化的土地导致资源浪费，利用率低下，普通农户在规模经营中获益不多。三是农业投资渠道少，农民通过农业“接二连三”提高收入有难度。实际上，在土地流转中真正获益的是大农户，但大农户们想要通过农业“接二连三”，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却面临融资渠道少、扩大规模有限的难题。近期，在新一轮土地新政中，上海金山区某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抵押获得100万贷款，这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大农户，还是普通农户，从土地新政中广泛受益的效应尚未充分显现。
（二）土地流转的新问题给农民利益带来隐患。从目前土地流转的政策导向看，主要体现为“三化”，即市场化、集约化和专业化。具体而言，就是以“三权分置”为基础放活土地经营权;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创新家庭经营发展方式，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不断引导土地规范有序流转;以经营规模适度为目标，大力促进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同步。笔者通过对上海市金山区农村土地流转的调查显示，全区土地流转率达80%，规模化经营面积占流转面积的98.88%，100亩以上的占总流转面积74.77%，流转价格达到700元或以上的占流转面积的90.76%。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目前土地流转中的问题：一是土地流转的市场化效应尚未形成。目前主要以村委会代为流转为主要方式，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功能未能充分显现，土地流转市场供不应求，流转规模难以进一步扩大。市场化定价机制普遍缺失，土地流转价格存在不合理现象。政府指导价的目的是保障农民的基本收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但有的村委会在签订流转合同时，刻板固守政府指导价，市场因素考虑不够，反过来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二是土地流转的政策配套不完善。比如，信贷支持力度不足，有技术、有能力的大农户、合作社想要扩大经营规模，却面临着金融支持缺位和资金缺乏的困境。还比如，土地流转补贴政策混乱，中间环节多、经济类作物补贴偏少。补贴政策对农户，尤其是大农户、合作社的帮扶、引导作用并不明显。三是土地流转纠纷呈上升趋势。比如，流转程序不规范。部分土地流转项目存在由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出面租赁农户的承包地再进行转租或发包的“反租倒包”现象，与政策相违背，也容易引起损害农民利益行为的发生。还比如，流转协议订立不规范。有的土地流转只是口头约定，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农户履约意识不强，碰到出价高的租户，容易产生违约纠纷，存在矛盾隐患。
（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法律困境。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法律政策，农村土地相关法律既不能滞后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不能不顾实际超前设计和推动。农村改革30多年过去了，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逐渐显现出其不适应的方面。例如《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物权法》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属于排他性用益物权，作为一种事实上的物权，农民享有占有、收益、处分等权能，为农民土地权利提供了更高的保护。这反映出上位法《物权法》与下位法《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土地管理规定的矛盾和冲突。这对农民利益增收带来直接隐患。
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当前，上海正在全郊区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以期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规范、监管有力的产权制度，要着力在以下三方面予以突破，才能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一）改革征地制度，推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弥补城乡收入差距。一是要充分落实“征地留用地”制度。在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时，核定一定比例（5-10%）的土地指标，留给被征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非农产业经营性开发，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和股金分配，长期保留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土地上的发展权和财产权，从而使被征地农民的收入真正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水涨船高”。二是要积极探索留用地收益增长机制。在土地征用时，可以约定以给予村集体一定数量的办公和商业厂房为补偿，用以经商办企业，确保村集体经济的长期租赁收入。对于留用地，要以配套合适的商业机会和产业项目为附加补偿，保障村集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三是要积极推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流转、同权同价，缩小城乡差距。
（二）规范土地流转，完善市场化政策配套，提升规模经营效益。一是要延伸政策触角，不断推进市场化。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为契机，建立健全土地流转信息化体系，逐步实现土地承包档案管理信息化，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打下信息基础。同时，要充分发挥镇级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中心作为土地流转工作中的桥头堡作用，引导市场主体通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进行交易，村委会逐步向政策宣传者的角色过渡。而且要处理好土地流转市场中政府保护价、流转均价及浮动价格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符合实际、相互协调的流转价格体系，以市场化手段鼓励农民自愿流转土地。二是要补充政策短板，加大帮扶力度。补贴作为维护农业生产稳定，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理应受到重视。要建立完善的补贴监管体系和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农业补贴申请渠道。减少农业补贴发放的中间层级，将名目繁多的补贴信息进行整合，在镇级层面探索补贴发放机构和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机构合并。同时，要优化农业金融服务，充分发挥政策性资金支持作用，推出多样化的政策性农业贷款项目，鼓励发展农业保险业务并给予政策优惠。
（三）培育经营主体，创新集体经济实现路径，增加农民多元收益。一是要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按照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鼓励和引导土地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集中，充分发挥其组织化、专业化、标准化的经营优势，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才能实现农民增收的多元化。二是要因地制宜选择土地规模经营的形式。如发展家庭农场，应选择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较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多的地区。而在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较低的远郊地区，农业仍然是农户的主要收入之一，应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在集体农场的土地经营实践中，进一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共享收益，通过自营或委托经营等方式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在保证农户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利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做好宣传工作，加强对法律、法规、政策和各地先进经验的宣传，增强农民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引导农民合理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发展，让农民在农业发展转型和土地规模经营中不断增收。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党校教科研室主任
土地产权改革 篇7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已成为现阶段深化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
近年来,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部署, 从国家和地方层面, 都开始加大对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力度, 继税费改革之后, 国家从2005年开始部署了包括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在内的农村综合改革;各地纷纷出台政策, 对二元体制的核心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可以说传统二元体制的核心已被打破。然而, 土地制度方面的城乡差异仍然严重制约着统筹城乡发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 制约了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
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都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但对于究竟谁是“集体所有”的代表, 界定不明确, 《宪法》笼统界定为集体所有, 《民法通则》界定为乡 (镇) 、村两级所有, 《农业法》和《土地管理法》则界定为乡 (镇) 、村或村内集体经济组织。在这种规定之下, 造成具体土地所有权归属于谁、由谁行使相应的权利、权利内涵包括什么都模糊不清。 (1) 在此基础上, 从属于土地制度上的农村土地、房屋、林木等产权不清, 权属不明, 加之产权交易的市场和平台缺失, 农民向城镇迁移所需的资本、资产和资金被禁锢在土地上, 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和人被完全禁锢在农村里。
2.行政主导的土地征用制度, 对城市化进程造成了一定扭曲
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主要是先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征用为国有土地, 再由国土资源和相关政府部门进行运作, 包括划拨、协议转让、招拍挂等。农村土地要进行工商业开发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必须经过国有化的征用过程, 人口、土地都不能在城乡间双向的自由流动, 从而事实上排除了乡村自发进行城市化的可能, 城市化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区域内进行。通过征地制度形成的行政主导城市化造成了资源倾斜和过度集中, 小城市的资源被大城市吸走, 这使得目前中国的城市结构向大城市过渡倾斜, 例如北京、上海。
3.严格的农地用途管制制度对农民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害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实施过程中, 土地管制实际上对农民利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第一, 在城市化进程中, 农民无权根据市场需求对自身的土地进行处置, 而政府征用土地的补偿低于市场价格, 实际上形成了新的价格剪刀差;第二, 为确保粮食安全, 国家实行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粮食安全既有国民经济系统的经济特性, 也有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的政治特性, 更有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特性, 但是政府通过财政给予了全额保障, 而农民却未获得相应的补偿。
在上述三方面中, 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是其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 正是由于缺乏明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导致了在土地征用中农民缺乏与征地机构之间的议价能力, 也正是由于缺乏明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导致了农民所承担的基本农田保护职责难以得到相应的补偿。因此,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已成为现阶段深化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
二、地方探索:成都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践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成都于2008年1月1日出台了《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 (试行) 》, 在全市实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对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作出了有益探索。
1.主要作法
一是开展土地实测, 推进确权颁证, 明确农村土地的权属关系。通过对农户土地、房屋、林权的调查、测量及公示等一系列环节, 明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房屋所有权以及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用地承包经营权, 并颁发相应权证。此次确权颁证不仅使集体对农地所有权得到明晰, 而且也对农地使用权的完整性进行了全面梳理, 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组织成员的重新界定、承包权的长期固化和宅基地确权的洗牌。 (2)
二是建立城乡一体的土地交易平台, 为农村土地产权流转打造平台。2008年10月, 成都市在全国率先成立农村产权交易所。主要职能是开展集体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产权、农村经济组织股权等产权流转和农业产业化项目投融资服务, 具体交易业务指导由市国土部门负责。各区 (市) 县在加快推进产权改革工作的同时, 进一步完善农村产权流转平台建设, 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分所, 在乡镇 (涉农街道) 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 制订出台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程序以及相关办法。
三是完善耕地保护机制, 创新城市反哺农村的体制机制。第一, 建立耕地保护基金。市县两级各按50%比例共同筹集保护基金, 主要由土地出让收益、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占用税构成, 不足部分由市财政兜底, 主要用于履行了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个人养老保险补贴和村组集体经济组织现金补贴。补贴标准根据耕地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不同, 实行分类保护与补贴, 并根据经济发展和基金运作情况适时调整。第二, 健全耕地保护体系。建立有机联系、相互补充的耕地保护“五项机制”, 即土地利用规划对耕地保护的管控机制, 耕地保护基金对耕地保护的补偿机制, 土地整治对耕地保护的补充机制, 节约集约用地对耕地保护的保障机制, 土地执法监察对耕地保护的监督机制。
四是成立农村产权流转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为促进农村土地资本化创造条件。加快建立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中介服务、信息平台、风险补偿和纠纷调处机制等配套服务, 在维护交易双方合法利益前提下, 努力推动农村产权顺畅流转。都江堰、彭州、崇州、邛崃、大邑五个重灾县 (市) 成立了农村产权流转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为农户灾后自建住房提供贷款担保, 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引入社会资金参与联建, 加快了农村产权流转步伐。
2.成效及局限
从成都实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效果来看,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统筹城乡发展的促进作用已有所显现。第一, 农民清晰并且获得了相应的财产权力, 为其成为市场主体进行选择奠定了基础, 对促进人口、土地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第二, 增强了农民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大部分理论研究均表明, 地权不稳定是制约农民对土地进行投资和实现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 (3) 增强农民对地权稳定性的预期有利于农村土地流转, 使土地经营走向规模化, 加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对成都市温江区和大邑县的农户问卷调查显示: (4) 二轮承包至今当地的大部分承包地都因为人口变动等原因进行了调整, 而52%的农民认为确权颁证后土地就不会再调整了, 并且70%的农户认为土地确权后他们的土地会经营的更好。第三, 搭建了产权交易的平台, 为土地流动奠定了基础。对成都市温江区和大邑县的农户问卷调查显示:81%的农户都希望自己的土地能通过使用权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 而产权交易平台将有助于其土地使用权流转。第四, 提升了农民主体地位, 增强了农民民主意识。一方面产权制度改革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 包括确权中争议的裁决等都是通过村级议事会 (5) 等民主过程产生;另一方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结果, 即明晰了产权界定, 本身就是民主的内容。
但同时, 由于农村土地相关法律法规限制, 农村土地流转依然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 使得地方层面实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难以完全达到预期效果。第一, 《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都对土地流转有一定限制。尽管确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永久权益, 但对宅基地权益期限的界定不明确;对土地使用范围和流转对象进行了严格限制。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办企业或者建住房, 而集体建设用地向本村镇以外的企业和个人流转则不被允许;农村土地使用权不能抵押。第二, 土地流转缺乏保障农民利益的流转分配机制。如现行的征地制度, 由于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造成过低的征地补偿标准, 而农民没有法律许可的“议价权”, 对于土地在城市市场所产生的增值收益农村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也不能参与分配。
三、结论及建议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实质上即是对农村土地的这些权利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边界和责任进行界定, 为产权交易和降低交易成本创造条件。这不仅涉及到农民个体、地方政府, 更多地还涉及到国家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实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虽然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明确了集体、个人的权利边界和责任, 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促进了城乡要素流动, 但是, 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仍居于主导。因此, 在统筹城乡中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也同样必须由国家和地方共同推进, 国家层面应明确改革的总体导向和底线, 而地方层面则通过操作层面的机制创新推进改革目标的实现。
1.国家层面的改革:以增强资源配置功能为导向
第一, 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
严格区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审慎灵活地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同时配套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 增强农村土地的商品性, 赋予农村土地使用权物权法律地位, 为农村土地使用权实现市场化流转奠定基础。
第二, 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立法。
在立法上, 允许通过抵押等进行土地流转。除了转让、转包、互换、入股、代耕、租赁 (包括反租倒包) 等流转形式外, 还应允许抵押、买卖、拍卖农村土地使用权, 同时应当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主体和条件加以适当的限制, 针对客体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流转程序, 设计不同的利益分配方案。
第三, 明确征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要求。
严格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 逐步缩小征地范围, 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建议从国家层面规定政府征收、征用补偿必须根据独立的中介机构作出的评估, 征收、征用方与被征收、征用方应签订补偿合同;规定保证被征收、征用人得到安置的条件不低于安置前, 同时明确政府在拆迁中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2.地方层面的改革:制度框架下的机制创新
第一, 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创新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实施办法。
根据成都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经验来看, 在全面完成实测的基础上, 应将农村产权改革的政策和面临的突出问题交给群众, 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解决矛盾和问题。具体工作中, 一是要把确权登记的各项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 尤其应将保持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等政策, 以及这些政策与农民长远发展的利益关系, 原原本本地向群众作好宣传解释。二是要把确权登记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交给群众, 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 将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人地矛盾最突出的问题交给群众讨论, 根据绝大多数群众意见和民主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
第二, 搭建信息充分、保障得力的农村土地流转平台。
信息不对称和流转中双方利益难以保障是当前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 而这两方面都是需要地方层面通过加强政府服务来进行完善的。一是要建立农村产权交易的有形平台, 完善交易系统和信息服务平台。二是积极培育产权交易非利害冲突第三方组织。鼓励发展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沟通、法规咨询、价格评估、纠纷调处等服务的中介组织, 培育农村土地经纪人或经纪公司, 完善中介服务体系, 促进土地流转高效、公开、公正地进行。
注释
1 陈家泽:土地资本化的制度障碍与改革路径, 《财经科学》, 2008年第3期。
2 陈伯君、邓立新、余梦秋、杜兴端:成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实证分析, 《探索》, 2009年第3期。
3 赵 阳:《共有与私用: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
4 调查数据来源于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于2009年5月对大邑县金星镇白岩村和温江区寿安镇东岳村农户实施的问卷调查, 下同。
土地产权改革 篇8
红色边疆农场位于黑龙江中上游黑河市爱辉区南部和孙吴县东部, 地跨两区县, 东邻黑龙江, 隔江与俄罗斯相望, 西接孙吴县卧牛河乡, 南与孙吴县沿江乡和腰屯乡接壤, 北与爱辉区西岗子镇和坤河达斡尔满族乡相邻。南北长65里, 东西宽40公里。是黑龙江省国有农场群中黑龙江沿岸最北部的农场, 边境线长25公里。
红色边疆农场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气候温暖, 年平均气温0.2℃, 年积温2300℃, 无霜期100~120天。雨水充沛, 年均降水544.7毫米, 62%的降水集中在6、7、8月份。光照充足, 年均日照时数为2567小时。水资源充足, 全场可利用径流水资源1.29亿立方米。
红色边疆农场位于小兴安岭余脉东侧, 地貌呈西高东低, 可分为低山丘陵区、山前漫岗区和沿江平原区。其中沿江平原区为冲积平原, 土壤母质为砂和粘质冲积物, 面积18740公顷, 占全场面积的23.77%, 平原起伏平缓, 土层深厚, 土质肥沃, 是农场粮豆主产区。农场土地面积中耕地面积14712公顷, 林地6999公顷, 牧草地4889公顷。水面1894公顷。可垦荒地2433公顷。农场内土地平缓连片, 适于机械耕作。
在我国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适应我国政府管理的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日益发展并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国有农场应引入公共管理的模式。
2 红色边疆农场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我国的土地所有制, 即国家和集体二级所有的制度;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了土地使用权可依法转让, 从根本法层次上确立了我国土地使用制度。一般来讲, 产权是财产权的简称。从产权权能结构角度看, 产权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权利束”。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 也可以包括“受损受益权”等。有专家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就是产权不断细化和加速流转的过程。目前我国土地产权体系中, 只有土地所有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土地抵押权。随着土地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 新的土地权利不断地从所有权和使用权中分解和细化出来, 使土地产权日益多元化, 如土地的占有权、发展权、空间权、通行权等等。这些分解和细化出来的权利,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 但对这些权利进行相应规范的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建设滞后严重, 极不适应土地市场产权交易和平等保护土地财产权益的要求。红色边疆农场的土地所有权是国家所有, 而“权利束”中其它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完全体现、明确, 只有承包经营权、租赁权从权利束中分解出来。
改革开放后, 通过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土地使用权的归属逐步清晰。但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由于农场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 红色边疆农场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并未完全分离, 农场作为企业使用国有土地, 其具有土地的使用权, 相应的也就具有了土地的承包、租赁、转让等权利, 农场职工作为企业的一员, 也应当具有土地的使用权, 但职工并没有土地的使用权, 只是在土地经营方式决定之后具有土地的租赁、承包等的权利, 这主要是由于土地的使用权并没有体现在农场的职工身上。因此说红色边疆农场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并没有在最大、最多数的权利主体———农场职工的身上体现。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农场的土地使用权体现在了企业这个主体上, 农场的土地经营方式都是由农场决定的, 这其中土地的各种经营方式有其优点和不足之处。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在利益分配上容易产生矛盾。土地租赁是农场经营的一种方式, 农场向租种土地的职工收取租金是符合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规定的, 但农场的职工在没有工资收入的同时又要支付土地租金。分组承包在管理上适合于农场这样的大型机械化耕作地区, 但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职工的积极性不容易调动。
3 红色边疆农场土地产权改革的思路
3.1 完善农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加强农场职工的公众参与
红色边疆农场的职工代表大会是每年举行一次, 由各生产队派出职工代表参加会议, 对农场的全年生产情况进行总结, 提出新的一年的生产计划及目标, 但农场的各项政策措施的实行却不是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 而是由农场的行政部门决定或由上级以文件等形式传达的。对于涉及到农场的各项改革措施, 却缺少农场职工的参与。在我国公共管理日益完善的时期, 对于建立现代化的国有农场企业来说, 引入公共管理的模式, 提高农场职工的公共参与程度, 对于深化农场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完善农场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对此, 农场不只要建立全农场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还要建立与完善农场各连队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以使国有农场成为现代化的国有农场。
3.2 以公共管理模式对农场的管理体制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
公共管理模式可使管理者从旧有的集权式的官僚组织中解脱出来, 增加其自主性, 可使人力和技术资源发挥到最大作用, 以促使产出极大化、成本极小化, 可促使其整体效率的发挥, 并确保公共服务的品质。现红色边疆农场的管理者需要改变观念, 学习公共管理的先进理念, 首先要建立人才培养体制, 加大投入使管理者掌握先进的公共管理理念, 其次在机构改革中摆脱企业式、官僚式、集权式的旧的管理体制, 建立适合于公共管理的现代的行政管理机构。如在土地改革中可采用公共参与的形式, 可将农场的各项改革措施提出并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决定, 职工有好的建议及对策可在大会上提出。
3.3 建立完善的政策评估体系
土地经营中政策的执行是至关重要的, 在其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进行全面的评估,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现执行有困难时要及时进行调整。红色边疆农场的土地租赁政策在执行中发现存在土地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时就要及时调整其不合理的地方, 也就是在土地租赁中首先考虑本农场农工的整体利益, 租赁优先权应考虑本农场的职工, 应尽力杜绝管理者利用职权为其自己谋利益的行为。
摘要：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国的农场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 其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在我国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适应我国政府管理的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日益发展并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国有农场应引入公共管理的模式。本文从公共管理模式对农场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办法及思路。
关键词：土地产权制度,公共管理,思考
参考文献
[1]红色边疆农场场志红色边疆农场场志办2003.第一章, 第二章.
[2]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办好国有农场的报告》的通知1991, 8, 9.
土地产权改革 篇9
一、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理解中国土地制度要回溯到建国之初, 当时的土地产权制度已注定中国的农地产权结构在全世界来讲都将是独一无二的。“打土豪、分田地”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发起革命赢得政权的口号, 通过这样的政治运动, 农民分得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由于小农经济的制约、国家开展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农村的土地经历了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期。至此以后, 原本允许农民拥有私人土地的制度演变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农民的土地全部交由农村集体, 这是一种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于一体的农地制度安排。但这样的土地制度安排并没有激发起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食不果腹的现象。到20世纪70年代末, 从安徽省小岗村开始, 我国农村自下而上地开始探索新的土地制度, 即后来在农村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维持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这也就预示着依靠“承包合约”, [1]农民的私人财产权利从集体所有的土地公有制中“生长”了出来, 农民获得了初步的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收益权。之所以说是初步的, 是因为农民对土地的使用仅限于农业用途, 所获得的收益也仅来自于农业生产。这是当时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农村土地制度, 而本文所关注的佛山南海却因为当地的独特环境, 农村的土地制度安排具有了地方性知识, 也从此走上了一条独具地区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之路。
1983年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二个1号文件, 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为农村土地经营的基本方式。此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由原先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转变为自上而下的政策性安排。[2]因此, 南海也根据中央的部署, 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并于1984年年中基本完成。但由于当时在珠江口西岸普遍采用的是传统的“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 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有冲突, 因此南海并没有对基塘实行分田到户, 而在1988年全国普遍开始推行第一轮土地延包时, 广东省政府才对农民的这种做法给予充分地肯定, 提出在“桑基鱼塘”地区可以将土地按户按人无偿分包改为集中有偿分包。[3]随着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非农就业领域, 农民开始将有偿投包的范围由基塘逐步扩大到所有的农地, 没有采取“大包干”式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形式, 采用的是投包经营的方式。1991~1992年, 土地有偿承包的试验在南海全面推开, 1992年以后南海的一些镇又开始将农地有偿承包改为有偿投包。[4]由于大量的农民转出农业生产领域, 农村撂荒现象比较普遍, 于是南海农村集体又将分散在农户手中的土地集中统一进行有偿投包。这也是农民以土地入股到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最初形式, 为南海走向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埋下了伏笔。这时的土地制度在合约安排上与全国其他农村普遍实行的“大包干式”家庭承包经营制明显不同, 这就是在前面所提到的南海农村土地制度的“独特基因”。全国其他地方普遍实行的“大包干式”家庭承包经营制形成的是一种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民拥有只能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以及土地收益权的合约结构。而在南海的这种投包经营方式中, 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形式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推进, 可以通过投包经营获得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之外的土地收益, 这也形成了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最初形式。但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 农村用地可以流转 (转包、出租、互换和转让) , 但是只能用于农业用途, 进行农业生产。这也就是说, 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极为有限的, 是受到限制的财产权利, 或是完整的产权束部分残缺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土地产权结构安排在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要求时, 势必需要通过不断地调整界定模糊而又残缺的农地产权。
二、转让权剥离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我国全面的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帷幕。在这一浪潮之下, 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更多的非农用地, 南海市 (1) 也提出“六个轮子”一起发展乡镇企业的思路, 形成了“村村冒烟”的布局, 对土地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大。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之下, 南海农村集体要么将建设用地直接出租, 要么建设厂房、物业出租, 其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改变, 不再仅限于农业生产, 土地要素的价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农民获得的不仅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 还包括因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所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但是, 我国《土地管理法》 (1998年) 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土地管理法》修订案 (2004年) 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举办企业”。我国相关法律还规定, 只有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市场流转。这些法规意味着农村集体不具有直接让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流转的权利,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也不能像国有土地那样“同地同价同权”。但面对巨大经济利益诱惑, 理性的村集体和农民选择了要么借着村集体名义自己兴办企业, 或借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方式共同办企业的形式将农村建设用地提供给企业使用, 要么堂而皇之的直接出租建设用地, 或建设物业厂房招租。这就意味着虽然从国家法律层面来看, 这种村集体直接经营土地的方式不被法律允许, 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隐形市场已经存在。高速工业化和改革开放的大潮刺激了市场对土地的需求, 也预示着之前法律所限定的农民对土地的转让权价值开始凸显。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 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政府可供应的建设用地日益紧缺, 这部分合理但不合法的“集体建设用地”必须获得相应的权利, 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为此, 2005年广东省政府出台《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办法》, 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进行了规范, 事实上存在已久的不合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终于获得了地方性法律的支持。
然而, 虽然这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了农民对土地拥有合法的转让权, 但这一权利也是受到限制的。该办法规定,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转让、转租和抵押”, 但“通过出让、转让和出租方式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用于商品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住宅建设”。也就是说,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还没有像国有建设用地那样完全实现“同地同价同权”。并且从笔者实际的调查来看, 南海的村集体或村民并不愿意将土地抵押出去, 他们认为这样风险很大, 并且也没有银行愿意做这样的土地抵押贷款, 即使有银行同意贷款, 如果出现企业卷款“跑路”, 法院也不会支持村集体或村民起诉。这就预示着我国政府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确权之路还将继续, 唯如此才能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提供更多的用地渠道, 并遏制因政府征地而导致的社会成本攀升, 从而让农民也能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土地增值收益。
三、土地收益分配权确定
随着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 不管这种流转是事实上本已发生的不合理但却合法的行为, 还是由地方性法规事后追认其合法的行为, 农民对土地都拥有了转让权、处置权。随之而来的就是经由土地流转而产生的收益该如何分配、哪些人可以获得收益等问题。
1992年, 罗村镇下柏行政村把股份合作制引入到农村土地经营体制中, 首先推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试点。实行股份合作制时, 村民把已经分包到户的土地和集体组织的其他财产统一集中到行政村的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从1993年开始, 南海区全面推广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 村民以土地入股, 将集体财产及土地折成股份, 按股份获得经营收益。这样就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改为了股权, 并拉开了南海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序幕。至此, 南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地使用和流转模式, 也就是被业界所称为的“南海模式”。
土地经过流转转向非农领域, 土地要素的价值必然发生改变, 从中也就产生了更多的土地收益。那么, 这部分土地收益该如何分配呢?这一过程涉及到清产核资、资产量化、成员界定、股权配置和股权流转等问题。南海的具体做法是:
(一) 清产核资、资产量化
首先要理清村集体有哪些资产、多少资产, 然后再将这些资产的产权主体界定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南海,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为两个层级:村一级的集体经济组织 (经联社) 和组一级的集体经济组织 (经济社) 。最初南海决策层的设计方案是:在村一级的经联社和组一级的经济社实现两级配股, 经联社和经济社存在股权关系。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农民的意愿, 组一级经济社的实力更强, 在南海的大多数地区, 土地资源主要掌握在组一级的经济社手中。经联社只拥有少量资产, 或向经济社以购买或租用土地的方式获得土地, 这样使得经联社和经济社由原来的股权合作关系实际变成了租赁关系。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产业的改造升级, 政府希望土地集中和集约利用, 成片的规模化经营变得更为迫切。因此, 南海政府一直希望壮大股份联社, 推行“一村一社”, 便于集中成片地利用土地。2003年, 南海推行“并社”改革;2008年, 南海又制定了《深化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 理顺“一队多社”、“明社暗队”的关系。这也就是2008年两确权的内容之一, 即“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确认”。但事实表明, 这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 村民更愿意选择“一队一社”。时至今日, 清产核资的工作并未停止, 2012年夏, 南海区政府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集体资产确认, 办理各类产权证件, 设立台账登记造册。确定这些集体资产的总量之后, 由于集体资产交易中存在不公开透明等问题, 村民质疑村干部贪污挪用集体资产, 村干部和村民矛盾尖锐。为了更好地管理好农村集体资产, 保证集体资产交易的公开透明, 南海区政府在2010年开始了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交易平台和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监管平台“两个平台”的建设, 一个管“物”, 一个管“财”, 将其作为南海“政经分离”改革的基础性工作, 以保障农村集体资产能够公开透明地进行交易。
在清产核资之后, 接下来就是资产量化, 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 除一些非经营性资产如道路等公益性设施原则上不予量化外, 对现金、流动资产、承包土地、固定资产等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评估, 统一进行资产量化, 将集体资产从实物形态量化为价值形态。
(二) 股东身份界定
股东身份界定就是确定哪些人有资格获得土地收益, 这也是“两确权”的工作之一。这是南海土地股份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 因为随着土地的增值收益越来越多, 村民所分得的股红也越来越多, 每个人都想成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股民, 从中分得一杯羹, 所以对这个问题争议尤为激烈, 改革也从未停止过。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分红通常依据的是是否为拥有农村户口的本村村民, 也就是以“成员权”作为分得股红的凭据, 颁发股权证, 成为股份合作组织的股东, 然后获得分红。为此, “农村户口”就有了更高的含金量, 成为大家都竞相争夺的香饽饽。也因此, 特殊群体尤其是外嫁女是否享有权益成了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中利益纠葛最难以解开的结。因为只有村民的户籍在册才能获得股红和集体福利等, 户籍已迁出的村民将不再享有股权, “外嫁女”的户籍问题就属于这一类。而且按照南海大多数村的村规民约, 外嫁女不管户口是否迁出都不能算作本村村民, 因此不能给予出嫁女及其子女股份分红、集体福利、征地补偿款等。但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 土地所产生的收益日益增多,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 外嫁女与村集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这类群体屡屡上访。南海区政府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保护外嫁女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在1998年出台了《关于保障我市农村“出嫁女”合法权益问题的通知》;2000年又出台了《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股权权益办法》;2003年再次出台《南海区深化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指导意见》;2008年还专门成立了“南海区解决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权益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并提出了《关于推进农村“两确权”, 落实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合法权益的意见》, 根据该《意见》, 南海区对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农村出嫁女及其子女按照“同籍、同权、同龄、同股、同利”的原则进行股权配置, 也就是说, 户籍性质相同的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相同股东权利和义务, 年龄相同的股东享有同等数目和股份分红。[5]
然而, 特殊群体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由于外嫁女问题的示范效应, 再加上土地收益越来越多, 更多人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 于是特殊人群扩大到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农村中自理粮和农转非人员、知青及其子女、高等院校毕业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人员等。在2012年新一轮的股份制改革中, 这类特殊群体的权益是否会落实、如何落实, 将再一次考验南海决策层的智慧。除此之外, 随着人口的流动, 本地人与外地人口倒挂的现象十分普遍, 很多村居住了20多种不提供户籍性质的人员, 而农村股权和产权制度与户籍制度又紧密捆绑, 但国家对集体经济成员界定尚无明确法律规定, 并且《村民自治法》和《选举法》之间也存在矛盾。为了防患于未然, 南海区政府在2011年开始着手进行“政经分离”的改革, 并且错开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换届选举时间, 村民自治组织的选举周期为3年, 集体经济组织的周期为5年。这样就避免了日后居住在当地满一定年限、符合《选举法》规定的人参与集体资产的分红, 损害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三) 股权配置和股权流转
在清产核资、资产量化和股东成员确定之后, 紧接着就是这些股份如何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和流转。最初, 南海区政府所推行的股份配置方案是:将股权分为基本股、承包股和贡献股。基本股为成员权股, 即村集体成员人人有份、人人平等;承包股根据农民户的承包土地多寡确定;贡献股则根据村集体成员的劳动年限和贡献大小确定。[6]在股权配置确定下来之后, 村集体中难免会有人员增减、人员流动, 这就涉及到增减人口的股权和流进、转出村民的股权处置问题。为此, 南海区政府开展了以“固化股权、出资购股、合理流动”为主要内容的股权改革, 并且这一改革从未停止过, 直至到2011年所推行的“政经分离”都是针对以上的问题所进行的制度设计。[7]
改革至此, 农民所拥有的产权关系还不够明晰, 农民的股权只作为集体年终分配的一种凭证, 村民没有处置权。而且农民所得到的股权也只是一种福利, 因此股民只关心每年的分红能分多少, 并不关心集体资产运营好与坏, 股东不直接承担经营风险。再加上村 (组) 党组织、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捆绑在一起, 股民每年的分红减少了, 或认为集体资产的交易和所得不公开不透明而将矛头直指村 (组) 党组织、自治组织, 后两者并不能从利益纠葛的泥潭中抽离出来。为了理顺党组织、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合理的分工, 以及引导股东承担起集体资产经营的风险、更好地体现农民对股权的处置权, 使得这一权利流转起来, 最终实现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司化, 真正解决农村剪不断理还乱的经济纠葛, 南海在2011年开始实行“政经分离”的改革, 把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进行功能区分, 各归各位。南海政府随后的设想是让经联社改制, 进行公司化运营, 让农民可以“持股进城”。这项改革还在进行之中, 能否实现此设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从人民公社时期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再到土地股份制改革阶段, 南海的农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从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到使用权与承包权的分离, 再到处置权和转让权从使用权中的剥离, 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土地收益分配权的逐步界定、丰富和具体化等几个阶段 (见表1) 。在人民公社时期和最初根据中央部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 南海农村土地制度与全国其他地方并无不同, 但南海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差异致使南海在形成独具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之路上带有很强的地方特色, 走上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土地流转、农地确权之路, 这也正是“南海模式”的意义所在。
四、结语
南海农地产权改革之路可以理解为农村土地公有制中如何实现或生长出私人财产权利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南海土地实现了从最初农地产权权能相对单一、模糊和残缺的土地产权到产权权能相对多元、具体和丰富的产权结构形态的转变, 与之相伴的是土地从资源变成资产再变成资本, 土地属性不断凸显。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国家 (政府) 主导的农村土地产权变革的过程,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这一产权核心不变的前提下, 只有由国家 (政府) 权力介入农民财产权利的界定, 保证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具有稳定和确定的未来预期, 才能实现土地的流转与增值, 使土地资源很好地实现资产和资本的功能, 才能在未来更好地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对土地的需要。这一过程还可以理解为政府对农民本应具有的财产权利进行“还权赋能”的过程。建国初期国家对农民财产权利的界定比较单一、模糊, 对其限制也比较严苛, 但是随着中国进行改革开放, 单一、模糊、严苛的农地产权制度已不能适应、容纳新的生产力, 以及由于征地、土地增值收益并不能为农民所分享, 对农民财产权利的清楚界定就势在必行, 即在维持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 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 不断丰富、拓宽产权权能。
南海农地产权改革之路启示我们, 在我国今后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 在推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 我们不仅要让集体土地流转起来, 实现更多的土地收益, 还要确保农民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分享到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 获得相应的权益保障。
摘要：土地问题是我国农村的重大问题, 土地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 土地实现了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转变, 这其中涉及到土地权属、土地流转和土地收益分配等问题。本文以佛山市南海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例, 试图呈现经济发达地区具有代表意义的土地产权改革过程。我们从中发现, 南海的农地产权改革实现了从最初农地产权权能相对单一、模糊和残缺的土地产权形态到产权权能相对多元、具体和丰富的产权结构形态的转变。
关键词：还权赋能,集体土地,产权改革,土地股份合作制
参考文献
[1]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51.
[2][3][4][5][6]刘宪法.“南海模式”的形成、演变与结局[A].张曙光.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土地卷) (第八集) [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71-86.
土地产权、土地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篇10
1 分析土地产权不足、二元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贫乏
随着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决了农村土地使用问题,发挥了产权激励功能,初步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长期实施效果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出现了很多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简而言之,土地产权权能问题主要是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土地收益权限受阻、土地所有权虚放、土地处置权残缺等问题。
结合实际状况来看,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承包法》)赋予农民一定的权利,但是没有从本质上解决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首先,土地所有权较模糊,《土地管理法》和《承包法》中明确指出,农村土地所有权归村民集体所有,可以由农村合作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对外发包,但是实际上农村委员会并没有作为产权主体的合法人,导致土地产权存在严重的主体缺失问题。《承包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土地使用权能,但依然存在使用不确定等问题,而且随着农民生老病死、婚假和城乡流动等各种因素的变化,导致土地使用权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不能发挥土地产权应有功能。
从上述分析可知,土地产权是影响农村金融的本质性因素。随着土地产权权能的提升,可以借助金融杠杆作用,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进而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在保持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基础上,只有保障农民使用权,延长承包期限均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强的制度冲击,在之后,可以引入土地金融农业经济增长模式模型,详细描述土地产权、土地金融和农村经济三者之间的联系。
2 土地使用权价值、土地金融支持和农村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
2.1 模型和动态分析
将农业生产函数表示成Yt=F(KtLtNt)其中Yt是资本Kt、劳动力Lt和土地Nt的函数,均符合生产函数特征。设计分析时,将农业长生的土地投入和劳动力看作相对固定,然后资投入为决定性因素,可以将生产函数简化为Yt=F(Kt),农户农业资本需要金融支持,当期投入的资本和获得的融资量具有很大关系,随着融资量xt的增加,投资资本也会增加:Kt=K(Xt),融资量主要由农民可抵押资产价值决定。从当前的情况分析来看,我国农民可以抵押的土地主要是宅基使用权,其价值Vt直接作用融资量:Xt=X(Vt),土地使用权价值就是土地承包期限中所得的收益流折现,
由于土地和劳动投入固定,所有土地使用权机制就是抵押机制,可以将上期阐述和当期产出构成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可以利用符合函数求导,将其表示为,由于V'F'K'X'均大于零,所以,,可以表示为上一期产出得到的土地使用权价值,以土地使用权Vt和进行抵押所得的金融支持Xt提高了当期资本,最后提高了当期阐述,可以作为下期生产使用的信用抵押,将土地使用权价值作为抵押基础所进行的金融支持和经济增长如下图所示。从下图可知,如此循环的进展将得到一个较稳定的产出值,同时也说明了土地使用权抵押是金融存在的基础,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
2.2 静态分析土地产权对土地金融和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在上述模型分析中,有两项系数表示了土地使用权产生权能对经过获得量和农业经济的影响。土地使用权能不足,容易导致土地信贷机构折现利率提升。由于我国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所以政府部门可以直接对农民交易权和处置权进行干涉,或者在一个法律途径扩展土地使用权。由于农民婚嫁、城乡人口流动和人口生死等均会影响土地使用权限的变化,所以只有促进充分使用农地调整、机动地管理等权利,在所有权向多元化变化的作用下,才能让农民得到较稳定的农地使用权,及时分析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情况,采用土地使用权抵押评估,合理评估所产生的风险因子。
3 分析土地金融操作模式
3.1 土地信用合作社
土地信用合作社的货币化和信用化程度较低,也是土地金融实施的最低级模式,可以将其理解为土地托管机构。进城打工者或拥有闲暇土地的用户,可以将自己的土地交给土地信用合作社,然后土地信用合作社通过实地考察和分析,计算出土地面积和质量,进而与农民签订合同,农户可以按照合同获得相应的利息。土地信用合作社吸收的很多闲置土地,会从地理位置和土地成分上实施改善和整合,然后将地分为具有规模生产技术条件的企业投资人并可以得到大量的利息。目前宁夏等地率先开展信用合作社,实现了土地资源灵活化应用,一方面可以将闲暇土地存到合作社,另一方面可以将土地分配给经营大户进行农业开发,提高了农村土地利用率,实现了土地经营权的合理化流转。但是此种模式的货币化程度较低,还不能发挥信贷货币的作用。
3.2 土地融资租赁
土地信用合作社不能充分发挥模型中土地金融机制的竞争效应,农民将土地存入合作社仅仅可以获得一定的“存地费”,但是缺少杠杆信贷效应资金支持。目前信用合作社和土地信贷部门都可以由农民申请贷款,然后银行土地信贷部门需要对价值进行估算。但是农民单独实施的土地抵押贷款融资量不高。农民可以直接将土地存到土地信用合作社,然后提高抵押价值,进而获得高额贷款。此种操作模式既可以保证土地的正常使用,还可以得到一定的资金支持,充分发挥了土地抵押价值的作用。
4 结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提高土地产权权能制度所产生的冲击,介绍了土地金融机制所产生的农村经济增长效应。农民价值主要取决于土地,而土地价值又与土地产权权能密切联系,所以可以从产权范围和承包期限上进行分析,利用金融功能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王少国.我国农村土地金融发展研究[J].西南财经大学,2011(3).
[2]车士义,庞博,谢欣.我国农村金融与土地产权改革的理论与实践[J].金融与经济,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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