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素材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素材（精选6篇）

篇1：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素材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三大突出难题表现在：

一是国企改革在产权制度上如何保证政企分开？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性质为国家所有，企业高层皆为政府官员，对国家负责，担负行政责任。如果按市场化需要推行政企分开，就意味着两种可能，即企业在经济体制上是否继续保持国有制或政治体制上是否接受中共领导。而在中国来说，党的领导与国有制都是必须要保证的。

二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如何协调“权、责、利”三者关系。一九九二年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积极推行公司制改革，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制度改革后，随着权利关系的转移，相应地责任转移，从而利益关系也在转移，这三者必须同步协调进行。否则，就会出现类似经济犯罪的“五十九岁现象”等问题。

三是如何筹集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本。任何制度的改革，意味着大量资金的投入。而中国国有企业困难重重，非市场化操作，导致债务、投资体制、离退休制度、医疗保障、用工、就业制度等问题缠身，企业自身负担过重。

刘伟指出，市场经济对企业产权的基本要求是，企业产权是单纯的经济性质权利，建立在市场买卖规则上；产权界定必须清楚，权责不清就是导致利益关系不清和市场失灵。对现代企业来说，市场竞争要求企业产权要有制度分工，提高企业财产运用效率，从而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能力。

他认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关键是造就一支能够创新、有责任感和诚信的企业家队伍；将企业利益的剩余索取权、控制权交给企业家支配，由其去监督他人，将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大方向。

中外名家系列讲座暨湖北企业家论坛，由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湖北省人事厅主办，旨在围绕湖北省经济社会及企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来鄂进行讲座、交流和培训，使听众更及时准确地洞悉中国乃至全世界动态。

篇2：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素材

姓 名： 盛雅君

学 号： 13202142

系 别： 工商管理系

专 业： 物流管理

指 导 教 师： 刘丽君

2014年12月12日

目录

摘要

关键词：国有企业 产权 改革

绪论

正文

一． 产权的概念

二．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特征 三． 我国国企产权的改革历史和现状 四．我国国企产权存在的问题

4.1 国企产权不清晰和明确

4.2 国有企业传统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经济相的矛盾，不兼容性 4.3 政企关系不协调，政企并未完全分开

五．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5.1 推进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分类改革 5.2 政企分开,逐步建立国企法人产权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5.3 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努力降低交易费用

参考文献

摘要

本文开头简要讲述了产权的基本概念。本文先介绍了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特征，接着介绍了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历史和现状，然后提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存在的问题,最后根据这些情况，提出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国有企业 产权 改革

绪论

历时20多年的国企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国企产权改革。国企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企改革，是公认的全球性难题。当前，国企改革在步步推进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些国有资产在产权转让中流失严重，.当前推行国企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如不改制，国企效率低下，亏损包袱越背越重；但盲目产权改革，由于缺乏完善制度支撑和经验，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这些难题成为当前国企改革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

正文

一．产权的概念

“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和使用引起的人们之间的一些被认可的行为性关系。产权分配格局具体规定了人们那些与物相关的行为规范，每个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都必须遵守这些规范，或者说必须承担不遵守这些关系的成本。这样，社会中盛行的产权制度便可以被描述为界定每个人在稀缺资源利用方面的地位的一组经济和社会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

二．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特征

国有企业是其财产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属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公民的一种带有公共产权性质的企业形式。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公民对全体公民的国有资产都享有产权,但同时国有产权又不属于任何公民,具有两个特征：

首先,在国有产权制度中,每一个人事实上并不直接拥有产权,个人不能任意支配国有资产,也不能直接享受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一般意义上说,国有产权与公民个人的利益没有直接关系。

其次,在国有产权制度中,只有全体公民才是国有产权的主体。但是由全体公民一起来实施产权主体职责的费用相当大,这就要求由政府来代表全体公民行使产权主体职责。因此全体公民与政府这一层级就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这两种特征给国有企业直接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是国有企业的外部性较大。外部性很多是由产权的非排他性造成的。只要产权安排是非排他性的,就能导致较大的外部性。二是代理成本非常的高。代理成本高是由委托代理关系的大规模和复杂性造成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产权是一种交易成本较高的制度安排,与科斯定理的要求是不相符的,必然会导致极低的经济活动效率。

三.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历史和现状

1978年到80年代中期，国家在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以前，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是高度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生产任务从上级主管部门下达到各企业，产品由上级部门统购统销。从1978年后，国家逐步放松对企业的控制，逐步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这一阶段，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并允许企业保持定的留利。但由于资源配置机制、宏观政策环境改革不配套，特别是由于不存在竞争性市场，从而没有单

一、充分地反映企业经营的信息指标，一旦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生产经营决策权，企业就有动机和可能侵占国家应得的利润。从1986年到90年代中期。改革深化即开始围绕经营机制转换这一中心展开进行。在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多种经营形式的企业制度中，最受重视的是承包制。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开始普遍试行股份制，国家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将国有资产作价入股，设立国有股，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股份公司。小型企业则通过转让、拍卖、租赁及股份合作制等形式转换机制。进入21世纪，国企改革进入深化时期，主要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企央企做大做强，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四.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存在的问题

4.1 国企产权不清晰和明确 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它首先具有政治权利。当市场规则与政治规则、行政规则发生冲突时，国有企业首先接受的肯定是政治规则、行政规则的约束。事实上，国有制企业均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国有企业的领导也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因而，国有企业不可能首先作为经济性质的组织接受市场规则的约束，只能首先接受行政级别的约束。国有企业既担负着政治职能、行政职能，又担负着经济职能：既要追求经济目标，又要实现政治目标、社会目标。从而损害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所谓产权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产权的归属应该是清晰的，即谁是财产所有者谁拥有财产的所有权是明确的；其二，在财产所有权主体明确的情况下，产权实现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是清楚的。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以所有权彼此让渡为实质内容的经济形态，其有效性的重要基础在于企业产权界区必须清晰。如果产权界区不清，或者导致市场中交易摩擦增大，从而交易成本上升，降低市场机制效率；或者根本就不能进行所有权转让意义上的交易，从而导致市场失灵。产权界定本质上不是一个单纯的权利界定问题，而是人们进行交易必须遵守的规则以及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在传统国有企业中，就所有权而言是不分彼此的属同一主体(国有制)，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产权关系是模糊不清的，主要表现就是政资合一，政企不分。企业一方面没有独立的经营权，另一方面也没有能力去承担作为市场竞争者应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可以说，在传统国有制框架下，由于政资合一，政企合一，产权关系明晰很难做到。这就是对传统国有企业采取种种改良，如扩权让利，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都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改革也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迈进。特别是在现阶段，我们在大多数国有企业中已经普遍推行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制工作，然而，改革的结果却不尽人意。从表面来看，尽管国有企业在形式上都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国有企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4.2 国有企业传统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经济相的矛盾，不兼容性 内部人控制问题作为现代股份公司的内生现象(即代理问题)，在各国股份制实践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制度设计和改革思路的缺陷，使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更为突出：一方面，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所有者缺位”或国有产权超弱控制强化了内部人控制。在我国实行股份制改造后，国有股权代表人格化至今不甚明确，能真正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关心的国有资产的利益代表尚未建立起来，使得实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股权结构存在的弊端也是内部人控制的重要原因，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国家股和国家法人股所占比重一般在60％以上，可流通的公众股则不到40％，由于国家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使得代理权竞争和接管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这样，约束机制的难以发挥。

4.3 政企关系不协调，政企并未完全分开

产权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理顺政企关系，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前也试图在不改产权的情况下来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例如说来解决政策性的负担，来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来解决政府干预企业的问题，以及企业吃政府大锅饭的问题，想理顺，但是恰恰发觉理不顺，如果你不进行产

权改革，这个政企关系就没法理顺，政府还是没有改革，所以政策性负担越来越重。这个关系理不顺，我们现在很多的负担，恰恰在那种情况下形成的。另外，回顾国企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改革在继续，国企的经营状况并没有根本改观，不良资产数量仍不断增加。究其原因，上述改革没有触及国有企业的制度缺陷一一资产无人负责。这里所说的无人负责是指当国企因经营不善等原因造成亏损或资不抵债、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时，除了国家埋单之外，没有任何决策者、经营者对此承担经济损失的责任。愿意去干预企业的事务。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很重要的问题在于产权

五.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5.1 推进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分类改革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必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必然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方法。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一根本原则。所以我国国企产权改革不能一味地私有化，也不能盲目地私有化，但是国企也不应该分布于各行各业,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使国有企业依然分布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依然集中在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但是要从国有经济不具备优势的一般竞争行业中逐步收缩和退出,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5.2 政企分开,逐步建立国企法人产权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科斯定理的要求,明晰的产权可以使外部性得以内部化,从而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出现,并能使某一特定产权按照市场原则来实现产权的流动和重组。完整独立的法人产权制度的典型特征是国家只持有票面价值,运营权完全归企业。法人产权制度包括股东产权和法人产权两个方面,其中股东产权是指股东向公司投资,以票面形式掌握对公司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实际上是一种“虚拟产权”。而法人产权是指全体股东向公司投股形成的,包括股东会和董事会所有的所有权和经理层所有的经营权。明确地界定产权主要体现在明晰国有股东的股东权与企业的法人产权,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股东代表,只能通过股东大会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不能采用行政手段对企业进行管理。董事会是企业的常设权力机构,直接向股东大会负责,国资委可以通过委派董事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决策,选择企业的经理人员,而不能采取行政任命方式直接指派经理人员。只有在建立完善的产权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按照出资者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公司经营者拥有经营管理权的产权结构,建立以维护所有者权益为核心的高效率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5.3 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努力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指出市场能作为资源配置的最优手段有两个前提,一是产权得到明确界定,二是交易费用足够小。国有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要在资本流动中实现自身的增值,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是资本顺畅流动的基础。它提供了形成和发现价格的机制,为资本交易提供顺畅的交易渠道,为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提供必要的基础。因此,必须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透明高效、结构合理、机制健全、功能完善、运行安全的资本市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的问题,规范上市公司的运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

量。降低交易费用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信息的不对称和虚假的信息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扭曲了市场价格,使资本市场不能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此只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包括信息的充分、透明和及时性,才能够使资本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篇3：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素材

有意思的是, 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凝练为十六个字, 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而十六届三中全会则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也凝练为十六个字, 即“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这两个十六字诀, 朴实而又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改革风格以及善于集中、概括的号召能力与动员能力, 凝聚着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集体的高度智慧。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 回瞻于此, 使我们对国企改革的胜利前景更有信心。

那么, 十四届三中全会缘何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呢?

众所周知, 国企改革是我国整个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作为最直观的证明, 一可自“始”看, 1978年最早启动的是农村改革而不是国企改革, 因前者相对比较容易, 而系统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若干年后 (1984年) 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决策, 标志着国企改革全面展开, 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二可由“终”看, 艰辛努力达20多年, 国企改革仍未鸣金收兵, 至今尚未进入倒计时阶段。然而, 正因为国企改革的难度大、不同寻常;因此, 所取得的每一个阶段性突破都来之不易, 应倍加珍惜和肯定。在中国,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基因 (比如中庸思想等) 和现实国情而选择的渐进改革模式, 决定了国企改革最具有“摸着石头过河”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牵制和约束的因素太多, 任何过激的做法都可能无济于事, 甚至事与愿违。

由此我们看到, 困难重重的国企改革, 在初期主要是以扩权让利为主线, 继之是以双轨条件下的企业经营承包制为主线。企业经营承包制直接刺激了国有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并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政府的随机干预, 加上其他方面改革的推进, 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和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好转。但是, 承包制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扩权让利, 或者说是前一轮扩权让利的自然延伸, 在旧的计划经济框架未能根本变化的背景下, 必然存在一系列无法摆脱的体制缺陷及其固有弊端, 比如企业对政府的行政依附关系依然存在, 在投资、资产处理、收益分配、人事任免等方面还是要受制于政府的行政支配, 无法进一步激发经营活力;由于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依然缺位, 所谓“承包制”也不可能真正“承包”得了责任, 多为包盈不包亏, 而且短期行为严重, 缺少长期积累和永续竞胜的动力……因此, 即使先后采取了招标承包、风险抵押承包、完善承包指标等措施, 也难以改变此项改革或此阶段改革开始出现边际效益逐步递减的态势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改革本质上也是一种投资, 因而也有边际效益问题) 。企业经营承包制何去何从?这便是历史演进的自然叩问。

时代, 呼唤着现代企业制度!

于是, 十四届三中全会顺势而为, 庄重决定将中国国企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指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在国企改革层面上对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密呼应, 表明我们党对国企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按照理论范式,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有其一些基本特征,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一种至为简洁的描述。具体要义可阐释为:一是产权关系明确。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所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 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 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 对出资者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 即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时, 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四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益为目的, 政府不直接干预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应依法破产;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 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

从经济学原理或一般理论形态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实践, 在中国这么一个特定的转型期, 没有强大甚至超强的推进力度显然不行。为此, 党中央又从实际出发, 运筹帷幄, 适时部署, 不仅在1997年相继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上, 对前几年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企改革作了总结, 进而提出要用三年左右时间, 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 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 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即后来业内人士简称的“三年两大目标”) ;时隔两年, 又在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 专门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确定了到2010年国企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 其中既重申了要努力实现“三年两大目标”, 又再次强调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从这两个罕见的强有力的推进举措中, 我们不难推导或想像当时国企改革的总体格局有多复杂、尖锐、举步维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场攻坚战, 是一个非闯不可、也绕不过去的关口。打好这场攻坚战, 不仅关系到国企改革的成败, 也关系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经过上下同心、持续整整10年的不懈努力,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企改革成效显著, 全国瞩目的“三年两大目标”基本实现, 从而为下一阶段转入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为方向的深化改革赢得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与条件。

那么, 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是缘何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问题的呢?

整整10年励精图治的改革探索, 使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日益深入人心, 成为广大国企改革参与者们的共识和共同选择。据有关资料, 到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 我国国有中小企业中有80%以上已完成改制。国务院确定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百户试点企业和各地选择的2700多户试点企业中, 绝大部分企业实行了公司制改造。

但是, 推行现代企业制度长达10年, 为何一波三折如此吃力?除了“摆脱困境”这个事关国企生存状态的硬任务交叉困扰、耗时耗力外, 不可否认, 执行和理解上的种种歧义, 也制约着这项国企改革的大工程无法快速完成。这主要源自对“产权清晰”的不同认识。经济学视野中的现代企业制度, 其理论假定首先是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如果是传统国有企业, 其单一的国有产权安排原本是再“清晰”不过的。因此, 除国家有特殊要求的一部分国有独资企业外, 对大多数国有企业而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意味着必须从单一的国有产权重组为多元产权结构, 这在“抓大放小”中还意味着允许国有中小企业以出售、并购等方式转化为其他产权形态。正是在产权结构的变革与重组中, 才需要依据不同所有者 (出资者) 的不同产权给出“清晰”的界定。关键在于, 一旦实现了产权结构多元化, 国有企业本质上也就“背离”了原有的体制属性, 不再是传统或经典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了。在当时, 思想解放的程度与力度未必能够就此层面完全达成共识。人们甚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 寄希望于在国有体制包括国有产权体系不予触动的前提下搞好一个个国企。但是, 这条路肯定走不通, 却又空抱幻想, 这就必然影响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彻底推进或快速推进, 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与变形, 比如在公司制改造中摇身一变弄出了不少“翻牌公司”。很显然, 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十六字诀中, “产权清晰”是最赋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意味或改革内蕴的, 也是其根本所在、魅力所在。它直接决定着权责能否明确、政企能否分开、管理能否科学, 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如果国有产权不能动, 即使有改制甚至包装上市等举措, 也很难说真正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在“三年两大目标”期间, 一些国企融资上市, 结果却产生了不伦不类的“股权分置”, 这实际上也反映出国有产权不可轻易流动、变更、重组等传统意识或保守观念还颇有市场和影响力, 从而大大拖延或滞缓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乃至完善的步伐。

当大多数的改制国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很难彻底, 同时还有不少连多少有些流于形式的改制也尚未启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它们在产权环节上羁绊甚多以致踟蹰不前、无所作为。由此, 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学术界、经济界人士乃至决策层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不可能不做出更多的缜密反思与总结。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早在1994年 (即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二年) 就在香港《华南经济新闻》撰文指出:“对于大陆来说, 要把众多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现代企业 (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 很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 最重要的是建立构成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的现代产权制度, 不根本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而试图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只不过是挂公司招牌的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本质并未根本改变, 那就违背改革的初衷了。”应当说, 这是掷地有声、很有见地、很具代表性的。

时代, 呼唤着现代产权制度!

于是, 又一次集中党内 (而且不止是党内) 高度智慧的重大转折点出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高屋建瓴、破风而立地做出决定, 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在这个框架下, 又首次正式提出并阐释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问题, 认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 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 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 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 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 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 推动产权有序流转。这些理论阐述, 特别是所述“四个有利于”, 指要精当、切中要害, 一下子又让亟待推动向前的国企改革豁然开朗。相对于国企改革,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带实质性;相对于整个体制改革,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又比现代企业制度更具深刻性, 更接近或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

如果能够按此方向坚定不移地加快步伐向前走, 中国国企改革的全面告捷指日可待!

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中华民族走过了国企改革乃至整个改革开放跨世纪征程的关键10年。这是风生水起的10年, 也是拨云去雾、继往开来的10年。这关键10年, 往前可一直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往后又延展至另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以成立国资委为标志, 着力探索科学有序的国资监管与运营之道) , 留给我们的很多领悟是弥足珍贵的。

领悟一:改革决策要确保指引正确

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此大规模的疾风骤雨般的国企改革, 是在相当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经验的背景下进行的, 变量太多, 不确定性太大, 因此, 决策风险也很大, 但又不能不决策, 这就构成了对新时期执政能力的巨大挑战。所幸的是, 历来有优良学习传统和研究风尚的中国共产党, 在干中学, 在实践中追求足智多谋, 不惧风险, 沉稳定夺, 总体上保持了良好的决策记录, 可圈可点。比如, 从国企改革前15年的诸多探索到1993年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进而到2003年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这一系列的改革决策都具有很强的指引性, 而且实践也证明其主导方向是正确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 已有近60年执政经历的中国共产党,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烽火锤炼, 更具有善于集中党内外高度智慧的“智慧”了。这种“智慧”状态, 应当能给予全体人民对未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以更多的信心!

领悟二:改革调整要确保节奏得当

改革是一个历史进程, 其动态时局往往复杂多变, 因此随机调整很重要, 也很正常。关键是必须反应灵敏, 调整得当, 特别要精心把握好节奏, 甚至应追求节奏上的收放自如、臻于至善。这就像演奏一首进行曲, 该快则快该慢则慢, 该加快则加快该放慢则放慢, 疾缓有度, 方可悦耳。由此来看, 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 显然是对初期或前期国企改革的一种方向性的调整, 恰到好处;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提出, 又是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攻坚克难、寻求更大突破的一种根本性的调整, 恰逢时机。如果不适时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或者现代产权制度, 出台太早或拖延过久, 都无助于国企改革的健康推进。这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在整个改革调整的节奏处理上要时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 其运行节奏总体平稳得当, 快中有慢, 慢中有快, 这也取决于决策层具有一种与社会公众不断适时达成新的“社会契约”的能力。也就是说, 每一个重大调整措施的出台, 总是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民主不是满足所有人的愿望;现代民主的范式往往是“听所有人意见, 跟部分人商量, 由少数人决断。”任何改革调整, 都应是党内外充分发扬民主的结果, 也是决策层与社会公众缔结某种“社会契约”的结果。而当前国企改革在节奏把握上则应特别注意防范和排除拖延倾向, 不应深陷“危机改革”怪圈太久。相反, 恰恰要紧紧抓住当下社会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宽松的大好时机, 以适当提速为宜, 以免产生或加重社会公众中已经有所露头的改革疲劳症、厌倦症, 这对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势必造成梗塞和被动。有国外评论说, “在这个经济时钟加速的时代, 在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里, 从思考到行动之间的时间依然是缓慢的”, 这值得深思!

领悟三:改革创新要确保意蕴深刻

我国改革开放所选择的渐进模式, 不是中国的原创。但是,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已经从贫穷和落后起步的大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在义无反顾地汇入全球涌动的改革开放大潮后, 就理应致力对当代人类多一些原创贡献。而任何创新特别是原创贡献, 一定是以意蕴深刻为特征的。一味模仿, 或浮皮潦草, 或做表面文章等, 不可能在改革创新方面有所作为或大有作为。因此, 相对来说,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在国企改革攻坚突围以及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意义上, 都比此前的任何一个阶段更为深刻, 因而其创新色彩也更为强烈, 尽管从理论溯源看仍不是中国首创。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坚实基础, 中华民族在下一步的改革创新方面是否能找到更加深刻的相关环节或突破口, 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领域, 均堪称新的重大考验, 直接维系着民族复兴的未来命运。

篇4：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素材

摘 要：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经历史证明的科学的产权理论，在我国进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合理界定产权，建立现代企业权制度，实行股权多元化等方面，具有实践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产权理论；产权制度改革；指导意义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079-02

我国实行国有产权改革，是以不动摇公有制为前提，通过调整公有产权关系来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绝非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不是将“社”变“资”，将“公”变“私”的简单改制。改革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学家对于产权问题的讨论曾一度重视西方产权理论，而边缘化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经过多次的探讨和实践，最终发现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才是能够经得起历史与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才是深化我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支点。

一、马克思主要产权理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关于产权理论的论述，有如下主要内容。

1.产权的本质

产权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认为，产权虽然从现象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物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鲁滨逊”那样的社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在人与人相互之间发生关系的社会里才有实际意义。所以，产权实质上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像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而是首先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在生产过程中，围绕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以及产品的分配方式等问题，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形成特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即所有制，它是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认为，人们对物的占有具有排他性质，所有占有关系是产权关系的最初表现形态。这种占有关系确定物的归属主体。他指出：“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的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可见，产权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所有权。

2.产权是一组权利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三种财产权形态后，提出产权关系的内容是由所有制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来决定。产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是与财产有关的各种法定权利，包含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等一系列权利。其中所有权指财产权利的排他性所有，是狭义的所有权；占有权指实际使用财产进行生产活动的权利；支配权指主体对可进行生产活动的客体（财产、资本）具有排他性的支配权；使用权是不改变财产的本质，而由所有人行使或消费产权物资的权能；收益权是对支配的物资享受其利益的索取权；经营权指经营主体掌握对所经营的财产的占有、使用和依法处置的权利；继承权是指产权所有人死亡后，其遗留下来的个人合法财产，或依其遗嘱制定，将其遗产赠给继承人以外的受赠人，法定继承人或受赠人依法取得遗产所有权的权利。

3.所有制、所有权及产权的关系

马克思对所有制和所有权的概念没有明确陈述，但是可以从对其经济理论的整体把握上去理解。所有制是经济范畴，是一种经济存在，而且是再生产各个领域中各种物质资料，特别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经济制度。所有权主要回答物或其他资源的归属问题，以及根据其运用要求获取应有的经济利益。它是法律范畴，是关于财产归属的法律权利。“产权”则不同，这一概念的主体不是财产归谁所有，而是指运用资源所有权的“权利”。

可见，所有制是产权的经济表现，它是特有生产阶段、特有分工结构下形成的特定利益分配格局。它的基础和核心部分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其他权利和利益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所有权是产权的法律形态。它是特定的所有制结构在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中的反映，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从二者的关系看，所有制的性质和内容决定所有权的性质和内容，所有制的变动决定所有权的变动。

4.产权的权能结构

马克思对产权各项权利统一与分离的考察是其产权理论的重要内容。产权的多种权利之间既可统一，又可以分离。产权统一的表现形态有：一是原始公社时期，公社全体成员既是财产的所有者，也是财产的占有者；二是个体小生产者，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三是以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如奴隶制社会经济。

产权分离的表现形态有：一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分离。亚细亚公社土地公有制是一个典型形态。土地被较大的公社世袭所有，不属于较小公社或个人，他们只是使用者；资本主义阶段，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地主，但资本家通过支付地租获得土地的经营权。二是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在劳动力与活劳动分离的状况下，所有权归工人，使用权归雇佣资本家。三是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如借贷资本和股份公司产权关系中，资本实行两权分离，借贷资本所有权归借贷资本家，使用权归执行职能资本家；股份公司的股份资本所有权归股东，而股份资本经营管理权则由经理掌握。

二、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产权本质理论，所有制与所有权关系理论，产权权能结构理论，都是经过历史验证的科学原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指标，为我们解决公有制社会产权问题指引了方向。

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上，马克思提出要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要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要消灭私有制。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并不是要否定其他产权制度，而是指在坚持主体所有制性质和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应该适时改变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以适应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

我国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对国家公有财产制度的改革，目的是转换机制，制度创新。改革发展至今，国有企业在经济布局、经营效率、产权配置和流转、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国有经济控制力等诸多方面仍然有待完善。再者，各经济利益相关主体的财产权利界定与维护等问题也亟待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与解决，都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息息相关。

马克思关于产权的权利统一和权利分离的学说，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为我们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具体路径，即按照权利既分离又统一的原则而不是转向私有化来解决国有企业产权问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对财产关系进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改革和调整；是要正确处理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矛盾，避免对国有企业经营权的无端干预或者对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变相侵蚀倾向；这种两权分离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就其统一性而言，其意义就是必须保证而不是弱化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合理合法的监督管理。

三、发展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来指导国企产权制度改革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博大精深，为经济制度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方法，尤其是其关于产权分离的思想能够解决国有企业的两权分离问题。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在于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对具体产权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所以我们应该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产权理论来指导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1.合理界定产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以马克思的产权权能结构理论，合理界定产权就是要对产权这一权利束中的各项权能都作以界定。当各部分权能都界定明晰了，才能实现各产权主体在责、权、利上的统一，继而强化对不同权利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各部分产权主体通过比较成本与收益来选择实施路径，确保资产价值最大化。促进资源自由流动，产权合理交易，提高资源有效配置。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所有权界定清晰，但经营权界定却并不清晰，以致企业的产权也难以清晰的界定。同时，产权的界定不但要清晰还要合理。进行产权改革，就是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效率原则，对产权进行合理的界定。产权界定合理还要保障能够自由流转，不然就难以实现经济资源的互相调配，不能够把资源从低效益的产权主体撤出，转向高效益的产权主体，那么资源价值就得不到最大化发挥，也就无法进行优化配置了。这种认识对于我国的产权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2.进行权能分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马克思关于财产权能分离的思想，可以用来指导当前我国产权权利分离等改革工作。科学运用合理有效的分解财产权能，形成权利与财产，即法人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这符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积极发展，全面探索多种企业合作经营，研究各主体产权关系，以构建公有制多样化运营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巩固发展国有经济。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其责权有限的独特性，在企业的筹资融资，分散风险方面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我们要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3.推进股权多样化，建立市场体系

马克思认为，股份制是私人“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也就是私有制转向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过程中的“过渡点”。可见，股份制作为企业资本的一种组织形式，并不是与公有制相对抗，而是对抵结合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利用股份制来促进公有制的发展和完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推动国有资本的合理流动和有效运转，较大程度地盘活固有资本，有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所以，我们应该把推进股权多元化作为我国企业产权改革的重点。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充分发展国有企业股权的多样化，为国有企业大力引入非国有资本，要鼓励互助参股，开展合作、合资经营，实现产权多元化。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鼓励资本流动，产权重组，建立一套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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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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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易风，关雪凌.产权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陈建兵.国内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综述[J].云梦学刊，2007，（5）.

篇5：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素材

早报记者 林玲 整理 责任编辑 宋威 2005-1-14 12:35:56 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学界大讨论使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程回顾显得必要。从八十年代初，我国就已经开始探讨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措施、方针和政策。国有企业大致经历了从最初的承包，继而租赁、托管、股份制，直到提出实行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职责分明、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一条艰辛之路。

中国的改革开始于农村,最初是在农村进行联产承包改革，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从城市里推进企业改革。当时的企业全部是公有制企业，分两种，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当时的改革也集中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也就是国有企业开始试验目标管理、厂长负责制、承包制、租赁制几种形式的改革,这一时期的改革目的主要是搞活国企,并没有进行到产权层面。

当时，市场经济还没有被接受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国有企业被认为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支柱，只能巩固加强，国有企业的基本制度也难以触动。在这样的制约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致力于在不改变企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搞好每一个现存的国有企业，减少其亏损、增加其盈利，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差不多是可以实现的最佳选择。

所以在先期进行试验的企业，效果较为明显。但是，由于这种试验是停留在经营层面，从多年的实践来看，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当时在整个国家范围里，民营企业发展缓慢。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局面。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国家必须明确，在这种经济格局中，要重点控制哪些行业、哪些领域、哪些企业，“放开”哪些行业、领域和企业，也就是说，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

调整的具体目标也变得逐步清晰，从1994~1995年期间提出的“抓大放小”这样一个比较粗线条的划分，发展到了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和四个重点控制的领域。

1992年后，市场经济已经被确立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国有经济比重高低不再被认为关系到基本政治制度的存亡，私营经济被承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转型和股权多元化不再是禁区，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

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并且在十六大后，出现了专门代表国家出资人的机构———国资委，将产权改革作为国有资产改革的主要方向。附：二十年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时间表

□1978年至1983年，扩权让利，力图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

□1983年至1986年，“利改税”，着力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

□1987年至1993年，承包经营责任制，意在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九十年代中期至1997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抓大放小”。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开始了产权层次上的改革。

有关经济专家把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分为三个阶段：

1992年以前，城市企业扩权试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两个阶段，虽然企业在放权让利中实行了利润包干、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等不同改革，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政府附属物的地位，是外部“政策调整型”改革。

篇6：加快国企改革和制度创新步伐

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进程中，国有企业发挥着支柱、中坚作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下，国有企业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呈现出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新气象。从今天开始，本报将陆续推出十个国有企业典型的报道。他们是：东风汽车公司、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邮电局、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河南安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TCL集团有限公司。这十家企业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突出代表。他们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努力实现制度创新，不断增强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成绩显著。这些企业的实践，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进一步增强了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和决心。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要像这些企业那样：一是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些国有企业通过改制找到了符合自身特点的企业资产组织形式，转换了机制，增强了活力。二是加快股份制改革步伐，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这些企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通过规范上市、合资等多种途径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调整和优化了产权结构。并将产权多元化与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紧密结合起来，吸引了大批人才。三是加快企业内部改革步伐，彻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这些企业通过深化用工、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做到了员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分配能高能低。建立起了与企业生产经营特点相适应的基本工资制度和分配方式，积极探索出一套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措施和办法。四是主辅分离，做强主业。这些企业积极推进辅业产权制度改革，稳步实施主辅分离，摒弃“大而全、小而全”，科学确定主营业务，围绕主业配置资源，使主业不断发展壮大，增强了市场竞争力。这些方面的改革创新对国有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需要积极推进，大胆探索，稳步实施。国企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前仍处于攻坚破难阶段，面临着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企业社会负担沉重、结构不合理等。而随着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进入中国，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承诺将要逐步兑现，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规模和数量还将增加。这些公司在规模、技术、资金、品牌等方面具有优势。国内民营企业也迅速崛起。民营企业用工少、机制活、成本低、负担小，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面对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的双重竞争，国有企业必须增强改革创新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今年是实现“十五”计划的关键一年，做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工作，对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只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部署和要求，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和制度创新，国有企业就能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