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贸易

中非贸易（精选五篇）

中非贸易 篇1

(1) 中非资源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 是世界上的资源大国, 但是人均占有量极少。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国资源能源的消费总量也在迅速增长。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证大幅度增长, 2005年、2006年、2007年三年, 我国原油进口总量增长率分别为3.3%、14.5%、12.4%, 铁矿进口总量增长率分别为32.3%、18.6%、17.4%, 大豆进口总量增长率分别为31.4%、6.3%、9.2%。我国目前已成为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一大铁矿进口国。

非洲大陆是一块矿产资源极其丰富的宝地。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50多种矿产中非洲至少有17种, 矿产的蕴藏量居世界第一;森林面积637万平方千米占全洲面积的23%, 草原面积约占全洲面积的27%;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蕴藏量为4.5亿千瓦, 约占世界总开发利用量的1/3。

(2) 中非经济发展和贸易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而非洲的第三产业发展落后, 因此中非服务贸易有着广阔前景。此外, 中非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 因此, 中国的技术比较适合非洲国家的需要。非洲许多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 农业基础薄弱, 农副产品供不应求, 有相当部分国家部分程度地依赖进口来弥补市场缺口。

(3) 非洲大陆人口众多, 需求旺盛。非洲人口众多, 非洲人有黑人、白人、混血人等组成, 需求多样化。近几年来, 中非贸易量呈递增的趋势。2000年, 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到2005年, 中非贸易额已达到397.5亿美元, 比2000年接近翻了一番, 5年间年均增幅高达32%。海关统计显示, 去年上半年, 中非贸易额达到256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41%, 其中中国对非出口110亿美元, 从非进口146亿美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30%、51%。

(4) 非洲独立解放运动后, 各国都致力于经济发展, 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大部分国家开始调整原有的产业政策, 重新配置资源, 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积极扶持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 各国都纷纷引进外资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各国为了吸引外资, 采取各种优惠政策, 积极推行贸易自由化, 例如, 不断降低关税, 简化海关手续, 完善贸易法规。

(5) 中非关系迅速发展, 为中非经贸发展奠定了稳定可靠的基础。在半个多世纪友好往来的基础上, 新世纪的中非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非论坛成立6年来, 中方领导人和外长互访达200多次。2006年北京峰会进一步推动了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2008年3月3日, 在长江三角地区首次非洲投资高峰论坛的举行, 使中非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2 中非贸易面临的挑战

(1) 竞争力量不足是制约中非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非洲市场潜力巨大, 投资回报率很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 纷纷展开了对非洲市场的争夺, 加大了对非洲的投资和贸易力度企图控制非洲市场和资源。例如, 2006年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额比上年增长17%, 达713亿美元, 美国对该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进出口均有增长。中国产品在质量和营销等许多方面不能和发达国家相媲美。因此, 竞争力不足会制约中非贸易的顺利发展。

(2) 非洲部分国家贸易保护政策是制约中非贸易发展的又一因素。由于部分国家技术薄弱, 政局动荡, 他们迫切需要发展本国经济, 扶持为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为了避免进口产品对本国同类产品市场造成冲击, 部分国家不分程度地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此外, 近几年来, 中非贸易发展不平衡, 影响了中非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非洲国家为了平衡贸易差额, 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阻碍了中国产品顺利进入非洲市场。

(3) 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 中非贸易的风险将增加。首先, 非洲市场尚属于一个新兴市场, 市场基础设施薄弱, 法律法规不健全, 一些政策措施的制定还出于探索阶段, 国内政策措施多变, 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造成了市场的不稳定, 从而增加了贸易风险。其次, 非洲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许多发达国家都看好这块“肥肉”, 为了争夺市场和资源, 纷纷改变对非的投资策略, 加大投资力度。截至2007年10月的同一时期内, 欧盟27国与非洲贸易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 美国与非洲贸易额也接近1000亿美元。同欧非和美非贸易相比, 中非贸易水平仍有很大差距。面对这种激烈的竞争形势,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此外, 由于历史原因, 非洲部分国家内部局势不稳定, 民族矛盾、战乱仍然存在;外来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扰仍未终止。

(4) 中非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 引发了非洲国家内部和国际各方面的不良反应。非洲国家内部:一方面, 由于中国对非洲出口的产品物美价廉, 在当地市场活跃, 但是抢占了当地同类产品的市场, 被当地生产厂商认为是对本国产业的冲击。国际方面的反应:在经济上加紧对非投资, 在政治上, 扭曲中非贸易关系, 并鼓吹“中国威胁论”, 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引起了非洲当局的强烈反应, 从而产生了对我国的戒备心理。

3 中非贸易合作的应对策略

(1) 在进入非洲市场之前, 应进行充分的调查。首先, 进行详细周密的市场调查。另外, 还应与当地官员进行良好的沟通, 及时了解政策法规的变化, 尽量避开政治风险。

(2) 积极改善出口产品的结构, 提高产品质量。一直以来, 我国对非洲出口的产品以轻工业产品为主。随着非洲各国经济的不断改善, 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传统的商品已不能满足当地的需求。因此, 应及时调整对非洲出口商品的结构, 打开需求弹性高的产品的市场。此外, 中国企业应加大对产品的研发力度, 提高产品附加值, 改善质量, 加速产品创新, 以迎合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

(3) 采取灵活的贸易方式, 降低贸易风险, 增加贸易收入。针对非洲市场订货品种多, 批量小, 期限紧等特点, 我国出口商应采取存仓分拨业务, 利用分拨中心向周边国家进行转口贸易, 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由于传统习惯, 非洲商人习惯采取“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贸易方式, 多采用托收汇款等传统的结算方式, 比习惯采用风险较少的信用证结算方式。针对这一特点, 可以开展易货贸易、对销贸易, 积极参加非洲国家举办的各类展销会, 这样既可以增加我国产品的出口量, 又可以节省非洲国家的外汇。

(4) 我国应继续深化同非洲各国的友好关系, 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为中非贸易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 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 设立中非发展基金, 扩大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的范围, 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

4 结语

非洲国家正步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市场潜力巨大, 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宝地, 世界上众多国家把目光纷纷投向非洲, 中国也不应落后。在这种有利的大环境下, 中国应抓住机遇努力开拓非洲市场, 扩大在非洲市场的市场份额。此外, 与其他国家在沟通与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在非洲开展双边或多变务实合作, 拓展共同利益, 从而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共同开拓非洲市场, 建立良好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

摘要：非洲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洲, 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能量和发展潜力, 为中非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走上独立发展的非洲国家, 正在深化经济改革, 加速经济发展, 非洲多年来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关注, 又使中非经贸面临着许多挑战。对此, 中国应寻求相应的应对策略, 促进中非经贸合作的顺利发展。

关键词：中非贸易,机遇,挑战,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张忠祥.中非贸易的现状与展望[J].浙江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7, (6) .

[2]周生起.中非贸易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1999, (6) .

[3]傅政罗.发展中非经贸合作的新机遇[J].国际贸易, 1996, (11) .

中非贸易 篇2

非信用证支付主要包括了汇付、托收、支票付款、赊销等多种方式,属于商业信用。在国际贸易中非信用证支付方式的运用相当广泛,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例如在出口贸易中,我们经常对汇付、支票、托收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运用。通过实践证明,非信用证支付方式的正确使用是一种能够促进业务发展,更加便捷、节约的费用支付方式。但是相对而言,对于那些缺乏经验的业务员却并不适合采用非信用证支付方式,这是因为非信用证支付方式毕竟属于商业信用支付方式,即使是在操作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很微小的问题也有可能会落入到圈套之中,进而遭受损失。这里主要就在国际贸易中的非信用证支付方式的运用模式进行探讨。

一、国际贸易中使用非信用证支付的原因

1、国际贸易中信用证支付方式对于出口商存在一定的风险

在国际贸易中经常使用的货款支付方式主要包括了汇付、托收以及信用证这三种方式。但是因为汇付与托收的性质都是属于商业信用,对于出口商来说必须要冒着较大的收汇风险。因此,我国以往的进出口贸易中有80%以上都是采用的银行信用的信用证支付方式。但是通过实践发现,对于出口商来说信用证支付也并不是一种没有风险的支付方式。这主要是因为进口商或者是开证行能够利用信用证中的各种不能够避免的“软条款”来形成出口商所难以履约或者是单证不符进而没有办法收汇。如果市场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市场风险,还可以利用所谓的单证、单单“严格相符”的规则,通过一些并不具备实质意义的不符点来作为其接口“拒付货款”或者是对付款责任进行推脱,与此同时出口方不仅仅需要承担无法收汇的风险,还需要承担信用证的通知费。因此对于出口商来说信用证支付并不是最好的可选择方式,需要寻找到更好的支付方式。

2、国际贸易中信用证支付对于进口商来说不够高效并存在风险

对于进口商来说,信用证支付方式所需要开立信用证的手续相当繁琐,并且所需要占用的资金量也相当大,所需要承担的费用也较高,并且银行在办理信用证业务的过程中,往往都只需要保证单据表面与信用证严格相符而不需要涉及到具体的货物,也就无法对货物的品质进行确认,这就为出口商进行诈骗提供了机会与条件,使得进口商所需要面临的风险更大。同时银行在办理信用证时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其他方式相比效率不高,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物流与资金周转对效率的高要求。但是汇付、托收等各种非信用证支付方式却拥有信用证支付方式所不具备的这些优势,这就使得进口商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信用证支付方式。

3、非信用证支付方式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流支付方式

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使得国际贸易发展相当迅速,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之间的竞争变得异常的激烈。国际贸易支付方式已经成为了竞争手段中的一种常用的手段。当市场条件对买方更加有利时,为了能够更好地拓展国际市场、发掘出更加优秀的客户资源,出口商往往便会采用对进口方更加有利的支付条件,这就使得非信用证支付方式被广泛的采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其贸易额的80%~90%都是采用的非信用证支付方式进行结算,同时在亚太地区使用信用证进行结算的比例也在逐年减少。这表明了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商业信用的支付方式在全球的比率将会逐渐的增加。

二、国际贸易中非信用证支付方式的几种常用运用模式

1、部分货款预付,余款在货物装运后支付的模式

汇付根据汇款时采用的手段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方式:电汇(T/T)、信汇(M/T)以及票汇(D/I)。在这三种方式中银行票汇是国际贸易中经常采用的方式。而电汇的时间则确定了电汇的两种方式――预付货款以及到付货款。

在预付货款的方式下,进口方为出口方提供了生产资金,让出口方的资金周转和融通都更加的便利。在这种特定的买卖合同下进行的交易,让出口商不再需要去承担收汇风险,但是进口方则必须要对贸易中的生产过程中的全部风险进行承担。而到付货款则与预付货款相反,进口商在交易的过程中不存在信用与资金上的风险,但是出口商却必须要对生产中所存在的全部风险进行承担。

从这里能够看出,完全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的银行电汇方式,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进口方与出口方在资金的负担与风险的承担上都是不存在平衡可言的。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仅仅单纯地使用预付货款方式或者到付货款方式,对于交易的双方都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是对于某一种买卖合同下的付款采用50%的预付货款以及50%的到付货款,那么就可以让买卖的双方可以在资金占用上处于一种公平的状态。但是如果是从风险承担的角度来分析,进口方因为所需要提前付款,所以所需要承担的风险要略高于出口方。因此,在真正的贸易过程中,进口方通常都会将预付货款的比例进行降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降低其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但是具体的比例需要交易双方来进行磋商而决定,而决定的`依据局势双方的信用度、信任度以及各自的资金状况以及在谈判桌上的实力,通常情况下都是20%到40%之间。

采用这种方式的最大优点就是所需要的手续将会更加的简便、快捷,通常情况下能够在三个工作日内到账,并且汇款所需要的费用也较低廉,在国际贸易支付方式中是最便捷的,同时也是相对合理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更加符合国际贸易对效率的高要求,但是其所具有的缺点也较为明显,那就是商业信用,对于进口方来说必须要面对损失预付款的风险,而对于出口方来说则必须要面临余款无法安全收回的风险。因此,选择这种方式要求双方都具有较好的信用,并且有着较好的合作基础与经历。

2、跟单托收与定金、备用信用证等多种方式进行结合的支付模式

跟单托收主要有跟单付款交单(D/P)与跟单承兑交单(D/A)这两种方式。跟单付款交单方式下,进口方必须要在付清全部的货款之后能够获得包括提单在内的整套相关的单据。和信用证支付方式相比,进口方的付款手续将会更加的简便,并且所需要占用的资金与需要负担的费用也相对较少,所以对于进口方来说这是一种较为有利的支付方式。同时在这种方式之下,出口方需要面临的风险就只有进口商拒绝支付货款、拒绝接收货物。当风险发生时,出口方会将货物运回国内库存再进行处理,或者是就地仓储寻找新的买主。但是无论哪种情况,出口方都需要遭受一定的损失。为了能够避免这种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往往还会结合其他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和支付定金进行结合,这种方式是进口方在签订开始履约时就先向出口方支付一定的定金,定金的下限为货物往返所需要的费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证在进口方拒收货物时,出口方可以少受损失。第二种方式是和备用信用证或者是银行担保函进行结合。在国际结算与担保中备用信用证与银行担保函都是相当重要的形式。这两种方式都是为了给交易当事人提供各种必要的保证以确保合同能够得到履行,同时当被担保人履约时,交易中的另一方当事人能够获得担保人所提供的补偿。这种方式是将纯粹的商业信用支付方式转化为银行信用方式,但是是有条件的。

3、电子支付

电子商务如今已不再是新名词,电子商务的发展对货币的支付方式与手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国际贸易中电子支付主要采用的是电子支票与电子现金支付来作为主要的支付工具。

对于进出口双方来说,电子支付是一种操作便捷、高效节约的支付手段。在国际贸易支付的信用证支付的条件下,都能够采用电子支付的模式。而在非信用证方式下所采用的电子支付不仅仅有着传统支付手段下所存在的信用风险,同时还必须要承担信息失窃、信息丢失以及入侵等多种技术上与法律上的其他风险。在信用风险与法律风险上都可以采取例如投保出口信用风险以及采用国际保理业务等方式来进行防范。但是在技术上的各种风险却是进出口双方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所无法控制的风险,很多都需要相关技术取得进步才能够尽可能地缩小。即使是如此,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得电子支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发展还会越来越快。

三、结语

中非货物贸易商品结构分析 篇3

近十年来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发展很快，进出口额由2001年的1,079,952万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2,691,058万美元，年均增速为31%，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由2001年的2.12%增长至2010年的4.27%，十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其中中国对非洲出口额由2001年的600,657万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5,995,830万美元，年均增速为29%，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2.26%增长至2010年的3.80%；中国从非洲进口额由2001年的479,295万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6,695,228万美元，年均增速为34%，占中国总进口额的比重由1.97%增长至4.8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非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高于中国货物贸易总量的增长速度，所占比重增长也较快，中非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研究中非货物贸易的产品结构现状，对进一步明确对非货物贸易对策就具有较现实的意义。

本文所采用的商品分类方法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标准为基础。按1位数的标准国际货物贸易分类，包括10大部门商品：第0部门——食品和活动物；第1部门——饮料和烟草；第2部门——非食物原料（不包括燃料）；第3部门——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第4部门——动植物油脂和蜡；第5部门——未另列明的化学品和有关产品；第6部门——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第7部门——机械及运输设备；第8部门——杂项制品；第9部门——其他商品和交易。并依据各类商品占进出口的比重加以分析。

一、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结构分析

10年间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不大。各部门商品占中国对非洲出口总额的比重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对非洲出口占比重较大的是第7、8和第6部门，此3部门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的和占出口总额的80%以上，且呈现出上升趋势。以下将逐一分析此3部门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情况。

（一）第7部门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情况

表1 中国对非洲出口各部门商品所占比重

第7部门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所占比重由前几年的第二位逐渐上升为第一位，至2010年达到37.6%。第7部门包括9类产品，其中第76类——电信、录音及重放装置和设备；第77类——电力机械、装置、器械及其电器零件；第75类——办公用机器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第74类——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其零件出口所占比重较大。2010年此4类产品出口额占第7部门产品出口总额的87%，其中第76类产品所占比重最大，达到32%。第7部门产品基本上属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占份额逐步上升体现出中国对非货物出口结构的合理之处。

（二）第8部门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情况

第8部门产品——杂项制品出口所占比重由前几年的第一位逐渐下降为第二位，由2001年的33.16%下降至 2010年的31.32%，所占比重虽略有下降但仍在30%以上。第8部门产品包括5类产品，分别为预制建筑物、卫生、水道、供暖、照明设备及配件；家具及其零件；旅行用具；服装和服饰用品；鞋类等。其中服装服饰用品和鞋类2010年的出口额占到第8部门产品出口总额的67.77%。第8部门产品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较大有利吸纳劳动力就业。

（三）第6部门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情况

所占比重居第3位的是第6部门产品——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所占比重在20.25%与22.3%之间徘徊。第6部门包括9类产品，其中出口比重较大的主要是纺织纱（丝）、织物及有关产品；金属制品；非金属矿产品和橡胶产品等。此4类产品2010年出口额占第6部门产品出口总额的82%，其中纺织纱（丝）、织物及有关产品所占比重达到36.3%。此外，第63类——软木及木材制品（家具除外）和第64类——纸、纸板、纸浆和纸制品此两类产品2010年出口额占到第6部门产品出口总额的5.9%，比重不大但体现出出口产品结构的不合理之处。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对非洲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很小。工业制成品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且呈上升趋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也较大有利于吸纳劳动力就业，这都体现出对非货物出口结构的合理之处。占出口比重20%以上的第6部门产品主要为高资源消耗、低附加值产品，这一特点告诉我们对非出口产品结构仍有待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二、中国从非洲进口商品结构分析

10年间中国从非洲进口商品结构也表现出较为集中的特点，各部门商品所占比重详见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进口产品占比重较大的主要是第2、6和第9部门，此3部门产品所占比重的和达到83%以上。以下将对第2和第6部门进口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表2 中国从非洲进口各部门商品所占比重

（一）第2部门产品进口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情况

第2部门产品，即非食用原料（不包括燃料）进口所占比重最大，且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由2001年的29.72上升到2010年的43.25%，将近占进口总额的一半，10年间进口比重上升10多个百分点。此部门产品的进口可以较好地弥补我国的资源缺口，体现出我国从非洲进口产品结构的合理性。

（二）第6部门产品进口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情况

第6部门商品，即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所占比重有较大的波动，由2001年的25.54%较快上升至2003年的49.45%，后又逐渐下降至2010年的25.66%。第6部门产品包括9类产品，其中第68类——有色金属、第67类——钢铁和第66类——非金属矿产品此3类产品进口所占比重较大，2010年分别为 51%、26%和21%，共占到第6部门产品进口总额的98%。其中，第67类产品2010年进口额中的93%为生铁和镜铁，第66类产品2010年进口额的99.6%为珍珠和宝石。由此可见，第6部门产品的进口主要为弥补我国的资源缺口且进口品中主要为初加工、低附加值产品。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从非洲进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占进口总额的40%以上）和一些工业制成品，工业制成品中主要为初加工、低附加值产品，说明我国从非洲进口的产品结构较为合理。

三、中国对非洲净出口商品结构分析

为进一步看清中国对非洲进出口商品结构，有必要对各部门商品出口净额的发展变化进行计算。近10年中国对非洲各部门商品净出口情况如表3所示：

（一）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净出口为顺差的商品

从表3可知，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净出口为顺差的主要有第0、5、7和第8部门商品。其中顺差额较大的商品为第7和第8部门。第7部门商品，即机械及运输设备顺差额在10年间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由2001年的215.7增加到2010年的3,985百万美元，10年间增长了17.5倍；第8部门商品，即杂项制品的净出口额也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净出口额由2001年时的344.3上升至2010年的3,375百万美元，10年间增长了8.8倍。此外，第5部门——未另列明的化学品和有关产品及第0部门——食品和活动物虽然顺差数值较小但增长迅速，分别由2001年的1.4和8.2上升到2010年的481.4和113.8百万美元，分别增长了342.9和12.9倍。由以上数据可知我国对非出口顺差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

（二）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净出口为逆差的商品

由表3可知，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净出口为逆差的是第2、9、6、4、3 和第1 部门商品。其中逆差额较大的是第2、9和第6部门商品。第2部门商品——非食用原料（不包括燃料）逆差额最大且增长较快，由2001年的330.5增加到2010年的6355.8百万美元，10年间增长了18倍多。第9部门商品——其他商品和交易逆差额也较大，由2001年的324增加到2010年的3400.1百万美元，10年间增长了9倍多。第6部门商品——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逆差额居第三位但增长速度最快，由72.7增长到1603.7百万美元，增长了21倍多。第3、4和第1部门商品逆差额较小。其中第3部门商品——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由2001年的顺差26.2变化为2005年的逆差1.6，之后逆差额增长迅速，2007年逆差达到1004.3百万美元，之后又有所下降，2010年逆差额为600.7百万美元；第1部门商品由略有顺差变化为略有逆差；第4部门商品一直表现为较小的逆差，逆差额在0.1和3.6百万美元之间波动。由以上数据可知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逆差来源主要是原料等初级品和部分工业制成品。

表3 中国对非洲各部门商品净出口额 （单位：百万美元）

四、结论及启示

第一，中国对非洲出口产品结构。出口占比重较大的是第7、8和第6部门。其中第7部门产品基本上属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占份额逐步上升体现出中国对非货物出口结构的合理之处。第8部门产品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较大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国情。所占比重居第3位的第6部门产品主要为高资源消耗、低附加值产品，说明对非出口产品结构仍待进一步优化。第6部门中软木及木材制品和纸、纸浆及纸制品两类产品也有一定比例的出口，体现出对非出口产品结构的不合理之处。

第二，中国从非洲进口产品结构。进口占比重较大的主要是第2、6和第9部门。其中，第2部门产品进口所占比重最大；第6部门商品所占比重在20%以上。第6部门的进口品主要为未加工或初加工的矿产品。以上商品的进口有助于弥补我国的资源缺口，体现出我国从非洲进口产品结构的合理性。

第三，中国对非洲净出口产品结构。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净出口为顺差的有第0、5、7和第8部门商品，其中顺差额较大的为第7和第8部门。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净出口为逆差的是第2、9、6、4、3 和第1 部门商品，其中逆差额较大的是第2、9和第6部门。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逆差来源主要是原料等初级品和部分工业制成品，出口顺差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

通过上述对中非货物贸易的出口、进口、净出口产品结构及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进口产品结构较为合理，有助于弥补我国资源缺口及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出口产品结构基本合理，高技术含量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较大，有利于我国高技术含量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开拓和劳动力的就业，但也显示出有待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及一些不合理之处。总的来说，通过对中非货物贸易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分析，显示出中非货物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主要是由双方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的，这也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中非货物贸易仍然会以互补性为主。因此，对于中非货物贸易，我国应本着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原则进一步加大自由贸易的力度，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破除对非贸易的障碍，以更好地获得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潜在利益和有利影响。

[1]梁明.基于中国、非洲全球贸易视角的研究 [J].国际商务,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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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宏.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中的利益结构分析-基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8).

中非贸易十年增十倍 篇4

据渣打银行赞比亚主席M ichae Mundashi介绍, 在当地一家负责全国公用设备的国有企业, 已经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公司签订了一份额度高达20亿美元的协议, 用于建设发电厂。中水电在赞比亚正在建设多个水电站项目, 如投资1.56亿美元的伊泰兹水电站, 合同价2.43亿美元的卡里巴北岸电站扩建项目等。

中水电为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公司的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自2000年进入赞比亚工程承包市场以来, 承揽了赞比亚境内所有大型水利水电项目。

如今, 已经有超过2000家像中水电这样的中国企业正在掘金飞速发展的非洲市场。它们挖掘的重点是石油、矿产等丰富的自然资源, 并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全球经济飘忽不定、欧美市场一片惨淡之际, 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非洲大陆, 尽管这里依然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标签, 但其7%以上的GDP增长率依然带来无限想象空间。

过去十年间, 中非贸易年均增长率达33.6%,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增长了十倍, 同期欧盟、美国与非洲之间的增长率分别为11%和18%。同时, 从2004年到2011年间,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增长了7倍, 年增长率高达115%。

7月19日, 中非合作论坛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 中国对非贷款金额将翻倍, 增长至200亿美元, 用于帮助非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以及中小企业发展。中国政府宣布了未来三年促进中非合作的新举措, 涉及投融资、援助、非洲一体化、民间交流与和平安全五大重点领域。

农业发展潜力可观

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非洲是个贫瘠落后的地区, 但实际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正经历着鲜为人知的高速增长。

自2000年以来, 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已经超过全球增长的平均速度, 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前10个国家有7个来自非洲, 且GDP均超过了7%。如安哥拉2001~2010年的年均GDP增速是11.57%, 超过了中国。

“7%俱乐部是非洲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支撑, 10年以来这里的经济增长表现优异, 且非洲并不仅仅是依靠自然资源实现的增长, 重要的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和城市化进程等。”渣打银行非洲区研究主管李嘉 (Razia Khan) 说。

对中国而言, 非洲是自然资源的战略供应者, 而非洲国家将成为中国的出口目的地。

标准银行集团的一份报告称, 中国将在非洲的多个重要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就是非洲的建筑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标准银行今年宣称, 将从中国和非洲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投资中收益更多, 因此正在扩大其在非洲的业务, 并削减在非洲大陆以外的支出。

目前来看, 石油、矿产等资源产品仍然是中国对非洲进口的主要商品。2011年, 中非贸易创纪录达到1663亿美元, 但农业贸易额仅占中非贸易总额的4%。不过, 中非之间农业贸易存在巨大发展潜力。

渣打银行肯尼亚主席W i l f r e d Kiboro表示, 中国企业在肯尼亚主要从事道路、房地产等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东非地区有非常可观的可耕种土地资源, 对于中国企业投资农业, 尤其是食品生产,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预见下一个阶段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将会转移到农业方面。非洲的农业在实现外部投资方面的能力还比较薄弱, 但东非一些地区土地资源条件十分好, 非洲的绿色革命尚未到来, 李嘉称。

早在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 中国就宣布计划在非洲建立14座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每座中心投资额为500~600万美元, 中国政府向这些中心提供为期三年的补贴。去年, 中国山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集团还与苏丹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的合同, 将在当地运营一座中心。

此外, 一些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农业方面的投资, 如中兴能源公司投资8.8亿美元购买了20万公顷的土地, 其中10万公顷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 中兴还在苏丹投资建设了1万公顷的农业试验园区。

贸易融资难题待解

这块非洲大陆每年大约需要1000亿美元的投资, 才能满足它飞速发展的胃口。但不少中国企业在非洲掘金过程中遇到不小的难题, 贸易融资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中非之间私人贸易的增多, 众多中国企业在大量基础设施的辅助性建设以及开拓新的贸易领域方面占领了更多市场, 伴随而生的是贸易融资的难题。中国的银行对非洲市场不甚了解, 非洲的银行对中国的企业也知之甚少, 因此中国的企业难以在当地获得资金支持。

而中国企业在陌生环境中完成投资、贸易等商业活动, 最为关键的是要解决融资渠道问题, 良好的融资渠道除了帮企业解决资金问题, 还可以帮助企业规避众多风险, 包括国家风险、欺诈风险、信用风险、外汇风险、付款违约风险等。

宇通客车就是其中一例。

2012年, 宇通客车与乌干达的PEB公司签订了500台客车的采购合同, 首批合同包括以2年期延期信用证为付款方式而提供的100辆客车。由于信用证期限长, 金融市场对于此类需求的融资意愿很小, 宇通面临巨大挑战。

最后, 渣打银行通过中非通道为宇通客车和PEB的车辆采购业务提供了贸易融资。具体来说, 乌干达渣打授予PEB公司两年期延期信用证额度1000万美元, 供其向宇通采购首批100量客车;中国渣打基于乌干达渣打的延期信用证, 为宇通提供装运后融资。

渣打银行现金管理及贸易融资部非洲区董事总经理沈汉良表示, 渣打也对类似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支持。在招投标阶段, 可以帮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发行债券;在项目具体实施阶段, 为基建公司提供日常性金融服务;此外, 很多基建项目中的资源设备都需在当地采购, 而采购方往往是中小型企业, 这些中小型企业很难从一般商业银行获得贷款, 渣打通过始于2006年的“中非贸易通道”为其提供融资服务。

“中非贸易通道”在启动初期, 提出为帮助中非两地跨国发展的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如今贸易通道正在进一步扩大。

中非贸易 篇5

自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 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后, 发达国家为重振国内经济、促进本国就业, 频繁对中国发起贸易争端, 并迫使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与此同时, 国内也在经历着经济结构调整、人工成本上升等转型问题———中国企业不得不纷纷采取对外投资的形式规避贸易壁垒、汇率走高和传统优势丧失的窘迫。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制定政策, 加速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步伐。2012年, 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两成的背景下, 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以年均41.6%的速度实现连续十年的增长, 达到878亿美元, 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在众多投资区域中,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比重尽管与其他地区相比尚小, 却在金融危机后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 引起了国外政客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 非洲坐拥30亿hm2疆土, 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需求市场, 素有“富饶大陆”“世界最后的处女地 (The Last Frontier) ”等美誉, 资金雄厚的大型国企率先进入非洲开发资源类产品的行为被一些政治舆论评价为“掠夺式投资”;另一方面, 非洲基础建设落后、贫困度高、战争不断等造就了政府管理混乱、制度失效的现状, 却仍然吸引了大量中国企业前来投资, 一些学者称这种现象为“中国特色”。

毫无疑问的是, 在中国经济增长有所减缓、面临转型、对外资的吸引力开始下降的背景下, 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非洲已然成为了世界投资的焦点, 各国纷纷调整对非政策, 从政治友好到经济合作、从无偿援助到给予贸易和投资优惠政策, 无不试图共享非洲成长的盛宴, 更想为本国停滞的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与非洲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 中国政府出资十亿元为非洲修建坦赞铁路, 自此建立起了中非之间深厚的友谊, 非洲也一直以来对中国到当地投资持欢迎态度。一方面, 非洲需要摆脱贫困、需要资本;另一方面, 中国需要资源、需要经济转型。总之, 加强中非经贸合作, 对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因此, 中国在政策上积极推动本国企业向非洲投资。2000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正式拉开中非经贸合作的序幕, 不仅中非贸易额逐年攀升, 中国对非洲各国的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7年中非发展基金的设立贯彻了对非务实合作的宗旨, 使得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加强了对非洲市场的关注。

鉴于此, 本文以非洲的对外贸易、中非发展基金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探究影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并试图找到国外抨击中国对非“掠夺式”投资的原因, 作出合理解释, 继而提出政策建议, 以期更好地促进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可持续发展。

文章第二部分将对相关文献和近期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第三部分为模型展开提出理论假设;第四部分进行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第五部分分析各模型的回归结果, 作出解释;最后总结全文, 提出政策建议。

2 文献回顾

在传统的国际折衷理论 (OLI) 中, Dunning[1]总结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简称OFDI) 须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其中, 区位优势是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的重要考察因素。它是东道国拥有的优势, 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东道国所拥有的要素禀赋, 如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等;二是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稳定、基础设施良好等。进一步地, Dunning提出了企业决定投资东道国的四种动机:市场寻求、效率寻求、自然资源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当然, 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总结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应用到发展中国家。Dunning继续指出,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获得市场, 比如为方便本国产品出口而在东道国设立公司来提供渠道或交易平台, 或者通过东道国向第三方国家扩大出口。效率寻求型OFDI具体而言, 可以是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在东道国进行生产;资源寻求动机则更易于解释, 只要东道国的自然资源或战略资源丰富, 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就有充分理由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在全球经济惨淡、恢复缓慢的当下, 非洲无疑是全球投资机会最多、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 但是碍于投资风险也相对较高, 故西方国家在非洲的直接投资非常谨慎。尽管如此,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却逐年倍增, 随即引起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关注。

在研究投资动机方面, Buckley等[2]通过引力模型发现中国在全球的OFDI以自然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为目的, 且2001年前主要是为了获取资源。不过Cheung等[3]却认为中国自2002年实施“走出去”战略后对非洲自然资源的寻求更为明显。蒋冠宏和蒋殿春[4]同样使用引力模型指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有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Juan Zhang等[5]进一步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 进入非洲更多是出于市场寻求动机。

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具有风险偏好, Buckley等[2]首先认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不会受到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影响。Kolstad和Wiig[6]认为中国OFDI偏向制度不完善的国家。董艳等[7]表示中国投资者对目标国的经济法律政治风险因素的认识不够充分, 可能会阻碍投资的进一步发展。蒋冠宏和蒋殿春[4]认为中国OFDI对东道国的制度风险规避不明显, 投资偏向制度接近的国家也不明显。陈岩等[8]通过整合资源观和制度观分析出东道国与母国制度均对中国投资非洲有显著影响。Juan Zhang等[5]再次证实中国企业在非洲更愿意承担风险。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决定投资非洲是多种政治经济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Besada等[9]对我国投资非洲进行了定性分析, 认为贸易对投资有积极影响, 并且欧美给予非洲的优惠贸易政策是影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Sanfilippo[10]指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与经济合作是有很强的相互作用的。而Biggeri和Sanfilippo[11]则进一步提出中国进入非洲是一种集投资、贸易和经济合作三类渠道为一体的战略互动关系。张娟和刘钻石[12]发现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和援助形成贸易与非贸易的网络关系, 显著影响了中国对非洲的投资, 中非政府间的友好关系为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

然而随着中非友好邦交和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度发展、非洲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以及中国在转型时期遇到的各类经济问题, 中国对非洲的战略认识可能会有变化, 所以基于前人的研究, 本文将重点考察非洲对外贸易和近年来中非发展基金在中非投资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来继续深化中国投资非洲的动机, 为政府引导企业进入非洲提供更多政策支持与制度规范。

3 理论假设

3.1 中非贸易

两国间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竞相讨论的热点。传统的蒙代尔替代模型在规范约束了一系列条件后, 认为投资与贸易间存在替代关系。然而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将这种替代性逐渐削弱,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愈加复杂, 投资与贸易的互补性成为了国家间维护友好邦交的主旋律。投资之于贸易的影响在于, 一方面替代出口, 造成贸易量减少;另一方面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产品的进出口, 使得贸易量增加。而贸易之于投资的影响主要是两国企业间通过贸易达成对市场的相互了解, 一旦贸易成本 (包括运输、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等) 超过投资成本, 或者为促使贸易更加便利和顺利, 那么作出投资决策也就水到渠成。随着中非间贸易额的逐年递增以及中国在廉价劳动力上的优势逐渐丧失, 一方面中国企业有动机在非洲设立子公司将贸易成本内部化, 另一方面为尽可能抵消掉非洲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落后造成的运输成本, 催生了一批致力于非洲基建的跨国企业。所以, 本文认为:

假设1:中非贸易对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

3.2 非洲对外贸易

尽管非洲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不高, 但非洲大陆凭借其天然的禀赋优势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贸易优惠政策, 增长势头不容小视。反观中国, 曾经的“世界工厂”在金融危机后遭到了欧美国家接连不断的贸易壁垒, 人民币也在被迫升值, 传统的比较优势不再明显, 产业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所以中国企业也在寻找合适的地区转移低附加值产业, 再战国际市场。而非洲正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地。中国企业在非洲国家设立跨国公司, 向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传授初级生产技术, 然后再利用非洲国家享有的全球贸易优待将制成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进而本文认为:

假设2:非洲对外贸易额对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正向影响。

3.3 东道国消费者经济能力

目标国的居民消费能力是母国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因为这关系到在当地市场有多少人愿意且有能力支付某一类价格区间的产品, 即所谓的有效需求。此外, 贫困程度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该国基础设施薄弱、人口文化水平低等。因此, 本文认为:

假设3:非洲国家消费水平越高, 中国企业越愿意进入该国投资。

3.4 东道国资源

东道国资源是判断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优势的重要指标, 也是母国投资东道国的直接原因。非洲国家最强势的资源在于矿产和能源。世界上最主要的50多种矿产中非洲有17种的储量居各洲第一;石油主要分布在北非和大西洋沿岸国家, 约占世界总储量12%。作为资源稀缺的国家, 中国近年来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集中于能源矿产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尤其是非洲。另外, 非洲庞大的人口基数也证明其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 这里有望成为将来初级工业制成品最大的销售地。综上所述, 我们提出假说:

假设4:东道国的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数量越大, 接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多。

3.5 东道国风险

与境内投资相比, 企业对外投资还要面临政治、经济等多种风险。在各类风险之中, 企业所面临的最不可预期、最不可控的风险便是政治风险。许多非洲国家被认为是对外投资的高危地区, 战争内乱、部落民族冲突以及政策变动是为最主要的政治不稳定因素。经济风险包括通胀风险、汇率风险等, 通常是经由一些外界环境的变化传导而来, 且伴随一定时滞, 可预期却不可控。非洲国家的经济很容易受到全球经济低迷、本国政治风险、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使货币风险增加, 成为阻碍外资进入的不利因素。因此, 我们认为:

假设5:东道国政治、经济越稳定, 中国对其投资越多。

3.6 中非发展基金

陈岩等[8]表示, 母国制度因素是推动中国投资非洲的重要动因。设立中非发展基金是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的对非务实合作8项政策措施之一, 也是中国对非投资的资金来源之一。该基金于2007年6月26日正式开业, 是国内唯一一支专注于对非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 旨在结合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 发挥伙伴式推进器作用, 旨引导和支持更多中国企业开展对非直接投资, 以市场化方式促进非洲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中非基金致力于搭建中非经贸合作的桥梁与纽带, 以市场化运作促进中非互利共赢, 故我们认为:

假设6:中非发展基金的设立对中国对非投资具有促进作用。

3.7 东道国接受的国际援助

Biggeri和Sanfilippo[11]的研究表明,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与两国间经济合作相互促进, 且中国更倾向于与接受过OECD国家援助的非洲国家进行经济合作。通常而言, 接受到国际援助的国家有政治经济稳定甚至增长的潜力, 通常给予投资者更大的信心对其投资, 所以我们作出预判:

假设7:东道国接受的国际援助越多, 中国越愿意对其进行投资。

4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4.1 模型设定

为避免内生性, 假设当年中国对非投资的决定完全基于对前一年各项指标的观测, 因此所有自变量都采取一阶滞后值。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为求简化, 之后各模型的下标不再显示。

(1) 考察中非贸易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 模型为:

在 (1) 式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察中非发展基金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 模型为:

(2) 考察非洲的对外贸易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 模型为:

在 (3) 式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察中非发展基金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 模型为:

(3) 分组回归, 考察中非贸易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将每年的非洲各国按人均GDP分为两组, 较高的一组为高收入国家, 另一组为低收入国家, 分组考察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 模型为:

仿照 (2) 式, 在 (5) 式的基础上加入中非发展基金与两类投资动机的联合影响, 模型为:

(4) 分组回归, 考察非洲的对外贸易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同样按照高低收入国的分组思想, 仿照 (3) 式分组考察, 模型为:

在 (7) 式的基础上加入中非发展基金, 模型为:

4.2 变量设定和数据说明

4.2.1 因变量

我们选择每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流量作为因变量。相比于存量, 流量更能直观表示出中国对外投资的变化趋势以及对该地区的投资偏好程度。

4.2.2 自变量

贸易变量中, 考虑到在一条产业链或者相关的几条产业链上, 进出口对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是同等重要的 (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市场信息作为投资决策依据) , 我们不再单独考察进口和出口对投资的影响, 而是将贸易额作为一个整体, 即中非贸易变量选择每年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进出口总量, 非洲对外贸易用每年非洲各国家对外进出口总量表示。

资源变量中, 用能源指标表示自然资源,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燃料出口占商品总出口比例”判断当年该国是否为石油出口国, 是记为1, 否记为0;各国人口数意味着市场潜力, 人口数越多, 潜在市场越大。

风险变量中, 最常用的是通货膨胀率[11], 本文用GDP平减指数代表的年通胀率衡量宏观经济平稳性, 该数值越高, 风险越大;而衡量政治风险的相关指标比较多, 《国际国别风险指南》 (ICRG) [13]和《全球治理指标》 (WGI) [7]被学者广泛使用, 且研究结果多显示经济风险指标和腐败指标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风险[10], 本文根据相关系数列表发现各风险指数间存在一定相关性, 故选取WGI中与其他非风险变量相关性最小的腐败控制 (Control of Corruption) 指标来近似衡量政治风险, 该数值越高, 风险越小。

国际援助选取世界银行国际发展指标 (WDI) 中的“已收到的净官方发展援助和官方援助”这一项来表示非洲国家受到的国际援助情况。

中非发展基金为虚拟变量, 2007年及以后设为1, 以前设为0。为探究其对企业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 本文探究其与资源变量的联合效应。

4.2.3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3—2012年中国对52个非洲国家 (索马里和南苏丹由于战乱或政局不稳定等原因数据缺失, 故排除在样本外) 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各变量设定和数据来源详如表1所示。

5 模型检验和结果分析

由于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流量有0值和负值, 本文仿照Cheung等[3]提出的面板Tobit法进行回归, 从0值处截断, 流量小于等于0表示不投资, 这样相比已有的其他研究可以扩大有效样本数量。全样本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注: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p<0.05, **p<0.01, ***p<0.001

5.1 全样本检验

以上4个模型均显示对外贸易对中国决定对非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的作用, 主要原因可能是贸易能够刺激对与贸易服务相关产业的投资以及提供相关的市场信息。国际援助变量显著为正, 表明中国企业更有意愿投资于接受了更多国际援助的国家, 因为国际援助往往意味着该国经济有潜在的转好趋势。通货膨胀率衡量的经济风险和腐败控制程度衡量的制度风险均为正, 但不显著, 说明中国在进行对非洲投资的决策时, 风险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

在具体考察中非贸易对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决策的影响时, 人均GDP显著为正, 表明中国企业偏好于投资经济发展较好、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 因为这意味着该国居民具备一定的购买力;且人口变量显著为正, 说明了非洲国家庞大的市场是吸引投资的显著因素。然而把中非发展基金分别加入到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变量形成交互项时, 对非洲国家自然资源的寻求成为了中国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 说明该基金支持了一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在非洲对资源类产品的生产然后反向出口回中国的行为。所以, 国外对中国投资非洲的动机产生质疑是可以理解的。

而考察非洲各国对外贸易总额对中国企业投资该国的影响时, 人均GDP、资源寻求导向和市场寻求导向均不显著, 可以推测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绕过欧美国家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 将非洲国家视作制造基地从而间接出口制成品至国外。引入中非发展基金的交互项后, 人口变量显著了, 一方面原因可能是基金的设立唤醒了中国企业开拓非洲市场的意识,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中国企业看中了非洲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在初级制造业相较于中国的优势。资源寻求导向在加入基金的影响后有提高, 但是不显著, 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企业投资资源类项目只是为了向国内进入, 而不是将非洲国家作为“贸易中转生产基地”。

5.2 分类型检验

以中非贸易为考察变量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与中国的贸易和接受的国际援助显著为正, 原理同上。但是可以直观地看到, 中国企业对非洲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策略是有明显区别的。

注: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p<0.05, **p<0.01, ***p<0.001

首先, 中国企业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明显具有资源寻求导向, 且愿意承担一定的经济波动风险, 并且偏好制度透明度高的地区, 这与蒋冠宏和蒋殿春[4]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 尽管两项风险并不显著;而在低收入国家, 市场寻求导向成为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主要目的, 且中国企业明显偏好经济波动风险大的地区。腐败控制为负不显著,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缺失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

其次, 加入中非发展基金的影响后, 资源和市场导向的系数均有放大, 说明基金的设立更加激发了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热情。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企业在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对经济和政治风险有了显著性的偏好, 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是国家的政策支持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 使得中国企业更加愿意在一些相对不稳定的非洲国家进行投资生产。

以非洲对外贸易总量为考察变量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非洲各国的国际贸易额对中国企业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显著正相关, 说明中国企业, 尤其是那些从中国出口产品受阻的企业作投资非洲国家的决策时非常看重该国对外贸易的情况。

注:standard error in parentheses, *p<0.05, **p<0.01, ***p<0.001

在作投资低收入国家的决策时, 国际援助显著正相关, 说明中国企业投资这些国家的信心来源于国际上的援助支持。人口变量显著为正, 说明市场寻求导向是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国家的主要目的, 人口基数大一方面意味着潜在需求大, 另一方面也说明劳动力丰富, 适合发展初级制造业。企业对待风险的态度仍然是偏好的, 但不显著。引入中非发展基金后, 贸易和援助的系数变小, 两类导向和两类风险的系数绝对值增大, 说明此项政策的目的以支持中国企业开发非洲市场为主, 且政策的保障让中国企业更加具有风险偏好。

至于高收入国家, 除了国际贸易外, 其余变量均不显著, 说明中国企业投资这类国家的目的主要在于从这里将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比在中国生产然后出口更为容易, 贸易壁垒少。

6 结论

本文基于2003—2012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数据, 通过面板tobit回归模型, 首先分别就中非贸易额、非洲国际贸易额考察了非洲的对外贸易情况对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决策的影响, 结果表明, 非洲的对外贸易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热情。具体而言, 中非贸易对中国企业了解非洲广阔的市场前景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非洲对外贸易的逐年增长让中国企业纷纷选择绕过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设置的出口壁垒, 转而投资拥有各种贸易便利政策的非洲, 达到间接出口到发达国家的目的。在此基础上, 本文再引入中非发展基金考察其对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两类目的———资源寻求导向和市场寻求导向的激励作用, 发现中国企业在中非发展基金这种国家鼓励政策的指引下, 有竭力寻求自然资源进口国内、开拓非洲市场出口海外的动机;此外, 非洲各国接受的国际援助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信心。总体上看来, 非洲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因素却不是中国企业考虑投资非洲的主要原因;但是在低收入国家, 中国企业确实对风险有一定的偏好。

进一步的, 本文按照人均GDP将52个非洲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和低收入国两组进行分组考察。研究发现, 以中非贸易为平台, 中国企业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寻求导向, 而在低收入国家投资时中国企业注重的是其庞大人口基数后面所蕴含的市场潜力。中非发展基金的设立进一步激发了这两种需求, 且这种国家层面上的政策支持让中国企业在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具有风险偏好的特性。另一方面, 从非洲国际贸易的视角, 中国企业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仅与该国的国际贸易额显著正相关, 说明了这些国家更多的是作为中国企业规避国际贸易壁垒的选择;而在低收入国家的投资, 中国企业明显受到市场需求导向的推动, 且国际援助增强了企业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信心。再次, 中非发展基金促进了中国企业对两类国家不同导向的投资决策, 尽管对自然资源的寻求在以国际贸易作为控制变量时不显著, 说明资源类产品不是中国企业想通过投资非洲来间接出口发达国家的标的物。

不同于已有的研究, 本文重点考察了非洲对外贸易和中非发展基金对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 并肯定了二者的正面意义。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是一项双赢的经济行为, 不仅能够帮助非洲地区改善能源、交通、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状况, 发展农业和制造业, 提高其经济的自身“造血”功能, 也能够让中国在贸易壁垒频繁、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涨、产业结构亟需调整的关键时期找到一条产业转移路径, 并有效平衡国际贸易盈余, 减轻国际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