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平等化农业国际贸易论文

摘要：伴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我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其中电子商务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降低了交易的成本，使交易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也与经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互联网环境下，我国国际贸易在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贸易平等化农业国际贸易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贸易平等化农业国际贸易论文 篇1：

国际贸易体系改革与中国的积极参与

【内容提要】二战后，GATT/WTO框架下所构建的国际贸易体系，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发挥了的巨大作用。但随着贸易格局、经济实力等各类因素的变化，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也出现诸多矛盾及问题，这也成为新一轮贸易体系改革的根本原因。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代表，积极地参与并协调了国际贸易体系的进一步深刻调整，促使国际贸易多边合作体系的框架构建更为健全、完善。而且，中国“反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形式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积极姿态，扩展了贸易体系的改革内容，也进一步拓宽了新贸易体系的发展目标。此外，中国的参与是实质性地将多边共谋机制引入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协商机制，并对新机制给予创造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从政治的高度帮助确立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地位。总之，在合理、公正的新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的地位及作用将更为稳固、重要。而且，中国价值的显现并不是对传统制度的革命性颠覆，而是在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下，推动贸易体制有序、高效、平等、和谐地改革，并实现“内外并重、善内促外”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国际贸易体系改革 贸易保护主义 多哈回合 发展中国家 中国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二战以后，作为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GATT/WTO基本框架下所搭建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为推动战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发挥了基础性及功能性的关键作用。得益于此，国际贸易体系长期有序地运转，国际贸易的整体环境大为改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总体规模也实现了几何级数的巨幅增长。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地区参与并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整体构建与发展中，对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格局的调整变化发挥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革新作用。而且，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入调整以及一大批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催化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进程。其中，中国作为当前国际贸易的主要国家和贸易体系改革的积极参与方，在不断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沟通与合作的同时，积极谋求国际贸易体系有序、良性的改革成果。

一、国际贸易体系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一个不断变革、不断发展的结果，随着贸易内容、贸易形式、贸易工具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支付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贸易体系的改革也在继承、发展、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同样，国际贸易的发展也紧密依附于是否存在与其相适应的国际贸易体系。因此，一旦贸易体系的改革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之间出现脱节现象，就会创造出体系改革的原动力，推动体系改革的良性发展。

从当前国际贸易的规模及内容等来看，相比战后至上个世纪的末期，其都已发生了巨幅变化，但与此相对，贸易体系内部的运作机制、决定机制等均没有发生相应的调整，而且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也越发尖锐，逐渐演变为新一轮贸易体系改革的推动力。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参与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成员数量不断扩张，促使贸易体系的结构、层次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深刻调整。因此，当前来看，国际贸易体系自身的调整、发展是不够的，并不能满足其体系内各利益集团的多样性及复杂性的需求，最终导致矛盾频发。换言之，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存在巨大差异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导致其利益衡量和价值判定存在着偏差，这就客观地加剧了彼此同在一个贸易体系内实现利益均衡的困难度。而且，这种困难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立，也包括发达国家内部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

其次，现行贸易体系的决定机制、标准设定、目标建设等基本取决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接受的从属地位，体系内格局分布的落差导致话题主导权和发言权迥然不同，由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阵营间的利益冲突就成为现行贸易体系内最为主要的矛盾落脚点。

再则，农业出口补贴、市场准入等传统敏感性问题不仅涉及彼此利益的协调和分配，而且关乎各成员方的国家安全与稳定，始终都未能在贸易体系自身的发展和进化过程中得以充分的消化。这类问题所表现出的失衡，突显了贸易体系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此外，地区性经贸合作化的全面展开加速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而且地区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的缔结成为多边贸易体制（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MTS）内容扩充的主要新特征。根据WTO的统计，截至2010年7月底，地区贸易协定总数高达474件，其中283件仍在发挥效力。 但是实际上，地区性贸易协定是把“双刃剑”，既可视作是对WTO自由贸易体制的补充与完善，推动某一特定区域内自由贸易的升级发展，也可视作是对全球性贸易体制的颠覆，因为只有地区性贸易协定的参与方才能享有局部区域内的贸易同盟所产生的贸易利益，排他性的特征导致外部经济体失去了分配体系内部利益的机会。

除此之外，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现行的贸易体系并没有很好地抑制保护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导致其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反被一些国家及地区的保护主义所牵制。这里必须搞清楚保护主义与一般产业政策的区别。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及地区为了维护某一特定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都会或多或少地融入具有一定倾向性的产业政策。但是，实施这些产业政策必须是仅停留在市场层面的操作行为，其运用的对象必须具备普遍性、平等性的特征，实施的时间范围也必须存有一定的限界。贸易保护主义则迥然不同，完全脱离了商业行为的简单思维模式，是被特定的目标和意志所具体化的意识形态，其作用的目标对象上具有特定性的特征，且不存在时间范围上的特定限制。

综上所述，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失衡，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悬而未决是其真实、客观的反映，因此改革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且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

二、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新迹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步伐在新世纪中进一步的加速，世界贸易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据IMF的统计显示，2002年世界贸易总额约为13万亿美元，2008年此数字猛增至32.5万亿美元，增长了近两倍（参见图表1）。 贸易量的急速膨胀带动了贸易格局、贸易结构、贸易功能、贸易实力等的深入调整，也催生了贸易体系的内在变革。

注：表中的数据为发达（新兴及发展中）国家进（出）口额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百分比。资料来源：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9, pp.4-5.

如图表1所示，从2002年至2008年的7年间，发达国家从世界贸易格局的显著地位逐渐陨落，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出现大幅度下滑，而与其相对，新兴及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步入迅猛发展的“黄金期”，所占比重的大幅增长带动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升，并促使世界贸易总体格局发生实质性的深刻变革。由此而言，多哈回合谈判屡次无功而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贸易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于贸易结构的发展，造成参与体系构建的各成员方无法公平、公正地实现利益均衡，最终导致严重的、根生于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其次，10多年漫长而无进展的多哈回合谈判逐步陷入僵局、死局，客观上也说明贸易体系内部正不断释放着改革的能量，各参与方之间的博弈、竞争也摆脱了过去传统的发达国家发号、施令，发展中国家妥协、让步的初级非平等阶段。换言之，国际贸易体系对成员国实际义务的约束力在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而初级的非平等阶段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是单向的，就造成发展中国家在现存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从属地位，主导体系运行及相关改革的始终是以欧美为核心的发达国家集团。而且，发达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和贸易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并依赖经济全球化运作体系的不断扩张，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各类资源的直接掠夺。更近一步而言，上述的初级阶段中，发达国家构建国际贸易体系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依托国际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来进一步撬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与其相对，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贸易体系的战略目标则是通过广泛且全面地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运行，实现自身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因此，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能否公平且充分地体现在新构建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真正参与并影响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及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再者，多哈回合谈判的长期僵局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贸易自由化的诉求，而曾作为自由贸易倡导者和捍卫者的欧美发达国家却在此次贸易体系的改革中成了自由化的“屏障”。由于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长，逐渐改变了发达国家一统全球贸易的传统格局，由此发展中国家要求获得与其贸易地位更为匹配且更加有力的发言权，同时也坚持要求发达国家作出更大的制度让步。虽然贸易谈判的僵局暴露出利益均衡过程的复杂性和困难度，但发展中国家意识到维护与其承担义务相对应的权利，并争取与发达国家均衡享有权益的努力，可视为是本轮贸易体系改革中所表现出的显著特征。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处于国际贸易体系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选择“抱团”的合作方式以扩大自身的同盟优势，增加谈判的要价力度，力求实现贸易体系改革过程中的“力量分布再平衡”。具体来看，多数新兴及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对抗的实力，通常自发性地组成具有共同特定目标的利益集团，从而促使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由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博弈，转变为新兴及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利益集团与欧美发达国家间的抗衡。通过与以往单纯的“大国压小国”、“强国压弱国”的竞争模式相比较，新显现的格局模式更为合理、平衡。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美欧国家的漫天要价和强攻死守，给发展中国家制造了一定的压力，但也激发了发展中国家采取“抱团应对”的有效举措，由此20国集团（G20）、33国集团（G33）、90国集团（G90）等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就成为某一特定领域的新兴谈判力量（参见下页图表2）。

另一方面，由于组成集团的各成员方也存有国内经济基础、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集团内部也存有部分的分歧，最终反应为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不强、意见不统一。具体而言，20国集团（G20）是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集团，但其成员巴西、阿根廷、泰国等原是凯恩斯集团的成员， 是开放农业市场的积极支持者，但印度、墨西哥等其他成员却始终希望保护本国的农业市场，反对进一步开放。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33国集团（G33）、90国集团（G90）等。

图表2 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多股集团势力

资料来源：根据各种资料，笔者编制。

注：与其他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谈判集团不同，“10国集团”是由挪威牵头的10个农产品净进口国组成，成员包括保加利亚、冰岛、以色列、日本、列支敦斯登、韩国等，该集团旨在对其农产品进行高度的贸易保护。

三、中国贸易实力的和平崛起与相应作用的产生

当今的国际贸易体系正经历着深层次的改革，但多哈回合的屡次无功而返真实、客观地反映出此种改革的艰难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扩展到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毫无疑问，推动贸易体系的改革势必将成为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后，又一次国际层面的改革重头戏。而且，“尽快结束多哈回合、保持世贸组织的活力和权威，对于推动贸易自由化、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这其中，中国贸易实力的和平崛起将良性地帮助此次改革进程的有序推进，并对其产生深远、积极的影响。

首先，作为贸易大国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的参与促发了国际贸易体系的进一步深刻调整，并健全和完善了国际贸易多边合作体系的框架构建。 中国是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和改革的积极要素，作为世界级的贸易大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但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贸易竞争力仍处于发展阶段，还不具备引领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充足实力，需要与更多的贸易伙伴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以共同推动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不可否认的是，作为现行贸易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改革的积极参与方，中国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不仅重新诠释了贸易自由化所创造的“互惠、共赢”的巨大效果，同时也为体系改革的渐进性推进发挥了稳妥的协调作用。 另一方面，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源头——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处于强势地位，被公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代表和大本营，其内部问题的外露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重创了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体系中的国家信任度，同时也促发了体系中的其他成员方对于现行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改革的强烈呼声，其主要代表就是以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单纯地将此次金融危机定义为改变世界贸易体系的根本原因，贸易体系实际的改革和发展，始终依赖于与贸易相关的各类因素的综合变化以及此种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其中包括贸易结构、贸易内容、贸易竞争力以及参与国家的综合国力等多种因素。

其次，中国“反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形式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积极姿态，扩展了贸易体系的改革内容，也进一步拓宽了新贸易体系的发展目标。2007年8月17日，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吉隆坡发表讲话称，“今天面临的挑战是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致力于建立一套政策，保证各个国家都受益于全球贸易”。 中国的和平崛起无疑是对拉米总干事所期盼的有力回应。作为参与多哈回合谈判的主要成员方之一，中国是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促成多哈回合顺利结束的关键力量之一。众所周知，中国是受贸易保护主义侵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等“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俨然成为抑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制造市场准入壁垒的“合法”手段。因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比重较大，贸易依存度也较高，所以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都会对中国的产品出口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经过多年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与实践，中国逐渐熟悉并适应了贸易体系的运转规律，丰富并充实了自身的贸易经验。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与国际贸易体系的全面融合上升至新高度。中国国内一系列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完善；积极地运用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保护自身贸易利益的不受损；积极参与并主办与贸易相关的国际性论坛，增加在国际贸易谈判上的话语权等，通过诸多主动出击式的工作及努力，实现了中国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无缝接轨”。而且，为了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加速贸易体系自由化的改革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背景下，积极敞开国门，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 可以说，中国全面地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并成为稳定国际贸易体系有序运转、推动国际自由贸易进一步深化、发展的主要力量。 中国的大市场开放政策，不仅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量化增长和理念推进提供了坚实的平台，也为自由贸易创造财富和价值贡献了丰富的现实素材。2010年3月1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高级别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呼吁各国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良好条件。 由此可言，有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体系改革，论据更为饱满，内容更为充实，范围更为广泛，目的也更为明确。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中国的参与是实质性地将多边共谋机制引入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协商机制，并对新机制给予创造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从政治的高度帮助确立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地位。作为全球范围内新兴崛起的谈判、议事的平台之一，G20机制的启动对于重新构建全球政治、经济、贸易秩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了更为积极、有效地活用G20谈判机制，尽快促成多哈回合谈判的圆满结束，G20成员国必须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谈判中给予更加优惠的承诺，同时通过技术和金融的支援，实现并扩大欠发达国家在新贸易体系中的利益。 中国作为G20机制化的有力推动方和积极参与者，始终强调通过积极的多边协商，稳妥、有效地解决国际性的公共事务，这其中也涵盖了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改革国际贸易体系等内容。2010年6月27日，胡锦涛主席在G20多伦多峰会上提出：“为推动世界经济尽早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应促进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 我们从胡主席的发言中，可以解读出中国对于改革贸易体系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从另一角度理解了中国对于未来国际贸易体系有序运行的愿景。因此，多哈回合谈判的圆满完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象征着贸易技术上的难题突破，而且也意味着改革后的国际贸易体系将继续有效、均衡地支撑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合作的有序运转。

小结展望新国际贸易体系内的中国

在合理、公正的新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价值的体现并不是对传统制度的革命性颠覆，而是在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下，推动贸易体制的有序、高效、平等、和谐的改革。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的主要背景，就是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着多边贸易体系的运作和贸易谈判目标的决定权。尤其是“选择性贸易自由化”导致了该体制在历史发展中存在着较为显著的不平衡和不完善。 中国的参与将打破传统的力量制衡，更多地偏重于保护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利益。换言之，在GATT/WTO框架要求所允许的范围内，中国将尽可能地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更多贸易制度上的优惠，帮助实现在同一体系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平竞争。

其次，中国在新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及作用将更为稳固、重要。中国将不再是制度改革的被动参与者，而转变为深化多边机制改革、引领贸易话语权的积极协调方，甚至是局部领域的主要领导者。贸易体系的改革是不断优化、逐渐完善的过程，新贸易保护主义希望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引入环境问题等新议题，给发展中国家制造贸易竞争的新壁垒，减缓贸易体系改革的进程。如何与此类新矛盾、新困难作斗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受损，是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重要责任之一，也是巩固、扩大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就此意义来看，中国的参与将促使贸易体系改革的内容进一步深化，从结构调整等宏观层面一直延伸至与国际性贸易保护主义作斗争等具体的微观细节。

当然，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也是一个“内外并重、善内促外”的改革过程。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发展国内市场，推动经济结构成功转型。应该说，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方，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实施和发展，但中国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其主要支撑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加工贸易，这就导致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强，易成为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攻击对象。中国“促转型，保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调整，也是促进世界贸易格局结构型转变的重要转折。而且，中国大市场的开发与开放，将为世界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撑与动力保证，也将为世界贸易体系改革的顺利进行平添稳固的基石。

作者：陈友骏

贸易平等化农业国际贸易论文 篇2：

互联网环境下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现状分析

摘 要：伴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我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其中电子商务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降低了交易的成本，使交易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也与经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互联网环境下，我国国际贸易在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本文展开了一系列论述，分析了互联网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现状，就跨境电商对我国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作了相关阐述，并针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重点提出了互联网背景下国际贸易发展对策，即不断优化完善网站和相关基础设施、提高企业门槛、不断深化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度、积极转变管理理念、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关键词：互联网环境;国际贸易;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发展对策

本文索引：丁钰露.<标题>[J].商展经济，2021（16）：-051.

DOI：10.12245/j.issn.2096-6776.2021.16.15

1 互联网背景下跨境电商对我国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

1.1 跨境电子商务的相关内容概述

跨境电子商务，主要应用于商业的信息传播与交易，其在全球的发展主要是由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加持，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促进了跨境电商的良性发展，为交易双方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基于互联网背景下，跨境电商对我国国际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以往的贸易交易中，由于我国外贸企业用来获取利益的资源相对匮乏，而区域限制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导致了我国的经济始终处于落后的地位。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出现，我国外贸企业的经济贸易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企业通过建立虚拟的营销服务，并利用自建平台来进行产品的展示，以不断加强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1.2 对经济层面产生的影响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络的广泛普及，我国网络经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网络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我国电子商务企业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同时，伴随着电子商务技术的不断升级和革新，我国外贸企业的进出口贸易达到商业化水平，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资源层面还是产品层面，其专业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强，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潜力巨大。而在跨境电商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前提下，国家贸易的特点更加倾向于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1.3 对空间层面产生的影响

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给人们的衣食住行提供了诸多的便利，人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也更加方便和高效，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不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跨境电商不仅减少了贸易摩擦，同时也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由于互联网自身的开放性和共享性特征，而在此环境下兴起的电子商务，更是突破了空间的限制，为经济贸易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网络进行交易，使消费者对企业自身有更加直观的认识，改变了其对企业资本实力的客观判断。

2 互联网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现状

在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技术已经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也在逐年攀升，我国国际贸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结合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可知，我国GDP 的大幅提升，与国际贸易市场的开拓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贸易的良好发展，直接带动了我国GDP 的增长。现阶段，虽然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势头良好，国际贸易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此情况下，仍然要正视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信息网络条件的限制、人力资源匮乏、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等，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不断改革和调整，使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邁进。

2.1 信息网络条件的限制

在互联网背景下开展的国际贸易活动，由于电商虚拟性的特征，贸易双方对彼此的信用状况很难掌握，这就使得一些企业故意制造虚假的商业信息以及产品信息，商业欺诈行为也因此产生。与此同时，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虽然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完善，但在跨境电商交易费用支付结算领域还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主要体现在技术、管理、消费水平等方面，由于信息网络条件的诸多限制，以及不完善的信息安全机制等，给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2.2 专业人才资源相对匮乏

现阶段，国际贸易行业的准入门槛偏低，而高等院校对人才的教育模式已经与现实发展的需求严重不符，刚步入国际贸易领域的大学生，以为掌握了国际贸易专业的相关知识，便可以胜任相关的工作，但是真正操作起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仅要具有国际贸易的专业知识，还要将知识进行熟练应用，这对工作者的操作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电子商务更多的是需要具有较强动手能力以及能够熟练操作计算机的人才，而对国际贸易专业理论的要求并不高，因此在互联网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相对匮乏。

2.3 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在国际贸易业务开展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同，而贸易双方处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对于电子商务文档信息的真实性、知识产权、网上交易等法律问题，不同国家的法规政策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而国际上又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标准。我国现有的法规制度只是针对于传统贸易有效，而对外贸易活动的开展没有严格的法规制度予以保障，相反，现行的法律法规制度对对外贸易主体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跨境电商的持续发展。

2.4 企业缺乏管理、制度的创新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企业也积极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但是由于我国企业在管理制度方面缺乏创新性，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地位普遍较低。现阶段，结合我国对外贸易企业的发展可以看出，我国外贸企业的产品品质需要不断提升，仿制品仍旧是我国外贸企业应该坚决杜绝的;另外，有的外贸企业的产品低端化和同质化较为严重，由于产品大多是附加值较低的轻工业品，而这也是企业打价格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2.5 经济发展粗放型较多，集约型较少

我国是农业大国，而在经济的发展上，主要以粗放型为主。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向着集约型发展，但是在开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仍旧以粗放型经济出口方式为主，出口量较大的同时，层次和水平普遍较低，因此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始终无法提升。由于集约型产品的数量少，不具备品牌优势和竞争优势，所以我国国际贸易结构存在着不合理的问题。

3 互联网背景下国际贸易发展对策

3.1 不断优化完善网站和相关基础设施

国际贸易活动的开展，与信息技术的基础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我国在信息技术的基础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相比较国外发达国家而言，还与其有一定的差距，而这也在无形中影响着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国际贸易竞争力远远不足。所以，要不断完善网站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加强信息安全，对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进行不断更新和完善，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盾，同时推动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

3.2 提高企业的门槛，不断深化现代化的教育理念

现阶段，高校中的国际贸易专业教学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国际贸易专业教学仍旧延续传统的教学模式，而在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的当下，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学虽然涉及跨境电商的内容，但也仍旧是一些基础知识内容的教授，而对跨境电商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教学。在此种情况下，国际贸易教学内容仅停留在基础理论知识的層面，而学生也只能掌握传统的进出口业务。在互联网环境下，对于相关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传统专业课的学习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的发展，因此高校可以结合电子商务的发展不断深化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模式，开设专业性较强的课程，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培养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综合人才。

3.3 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跨境电商的发展处在探索阶段，发展时间不长，而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够健全，传统商业立法是以纸质交易为基础的，而由于跨境电商自身的虚拟特性，是非纸质交易活动，因此传统商业立法对其是完全没有约束力的。所以，传统商业立法是完全不适用于网络商业的业务运作，与网络产业的发展是完全背离的。所以在跨境电商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建立并不断完善相应的法规制度，以确保其能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3.4 不断转变管理理念，树立先进的管理理念

对于我国外贸企业而言，要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提高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企业领导更要积极转变管理理念，引进先进科学的管理设施。另外，要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结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对企业内部管理机制进行不断地完善和调整，以确保企业能够符合国际贸易的相关标准，从而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因此，积极更新和转变管理理念，不断优化企业内部管理模式，必要时借鉴和学习国外先进企业的成功经验，以我国国情为根本，为企业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必要的支撑，由此更好地发展电子商务，最终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竞争力。

3.5 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彻底改变我国长期粗放型经济发展的状态，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增强我国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通过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加快产品的升级更新等举措，实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整体提升。彻底改变原先我国国际贸易中粗放型经济为主的发展态势，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我国国际贸易进出口之间的协调发展。与此同时，我国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成功经验，并进行不断的创新和优化，为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地位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4 结语

总而言之，基于互联网环境下，跨境电商的发展无疑推动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同时，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有效抓住机遇，对自身进行不断地调整，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挑战，这是在未来发展中必须要重视的。所以，要努力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的竞争力，以及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必须要时刻关注国际贸易的发展情况，能够不断调整发展战略，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从而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并取得一定的主动权，以推动我国经济的健康和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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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钰露

贸易平等化农业国际贸易论文 篇3：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演进

摘要：农业多功能性是指农业生产所具有的经济、生态、文化、环境等多重功能。国外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的理解不一，而国内主要是围绕农业多功能性的内涵与意义、价值表现、对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等方面进行论述，主要经历了起源、发展和应用三个演化阶段。在农业多功能性的理解和应用方面，主要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集团：持反对意见的美国和部分凯恩斯集团成员；持认同态度的日韩欧盟等发达国家；既支持又有反对意见的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农业多功能性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加强对非贸易关注、联合生产等核心问题的研究，并加强相关实证分析；第二，从战略高度，关注粮食安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以农业多功能性为都市农业发展的切入点，引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农业多功能性；政策工具；研究方向

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近年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逐渐呈现出“小部门化”的趋势。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的加速使得农业面临着生态恶化、耕地退化、农耕文明失落等诸多问题。针对农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被弱化、边缘化的现象，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悄然诞生。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各不相同，而由于该类支持常常不计入生产者成本，造成了国际农产品贸易价格的扭曲。WTO对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规范与划分，使得发达国家不断改善其农业保护措施，农产品世界贸易保护争端日渐凸显，从而使得农业多功能性问题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农业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是指农业生产活动除了具备粮食和原材料供给功能外，还包括与农业相关的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多样性、保持农村文化遗产等多重功能。从农业性质和功能来看，农业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的市场价值上，还直接表现在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外部经济性，且农业生产的外部效应远远超过了它的经济效应。由于农业多功能性所产生的农业生产的外部性或非商品产出价值，在不适度的国内政策干预情况下，农业多功能性的存在导致了贸易双方福利的变化，从而引起了各国尤其是农产品大国对其的重点关注。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世界农业的发展，农业多功能性的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农业经济理论和贸易保护理论的范畴，内涵更为丰富，并被赋予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本文首先概述分析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演进，其次基于贸易政策视角梳理了各国在农业多功能性背景下的法律法规、价格支持、补贴等农产品贸易政策工具，最后对新时期农业多功能发展方向作一展望，以期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农业多功能性的历史演进

自农业多功能性概念被提出以来，各国及国际组织对此的理解和研究各有侧重。Renting和Rossing等（2008）在探索欧洲各国（芬兰、荷兰、英国、德国等）对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后发现：欧盟各国认为农业具有和土地相关的一切功能，如野生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动物福利、农业景观保留、文化遗传、乡村发展、粮食安全等[1]。Boody和Vondracek等（2005）在以明尼苏达州为例的研究中认为，美国对农业多功能性的认知强调农业与环境特性相关的功能，比如改善水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收益[2]。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研究也是国内农业理论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肖爱清（2008）认为，欧盟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以下简称“FAO”）对农业的多功能性的定义侧重于挖掘人们忽视或没有重视的农业功能；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则侧重于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农业多功能性，包括研究农业生产中产品的联合生产、农产品的外部性或公共物品等特征[3]。周镕基、邬东峰（2010）归纳了国内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研究的最新文献后认为，我国学者主要是围绕农业多功能性的内涵与意义、价值表现、对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等方面进行论述[4]。综上所述，农业的多功能性涵盖了农业生产所具备的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功能，其特色突出体现在各功能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上。

然而，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阶段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并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梳理，按照其理论演进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起源阶段：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

孙新章（2010）、陶陶、罗其友（2004）等学者认为，农业多功能性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政府提出的“稻米文化”中，其提出的目的在于突出保护日本国内稻米市场。日本国内许多节日和庆典都是根据水稻播种、移植、收获活动确定的，水稻的种植不仅是粮食生产，还具有水土保持、环境净化、文化传承等功能，保持日本的水稻生产就保持了日本的稻米文化[5][6]。而欧盟在1985年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后，明确提出不仅要确保农业的战略性、经济性、社会性等功能，还要促进农业对农村环境的保护功能。

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让这一概念由抽象走向具体，内涵也在发展中不断丰富。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基础是农业生产所具备的经济功能（粮食、原材料供给等）；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文化传承等非经济功能即是这一概念内涵丰富的体现，也是其鲜明特色。Rossing、Zander等（2006），Rossing、Groot（2009）在探析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理解后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农业生产相对过剩并达到顶峰后，欧盟各国开始重视对农业多功能性的理解，更注重农业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文化、乡村发展等非经济功能的开发，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更侧重于与农业生产经济功能相关的农业功能的开发[7]。陈秋珍，Sumelius（2007）在总结国内外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的文献中认为，欧洲农业多功能性包含有环境保护、景观保留、生物多样性、农村生存与发展、粮食安全、食品质量卫生、农村农业历史文化遗传以及动物福利等[8]。目前，其内涵的不断丰富主要是基于发达国家对农业生产的经验总结，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规划、农业功能的定位与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二）发展阶段：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积极拓展

在日本、欧盟提出农业多功能性之后，这一概念迅速在世界各国和各国际组织中引起共鸣。此后，韩国、法国、意大利、挪威等国也根据国内农业生产情况，赋予农业生产类似的特点。姬亚岚（2009）认为，在国际组织间，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此后，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和《地方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等国际文件对农业多功能性给予承认和利用[10]。OECD、WTO、FAO等国际组织也在不同场所使用了这一概念，以农业多功能性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交流也逐渐频繁，农业多功能性也因此迅速传播。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农业多功能性的积极探索，促进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其功能特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也标志着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开拓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际组织和各国对这一概念外延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化。非贸易关注、可持续农业、公共品和外部性等已经成为其外延研究的热点方向，而非贸易关注（Non-trade Concern）更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和国际组织关注的焦点。狭义的非贸易关注是指纯粹的农产品自由贸易无法体现和实现农业的全部价值，从而导致贸易某一方利益受损。广义的非贸易关注还包括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内容。Prestegard（2003）认为，非贸易关注与农业的非商品生产关系密切，并且外部性和公共物品两个概念常被用来分析非贸易关注[11]。姬亚岚（2007）认为，非贸易关注注重的是农业政策对市场或国际贸易的影响，如果政策不影响贸易或不产生市场扭曲作用，那么它在非贸易关注上的意义就是可以接受的[12]。罗芳（2007）基于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存在的联合生产特征、公共产品特征和外部性三个基本特征进行理论分析认为，通常观察到的自由贸易中进口国利益受损的原因是农业的外部性没有内在化，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是自由贸易所致[13]。Blandford和Boisvert（2002）认为，当涉及到正的非商品性产出时，必须考虑土地和自然资源对此的积极贡献，对负的外部性也必须给予政策性的惩罚[14]。OECD（2003）在《多功能农业：政策含义》中也依据联合生产、市场失灵及非经济品的公共产品特性和空间分布，提出了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最优政策设计方针[15]。

（三）应用阶段：各国积极推进本国农业的多功能性发展

农业多功能性这一理论尚在探索阶段，而各发达国家已着手推进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张小慧（2004）认为，1999年日本颁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对日本农业发展十分重要，该法案中有专门的阐述农业多功能性问题的条款，并根据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提出了食品稳定供应、农业多功能、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振兴的理念和农产品自给率目标[16]。杜鹰（2000）认为，以1999年制定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为标志，日本的农业政策正处在战后6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调整期，日本农业和农村的地位与作用被重新评估。据此，日本政府提出了若干新的理念，明确了农业政策改革的基本方向，并积极推进实施一系列新的农业政策[17]。同年，法国通过立法制定了国家的农业战略，主导思想就是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欧盟委员会也在1999年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该议程在继续强调保证欧盟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采取市场和收入政策的同时，突出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续性，以确保欧盟农村的未来发展。1999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荷兰政府召开了国际农业和土地多功能特性会议，会议指出：所有人类活动均具有多功能性，农业也是如此。除了其基本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粮食和原料，农业还具有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多重功能和目标。尹成杰（2007）总结了欧盟各国及日韩等国在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实践中的做法，主要是：在乡村甚至全社会范围内激发对土地保护的热情，以保证农产品的供给；给予农业政策支持，并提供公平的国际贸易政策；保证农业经费的供给；将环境成本和健康纳入农业收益的总体评估；将农业科学技术和本土知识应用于农业发展中；支持小农场机械化的发展以及制定适应拓展农业功能的国家政策。我国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明确指出，“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这表明，中国已经在政策层面上开始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理论。2008年、2009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16届、17届政府间会议中，农业多功能性也是“77国集团+中国”、欧盟、美国等利益集团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各国纷纷重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先后以政策形式出台关于本国农业多功能性的文件，这标志着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到了积极应用阶段。

二、世界各国对农业多功能在贸易

政策层面上的应用 农业多功能性的提出虽然只是农业产业功能变换的产物，但就其理论政策而言，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本国的农产品贸易保护趋于合理化。Swinbank（2001）、Potter（2002）等基于贸易视角的研究认为，农业多功能理论是寻求农业保护合理化的理论支撑，在所有的研究中，联合生产是理解农业多功能性的核心。如果农产品的商品性产出和非商品性产出因技术上的联系而成为联合产品，那么，农产品自由贸易及其扩大则会影响农产品供给数量的变化，进而影响农产品进出口国家的福利水平[18]。一般情况下，对农产品进口国而言，由于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大量农产品进口会促使进口国农业产业萎缩，不仅影响本国农业发展，还对农业产业产生的社会效应、生态效应、文化保护效应等一系列非商品产出功能产生影响，最终减少了农产品进口国的国内净福利；对农产品出口国而言，农产品出口的扩大会促进国内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效应、社会文化效应等非商品供给的增加，农产品出口国的整体福利趋于改进。

基于上述福利经济学原理，在对农业多功能性这个概念的理解应用方面形成了三大集团：一是以美国和凯恩斯集团为代表的反对方；二是以欧盟、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赞同方；三是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上，由于市场准入、出口竞争直接扭曲农产品国际贸易，所以市场准入和出口竞争成为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的重点。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更偏向于通过国内支持进行，从而使得削减国内支持成为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焦点之一。在农产品世界贸易谈判中，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出口竞争等一直是谈判关注的焦点。本部分通过介绍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三个层面上的政策，来分析三大集团中的代表国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基础上对以上三种贸易政策的应用。

（一）美国和部分凯恩斯集团成员

美国和凯恩斯集团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实体。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凯恩斯集团（Cairns Group）于1986年成立于澳大利亚凯恩斯，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19个农产品出口国，是农产品出口国为提升其谈判地位而组成的一个利益集团。作为世界第一的农产品生产体，美国的农业政策不仅对自身有重大影响，也对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走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出现后，其贸易政策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市场准入方面，由于美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在强调关税保护的同时，通过突出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功能来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提高农产品进入的门槛。在国内支持上，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出现后，1996年美国对国内支持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提出了以“生产灵活合同补贴”取代之前的价格支持补贴。王三兴（2007）指出，2002年的《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中提出的直接支付、反周期支付、销售协助信贷和差额支付花生、糖、牛奶等计划目标就是用严密的安全网来保障产品价格和农场主收入，直接支付事实上替代了1996生效的生产灵活合同。尽管反周期计划遭到WTO和他国的批判，但反周期支付目标价和有效目标价、销售协助信贷价格事实上构成了国内支持的层层保护网[19]。在出口竞争上，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主要出口农产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补贴。此外，政府的农业科技投入和环境保护项目支付，商业性农业保险机制的完善也间接增加了美国农产品贸易的出口竞争力。

尽管凯恩斯集团由于国家众多，在农产品贸易中没有统一协调的农业政策，但该集团均提倡农产品出口的自由贸易，因而该组织中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在推动农产品自由贸易上与美国立场相近，呼吁通过取消一切形式的出口补贴，来改变农产品贸易、根本性的改善市场准入、减少国内对农业的补贴，以期最终促成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政策，改变由此造成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扭曲。

综上所述，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国家在对待农业多功能性这一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人类活动都具有多重功能，“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新概念没有任何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只能被用来作为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工具，因此坚决反对粮农组织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二）日韩欧盟等发达国家

以日、韩及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站在美国与凯恩斯集团的对立面，他们强调农业多功能性在经济、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性，并提出要重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此外，这些国家还认为，“农业多功能性”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认识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从而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制定下一世纪农业发展战略，确保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和韩国作为农业国际竞争优势较弱的国家，一直对农业实施多层次的保护。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日韩两国也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本国的农业保护手段进行调整。其基本要旨是在不明显违背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利用贸易保护规则，对本国农业生产提供有效的保护，这突出表现在日韩两国利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限制大米、蔬菜等农产品的进口。在农产品市场准入上，日本更青睐采用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等措施，而韩国更注重运用调解关税和关税配额的手段限制农产品进口；在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一方面，两国都制定了严格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法规，对入境的农产品实施近乎苛刻的检疫和防疫措施。根据WTO的通报，日本是目前设置技术壁垒门槛最高的国家之一，以“肯定列表制度”最为突出，韩国相对次之。国内支持方面，由于WTO《农业协定》签订后，以价格支持政策为主的传统的农业保护措施被列为消减对象，日本、韩国两国不得不在WTO框架内寻找新的农业保护手段，引入直接补贴制度。谭如冰、尹峰（2007）在对比日韩两国的农产品保护政策后认为，在日本，直接补贴制度主要包括山区半山区实施的直接补贴政策和农业环境直接补贴；而韩国的农业直补有稻农固定型直补、耕地转让补贴、环保农业补贴、恶劣农业地区生产补贴和农村景观保护补贴等多种直接补贴制度形式[20]。在公共服务上，日本通过财政支持进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来间接支持农业发展，而韩国则通过农业保险项目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来保护农业生产。在出口竞争上，除了常用的出口补贴之外，两国的市场和农业生产都十分重视发挥农业协会的作用，农业协会对农产品出口、政策制定的影响十分显著。

农业是欧洲一体化程度最高的领域，其强大的生产与贸易能力得益于欧盟最主要的农业政策——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以下简称“CAP”）。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CAP对生产的刺激导致农产品过剩问题日益突出，CAP改革开始加速进行。在1992年，CAP开始贯彻农业多功能性理念，注重农业发展对环境、生态、消费者的影响。当前欧盟农业发展模式的主要目标是：采用合理的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模式，不仅能够为公众提供所需的各种类型的高质量产品，更要追求农业形式的多样化。在市场准入方面，欧盟成员国的农产品进口通常采用从价税率来进行关税保护，非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产品的进口。在国内支持上，价格支持是共同农业政策的核心，Swinbank（2001）对CAP的研究发现，CAP自1962年开始逐步实施后，在改革中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改革的核心是农业补贴由过去的以价格支持为基础过渡到以价格和直补为主的机制。此外，农业风险管理、欧盟农村发展战略规划也向农业多功能发展，以配合CAP改革的顺利进行。张峰（2010）研究后认为，欧盟农业补贴机制改革后调低了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降低了农产品补贴数额的过度增长，《2000年议程》也突出强调了降低价格支持和出口补贴，减少政府干预，更多地采取与农产品产量限制结合的直接补贴等方式以保护环境，促进农业发展[21]。在出口竞争上，为解决农产品大量过剩的问题，欧盟成员国对农产品出口施行了高额补贴，此外，欧盟的农产品出口国还建立了专门的农产品出口国服务组织，有计划地推销本国的农产品服务，这也间接地增加了其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三）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利用农业多功能性进行农产品的贸易保护，但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那部分农业功能方面（粮食安全、消除农村贫困），要求发达国家给予特殊待遇，呼吁得到公平和自由的贸易环境。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双方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平等地位。为了在WTO农业谈判中保护本国农业的利益，关于市场准入问题，各发展中国家强调要求通过关税减免、放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措施实质性地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国情，给予发展中成员国特殊待遇。由于该集团内各国国内情况不同，因而目前没有具体的市场限制标准，但是他们都主张通过关税给予本国农业适当保护，一些具备条件的国家在熟悉了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规则后也倾向于通过技术性贸易壁垒来提高农产品进口的门槛。关于国内支持问题，该集团中的主要农产品出口国认为，发达国家应大幅度削减国内支持，削减扭曲贸易的所有要素；并且在本国内，通过一系列的价格支持政策措施，对本国农产品进行补贴。在出口竞争问题上，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在内的20国协调组（G20）联合部分农产品出口国，强调取消所有形式、所有农产品的出口补贴，平行削减其他出口补贴措施。以巴西为例，在市场准入问题上，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废除了主要非关税措施，大幅度降低关税保护，所以巴西农业自由化程度较高；巴西的国内支持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小麦、咖啡、糖等）、农业信贷支持、政府保险项目等。同时，政府也非常重视农业科研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也间接支持了巴西农业的发展。在出口竞争上，巴西对主要农产品出口补贴，对农业生产和加工者提供税收优惠等措施以促进出口贸易。

虽然各种农业支持措施属于政府政策行为，但严格意义上讲，市场准入限制和出口补贴是一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措施，而国内支持属于一国为支持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而采取的国内政策措施。各国在农业多功能性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政策主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利益需要，而非农业多功能性是否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Paarlberg 和Bredahl等（2002）认为，各国对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不同理解是自由贸易协商的一个重大障碍，他们通过模型的实证分析认为，各国对农业的支持程度由于贸易条件、资源禀赋等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农业多功能性不能消除贸易壁垒，但是可以通过补贴和关税来部分纠正一国农业生产的外部性[22]。吕耀等（2004）认为，各国对农业多功能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农产品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利益之争。主要的分歧点，一方面在于对农业生产关联性和可替代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在于对农业非商品功能的衡量标准，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而统一的对物品或服务的存在价值、选择价值及遗留价值的度量，而价值量化是各国谈判中重要的比较指标[23]。

三、研究简评及未来展望

农业多功能性是农业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的新现象，农业作为一个产业能发展到今天，正是由于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的结果，也正是由于农业生产总值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业多功能性才逐渐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农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大趋势下，思考发挥农业的多重功能以满足经济发展对农业的多重要求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提出的时间尚短，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仅仅是开端，许多问题的研究亟需深入拓展。未来农业多功能性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方向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结合近几年国际组织和国内外学者对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研究，注重对伴随农业多功能性而来的非贸易关注、联合生产等核心问题的研究，而当前该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但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其研究也更侧重于模型分析，并利用国际贸易中所获得数据进行验证分析；第二，结合上述研究内容，对农业多功能性的研究应上升到战略高度，关注粮食安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并结合理论模型验证的结果对一国的农业政策进行修订；第三，结合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以农业多功能性为都市农业发展的切入点，指导都市农业的发展，让这一概念由理论走向实践，一方面指导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引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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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志刚　黄圣男　彭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