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制约因素

就业制约因素（精选十篇）

就业制约因素 篇1

一、促进农民就业的重要意义

1.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当前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有两个基本的制约因素, 一是农民人口太多, 就业不充分;二是人均可耕地太少, 规模经营难。农民实现就业, 并逐步实现非农转移, 最终达到农民人口的减少。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两个阻碍因素, 从而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了坚实的基础条件。同时, 农民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 可以大大缓解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因大量先进技术的应用而出现的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矛盾。这对于农村人口多、土地资源少的我国来说, 尤显重要。

2. 增加农民收入。

近年来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大幅度增加, 特别是农民工资性劳动报酬增长迅速。例如, 1990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只占纯收入的20.2%, 随后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逐年增加, 截至2012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已经占纯收入的43.5%。农民通过就业实现了增收, 同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这使得增加了收入的农民有能力对农业加大投入, 采购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 提高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水平, 进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农民的充分就业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也为国家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战略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3. 提高农民素质。

传统农民在闭塞的环境中, 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是他们的代名词。通过就业, 农民走出家门, 经过闯荡、摔打、锻炼, 在提高了劳动技能的同时, 也开阔了视野, 解放了思想, 自身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就业的农民, 特别是走出去的农民等于去接受了大市场的免费培训, 能够准确、及时捕捉市场信息, 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经营, 这提供了农业现代化的人力基础条件。

4. 统筹城乡经济。

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差距过大, 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城乡差距过大的政策性、历史性因素有很多, 然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农民就业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过去说就业只是针对城市居民, 农民没有就业的提法。城市居民就业拥有养老保险、公费医疗、公费住房等福利, 而农民没有这样的权利和福利。由于这种重工轻农, 忽略农民就业的倾斜政策, 致使城乡发展严重失调。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目的就是统筹城乡经济, 因此必须抓好农民就业, 这是解决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突破口。

二、促进农民就业的制约因素

1. 文化素质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民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从总体上看, 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生产技能素质、身体素质等仍然很低, 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据《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统计, 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中,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为5.30%, 小学程度26.07%, 初中程度53.03%, 高中程度10.01%, 中专程度2.66%, 大专及大专以上2.93%, 大多数农民都缺乏一技之长。由于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使农民就业更多地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技术含量不高, 层次较低的行业, 并且影响了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不能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进而影响到农民就业方式的选择, 多数农民工宁愿相信“马路招工”, 不愿意进劳务市场等正规职介机构进行就业。同时, 传统的小农意识和就业观念影响, 使得农民普遍因循守旧, 安于现状、碍于面子, 使他们在就业中缺乏主动性。

2. 经济体制障碍。

长期以来, 我国选择了“以农养工”的经济发展道路和严格的城乡隔离政策, 限制农民进城发展, 致使大量的劳动力长期滞留在农村。在建国初期, 这种城乡区别对待的二元体制、发展战略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随着历史条件的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一方面表现为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生活环境等多方面、多领域的不平等, 最终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建立了一道无形的屏障, 使得城市和农村在经济、文化和观念发展水平上的“贫富”悬殊, 进而阻碍农民充分就业;另一方面是造成经济社会的非均衡发展, 使农民被长期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 农业劳动效率得不到提高, 特别是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农村土地面积的减少使得农村显性和隐性失业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3. 相关制度障碍。

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户籍、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是制约我国农民充分就业的重要因素。《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但是该规定实质上是模糊的, 农村土地产权的主体不明确。由于土地产权的不明晰, 使农民缺乏土地使用优化的组织基础, 这妨碍了土地的规模经营, 同时外出就业的农民既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 又不愿或不能耕种土地。这直接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也影响和束缚了农民的就业和转移。现阶段农民不能享受与城市人一样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这种城乡差别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使农民在就业过程中, 存在很大的心理障碍和后顾之忧, 这影响到农民的充分就业。

4. 就业服务滞后。

当前, 对广大农民就业信息、就业引导以及就业管理方面的需求服务不够, 农村劳动力服务市场建设的滞后, 直接影响到农民就业。我国农村劳动力服务市场建设滞后的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对当地农村劳动力服务市场重视不够, 相关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低, 城市和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不均衡, 农民获取相关劳务信息的渠道不畅, 劳动力资源供需状况不清, 使农民在就业时也会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由于劳动力服务市场不健全, 一些劳务中介机构以收取高额中介费的形式、甚至利用虚假劳务信息来骗取农民钱财, 这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利用正规就业市场渠道就业的积极性, 影响到农民就业效率的提高。

5. 城市就业压力。

近年来, 我国城市吸收农民就业的大门也开始变窄。当前, 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城市化水平较低, 城市本身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同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 大批在城镇的国有企业纷纷打破“铁饭碗”, 这样城市就出现了一大批下岗职工。这些失业的下岗工人面临着再就业, 就与大批进城就业的农民之间形成了“僧多粥少”的现象。另外, 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 每年出现的达几百万的高校毕业生就业, 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据统计, 2012年、2013年高校毕业生都达到700万左右, 与这些高素质的大学生相比, 农民在就业中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6. 城镇化水平低。

农村城镇化建设, 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中间媒介作用, 能够有效调节城乡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之一。农民的就业与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有密切的联系, 按一般的经济运行规律, 城镇化水平越高, 所形成的公共需求集聚效应就越大, 其吸纳的劳动力就更多, 对促进农民就业的正效应越多:一方面城镇化拓展了农民就业的空间, 促使农民实现非农转移;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建设也为农民创造、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还有一方面, 城镇化建设将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对于统筹解决我国农民的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意义重大。

另外, 行政管理的不作为也人为地造成了农民工就业难。多年来, 一些地方政府及工作部门利用各种收费项目为农民工就业制造障碍, 忽视对农民工应有的服务。尽管国家高度重视农民就业工作, 加强了各方面的管理, 使种消极行为已有所改善, 但农民工在就业上遇到问题时, 各职能部门相互推诿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如电视、报纸上屡屡报道的农民工“跳楼”讨薪事件, 一再用血的教训向人们展示了农民工在就业维权上的心酸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不作为。

三、促进农民就业的政策思路

1. 强化强农惠农政策。

党的十六大以来, 党中央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 明确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 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 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 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2004至今, 中央连续10年下发了中央1号文件, 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 近些年农民收入实现的持续较快增长, 正是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 不仅使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民收入快速增加, 而且也是广大农民就业的基石。要促进农民就业, 政府要一如既往地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强农惠农政策, 保持各项政策的连续性, 加快统筹城乡发展, 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 使更多的农民富裕起来, 不断为农民开创更为宽阔的就业空间。

2. 加强体制和制度建设。

一是坚持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使土地的经营权、承包权分离, 坚持稳定承包权, 放活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二是积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 进一步消除城乡二元发展模式的户籍“桎梏”。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限制, 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消除“伪城镇化”、“半城镇化”发展模式。三是深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服务组织, 加快推进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应用, 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农村服务业, 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四是调整产业布局, 制定激励性政策, 引导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转移到内地, 从而为中西部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3. 建立健全就业服务市场。

一是进一步推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设, 建立农民工就业的主渠道。在劳动力市场建设中, 要重视农民工就业工作, 加强相关中介机构的管理建设, 在现有条件下要加强对农民工就业的指导, 促使农民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 合理、有序流动。二是加强就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由政府牵头, 建立覆盖全国的农民工就业信息平台, 依托就业信息平台可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就业信息传递, 可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纸、广告牌等多种媒体、多种途径及时公布国家的就业政策, 及时收集、公布供需双方的就业信息, 召开供需见面会等为农民提供就业信息。三是要建立失业动态监测制度。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岗位流失情况实施动态监测, 及时制定应对规模失业的工作预案。建立健全企业空岗信息报告制度。建立失业预警制度, 加强对农民工就业指导、引导, 这将会有效促进农民就业, 进一步提高就业效率。

4.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最大的问题之一, 在于城乡分割, 政府应该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全盘考虑、统筹规划, 协调各方利益, 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建立健全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在内的保障制度, 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在就业、社保、居住、子女教育等方面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 将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极大地推进农民就业。在统筹城乡保障体系建设中, 要重点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 重点做好涉及民生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工作, 加强农民职业技术培训教育, 逐步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政策, 建立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等, 要让农民就业有岗位, 生活有保障。

5. 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

目前我国城市就业压力较大, 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 就地吸收农村劳动力无疑是促进农民就业的一个较佳的选择。城镇化一方面创造就业岗位, 就地通过劳动用工解决农民就业;另一方面为加快农村人口非农转移, 向城镇居民转化创造条件, 最终从根本上消除农民的就业及转移问题。通过农民转移就业, 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当前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应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城镇化的重点。要利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数量多、发展空间大, 对农村人口吸纳能力强的优势, 加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它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 增强他们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承载力。

6. 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要统筹解决农民就业问题, 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淘汰生产工艺落后, 高污染、高耗能企业, 一方面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的同时,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另一方面也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 特别是支持那些技术先进、附加值高、就业容量大的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发展。应该看到, 解决我国农民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在分析、解决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时, 要充分认识到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是我国政府当前乃至今后的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作, 这样才能统筹解决实现现代化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才能顺利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1]申明浩, 周林刚.农民就业选择制约因素的实证研究[J].财经科学, 2004 (1) :53-57

[2]朱宁.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失地农民就业困境及其破解途径[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6) :655-657

[3]熊会兵.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 2005:20-21

制约物流发展的因素 篇2

目前，在中国制约物流公司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以下几个方面：

中小工业企业在国家“放小”“扶小”政策指导下，进行改制和新机制规范运作的改变，国家对中小工业企业的信贷金融政策，以及引导中小企业调整、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措施，市场竞争、社会的发展变化都将成为影响中小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但是，中小工业企业长期采用“大而全”“小而全”生产模式和经营观念，物流活动及其组织管理呈现分割和封闭状况，必定对物流公司发展产生内在的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观念的影响

中小工业企业一般实行单一的生产管理，企业经营范围封闭，缺乏进入市场和社会的一体化模式，习惯于传统的企业储运方式，重生产、轻储运，难以形成现代物流管理思想，对物流公司存在认识上观念上的障碍，是影响物流公司发展的根本因素。

结构的影响

中小企业量大面广，总规模不小，但组织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投入，在相当多行业形成产品供大于求、结构性过剩，普遍存在产业关联度较低，缺乏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协作，是影响物流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

技术的因素

虽然信息产业给中小企业注入了大量高新技术，但资源与技术构成不合理，普遍存在设施设备老化，物流技术水平低，难以适应现代化专业物流发展的需要，是影响物流公司发展的主要因素。

管理的因素

大多数中小工业企业在较大程度上缺乏较为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缺乏管理组织能力在生产管理上处于混乱状态，在组织经营上处于无序状态。产前没有市场调研，没有严格的成本核算；产中没有生产控制，没有营销策略；产后没有售后服务，是制约物流公司发展的基础因素。

人才的因素

就业制约因素 篇3

摘 要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云南农业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因素展开调查分析。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就业渠道也在逐渐变宽，他们的就业观念也在悄然的发生变化。出现就业难的影响因素也有很多，家庭因素、毕生自身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都对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有较大影响。

关键词 制约 云南省体育教育专业 毕业生就业 因素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体育教育专业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经济转型时期很多的社会历史因素，均不同程度地导致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开始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因此，研究普通教育下云南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从中揭示影响他们就业的主要因素，并根据变化中的毕业生就业形势及时制定相应的对策，对于云南体育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和学科发展，以及体育人才资源配备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对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的需求分析

1.體育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分析

通过调查得知，自2006年到2010年这五年来，云南体育教育专业的人数每年都在扩招，而就业率则逐年在下降。同时，教师的就业率上涨了5%后出现降温式的回落到37%，这说明教师岗位的逐渐缺失和就业教师是毕业生已经到了饱和状态。但是，在近年来还是有所突破，升造比率从无到有，这说明了毕业生的思想觉悟在提高，文化素质在提高，还能缓解就业压力。公务员的就业空间在逐年减少，2010年公务员考试比例为69：1的考试录用就能很好的看出了就业压力的加剧。所以，对于许多欣欣职业就业比率有所提高，例如：自主创业、征兵、到西部就业、进入私有企业等等。进入国有企业的人数有大幅度上升，从2006年的14人上升到了2010年的30人上升了8%，这说明了社会的转变与就业的挂钩，体现了国家在经济上的腾飞发展，人才的需求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更多的人投身经济建设上去。不同与以往就业单一化的思想正在革新，正在朝着欣欣就业道理发展，出现了新的就业岗位。

2.社会对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的知识和能力的需求

从用人单位的运行效率和经济性角度来看，知识与能力全面的复合型人才，更受用人单位期待。体育教育专业的毕业生要有较高的术科教学水平，要一专多能，要有较高的文化涵养，要能给用人单位留下较好的印象。现在的用人学校也非常注重毕业生的班级管理能力、组织能力。甚至对他们的演讲、沟通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

（二）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因素探析

1.社会方面的因素

我国高等学校招生的大规模扩招，是影响了所有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激烈的主要原因。云南体育教育专业也在迅速的扩招，这种扩招不但体现在招生数量上的迅速增加，也体现在招收体育教育专业的学校的增加，这在客观上增加了体育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数量，增加了就业难度。上一年未就业人员的累积也是影响当年就业的原因。

2.家庭方面的因素

父母的期望和高投入希望得到高回报成为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进政府机关48%、高校11%、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27%的重要原因。大城市的机关事业单位也的确是毕业生的择业首选，因此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但是毕竟这种机会是有限的。而对于多数父母来说，不能再大城市就业则会选择小城市就业，不接受在大城市打工。另一方面，学生读大学要交昂贵的学费，这笔钱占了不少家庭经济收入的绝大比重，甚至让很多家庭负债累累。这种特征在农村和城市工人的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毕业生在就业时，不得不考虑父母的难处，关注工作的经济收入，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平添了许多愁。因此，毕业生和父母就会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在父母的干涉下，毕业生很容易就错过不少就业机会。还有11%的毕业生坚持自己的想法，留在大城市进入各大企业和自主创业。

3.毕业生自身因素

相比普通高校来讲体育院校的学生的文化素质较低，在校期间对外语能力的锻炼尽有6%，这就是导致升学率的重要因素，外语因此是进一步拓宽知识面是提高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率的一大举措。在校期间对自主创业能力培养的毕业生45%，毕业生在校期间做兼职和做生意能提高以上许多能力。例如：（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了人际调动能力等）。但是，在毕业后放弃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占到了大部分，他们都没能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而是去寻找稳定的岗位。因此，在对在校生教育和引导的同时，要很好的去发掘人才和锻炼人才，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三）促进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1.学校根据国家政策积极拓宽就业渠道

第一，加快用人制度改革，促进行政单位良性流动机制。毕业生就业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与用人单位的体制有关。对于体育系统和事业单位来说，新增岗位有限，人员流动又极为缓慢，他们没有能力吸收大量的毕业生。

第二，建立科学实用的人才供求信息系统，使信息对大学毕业生能真正起到指导作用。目前，各个部门都会有相关的供求信息统计或预测，对毕业生的就业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但不免各自为政，很难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所以，信息的综合分析是很重要的。

第三，鼓励和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毕业生在自主创业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就业渠道，为他人提供就业机会，缓解了就业压力，同时也给国家创造了财富。

第四，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西部、到基层就业和到农村工作。政府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去西部就业的同学给予鼓励和赞扬，特别是对非西部生源的学生。

2.加大就业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学校各类资源和各种会议广泛对用人单位宣传云南体育教育专业设置的情况和毕业生的具体情况。同时注重引导毕业生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培养毕业生合理的定位、正确的择业、适当的心理调节以及竞争意识，使毕业生以积极、乐观、理智的心态面对择业竞争。此外，针对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毕业生，召开多次毕业生座谈会、就业政策宣讲会、公务员辅导讲座等，并利用招聘会期间，请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生来学校现身说法，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择业观，从而提高毕业生的就业意识。

二、结论

近年来云南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在下降，大多数的毕业生还是倾向于从事体育教师行业，但是，随着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就业渠道也在逐渐变宽，他们的就业观念也在悄然的发生变化。影响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难的因素有很多，家庭因素、毕业生自身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都对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有较大影响。

三、建议

政府应加快人事制度的改革，促进行政单位良胜流动机制。学校应根据社会发展和就业市场的需求，加快专业结构调整和课程设置的改革促进毕业生就业。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模式，尽快完善毕业生就业工作体系，提高就业工作效率和水平。应加强就业指导和对毕业生择业观念的教育。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基就业。提高毕业生在升造的自身文化素质与修养。

参考文献：

[1] 汪建华.国外体育保障制度和经验对完善我国[J].失业保障制度的启示.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4.

[2] 程小兵.经济增长与人才就业[J].社会土义研究.2004.

[3] 张庆建.就业与高校体育教育发展的联系[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4.

就业制约因素 篇4

国内外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就业竞争力提出观点, J.Hillage将其定义为获得最初就业、维持就业和必要时获取新的就业所需要的能力。赵志川指出, 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是指大学生初次进入人力资源市场以及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能够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更加有效地向市场提供自己的智力和服务, 从而保证自身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及其提升。楼锡锦认为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是指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 具有战胜竞争对手、找到适合能发挥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适当工作岗位的能力, 可归结为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包括内在竞争力和外在竞争力两个方面。内在竞争力是指大学生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获得的求职能力, 又可分为隐性能力和显性能力, 前者包括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扎实的专业知识、活跃的思维、开放的心态等等;后者主要包括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等。外在竞争力是指来自个体及家庭的社会关系。Ronald W.M将就业竞争力定义为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 认为它包含了影响就业状况的系列内容和要素。不仅包含个体因素 (就业技能和属性, 工作寻求的能力等) , 还包括了个人情况 (个体和家庭工作福利、工作文化等) 和外部因素 (市场因素、宏观经济因素等) 。

笔者认为, 个体因素 (即内因) 是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个体的综合能力高低 (具体包括思想道德、专业知识、逻辑思维、沟通合作、实践操作) 等方面决定着就业竞争力高低。而对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竞争力有着直接且重要影响莫过于外在大学的专业教育、通识教育、技能培训及个体内部的能力、努力与心态, 本研究从毕业生主体出发, 探析个体内在就业竞争力培养, 分析影响个体内在就业竞争力的因素,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高就业竞争力提供对策。

2 民办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的调查

2.1 调查对象

本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 以广东省民办大学大三、大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调查对象。此外, 我们对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个案访谈, 力求所得到的数据具有实证性及代表性。

2.2 调查方式

调查采用问卷星链接方式, 回收问卷225份。其中, 有效问卷为208份, 有效率为92.44%。本次调查对象涉及经济学、国际商务与贸易、人力资源管理、电子与软件工程、公共管理等专业的学生, 其中男生112人, 女生96人。

2.3 调查结果分析

2.3.1 就业指导的缺失

数据表明, 98%的学生认为学校应当提供相应的就业指导服务, 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如开设职业规划教育课程、开通职业规划测评系统、举办职业规划讲座。而调查中有84%的学生没有接受过与此相关的就业指导服务。因缺乏相应的就业教育, 部分学生缺乏长远规划, 职业目标模糊, 消极应对就业形势, 调查中有86%的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非常重要, 而仅有12%的学生明确职业发展方向, 精心规划大学生活, 大部分学生抱着得想一想的心态, 对职业发展缺乏仔细考虑。这说明民办高校的就业指导课存在较大的盲目性, 缺乏对学生就业教育需求的了解。

2.3.2 专业实习及技能不够

数据表明, 89%的学生认为大学的专业课程学习无法够满足自己在就业竞争中的技能储备, 除此之外, 也有70%的学生认为学校不重视专业理论课程外的实践能力, 专业实践相对较少, 锻炼自身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的平台不够。民办学校因建校时间短、基础薄弱、实验设备及实践基地缺少等原因, 学生缺乏相应专业实践的机会, 课堂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脱节既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 又制约了学生的操作能力, 造成学生眼高手低, 动手实践能力、发现实际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这说明民办学校对内需要加强实验室基础建设, 对外加强与企业联系及合作, 扩展校外实践基地,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专业实习及实践机会。

2.3.3 就业心态悲观

数据显示, 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持悲观看法, 63.53%的学生怀疑自己在就业方面有与他人竞争的实力, 9.41%的学生则完全否定自己的竞争实力。有部分同学感觉自卑, 需要通过心理咨询的方式调整自己的心态, 18%的学生认为其他同学会在背后嘲笑自己, 类似17%的同学表示自己需要心理方面的咨询。因为信心不足及自卑原因, 部分学生开始失去主动求职的勇气, 不断逃避就业压力, 当问到会不会向用人单位主动推荐自己, 80%的学生表示会主动自荐, 而其他20%则表示不会主动推荐自己。这说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需要寻求心理疏导与职业咨询, 主动调整心态, 培养良好的求职心理素质, 提升就业竞争力良好的就业心态。

3 对策与建议

3.1 加强就业指导,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团体职业生涯规划

民办高校除了对学生进行传统的就业指导教育, 如就业政策、就业信息指导、求职技巧训练等之外, 还需要指导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数据表明尽管84%的学生认为职业生涯规划重要, 而仅有12%的学生精心规划职业生涯规划。进一步访谈发现, 学生不懂得如何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缺乏老师的相关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在正确自我认识的基础上, 通过评估自身内在优势、潜能、外在机遇与条件, 确定自我发展方向、设定目标和步骤, 把人生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统筹安排, 最大程度上实现人生价值。以团体拓展训练的形式开展职业生涯规划, 能充分调动参加者的积极性与自主性, 将参与者的自我认识、人际交流与生涯规划紧密结, 团体成员在教师的指导下, 通过给自己画像、价值竞拍、个性测试、勾画生命线、善解人意、同舟共济、模拟面试、无领导讨论、成长计划等活动, 帮助参与者悦纳自我, 挖掘优势与潜能, 在人际关系中, 彼此协作与信赖, 明确自身的发展目标与步骤。职业生涯规划的目的绝不只是帮助个人达到和实现目标, 更重要的是帮助个人真正了解自己, 并且进一步评估内外在环境的优劣、限制, 在“衡外情、量己力”的前提下设计出各自合理且可行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向。

3.2 鼓励一专多能, 提升经济困难学生综合素质

相比于普通大学生, 民办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多都来自教育资源有限、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 在外语水平、计算机应用能力以及文艺特长等方面有些局限, 综合素质相对较低, 较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就业竞争力。独立学院可利用团委、学生会的影响力, 鼓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加入相应社团组织, 一方面培养学生对音乐、舞蹈、播音、主持等文艺方面的兴趣, 支持学生通过努力将兴趣转化为就业特长, 另一方面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开展英语及计算机方面的培训, 定期举办英语演讲、英语写作、计算机应用技能比赛, 提高英语与计算机综合运用能力。

独立学院还可以将本科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 鼓励一专多证, 满足学生在就业竞争前的技能储备。根据广东省《关于运用省就业专项资金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粤财社[2013]103号) 文件精神, 广东省设立了就业专项资金用于补贴毕业生职业技能鉴定及培训,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享受技能培训的补贴。独立学院可利用政策补助、教师资源、实验室设备, 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职业技能培训, 如针对经济学、国际贸易等金融类专业, 可鼓励学生报考证卷从业资格证、银行从业资格证、会计从业资格证;针对工商管理等管理类专业, 可考人力资源管理师;想做教师的大学生, 可提前接受教师资格证的培训;这些技能培训将专业学习、培训、就业紧密联系起来, 充实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此外, 民办院校应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和合作, 建立起产学研合作基地和毕业生见习实习基地, 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更多的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机会, 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综合素质。

3.3 多措并举, 增进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

积极心理学中所谓的积极体验, 是指个体满意地回忆过去, 幸福和从容不迫地感受现在, 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种心理状态。积极情绪体验是一个人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力量源泉, 在构建个体就业压力应对策略中具有重要作用, 使个体在应对就业压力时能够有更积极的体验, 能够采取更加积极的策略, 而减少消极的自我体验和应对策略, 用积极观点来解释消极事件。

积极的情绪体验需要培养贫困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认为, 自我效能感是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当人确信自己有能力进行某一活动时, 他就会产生高度的自我效能感, 敢于接受有挑战性的任务, 并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任务活动。而在现实生活中,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校期间, 往往怯于挑战, 不敢去竞争相应的学生干部职位, 害怕失败, 缺乏积极的经验, 导致他们在求职过程中往往产生消极的体验和消极的应对策略, 调查中发现20%的经济困难学生不敢主动求职, 采用逃避、否认等消极方式来面对求业压力。因此, 学校要积极鼓励大学生展现自己, 获得成功的经验。在学习、工作和各项课外活动中, 应对大学生给予更多的鼓励、关爱和支持, 鼓励他们在自己相对擅长的领域进行展现, 而不是盲目地在各种领域进行展现, 这样很可能会增加他们失败的经验, 而达不到提高自我效能感的目的。此外, 要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通过构筑大学校园自然、文化、人文环境, 创设引发大学生积极体验的条件, 如设立读书交流会, 长期的阅读能完善个体知识结构、形成气质、修炼秉性, 提升个人魅力及塑造人格, 在潜移默化中增进经济困难学生积极情绪体验, 提升就业竞争力良好的就业心态。

4 结语

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不仅包括宏观的就业形势、市场需要等, 还包括中观的专业定位、就业指导, 微观的个体的勤奋、综合素质、积极的心态等, 对于学校教育工作者来说, 需要调动多方面资源, 创设锻炼的平台, 消除制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的不利因素, 更重要的激发和增进大学生自身的积极力量, 发展其专业技能的同时, 又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 最终促进其就业竞争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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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制约因素增加农民收入 篇5

如何促进农民收入不断增长甚至快速增长；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好农民“钱往哪里来、人往何处去”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试对永兴县农民收入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和制约因素进行粗浅分析，以期从中探索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一、永兴县农民收入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

1993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172元，其中劳动者报酬收入84元，占7.2%。来自一产的收入809元，占69.0%；来自二三产的收入363元，占31.0%。2003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314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04元)，其中劳动者报酬收入1413元，占42.6%。来自一产的收入1118元，占33.7%；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2196元，占66.3%。通过上述数字不难看出，经过十年的发展，永兴县农民收入的“主体财源”和“中坚力量”已由一产转移到二三产。目前，永兴县广大农民基本形成了“吃饭靠农业(种植业)、用钱靠工业(打工和二三产业)”的收入格局。

(一)二三产业正在取代农业在农民收入中的原有支柱地位。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而且由于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这种趋势仍在延续，以致农民宁肯抛荒而不愿耕田种地。在农业逐步淡出农民收入主舞台的同时，二三产业渐次走向前台，充当了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角，从而保持了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尤其是近年来永兴县连年遭受旱涝灾害的侵袭，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却未波及影响到农民收入，关键是因为永兴县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突出民营经济和开放型经济，发展壮大了一大批二三产业项目，为农民增加二三产业收入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农民增收的幅度和效果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果存在一定差距。毫无疑问，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民的增收，但带动的效应与农业的基础地位不相称，与农民的愿望还有相当差距。从增速角度看，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3年的1172元增加到2003年的3314元，年均增长10.9%；GDP从1993年的6.3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33.6亿元，年均增长13.4%(GDP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剔除物价因素影响，农民增收幅度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从GDP角度看，2003年，永兴县48.71万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04元，14.59万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20元，那么，全县人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14元，而全县人均GDP为5720元，差距达1606元，这表明永兴县农村居民尚不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打工经济”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最具活力的因素。据笔者走访，所到之处的农村，基本看不到青壮年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本地务农转移到外地务工。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永兴县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打工收入增长较快；另一方面，永兴县加快城镇化建设，扩大劳动就业，为农民到城市就业、“打工”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四)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对农民增收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家庭经营是农村的传统经营方式，1993年，农民从家庭经营中取得的收入为1008元，占86%；从社会化生产中取得的收入为164元，占14%。到2003年，从家庭经营中取得的收入为1793元，占54%；从社会化生产中取得的收入却增加到1521元。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刺激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家庭经营模式正逐步融入社会化生产中。

二、制约永兴县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当前，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众所周知的体制因素外，还有下面一些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

(一)缺乏正确的信息引导，增收渠道比较单一。目前，永兴县农民对市场信息掌握不足、了解不够，难以培育对接市场需求的特色农业，难以创造农业规模化经营所产生的经营效益，依然徘徊在粗放农业经营的水平线上。由于缺乏正确的信息引导和市场观念，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农民只能以粮食生产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致不是生产成本太高，就是农产品没有销路，结果是费时费力收入又低。

(二)非农产业化程度较低，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农民增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2003年，永兴县外出务工人员8.2人，占29.9万农村劳动力的27.4%。这说明，留守农民仍是主流。如果这部分农民在农闲时间不能得到充分就业，不能在农闲时间创造农业生产以外的收入，实现农民收入增加的目标就会落空。

(三)资金积累不足，缺乏生产后劲。就农民而言，农民增收乏力的同时，又要承担建房、婚丧嫁聚、子女上学等大笔支出，根本无力扩大农业生产投入。就政府而言，财力相当有限，支农贷款也是杯水车薪，对农业的投入往往心有余而资不足。由于缺乏足够的生产资金来源，发展农业生产难免捉襟见肘、难有成效。(四)农民素质较低，农业技术匮乏。全县农村人口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0.6%，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9.3%，〖JP〗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0.1%。科学文化素质低的农民占大多数，具有一定技术的农民少之又少。总体来看，全县农民所受的基础教育相对较差，对农业新技术、新知识的接受和应用能力普遍较低，对市场经济还停留在肤浅、模糊的认识水平上，对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物质准备，由此直接影响了自身增收能力。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对策

当前我国政策理论界对解决“三农”问题大致有以下七种观点，即加快城市化、加强教育、推行民主、政府增加财政投入、政府搞工程让农民就业、搞合作组织和依靠科技。显然，仅靠以上单一的理论观点是不足以解决“三农”问题的。因此，我们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坚持多管齐下，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一)突出特色产业，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走规模化经营之路。要解决永兴县的农业产业化问题，首先要做的是形成农业产业，其次是实施标准化生产，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道路，而后致力于发展食品加工业，开拓农产品市场，培育壮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结合全县实际情况，永兴县必须努力打造五条产业带，强力发展特色农业，确保农业在农民增收中的基础地位。一是要建立S212沿线和便江两岸冰糖橙种植产业带，努力做大强做响“冰糖橙之乡”的品牌；二是充分挖掘水域潜力，建立便江、大布江、永乐江等水域的网箱养鱼产业带；三是充分利用鲤鱼塘、大布江、千冲、龙形市、七甲、柏林、樟树、太和等乡镇的山丘资源和草山草坡资源，建立草食动物养殖产业带，大量引进产肉量、产奶量高的牛羊品种和优质草种，逐步实行自行繁殖、自行种养；四是在交通便利的乡镇大力培育四黄鸡、牲猪养殖产业带；五是打造以马田、高亭、油市、湘阴渡、碧塘、城关、城郊、黄泥等乡镇为中心的特色蔬菜种植产业带，积极开拓东南沿海城市的蔬菜市场，力争成为粤港澳地区的“菜园子”。此

外，永兴县的茶油、山苍籽、花卉、木材等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应努力加以培育，使其逐渐步入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轨道。在形成特色农业、规模经营的基础上，还要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加快农产品加工转化，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现代农业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都是食品工业，而且牛肉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次于牛奶，居第二位。可以说没有畜牧业尤其是没有草食动物，就没有食品加工业；没有加工业，就没有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我们要发展农业，在扩大草食动物养殖规模的同时，必须坚定不移地引进食品加工项目，实施农产品的精深加工，走种、养、加一体化的农业发展路子。只有畜牧业和食品工业真正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才会有希望。

(二)加大扶持力度，改革农业投入政策，促进农民增收。全县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特别是计划、财政、金融等职能部门更应发挥自身作用，广泛招商引资，积极争取国家投资和信贷计划，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确保农业投入逐年增加。一是要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增加财政支出中农业生产性支出的比例，抓好年度农业预算安排，确保支农资金均衡支出，保证农时需要，避免因年终突击支出而导致支农资金未适时、不到位、难见效的情况。二是要完善农业投入体制，切实做到财政支农专款专户核拨制度，减少资金流转环节，防止资金滞留，提高资金到位率。三是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彻底改变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同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农村集体经济对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四是要深化税费改革，加大农业补贴支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通过国家转移支付，进行农业补贴，是维护农民利益、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大农业投入的一种间接方式。在这方面，永兴县虽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仍要进一步完善“费改税”和“收支两条线”制度，统一收费标准和方法，消除个别乡镇之间税费不一致的现象。

(三)以经营城镇为突破口，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扩大农村劳动就业。在当前农业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对农民增收的关注，必须从过去主要看重农产品的供给，转向更为重视农民的就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要靠非农产业化；解决农村问题，要靠城镇化；解决农民问题，根本出路就是减少农民，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为此，我们要加快城市化步伐，使农民尽可能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一是加快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尤其要发展能更多更好地吸纳农民充分就业的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加快二三产业集聚步伐，发挥集聚效应，实现从事非农产业农民向城镇聚集，为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打好基础。二是要发展劳务经济，建立城乡统一而规范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取消就业中的歧视性政策，使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真正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完完全全走向农民市民化的道路。同时要认真抓好劳务输出，使劳动力向县外转移，争取更大的增收空间。三要出台鼓励性和奖励性政策，激励本县外出打工的优秀人才回乡创业，大力发展二、三产业，通过“打工能人”的带动促进农民增收。

(四)依靠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收入的差距，实质是知识的差距、信息的差距、技术的差距和能力的差距，归根到底是素质的差距。目前，永兴县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直接影响了农民农业技术的提升、就业渠道的拓展、经营观念的转变等等。因此，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农民教育和农民素质问题。广泛开展读书活动、“五下乡”活动等，培育新一代学习型农民，引导农民彻底摆脱“小农”思想观念的束缚、抛弃狭隘的职业观念、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广大农民从思想观念上、生产方式上全面对接现代化农业的需要。采取培训、上门指导等方式，加紧建设一支有一定的生产技能、文化水平、科技水准的农民队伍，努力使农

制约女大学生就业的性别意识 篇6

关键词：女大学生；就业；性别意识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2）09-0084-03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将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就业机会作为实现男女平等、让女性获得解放的重要标志。因此，我国女性的就业率位居世界前列。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就业难，特别是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诸多的相关研究对女大学生的就业困境给出不同的解读，或从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或从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时代女性过度就业的“清算”，说明我国女性面临就业难是必然的趋势。但是，笔者认为高科技时代的今天，男女生理上的差别已经不再是女性是否能够获得工作机会的理由。同时，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非更少的就业机会。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我国女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本文将从国家、社会、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这三条线索梳理和分析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原因。

一、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

（一）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变迁与女大学生就业

我国在建国之初通过让女性大量地参与社会工作，将职业女性作为新中国的理想女性，建立了区别于西方的女性形象。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具有较高学历的女大学生却也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困境。而女大学生的就业深受大学生就业政策三个阶段的影响，在解放初期到80年代中期为止的统包统分阶段，无论是男大学生，还是女大学生都作为当时的稀缺人才无须为就业担忧；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过渡就业阶段，开始出现就业竞争，在“女工下岗”和“妇女回家”争论的社会背景下，排斥女大学生、偏爱男大学生的现象凸显出来，但是女大学生的就业并没有成为社会性问题；从90年代末至今的自主择业阶段，我国女大学生开始面临从未有过的就业困境，这一方面源于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结束“计划、分配、派遣”的历史，完全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择业，另一方面是因为自1999年扩招之后，大学生人数逐年上升，而劳动力市场并没有相应地扩大来容纳迅速增多的大学毕业生[1]。因此，从自主择业阶段开始，大学生整体开始面临就业的挑战。

（二）自主择业阶段女大学生就业与性别歧视

在说明女大学生究竟面临怎样的就业困境时，男大学生的就业率成为重要的比较轴。例如，一项面向全国2010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相对于男生29.6%的签约率，女生仅为21%。但是，男女生签约率的差距在毕业时会缩小，到毕业半年后基本持平。然而，这一结果却并不能说明男女大学生在就业上获得平等。

事实上，男女大学生最终基本持平的就业率背后是女大学生接受较低薪资，接受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工作来缓解其就业压力的无奈。因此，相对于男大学生，女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较低。这一点从男女大学毕业生的签约薪资便可见一斑。例如，上述全国2010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2月末为止，女性本科和高职高专毕业生平均签约月薪分别为1，884元、1，731元，较男性本科毕业生的2，245元和高职高专毕业生的2，063元，分别低361元和332元[2]。这表明，尽管男女大学生在最终的签约率上不相上下，但是在签约工资上女生却普遍低于男生。

男女大学生在就业单位类型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一项以浙江某工科院校2001—2003年本科毕业生为样本的调查结果显示，被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录用的男生比例均高出女生一倍以上[3]。在针对南开大学2002年应届毕业生的调查中也存在类似结果，其中接受访谈的学生提到具体求职过程中所遭遇的性别歧视，例如，“外交部招人时，男女生各去一半，笔试后男生全部进入复试，女生一个不要，尽管平时男生的学习成绩明显不如女生”；“很难想象政府会干预企业用人的性别选择，政府自己选人也倾向于男性，从国务院到各部委也是男多女少”等[4]。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62个城市的调查中也印证了用人单位重男轻女的用人倾向，例如，有67%的用人单位提出性别限制，或明文规定女性在聘用期不得怀孕生育[5]。

以上种种数据和研究结果表明，女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说女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是指与同等学历的男生相比，择业时间相对较长，工作单位相对较差，就业行业更是受到限制。而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性别歧视问题, 因此，仅从经济体制的转型、就业政策的变迁来探讨和分析女大学生就业难，会忽略构建就业制度背后的性别意识这一深层原因。本文首先从比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时期女性的就业率以及社会主流性别意识入手，分析导致女大学生就业困境的深层原因。

二、两种体制下的性别意识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一）两种体制下女性的就业率与主流社会性别意识

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止，我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以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为主，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的力量保障女性的就业权利。这一时期国家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大力宣传女性只有经济自立才能获得解放，还通过让女性大量的就业来实现男女平等，从而进一步深化经济独立对女性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意义，因此，女性的就业问题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成为显性问题。虽然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7年政府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后，社会上产生“妇女就业危机”的议论，但是，由于当时国家力量并未弱化，冗员基本“内部消化”，因此，并未出现女性的社会性失业[6]。

到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19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就业机制对计划就业机制的取代，女性开始面临国家保护相对弱化和市场“经济理性”的双重冲击，女性的就业困境成为社会就业难的焦点问题。纵观改革开放后30年的就业变化，在1980年代中国城镇的失业率均在3%以下[7]，进入21世纪初期超过6%[8]，而在失业人群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于男性，以2000年6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科学研究所的调查为例，女性在全体下岗职工中所占比重为57.5%，而女性的再就业率仅为38.8%，比男性的再就业率低18.8%。这些数据表明，女性，特别是技能偏低的女性往往成为市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首先淘汰的对象。同时，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男女平等”开始遭到质疑，提倡“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议论在社会中此起彼伏。其中广为人知的是自1978年开始的关于“妇女回家”的四次争论，以及“十五”规划期间具有明显性别指向的“阶段性就业”的提案。虽然在全国妇联的反对下此提案没能列入“十五”规划，但事件本身反映出传统性别意识对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深层影响。

（二）两种体制下不同的就业率背后却有着相似的性别意识

女性就业率的变化似乎在诠释着两种体制下不同的性别意识，但是，事实上即使在大力提倡“男女平等”的计划经济时期，“男主外女主内”、“男强女弱”的性别意识也依然体现于各种政策之中。例如，建国初期“两勤”方针中的“勤俭持家”主要是对妇女而言。在1978年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诸如：“精心培育革命的后代”等关于女性的贡献都与传统的“妇女角色特点”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国家在动员和支持妇女广泛参与社会劳动的同时，仍然强调妇女在持家和养育后代方面的责任和贡献。换言之，女性在通过获得职业而实现男女平等的同时，也面临着承担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责任。但是在“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下，国家按照“国家人”和“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家庭人”的双重身份来建构城镇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避免了男女利益的分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妇女的角色紧张。由于当时国家将托幼事业提升为全党事业的高度来进行扩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也对“家务劳动社会化”进行种种努力，使得承担双重劳动的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明显。

正是计划就业体制下过度的保障和保护把女性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也强化了城市女性对国家、对单位的依赖，这些为以后城市女性参与经济社会竞争时的劣势打下伏笔[9]。我国具有“自上而下”特征的妇女解放，在实践中使得女性缺乏自觉和主体意识，即从过去依附于家庭、男性，习惯性地转向依赖国家和单位，因此，“男性中心”意志和文化传统得以在“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10]。然而，伴随着市场转型，国家与家庭、国家与个人逐渐从“统和包”中分离开来，计划经济时期的“家国同构”被“家国分离”的治理原则所取代后，女性的高就业率很难继续成为国家用来实现“男女平等”的具体途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原本由单位提供的福利保障逐渐依靠市场来调节，而女性的生育期、哺乳期和企业单位市场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成为影响女性就业的最大障碍。

三、“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意识对女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一）社会的角色期待对女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通过分析两种体制下的性别意识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可发现“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期待，即使在主流意识强调“男女都一样”的计划经济时期也残存于诸多的政策之中，即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并未因妇女解放而有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后从关于“妇女回家”的几次争论中也可以发现，尽管社会强调女性兼顾工作与家庭两种角色，但是“贤妻良母”还是作为首要角色被社会所期待。因此，女大学生在就业时，首先遇到的劳动力市场入口处的性别歧视便源于女性特有的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因为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后用人单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不愿为此买单。其次，女性应该以家庭为主的刻板观念，让社会对女性工作成就的期望值普遍较低。第三，女大学生在就业时常面临“职业性别隔离”，即有些职业并不向女性敞开，开篇提到的“被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录用的男生的比例均高出女生一倍以上”；“即使女生在校成绩好于男生，但是外交部招人时，女生一个不要”等调查结果验证了“职业性别隔离”在当下社会中的具体表现。

（二）女大学生的自我角色定位对就业的影响

女大学生虽然追求“在事业和家庭幸福上能够两者兼顾”，但是面对上述“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女辅”的社会期待，女大学生又表现出趋同的态度。例如，希望家庭事业能够“鱼和熊掌兼得”，当两者出现矛盾时，她们愿意放弃追求事业而尽量扮演好家庭角色[11]。而一部分女大学生对自己的就业期望并不高，尤其是在与男性进行比较时，她们会认同“男性能够而且应该比女性成就高”[12]。而在其他相关调查中女大学生赞同“男人以社会为主、

女人以家庭为主”、“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比率，上海、广东分别为64.4%，46.2%，黑龙江为19.6%[13]。对南开大学学生2002年的调查也显示，即使在高学历人群中对男女角色认同上更偏向于“男主女辅”而非“男女平等”。因此，在具体选择职业类型时呈现出“男性承担家庭责任的方式为挣更多的钱”，而“女生则要为将来更好地照顾家庭做准备，包括更多的暇余时间及稳定的收入”[14]。上述女大学生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反映在其就业过程中，是缺乏明确的职业定位和长远的职业规划，职业成就意识偏弱；在求职过程中功利主义倾向更明显，例如相对于男性，女性更看好风险性小、工作压力较小、收入稳定的事业单位[15]。以上的调查结果，一方面说明女大学生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仍然囿于传统，另一方面说明经济的发展和女性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增强女性独立自主的性别意识。

本文从国家、社会、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三条线索对女大学生就业困境进行分析后发现，制约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性别意识，并不单纯地来源于企业等用人单位，还应溯源到建国初期国家通过对男女劳动者给予不同的要求和对待来实现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性别意识。而又正是这一性别意识让女性过度依赖国家保护、难以适应经济社会激烈的竞争，也让市场经济下的用人单位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支配下有了理所当然“择男舍女”的口实。因为女性是需要和男性区别对待的，是需要企业付出更多劳资成本的。而女大学生也一边要求“男女平等”的就业机会，一边又趋同于传统的角色定位，导致职业成就意识偏低。换言之，正是国家、社会、女性三者所持有的性别意识相互交织，又不断地再生产才构建当下就业制度的“重女轻男”，从而使具有同等能力的女大学生难以获得和男大学生相同的就业机会。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需要从构建就业制度背后的性别意识入手。首先，从国家层面上，不仅要继续加强对女性自强自立典型的宣传，更应该针对市场经济时期女性生育期间的工资和福利出台相应的政策，例如，生育基金补偿制度等，减少用人单位因生育、生理原因拒绝录用女大学生的理由。其次，从社会层面上，除了监督用人单位是否给予男女大学生同等的就业机会，对有明显性别歧视的事件加以惩处外，更为重要的是不能任由“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女辅”这一社会性别分工成为社会主流的性别意识而不断地被再生产。最后，女大学生自身不应该趋同于传统僵化的性别分工，降低自己的职业成就意识，而应在大学期间及早地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努力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含量和就业竞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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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制约因素 篇7

一、女性自我认知与期望的低取向

为了测度高新技术产业女性员工对自我的评价, 课题组设计了“学习能力”、“挫折容忍度”、“工作时间”、“交际能力”、“决策能力”等几个维度要求男性员工和女性员工分别作答, 结果显示, 男性普遍给予自己较高的评价, 而女性普遍都给予自己较低的评价。这表明女性在职业发展中有低估自己的倾向。

调查还显示, 女性对升职的期望明显低于男性。在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调查中, 当被问及“未来5年期望达到什么职位”时, 期望获得基层管理职位、中层管理职位、高层管理职位的比例分别是40%、18%和6%, 36%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晋升的想法”。而男性员工对上述问题回答的比例分别是15%、34%和33%, 而表示“没有晋升想法”的男性员工仅占18%, 远低于女性员工的比例。

1、符号互动理论的解释

在进行小组访谈中我们发现, 传统的角色认定对高新技术女性员工依然具有深刻的影响。早期的社会化形成了对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 社会文化将女性刻板印象为情感化的、依赖的和需要支持的;而男性被看成是独立的、指导性的和理性的。正如符号互动理论所揭示的那样, 女性往往在社会教化的过程中接受了社会对男尊女卑的定义, 认为女性的知识和技能和水平都不及男性, 即便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 在潜意识里仍然存在着自卑情结。

2、地位期望理论的解释

地位期望理论认为, 男女两性在进入性别混合的目标动力群体时, 由于群体对男性的期望值高于女性, 势必降低女性在群体互动中的自信心、威望和权力。如果某位女性想反潮流而动, 群体内的两性都会反对她、敌视她。

以我们通常的理解,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对自我有较高的认知度, 对事业的发展抱有较高的期望值, 但此次调查并未对以上结论提供支持。这说明女性自我认知具有牢固的历史和文化基础,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女性自我认知与期望值上的低取向导致了女性成就动机的不足。相比之下, 男性对于事业的成功比女性具有更大的需要, 更倾向于为了成就本身的缘故而不懈地努力, 对于所从事的工作比女性更专注、更持久。

二、家庭角色与工作角色的冲突

调查显示, 在女性压力来源当中, 女性对单一的工作压力和单一的家庭压力的反映并不明显, 而对工作干扰家庭的压力感觉相当深刻。在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下, 女性往往把重心投向家庭, 这在已婚并育有子女的女性当中尤为明显。当工作与家庭生活发生冲突时, 打算把工作做好再考虑家庭的仅占32%;考虑家庭多一些、工作少一些的则占51%。当丈夫能够供养家庭生活、要求妻子放弃自己的工作时, 只有32%的女性表示非常不愿意。

1、角色理论的解释

在时间与精力有限的情况下, 女性要同时扮演好工作和家庭角色往往容易造成角色间的冲突。在冲突过程当中, 女性的工作角色往往要服从于家庭角色, 女性因此丧失了大量的工作和升迁的机会, 致使女性做事业的动力降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是由社会与家庭中的夫权和女性的从属地位造成的。

2、网络理论的解释

女性的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角色定位, 又导致其社会范围的狭小。许多社会学者研究了生育和抚养孩子对男女社交网络的影响, 爱丽森·玛齐 (A llision M unch) 等人1997年的研究表明:养育孩子使得女性在社会结构网络中的信息流和物质流的获得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而导致女性在就业信息、工作经验等方面逊色于男性。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高新技术企业的女性在潜意识中对自我角色的认定依然无法摆脱传统的范囿。当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角色发生冲突时, 女性更倾向于维护自己的家庭角色。这种对家庭角色的优先选择具有深刻的传统价值观背景, 即家庭的幸福和谐是女性成功的首先要素, 一个事业有成但无暇顾及家庭的女性会被认为是“不够成功”或是“有缺憾的”。当职业女性完成生育承担起母亲的责任时, 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角色认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三、女性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连续性

调查显示, 女性在培训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较之男性都有较大的差距。65%的女性员工将“与目前工作内容紧密相关的培训”作为首选, 而男性则表现出对新知识、新技术学习的积极性, 还有相当一部分男性表示希望得到人际沟通、项目管理方面的拓展培训。课题组通过小组访谈还发现, 女性对于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普遍存在较大的忧虑, 这种忧虑主要表现为担心知识结构老化而无法适应工作。

1、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赖以获得劳动报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是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性投资所形成的可以带来财富增值的资本形式。该理论由舒尔茨和贝克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 被后来的一些学者加以拓展。由于男性和女性的自我认知与职业发展期望不同, 男性在人力资本的投入表现为积极的、强势的, 而女性则表现为消极的、弱势的。在劳动力市场上, 雇主也会对这种差异有反应, 更倾向于把需要较高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的工作提供给男性雇员。

2、离职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经济学家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认为, 离职期间女性雇员的技能、知识、人际网络都会减弱或过时, 导致人力资本贬值, 即使再回到工作岗位, 她也错过了一些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 比如她离职期间其它员工接受的培训等。T harenou1994年对澳大利亚的数据和O’N eill2000年对美国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都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的中断能解释女性雇员与同等条件的男性雇员间工资差距和职位晋升上的差异。

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度知识密集型的特点, 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周期相对较短。摩尔定律指出, 计算机技术在每18个月中更新一次。调查显示, 女性自我期望的低取向与对家庭角色的倾向性导致了女性主动学习的意愿不强, 而由于生育原因所造成的离职又在客观上阻碍了女性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持续投资。人力资本的增值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女性自身的主观原因和所面临的客观条件都使女性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上较之男性处于劣势。女性要在高新技术领域实现与男性的完全平等, 保证自身人力资本的稳定提升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四、企业给予女性的发展空间不足

在“你认为女性较之男性在工作中受到的最不公平的待遇”因素排列中, 依次是晋升机会 (48%) 、培训机会 (23%) 和薪酬 (19%) 和其他 (10%) 。通过对样本企业职位结构的数据的分析发现, 男性与女性担任中高层职务的人数比例为15∶1, 女性遭遇“玻璃天花板”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

上世纪80年代, 《华尔街日报》用“玻璃天花板” (glassceiling) 一词描述对职业女性的无形壁垒, 此后, “玻璃天花板”用来指虽然公司高层的职位对某个群体来说并非遥不可及, 却无法真正接近。1991年, 美国政府开始建立名为“天花板协会” (T he G lass C eiling C om m ission) 的机构, 旨在找出并消除那些阻碍女性职业发展的因素, 帮助她们获得平等的机会和权利。调查显示, 社会对女性特点的刻板化印象是造成“天花板效应”的重要原因。社会文化在进化过程中倾向于以男性价值观作为整体价值观的代表, 女性则处于附属和次级的地位。

在高新技术企业, 由于男性员工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 以男性为代表的阳刚文化成为企业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将男性所做的一切视为基准, 要求女性的角色特性不可超过男性。在调查中发现, 持有“女性不适合从事高新技术工作”的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也坦言, 除了一些非核心部门, 企业在选拔高层管理人员时, 通常会优先考虑男性。

五、生育成本承担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匹配性

在“企业不愿意选择女性员工原因”调查中, 家庭责任、生育原因的比例分别为30%和36%。这再次印证了女性的性别特点是其在职场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女性生育作为人类种族繁衍的必要条件是一种社会公共物品。这对整个社会具有正的外部效应, 对用人单位却是一种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行为。如果要求雇用女性的企业单独为这种公共物品承担成本, 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企业的经济理性选择必然是减少对女性的雇用数量。另外, 由于政策规定妇女比男性要早退休5-10年, 因此女性的福利支出要高于男性。

高新技术企业的从业女性受过良好的教育, 拥有稳定经济来源, 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教育, 这一高素质群体的生育行为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人口的素质。但是, 高新技术企业同样面临着人力成本的压力, 要求女性员工的雇佣单位承担所有的生育成本会强化企业逆向选择的倾向。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为鼓励女性生育和就业, 采取由公共财政分担一部分生育成本的模式, 这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女性的职业竞争力。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 女性的生育行为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和家庭行为, 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为社会提供新生劳动力。因此, 女性生育成本的社会化承担模式也体现了社会在价值收益与成本分担方面的公平性。

六、总结

影响高新技术园区女性员工就业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女性自身的原因, 如自我认知、角色定位与地位期望的低取向;二是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男性占主导的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给予女性的发展空间不足, 女性的职业发展受到明显的限制;三是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机制的不完善, 雇佣女性的企业要为生育这一社会公共物品承担成本, 导致企业在雇佣中更倾向于选择男性。

摘要：本文以调查结果为依据, 系统分析探讨了制约高新技术园区女性员工就业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女性员工的自我评价、社会评价、家庭角色、人力资本投入以及生育问题等。

关键词：女性,高新技术,人力资本,生育成本

参考文献

[1]林忠、金延平:人力资源管理[M].东北财经大学, 2006.

[2]刘晰:薪酬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制约女大学生就业的性别意识 篇8

一、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

(一) 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变迁与女大学生就业

我国在建国之初通过让女性大量地参与社会工作, 将职业女性作为新中国的理想女性, 建立了区别于西方的女性形象。但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 具有较高学历的女大学生却也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困境。而女大学生的就业深受大学生就业政策三个阶段的影响, 在解放初期到80年代中期为止的统包统分阶段, 无论是男大学生, 还是女大学生都作为当时的稀缺人才无须为就业担忧;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过渡就业阶段, 开始出现就业竞争, 在“女工下岗”和“妇女回家”争论的社会背景下, 排斥女大学生、偏爱男大学生的现象凸显出来, 但是女大学生的就业并没有成为社会性问题;从90年代末至今的自主择业阶段, 我国女大学生开始面临从未有过的就业困境, 这一方面源于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结束“计划、分配、派遣”的历史, 完全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择业, 另一方面是因为自1999年扩招之后, 大学生人数逐年上升, 而劳动力市场并没有相应地扩大来容纳迅速增多的大学毕业生[1]。因此, 从自主择业阶段开始, 大学生整体开始面临就业的挑战。

(二) 自主择业阶段女大学生就业与性别歧视

在说明女大学生究竟面临怎样的就业困境时, 男大学生的就业率成为重要的比较轴。例如, 一项面向全国2010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 相对于男生29.6%的签约率, 女生仅为21%。但是, 男女生签约率的差距在毕业时会缩小, 到毕业半年后基本持平。然而, 这一结果却并不能说明男女大学生在就业上获得平等。

事实上, 男女大学生最终基本持平的就业率背后是女大学生接受较低薪资, 接受与专业相关度较低的工作来缓解其就业压力的无奈。因此, 相对于男大学生, 女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较低。这一点从男女大学毕业生的签约薪资便可见一斑。例如, 上述全国2010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 截至2010年2月末为止, 女性本科和高职高专毕业生平均签约月薪分别为1, 884元、1, 731元, 较男性本科毕业生的2, 245元和高职高专毕业生的2, 063元, 分别低361元和332元[2]。这表明, 尽管男女大学生在最终的签约率上不相上下, 但是在签约工资上女生却普遍低于男生。

男女大学生在就业单位类型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一项以浙江某工科院校2001—2003年本科毕业生为样本的调查结果显示, 被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录用的男生比例均高出女生一倍以上[3]。在针对南开大学2002年应届毕业生的调查中也存在类似结果, 其中接受访谈的学生提到具体求职过程中所遭遇的性别歧视, 例如, “外交部招人时, 男女生各去一半, 笔试后男生全部进入复试, 女生一个不要, 尽管平时男生的学习成绩明显不如女生”;“很难想象政府会干预企业用人的性别选择, 政府自己选人也倾向于男性, 从国务院到各部委也是男多女少”等[4]。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62个城市的调查中也印证了用人单位重男轻女的用人倾向, 例如, 有67%的用人单位提出性别限制, 或明文规定女性在聘用期不得怀孕生育[5]。

以上种种数据和研究结果表明, 女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说女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而是指与同等学历的男生相比, 择业时间相对较长, 工作单位相对较差, 就业行业更是受到限制。而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性别歧视问题, 因此, 仅从经济体制的转型、就业政策的变迁来探讨和分析女大学生就业难, 会忽略构建就业制度背后的性别意识这一深层原因。本文首先从比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时期女性的就业率以及社会主流性别意识入手, 分析导致女大学生就业困境的深层原因。

二、两种体制下的性别意识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一) 两种体制下女性的就业率与主流社会性别意识

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止, 我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以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为主, 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的力量保障女性的就业权利。这一时期国家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大力宣传女性只有经济自立才能获得解放, 还通过让女性大量的就业来实现男女平等, 从而进一步深化经济独立对女性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意义, 因此, 女性的就业问题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成为显性问题。虽然在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1987年政府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后, 社会上产生“妇女就业危机”的议论, 但是, 由于当时国家力量并未弱化, 冗员基本“内部消化”, 因此, 并未出现女性的社会性失业[6]。

到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1990年代后期, 随着市场就业机制对计划就业机制的取代, 女性开始面临国家保护相对弱化和市场“经济理性”的双重冲击, 女性的就业困境成为社会就业难的焦点问题。纵观改革开放后30年的就业变化, 在1980年代中国城镇的失业率均在3%以下[7], 进入21世纪初期超过6%[8], 而在失业人群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于男性, 以2000年6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科学研究所的调查为例, 女性在全体下岗职工中所占比重为57.5%, 而女性的再就业率仅为38.8%, 比男性的再就业率低18.8%。这些数据表明, 女性, 特别是技能偏低的女性往往成为市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首先淘汰的对象。同时, 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男女平等”开始遭到质疑, 提倡“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议论在社会中此起彼伏。其中广为人知的是自1978年开始的关于“妇女回家”的四次争论, 以及“十五”规划期间具有明显性别指向的“阶段性就业”的提案。虽然在全国妇联的反对下此提案没能列入“十五”规划, 但事件本身反映出传统性别意识对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深层影响。

(二) 两种体制下不同的就业率背后却有着相似的性别意识

女性就业率的变化似乎在诠释着两种体制下不同的性别意识, 但是, 事实上即使在大力提倡“男女平等”的计划经济时期, “男主外女主内”、“男强女弱”的性别意识也依然体现于各种政策之中。例如, 建国初期“两勤”方针中的“勤俭持家”主要是对妇女而言。在1978年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的, 诸如:“精心培育革命的后代”等关于女性的贡献都与传统的“妇女角色特点”密切相关。也就是说, 国家在动员和支持妇女广泛参与社会劳动的同时, 仍然强调妇女在持家和养育后代方面的责任和贡献。换言之, 女性在通过获得职业而实现男女平等的同时, 也面临着承担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责任。但是在“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下, 国家按照“国家人”和“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家庭人”的双重身份来建构城镇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 避免了男女利益的分化,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妇女的角色紧张。由于当时国家将托幼事业提升为全党事业的高度来进行扩建, 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也对“家务劳动社会化”进行种种努力, 使得承担双重劳动的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在计划经济时期并不明显。

正是计划就业体制下过度的保障和保护把女性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 但是, 这也强化了城市女性对国家、对单位的依赖, 这些为以后城市女性参与经济社会竞争时的劣势打下伏笔[9]。我国具有“自上而下”特征的妇女解放, 在实践中使得女性缺乏自觉和主体意识, 即从过去依附于家庭、男性, 习惯性地转向依赖国家和单位, 因此, “男性中心”意志和文化传统得以在“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10]。然而, 伴随着市场转型, 国家与家庭、国家与个人逐渐从“统和包”中分离开来, 计划经济时期的“家国同构”被“家国分离”的治理原则所取代后, 女性的高就业率很难继续成为国家用来实现“男女平等”的具体途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原本由单位提供的福利保障逐渐依靠市场来调节, 而女性的生育期、哺乳期和企业单位市场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成为影响女性就业的最大障碍。

三、“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意识对女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一) 社会的角色期待对女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通过分析两种体制下的性别意识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可发现“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期待, 即使在主流意识强调“男女都一样”的计划经济时期也残存于诸多的政策之中, 即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并未因妇女解放而有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后从关于“妇女回家”的几次争论中也可以发现, 尽管社会强调女性兼顾工作与家庭两种角色, 但是“贤妻良母”还是作为首要角色被社会所期待。因此, 女大学生在就业时, 首先遇到的劳动力市场入口处的性别歧视便源于女性特有的四期 (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 , 因为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后用人单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不愿为此买单。其次, 女性应该以家庭为主的刻板观念, 让社会对女性工作成就的期望值普遍较低。第三, 女大学生在就业时常面临“职业性别隔离”, 即有些职业并不向女性敞开, 开篇提到的“被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录用的男生的比例均高出女生一倍以上”;“即使女生在校成绩好于男生, 但是外交部招人时, 女生一个不要”等调查结果验证了“职业性别隔离”在当下社会中的具体表现。

(二) 女大学生的自我角色定位对就业的影响

女大学生虽然追求“在事业和家庭幸福上能够两者兼顾”, 但是面对上述“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女辅”的社会期待, 女大学生又表现出趋同的态度。例如, 希望家庭事业能够“鱼和熊掌兼得”, 当两者出现矛盾时, 她们愿意放弃追求事业而尽量扮演好家庭角色[11]。而一部分女大学生对自己的就业期望并不高, 尤其是在与男性进行比较时, 她们会认同“男性能够而且应该比女性成就高”[12]。而在其他相关调查中女大学生赞同“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比率, 上海、广东分别为64.4%, 46.2%, 黑龙江为19.6%[13]。对南开大学学生2002年的调查也显示, 即使在高学历人群中对男女角色认同上更偏向于“男主女辅”而非“男女平等”。因此, 在具体选择职业类型时呈现出“男性承担家庭责任的方式为挣更多的钱”, 而“女生则要为将来更好地照顾家庭做准备, 包括更多的暇余时间及稳定的收入”[14]。上述女大学生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反映在其就业过程中, 是缺乏明确的职业定位和长远的职业规划, 职业成就意识偏弱;在求职过程中功利主义倾向更明显, 例如相对于男性, 女性更看好风险性小、工作压力较小、收入稳定的事业单位[15]。以上的调查结果, 一方面说明女大学生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仍然囿于传统, 另一方面说明经济的发展和女性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并没有增强女性独立自主的性别意识。

本文从国家、社会、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三条线索对女大学生就业困境进行分析后发现, 制约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性别意识, 并不单纯地来源于企业等用人单位, 还应溯源到建国初期国家通过对男女劳动者给予不同的要求和对待来实现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性别意识。而又正是这一性别意识让女性过度依赖国家保护、难以适应经济社会激烈的竞争, 也让市场经济下的用人单位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支配下有了理所当然“择男舍女”的口实。因为女性是需要和男性区别对待的, 是需要企业付出更多劳资成本的。而女大学生也一边要求“男女平等”的就业机会, 一边又趋同于传统的角色定位, 导致职业成就意识偏低。换言之, 正是国家、社会、女性三者所持有的性别意识相互交织, 又不断地再生产才构建当下就业制度的“重女轻男”, 从而使具有同等能力的女大学生难以获得和男大学生相同的就业机会。

因此, 要从根本上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需要从构建就业制度背后的性别意识入手。首先, 从国家层面上, 不仅要继续加强对女性自强自立典型的宣传, 更应该针对市场经济时期女性生育期间的工资和福利出台相应的政策, 例如, 生育基金补偿制度等, 减少用人单位因生育、生理原因拒绝录用女大学生的理由。其次, 从社会层面上, 除了监督用人单位是否给予男女大学生同等的就业机会, 对有明显性别歧视的事件加以惩处外, 更为重要的是不能任由“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女辅”这一社会性别分工成为社会主流的性别意识而不断地被再生产。最后, 女大学生自身不应该趋同于传统僵化的性别分工, 降低自己的职业成就意识, 而应在大学期间及早地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努力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含量和就业竞争技能。

摘要：当下我国女大学生面临就业困境的原因是什么?诸多的相关研究或从两性的生理差异, 或从市场经济的深化对女大学生的就业困境给出不同的解读。本文将从国家、社会、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这三条线索梳理和分析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原因。

制约通胀恶化的因素分析 篇9

一、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受到消费能力制约

收入的增长速度制约消费的增长速度,消费的增长速度制约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

1997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速明显慢于GDP的增速:从可比价来看,1997—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5%,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人均收入的增长慢于人均GDP的增长,也就是说消费需求的增长明显慢于供给的增长。从现价来看,1997—2010年,现价GDP年均增长13.2%,而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6%,低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2.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3%,低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4.9个百分点。这说明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生产供给的增速一直大于居民购买力的增长速度。

正是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导致居民消费增长的缓慢。1997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名义)增长率一直低于人均GDP的增速:1997—2009年,我国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2%,而同期居民名义消费水平年均仅增长9.7%,比同期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慢3.5个百分点。而居民消费增长的缓慢,正是制约居民消费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关键所在。

二、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受到边际消费倾向弱化的制约

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同时,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大大慢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有些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绝对收入甚至是下降的。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定的情况下,少数阶层得到的越多,多数普通居民得到的就越少,造成居民收入增长的边际消费倾向越来越小,消费增长乏力,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从居民收入增长结构来看,1998—2009年按不同收入分组的城镇、农村居民全年收入及增长情况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中困难户、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年均总收入增长幅度分别为7.5%、8.2%和9.4%,而最高收入、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分别为14.5%和15.0%,大大高于困难户、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增长速度。持续的居民收入增长差距的扩大,将使低收入居民的财富与高收入阶层的差距迅速扩大,影响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而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边界消费效应是最高的,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缓慢,影响了消费的增长速度,因而制约了与居民消费直接相关的下游商品特别是消费价格的上涨。

三、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受到传导机制的制约

1997—2008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企业和政府倾斜,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政府的财政收入在20%—30%,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到10%。尽管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高速增长的拉动,会导致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但由于居民消费能力的制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不会有效传导到居民消费价格。

2000—2010年,上游的采掘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159.3%,年均上涨10%;原材料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56.5%,年均上涨4.6%;而下游的加工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8.5%,年均上涨0.8%;一般工业品出厂价格累计上涨6.5%,年均上涨0.6%;而耐用消费品出厂价格累计则下降了24.8%,年均下降2.8%。比较可知,下游行业的商品价格涨幅明显小于上游行业商品价格涨幅,甚至是下降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工业消费品需求增长缓慢的影响。

此外,政府对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的控制也是影响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不畅的重要原因。目前居民用电、居民用燃气、居民冬季取暖、居民用水等公共服务价格以及教育、医疗、药品、铁路运费、成品油等价格均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使得其价格不能随意上涨,因而对下游行业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特别是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影响明显减小。此外,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较大,通货膨胀压力较强时,政府还可以对企业和行业的提价行为进行约谈、备案、劝说延缓提价等措施,在特殊情况下,还可直接限制企业的涨价行为,从而制约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

四、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受到社保机制不健全的制约

在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保障功能不完善的情况下,普通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不足,消费能力下降,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对普通居民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大地制约了即期消费的增长,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

制约中国粮食安全因素分析 篇10

一、人口的快速增长。

执行计划生育的根本国策使中国进入了世界低生育率国度行列, 但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2017年, 估计人口数量将达15亿, 相当于1900年的世界人口总和。这意味着今后十几年, 中国每年将给世界增加800万-1000万人口。假如依照如今的粮食单产产量4000公斤/公顷来计算的话, 则每年仅养活新增人口就需求增加80-100万公顷的土地。这还没有思索到人们粮食消费构造晋级的需求。

二、耕地的减少。

首先是耕空中积的减少。中国耕空中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呈现净减的趋向, 而且这种趋向在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快速开展态势中被强化。在过去20年里, 中国耕地以年均20万公顷的速度递加, 相当于每年减少了500万人口粮。2007年9月中旬到2007年年底, 疆土资源部特地部署了全疆土地执法的百日行动, 结果发现违法违规侵占土地的数量惊人:清算出来的违法违规的案件宗数是32000件, 触及土地数百万亩。在被侵占的土地中, 大量农业用地被开发成了小产权房。截止到2006年, 耕空中积假如再损失1.5%, 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将失守。而这18亿亩耕地保证了中国85%的粮食供应。一旦这一底线被打破, 国内粮食不能自给自足, 那么中国也将在粮食问题上面临受制于人的风险。

其次是耕地质量的退化。由于所减少的耕地绝大局部是城镇乡村周边产出才能较高的良田好地, 即便经过“占一补一”的方式在耕地数量上能坚持“均衡”, 整体质量程度也在不时弱化。另一方面, 耕地质量的退化也表如今水土流失、污染和盐碱化、沙化、土壤营养的失调及物理外形的恶化方面, 耕地质量的降落对粮食产量增加构成要挟。

三、水资源短缺。

中国水资源首先在自然散布上就呈现出极端不均衡的状态。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域耕空中积占36%, 水资源却占81%;淮河以北地域耕空中积占64%, 而水资源仅占19%。北方农区水资源短缺最甚的要数黄河流域。而降水量最少的是黄河流域北部的干旱地域, 年蒸发量为2000毫米, 旱作农区的灌溉农业开展将遭到限制。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先天缺乏, 仅为世界人均的1/4左右。近年来, 人均水资源量从2001年的2112.5立方米/人降落到2005年的2097.8立方米/人, 而用水总量从2001年的5567.4亿立方米上升到2005年的5572.6亿立方米。如今对水资源的需求已超越了河流和蓄水层所能维持的持续开采量。

四、消费构造的晋级。

随着中国经济的开展以及人们膳食构造的改善, 最突出的就是由直接消费谷物转向间接消费谷物, 即消费更多的肉、蛋、奶和粮食加工产品。而消费更多的畜禽产品则意味着更多的粮食 (通常2公斤粮食才干产出1公斤鸡肉, 4公斤粮食才干产出1公斤猪肉) 。加上酒类的消费, 中国的粮食消费 (包括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 必然会大幅度攀升。此外,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粮食需求量也将大幅增加。据预算, 城市人口每增加1%, 全国工业用粮增加1.81%, 饲料用粮增加1.02%, 城市化程度的进步必将带动粮食消费量的增加。

事实上, 中国一些沿海地域的粮食消费程度曾经接近以至到达世界发达国度的程度。

五、粮食政策未达预期目的。

中国先后出台的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保证粮食产量, 以到达粮食平安目的的重要政策主要有两项:其一是粮食维护价政策, 其二是粮食直补政策。这两项政策都在一定水平上维护了粮农的积极性, 增加了粮食产量, 但是从经济角度剖析, 政策并未到达预期目的:

首先, 粮食种植面积并未增加。当前, 中国农民收入依然较低, 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 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3786元, 同期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3倍。而粮食种植的比拟收益低于经济作物, 农民为进步收入, 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调减粮食种植面积是其必然的选择。固然粮食维护价政策和直补政策对粮农停止了一定的补贴, 但是由于补贴金额和经济作物的收益相比有较大的差额, 所以农民并不会因这两项政策的出台而大量增加粮食种植面积。

其次, 政策本钱较大, 降低了政策效益。中央出台的粮食维护价政策, 本是为了维护粮农的收益, 但是客观上形成了国有粮食企业的垄断位置。国有粮食企业停止压级压价收买或回绝收买, 严重地损伤了粮农利益, 粮农因而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粮食直补政策是将补贴资金直接补入农户, 但是由于农户数量宏大, 且粮食种植面积核对、资金入户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 因而政策执行本钱急剧增加在所难免。有些中央政府为减少政策执行本钱, 直接按人均分, 或按户均耕空中积均分, 使粮食补贴未真正补贴粮食消费, 且额度较小 (每亩10元左右) , 难以增加粮食消费积极性。

六、新型耗粮工业的开展。

近年来, 中国的玉米种植地域纷纷建起大大小小的乙醇厂。依据国家发改委2006年12月发布的统计数字, 2005年, 工业加工耗费的玉米多达2300万吨, 占当年中国玉米产量的16.5%。玉米加工业的过快开展, 招致玉米需求量上升和饲料供求关系紧张, 结果形成了玉米短缺。

2006年12月底, 中国政府叫停了一切在建项目, 规定今后一切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立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