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制约因素

组织制约因素（精选十篇）

组织制约因素 篇1

金融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制约因素

(一) 体制不健全, 农村正规金融服务水平相对弱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 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 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 但目前除农业发展银行外, 农村根本没有其它政策性金融机构网点, 而农业发展银行主要针对粮棉油收购发放政策性贷款, 对农民合作组织资金支持面窄、数量少;国有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基层农村网点收缩较多, 对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内的涉农贷款大幅压缩;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性质有所淡化, 吸收的农村资金真正用于农户的比例只有一半左右, 并且对农户、农民合作组织的贷款利率80%以上执行上浮标准, 贷款平均年利率在10%以上, 一般涉农经营难以承受。此外, 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部分都在乡镇和农村, 金融设施落后, 结算服务水平较低。每个乡镇有1家农村信用社, 乡镇以下的广大农村没有金融机构, 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结算仍靠传统的现金结算。

(二) 组建不规范, 部分专业合作组织不符合银行信贷投放主体资格。目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专业合作组织没有完全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的要求规范成立, 并及时注册登记, 具备承贷主体资格的紧密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约占比相对较小。合作组织中各种合作模式下的“协会”都不具备金融机构信贷主体资格, 现行信贷管理体制下, 金融部门只能以其组织内部的主要成员个体或部分成员联合体为贷款对象, 金融支持普惠性较差;即使是已经取得法人主体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由于按照现行规定没有对其做出资本金验资和注册资金最低标准的要求, 相当一部分专业合作社规模小、经营实力弱, 同样达不到银行信贷支持的门槛。

(三) 发展水平低, 银行支持的积极性不高。目前, 我国农村地区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规模较小, 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还处在起步阶段, 产品市场开拓、品牌建设、加工增值能力十分薄弱, 经营机制不够灵活, 且大多数组建时间短, 发展不稳定, 有的甚至没有明确的业务范围, 组织稳定性差。少数合作社只是借开办合作社之名取得政府扶持资金, 基本没有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此外, 各级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科技、人才及产业政策扶持未充分落实到位。加之, 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经营效益不高, 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 资金实力明显不足, 银行信贷支持的顾虑较多。

(四) 经营实力弱, 抵押担保落实难。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固定资产少、抵押物不足, 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处置, 由于缺乏具体操作规定, 银行不敢贸然抵押。主要表现在,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无任何固定资产, 一些合作组织既使有一定基础设施, 但因区位劣势和土地、房产证照不全, 难以变现, 不能办理评估、抵押登记手续, 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由于缺少有效的资产用于抵押, 只能以合作组织内部相互之间存单质押等方式向正规金融机构融通资金, 或通过民间融资方式解决暂时资金困难, 长期可持续发展受到一定制约。

(五) 利益取向不同, 影响金融对接效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涉足的农产品销售和深加工行业, 以及农资批发供销等领域, 总体上盈利性不强, 自身积累有限, 多数未达到相应规模, 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和政策变化冲击, 而基层金融网点和相关职能部门, 由于对农业专业合作社性质和发展情况缺乏必要了解, 信息有效沟通不够, 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和配合, 业务开展和资金支持受到较大影响。同时, 由于全市近80%的专业合作组织没有与农户间签订规范的返利和分红协定, 缺乏有效的利益分配和约束机制, 一旦市场行情发生变化或遭受自然灾害, 双方利益发生冲突, 最终造成银行信贷资金损失, 挫伤银行资金支持的积极性。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的建议

(一) 提高管理水平, 切实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支持引导。一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努力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二是引导各类合作组织完善内部组织结构, 健全规章制度,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三是支持专业合作组织开展技术信息、仓储、运销、培训等服务, 引导农民依托龙头企业和区域优势产业, 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 认真培育好现有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典型, 带动农民开展专业合作。

(二) 认真落实各项扶持政策, 努力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创造宽松外部环境。一是各级财政应当分别安排资金, 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息交流、技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 不断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产规模和资金实力,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二是建立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财税和登记等制度, 进一步减免有关税费, 在财政预算中优先安排专项资金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对由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承担、组织的项目, 给予适当补助或贷款贴息;三是通过各环节优质服务, 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创造更加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创办加工、流通企业的建设用地, 依法优先办理土地征用手续;四是设立市、县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和发展专项基金, 支持农民合作组织开展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五是积极探索和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农业由于自身的弱质性和生产过程的特殊性, 面临许多风险。随着专业合作社生产与经营规模的集中, 风险也相对集中, 因此要尽快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农业保险应实行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并行体制, 实行低费率和高补贴政策, 基础保险由财政买单, 其他险种由农户负担, 有效转移和分摊农业生产风险, 提高农业风险保障水平。

(三) 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管理, 切实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一是通过实施优质品牌、龙头带动、科技创新、外向带动, 增强合作经济组织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二是优化结构调整, 立足农产品自身优势, 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三是大力发展农产品流通和深加工行业, 努力实现农产品效益最大化;四是积极引导专业合作组织健全完善内部利益互补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资本形成机制, 真正实现对农民利益的保护,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四) 改革创新并举, 切实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资金扶持力度。一是切实加强和改进农村金融服务。农村信用社要按照扩大内需要求和“区别对待, 有保有压”原则, 合理控制非农贷款比重, 构建农村信用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两社”互动合作机制;有效扩大担保财产范围, 创新担保方式, 如合作社社员联保、担保公司担保等方式, 持续增加涉农贷款投入;农业发展银行应扩大信贷业务范围, 加大商业性贷款投放力度和政策性金融扶持力度, 切实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资金支持;农业银行ATM机应覆盖所有乡镇, 鼓励各银行业机构在乡镇一级设立自助银行, 畅通汇兑渠道, 加快结算速度,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 切实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问题。二是对符合条件专业合作组织, 开通信贷支持“绿色通道”, 简化贷款审批效率, 做好市场细分的基础上, 及时开发适合基层实际需要的信贷产品, 提高信贷服务水平;三是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进一步探索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用于贷款申请的担保财产范围, 创新土地使用权等各项权利以及各种符合条件的结算凭证和有价证券等财产抵押品种;四是积极开展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信用评级和授信管理, 探索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特点信用评级体系, 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诚信意识, 努力促进金融部门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组织制约因素 篇2

其一，债务包袱沉重，无钱执政。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债务数额巨大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少地方是镇镇有外债，村村都欠钱，有的地方镇平外债过亿元、村平外债过百万元。虽然各地想尽千方百计化解债务，但由于大多数地方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在税费改革后缺少税源，缺乏化债的有效手段，债务像一座大山压在农村基层组织头上。我们在农村基层常常可以看到：债主经常如影随形的缠访主要领导，锁闭办公大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有的甚至以人身安全相威胁，基层组织对此苦不堪言。化解债务需要钱，发展经济需要钱，为群众办好事需要钱，保证正常运转需要钱，简言之，有财才有政，钱从何来？这对于“乞丐政府”（一位镇委书记语）来说，是无法解决的事情，因此，不少基层组织度日如年，该办的事情办不了。其二，综合素质不高，无能执政。一些基层干部知识陈旧，思想观念落后，领导方式、方法墨守陈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时常感到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对上级安排的工作茫然不知所措，对人民群众的要求无办法、无思路、无能力解决，这部分人直接影响了整个基层组织执政能力的正常发挥。

其三，宗旨观念不强，无意执政。由于基层条件差、待遇低，加上少数基层干部不注重世界观改造，价值观扭曲，信仰迷失，宗旨观念淡薄。在长期与百姓打交道过程中，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把自己混成了普通百姓，甚至连一般群众也不如，成了群众的“尾巴”。要么一天到晚牢骚满腹，说是道非；要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要么敷衍塞责，欺 上瞒下；要么狐假虎威，鱼肉乡里；要么能捞则捞，腐败堕落。如此等等，根本没有执政理念和执政意识。

其四，疲于应付矛盾，无力执政。当前，经济转型，体制转轨，改革进入深水区，是矛盾的多发期、凸显期，农村各种矛盾更是层出不穷，并呈现多样性、反复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像占地折迁补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债务纠纷、辞退民师及老武警上访、乡镇企业改制后职工安置等深层次矛盾越来越集中，越来越突出，群众为此上访、缠访不断，基层干部长期疲于应付此类事件，导致谋发展抽不开身，搞招商出不了门。

其五，考核检查过多，无心执政。现行的县乡体制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将各种经济发展任务和财税利润指标从县到乡镇，层层分解下达。而完成这些任务和指标是评价每个组织和个人的“政绩”的主要标准，进而与干部的荣辱、升迁“挂钩”，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在这种压力下，基层头顶着计划生育、财政税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等“一票否决”的悬剑。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过细的“针孔”根本无法穿下如注的“粗线”，与此相对应的各种检查、评比让基层应接不暇，多层检查、多头检查、多重检查屡见不鲜，基层的心思都用在应付检查上。

其六，权责不一致，无权执政。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面对的是具体的农村工作，担负着社区综合管理的重大责任，但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却没有与责任相适应的权力、职能，有责无权，有责无职，往往要办的事无力办成，要解决的问题无法解决，像干部任免、经费支出、驻镇部门单位的指挥等行政权力无一不在县及县上以上政府及职能部门手中，甚至是乡镇机关负责提供财政经费的财政所工作人员的人事权和工资确定权也被其主管部门占有，财权与事权极不相称；更重要的是现阶段我国制定的部门行政管理法规，多数没有把乡镇一级政府作为行政执法主体，如《水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相关行政部门负责有关的水资源管理工作，类似这样的部门规定包括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行政处罚法》、《中小企业促进法》、《环境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都是规定县级以上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行政执法主体，造成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乡镇政府面对辖区内每天发生的大量事务和问题，却无权做出施政的快速反应，被动地等待上级主管部门来处理，使代表国家行使乡村管理权的乡镇政权缺乏应有的行政权力和指挥权威。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组织执政能力的提高，因此，必须有针对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切实提高基层组织执政能力。

一是多渠道、多途径化解基层债务。基层组织要切实把加快发展当作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广开财路，广聚财源，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来化解债务，进而化解干群矛盾，搬掉阻碍发展的大山，取信于民，轻装上阵谋发展。同时，上级政府也要负起责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按照立法成本的支出和民事责任中的过错原则，谁决策，谁负责，是谁的责任谁负，不能什么都压在基层组织头上，因体制及政府决策失误等原因而产生的债务，理应由上级政府承担。

二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要加强学习，增强宗旨观念，提高执政能力。以中央提出的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通过党性宗旨观念教育，使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提高思想觉悟，摒弃腐朽落后思想，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真正从理论上提高执政修养，深化对执政意义的认识，增强为民执政、“执好政”的主动性和紧迫性，为执政打下过硬的“理论基础”；要切实加强对市场经济理论知识的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尤其要针对基层现实，掌握一定适用的科技知识。通过学习，及时研究和把握本地发展的态势和方向，为执政打下“科技基础”；要学习政策，吃透“两头”，对上级党组织的相关政策悉心研究，同时，对本地各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要掌握大量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做到心中有数，为执政打下娴熟的“政策基础”。通过学习做一名适应新时期、适应新形势的农村基层干部。

三是统筹兼顾，把握执政技巧和领导艺术。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都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学会弹钢琴，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工作要能分轻重缓急，掌握运用时间的技巧，既要深入群众解决当前基层各种矛盾，又能抽出时间谋发展，做到两不误，两促进。四是规范减少考核评比，积极支持农村基层组织自主执政。上级组织要规范各类考核、排位，精简检查、评比，尽量少牵扯基层的精力。不得动辄要求基层主要领导参加某个活动，参与检查陪同，并不得以此作为考核的依据。各类针对乡镇的检查评比和学习培训活动，以及形形色色的会议和文件，要有明确的规范。把发展的自主权交给基层，让农村基层组织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符合当地特点的发展项目，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其自主性。

组织制约因素 篇3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制约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诺斯曾经说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是现代生产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没有发生技术变革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和组织创新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也正因此，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五种新组合中，实现一种新组织，即包括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创新。

农业产业化是构筑在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化基础之上的。随着产业化的发展，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分工越来越明显，原有分散的、细小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越来越不相适应，而且经济的发展需要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保证。

目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无论在组织规模、业务内容、经济实力，还是在服务功能、合作程度、社会地位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差距。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发展相当缓慢，且具有血缘性、地域性、封闭性、不规范性等特征。农户与市场间联接机制薄弱，农户在原有技术规模上分散经营、重复经营，无法对市场结构的调整做出及时、准确、有效的反应。产品销售困难，社会组织化程度低，抵御风险能力弱，剩余劳动力也无法有效组织利用。市场主体的家庭化、微型化与农业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带来的“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延缓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二、现阶段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1.农业政策存在偏差

我国农业早已进入“追求价格增长效益阶段”。1986年以后，我国大宗农产品已经自给有余，增产却不增收，农业发展本应适时转向“资本密集 + 农民组织密集”模式，然而农业政策还是“追求产量增长效益”。尤其近几年，鼓励外资企业收购大豆加工企业和在沿海兴办农业园区，将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企业和农业组织，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被严重削弱，小农增产减收、减产减收、稳产也难稳收，正面临大面积破产的风险。

2.立法滞后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缺乏法律支持，其法律地位、性质等无法明确，权益得不到维护。法律的缺失，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运行中遭遇诸多问题。如由于大多数地区的工商部门对合作社不予登记，合作经济组织只能在民政部门按社团登记，不能以独立经济实体开展各项经营活动，农民在销售产品、签订合同、解决贷款等方面存在很多困难，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地方社区（村民）和社会企事业等三者间的地位不平等。

3.体制环境不顺

在我国现实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下，农村合作组织产生伊始便与政府部门衍生出十分复杂的关系。合作组织主动寻求政府的支持，依托于各种部门甚至直接由政府来组织建立。行政介入管理，组织特性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异，使得一些合作组织实际成为政府和部门的附属物，甚至成为这些部门有效行使其职责的组织手段，而且管理主体混乱，相互之间缺乏协调。

4.内在机制的制约

健全的、完善的内在机制是组织存在和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和制度保证，我国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内在机制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1)组织规范化程度低下

受组织的自发性以及农民自身的社会意识、文化程度的制约，目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很难产生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包括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组织规范化程度低下。

(2)民主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民主管理是合作经济的基本原则，是保证合作组织“民受益”的前提。而我国农村合作组织所产生的特殊环境，决定了合作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必须寻求来自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的庇护，民主管理机制很不健全。专事监督职能的监事会也多成为摆设，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设置。

(3)利益分配机制存在问题

公平和最大限度的利益分配是所有组织成员参加合作组织的最初和最基本的出发点。目前分配机制不够完善，积极性不仅没有受到鼓动反而被抑制。

(4)自我发展机制尚待完善

由于缺乏相关政策和应有的体制环境，不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规模小而散，资金匮乏，信息不畅，影响了内部的管理建设与外部的协调发展。而且由于农民的参与度不够、法律意识薄弱、自身素质较低等诸多原因，在经济交往中无法给人以稳定的预期。

(5)文化环境的制约

受传统的小农意识影响，农民接受教育程度又较低，农民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合作意识淡薄。同时，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仍存在某些盲点和误区，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完整性、科学性尚待加强。

由于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受到制约，尤其政策的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本就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农业政策的偏差更直接导致既有农民组织包括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解体。因此，应尽快改变“追求产量增长效益”的农业政策，借鉴日本、韩国等经验，以“追求价格效益”为本，走“技术密集 + 资金密集 + 组织密集”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金融、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大力扶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使小农组织起来，获得农产品议价、定价的权利，获得农业产业延伸的增值收益，获得“价格增长效益”，而不再走“资本家带小农”的“菲律宾发展道路”。 应加快立法，理顺体制，调整政策偏向，创造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同时，进一步提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规范化程度，逐步完善民主管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及自我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1]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2]陈孝兵:《小生产的政治经济学解读》，《经济学家》，2005.1

组织制约因素 篇4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重点是节能环保产品与技术、节能环保服务业和循环经济等方面,每个领域都要有龙头骨干企业,以这些企业为主体带动相关行业快速发展。“十二五”期间,伴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完善,节能环保产业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程度存在滞后性,但是产业整体态势呈现较乐观状况。

2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现状

2.1 节能环保政策法规和制度环境得到根本的改善

2.1.1 政策导向明确

近几年来,我国加大节能环保政策制度建设力度,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使得节能环保的政策导向更加明确。例如2012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必须紧紧抓住国内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着眼于满足我国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加快培育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使之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和新兴支柱产业”。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五位一体”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节能环保产业作为其产业支撑和技术支撑,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期许和责任。2013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综合考虑安全、资源、环境、技术、经济等因素,把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作为“十二五”期间能源发展的首要目标。明确要求到2015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40亿t标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工程为依托,强化政府引导,完善政策机制,培育规范市场,着力加强技术创新,大力提高技术装备、产品、服务水平,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1]。

进入2016年以来,国家有关部委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节能环保“十三五”规划》,新的节能环保五年规划必将站在谋划全局的高度,在重大环境经济政策、重大节能环保工程和重大节能环保项目方面做出科学的“顶层设计”,由此带来的节能环保产业市场的需求必将更加广阔。节能环保产业正迎来发展的快速阶段。

2.1.2 标准体系基本形成

(1)节能标准。我国节能标准体系由6个子体系、41个类别、706项标准组成,其中国家标准377项,行业标准329项。据有关统计,目前已经颁布实施的国家标准124项,行业标准143项。2008年先后颁布实施的与《节能法》配套的46项(新制定37项,修订9项;36项是强制性标准,10项是推荐性标准)能效国家标准中,有22项高耗能产品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全为强制性)、5项交通工具燃料经济性标准(3项强制性)、11项终端用能产品能源效率标准,8项能源计量、能耗计算、经济运行等节能基础标准。特别是2012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启动实施“百项能效标准推进工程”以来,我国节能标准体系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仅2015年就完成62项节能国家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我国节能标准化的工作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指标先进、符合国情的节能标准体系,主要高耗能行业实现能耗限额标准全覆盖,80%以上的能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节能标准有效实施与监督的工作体系[2]。

(2)环保标准。为贯彻实施新环保法,多项新环境标准已制定或正在制定中,例如,除了组织制定《再生铅冶炼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铜冶炼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试行)》、《钴冶炼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试行)》、《镍冶炼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试行)》等4项指导性技术文件外,政府还积极推进合成氨工业、汞等5项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以及味精工业、制药工业、纺织染整行业等7项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的编制。新的更加严格的标准也必将大大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

2.1.3 环境监管空前严格

2015年1月1日新修订的《环保法》正式实施。为确实保证这部“史上最严”环保法的有效落实,环保部又集中发布《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4个配套办法,加大了环境监管及污染处罚力度。通过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次数不受限制”、“多项法律措施可能同时适用”等细则强化法律的可操作性,最大限度压缩排污企业的违法排污空间。随着配套政策的出台,加上2013年有关政府部门出台的一系列节能环保监管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国办发〔2013〕2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保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的《“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国办发[2013]4号)、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监察部制订的《“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环发〔2013〕14号)、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制订的《“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环发〔2013〕14号)等,配套制度与之前出台的两高司法解释、环保与公安联动执法等共同构筑了严厉的法网,不仅使过去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环境监管不足、执法力量不够等情况得到了有效扭转。而且进一步提升了广大企业环境治理投入积极性,刺激了第三方环境治理、环境技术服务等需求,拓宽了节能环保升级改造的市场空间。

2.2 节能环保服务市场迅速成长

2.2.1 节能服务实力不断增强

我国节能服务产业迅速增长,从节能空间较小的建筑行业向节能潜力巨大的工业制造业延伸;从为用户提供单一节能技术服务到提供整体节能解决方案;从投资十几万元的小项目到投资上亿元的大项目。节能服务公司正在不断发展壮大。

据《中国能源报》报道,尽管2014年高耗能行业低迷、能源价格下降等因素使我国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节能服务产业仍继续保持了稳步增长。全国节能服务产业总产值从2013年的2155.62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2650.37亿元,增幅22.95%;合同能源管理投资从2013年的742.32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958.76亿元,增幅29.16%,形成年节能能力2996.15万t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7490.38万t。2010~2014年我国节能服务产业总产值如图1所示。

2.2.2 环保服务市场化进程加快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环保服务业大多以有关科研设计单位的开发、设计等技术性服务为主。20世纪末,随着工程建设项目的增加,一些以工程管理为主的环境工程公司开始进入环保服务产业,推进环境服务业从单一技术服务转向决策、管理、金融“多位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结构性调整明显加快。在环保产业发展成熟的国家里,环保服务一般占整个环保产业的60%以上,设施建设和设备制造业只是环保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2.3 投资规模迅速扩大

大力推进节能减排、节能减碳、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引发大量社会投资流入产业。近几年来,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产值以每年15%~17%的速度增长,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有消息称,2015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已达到5.3万亿元。

国家推出的各种节能环保行动计划是带动节能环保投资规模迅速扩大的主要动因。例如,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俗称“大气十条”),业内人士估算,为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未来五年在各级政府财政投资带动下,包括金融机构信贷及带动的社会投资等,预计投入大气污染防治的总投资额将达到1.7万亿元左右;2015年4月,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俗称“水十条”),该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投入预计达到2万亿元。据环保部2015年上半年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综述,继“大气十条”、“水十条”之后,被称为“土十条”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即将出台。环保部运用国际通行模型预测评估,土壤修复市场带动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7万亿元。粗略计算,“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总投资规模将达到9.4万亿元[3]。

目前,环保部正在加快制定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环保部权威人士表示,“十三五”节能环保市场潜力巨大,总社会投资有望达到17万亿元。在国家强力推进污染治理以及着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大背景下,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将出现投资潮,节能环保行业将迎重大历史发展机遇,成为国内最具成长性的朝阳产业之一。

3 影响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组织制约因素

3.1 资源配置欠科学,产业发展不平衡

2012年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规划》,对发展节能环保产业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了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方向,极大地促进了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但是,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在2012年公布的中国环境保护企业名录中,只有17个省份有企业入选,这些省份中有许多省份入选企业数量不足4家。有些省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仍然处于顺其自然态势,缺乏规划、没有特色,空间布局不合理,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配置不科学④。加上国家战略指导力度不够,行业性和地方性的节能环保规划与国家总体规划不协调,各市场行为主体自行其是,节能环保项目投资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量存在,造成新的产能结构失衡。

3.2 企业规模小,龙头企业少

尽管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已形成一些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但总体而言,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其技术水平及其装备相对落后,市场竞争力弱。政府缺少对于行业旗舰企业的扶植和引导,造成旗舰企业规模小。如专业从事节能服务的企业从2004年60家企业,发展到目前的4175家,尽管发展很快,但多数为中小型企业,产值超过10亿元的节能服务公司只有6家。大多只能提供一种技术的节能改造服务,与国际大公司所提供的总体解决方案服务模式相比处于明显劣势。企业规模偏小一方面将阻碍产业形成规模优势、降低产业发展后劲,另一方面会加剧市场无序竞争,导致产业发展环境恶化。

企业规模小相关的问题是龙头企业少。年销售收入超20亿元的龙头企业寥寥无几,集研发、设计、工程总承包、设备制造、运营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节能环保企业屈指可数。2006年国家根据当年标准发布了中国环境保护骨干企业,有152家企业入选;2012年根据新标准有123家企业入选中国环境保护骨干企业,呈下降趋势,表明企业发展速度与政策要求不平衡。加强培育并发挥龙头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

3.3 政策依赖性过强、市场化程度不高

节能环保既是技术行为,也是经济行为。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观念,许多企业人士认为节能可以节省开支,利润相对提高,而环保主要是花钱,没有利润可言,因而环保比节能更没有积极性。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如果所有企业排放的污水、废气和废物,经过处理达标后再排放出去,就没有后续的环境治理问题,整个社会将节省大量资源,获得超额的福利。

激发节能环保产业活力必须让市场说话。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待节能环保问题采取“伸手注意”政策,他们不想通过研发新技术、开发新项目、采取新措施实现节能减排,而是一味地向上伸手,要求政府对其污水、废气和废物处理产生的成本买单。有些地方政府迫于国家节能减排压力,往往息事宁人,采用财政补贴等方式了事。政府必须改变过多包揽企业发展的“保姆式”做法,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例如,对当前政府仍主导的环保重点工程、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尝试采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对节能服务企业试行的“PPP”模式实施投资和运营。只有确实提高节能环保产业的市场化程度,克服企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才能促使节能环保产业健康发展,避免重蹈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的覆辙。

摘要：指出了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从无到有、从自发到有序,伴随着环保事业和低碳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成为具有一定经济规模、门类齐全,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基本协调的产业体系,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产业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其中组织制约因素影响力较明显。分析了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现状,探讨了对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制约因素细分点,以期促进产业体系健康发展。

关键词：节能环保产业,现状,组织制约因素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节能标准化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5]16号)[R].北京:国务院办公厅,2015.

[2]周新军,黄茵.从经济学角度论节能环保的战略意义[J].中外能源,2013,18(5):15~20.

[3]岳锋利.节能环保产业的外部性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5):25~28.

[4]李碧浩.节能环保产业的渗透性和产业发展路径研究[J].上海节能,2012(7):13~17.

[5]国家环保部.新环保法多项新环境标准正制定中[EB/OL].[2015-08-12].山西环境保护厅网http://www.sxhb.gov.cn/news.do?action=info&id=45997.

企业内部管理制约因素 篇5

企业内部管理指的是企业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合理配置人力、物力等资源，并有序指挥及监督企业经济活动的不同职能的总称。内部管理主要是为了满足企业运营需求而产生的，但是其运行目的和性质会因为社会制度发生改变。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讲，企业内部管理是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为了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效率而出现的一种管理模式。企业管理内容通常包括计划、技术、物资、生产、劳动、设备和成本等方面，需要全面开展企业管理工作，以便在内部管理作用下，提高企业竞争实力。

2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重要性分析

在对强化企业内部管理重要意义进行分析时，可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展开讨论：一是市场经济要求全部企业认识到自身的市场主体地位，并积极参与到市场运行中。市场经济不仅被看作是一种竞争性经济，会属于一种体现法制性的经济，市场内各个企业要坚持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内部管理工作的开展，能树立起企业良好形象，并提高企业的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市场地位，是内部管理对企业发展重要性的体现。二是市场经济实践表明，企业内部管理实施效果与其生产成本控制水平有紧密联系，只有在保证内部管理合理开展的情况下，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实力。紧抓企业内部管理，不断扩展外部市场，是初创企业发展主要方向，同样也是企业核心主题。

制约农地流转的因素分析 篇6

一、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的不足

要形成自由竞争，首先必须有足够的供需主体，即供需市场上主体多，任何一单独主体退出或加入都不会影响地产供求价格，每一个单独的主体都只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价格决定者。目前，农地市场的供给主体和需要主体都不充分。

(一)补偿机制不健全造成供给竞争不足

1.农民获得承包地时，不仅仅得到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同时也取得了部分收益权。农民是否愿意供给土地，这取决于收益权的实现。第一，有偿流动是基础。土地供给者将土地交易出去，他就放弃自己经营，而获取的是土地地租的机会。因此，地租的大小是转让地产的年收益。如果政策允许，而且转让金能顺利实现，那么失去的直接获取收益得到补偿，所有权就可以实现。如果不允许有偿转让，地产流转就受阻。第二，一次性农地转让的补偿机制不足。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农民有能力在城市中居住生活，他们想把土地交给集体或转让给其他农民，这时，他放弃的是无限期的地租受益权，补偿也应以无限期计。这种做法应类似于现行政策中的征地，不同的是集体所有权未变，土地用途未变。目前，这种流转采取无偿或很低的补偿形式，是前三年平均收益的3—6倍。就连《土地管理法》中规定也是如此，征地的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这多归集体)，安置费用4—6倍。这种状况根本不能调动地产流转的积极性。第三，转让时不能充分考虑其增值，也是制约土地流转的因素。农民尤其是城郊农民对土地增值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们对城郊地产的增值印象深刻。地产所有者在地产增值中受益，因此转让地产时未来增值也应得体现。前几年有大量的农转非人口，而近几年来，因为农民看到农地增值的巨大潜力，因此农转非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大部分地区都对这方面补偿不足。既不足额补偿，也不计价入股待以后分红，这阻碍了地产流转。

2.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虽然地区差异大，但总体水平低。社会保障机制基本融于地产制度之中，有了土地就有收益，有了收益就有保障。正是这种逻辑的发展，农民即使无力耕地，也不愿意放弃土地。目前，我国农村鳏寡孤独老人低效使用或荒芜土地的现象就是有力的证明。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承担这种社会责任，限制了农用地的流转。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保障机制没能从承包土地中剥离出来。

3.非农就业难

非农就业难是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关键，也是阻碍地产市场发育的主要原因。农民如果从事土地经营，其劳动力价值得到实现，设期望值为V1，其安全系数为f1；如果能找到非农就业，其劳动力价值实现的期望值为V2，安全系数为f2，这时他面临两种选择，在挑选时，他首先进行两种工作的收益比较。两种工作的收益大小存在三种关系，当V2＞V1，取决于f1与f2的大小比较，一般而言，f1=1，而f2的不确定性很大，这时，如果V2f2越大，就越有可能转让地产从事非农产业。但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庞大的非农剩余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使f2很小，即使V2大，V2f2仍小，这时就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限制了农村地产市场交易量。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造成需求竞争不足

农地对农民而言，表现为多重效用，即：土地的生存机会效用、提供就业效用、获取利益效用、社会保险效用、以免重新获取时支付更多的费用之效用、地产的增值效用。目前由于劳动力平均土地面积狭小，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劳动力平均生产率较低，因此投资流向农业的很少。这样农地流转时，仅仅以获取直接经济收益和就业机会为目标的竞争投资就不会激烈。

(三)供求竞争的不足造成地产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部分农民通过核算认为，在小面积土地上经营一年也不能获得多少收益，还不如将地租给别人而自己从事第二、三产业，因此有供给土地的意愿；另一部分人家里人口众多，劳力也有，但耕地不足，有获取土地的愿望，但事实上即使双方均取得对方的信息，交易仍不能达成。因为供给方只供给土地转让权而不能满足需求方对土地所有权的需求，以及需求方得到受让权仍不能达到预期经济效益。由于供求竞争的不足，造成地产市场竞争机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二、非市场行为的干预

(一)基层政权组织的非市场行为阻碍了地产市场竞争

第一，集体土地所有者代表——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乡政府在出让或租赁土地时，有些干部徇私舞弊，出让或租赁土地没有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受让方或承租方不是一般人，而是他们的亲戚朋友，私下交易，出让金不是市场竞争达成的，而是领导说了算。第二，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经济的优先发展，或领导在任期内干一番“业绩”，想方设法招商引资，为此，他们压代地价，越权审批，批少占多，批劣占优，甚至给土地管理部门下达创收计划迫使土地管理部门设法进行征地投机。

（二）不规范的税费扰乱了地产市场竞争

一些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征收多种税费，对于有关系的可以减免，没关系的严加征管，甚至乱罚款，严重影响了地产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三）由于农民的自身问题，导致流转产生困难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国家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可由于土地的零散，若要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所涉及的需要进行谈判的农户就多了，一些农户乘机抬高价格。还有一些农民“恋土”情节，他宁可抛荒也不转让，这些都给土地流转设置了障碍，从而使土地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发挥规模优势，获取规模效益。

组织制约因素 篇7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起步较晚,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 西方的志愿性的非政府组织也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些西方NGO的带动下, 我国自身的非政府组织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经济、科技、文艺、体育等各个领域已经遍布了专业性、学术性、行业性、技术性、综合性等等门类齐全的非政府组织, 他们对社会事务的广泛参与对于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社会多样需求、减轻政府改革带来的压力、丰富人民的业余生活、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等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公民意识的培养

民众的普遍参与是民主制度的基础, 也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源泉, 因此要加强我国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教育, 改变传统的政治观念, 增加普通公民的话语权, 赋予每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对公民意识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民意识反映了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等。它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的道德意识。这是非政府组织发展不可或缺的方面。只有广大民众具有了完整成熟的公民意识, 非政府组织才能在社会管理中全面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公民意识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在教育和宣传方面的投入, 开展公民教育、成人教育, 发展公共文化, 提高公众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 促进社会公民的全面发展。公民意识的不断提高必定能够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稳固坚定的基础。

2008年的抗震救灾过程中, 我国民众所反映出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尤其突出的。我国第一本系统描述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报告《慈善蓝皮书》指出, “5·12”汶川特大地震普通民众的积极参与使得2008年的个人捐赠首次超越企业捐赠, 达到了458亿元, 占全社会捐款总额的54%, 完全改变了此前国内个人捐赠不超过总额的20%的格局。这说明我们的民众是有强烈的公民意识的, 这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是最基础的价值所在。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公民在这方面的潜在意识, 充分利用民众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意愿, 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支持不断巩固。

二、志愿者队伍的培育

志愿者队伍的培育在推动民间力量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的志愿者活动蓬勃发展已经对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一方面志愿者服务是非政府组织开展公益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 志愿者服务对于塑造非政府组织良好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心理文化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儒家的仁爱思想奠定了我国的慈善传统基础,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慈善之邦, 仁爱、慈善的观念在我国深入人心,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我国的志愿者活动的精神根源所在。志愿者服务将传统的慈善的“助人”观念发展到现代化的志愿服务的“互助”理念, 从而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动员基层力量, 成为推动非政府组织积极发展的重要力量。

2008年我国成功举办了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奥运会, 这其中志愿者的无私奉献精神给盛会留下了最光彩的一笔, 正如萨马兰奇所说:“奥林匹克运动是由富有奉献精神的志愿者组成的。”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服务, 应当是中国志愿者服务加快发展进程的一个良好契机, 也是推动我国非政府组织积极进步的一个机遇。

三、组织网络的“重构”

组织网络的建设是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服务体系中的基础性工作, 我国目前的非政府组织大部分都比较弱小, 并且具有典型的“官民二重性”。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组织体系的建设工作需要有创新思想, 改变其鲜明行政化的色彩, 我们需要通过拓展经费的来源渠道、规范非政府组织的职能任务、完善组织的工作人员管理体制和提高工作人员素质来促使非政府组织转变“官办”色彩, 提高自身的活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它的需要, 在我们完善现有非政府组织的同时, 还要不断发展新的非政府组织, 建设非政府组织的网络体系。在新的组织的建立过程中, 志愿者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示范, 尤其是通过在我国举办的几项大型体育项目可以看出, 我国的志愿者组织工作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发展, 这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完善和新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另外, 社区建设也是重构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区在服务基层社会群体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非政府组织应该提高自身的公信度

公信度是指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社会捐助是非政府组织必须要依靠的力量, 它包括资金、时间以及个人劳动付出。非政府组织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可和信任, 就必须提高自身的公信度。只有这样非政府组织才能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 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也只有这样, 非政府组织才能顺利获得必要的活动经费, 实现其自身的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缺少社会的公信度, 缺乏良好的自身形象, 得不到足够的社会支持, 这严重影响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周转资金的筹措, 使得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不能形成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

南京市的爱德基金会成立伊始, 注册资金和活动启动资金都是从海外筹集而来, 它发展至今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筹资之路。爱德基金会的善款主要来源于国内外的从事社会发展与公益事业的民间机构、企业和个人, 它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越来越广泛。爱德基金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国际联系, 不断发展合作伙伴, 通过海外基督教会、国际和志愿团体进行集团式社会化筹资。爱德基金会良好的信任度和发展状况源于它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收支的透明度极大地加大了捐款人对爱德基金会的信任度, 善款来源也因此越来越广泛, 各方面的活动都能够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 从而形成了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状态。

改革开放的推行, 使得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希望工程、扶贫工程等一批非政府组织在世界上都获得了良好的评价和支持。非政府组织的继续发展进步离不开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 非政府组织也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监督和管理机制,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内因和外因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才能使得非政府组织实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仍然处于萌芽阶段, 保障非政府组织顺利发展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 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制度建设也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从公民意识的培养、志愿者队伍的培育、组织网络的重构和非政府组织自身公信度的提高等几个方面分析了限制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几个因素。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公民意识,志愿者,组织网络,公信度

参考文献

[1].李娟.非政府组织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5

[2].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3].爱德基金会, http/www.amityfoundation.org.cn/idex.asp

组织制约因素 篇8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有利于增加牧民收入。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难点是“三农、三牧”问题, 重点是增加农牧民的收入, 特别是现金收入。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 通过发放贷款能解决农牧民想发展与资金缺乏的矛盾;通过签订购销合同, 能够解决农牧民买难、卖难的问题;通过制定保护价降低畜牧业的市场风险。所有这些必将加快畜牧业的发展, 有效地增加农牧民的收入。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有利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国家西部大开发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首位, 强调西部大开发要科技领先, 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经营方式, 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前提下发展畜牧业。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 发展高产饲草料种植, 扩大舍饲, 可减轻操场压力, 加快植被的恢复, 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实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有利于加快牧区工业经济发展。以牧区为主的旗县工业基础差、底子薄、存量不足、增量有限。目前, 工业企业较少且技术水平低, 很难满足畜牧业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 可以培育壮大畜牧业龙头企业, 促进畜牧业产品加工产业升级和畜牧业产品的结构调整, 将肉类加工、皮革、毛绒等企业联动起来, 加快以畜牧业为主的旗县工业经济发展, 盘活现有存量资产。这对于增加地方收入、扩大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牧区合作组织通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 加快推进具有畜牧业旗县地理标识品牌的畜产品推广力度, 充分依靠地方品牌效应, 努力创建国家知名品牌, 实现品牌和效益最大化。

二、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的制约因素

(一) 直接制约因素

1. 利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牧民是自主经营的经济活动主体, 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经济人”。牧民是以提高经济效益、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的。这与合作组织和中小企业合作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存在矛盾。

2. 风险。

“三牧”属于风险比较高的产业。而目前牧区牧业保险严重滞后, 尤其是缺乏政策性保险制度。所有这些导致牧民不愿意冒险经营, 但在特殊情况下, 如经济困难或利润极大时, 也会“铤而走险”, 从事经营活动。因此, 风险对牧民的经济活动行为的制约作用影响着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

3. 资金。

资金是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物质基础。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中, 大量的信贷投入提高了畜牧业产品深度转化的能力和附加值, 推进了畜牧业优质、生态、安全畜产品精加工, 加大了对奶牛、肉牛和肉羊标准化养殖小区的建设。但是, 长期以来, 农村信用社针对牧户的信贷品种主要是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和担保贷款等少数几种。信贷品种的单一性很难满足“三牧”经济的长期大额资金需求。

4. 技术。

技术是牧区牧民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直接制约因素。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 并对优势特色畜牧业产品良种的研发和繁育、疾病防控、防灾减灾等进行科技创新, 但是牧民没有技术, 也没有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 畜牧业前沿性科研成果转化为项目的过程很慢。畜牧业生产科技化程度低, 仍然处于低效益、粗放式经营阶段。

(二) 间接制约因素

1. 信息。

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 是与加强畜牧业、发展牧区、富裕牧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 牧区大多处在半封闭状态, 牧区信息服务建设在基础设施、信息资源、技术手段、组织管理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牧区合作组织对于信息服务发展的要求。因此, 信息不畅是制约牧区合作组织发展的原因之一。

2. 竞争。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竞争的经济。竞争机制的存在产生优胜劣汰, 使市场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畜牧业产品市场自然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而且畜牧业产品市场是具有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 牧民经济行为的趋同性使畜牧业产品的竞争十分激烈。作为畜牧业产品市场主体的牧区合作组织参与市场竞争有利于提升效率。然而, 竞争者跟牧区合作组织直接争夺资源和市场, 可能阻碍牧区合作组织的发展。

3. 政策。

在社会主义社会, 国家对经济的指导是长期的、深远的。牧民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弱势群体, 他们需要国家在相关政策上给与扶植、优惠。与一般营利性企业相比, 牧区合作组织不能完全适应和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因而, 国家政策的任何调整、变化, 都会影响到牧民的既得利益。

4. 环境。

“三牧”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当前, 畜牧业产业化、宏观政策支持、政府行为的介入、文化影响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阻碍合作组织发展的环境因素。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深深地影响牧民的经济行为。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 是牧民必然的, 也是正确的选择。牧区合作组织作为新生物在内部环境方面也存在着制度不完善、管理机制不健全、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问题。

三、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经济组织提供服务的建议

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培育和开拓市场, 引导牧区合作组织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加工, 发展第二、第三产业, 增强市场的配套功能;拓展市场空间, 逐步实现生产与需求相连接, 开拓外阜市场和国际市场, 增加市场竞争力。

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建立和建设商品基地。为了加快畜牧业产业发展, 必须改变传统生产方式, 通过定向投入、定向服务, 加强基地建设。在牧区合作组织内重点搞好种源基地建设, 商品基地建设, 形成若干个专业苏木、专业嘎查, 理顺产、加、销三者的关系, 通过市场—中小企业—农合作组织的运作方式, 中小企业一头连接市场, 一头连接牧民, 是整个环节中的重要环节, 它既是企业原料市场供应者和组织者, 又是牧民走向市场、进行蓄牧业产品交易的销售者。因此, 抓好中介组织的建设, 充分发挥其作用, 把分散的牧民组织到主导产业行列中来, 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商品基地, 提高牧民组织化程度, 加快畜牧业产业化进程。

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培育龙头加工企业。龙头企业是蓄牧业产业化的核心, 只有抓住这个龙头, 蓄牧业产业化的进程才能加快。因此, 必须把持扶和发展龙头企业作为推进畜牧业产业化的首要工作来抓。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内蒙古自治区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特色经济的总体要求, 畜牧业产品的开发思路是通过综合深度开发, 促进牧区畜牧业产品结构调整与升级, 彻底改变目前小冷库、个人小作坊分散加工条件差及产品档次低的局面, 改变现有科技含量低、市场占有量低、经济效益差的局面, 促进畜牧业产品资源优势转化, 形成带动牧区乃至相关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中小企业将为牧区合作组织提供融资服务、技术服务。中小企业帮助牧区合作组织积极争取支牧资金, 完善多方式、多渠道、多元化畜牧业投入机制, 增强畜牧业发展后劲;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培养指导有技术、有素质的畜牧业生产队伍, 推广现代科技, 引入新品种、新技术、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 改变传统生产模式, 建立生态养殖模式等。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牧区合作组织和中小企业合作的必要性, 主要从牧区合作组织的角度寻找合作中存在的直接和间接制约因素, 提出中小企业如何为牧区合作组织提供服务。

关键词：牧区合作组织,中小企业,合作

参考文献

[1]杨青贵.农民专业合作社限制市场竞争力行为探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10 (08) .

[2]吴光宇.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J].牧区经济, 2011 (03) .

组织制约因素 篇9

1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主要特征与构成系统

1.1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主要特征

1.1.1 集约化。

一是农业投入要素组合方式的改善, 主要通过集中投入较先进的生产资料和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实现单位土地面积产量和收入的提高。二是农业经营目的的多样性发展, 通过对投入要素的科学配置和经营方式的科学管理, 实现农业经营目标由单一的提高产量转变为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效益和增进社会效益相结合。

1.1.2 专业化。

农业专业化经营是指由专业农户进行农业经营, 农业经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改变传统小农户和兼业户将农业作为副业的现象。专业化的基础是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方式的现代化, 其发展方向是由普通农户转变为农业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1.3 组织化。

一是横向组织化, 即农户的联合与合作。通过成立各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将广大分散经营的农合联合起来, 形成规模效益, 增强市场参与能力。二是纵向组织化, 即农业产业链的延伸。通过建立“公司+农户”等模式, 将企业和农户联合起来, 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等的链接。通过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可以实现农户与市场的深度对接, 增强农民对市场信息的搜集和辨识能力, 减少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信息不对称。

1.1.4 社会化。

一是农业生产社会化, 即赋予农业生产更多的社会性内涵, 涵盖整个农业生产过程, 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社会化服务, 以克服小规模生产的弊端, 使农业生产更高效。二是农产品社会化, 涵盖农产品加工、销售等一系列环节, 旨在优化产品成果、完善销售渠道, 为农民提供更多的收益。农业社会化经营的相关主体包括各类涉农公共服务机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等。

1.2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成系统

1.2.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是土地经营的适度规模化、集约化, 生产及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和组织化, 以及农业服务体系的社会化。单个小规模家庭农户难以适应新型农业发展的要求, 因此培育适合国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 我国新型农业的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

1.2.2 新型农业经营模式。

农业经营模式包括生产关系方面的农业经营形式和农业技术方面的农业经营方式。就农业经营形式而言,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仍然应当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但要区别于传统的小规模分散家庭经营, 努力实现向较大规模的专业种养大户的转变, 实现由单一的家庭经营转为依靠组织协作来经营, 寻求更加适合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就农业经营技术而言,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通过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比例和组合方式, 进而提高农业生产要素利用效率和产出的经营方式。

1.2.3 新型农业土地产权制度。

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而农业土地产权制度则是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基础。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相适应的土地产权制度应该在坚持现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在不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 不断探索土地流转和土地经营的新方式, 以促成土地的适度规模集中, 寻找实现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农业生产的方式。

1.2.4 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 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和社会化, 实现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服务的无间隙性, 由相关机构和个人所形成的农业服务网络。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集约型转变, 以及经营方式的专业化、农产品交易的市场化, 农产品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样, 农业生产者也需要通过多样化的产品交换或产品升级实现农业生产收益的最大化, 而这些均须以农业社会服务网络为基础, 以联系市场供需双方或促进产品升级的顺利实现。

2 农村社会组织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2.1 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农产品流通协会、各级农产品经纪人协会等农村社会组织可以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渠道, 以及与其他区域同级社会组织的横向协作或与层级较高的社会组织的沟通获得信息, 并依靠组织资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与土地权利及经营方式调整相关的政策信息, 以及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市场信息。农村社会组织还可以通过培训, 使农民获得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备的农业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此外, 农村社会组织还能发挥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间的桥梁作用, 为农民加入新型农业组织提供引导和支持。

2.2 促进土地产权制度的合理调整

首先, 农村社会组织一般以农民为主体, 是代表农民整体利益的共同体, 这使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更能被农民所接受, 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的契约化和规范化。其次, 农村社会组织可以依靠组织网络和信息收集能力, 搭建起土地流转的桥梁, 帮助有意愿进行土地流转农民与承包方实现合作。再次, 农村社会组织对当地的农业特色、农村环境、农民意愿更了解, 并且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当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增收, 因此更有可能保证土地流转后用于发展适合当地的特色农业, 并使农业生产经营收益向当地农村农民倾斜。第四, 作为农民和村集体利益的代表者, 农村社会组织必然对土地提出相应的权利要求, 这不仅表现在土地流转确权中, 而且在一些地方农村社会组织本身就是农村集体土地的实际支配者和受益者, 直接会介入土地产权的调整。

2.3 加快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变

我国传统农业经营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农地高度细碎化以及家庭生产经营的超小规模, 分散的农户普遍缺少资金、技术、组织化能力以及市场需求信息, 难以充分提高经营能力, 适应现代农业专业化、市场化的要求。农村社会组织能够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 实现农业经营形式的创新。也有不少农村社会组织通过为个体农户提供市场信息、介绍合作者或提供资金技术支持, 为农户转变为专业种养大户或家庭农场经营者提供有利条件。而有些农业社会组织如农业科技协会具有利用新农业生产技术的能力, 则是新技术推广的重要载体。

2.4 推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

2.4.1 提升农业金融服务水平。

在金融产品的品种需求分析上, 对农业生产经营需求较为熟悉的金融性农村社会组织, 能更有效地开发适合农业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 推动金融机构细化农村金融服务市场, 满足农村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在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方面, 农村社会组织还可以开展信用知识、金融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活动, 引导农民的信誉行为。

2.4.2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水平。

农村社会组织中的农业行业组织是基于产业链分工的专业组织, 有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水平, 例如从源头上规范种植物和养殖物的挑选标准, 在农业生产环节和养殖环节中, 严格化肥、农产品及饲料的选择和投放比例, 严防使用有害农用产品;在农产品加工环节中, 督促农业企业按照正规的工艺流程进行加工, 防止添加剂的过量使用及有毒物品的使用等。

2.4.3 改善农业商品流通服务质量。

与流通环节相关的农村社会组织, 如农产品经纪人协会等, 通过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经销商之间发挥协调沟通作用, 减少二者间的信息不对称, 促进农产品流通的实现。例如农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收集市场信息, 推动订单农业的发展, 将农业生产与市场紧密连接起来, 实现产销衔接, 避免农业生产的盲目性。此外, 农村社会组织在推动冷藏运输的普及、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方面都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这有利于活络农产品流通, 降低农产品运输成本。

3 制约农村社会组织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主要因素

3.1 农村社会组织自身发展滞后

3.1.1 专业化发展程度较低。

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的过程涉及到多方面的发展需求, 而专业化发展程度较低制约了农村社会组织服务能力的提升、服务范围的扩展和服务效率的提高, 从而难以满足这种多元化的需求。应该根据服务细分, 发展种类多样且服务专门化的农村社会组织, 比如土地流转协会、产品营销协会、农业技术支持组织等。

3.1.2 技术和人才基础的薄弱。

农村社会组织主要通过与教育科研机构合作, 以及自行成立研发部门或专门的技术组织两种方式获得技术支持。然而, 受制于我国农业科研总体实力的落后和发展不均衡, 农村社会组织可依赖的科研机构较少, 加之高级科研单位一般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 两者的合作受到城乡分割二元结构的限制。此外,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受制于专业人才的缺乏, 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 以及配套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健全, 不利于吸引人才。农村社会组织盈利能力较弱,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也是留不住人才的重要原因。

3.1.3 融资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不足。

农村社会组织在创建之初主要依靠创办者的投入和社会融资, 在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和信贷发展不足的情况下, 相关主体缺乏举办的动力;在运行过程中, 很多农村社会组织靠收取服务费用来维持, 但由于涉农业务利润相对较低, 其经营仍然举步维艰。此外, 农业生产经营的周期性和自然属性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存在一定风险, 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风险控制能力整体较弱:一是大多农村社会组织没有足量的资金能力为农业经营承担风险, 也缺少专门从事农业经营风险控制的机构和人才;二是农业保险业务上缺少足够的政策优惠和支持, 加之农业保险业务的利润相对较低, 参保道德风险难免存在, 导致农村社会组织与专业保险公司合作, 投保参保以获得风险补偿约定这种有效的农业经营风险控制方式在农村推广缓慢。

3.2 外部发展条件不利

3.2.1 缺乏法律法规支持。

我国涉及农村社会组织的专门法律仅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其他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村社会组织均无可匹配的政策法规支持, 涉及规范引导社会组织与农民合作的法律法规也尚未出现。在缺乏法律法规支持的情况下, 农村社会组织的设立、性质、地位和作用等各方面都不能得到明确的肯定, 这不利于农村社会组织业务活动的开展。例如,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 农村社会组织往往很难以独立的法人身份与各方主体就有关契约的签订、红利与利润的返还分配等问题进行协商。

3.2.2 政府干预过多, 自主性和公益性不足。

当前我国很多农村社会组织的成立以及运行带有明显的政府介入痕迹, 组织架构及其章程类似于政府机构, 官办色彩浓厚。而政府则往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农村社会组织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此外, 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深入, 一些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过分市场化, 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导向, 弱化了组织的公益性。自主性和公益性的不足会影响农村社会组织贴近基层、社会沟通良好、工作方式灵活等优势的发挥, 甚至可能会违背农村社会组织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保障农民权益的宗旨。

3.2.3 作用发挥受制于农户的传统意识。

连接分散的农户与大市场是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功能, 但前提是分散的农户有进行土地流转, 进而转变为专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 或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的意愿。传统农民对自给自足的分散经营方式的路径依赖较强, 往往对土地流转后的集中经营以及社会合作持怀疑态度, 这一方面是因为基于土地细碎化的传统小农生产方式不仅是农民获得温饱的基本保障, 更是一种对抗未来不确定的重要手段, 因此农民参加土地流转的意愿不强。另一方面, 农作物生长周期长、收获期短等特性以及农村天然的互助合作精神给农民进行粗放式生产带来了可能, 因而农民对土地流转和农业集约化规模经营缺乏内生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社会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中介和组织协调作用就会被削弱。

4 农村社会组织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契合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需要的组织基础建设

为了契合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四个基本特征, 应该从全面性、专业性、组织性和社会公益性四个方面加强农村社会组织的基础建设。

4.1.1 全面性。

一是要坚持类别上的多样性。应该依据劳动者、土地、生产资料和工具以及劳动产品等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来选择发展方向和业务范围, 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各个主要环节服务上的全面覆盖。二是要坚持组织体系的系统性。不同类型的农村社会组织应该实现相互补充和合作, 包括对原有类别缺少部分进行补足, 使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各个环节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类别尽可能齐备;对已存在的农村社会组织的业务和服务内容进行补足, 使其能够匹配新型农业经营下的各项业务要求;对各类农村社会组织间的协调性进行补足, 增强相似组织间的联合以及不同业务组织间的互补。

4.1.2 专业性和组织性。

专业性指个体农村社会组织应该整合有限资源, 专注于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某一环节或某一领域的技术专业化和经营专业化。农村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与其组织性直接相关。组织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合相同或类似业务, 并依据业务类别或服务环节对组织内部结构进行创新和职能优化, 进而提升农村社会组织业务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通过组织之间合作方式的创新和合作层次的升级, 将分散的组织联合起来, 以加强业务合作, 拓展服务范围, 实现相关联业务活动的协调与区域性层级联合, 以改变服务农业生产经营某一环节的同类组织数量较少、区域分布差异性较大, 以及同类农村社会组织资源整合程度低, 业务合作不多的状况。

4.1.3 社会公益性。

农村社会组织在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兼顾自身发展所需的经济效益。为了保证农村社会组织的社会效益性, 应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成立方式上, 应该由村委会发起, 或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业经营服务, 或者由个体或者个体联合, 成立以公益性服务为目标的股份合作组织或联合协会。二是在筹资上, 政府资助、社会资助或者通过群体联合集资应该是农村社会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 尤其在成立之初。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社会组织可以在保证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前提下, 合理获取服务费用。

4.2 改善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外部条件

4.2.1 建立健全有关农村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

一是通过保护性法律法规的制定, 明确农村社会组织的性质、地位、职能、权利和义务、设立条件、运行机制等条款, 从而解决农村社会组织合法性的问题。二是在确保农村社会组织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供服务业务有法可依的同时, 维护其合法的权益。三是将政府对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及政策支持纳入持续稳定的法治轨道, 从而在有效解决农村社会组织管理法规缺乏或可操作性差等问题的同时, 确保政府对农村社会组织管理合乎法律框架。

4.2.2转变政府对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

政府应当给予农村社会组织足够的自治权利, 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建立与农村社会组织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将行政干预式的管理转变为服务式的引导与扶持。当前首先要解决政府职能越位, 农村社会组织行政化色彩过浓的问题, 将原来由政府主办和包办的事项交给相关的农村社会组织来完成, 政府只保留政策制定、宏观调控、监督管理等职能。其次, 政府应该努力创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秩序, 制定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划, 适当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程序, 并为其创建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指导与服务。

4.2.3 加强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在政策层面进行合理规划, 鼓励和引导旨在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农村社会组织的创立和建设, 并在农业发展预算中建立专项资金和相应的保障机制, 重点扶持一批专业水平高、带动能力强、业务辐射范围广, 在区域或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农村社会组织。二是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 应对农村社会组织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相关经营活动进行税收减免;对农村社会组织接受的公益捐赠, 财政、税务部门也应尽快落实其享受捐赠税前扣除的政策, 并扩大农村社会组织税收优惠的种类和范围。三是为农村社会组织吸引优秀人才提供配套政策支持, 以及专业技能培训服务。

4.2.4 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的社会基础和人才基础。

一是加强农民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农村社会组织的认同。通过政策宣传使农民理解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然要求;利用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的现实案例, 充分宣传农村社会组织对于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以及农村社会组织的宗旨、功能、结构、专业服务能力, 以及与农民生产生活的关系, 进而调动和激发农民主动创办或加入农村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二是积极开展契合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 在夯实农村社会组织及新型经营主体队伍建设人才基础的同时, 引导农民转变自给自足分散经营的观念, 增强农民接受并参与社会合作, 以及集约化、适度规模化和社会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意愿。

摘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特征是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 其构成系统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新型土地产权制度和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社会组织通过作用于这四个子系统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 但是受到组织自身发展滞后和外部发展条件不利的制约。以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特征和构成系统为基础, 探讨了农村社会组织在新型农业体系发展中的作用及制约因素, 提出应从全面性、专业性、组织性和社会公益性四个方面加强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基础建设, 并改善农村社会组织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的外部条件。

关键词：农村社会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制约因素,组织基础建设,外部发展条件

参考文献

[1]赵海.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涵义及其构建[J].农村工作通讯, 2013 (6) :1-3.

[2]曾福生.中国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及其创新的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 2011 (10) :4-11.

[3]张占耕.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政策导向[J].中州学刊, 2013 (5) :35-40.

[4]楼栋, 孙晓明, 孔祥智.土地流转合作社发展探析—河北省三家土地流转合作社调查报告[J].农村经济, 2013 (4) :7-11.

投资2011:促进和制约因素 篇10

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看, 对我国今年投资的发展既有促进因素, 也有制约因素。

一、促进投资增长的因素

一是国家要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局面。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离不开投资增长的支持。在去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 党中央提出在“十二五”时期“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并明确提出要“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 保持投资合理增长”;12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今年要“促进社会投资稳定增长”。表明国家仍然把投资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不会过于抑制投资的较快增长。

二是我国在“十二五”时期将执行的一系列战略措施需要投资的支持。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是“十二五”规划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为实现这个主题所确定的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改造提升制造业,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加强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发展海洋经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战略措施的实施都需要相应的投资支持。如为实现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十二五”末期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达到8%的目标, 必须有大量相关的投资建设项目在“十二五”末期投产, 其中很多项目在2011年就要开始投资建设。

三是企业效益普遍较好, 投资的积极性高。去年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企业效益的同步增长;在上年效益快速恢复增长之后, 继续获得快速增长。1~11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8828亿元, 同比增长49.4%。其中,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11924亿元, 同比增长59.1%;集体企业实现利润689亿元, 增长34.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21100亿元, 增长49.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11131亿元, 增长46.3%;私营企业实现利润10430亿元, 同比增长49.4%。12月底银行账面上的非金融企业本外币存款总额达到31.41万亿元人民币, 比上年12月底增加3.83万亿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必须不断地提高其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 这要靠技术改造或扩大生产规模去实现。因此, 企业的自有资金绝大部分要用于投资, 必然促进2011年全社会投资的增长。

四是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积极性继续高涨。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 投资的快速增长是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手段。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重视投资建设, 特别是经济还相对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政府, 一直在想方设法增加建设项目, 扩大投资规模, 以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地方政府制定的各个五年规划中都有宏伟的投资建设计划, “十二五”规划也不会例外。在今年1月份相继召开的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两会”上所展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 有20个都把“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定在10%以上;其中有9个提出到2015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 即年均增长要达到15%以上。另外, 前几年“扩内需”时期, 各地政府主导开工的许多项目要在今年完成, 还需要大量的投资支持。

二、制约投资较快增长的因素

一是国家为稳定物价, 控制流动性过剩, 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确定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 2010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使之超过2007年实施从紧货币政策时期17.5%的准备金率, 就是已实施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于物价指数在2011年上半年仍然是上涨的趋势, 今年1月20日又上调了0.5个百分点, 不排除今后继续上调准备金率的可能。我国2010年底的人民币存款总额已超过70万亿元, 每上调一个百分点就会直接冻结7000多亿元的可贷款资金, 如果加上货币乘数, 影响的数量更大。每次上调准备金率都会使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建设所能获得的贷款数量减少, 直接影响他们的投资发展

二是2010年新开工项目的数量减少将影响2011年投资的增长。我国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平均为3年左右, 开工的第二年是投资的高潮期, 一般占投资的比重在40%~60%。2009年新开工项目的数量比上年同期增加87694个, 新开工项目的计划投资额同比增加67.2%, 对2010年投资增长的贡献超过20%。2010年新开工项目的数量比上年减少9746个, 虽然项目平均投资规模扩大, 使新开工项目的计划投资额同比增加25.6%, 表明2010年新开工项目对2011年投资增长的贡献远低于2009年新开工项目对2010年投资增长的贡献, 大概只有10%~12%。

三是制造业竞争激烈, 企业缺乏投资热点。近十几年以来,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使全世界的制造业都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的状态, 世界各国经济恢复增长将使制造业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在国际市场上, 我国的高科技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挤压, 中低档产品一直与发展中国家竞争, 在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和我国不断提高普通劳动力报酬的形势下, 生产企业承受的竞争压力会更强烈。我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能力都处于过剩状态, 国际竞争的不利地位将使一些产品竞争转向国内, 继续加剧国内的竞争。面对国内外的竞争, 我国企业努力通过自主创新、引进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竞争力, 但仍然会有企业找不到能够盈利的投资方向, 这种现象在2011年仍然会影响一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四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仍然需要获得有效改善。国家在2010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新36条) , 再次从政策上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文件要求各部门和各地方制定的实施办法和细则, 目前仍需要及时大力加强各部门和各地方出台具体的政策。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并没有改变“玻璃门”、“弹簧门”的状态, 一般制造业如前所述没有投资的热点,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然继续, 估计这些问题在2011年将继续影响占全社会投资50%左右的民营企业投资的增长。

五是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增长继续放缓。经过30多年的快速建设,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已趋于完善或饱和, 近几年的投资增长一直比较缓慢, 甚至下降。如2009年全国城镇投资增长30.5%, 东部地区投资只增长23.9%, 中部地区增长36.0%, 西部地区增长35.0%。去年1~11月, 全国城镇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24.9%, 东部地区城镇投资增长22.3%, 中部地区增长27.1%, 西部地区增长26.6%;刚开完世博会的上海市投资比上年同期下降6.1%, 北京市的投资比上年同期上升13.1%, 基础设施的投资下降将近20%。虽然这些地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将有所作为, 但发展这些产业与需要大量投资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建设相比, 在投资数量上还有一定的差距。

六是对房地产业调控政策的贯彻执行将影响投资的增长。按目前的状况看, 国家去年出台的对房地产业调控政策虽然制止了“部分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 但并没有实现一些人预期的商品住宅价格较大幅度下跌的局面。今年1月26日又出台了更严格的“国八条”政策, 要求, “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 在一定时期内, 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如果2009和2010年房地产商大量开工建设的商品房的销售量出现难以销售的状况, 将影响开发商的资金回收和新开工项目的积极性, 也使依靠房地产业筹措建设资金的地方政府可用于投资建设的资金收入减少。占全社会投资20%左右的房地产业投资的低增长或下降将影响全社会投资的增长。

三、对2011年我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预测

如前所述, 我国2011年的投资增长存在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 但投资的发展情况如何, 主要还取决于国家“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