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产阶级思想（精选十篇）
小资产阶级思想 篇1
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例主要是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的斗争。
二、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内容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条件。毛泽东对统一战争的形成, 发展, 做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贡献, 并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1935年12月27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 毛泽东正式的表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并且提出相关的策略。1937年, 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而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根据中国当时的情况看, 毛泽东认为只有全中国的人民群众尽其所能, 一起同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到底, 最后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发展。
2、民族斗争第一性理论。
毛泽东认为, 在抗日战争中, 民族斗争就是一种阶级斗争, 它们两者具有一致性。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是最重要的, 在阶级斗争中要把民族斗争放在首要的位置, 一切阶级斗争都应不损害抗日战争的利益, 并且以民族斗争的利益为出发点, 这是确定的原则。在这样的原则下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统一起来。
3、重视农民和农民战争。
毛泽东把农民当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 这是他在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发展。他认识到“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毛泽东看重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 把他们当做主力军, 他指出:“没有贫农, 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 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 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2]中国农民为什么革命性最强呢, 毛泽东指出, 因为他们受多方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使他们不得不革命, 只有革命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政治地位, 摆脱压迫。
4、对待各个阶层斗争策略不同。
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实实在在调查研究才能对各个阶层做出正确的斗争政策。为了能够争取一切抗日力量, 毛泽东对社会群体的阶级进行细致的分析区别, 在调查中了解各个阶级的在革命中的政治态度, 他提出“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正确的评估革命的主力军是哪些人群, 在团结我们革命同盟者的同时打倒那些应该打倒的阶级。就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 毛泽东这样做是极其必要的, 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5、重视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总要先造成舆论, 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 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如毛泽东所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 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也蛮革命”。[4]通过一个的政治态度立场就会分辨出来是一个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是偏向于反革命还是更偏向革命, 也就是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革命或者不革命, 还是反革命的关键在于思想觉悟, 思想决定立场和态度。因此毛泽东始终重视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
6、毛泽东肯定矛盾和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表明过自己关于矛盾的看法, 他认为矛盾不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过程才出现, 而是存在于每个阶段每个过程。他告诫人们:“矛盾是永远存在的, 一万年以后还是会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 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 总是有矛盾存在的,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5]然而有差别就有矛盾, 有矛盾就有斗争, 在阶级社会中, 它的矛盾和斗争则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三、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阶级斗争思想的不同点
1、毛泽东注重政权的斗争。
列宁所规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主要是经济范畴, 他强调的阶级是指这样一些集团, 某些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占有生产资料, 因此能够占有其他集团劳动, 而一些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集团只能被占有劳动。毛泽东不仅继承列宁关于阶级经济范畴的定义并且重视它的政治范畴。这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与列宁阶级斗争思想最大最根本的的不同。
2、毛泽东更加重视思想领域的斗争。
由于政治思想决定立场, 决定对革命的态度, 毛泽东重视对社会群体的思想教育, 更加重要思想领域的斗争。毛泽东认为, 如果要推翻一个政权, 首先要造社会舆论, 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这样才能更好的取得斗争的胜利。
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划分。
毛泽东对社会阶级敌我划分特别明确, 例如把地主阶级为大地主和中小地主。资产阶级可以分为大资产阶级, 中等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农民分为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当时具体实际情况对社会群体的划分, 这也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独特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625.
[2]《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1.
[3]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2年9月) [A].
[4]《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 [M].北京:人民出版, 1999, 252.
小资产阶级思想 篇2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听此，让我不觉思考中国工人以及中国工人阶级。工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那些没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沦为工人。与此同时，工人的增多，形成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收到严厉的剥削和压迫，不仅整日辛苦劳动，而且不能完全得到自己的劳动价值，收到的劳动果实少之又少。更可悲的是他们的社会地位非常低贱，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
自从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逐渐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的工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工人阶级继续发挥自己的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工人的地位大翻身，许多人以做工人为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工人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到人们的尊崇，朴素的穿着，黝黑的皮肤，健壮的身体，乐观的精神……构成了我们对于新中国工人的印象。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近几年来，商业老板、政界精英……收到社会的追捧，确实他们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了贡献，而我们对于工人这一社会的的群体却失去了应有的关注与敬意，我们脑海中形成了对工人的这一印象深蓝甚至破旧的着装，辛苦的劳动，粗鄙的行为语言……我想，这的确是现实，但是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并且是短暂的现实。
我们应该在心中重塑中国工人的形象。他们不是社会的底层，不是社会的拖沓一派，他们有或者会有新风貌。其实，中国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是先进工人。他们应该成为榜样、模范，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蔚然成风。
蓝领工人的邓建军，许振超，他们虽然学历不高，起初只是小小的技工，但是他们在生产实践中，踏踏实实，刻苦钻研，勇于创新……最后成为了蓝领精英，知识性工人，精通与一门技术，不亚于高学历的人，为公司，为产业创造了无可估量的价值。从最普通的技术工人到生产是指挥领导者等，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完成华丽的蜕变，成为新世纪工人的典范。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
所以，中国工人是一个大有潜力的群体，工人阶级是中国强有力的阶级基础。中国的工人应该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并之于勇于创新的现代精神，围绕在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源于阶级斗争思想的外交政策 篇3
早在1922 年,中国共产党人就相信,今日世界已划分成截然对立的两部分,此观念造成中共长期奉行“反帝”政策,坚持不和任何“帝国主义”政府妥协。1931 年以前,中共几乎从不使用外交一词。1936 年以后,中共开始真正的“外交”工作,但此外交,更多指对非党、党外的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中共亦长期存在将“统战”、“外交”混用的情况。然而,外交和统战有本质不同,前者是妥协的艺术,中心在以和求利;后者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统战工作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之上。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既然是党的国际统战政策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外交政策,自然带有很强的革命色彩。革命外交最简单的逻辑,就是按阶级关系来将世界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它所关注的不是国际间的缓和与交往,而是绝不妥协的“原则”和“立场”。
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思考国家关系问题,给新中国对外关系带来最初的挑战,其实并不是要不要一边倒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革命与外交的关系问题。因为基于阶级斗争的理念,它认同的首先是超民族、国家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其次才是民族和国家关系及利益。中共早年创立和走上革命道路,就是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帮助,如今革命成功,领导人也理所当然地按照国际革命学说,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支配下,中国革命刚一胜利,领导人首先想到的不可能是如何争取外交承认和拓展国际交往问题,而是推广中国的革命经验,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助兄弟党取得解放斗争的胜利。
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不仅对新中国国内政治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左右了新中国整个对外政策及其外交工作。于是就出现1950 年代中后期因不满和平共处而进行的外交转向,1960 年代初期以反修为主旨创立世界革命中心,“文化大革命”期间火烧英国大使馆以及在“打倒国际帝、修、反”的旗号下全面输出革命的种种情况。新中国对弱小的和落后国家的统战工作及其同情态度,为自己赢得过国际声誉。但基于阶级斗争理念的革命外交思想,因无法摆脱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看问题的思维定式,往往相信世界上真正站在自己一边的只能是有着相同阶级基础的共产党国家和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相信在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与人民革命力量之间,必须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人民革命;相信新中国就阶级本质上与各国反动派始终是敌人。结果,国际政治格局出现重要转折或中国面临严峻的外交形势时,其外交抉择往往会剑走偏锋,直至使自己陷于严重孤立的局面,严重损害到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
对于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外交抉择,我们理当有相当深刻的反省与反思。■
西汉统治阶级德治思想与教化措施 篇4
关键词：西汉,儒家,教化形式
实施教化是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而教化也是以德治国的重要方法。汉代统治者在吸取秦亡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将教化与治国结合起来,从榜样示范、社会舆论、官吏行政、乡里教化、教育、法律等方面加强了德治教化的宣传和实践,形成了以道德教化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针,同时以法律制裁为辅助手段的治国原则,这一治国原则得到了后世历代王朝的普遍认同。
一、统治者德治思想与表现
1.统治者的孝治思想。基于秦朝以功利为治世原则,导致了百姓皆唯利是图,人们之间无冷暖之情,整个社会都是以利益为驱使动力的淡漠状态,也无礼义可言,最终换来的是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国家的灭亡。汉代统治者实行“孝治”,把孝作为其统治国家的一种手段,倡导用“孝悌”“、礼义”为教化人民的方式,使国家的臣民皆孝敬父母,以达到规范家庭秩序的效果,同时采取措施来稳定社会基本组织秩序,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汉代统治者以身践行其提倡的“孝”,以自己的言行来教化百姓。对于统治者来说,其实行孝道的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孝敬父母,以身作则,带头行孝,所以西汉的皇帝大都是孝的模范。文帝以贤良圣明、仁爱孝顺闻名天下,袁盎曾称赞文帝的孝时写道:“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远矣。”汉代皇帝“孝”的表现除了对父母生前恭敬有加外,也有对祖先的追忆和缅怀,而最能体现其追忆之情的就是“谒高庙”,这成为皇帝即位后必须履行的仪式。景帝即位后,为孝文帝建立太宗庙,并下诏要求“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
2.统治者的孝悌表现。统治阶级孝悌思想的社会表现形式有选拔品行良好的老人,对他们进行优待,为天下人做出养老的表率,并设三老一职等。三老肩负对民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职责,并对社会上的孝子、贞妇以及行善之事进行表扬,以形成和谐的民风。三老起着教育民众循礼进德、改善地方风化的责任,若社会风气良好,国家会对其进行表彰,反之,三老就会受到批评。通过三老对纲常伦理的推行,汉朝基层乡村的秩序得以规范,社会也日趋稳定。除此之外,汉代颁布有专门的养老法,使得老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成为了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对孝悌的行为进行褒奖,是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的显著标志。从西汉到东汉一直维持着对孝悌行为的奖励,据史料记载,汉代对孝悌的褒奖、赐爵多达32次,而地方性的褒奖更多且更频繁。西汉统治者通过经济手段给予乡里遵守孝行的人以奖赏,树立他们的威望,进而使“孝”的观念深入人心,并逐渐普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如武帝元狩元年“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梯者、力田帛,人三匹”。成帝绥和元年“赐诸侯王、列侯金,天下当为父梭者爵,三老、孝锑力田帛,各有差”。汉代统治者在对“孝悌”行为进行奖赏的同时,对于不孝的行为也给予惩罚。《孝经·五刑章》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是汉朝把“孝”纳入法律的见证,以孝为根据来立法,并据其不孝行为的严重性来定罪。同时,为了推崇和提倡孝道,汉代皇帝以“孝”作为其谥号的尊称,比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等。
3.各级官吏教化。(1)官吏选拔道德标准。汉武帝执政以后,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了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使儒学获得正统地位,开启了政治儒学化的进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教的发展,汉初的黄老之学及以军功为主的选官用人制度越来越无法与西汉的政治经济形势相符合,而以察举为主题的选官制度则日益完善,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用人制度。汉代的察举制多数先由皇帝下诏,命令三公九卿、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按照一定的标准,把各地品德高尚、才干出众、学识渊博的平民或下级官吏推荐给朝廷,由朝廷直接予以官职;或者经过某种形式的考核、面试以及皇帝的亲自查问,最终以才能的高低择优任用。其察举的科目主要有贤良方正“孝廉”、“贤良文学”、“秀材异等”、“明经”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两科是“孝廉”“、贤良文学”,这样一来,大多官员都是孝廉出身,形成了一种“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社会舆论和风尚,对于巩固封建政权,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都有着积极作用。(2)官吏教化措施。西汉地方官在执政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因此地方官吏的施政对于民众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首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与道德修养,才能很好地起到表率作用,然后制定政策来规范民众的行为,达到教化人民的目的,同时也要兼顾经济的发展。汉代将儒学奉为官方的正统之学,而在百姓对儒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兴办学校是最见功效的方法,借此来宣扬儒家的仁义思想,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而且,地方官员有向朝廷举荐人才的义务,兴办学校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不至于举荐时无可选之人。“富而后教”是儒家极力倡导的政治方针,地方官员在教化人民的同时,也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鼓励百姓勤于农业,为百姓兴修水利,开通沟渠,解决百姓的纠纷,使他们经济富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大方官员崇尚俭约,反对奢华,以营建淳朴的民风。对于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进行赡养,为百姓做出榜样。而对于百姓诉讼行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用道德来教化诉讼的双方,促使其产生良心上的反省,最终和平解决诉讼。这些举措,对于百姓的教化,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社会教化与教育的作用
1.中央官学。从汉代开始,学校已经成为集中进行儒家道德教育的专门机构,汉武帝为实施“独尊儒术”在中央设立了太学,使得人才的培养有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在各级官学中,其教育目标即是政治伦理教育。学校教化的特点就是给学生讲明道理,强化其道德情感,使学生具有坚定的道德信念与意志,进而完成学生在知、情、意、行四方面系统性的教化。汉代在学校教育中更加突出强调了道德的教育作用,其太学以五经为教材,以此进行经学教育,可是道德却被提升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为完成道德对人们的教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太学得到了迅速发展,《汉书·儒林传》记载:“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年,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历代君王皆有增建学校,扩大学校规模之类的活动,这些都为道德在社会的盛行作了铺垫。
2.地方教育。汉朝在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的基础上,也保留了西周分封制的残余,将土地分给皇子并分封王位,分给皇子的郡县称为国,最大的地方行政单位,所以地方学校又称为郡国学校。郡国学校也是国家实施教化的重要场所,担负着培养人才的任务,但其主要的使命则是改变地方的不良风气,所以里面的学生不仅有官僚子弟,也有平民百姓。两汉郡国学校的教育活动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宣扬教化,向社会灌输教化的理念,以改变不良风俗,所以郡国学校会定期举办一系列的典礼活动,借以向人民介绍伦理道德,使百姓有机会接受教化;另一方面是为了传授经学,培养通晓儒家经典的本地人才,以提高本郡官吏的文化水平,也为向中央举荐有才能的人士。汉代地方官学的学校大多设立在尚未开化的地方,以改变风俗,提高该地区百姓的文明程度。汉景帝时,文翁被任命为蜀郡太守,他到达成都之后,深切感受到了蜀地的偏僻以及人们的愚昧无知,称其有“蛮夷之风”,便下令“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摇”。文翁所兴办的郡学,就是最早的官学。文翁创办的学校以儒家教化思想为其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很快在蜀地传播开来,改变了当地的风俗,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后人称赞其为“文翁兴学”。这类学校在汉代有很多,它们是传播儒家思想的源泉,有革除陋习,移风易俗的作用,并对巩固政权与维护乡里的秩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小资产阶级思想 篇5
敬爱的党组织:
党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确指出，***人是工人阶级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列宁也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表明，党同工人阶级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而不是工人阶级的一般阶级组织。
中国***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并不是说其他阶级出身的具备党员条件的人不能入党，也不是说吸收这些人入党就改变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党员的社会出身，并不是党的性质的决定因素。列宁指出过：“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
历史经验证明，列宁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只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工人阶级的立场，一切从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符合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纲领和路线，即使党内的工人成分不占多数，也可以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党正是这样，尽管农民出身的党员较多，但党的指导思想、纲领和路线，都是忠实地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所以党始终保持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其他阶级中的一些人参加到工人运动中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不论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还是其他人要求入党，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注意思想改造，坚持不懈地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真正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只有这样，才能逐步锻炼成为名副其实的***员。
汇报人：党团范文网
201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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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性修养，从我做起
小资产阶级思想 篇6
[关键词]小资产阶级；住宅；普鲁东主义
一、蒲鲁东主义者想通过废除住房租赁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让每一位工人拥有自己房屋的所有权
一方面，在蒲鲁东主义者那里，他们要房主分期地从承租人那里收取房屋的价值，这样房屋所有权就由一部分逐渐全部转移到了工人那里。这意味着房主投在房屋上的资本不再获得利息，用以建造房屋的地产不再取得地租。然而蒲鲁东主义者不知道工人是怎样受剥削的：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通过付给工人工资使用该劳动力生产出比这种劳动力本身价值还要大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蒲鲁东主义者所要消灭的利息和地租其实是工人早已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以资本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各种形式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所以，只要存在劳动力的买卖关系就存在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另一方面，住房租赁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调节住宅供求的一种手段是随着大工业发展而产生的，废除这种调节手段，必然会对住宅市场产生影响。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机械化的大规模应用，工业发展所需的人力劳动必然就会减少，这时候经常会有大批的失业工人出现。在消灭了单独劳动的情况下，工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另寻工作，到别的甚至更远的工厂工作，他们必须得搬出原来的住所到工厂附近另寻住宅。如果是消灭了住房租赁制而代之以工人拥有房屋所有权，那么当工人迁移工作时，他的房屋是无法带走的，或者，随着工人工作的多次迁移他会有多所房屋所有权；但是只能拥有每所房屋所有权的一部分比例，而这种所有权又不容易被出卖出去，这时候工人就被束缚在了资本家那里任其剥削。
再一方面，蒲鲁东主义者根本没有搞清楚承租人和房主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普遍的商品交易关系。蒲鲁东主义者说：“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① 资本家从雇佣工人那里购买劳动力，使用该劳动力生产出超过该劳动力价值本身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由工人生产出来被资本家阶级无偿占有，所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承租人从房主那里购买房屋使用权，房主收到房租的同时让出了房屋的使用权；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新价值的创造，它只是房屋使用权作为一种商品在房主和承租人之间的交易过程，是一种普遍的商品交易关系，并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它们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关系。
二、蒲鲁东主义者在要求分期收回房屋的价值，即房租时，不是根据房屋建造的经济现实，而是根据“永恒的权利根据”来实现房屋的实际价值
根据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房屋作为一般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房屋的使用价值也就是供人们避风挡雨，生存居住，发展和享受文化等；房屋的价值就是建造和使用房屋所需要的费用。房屋作为一般的商品，如果以租赁形式供他人使用，那么房租就体现着房屋的价值。这时候房租由以下几部分构成：建造房屋所使用的地皮的价值，地皮价值附加额的利息，房屋的建造费用及利息，房屋的修缮费用，房屋闲置时的费用，房屋使用年限的折旧费以及建造房屋所投资本的利息；由房租的这几部分组成的价值体现了房屋的实际价值。而蒲鲁东主义者却从来都不知道房屋的实际价值构成。他们说：“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的永恒的权利根据，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的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其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了2倍、3倍、5倍、10倍以至更多倍的补偿。”②按照房屋的价值组成计算，50年前建造的一所房屋，其成本价格在50年内不可能以房租的形式得到3倍、5倍甚至10倍的偿还。这样，如果资本投在房屋建造租赁部门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社会上会有更多的资本流入房屋建造租赁市场，随着资本流入的增多，竞争又使得这部门的利润逐渐减少，最后同其它各部门的利润趋于平衡。蒲鲁东不知道经济现象的实际构成，所以也不会知道房屋的价值构成，只能得出“永恒的权利根据”。
三、蒲鲁东及蒲鲁东主义者为了废除租赁制，消灭资本的利息所得，试图通过一项过渡性法律来消除资本的“生产性”，而在这项过渡性法律中一切资本的利率被规定为一分并逐渐减少到零
“资本的生产性”是蒲鲁东不知道剩余价值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情况下得出的胡说。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资本家把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当中，一方面用来购买为生产产品所必须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还要用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对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出来的新产品包括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是资本家投入到生产中的原材料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的新价值。资本家投入到生产中的原材料的价值转移到了新产品当中，没有发生价值增值；而通过工人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新的价值则发生了价值增值。也就是工人不仅创造了自身的价值，还创造了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所以从整个产品生产过程来看，真正带有“生产性”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资本。
蒲鲁东主义者还把消灭资本“生产性”的方法付诸于法律。在这项法律中把一切资本利率规定为一分，并逐渐减少到零，以至到最后消除所有的租金、利息。这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资本就不再具有生产性了，其实质是他混淆了资本的利息和利润。利润来源于剩余价值，借贷货币资本的利息，是利润当中的一部分，是资本家从工人阶级那里无偿取得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法律对于利息高低的规定只能影响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并不会对剩余价值总量产生影响。对于工人阶级，无论工人借钱是有息或者是无息的，或甚至是高利贷，都是一样的。因为工人从利息中得到的好处会相应地减少他们的工资，但不会减少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对于通过借贷投资于工厂生产的资本家来说，如果按照蒲鲁东主义者所说的通过法律规定资本利率为一分并逐渐减少到零，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的下降只会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却毫无变化，只是资本家从工人阶级那里剥夺来的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之间得到了不同样子的分配。调节利率的经济规律不同于规定利率为一分甚至为零的法律，调节利率的经济规律同社会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法律是人制定的、主观的。蒲鲁东主义者所谓的“把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把一切资本利率规定为一分并逐渐接近与零，正是暴露了蒲鲁东主义的反动性。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4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46页。
[参考文献]
[1]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庆泉.如何理解马恩关于地租关系的某些论断[J].江汉论坛，1984(3).
[3]温文泉.正确理解恩格斯论住宅的观点[J].经济问题探索，1991(4).
[作者简介]刘军玲（1982—），女，河北石家庄人，天津商业大学2009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哲学。
小资产阶级思想 篇7
首先,在民族革命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希望通过逐步改良的方式来逐渐改造中国社会,强调只有变革才能救中国。康有为提出,皇帝如果要“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1]表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己经认识到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只有变法图强,才能改变落后现状。这是它积极、进步一面的重要体现。然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主张:继续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宣传“保君保国”思想。这些论调显然是缺乏对清政府反动本质的认识,同时也暴露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保守落后。当革命思想提出,只有推翻反动、卖国的满清王朝,中国才能进入历史关头;当革命派大力宣传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时。[2]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没有表示支持和帮助,却猛烈抨击革命,把革命描绘得犹如毒蛇猛兽、洪水泛滥,认为革命必然导致亡国。主张对“反满”和暴力革命的“当以故杀祖国之罪科之”。也就说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是反对革命的,不敢大刀阔斧的前进。他们所希冀的是中国按部就班的变法,一步步得改良。诚然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本意是使中国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国富民强,但改良变法已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世界发展的潮流。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之下,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政治主张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自然也就无法给中国社会带来光明。
其次,在民权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主张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改良派认识到君主专制的种种弊端,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的伦理观念。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的要求。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进步之处的又一体现。为了论证封建君主的不合理性,改良思想指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3]这就否定“君权神授”的封建说教,大大促进了君主立宪主张的传播。激进分子谭嗣同还直接痛斥维护封建秩序的纲常名教,指出:“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呼!以名为教,则其教己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特别是对君权的批判,他说:“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4]显然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在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解放民众思想方面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为民众冲破封建网罗,挣脱封建桎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设议院,兴民权主张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远远落后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权思想。康有为虽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可那只是把议院变成了一个沟通君主与民众的工具,而绝非一个权力机关。到后来为了在设议院的问题上避免顽固派反对,康有为一再强调设议院并不损害“君上之权”。他说:“会议之事,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5]到了最后的维新变法措施中,更是急速退步,丝毫未提设议院之事。梁启超甚至声称:“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6]种种迹象,不难看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在反封建思想上的不彻底性,民权思想的落后性。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实现社会改革,实行开明政治,对西方民主的宣传和民众思想的解放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可如果按照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改造中国,中国必定会在前进的道路上多走弯路,在世界形势复杂,帝国主义侵略日俱的大环境里,很难促进中国革命和社会的发展。
再次,在经济改革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希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出不少发展资本主义,振兴国民经济的措施,如保护农工商业,奖励创新,开矿筑路,废除漕运,裁撤厘金等等,也体现了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保护。这在当时符合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对封建经济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同时,也有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比顽固派坚持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洋务派的发展经济措施有很大进步。然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却未提及土地方面的措施,没有也不敢触及封建经济的根本: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良思想家梁启超认为,“土地国有”破坏了私有制的“自然法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指责“土地国有”是以国为盗,“夺富人之所有以均诸平民”,是为博取下层民众的同情。[7]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不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这一经济基础,是无法做到上层建筑的真正改革,那么改良思想宣传建立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根本无法实现,当然也就无法继续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最后,在思想文化、教育出版和社会风气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本身的提出和实践不仅仅是中国政治变革史上的一次历史飞越,还是思想文化上的一次历史转折。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对陈旧腐朽的旧文化和顽固势力愚昧守旧的思想状态,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和鞭挞。使中国古老封建文化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梁启超回顾当时思想文化的转变情景时说:“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灿然者皆昔所未睹也。环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浴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致用’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逆旗矣!”[8]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许多人,都对封建旧文化旧思想进行过抨击和批判,严复的《天演论》对进化论的介绍,又从更多层面解放了民众的思想。
除政治思想方面,在新闻出版、科学教育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也有重大突破。
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宣传自己的思想,大力兴办报刊。康有为、梁启超于1895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还有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唐才常的《湘学报》和《湘报》;徐勤、麦孟华创办的《知新报》等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兴办报刊的高潮,这些报刊不仅宣传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也为民众发表自己的言论提供了一定的载体,是中国报刊出版近代化的开端。
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特别强调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要求废除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9]设立译书局,翻译国外进步书刊,派遣留学生出国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皇帝发布诏令改革教育,使改良措施得以合法化,使中国有了自己创办的大学和新式的中学、小学,大大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教育制度的改革为培养新式人才创造了条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直到现在也是莘莘学子渴望的高等学府。
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不仅在思想文化、新闻出版、科学教育等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在社会风俗的转变方面也有不小贡献。比如:戒除女子缠足,禁止鸦片,注意卫生习惯等等,都有利于社会风气除旧习,树新风。严复指出:“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10]
总之,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进步积极的一面,促进过中国的革命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受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本身的保守性、落后性制约。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没能使中国走上光明的前途,最终被历史长流中,被革命思想淹没。不过仍然留给了后人宝贵的财富,对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对中国革命和前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积极进步的,也有消极阻碍的。本文仅从民族、民权、经济、和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简要论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前途的影响。
关键词：改良思想,民族,民权,经济,社会思想
参考文献
[1]《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中国近代史资料期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40页。
[2]思黄:《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号,第53页。
[3]严复:《辟韩》,《戊戌变法》第3册,第81页。
[4]《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9,337页。
[5]《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76,187页。
[6]《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号。
[7]李侃:《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第350页。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第52页。
[9]梁启超:《变法通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页。
小资产阶级思想 篇8
关键词：马克思,国民经济学,矛盾,批判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的“工资”一节中, 马克思通过列举社会经济存在的三种状态, 即社会财富增长、社会财富衰退和社会发展饱和, 来分析考察这三个不同时期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显而易见, 在社会财富衰退的时候, 作为社会底层的工人所遭受的痛苦是最大的;在社会财富增长时期, 相对来说, 此时工人的地位是较为有利的, 但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也意味着社会总需要的增加, 工人不得不延长劳动时间以换取更多的报酬, 随着分工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 工人在精神和肉体上也被贬低为机器, 可见, 即使在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 工人也会沦为机器或者资本的奴隶;在社会财富达到顶点时, 工资和资本利息的降低会增加工人之间的竞争, 工人的生活又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因此, 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 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 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势;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 似乎哪一种社会形势都不利于工人的生存与发展。而这明显是与国民经济学的最终目的相悖的, 斯密的国民经济学宣称是要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的幸福, 而这反映的是却是社会越富裕, 就会有越多的人遭受痛苦。马克思政治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才开始展开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矛盾的批判。
一、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劳动观的批判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 主张一切“以人为本”, 如何促进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追求个人发展的最高境界。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民经济学站在了反工人阶级的立场, 他们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理性经济”, 一切都可以用经济来量化, 它关注的是财富而不是人, 它的理论价值在于是否解决了社会发展的财富问题, 而不在于是否解决了人的命运问题, 劳动者仅仅作为财富的生产者而被作为考察对象, 所以国民经济学无法解释也不想去解释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苦受难的原因, 抑或是他们觉得工人的命运是应该的。
马克思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分析工人的理论要求与实践要求。第一个矛盾是产品的矛盾, 即产品的归属与丧失。依据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 劳动的全部产品是属于工人的, 但实际上, 工人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 他们所得到的“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这在理论与事实上就构成了明显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仅是人实现目的的手段, 而且是人的自由得以实现的基础,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仅仅是为了追求物质财富, 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也只是为了保证自己和家人不被饿死, 工人的贫困是从劳动中产生, 工人劳动的异化也导致了工人全面的异化。首先是物的异化, 工人在劳动中消耗的力量越多, 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世界力量就越强大, 劳动产品越来越被对象化;其次是人的自我异化, 劳动本身是存在于工人之外的东西, 但工人在劳动中并不感到幸福, 相反是肉体和精神的折磨, 劳动变成被迫的劳动;第三是人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 人的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 而变成仅仅维持自己及家庭生存的手段;最后是人与人相异化, 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不属于劳动者本身, 为资本家所有, 与其说资本家是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 不如说资本是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 工人陷入了“物的依赖”中。
一方面工人的劳动产品不属于自己, 另一方面, 国民经济学家还坚持“一切东西可用劳动来购买, 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这是马克思批判的第二个矛盾, 即劳动的购买与出卖。资本是积累的劳动, 但拥有“劳动资本”的工人却不能购买一切东西, 不但如此, 他们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人性”去换取基本的生活物资。马克思举例说懒惰的土地占有者坐收占土地产品三分之一的地租, 再除去资本家的所得, 剩下的一点即工人所得, 甚至不够养活4 个孩子, 这也是由于劳动的异化导致的, 即劳动不再是属于工人自己。
马克思在分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劳动价值论的矛盾以后, 进一步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人用来增加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 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凭借拥有的资源而不是通过劳动占据着大量的社会财富, 资本家因为拥有资本而能够取得利润, 土地所有者因占有土地而能够获得地租, 相反, 作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人的工人, 既无土地又无资本, 便只能靠出卖自身的劳动来取得工资, 使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处于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下, 处于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这揭示的是第三个矛盾, 即工人能动与被动的矛盾, 在理论上赋予了工人极高的价值, “劳动是能动的财产”, 但在实际中, 工人却时时刻刻处于被动的地位。
二、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分配观的批判
国民经济学家说“劳动是唯一不变的物价”, 工人靠出卖劳动获取工资, 但在现实中, 劳动力的价格“更具有偶然性, 更受波动”。即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劳动力是衡量一切产品价值的不变的尺度, 但劳动力自身的价格却不稳定。这是国民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的第四个矛盾, 即劳动力价格的变与不变。马克思曾说过“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敌对的斗争关系”, 而工人工资的高低则是由这种敌对斗争决定的, 不可否认的是斗争的赢家往往是资本家。因为资本家拥有一定的资源和财富, 他们失去工人还有资本去寻找其他的出路, 但工人失去资本家则失去了生活的唯一来源, 且工人的联合也只会让自己所处的环境更加难过。资本家凭借这种巨大的不平等的优势, 向工人所支付的工资通常是“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 即使工人处于如此低下和不利的地位, 资本家却还能自由地雇佣工人, 工人也因为生存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 可想而知, 工人之间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而且工人的工资还会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或者工人之间的竞争上下波动, 劳动便不再是国民经济学家口中“唯一不变的物价”。
另一方面, 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大社会阶级所对应的收入分配形式是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 按照理论, 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受到的扣除部分, 但在现实中, “工资是土地资本让工人得到的一种扣除, 是从劳动产品中让给工人、让给劳动的东西”。工资的产生在理论与现实中是完全相反的, 这是马克思揭示的第五个矛盾。即工资分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简而言之, 工人的劳动被异化, 工人所生产出的产品也被异化, 工人的工资也被剥削的所剩无几, 这一切都是国民经济学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的结果, 根本没有意识到也不会去意识到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
三、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需要观的批判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的分工也将更加深化明确, 国民经济学家认为是提高生产效率, 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 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积累, “促使社会精美完善”, 但他们忽视了这样会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这是马克思揭示的国民经济学的第六个矛盾, 即国民经济学家初衷与结果的矛盾。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 社会财富的增长也促使社会福利的增长。分工会导致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 工人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 工人的工资也会被降低, 还要面对生产过剩带来的危机感, 每天都挣扎在温饱边缘。不过这与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是一致的, 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关注的只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 不会关注工人作为人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情况, 在他们看来, 工人只是财富的附属品, 工人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的继续, 虽然他们从不承认, 但是这仍然避免不了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
通过分析以上几点, 最后, 马克思从总体上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总矛盾, 即第七个矛盾, 社会与工人的对立。国民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总是说“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 工人的利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相一致, 但实际上, 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什么状态, 总是对工人不利, 也总是不断加深对工人的剥削。正如前文所述, 不管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财富处于增长、衰退还是饱和时期, 工人都是处于贫困被剥削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 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 人与人之间的需求也是不平等的:工人追求的是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 而资本家则是为了追求自己资本能够盈利的需要, 工人的需求是最底层的。工人的需要理论上说可以提高, 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但是在资本家看来, 工人需要的提高以资本家自身需要的降低为前提, 为维持自身的既得利益, 他们对工人的压制和剥削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资本家根本就不会允许工人提高自身的需要。
综上所述, 马克思从劳动观、分配观和需要观三个方面深刻剖析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 并从七个方面来阐述了具体方面的矛盾:产品的归属与丧失、劳动的购买与出卖、工人的能动与被动、劳动力价格的变与不变、国民经济学家的初衷与结果矛盾, 即分工的出发点与结果对立、社会与工人的对立和工资分配理论与现实矛盾等, 论证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伪科学性, 进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 国民经济学对工人的考察是经济学的考察, 而马克思对工人的考察则是哲学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 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从自然的、非历史性的立场出发,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限度内, 以私有制为基点来说明他的经济学说, 这就决定了国民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 更不会去剖析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 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可能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 马克思只能从经济现实出发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同时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并不是纯粹经济学的批判, 而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将哲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 开创理论意义上的经济思想, 这也为后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3]张雷声.马克思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的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4 (9) .
[4]庄忠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进路[J].理论探索, 2015 (1) .
小资产阶级思想 篇9
关键词：伍德,汤普森,工人阶级,阶级意识,阶级经历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 (1942-) (Ellen Meiksins Wood) (以下简称伍德) 是加拿大约克大学荣休政治学教授, 曾长期担任国际重要左派杂志《新左派评论》的编辑, 现居住在英国, 主要著作有《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阶级的退却》、《资本的帝国》、《政治理论与资本主义的形成》、《农民———公民与奴隶》、《资本主义的原始文化》。她是英语国家杰出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 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伍德认为汤普森突破了传统经济决定论和结构主义的阶级定义, 重新对阶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认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和经历, 阶级经历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决定性影响。凸显了大众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 揭示了工人阶级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主观形成自身的过程, 推进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工人阶级形成的认识, 有利于重视对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培养和文化领导权的建设。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
阶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者借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阶级及工人阶级的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马克思用毕生精力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对阶级概念进行了简略的论述, 正如艾里克·欧林·赖特 (Erik Olin Wright) 所言:“尽管马克思从没有系统地回答这一问题, 但他的这一著作充满了阶级的分析。除了少数特例之外, 这一著作的大部分涉及了两个问题:对阶级关系的抽象结构构图的描述, 和对阶级作为行为主体的具体事态构图的分析。”[1]马克思晚年在给他的朋友约·魏德迈的信中写到:“在我以前很久, 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 (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 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现代资产阶级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革的产物, 以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辩证关系等。这些观点都强调阶级的产生是受生产关系决定的, 是历史的产物, 阶级的消亡依赖于阶级斗争。这为我们认识阶级提供了总的方法论原则。列宁在其著作中对阶级的定义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所谓阶级, 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 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 同生产资料的关系 (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 不同, 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 就是这样一些集团, 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 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3]列宁的这个定义是从社会的经济结构视角出发定义来划分阶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 单纯依靠经济结构和掌握生产资料的多寡来判定一个阶级是不完整的, 在阶级分析中, 既要坚持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 也要根据阶级结构和阶级构成之间的区别特别应该关注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态的变迁等上层建筑对阶级形成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论述了资本主义掘墓人———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 的斗争策略、力量建构等一系列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社会结构中的冲突进行了详细地论述, 并提出了“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概念, 他将前者定义为由相同的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但还没有意识到自身作为阶级而存在的阶级。后者是指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阶级是与其他阶级相对立和冲突, 并采取实际行动来克服这种矛盾的阶级。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分析社会的线索———阶级斗争, 让我们明白社会矛盾的起源与变化。马克思依据社会的变化对各个阶级的地位都作出了客观的分析, 指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马克思将各个阶级和国家看作是动态发展的过程, 强调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正确的策略。“在每个发展阶段, 在每一时刻, 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 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 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 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4]
除了论述阶级的定义和斗争策略外, 经典马克思主义还论述了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形成。关于阶级的形成马克思提出了“什么事情形成阶级?”[5] (P1000) “什么事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5] (P1001) 的命题。马克思虽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地论述, 但是指出阶级的形成是由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决定的。除了指认阶级的形成与生产关系有关外,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关系也决定了阶级的形成, 这也是列宁意义上的阶级定义。经典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阶级形成中的剥削因素, 正是由于剥削的存在, 形成了阶级的对立与冲突, 在资本主义社会则形成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它简单地强调阶级冲突的重要性, 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把冲突的产生理解为是由阶级关系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而不是依情况而定的。剥削者界定了相互依存的对抗性利益的结构, 在这一结构中, 剥削者的利益取决于他们对被剥削者实施伤害 (惩罚) 的能力。”[6]正是在这种反对剥削的利益斗争中, 无产阶级逐渐形成, 并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
总的来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各自从不同角度对阶级及工人阶级进行了分析, 基本上以不同社会集团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 从剥削关系的角度指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 工人阶级是受压迫和异化程度最深的阶级, 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社会变革的重任, 但是, 他们在社会阶层的分化、工人阶级的构成和形成机制方面探讨不足。无论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工人阶级始终是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 阶级斗争理论依然是我们认识社会的法宝。经典马克思主义注重从经济关系和结构层论述阶级的形成, 对阶级形成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论述不足, 而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则突破了对阶级形成的固化认识, 深化了工人阶级的形成理论。
二、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
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时代背景是英国宪章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 其时间跨度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理论文本主要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整个一代劳工研究学者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议程, 为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形成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为整个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确产生了巨大的世界影响。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主旨是:通过考察工人阶级的形成历史, 为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培养和道路的选择提供理论指导。汤普森之所以遭到英国左派的攻击, 其原因就是没有搞清楚汤普森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原理论和过程论的区别。“其中, 原理论主要涉及工人阶级的本质、概念与形成机制等问题, 而过程论则是对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7] (P61) 汤普森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辩证法, 认为不能脱离和分割原理与过程之间的关系, 因为原理是过程的总结, 过程是原理的具体化。应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 也是很多批评他的人所忽视的。
汤普森详尽阐述了以下内容。首先, 他论述了18世纪以来英国流传下来的人民传统, 这包括四个方面:其一, 清教非国教派的思想与传统;其二, 人民自发而无组织的行为, 主要表现为群众暴动、骚乱等;其三, 英国人对“生而自由”的认同和作为英国人的自豪感;其四, 法国大革命时期所激发的英国“雅各宾传统”。其次, 他详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历”。这些经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社会生活领域, 这也开辟了研究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先河。最后, 他将工人阶级的形成放在其政治斗争的领域内进行考察, 揭示了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等形式的影响。
汤普森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对阶级的结构化定义, 重建了工人阶级的形成历史, 强调了文化等上层建筑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总的来说, 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成就。其一, 重建了阶级的定义。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 而不是一种结构。“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 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 更不是一个‘范畴’, 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 (而且证明已经发生) 的某种东西。”[8] (P1) 阶级的产生是一个历史过程, 是在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社会关系中展现出来的。其二, 工人阶级的本质是一种关系。“阶级是一种关系, 而不是一个东西, 那就不会这样来思考了。‘它’之存在, 既没有典型化的利益与觉悟, 也不像病人躺在整形医生的手术台上那样让人随意塑造。”[8] (P3) 他所理解的关系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一切社会关系, 既包括经济关系, 也包括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在这些历史关系中, 产生了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 它们之间具有一种辩证关系, 但要实现从阶级经验上升到阶级意识必须依赖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其三, 从工人阶级的经历中分析阶级的形成过程。汤普森从其经验主义原则出发, 详细分析了众多个人生活的经历, 并指出当人一出生事实上就进入了某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 而在这些关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的相似经历就构成了阶级的经历, 但这只是构成阶级的第一步, 因为阶级的构成需要文化、意识形态、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共同作用。当一批人由于有共同的经历 (继承或分享的) 感受到或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彼此之间有共同利益, 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 (而且时常对立) 时, 阶级就出现了。换句话说, 只有产生阶级觉悟, 阶级才形成。
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对阶级概念和阶级形成史的重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从工人阶级的国别史角度对阶级进行考察, 其主要理论成就是:“以英国工人阶级为范例, 揭示了工人阶级从无到有、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一般发展历程, 并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 为研究其他国家、地区、族群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范式;在坚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 充分证明了文化传统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乃至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决定作用。”[7] (P65)
三、伍德视角的汤普森工人阶级形成理论
伍德对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是持认同态度的。她对汤普森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阐释立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划分标准和阶级定义的基础之上, 也受到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其一, 伍德指出, 汤普森以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基础, 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历史的研究前提是:“生产关系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状况, 阶级状况必然导致人们在根本利益上的对抗和冲突, 由此形成了阶级斗争的条件。”[9] (P80) 正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 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意识就产生了, 由此就形成了具有某种共同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集团, 因此汤普森就认为阶级斗争要先于阶级。而伍德指出, 之所以汤普森被指责成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者, 并不是因为汤普森忽视了阶级形成的客观和结构的决定因素, 而是因为“他拒绝将阶级形成的过程归为从‘客观’的物质决定领域中分离出来的偶然性和主观性的领域, 而那些批判他的人争着这样做的。”[9] (P81) 汤普森抛弃了这种静态的、封闭的决定论, 坚持从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中分析阶级的形成, 并认为阶级只有从这一过程中才能发现。
其二, 伍德指出, 汤普森对工人阶级的形成强调的是他们的“经历”和过程。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工人阶级的出现是1890~1932年工人之间复杂和矛盾的阶级经历的产物。这里的经历是客观决定的效果, 也即生产关系和阶级剥削。这个过程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 它决定了阶级形成的先在结构, 但要形成阶级也必须依赖于大众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区别生产方式对阶级的构筑以及阶级形成过程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也不是在理论上微不足道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所必须承担的主要任务不是要识别阶级的定位, 而是要揭示与说明阶级形成的过程。”[9] (P81) 伍德认为必须在阶级形成和生产关系之间引入“经历”范畴, 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和阶级形成的具体过程。虽然汤普森注重于工人阶级形成中的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强调, 但他并没有否认工人阶级所经历的转变所依赖的客观物质条件 (资本积累和工业化) , 客观物质条件为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这实际上正凸显了具有文化和价值观的工人阶级在自我形成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承认工人阶级的自觉活动不仅是汤普森历史理论的核心, 也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9] (P93) 汤普森的目的不是否认在缺乏阶级意识时阶级的存在状况, 而是揭示“阶级”如何形成的社会过程, 不管是在其初始还是成熟阶段上。汤普森也没有否认产业革命对阶级及阶级意识形成的影响, 而是去努力对这一影响进行阐释。汤普森指出在形成工人阶级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形式从属”与“实际从属”的两种形式, 这两种形式正是由于“经历”而不是单纯的客观物质条件所带来的结果, “事实上, 生产关系与阶级形成之间的联系可能永远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被人察觉到, 因为人们实际上从来都不是直接以阶级形成的方式聚集在生产过程中的……他们超越个体单位以阶级的方式进行聚合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进程, 这取决于他们对共同经历和共同利益的意识, 以及由此而采取行动的倾向。”[9] (P92) 伍德认为汤普森正是在坚持大众文化连续性的基础上, 揭示了在阶级发展过程中实际的社会力量和过程的重要性。
其三, 伍德指出, 汤普森反对否定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伍德认为汤普森在对待社会主义革命主体这个问题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和历史观, 汤普森相信只有工人阶级才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 只有这个阶级才具有自觉能动性, 才能消灭剥削和压迫, 实现人类的解放。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 发达国家阶级恶化社会结构的变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对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解滑向在理论上否认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成为社会改造的主要力量, 以及把工人阶级的这种作用向其他的社会活动, 尤其是向知识分子的转移。”[9] (P104) 伍德认为汤普森力图改变这种错误的观念, 重新强调工人阶级的阶级行动是主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 他们会实现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化。汤普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霸权体现着阶级斗争并带有被统治阶级的自觉活动和反抗的印记, 但反对对于阶级的静态的分析, 而应该关注阶级的形成的历史过程。正是通过历史过程或经济, 工人阶级才最终形成, 并从理论上回答了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是如何从经济的生产者转变为政治的行动者的。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极大地扩展了工人阶级的历史认知, 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 突出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阶级意识形成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看, 伍德对汤普森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阐释是非常精辟到位的, 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 她的阐述又具有某种视阈遮蔽和理论矛盾的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伍德的阐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不平等的现实和工人阶级异化的现状, 丰富了我们对实现社会主义变革路径和依靠力量的认识。伍德认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资本操控的社会, 资本主义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 反而其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实现了全球扩张, 工人阶级成为资本的附庸, 成为现代化技术的奴仆, 工人阶级丧失了对生产和社会的总体控制。伍德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我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武器。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出现了严重的削弱, 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同一化。但伍德认为尽管工人阶级仍然处于弱势, 但其革命斗志并没有消失, 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的阶级的地位, 工人阶级没有消亡, 现阶段只是缺少有效的措施将工人阶级的力量统一起来, 激活他们的革命斗争和行动罢了。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必须在实现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同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来保证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至于走向权力话语的陷阱。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依靠广大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 坚持不懈地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 强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维护好工人阶级的利益, 脱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 走上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与人类解放之路。
第二, 伍德的阐释凸显了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日常生活的价值。将过去注重工人阶级的阶级政治研究转变到对工人阶级丰富的日常生活的研究, 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 扩展了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意识培养和革命活动的领域。以往的工人阶级研究从宏观方面抽象地将工人阶级的活动当作劳工运动来对待, 忽视对工人阶级自身生活的考察, 而这势必忽视工人阶级合理的利益诉求, 不能有效地将工人阶级的利益同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统一起来, 使工人阶级有被资本主义体系整合的危险。而伍德指出汤普森从工人的丰富经历中探寻其阶级意识形成的条件, 这些经历包括罢工游行、秘密起义等政治层面的宏大叙事, 更包含民谣、交易会、歌舞表演、宗教传统、爱情婚姻等日常生活方面的经历。这些经历无不成为汤普森研究的范围, 成为其构建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基础。伍德认为汤普森的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阐释无疑使我们摆脱了传统僵化的工人阶级认识, 实现了我们对工人阶级真实生活的认识, 工人阶级不仅存在政治生活, 也存在文化、娱乐、休闲等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
第三, 伍德的阐释存在着方法论和理论视域遮蔽的问题。从方法论上看, 伍德通过对汤普森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阐释, 提出了其颇具特色的中介理论或中间环节理论, 深入地剖析了处于抽象层面的生产关系与处于具体层面的阶级形成之间的关系, 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形成理论从一般规律的解释发展到具体过程的演变上来, 强调应该按照历史发生学的逻辑来认识工人阶级乃至所有阶级的活动, 不应该将工人阶级限定在静止和抽象的理论层面, 应该将工人阶级的活动与阶级政治联系起来, 扩大工人阶级的同盟军, 深化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 实现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她认为, 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必须有一个中介才能实现它们两者之间的贯通, 她用“经历”这一具有明显经验论色彩的术语来表达, 但实际上从“经历”的视角来界定阶级的形成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因为“经历”无法使得工人阶级在所有阶段都能意识到自身的利益, 但这并不表明阶级就不能形成和产生, 伍德从纯粹历史学角度进行的分析抛弃了马克思的历史本质论, 走上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话语建构之路。从理论视域上看, 伍德过于强调了汤普森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中的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重要性, 忽视了国家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实际上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综合的过程, 是由多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汤普森对工人阶级内部的性别差别、阶层差别、利益差别以及它们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行动产生的影响等都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这也是伍德所忽视的。
参考文献
[1][美]埃里克·欧林·赖特.阶级[M].刘磊, 吕梁山, 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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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英]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钱乘旦, 等,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小资产阶级思想 篇10
一、卢卡奇、葛兰西思想的理论前设: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从马克思到卢卡奇、葛兰西, 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的延续, 正是这种理念的传承性与发展, 指引我们不断前行。从他们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 无论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念还是葛兰西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都天然地内含一个默认的理论共识: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共识并非臆想的乌托邦式的理论前设, 而是理论和实践双重炼狱之下的必然逻辑。遗憾的是, 第二国际乃至其后的一些无产阶级政党, 对资本主义缺乏必有的阶级自信, 出现了悲观的甚至是折衷、投降的论调, 这无疑是极端错误的。探讨阶级意识, 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 我们有必要破除“资产阶级的迷梦”, 正视这场伟大时代革命的必然到来。
如果说“异化”理论的诞生是马克思天才的前夜, 那么“物化”概念则是卢卡奇天才思想的萌芽。卢卡奇认为:随着这种主客体物化过程的不断演进, “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 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失去自己的主动性, 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 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1]物化的枷锁套在了本应该是“自主自觉”的实践主体——人——的身上, 则不可不免地被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被物所奴役所支配。这种主客二分的异化过程, 势必将人类活动导向拜物教的深渊。事实上, 物的存在只能作为主体活动的客体对象, 即“物”的使用只能是为了人的需求, 人的思维物化的延展。在物化过程中, 至始至终, 人与物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由此, 人作为实践的主体性丧失, 人沦为物的奴役者。
无论是马克思天才的“异化”理论还是卢卡奇与之类似的独创的“物化”概念, 两者都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物支配人、奴役人的罪恶秉性和拜物教本质, 都天才地直指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人的自由自觉的“自由解放”与物支配人、奴役人之间的必然冲突。这种无法遏制的, 与人的自主自觉寻求自我解放的社会本质相背离的扭曲, 必然导致阶级意识, 尤其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与团结, 资本主义的天然掘墓人就此诞生并以蓬勃顽强的生命力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进行到底。这也是与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一再强调的, 必须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在意识形态夺取领导权的思想天才地契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团结将最终宣告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 人类历史上最彻底、最解放的人的自由自觉发展的伟大时代必将冲破现实的樊篱, 不可逆转地全面到来。
二、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与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天才的契合
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分类中, 意识形态是处于第三位的, 它直接决定于上层建筑, 而最终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虽然马克思也指出了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 但其被决定的作用却是主要方面;卢卡奇基本延续了马克思的这种理念, 他只是在分析了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后领悟到阶级意识的重要性, 特别予以阐述而已。在卢卡奇的理论中, 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是传承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 只是对意识的反作用做了重点诠释;而葛兰西则赋予了意识形态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 在某种意义上讲, 葛兰西是赋予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对等的位置。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和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有着天才的契合之处:两人都是在经历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 结合各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实践作出的反思, 都不约而同天才地将“阶级意识”提升到特定高度, 指出阶级意识对无产阶级革命夺取胜利的重大意义, 都是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传承和发展。
然而, 我们也应该看到卢卡奇和葛兰西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是有着显著的异同。追问这一异同, 我们有必要回溯到卢卡奇、葛兰西二人虽然近似的时代背景却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卢卡奇作为一个背离他出身阶级的革命者, 他深入学习了马恩的经典著述, 切身参与并领导了诸多的革命实践。正是基于理论和实践双重锤炼, 卢卡奇的目光远较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深邃长远。卢卡奇所指的“阶级意识”, 这种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 或他们全体的群体意识, 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无产阶级一旦具有了这种意识, 就真正地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这样, 阶级意识形成的过程, 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生成, 本身也是阶级意识与阶级历史任务、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 也就是消除、克服物化的过程;作为意大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 葛兰西对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革命应该以阵地战和运动战两种不同形式有区分、有选取因地制宜地进行。”以阵地战正面攻击国家, 夺取政权, 这往往是落后国家采取的革命战略, 比如俄国;而运动战指正面攻击市民社会, 即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并通过意识形态的攻势和影响最终取得政治领导权, 这是在发达国家采取的革命战略。应该指出, 葛兰西所指的文化领导权并不是强权政治, 而是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调和、协商和谈判的结果。从中可以做这样的引申: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并不一定需要通过血腥的暴力革命进行, 尤其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不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即使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国家领导权, 也会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
有学者认为, 卢卡奇和葛兰西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而是同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潮与黑格尔主义相结合;不是用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去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 而是用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原则去恢复所谓马克思主义传统, 这就必然要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卢卡奇、葛兰西作为各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或理论家, 他们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储备和较为丰富的革命实践, 他们并不是“书斋中的革命家”。特别是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后的悍然复辟, 更为卢卡奇、葛兰西阶级意识思想提供有力的佐证, 更为我国当前发扬无产阶级文化、警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有着及其重大的警示参鉴意义。
三、阶级意识觉醒与无产阶级革命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卢卡奇和葛兰西的思想跨越历史、影响后世, 特别是两人对阶级意识异曲同工的天才契合, 更是为后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重大参鉴:重视人, 重视人的意识和意志。只有形成稳固的、延续的、内涵一致的阶级意识, 才可能形成牢固的阶级力量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才能为革命的胜利奠定意识形态的基础。
以往的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在于没有形成稳固的无产阶级意识, 即无产阶级者没有形成对自身认知、历史使命同一的认识。卢卡奇将其归结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危机”, 葛兰西也认为“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成熟过程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危机过程不平衡”, 这就造成无产阶级在主观上没有将这种危机转化为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 没有在革命过程中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唤醒民众。如果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和依靠者自身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 没有形成稳固的、持续的阶级意识, 即使夺取了国家的领导权, 这种缺乏阶级意识为支撑的革命, 注定是不彻底的而且是充满危机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颜色革命”所颠覆, 原因也在于这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虽然形成, 但是缺乏稳固的共识和普遍的支撑而被资产阶级意识所渗透侵蚀。这种渐进式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意识形态的侵入, 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造成极大的冲击和腐蚀, 是极其危险也是必须引起我们警觉的, 我们有必要防止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渐进式的渗透和颠覆。因为, 即使通过疾风骤雨式的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 (即政治社会的领导权) , 如果忽视无产阶级意识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那无疑会是资本主义顽固复辟的悲剧再现。
因此, 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风暴必然来临之前, 作为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应该密切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把握时代脉搏, 一方面要稳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另一方面, 要警惕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意识形态的渗透, 防患于未然。无产阶级的意识觉醒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历史过程, 无产阶级革命乃至最终的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 也将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进程。历史必然的来临, 并不是机械的宿命论, 而应该是也必将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深入研究卢卡奇、葛兰西各自关于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 汲取其思想养分, 透过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 把握我国所处的时代背景, 认清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 这些都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有着重大的参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卢卡奇, 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 商务印书馆, 1992年。[1]卢卡奇, 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 商务印书馆, 1992年。
[2]葛兰西, 葆煦译:《狱中札记》, 人民出版社, 1993年。葛兰西关于革命成功模式的探索是极具前瞻性和指导性的, 笔者认为在此点上葛兰西的思想超越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他同时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 指出作为阶级意识的引领者, 有机知识分子肩负着唤醒统一的、持续的阶级意识并应占据意识形态领导权, 这对阶级意识理念的实践拓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2]葛兰西, 葆煦译:《狱中札记》, 人民出版社, 1993年。葛兰西关于革命成功模式的探索是极具前瞻性和指导性的, 笔者认为在此点上葛兰西的思想超越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他同时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 指出作为阶级意识的引领者, 有机知识分子肩负着唤醒统一的、持续的阶级意识并应占据意识形态领导权, 这对阶级意识理念的实践拓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3]饶翔:《知识分子与文化领导权》, 《兰州学刊》, 2009年第1期。[3]饶翔:《知识分子与文化领导权》, 《兰州学刊》, 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