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精选9篇）

篇1：无产阶级

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

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字灼斋，1898年6月14日出生在山东莒县大北杏村（现属诸城市）的一个佃农家庭。他自幼聪颖好学，曾给地主家陪读，后于枳沟镇高小毕业，在家务农多年。农暇刻苦自学，酷爱进步书刊，关心国家大事，较早萌发了民主主义思想与救国救民的志向。

坐落在诸城县、莒县、日照三县交界处的北杏村,山清水秀。银带般的潍河,蜿蜒起伏的沂山山脉,一望无际的昌潍平原,在落日余辉下构成了一幅恬静而又美丽的图画。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14日,东鲁英萃王尽美就诞生在这依山傍水的村子里。

王尽美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他才思敏捷,勤奋好学。幼年曾在地主家陪读，后于枳沟高小毕业，在家务农2年。农暇刻苦自学，酷爱进步书刊，关心国家大事，较早萌发民主主义思想与救国救民的志向。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临行前挥毫作诗，以抒情怀。诗日：“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波及全国，王尽美被选为省一师北园分校代表，积极联络学生建立爱国反日组织，带领同学参加集会、游行，开展宣传活动。1920年秋，他与邓恩铭等发起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积极研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21年初又组织“劳动周刊社”，出版《济南劳动周刊》进行“提高劳动者地位”、“改善劳动者生活”的宣传，为革命进行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同时加强同北京、上海等地共产主义者的联系，积极酝酿建立共产主义组织。不久，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秘密建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他和邓恩铭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名义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更加坚定了他为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的信心与决心，并改名王尽美。

会后，王尽美回到济南。为了有计划、有目的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9月建立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展会员数十人。同时，积极领导开展工人、学生、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活动。1921年冬，被省立一师以“危险分子”嫌疑开除学籍，从此专门从事革命工作。

1922年1月，与邓恩铭、王象午、王复元、王乐平等作为山东的共产党、国民党及产业工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留苏参观学习。5月回国，建立中共济南小组(直属中央)，王尽美任组长。6月上旬，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尽美任支部主任。时值军阀政府警察厅通令征收理发业“卫生执照”捐，尽美趁机组织发动理发工人大罢工，迫使反动当局答应免去“卫生执照”捐、全部释放被捕工人、允许自由组织工会等三项条件。罢工的胜利，使广大工人受到很大鼓舞，为济南开展工人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为从理论上武装工人群众，更好地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7月创办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

1922年7月中旬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向大会汇报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及列宁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指示。会后，党中央派陈为人来山东帮助建立中共济南支部(直属中央)，王尽美任书记。8月调北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参与制定《劳动法大纲》。9月奉派去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领导工人运动，建立党组织。在他领导下，京奉铁路山海关工人于10月3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历经9天，终于取得胜利，争得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有力地推动了京奉铁路全线各地的罢工斗争。继之参加领导了秦皇岛开滦五矿工人总同盟罢工斗争。1922年11月，领导建立秦皇岛地区第一个党小组。

1923年1月，又领导建立京奉铁路总工会及山海关分会，尽美任总工会秘书。后因敌人通令缉捕，中共中央决定于1923年2月调王尽美重回山东负责党的领导工作。10月任中共济南地方委员会书记，与王乐平等在济南组织“平民学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经验，开展革命活动。不久，根据中共“三大”决议规定参加了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又代表中共济南地委去北京听取李大钊的报告。归途中在天津饭店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被孙委以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其间，他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积极建立与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并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积极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建立党的组织，使山东党的工作迅速发展。长期的忘我工作和艰苦生活，使他患了肺结核。

1925年春节前夕，在济南与反动的基督教徒连续进行3天大辩论，因疲劳过度吐血晕倒，住进医院治疗。时值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工人运动蓬勃开展之际，尽美心急如焚，毅然出院，抱病赴青岛投入战斗，广泛联系群众，到处开会演讲。在他的艰苦努力下，迅速成立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2月正式成立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尽美为委员，他与邓恩铭一起领导胶济铁路全线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3月1日，他与王哲一起去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于3月12日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4月又去青岛与邓恩铭一起领导青岛纱厂工人第一次联合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签定了9项复工条件。同年6月，因肺病复发，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故乡养病，受到亲人、邻居、同学、故友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后因病重又到青岛医院治疗。病危期间，他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笔录了他的遗嘱：“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1925年8月19日逝世，终年27岁。

王尽美同志逝世后，青岛党组织及在青工作的战友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党组织负责人宣读了他的临终遗嘱。嗣后，派人把他的灵柩送回大北杏村安葬在村东南的枣行墓地。1959年，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将王尽美遗骨迁到济南英雄山（四里山）烈士陵园。1971年中共诸城县委在大北杏村前的乔有山上修建王尽美烈士纪念馆。尽美同志的故居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

篇2：无产阶级

我是一个爱幻想的女孩。渴望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比方说“一见钟情”了，然后恋爱，结婚，生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女孩。就算我有多喜欢他，也很少把“我爱你”……什么的话挂在嘴边。遇到什么困难总是一个人来承担，不想因此而让身边的人受到牵连。我也极不喜欢说话，和别人不合群，用老奶奶的话就是“哑巴”!

我是一个对爱情专一的女孩。如果喜欢一个人，我就会全心全意的为他付出，一心一意的爱他。不会为他的改变而放弃对他的感情。我认为只要是真心喜欢一个人，他的缺点和优点你都会宽容的去接受。

我是一个对男友有些挑剔的女孩。不喜欢他抽烟、喝太多的酒、说脏话……我讨厌这些坏毛病，我觉得这样的男孩大部分都不是什么好人(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什么说错的请见量)。

我是一个爱吃醋的女孩。爱吃食用的醋，当然还有这个“醋”。吃方便面的时候爱放点醋，不然就没有胃口。记得有一次，我看到男朋友在和一个女孩打闹，心里便很不是滋味。于是故意和另一个男孩打闹，让他也常常这个感觉，可能他的醋意也很大吧，竟然哭了。

我是一个喜欢浅蓝色的女孩。我和他都喜欢这个颜色，因为它象征着我们纯洁、永恒的爱情。

虽然有时候我恨自己的性格为什么怎么内向，但我还是挺为我的“个性”感到自豪。俗话说“沉默是金”，正因为我的这个性格才成了我的个性。我爱我自己，也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接受我，了解我。

篇3：无产阶级

卢卡奇给出了阶级意识的定义,即“被赋予的阶级意识”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或“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1]可见,不同的阶级都会产生相应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的产生是基于阶级的特定生存状况的,那种状况与人们的利益直接相关。他还强调,这种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到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2]阶级意识是基于某个阶级全体成员的实践而产生的,只有阶级全体成员形成的统一意识才能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作用。阶级意识是客观产生的,是人们阶级利益的理性表达。在卢卡奇看来,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过程上是同一个进程。

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条件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阶级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时,就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客观发展,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法调解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才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得以形成。

(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

1、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出现是前提

在卢卡奇看来,纯粹阶级的出现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出现了明确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才可能产生阶级意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等级意识不但没有促进阶级意识的产生,它反而掩盖了阶级意识,并从根本上防止阶级意识的出现。阶级意识与历史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的。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存在中的纯粹抽象的消极性,从客观上来讲,不仅是物化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结构模式,而且——正因此——从主观上来看,它又是一个转折点,通过它可以意识到这一结构,并因而实际上打碎这一结构。”[3]在卢卡奇看来,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可以认识到社会现实,但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却是无意识地进行着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虚假”意识。工人的消极性意识既表明其物化程度,这一意识又潜藏着工人突破物化的可能性。

2、持续的经济危机是催化剂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产生是资本主义持续经济危机的结果。持续的经济危机给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产生起了加速作用。无产阶级在经济危机中认识到自己的现实生存状况,这就使无产阶级明确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生存境地的每况愈下,迫使无产阶级去思考自己所充当的社会角色,进而去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因而,资本主义持续严重的经济危机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成的催化剂。

3、无产阶级的自我觉悟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能否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辩证本质对于无产阶级至关重要。无产阶级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辩证本质——自己创造物质世界时,也是在创造他自身——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只有当工人意识到他自己是商品时,他才能意识到他的社会存在。“并不是所有有能力统治的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内在结构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它们对于自己为了实现和组织统治而必须采取的和实际采取的行动能意识到什么程度。”[4]对于一个阶级而言,重要的是,它是否能认识到历史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和其阶级自身是否能够加以解决。那个阶级对自身的觉醒程度决定它行动时所达到的对历史作用的程度。如果那个阶级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归因于社会总体,它就只能在社会中处于被动统治的地位。相应的,它也就只能服从历史的发展,对历史进程起不到推动作用。

4、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力量

卢卡奇寄予无产阶级政党很高的希望,他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离开党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无产阶级同历史发生实际的作用需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是由无产阶级对社会的失望和遭受的苦难产生的,无产阶级通过与资产阶级的社会斗争逐渐达到“形成阶级”的地步。党是无产阶级“潜在理论”的现实表现,党可以现实能动的领导无产阶级进而影响历史的总体过程。党还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支柱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

(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发挥作用的条件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在无产阶级意识中的客观表现。与它的形成过程相似,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在历史中作用的发挥也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

1、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应转化为实际行动

无产阶级对历史发挥作用,依靠的是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指导下的实际行动。“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商品,已经是一种实践的认识。就是说,这种认识使它所认识的客体发生了一种对象的、结构的变化。”[5]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商品时,就会对客观世界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客体与自身是异在的,它能意识到自己是经济过程的客体。这种认识促使工人进行行动,意识的潜在性向现实的转化才能影响历史进程。

2、无产阶级的行动要顺应历史需要

卢卡奇指出:“只有当历史的过程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作用,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阶级意识上升为行动时,这种阶级意识的实践的、积极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示出它的真正形态。在其他情况下,与资本主义潜在持续的危机相适应,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始终是理论的和潜在的。”[6]可见,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历史作用的发挥也是有条件的,它是基于历史的需要——严重的经济危机,显示出它在历史中的真正形态。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产生,而且给无产阶级的行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而,无产阶级要顺应历史的需要去行动。

三、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优越性

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较之资产阶级意识具有优越性。无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利生存境遇,使其具有彻底的对现实的把握能力,进而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优越性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基于整体性扬弃历史

无产阶级不是为了替代资本主义而去斗争的,而是在于扬弃现存的社会,为了超越现实社会,进而实现无阶级的社会。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不像以前的阶级那样是阶级的社会既定存在的直接实现,而是像青年马克思早已认识到的并已强调指出的那样是它的自我扬弃。”[7]无产阶级被历史赋予了改造社会的任务,“因此在它的阶级意识中,就必然会出现直接利益和最终目标,个别因素和整体的辩证矛盾。”[8]对无产阶级来说就意味着,直接利益和对整个社会的客观影响的辩证关系就在无产阶级意识本身之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是对社会整体矛盾的把握,它是着眼于全局利益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之所以具有这种优越性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使其能够认识历史过程的整体。这就使无产阶级区别于资产阶级,能构成对历史的推动力量,能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核心起决定性的影响。它不是仅仅把握个别历史事件,促使它觉醒的恰恰是整个历史过程。

(二)基于总体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特殊功能:一方面必须要和揭示社会本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越来越内在的统一。”[9]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能够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地位的另一面。在它看来,自我认识和对总体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无产阶级同时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是自己认识的客体。”[10]无产阶级是历史进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历史是实体,无产阶级是主体。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是立足于对历史总体的把握,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这才使得“面对在思想、组织等等方面都占有优势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优势仅仅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做是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与实践是互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它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11]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是理论通达实践的桥梁,只有通过它才可以对历史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是处于特定经济地位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出于对与自身相关的直接利益的认识而产生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了纯粹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较之资产阶级具有优越性,后者形成的是“虚假的”意识,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是与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步的,因而也才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

摘要：阶级意识问题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地位重大。在这部由八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中,卢卡奇在第三、四章都花大量笔墨阐释阶级意识问题。他分析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条件,并阐明其优越性。

篇4：婚姻，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

马克思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最自然的，也是劳动分工最初的生理上的起因。直到部落时代后期为止，女性都是自由、自立，并且拥有相当权力的。当时，群婚是两性间的基本关系；儿童被认为是妇女的后代，这一体制被称为母权制。后来，配偶开始取代群婚，金属工具取代了石器。此时，妇女料理家务，男人出外打猎，驯养动物，并生产食物和工具。这种劳动分工导致剩余产品的出现，栽种食物、制造工具的男性被认为是这些剩余下来的土地、畜群和奴隶的所有者。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从而能将这些新得到的财富传给后代。为了能够确定谁是自己的后代，男人将性忠诚确立为父权制家庭的关键因素。

婚姻关系史与阶级关系史是平行的。自从“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以来，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机制都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了迎合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存在的。它们反映着从古代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时存在的阶级冲突和性别冲突。居于统治地位的男性就像他们支配着阶级关系那样支配着婚姻，使女性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并且作为完全依附于丈夫的繁育工具。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契约婚姻取代先前时代里的指定婚姻。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中通行的个人之间的自愿契约原则也扩展到家庭的组成上。从原则上讲，爱是婚姻的基础，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最充分地提供这种伙伴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主要是由经济上的考虑所推动的，就像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所有方面一样。妇女为了财富而结婚，男人为了扩大他们将要传给他们的合法后代的财产而结婚。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转变成“最粗鄙的卖淫”，并带来通奸。在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地方，结果则只不过是“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夫妇同居罢了”。

资产阶级妇女比无产阶级妇女的处境好一些，至少就其社会地位、她们孩子的前途以及生活的舒适程度而言如此。这就使她们具有维护资本主义这一阶级利益，尽管她们的性别利益要求废除这种制度，因为私有财产是导致她们在父权制家庭中受压迫的根源。

无产阶级妇女则没有这种利益冲突。无论她们在什么地方，资本主义都在奴役她们，正如它奴役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一样。无产阶级婚姻能够以爱情为基础，因为这中间不存在获得或继承财富的问题。这种情况对工人阶级妇女带来新一种打击。作为工人，她们受到压迫，既从事生产劳动，又要繁育后代。她们外出做佣人以补贴家用，甚至还要承担料理家务和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无产阶级家庭以这种方式产生下一代的工人。

篇5：无产阶级

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马克思没有公开称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第一次明确称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曼的信中和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过渡的政治工具。马克思同样认为公社是一种过渡现象。这一点将有助于认识到公社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马克思说：“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意味着公社还必须实现从未被解放的劳动形式向劳动的解放、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消除“阶级差别”的条件下政治制度才会终结。公社并未达到这种条件。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类似公社的机构，尽管这一机构的机制或形式在他获得公社的经验之前还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产工具”的国家只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因此，1848年马克思对“集中”的理解有很浓的民主意味，与1871年他对公社的描述并无不同。马克思断言革命会使无产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

二、马克思未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成一种国家形式，公社与国家是对立的

一些承认公社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国家形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权国家。他们的看法会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因为，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工具。当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加以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为马克思解释说，这些“职能”是要“通过消灭国家政权加以实现”的。公社要实行的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过渡，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那么，一个官僚集权国家模式如何能监督这种过渡呢？

上述理论家的观点主要依据的是专政的消极（或负面）要素即镇压要素。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包含镇压要素，但这些要素不应使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转变成官僚主义。用组织起来的阶级权力镇压反革命不能证明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是合理的，因为这类国家形式在理论上和结构上与共产主义的构成是不相容的。

对马克思来说，公社是作为“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的”国家的完全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在公社之前的所有革命和反动导致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因为国家机构、压迫工具只不过是“从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而公社的特点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应该与马克思上述反对国家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但是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这段话错误地解释成马克思期望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证明苏维埃模式的国家的合理性。

马克思并未要求成立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要求彻底消灭国家。这是因为国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不能作为工人解放的政治工具”。公社才能使他们解放，因为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71年以后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惟一补充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观点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有所改变，马克思早在1852年写作《雾月十八日》时就认为要打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公社经验之后，马克思在1871年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是只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在他以后的生命中也没有放弃这一观点。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复了他早期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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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无产阶级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列宁曾经把无产阶级专政又称作“无产阶级民主制”，就是突出其发展民主的职能。随着专政职能的逐渐缩小，民主职能的逐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得到充分发展，最后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也将归于消亡.。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阶级执政党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和根本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社会国家发展史上的伟大飞跃，它是人类社会最后的也是最进步的新型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领导全体劳动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使命的新型国家政权。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与以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少数人的民主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他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绝对不是对大多数人民实施独裁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少数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使民主的形式和机关发生变化，而且，一般说来，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能空前广泛地实际享有民主，是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有实际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甚至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采取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也是无产阶级专政。

篇7：无产阶级

A．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B．实现人类永恒不变的普适价值

C．建立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世界D．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

【答案】A 本题考查的考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即马克思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正确答案是A选项。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是（）（2009年真题）

A.理论联系实际 B.解放思想 C.实事求是 D.与时俱进

【答案】C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党的这一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把实事求是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因此，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只是实事求是，不包括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故只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所有理论的精髓，不能选A、B、D选项。因此，本题正确答案是C选项。

3、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后，开始出现了：（2003年真题）

A．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B．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对立

C．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D．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

【答案】D本题考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马克思在哲学领域的最大贡献就是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而结束了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史观的统治地位。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前，不可能存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因此选项D正确。选项

篇8：无产阶级

关键词：“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话语权,转换

一、“革命文学”

1928年以前, 关于“革命文学”的提倡与争论已经展开, 不过此前的一些争论都较为分散和随意。由于缺乏全新的理论话语资源的支撑, “革命文学”的命名并没有引起广泛而特别的关注。较早论及“革命文学”的恽代英就认为:“先有革命的感情, 才会有革命的文学”, 所以他呼唤青年, “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 你第一件事是要投入革命事业, 培养你的革命情感。”很显然, 恽代英所秉持的是“文学是人类高尚圣洁的感情产物”这样一个感性和主观色彩浓厚的文学观念。郭沫若的《革命文学》在定义“革命文学”时, 将革命看作是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反抗, “革命文学”被理解为赞成革命的、替被压迫阶级说话、表达革命时代精神的文学, 其文学观念同样停留于“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情感终于情感的”, 认为文学家是神经质的, 感受性敏锐, 能比一般人更早的“感受到压迫阶级的凌辱”, 进而发之为“革命文学”, 所以“文学能为革命的前驱”。成仿吾的《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在文学观念上与郭沫若近似, 均未脱离“五四”通行的“文学是情感的发抒”的文学观。蒋光慈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主要在介绍欧美及“十月”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文化的一般状况;这一看法同当时郑振铎提出的“血与泪”的文学没有什么差别。正是因为理论的贫乏与发论的随意、缺少现实针对性和明确的内在规定性, 使“革命文学”思想显得肤浅而缥缈, 进而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这种理论论证的散漫格局, 一直到1928年以后才逐步得到纠偏与矫正。

二、论争

1928年伊始, 创造社与太阳社的一批年轻人发起了关于“革命文学”命名权的论争。必须指出的是, 这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与其说是一次单纯的文学运动, 不如说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真正革新。因为在这次思想交锋的过程中, 早期那种对“革命文学”的感性认识与盲目呐喊逐渐让位于理论反思与理性审视。多数的革命文学的倡导者, 如太阳社的蒋光慈, 创造社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 都深刻的认识到, 要有“革命文学”必须要有一种指导“革命文学”的理论, 先有革命的理论, 后有革命的文学, 而后有革命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开始真正与“革命文学”思潮合流, 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文学”实践的理论武器。为了更为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学”理论, 创造社与太阳社的年轻人创立了一批思想文学和文学刊物, 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积极努力和重要贡献。创造社的《文化批判》创刊号就直接引用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并确定其办刊的宗旨是——“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理论, 将给予革命的全战线以明朗的光火”。《思想月刊》更是宣称“科学的真理是唯一的救世主”, 所以它想“把纯正的、科学的思想在合理的形势下介绍给青年们”。创造社与太阳社的新锐斗士们, 不仅致力于宣传和阐释马克思理论, 同时还以此为思想革命武器, 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阵营进行激烈的、全面的清算与“合理的批判”。他们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和渠道, 如《文化批评》上的“新词源”, 《思想月刊》上的“新术语”等栏目, 把唯物辩证法、普罗列塔利亚、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 连同马克思的一些基本理论以强力姿态在中国知识界播撒开来, 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当时文化思想界的强势话语和主流思想。

三、文学形态的置换完成

创造社与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命名权的论争, 及其在论争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 最终, 从“革命文学”向“无产阶级文学”的转换。同时, 知识分子带着批判性眼光, 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视域出发, 对文学进行重新的定义, 指出在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 人们所真正需要的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不是谁的主张, 更不是谁的独断, 有历史的内在发展——联络, 他应该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文学。”明确用“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置换了“革命文学”, 被郭沫若认为是“我们在革命文学进展中的一片划期的议论”。从此, “无产阶级文学” (或“普罗文学”) 的呼声越来越高, 新兴文学阵营也逐渐放弃了“革命文学”的口号, 进而簇拥“无产阶级文学”。如果说创造社与太阳社的成员在1928年还会把“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一起使用, 到了1929年时, 在他们的文章中则几乎再难寻觅“革命文学”的话语踪迹, 而是其所宣称的:“在普罗文坛更形稳定”, “普罗文艺取得了存在权”, 作家有在“普罗文艺”旗帜下联合建立“统一的组织的倾向了”。至此, “革命文学”向“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思想对接也正式宣告完成。

四、“无产阶级文学”

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 “无产阶级文学”又秉持着什么样的理论进而成为取代“革命文学”的新的文学形态?很显然, 从“革命文学”向“无产阶级文学”的“能指”滑动, 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和思想的话语建构过程。

“无产阶级意识”和“唯物辩证法思想”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纲领。为何“唯物辩证法”对作家与“无产阶级文学”如此重要呢?因为只有唯物辩证法能够捉住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只有“无产阶级意识”才能使作家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和克服个人主义, 才能从被统治阶级的实际利益出发, 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 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介入和规范, 对20世纪前半叶文学批评生态的直接影响就是形成了文学社会学与政治诗学的批评范式。社会学强调文艺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 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强调社会的经济基础对文学艺术的决定作用, 进而要求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互动中考察文学现象, 从作品的社会背景出发来研究作品, 在对具体作品的观照过程中, 则主要考察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的真实性, 研究作品所表征的意识形态属性。基于当时的革命环境, “无产阶级文学”引导“革命文学”走出单纯的文学观念, 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 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及无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关键性作用。

参考文献

[1]恽代英.中国青年[J].文学与革命, 第31期.

[2]郭沫若.革命与文学[J].创造月刊, 第1卷第4期.

[3]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J].文化批评, 第2号.

[4]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J].文化批评, 第3号.

[5]刚果伦.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J].现代小说, 第3卷第3期.

[6]钱理群著.中国现代文学史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篇9：洪晃理财: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

  不久前，洪晃发了一条微博——“德意志银行的私人理财是全世界最坏的服务，我快被他们给理成无产阶级了。”好友郑渊洁调侃她：那里是马克思的故乡，青睐无产阶级的地方。洪晃自我解嘲地回应：马克留人家那里了，我只有思。

  实际上，选择外资银行理财的名人远不止洪晃一个，她也不是亏得最多的，但却是唯一嚷嚷出来的。2011年7月，本刊专访洪晃，听她讲述她与外资理财产品的恩怨情仇……

香港保险，不像买保险，倒像是结婚，要么不娶你，娶了就一定负责到底。

选择外资银行理财，是因为洪晃对港资保险实在是印象太好。她当年打算买保险时，国内的保险市场乱得像一锅粥，所有的销售人员都宣称自家的产品最好、服务最优、理赔最快，除了自卖自夸外，更多的口舌用来把别的保险公司诋毁得一塌糊涂，仿佛全世界只有他们一家公司在把保险当做慈善事业在做，而别的公司则全都蝇营狗苟坑蒙拐骗。

这话让洪晃发自内心反感，她觉得需要踩低别人自抬身价的公司，自家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她想，如果能遇到一个不说别人坏话的保险公司，一定就选它。可惜，没有哪个销售员能够做到这一点。

后来听身边的朋友说可以买香港的保险，她让有经验的朋友传了份详细的保单打算参考一下，结果一看就心动了。

很多在内地不可保的项目，香港保险都可以保，比方男女原位癌、艾滋病等。而且，香港的终身寿险没有内地保险所谓的“免责条款”，它还有一个“不可争议”条款，明文规定保险公司不能宣布生效两年以上的寿险保单作废。这是一个双保险。

最后让洪晃选择香港保险的原因是：同样的保障额，保费只有内地的60%，而分红和保单回报率则比内地高出30%。她也没有了理赔困难的顾虑——实际上，香港保险理赔程度简单快捷，执行全球理赔，比起内地一旦跨国理赔就繁琐复杂来得更有效率。

洪晃去了一趟香港，与内地保险人都没见到就能签保单、但一旦需要理赔的时候马上玩变脸以隐瞒疾病史、患病后投保等理由翻臉不认账不赔钱不同，香港保险公司实行的是严格核保宽松理赔的原则。先去指定的医院做包括心理咨询在内的全面体检，一旦认可你成为保险客户后，你不管得了啥病，都一定会给你赔钱——不像买保险，倒像是结婚，要么不娶你，娶了就一定对你负责到底。

洪晃最后成为了AXA国卫保险公司的客户，选择了终身寿险、医疗险、重大疾病险和意外险。

自从成了AXA的客户后，她就有了“每月一哥”的待遇。每个月10号，都会有一个声音听起来很养耳的男人打来电话，询问她最近是否平安健康，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或意外，从头问到脚，非常殷勤且绅士。这是保险跟踪服务专员，主要任务就是确定她一切正常。

一次接电话时她打了几个喷嚏，对方马上关切地提醒她，北京中美医院跟AXA签订了互相认可协议，随时可以带着保险卡去那里就诊。

作为储蓄理财工具，外资银行吸引力欠奉。但作为投资理财对象，让人心动。

这些年来，洪晃一直没得什么大病也没出什么意外，偶尔的头痛脑热会去中美医院看医生。她算过账，平均下来，每年自费支付的金额不到三位数。

唯一觉得缺憾的是，身兼投资性质的寿险，在收益上不大丰厚。洪晃购买的终身寿险年交保费1300美元，交满20年，保险公司会在她65周岁时一次性返还10万美元。看起来似乎挺划算，交2.6万得10万。

可是，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洪晃越来越觉得自己购买的美元保险不够坚挺。洪晃决定再选择一款理财产品。标准很简单：要像AXA一样省心，最好是一对一服务，收益当然是高一点儿更好。

首先，国资银行她不考虑，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她觉得有些事实让她反感——ATM取出假钱，银行无责；网上银行被盗，储户责任；银行柜台多给了钱，储户义务归还；银行柜台少给了钱，离开柜台概不负责；ATM机出现故障少给钱，用户负责；ATM机出现故障多给钱，用户属于盗窃，被判无期……

这样的事情多了，洪晃就觉得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交给这些高高在上的大爷，还要随时预备着承担法律责任，心里就觉得憋屈。

她原本也没打算考虑外资银行。花旗银行进驻内地后就跟洪晃有过接触，她当场就决定不予合作——把钱存在花旗银行，不仅没利息，还得按年度给银行交管理费，银行的职责是给客户推荐理财产品。

如果只作为储蓄理财工具的话，外资银行无疑是吸引力欠奉。但作为投资理财对象，却能让人心动，尤其是它们主推的QD海外开放式基金，年收益率可达到36%。

洪晃选择了德意志银行——她很欣赏日耳曼民族的刻板、严谨，觉得这个民族的银行业也应该足以让人信任。

决定投资还跟另一个朋友郝婷有关。她大手笔地一掷8000万购买了星展银行的KODA衍生理财产品。洪晃熟知郝婷是极有财商的女人。就这样，洪晃购买了德意志银行的QDⅡ海外开放式基金，1欧元1股，她买了100万股。

外资银行私人理财的客户，说出去有面子。只是，这个面子有点贵，500万元。

买入后就开始跌跌不休，仅仅一年就遭遇腰斩，亏损达到46%。德意志银行的投资师很镇定地安慰洪晃：你看目前外资银行的206款QD产品，全部亏损，一半的产品亏损超过40%，亏损50%的有37款，亏损60%的57款、亏损70%的还有3款，跟它们相比，我们银行的产品已经算坚挺了。

洪晃很快发现，自己真的算是幸运的，与郝婷相比，自己只是亏损了一半本金，可她不仅把本钱赔了个干净，还倒欠下星展银行9000万。

KODA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属于境外产品，在欧美是禁止对公民零售的，是一种与股票挂钩的期权产品，它有四个特性：买入股票的行使价往往比现价低10～20%；当股价升过现价3～5%时，合约自行终止，但投资者至少必须保证一个月积累股份；股价跌破行使价时，投资者必须双倍吸纳股份；合约一年有效。假如一只股票价格为10元每股，与之挂钩的KODA产品售价仅为8元每股，但是当股票跌到1元每股时，投资者还必须要按8元每股的价格每天买入，且要双倍地买，中间不可取消交易，直至合约到期为止。

国外的投资者给KODA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IKILLYOULATER（我会迟早杀死你）。比起郝婷被KODA杀得死去活来，洪晃只能算是被QDⅡ杀了个半死。她觉得死也要死个明白，决定把QDⅡ搞搞清楚。

先是翻出了与德意志银行签的合约，全英文，49页，用词非常专业，洪晃的英语是很棒的，但看了三天还是有很多地方看不明白。但洪晃总算看明白了合约中这样的文字——不保证本金安全！

银行拿投资者的钱去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打新股购买信贷类产品或进入股市投资。赚了的话，投资者就有利润回报，亏了的话，就只能听天由命。至于银行投资是否正确、时间选择是否得体、买入卖出是否明智，投资者无权干涉。更不公平的是，投资者还得按照投入的本金每年给银行交纳管理费，无论赚了还是亏了——这是银行还是中国红十字会？不赎回吧，前途不明；赎回吧，已经亏掉的50万欧元就等于打了水漂。

好在蒋雯丽用她的实际行动给了洪晃莫大的安慰。她成为荷兰银行的客户不到一年，荷兰银行被苏格兰皇家银行收购，一年后苏格兰皇家银行又退出国内业务，客户被转给星展银行，两年内三易其主，她购买的理财产品层层缩水，目前跌入了两角区，亏损80%。

那段时间，洪晃见人就问别人有没有买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一口咬定没有外，大多数人脸上都有点讪讪的，刨根问底再问下去，清一色地做了中转站——赚的钱全都哗哗地流进了外资银行这个无底洞，没有哪个不亏的！

渣打银行、东亚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全都重销售轻投资，产品设计和理财协议条款极为复杂，将银行的风险控制到最小，对客户而言则风险极高。在巨额亏损后，他们连辩解都一样毫无羞耻：谁让你协议都没看明白就签字的？跟骗子得手后翻脸不认人没什么两样！